方秀洁 | 妇女文集的重新发现与重新审视

方秀洁 (Grace S. Fong)，1984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麦基尔大学东亚学系中国文学教授，并担任BRILL出版社《汉学研究中的妇女与性别丛书》的总编辑与中国文学与文化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编辑委员会委员。[图源：sohu.com]

专题导言

在往期的社会性别专题中，我们初步介绍了社会性别 (gender)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本期的专题将延续这一主题，从性别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儒家伦理社会中妇女的社会经验及文化贡献。此次推送的学术著作出自美国史学界80至90年代时期的一批新兴学者。她们中有美国华裔也有本土白人学者。基于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见解，这一批中国女性史学家对在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下的传统西方史学范式进行了批判，并重塑了以往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眼中的中国女性“被压迫者”的历史身份。通过本专题对著作导论的阅读，读者们会逐渐了解到中国女性作为一个异质多元的社会群体，在古代社会中以家庭场域为主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造诣及宗教活动。本专题推送也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不同女性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婆婆，才女，女教师，劳动者，药婆，产婆，贞女和缠足者等等身份在中国古代家庭及社会中的重要贡献。

——专题策划人：董安子

推荐语

今天的著作推荐将继续深入明清女性作家的写作实践。在对明清时期女诗人的文学表达进行深入研究时，作者方秀洁和魏爱莲究探讨了女性如何通过诗歌创作来将其作者的主体地位与其家庭、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相联系。明清时期开明世家对女性的文学诗歌教育使得诗词创作逐渐成为适合女性进行自我表达与社会交际的重要渠道。但与男性作家相异的是，女性作家的写作实践往往也是是空间性别化的产物: 闺阁作为古代女性的第一社交空间使女性的文本创作所产生的效果更加特殊。两位作者的研究框架由社会性别和闺阁空间性的交叉纬度构成。闺阁不仅是这些女性作家进行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也是她们进行书写实践的第一场所。方和魏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闺阁二元化认知：闺阁一方面是女性文化与同性交际的乌托邦式的存在， 另一方面又是女性悲惨际遇和深受压迫的反乌托邦式边缘之地。两位作者并由此提出，闺阁对于女性作家来说是一个动态的，具有渗透性的社会空间；在这其中女性用诗歌记录特定的生活场景，表达内心的冥思，书写自己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只有将女性作家的文本至于其所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中，我们才能认识到闺阁是女性生命体验的隐喻，而闺阁写作则是是一种由内而外产生的智识、想象力和对现实的批判思考

——专题策划人：董安子

早在1992年，《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就曾经出版了一期有关女性写作研究的特刊。当时，费侠莉（Charlotte Forth）在序言中已经指出对“重获的明清时期上层女性异常丰富的文学作品”进行的研究给学界带来的冲击。回溯这一时期可以发现，与其说“重获”女性创作的文本，不如说对于女性作家的“重新发现”更能准确地描述当时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1985年，由于胡文楷（1901-1988）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修订本的出版，学者们才初次认识到中国妇女，特别是明清两朝女性拥有如此丰富的写作传统。2008年，由张宏生等人增补之后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版）又再次出版。此次增订，补充了许多从地方志及地方图书馆中搜集到的新材料。《历代妇女著作考》共收录了四千余种有记载可征的妇女著作，作者年代从汉朝直至民国时期，该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妇女著作最为详尽的目录著作，也使学者们意识到，借用孙康宜（Kang-ISun Chang）多的女性诗歌选集或别集”。事实上，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社会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对于辛亥革命前中国妇女诗歌以及其他写作形式的重新发现，带动了新的批评手段与研究方法的产生，重新调整与塑造了研究议程，并转变了历史研究的重点与方向。无论中西，在历史、文学以及跨学科研究领域中，这些变化产生了一些令人激动的研究成果。

史学家高彦颐（Dorothy Ko）与曼素恩（Susan Mann）对17-19世纪女性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在撰写过程中，她们都曾经在中国和日本进行过文献调查，搜集妇女创作的文本。在《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出版十年之后，曼素恩又凭借《张门才女》一书赢得奖誉。除在书中征引大量史料之外，曼素恩还纯熟地阐释与使用了三代女性所创作的丰富的文学作品，并运用了“小说”式的叙述形式，重建了19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常州张氏门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再现了这些女性的主观感受以及历史能动性。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高彦颐和曼素恩都将女性自己写作的文本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并由此引申出新的论据与极富创见的观点，从而使得她们的历史研究带有修正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女性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思绪以及际遇等加以重视，才有可能解构那种过于简单化的成见，因而获得一种不同于既有观念的认识，揭示出中国社会与文化经纬的复杂多样。

尽管如此，在前现代中国，有机会在家中接受训蒙而知书习文的女性只是一小部分，那些有作品存世的女性就更为稀少。但是，即使境遇各自不同，有时甚或备尝艰辛，女性确实在进行并坚持阅读与写作，其中有些人甚至在生前就享有文学上的声名。这已成为一个充满意味的历史文化现象，其影响尚未得到彻底研究。文学研究者们，如孙康宜、管佩达（Beata Grant）、雷迈伦（Maureen Robertson）、魏爱莲（Ellen Widmer）和其他学者，致力于文本研究。这些学者从女性对主流文学传统进行谈判甚至干预的角度，从特定诗歌文类能够传达女性声音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视角，接近妇女写作，尤其是女性创作的诗歌。借助女性写作文本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些学者同样也勾勒出某些女性的文学与社交网络、诗文编纂活动的脉络，以及她们家庭与宗教生活的一些侧面。

谢道韫，字令姜，东晋时人，是宰相谢安的侄女，安西将军谢奕的女儿，名将谢玄的长姊，也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之子王凝之的妻子。《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安在一个雪天和子侄们讨论可用何物比喻飞雪。谢安的侄子谢朗说道“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则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因其比喻精妙而受到众人的称许。也因为这个著名的故事，她被看作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而“咏絮之才”也成为后来人称许有文才的女性的常用的词语 [图源：zh.wikipedia.org]

文学研究者评论文本的生产。但是，在探讨明清妇女写作时，他们仍然要面对一些无法忽视的障碍。最根本的一点，妇女著作文本现今大多都藏于中国各图书馆的古籍善本部，学者不但要查检它们现存何处，还必须进行足够数量的文本鉴定才能识别女性书写的形态以及抄写刻印等出版信息。尽管胡文楷的目录足以证明存在着数量可观的妇女著作，但同时也使研究者们清醒地意识到可供研究需要的别集的匮乏。20世纪90年代，虽然研究者们依靠的文献多种多样，但最方便获得的还是一些晚明及清代出版的女性诗歌总集或是专门辟出篇幅收录女性诗歌的选集，其中一些选集是由文人编辑，例如著名的题为钟惺（1574-1625）所编的《名媛诗归》（1626）以及汪启淑（1728-1799）的《撷芳集》（1785-1795）。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孙康宜曾列出一个包括十二部选集的基本书目。由女性编选的两部著名的总集——王端淑（1621-约1685）所编《名媛诗纬》与恽珠（1771-1883）所纂《国朝闺秀正始集》——受到了学者们更为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些选集在当时已广为人知，其他一些则印数较大并且流播较广，因此能够更好地得以保存与流传后世，与之相比，那些规模较小的女性个人别集，印数少，发行量有限，经常是由作者的家庭成员赞助出版，并将其出版视为一种文化资本。

高彦颐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社会、文化、经济趋势、商业性的坊刻、私人的家刻：家庭生活私人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明清时期的某些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世家望族中让女子接受教育的情形日渐普遍。女性自己也记录了她们如何热切地寻求父母给予她们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常常将诗作为一种自我记录的方式，终其一生都在继续写作。这些女性诗作中，许多主题及主旨借鉴男性学者文人诗作。对她们而言，诗歌也是一种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无论是在和平盛世的深闺之中，抑或是在社会政治动荡之际，作为难民躲避战争和叛乱，女性用诗歌记录特定的生活场景，用诗歌表达内心的冥思，记录自己的游历，为文集或画作题词，并书写自己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本书的相关章节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此外，有一些主题和场景特别被界定为带有女性特质，例如描写刺绣的诗作与绝命诗。对于明清女性文本生产的深入研究，必须与推进女性写作文献的开放性同时进行。

当认识到难以获取女性著作文献而导致的研究困境后，欧美文学研究领域中秉持女性主义理念的学者们，发起了保存和提供妇女著作以便研究的计划。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他们的努力在西方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今大量近代早期的妇女著作以复制或转录版本的形式出版，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女性——复制基本书库》（The Early Modern Eng­lishwoman: A Facsimile Library of Essential Works）。此外，欧洲近代早期女作家的电子资源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例如，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女性作家计划（Women Writers Project）为研究英国近代早期妇女的写作建立了一个可供搜索的“女性作者在线”（Women Writer Online）数据库；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ARTFL法国女性作家计划也是一个“可检索的数据库，收集了自16世纪至19世纪法国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

在中国研究方面，致力于明清女性研究的学者们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哈特藏书“（Hart Collection）中发现了宝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国古代妇女著作由“哈特藏书”中的53种明清妇女著作和另外四十余种普通古籍组成。这些收藏，使得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西方大学图书馆中拥有中国古代妇女著作最为丰富的机构。即使在中国，除少数例外，一般的大学图书馆也难与之相比。除去几种成书于晚明的女性作品总集之外，这些著作大多在清代完成，而且大都为女性个人别集。为了能使学者充分利用这一明清妇女著作的宝贵资源进行研究，从2003年到200S年，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联合实施了数字化计划，建立了“明清妇女著作“（MingQing Women's Writings）数据库及其网站。本书就是一批学者从网站上获取女性文本后进行分析研究后的学术成果，体现着他们付出的努力。这些学者力图提高对于前现代中国女性作者群体的关注，探寻女性写作的丰富性，并将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置于分析的中心，以此来修正以往对中国文学和前现代文化的历史认识。本书中有数篇论文，在探讨文类及作品主题等问题时，就重点使用了“明清妇女著作”网站上的文本和诸如搜索功能这样的资源，而此类问题很难经由其他途径获得相关数据。其余文章则大多还是运用更为传统的手段来利用这个资料库，主要是集中阅读一两种特定文集的文本。

在复原遗失之际，为了让西方普通读者也能了解女性作者的作品，对中国妇女著作的翻译计划也在认真进行。孙康宜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她与苏源熙（Haun Saussy）合作，联合四十五位学者，翻译了近一百五十位女诗人的诗作和诗论——其中大部分是明清女性，并将这些翻译以《中国古代女诗人选集诗歌与评论》（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之题出版。近来，在《彤管——中国帝制时代妇女作品选》（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一书中，尹维德（Wilt Idema）与管佩达对中国女性创作的各种类型作品的翻译令人印象深刻。通过介绍作者生平与历史背景，他们将这些作品置之于女性文学更为广阔的编年史中。

身为作者的明清女性

有关西方学界对中国女作家研究的状况，伊维德在新近的一篇综述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该领域的论著数量激增。除了上文提及的《清史问题》1992年特刊、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译作之外，学术期刊上也刊登了一些颇具见地的论文。这些期刊包括《清史问题》、《明史研究》（MingStudies）、《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以及1999年创办的权威刊物《男女》（NanNu：Men，Womenand Gender in China）。无论是在关注点还是切入点上，早期研究与本书内容之间都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可以借用两部标志性的论文集来说明。首先是魏爱莲与孙康宜合编的《明清书写女性》（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在导言中，魏爱莲对于书题中“书写女性”一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

关于“书写女性“（writing women），过去的十年的学术界只是刚刚开始记录她们在（中华帝国晚期）那个充满着活力的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类女性身上，一是高级名媛，尤其是在晚明时期，她们的皓慧与风姿为城市文化增添了亮色；一是囿于深闺的世家女子，她们在闺中即开始阅读与写作……同样与本书关系密切的还有男性记述的有关此类新“书写女性”的作品。这种情况始于16世纪后半叶。

事实上，该书反映出早期研究中对于晚明名媛的极大兴趣，她们的美貌、才华以及爱恋使她们成为具有浪漫色彩的文化标志，这种认知不仅在她们生活的时代存在，在20世纪中更为明显。该书的第一部分也是收文最多的部分（共有五篇文章）名为“书写青楼”。与这些女性采用什么方式或者说如何表达自己相比，对于她们是如何被描绘的研究，即使没有吸引更多关注，至少也足以与前者平分秋色；青楼女子被这些论文的作者们双重书写着——他们论述了男性文人是如何利用各种文体对其进行记录和再现。《明清书写女性》中的其余大部分文章也涉及男性对理想女性及女性特质的各种构建。事实上，只有两篇论文专注于女性自身的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即雷迈伦的《变换主体——作者序与诗中的社会性别和自我标识》（“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与魏爱莲的《明代忠义思想与〈红楼梦〉之后小说中的女性声音》（“Ming Loyalism and the Woman's Voice in Fiction after Hong long meng”）。雷迈伦探讨了女性自我表述中带有性别意味的修辞与技法，魏爱莲则深入分析了明清易代之际与晚清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女性尝试传记与小说等其他除诗歌之外的文类写作的条件。

图为清代画家孙温所绘的《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图源：zh.wikipedia.org]

两年之后的1999年，出版了第二部标志性的著作，即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所编的《旧日帝国中的中国妇女——新视点》（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其中也只收入了两篇与女作家及其著作出版直接相关的文章（全书共有九篇文章），即管佩达的《小维摩——江珠（1764-1804）笔下的佛教与诗歌》（“Little Vimalakirti: Buddhism and Poetry in the Writings of Chiang Chu[1764-1804]”）与刘咏聪（ClaraWing-Chung Ho）的《异性的激励——中国清代士人与妇女著作出版的目录学研究）（“Encouragement from the Opposite Gender: Male Scholars and Women's Publications in Ch’ing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Study”）。该书的时代限定（1000-1800）及内容上的多学科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论及女性作者的论文如此之少。如同宋汉理在《绪论》中所述，在宋代 “女性接触……文学文化的机会是有限的”。书中与女性相关的资料来源各异，所考察的女性类型也各不相同——从婚嫁礼仪的规范到各种类书，从寡妇、悍妇到稳婆——表明即使该书主要的探讨对象是中国妇女，但在这一多学科研究的框架之中，以作家身份存在的女性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

在明清两朝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景观中，女诗人或是女作者的存在都不容忽视，这是在过去二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已经被发现并被阐明的事实。这种存在带来了什么影响？明清时期，开明世家的女子可以接受阅读写作方面的教育，特别是接受如何写诗的培养，因为诗歌被认为是适合女性自我表达与交际的一种文类。不过，除了极少例外，女性的生命过程一般总要无可避免地经历婚姻，肩负起妻子（儿媳）和母亲的家庭职责。那么女性的诗人—作者角色或者说主体地位，如何与女性在家庭、社会与宗教生活中的角色相联系？作为诗人与作者，女性又是如何对她的这些角色加以表述的呢？女性婚后，由于自身或是家庭环境的不同，她们能否有机会经常、持续地写作也各不相同。丈夫、公婆和夫家上下所持的态度，通常是决定女性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愿意继续写作的关键因素。胡文楷书中著录的明清女性别集超过4000种，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女性自身的勉力与坚持。但是，刘咏聪等学者以同样充分的证据指出，女性著作要想得以出版留存，只有借助他人的支持、鼓励与襄助，尤其是她们的丈夫、父亲及其他男性近亲。

写作中空间性别化的产生——框架与结构

如书名《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所示，本书的结构基础是两个概念——社会性别与空间性。如果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特定用语重新界定，社会性别意味着将分析焦点集中于作为作家的明清女性，并用相关术语解释她们的文本创作产生的效果；此处的空间性指的是闺阁这一组织性概念（organizing notion），是性别化书写活动的场所，也指因身处闺阁内外而产生的智识层面的、想象性的与真实的社会空间。本书的理论框架借用了“闺阁”这一源于女性生命体验的空间隐喻，意在提醒读者注意书中论文是如何对女性的写作实践与儒家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产生质疑的。

由于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正确位置和功能与男性在外部世界中的正确位置和功能被认为是相互补充，因此，女性写作产生后，在公众生活中并无认可的功能或地位。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中，女性始终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也无从在国家官僚体系中任职。将女性的文本实践置于一个空间架构之下加以探讨，意在质疑前现代中国文化中对性别空间进行的内与外的标准化划分。在此过程中，我们舍弃那些认为“闺阁”具有二元属性的观念，以为闺阁一方面是女性文化与同性交际（homosociality）的乌托邦式的存在场所，另一方面又是女性际遇凄凉的反乌托邦式的边缘之地。不难看出，本书的理论框架及其边界都并非来自外界施加，而是源自诸位学者对于明清女性作家的合力研究。对于论文中所论述的那些女性，正是透过她们的作品，我们才得以知晓她们是如何动摇并越过了看似坚不可摧的壁垒。通过复杂多样的文本形式或主题模式，这些女作家创造出希望与欲望的微小空间，开辟了自我情感与个人志趣的隐蔽地带，清楚地或不那么清楚地倾诉着自己的人格理想。在写作中或是通过写作带来的由内向外的空间延伸，对个人、社会及公众领域界限的跨越，以及女性空间从根本上得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与拓展，构成了本书的四个部分。

深受“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律影响，中国古代女性长期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活动大多只限于自己所处的闺阁范围内。[图源：footbinding.com]

第一部分《门内的世界》包括两章，着力研究女性诗歌写作中的两种在闺房或家庭范围内创造上演的亚文类。方秀洁在《书写与疾病——明清女性诗中的“女性情境”》中探讨了士绅阶层女性诗歌中的疾病主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疾病与写作的关系。通过使用“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中大量明显记述疾病情境的诗歌，作者对诗中出现的疾病类型进行了分类，并将女性有关疾病的诗作与男性文人创作的同类题材诗歌并举，从而将女性诗作置于比较的框架下。作者由此证明对疾病的体验与表达存在性别化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中，女性利用疾病所具有的潜力构建的另类空间常常是一个充满了创造性与想象力的所在。马兰安（Anne McLaren）也从比较的角度，对前现代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哀伤“表演”进行了研究。在《哀哭——明清时期女性悲情的表演》一文中，马兰安考察了江南地区南汇农村妇女表演的由来已久的哭嫁与哭丧仪式，以及晚明时期江南世家女子写诗哀悼她们故去的近亲这一现象。在表达文化（expressive culture）中，无论女性是否识字，她们所表现的性别待有的哀伤会受到不同的“文类规则”的影响。作者对这些“文类规则”进行了比较。通过研究，作者对前现代中国女性抗争的范围提出了新的见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步”男性对“传统”女性诗歌持有偏见，认为此类诗“情感造作”，马兰安的结论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

方秀沽与马兰安的研究关注于女性的写作实践是如何与“女性身份”的各个层面发生联系的——无论是在具体的、象征的或是仪式的层面，还是对生活体验或是特定性别职责的表达。在二文中，女性的生活背景皆是家庭内部，其间所生活的大多为亲戚眷属。第二部分的文章重点探究女性编辑文学选集而带来的“更开放的视野”。对于承担起编辑职责的女性而言，编辑文学选集显然让她们有机会进入一个非亲属关系的空间，并借此获得权威地位。凭借对于女性选集的专业知识以及获取资料途径的便利，魏爱莲在《重拾过往——1636至1941年间的女性编者和女性诗歌》中对六位女性编者、她们各不相同的编辑动机以及她们编辑的女性诗歌选集进行了讨论。这些选集的成书年代从明朝末年直至民国晚期，魏爱莲将它们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比较框架内进行检视，并由此对编撰女性选集的历史进行了一番回顾。与之相反，罗彬（Robyn Hamilton）在《看不见的手——骆绮兰及其选集的背景》一文中对一位编过数部选集的女诗人进行专门论述。骆绮兰（1755-1813后）早寡，在由同时代的女诗人以及如袁枚（1716-1798）这样的男性导师组成的群体中，她表现出对文学的热切追寻。她的天分及兴建，特别是她的社会关系——那些出现在她的选集之中并且在罗彬的文章中被加以剖析的女性和男性，令她得以摆脱闺阁封闭的空间，从而进入罗彬所述的“18世纪晚期文学贵族”这样高雅的世界之中。或许部分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文学女性社会交往逐渐开放的回应，或许部分是对19世纪中期因外国入侵和内部叛乱而造成的衰败心有感触，有编撰者收集整理了吴宗爱（1650-1674）的诗集。这些编撰者全部为男性。华玮的《由私人生活到公众展演——对清初女性吴宗爱的记忆建构与重写》揭示了这些男性热衷编撰吴宗爱诗集背后的道德倾向，吴宗爱被认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亲免遭叛军伤害而自尽的。这一个案研究说明了长期存在的男性表彰者的传统，在看似混杂的各种因素的激励之下，男性发掘、还原女性的生平与诗歌，并将女性树立为道德典范。对于吴宗复其人其诗，这种从“私人”进入到“公众”的转向并非是女性自身能动性作用的结果，而是源于男性编者、传记作者和剧作家的推动。该文提醒我们注意男性的介入对女性作家以何种方式被铭记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明清女作家确实表现出对于既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其中仍有许多女性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质疑与逾越这样的角色定位。这一点可以通过阅读她们的文本实践而知晓一二。从她们文本中表达出的那些同性之谊、质疑与逾越的声音中，可以感知到新的力量的产生与对未知情感地带的探寻。第三部分“走出传统女性角色”中的三篇文章即是对女作家在文本中进行的“试探”与逾越所作的研究。在《明清之际的女子诗词与性别界限》一文中，李惠仪（Wai-yeeLi）对几位女性诗作中发出的令人瞩目的、挑战性别特征的异见之声进行了讨论，这些女性都生活在战乱频仍的朝代更迭之际。通过对她们的诗作进行分析，李惠仪表明女性如何通过积极投身于忠于前朝的抵抗活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这些女性带着几分自觉意识，在诗中将自我形象塑造成具有尚武精神的英雄，诗中有关性别界限的意象也变得模糊。李惠仪认为，对性别角色限制的不满，是女性在历史紧要关头积极参与政治的前提、动力或者是结果。她们所发出的勇敢之声，预示了下一代女性作家表达出的强烈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意识。这些下一代的女性作家亲眼目睹了19世纪毁灭性的社会混乱（见下一节曼素恩的论文）。管佩达（Beau Grant）《禅友——17世纪中国闺秀与比丘尼之间的诗词交流》一文中的女诗人虽然也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但是，仕绅女性与比丘尼以另一种方式跨越了双方之间存在的空间与社会界限。这并非缘于社会混乱与王朝瓦解，而是因为双方在学识与所接受的文学训练上的相通。俗世女性能从尼师脱离家庭的束缚、超越尘世的羁绊中受到启发，而方外女诗人也能够与自己投契的俗世友朋分享自己文学上的心得，这样她们可以继续置身于文学网络之中，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出家前本就属于这一网络。仕绅女性与比丘尼结下的笔墨之交为双方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精神与智力空间，对女性行为的传统限制进行了挑战。胡晓真在《血债血偿——女性弹词小说中的战争暴力与爱情隐喻》一文中，对于性别越界的分析并未过多地集中在女作家生平与社会实践之上，而是对女作家创作的弹词体韵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所表现出的激烈行为进行分析。弹词由女性作者为同性而写，这种独特的女性文学类型允许女性作者以虚构的方式探讨激进的性别越界议题。在此过程中，她们采用文学表现女性所从未涉足的领域。胡晓真对几部叙述女性赢得战功的弹词进行了重点讨论，这种胜利既有字面上的意思，也带有隐喻的含义。这些女作者似乎热衷于对暴力场景的生动描绘，女性在其中不再是受害者，而是像勇士一样去战斗。流血演变为对忠贞、爱情以及激情的隐喻。这些仕绅女性或许只是在自己的内闱中进行创作，但她们的文学想象力却游走于按性别划分的空间之外。不仅对弹词作者，对许多诗人而言，这种创造性的越界也同样存在。

第四部分的文章，从对女勇士的文学叙述回归至女性视角中的帝国晚期历史现实。这一部分标题为“个人与政治——对外界的回应”。首先是李国彤的《想象历史和皇朝——福建闺秀之居家与羁旅》一文。李国彤的研究关注东南福建地区中的仕绅女性作为男性官员家属，如何在随宦过程中建构起有关家国的体验。从中我们发现写作主体“天下太平”式的想象，她们在历史与地理空间上所拥有的对于帝国的归属感尚未被19世纪下半叶的残酷现实打破。这些温和间或带有思乡情怀的声音，与曼素恩在《闺秀与国家——19世纪乱世中的女性写作》一文中探讨女作家表现出的对社会的日益关注与危机意识截然相反。曼素恩在文章中讨论的例证，清晰地勾勒出女性诗歌中对于空间与主题的重构。无论是在家中写作，或是在避寇流徒的途中，女性作者诗作中的诗歌主题日见宽广——她们对社会积弊、治国方略以及政治问题加以评论。身处19世纪分崩离析中的帝国，她们记录下这些危难时刻，并且敢于说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即使她们感到无力挽回时局。同时，富有学识的女性在诗中表达出紧迫之感，而男性维新者对女性政治潜能不屑一顾或是视若无睹，这种差异性也在文章中得到说明。但正如曼素恩所指出的，尽管在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中，这一代女性作家被视为落后的代表，她们却是20世纪早期被称为“新女性”的未被承认的先驱。钱南秀在《薛绍微及其戊戌诗史》一文中，对这些先驱中的一员进行了个案研究。钱南秀在文中记述了一位女诗人对于19世纪末发生的政治变法作出的积极响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薛绍徽的事例可以清楚地说明传统诗歌所具备的适应力。薛绍微的诗歌创作已经跨越了内与外的界限，她的诗作记录下家庭内部性别关系的微妙变化，并以时间顺序记述了维新运动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从政治辩论到军事冲突，以及西方科学的引入。

对于这些明清时期女性作者的关注重心和研究方向决定了本书的结构框架。本书的主旨与论题，是在对她们留存至今的诗歌及其他作品的研究中产生的。在中国与西方，随着年轻的和资深的学者致力于恢复和检视中华帝国晚期女性令人瞩目的文本创作，新的批评与理论分析将继续发展，新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也会继续出现。本书以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结论部分作为结语。雷迈伦在关于明清女性及其作者身份的文章中，使用了“小众文学”（minor literature）这一理论概念。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里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对此概念有过详细阐述，认为“小众文学”是可以“实现历史变化的可能性的场所”。雷迈伦也这样理解这一概念。“小众文学”代表着富于生产力的空间——或许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其间，少数族群、边缘人群或是附属阶层，都可以借助主流语言工具去建构起差异化的存在，当然这样做也并非毫无问题。针对明清妇女文学文化这一尚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雷迈伦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本书中的一些论文如何展现出“成为”和转化的过程，以及明清女作家这一少数群体在这些过程中如何转变，魏爱莲进行了总结。随着对于她们生活与创作认识的加深，我们期望她们的著作继续挑战与拓展我们对从清末到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文学、文化及社会所持有的既有观念。

*本文节选自【加】方秀洁、【美】魏爱莲《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1-17页绪论，译者为石旻、王志峰。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清代画家孙温的红楼梦系列绘画中关于海棠诗社的图

【鸣谢】

专题策划人：董安子（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性别与女性专业博士研究生）

〇编辑：柏崎    〇排版：空谷

〇审核：岂尘/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