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劳 （Peter Michael Blau 1918.02.07－2002.03.12），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建设工作，探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问题。曾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过 1973－1974 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图源：WikiPedia]
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 Meyer）于196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暨社会学的讲座教授。他曾在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执教。[图源：ChineseGlobalizationAssoication]
在结论性的这一章，我们要回到经典社会学的难题上来，即科层制管理和民主治道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民主治道依赖于科层制管理平等地对待公民、主持大规模选举、和建构其他民主制度。同时，科层组织的权力，无论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都对公民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构成巨大的威胁。所以，科层制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魔鬼。如果没有科层制管理，现代国家和现代企业几乎就没有收益，尽管科层制在某些方面与民主价值观深深地对立。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前面讨论的要点。首先，我们介绍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并注意到其中心命题是：科层制承担协调和控制，进而获得管理效率。我们注意到，尽管现代科层制中的许多日常行为偏离了理想的遵循规则和规范的纪律性行为，但科层制结构的权力仍然值得注意。许多事实都证明了科层制的权力。尽管非人格控制机制基本上取代了面对面的命令，科层制权威仍然无所不在。许多研究都发现了科层制结构各个层面的伴生物，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都表明，导致科层制兴起的因素存在于组织的内部。多数可计量的环境和外在与组织的因素对科层制结构的影响甚小。真正影响组织的环境因素是其他组织（即作为环境的组织），即科层制的强势影响。我们还注意到，尽管许多反功能有损于科层制的长远效率，科层制的替代模型也有许多局限性，特别是在复杂或快速变化的环境下，集中控制模式必须得到维持。因此，第一个结论（一个与韦伯理论和二十年的研究实践一致的结论）就是，科层制原则的确在管理中做到了协调和控制。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 1864-1920），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图源：WikiPedia] （相关推文请点击链接阅读：韦伯 | 社会行为概念）而科层制是否总是产生高效率，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与传统的管理形式比较，科层制无疑有其优越性。与新的组织原则（即在大型企业中用财务控制代替命令等级制）比较，科层制也许有一些劣势。只是，这些新组织原则仅仅用于企业组织，即使在企业中，这些原则的高效率也没有被充分地证实。因此，第二个结论是，运用科层制原则可以获得管理效率，即使在某些场合不能获得管理效率，替代的管理原则也许更不怎么样。前面各章从另一个角度讨论的问题是现代科层制的缘起。只是，尚没有统一的命题描述科层制的历史发展，相反，却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历史观察。譬如，韦伯注意到，大众教育和文化、货币经济、现代交通和通讯、（更重要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所有特征），都是科层化发展的条件。现代西方社会的经历也说明了科层化的发展。在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欧洲），为了获得管理效率，企业的科层化先于政府。而政府科层化则是反腐败的产物，是钳制大企业权力的手段，也是提供教育、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手段。这样的历史过程同样说明了科层结构的权力。创立科层制之初也许是为了私人目的，但同样的科层原则后来被运用于遏制私人权力、服务公共目标。因此，第三个结论是，如果满足科层化的社会必要条件，科层组织原则便可以服务于多种目的，即使目标之间相互对立。这三个结论（科层制是集体行为的强势工具；一般而言科层制是高效的，即使是低效率，也不容易被替代；科层制能够服务于多种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目标）说明了为什么科层制与民主治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为了保证所有人的民主权利（不包括各种社会的初民），需要有强势的集中管理。另一方面，科层制强势又通过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下而创造了不平等，无论是商业组织、政府机构、自愿性组织譬如政党和今天所说的“特殊兴趣群体”。新英格兰（美国东部）小镇会议（会议中，每个公民都对政府工作有有效的影响）展示的18世纪参与性民主理想历史性地被科层化替代了。的确，选举表现的仍然是大多数人的意愿。但是，立法和决策越来越成为了组织和专家之间的争夺战，因为组织能动员无数资源，专家有能力支持其欣赏的观点。这就造成了公民个体中的困境，他们觉得不断被排挤在影响政府的势力（或类似的其他势力）之外。尽管韦伯知道科层管理天生就有反民主的趋向，但把问题讲得最透彻的是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寡头铁律》。书中说到，“是组织把当选者凌驾于选民之上，把代理人置于委托人之上，把代表置于被代表人之上。谁说组织，谁就是在说寡头。”米歇尔斯所说的铁律，反映了欧洲19世纪后期的政治情形，即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在政党之间形成充分的竞争，每一个政党都由一小撮精英控制。但是，他阐明的原则仍然说明：那些控制大型组织的不仅有权，而且有兴趣维持自己的权力，其结果是，他们的行为不一定与民主治道的理念相一致。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是一位著力于描述精英的政治行为并对精英理论有贡献的德国社会学家。他是马克斯·韦伯的一位学生，著有《政党政治》，并于书中描述了“寡头铁律”。[图源：WikiPedia]
科层制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许多类型的组织革新。在某些情况下，日常管理的要求便有意思地变成了分享的和民主的决策过程。在另一些情形下，科层制的关键因素得到了保持，但控制寡头的和反民主的机制却产生了。第一种，我们称之为反科层制组织；第二种，我们称之为组织民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相当数量的组织拒绝将理性科层制模型作为组织的基础。包括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民主的或其他的组织，涉及到学校、医疗卫生机构、食品公司、等等，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即社会和政治信念优先，并特别轻视大型科层系统的正式理性。另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否认传统的权威、崇尚集体权威、取消正式规则、运用人格的或道德的强制力量以保证顺从、用社区理念取代非人格理念、用精神和物资激励的结合取代纯粹的物资激励、少量酬劳以及少量内部差别。总之，拒绝科层制权威是集体主义组织的核心。在集体组织中，决策就是权威，因为在决策的过程中，所有的组织成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和平等的参与。但是，这样的民主理想明显地区别于“民主科层制”“代表科层制”，甚至区别于代表民主制。在这种直接民主形式中，人们不赞同已有的秩序規则和协定，不使用正式的提议和修正素，通常也不是用投票选举，多数全体并不占有支配地位，也没有两党制。取而代之的是“民意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所有成员用集体的形式讨论问题和商讨决议。
尽管没有对这种替代性的或集体组织的调查，但是有理由相信，近些年集体性组织的数量在急剧下降。斯威德勒（Ann Swidler）注意到，这类组织的削弱既不是因为反叛（因为它们没有首领），也不是因为过分的科层制刚性（因为它们没有一点科层制的东西），而是因为其碎片性。造成碎片性的原因有很多，譬如没有足够的时间既进行民主决策、又完成组织的任务；在任何参与过程中都找不到足够的共同兴趣和观点；参与性决策过程固有的冲突层次超过了人的管理能力。此外，外在的力量，特别是其他（几乎是所有）组织，常常会表现出对集体性组织的敌对状态，而且不是某一个组织如此。反科层组织的强势在于它有能力用其理性主义理念感召人。毫不奇怪的是，当其理想的旗帜成意识形态的冲突发展的时候，反科层组织的弱势也就表现出来了。传统管理体系具有类似的弱点。读者也许还记得第四章已经说明，传统权威管理冲突的能力是很弱的:只有严格限定官员来自于大资产所有者，并由此平息阶级差别的时候，传统权威才有效率。当然，传统权威具有当代组织所没有的稳定性资源，即社区强势群体的支持。但是，无论是传统权威，还是最近的反科层组织实验，都不能成功地处理理代社会存在的人的信仰和兴趣等深层的、经久的差别。
现在我们讨论科层制是否为保证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要问科层结构是否能比传统或是其他形式的组织更好地管理冲突和差异，或者通过把组织机制建成科层制从而防止有权力的官员运用自己的权力遏制有效的反对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工会特别有意义，因为工会主张发展民主、减少不平等、为普通工人谋福利，（正如其他组织一样）历史上工会也为终身领导干部所把持。米歇尔斯的铁律认为工会的寡头控制有几个原因：领导垄断政治和沟通技巧；他们希望呆在办公室；普通工人多数对工会政治表示冷漠。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关于国际印刷行业工会（ITU）的。李普塞特、塔鲁（Martin Trow）和科尔曼（James S. Coleman）试图解释哪些因素在劳工组织内部削弱了寡头并保证了民主。ITU的特别之处（的确，ITU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会）在于它有两个派别，经常变换领导权，其成员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李普塞特及其同事发现，是这些条件产生了ITU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结构。许多独有的历史特点对ITU内部的民主做出了贡献。包括识字（一个世纪以前这个要求对印刷工人来说，识字是必要条件，但对其他体力劳动而言却不一定），在早年工人运动中印刷工人的领导角色（由于它们控制着工会的印刷品），印刷工人控制着他们的工作环境。此外，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至今，ITU内部发展了两派制，它使反对派有义务担任领导职务，领导有义务提出计划。也很重要的是，ITU成员不愿意为当选官员支付高薪，所以，工会干部的收入并不比印刷工人的收入高出多少。
国际印刷行业工会成立于1852年。1892年，工会成立了国际书籍装订兄弟会。图为该兄弟会于1908年在盐湖城的合影。[图源：WikiPedia]还有一些因素使ITU内部的民主得到了维持。最重要的是李普塞特、塔鲁、和科尔曼所称的“职业性共同体”，工会成员与ITU其他成员的关系就体现在共同体中。和其他工人比较，因为其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印刷工人更倾向于建立一个职位性共同体。很多的印刷工作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大多数报纸印刷工人的工作），这意味着印刷工人不能参加在夜晚举行的各种正常社会活动。顶替病号和雇用临时工办法也促成了印刷工人之间的紧密人际关系；因为规则容许病号自己选择替班的人；由于实行每日抽签制，每个印刷工人每天都要到工会总部去找一些临时工作。印刷工人的边际地位（他们受过教育、有很高的收入，但他们仅仅是蓝领工人，不可能和白领职员建立正常的关系）也使其倾向于建立职业性共同体。运用调查资料，李普塞特及其同事说明了ITU中印刷工人职业共同体的民主性。与其他印刷工人认同、与其他印刷工人具有广泛社会联系、在印刷工人俱乐部活跃的印刷工人也是知识广博并参与工会政治的人。还有，职业共同体对参与工会政治的影响与单个印刷工人的意识形态敏感程度（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工会政治）无关。与印刷工人高层政治活动有关的是职业环境。ITU的组织结构也与部分印刷工人的高层政治活动有关。与其他工会不同， ITU成员工作在不同的组织，从只有两台印刷机的车间到拥有几百人的大型报纸工厂。传统上，这些工厂（印刷工人的暗语为“教堂”）相互之间都很独立。大量的小工厂本身并不能保护政治观点的多样性，工厂规模的差异的确影响到对政治的兴趣和参与。总之，大工厂的政治兴趣、活动、知识比小工厂要丰富，但是，政治参与程度最高的是那些规模略高于平均水平的工厂。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这种非线性关系是群体同质性的函数：在最小的工厂，紧密的社会关系维持着观点的统一性，所以有相对低的政治参与度；在最大的工厂，各种观点都可以找到相似观点同路人，因此，没有必要一定进人高层政治活动。比较而言，在一般规模或略高于平均规模的工厂，具有足够的观点多样性，却没有足够的同质性政治小群体。因此，平均规模的工厂历经了最高层次政治讨论，刺激了政治活动。李普塞特、塔鲁和科尔曼对ITU的研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技术的变迁和报纸产业的变迁使ITU与50年代时大不相同。尽管如此，对ITU的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指出，在社会上维持了民主的环境同样也帮助大型组织维持了民主。这些环境条件包括高水准的文化教育、反对派掌权合法的信念、超越工作职位的强烈共同体感、小群体自治和小群体规模的差异性。不是所有的组织都具备这些条件。的确，教育和文化是劳动力的特征，而不是组织的特征。但是，有些激励民主的环境条件在组织的正式结构中可以被制度化。激励自由表达并因此激励了反对派的规则也可以被制度化；可以发展职业共同体；小群体也可以有相当的自治。现代大学尽管实行科层管理，却也具有大多数民主环境条件，并因此保持了民主管理。的确，在大多数高等学校，教师和系所的自治使得等级制权威相对弱小。只是，顶级管理者拥有大多数权威、根据规则决策、一般也根据非人格原则决策。和ITU一样，现代高等学校也许是一个例外，但是，这些例子的确说明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并不意味着权威的集中化是铁板一块。一个不断提出来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把科层制弃之不用？即是否有些科层管理的替代形式，保证既有科层制的优点，又不产生科层制的成本和矛盾。科层制难题存在于政治的两个极端。四十多年以前，目睹了纳粹滥用权力的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出于许多原因，科层制对人类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人多有害的影响。曼海姆提出，科层制用他所说的功能理性（仅仅寻求达到由他人决定的目的方法）代替了实质理性（人类自我追寻目的的能力）。同时，一位非常保守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提出，他相信科层制对个体自由所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密塞斯写道，科层化用非自愿的遵从规则和上司意愿，替代了自由市场选择。四十年前人们对科层制的焦虑变成了今天反科层制的意识形态。譬如本尼斯（Warren Bennis）就不断地说科层制即将死亡。一些宣称组织不再存在的当代经济学家认为，组织的存在将仅仅表现为自治个体之间的“一种契约联结”。里根总统用对抗中央政府的策略赢得了两次大选。在社会科学领域，意识形态的作用始终是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是一些通过观察确定和证实了的因素，它们与意识形态的信念并不一致。一个因素（在本书的前面章节中已经讨论过的）是那些依赖于法理权威的组织的不断成长和其他科层陷阱。另一个因素（对组织的广泛研究已经观察到的）是管理问题的核心作用，即在企业和非企业组织的许多关键决策中不受经济算计的引诱。正如我们期望会有意外一样，根据科层制原则运作的大型组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社会景观的重要部分。无论我们怎么期望，时钟都不会倒转。科层制无论如何也不会凋萎。几乎没有机会让人们回到小农、小商和手工时代。现代社会已经相当分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无法离开哪怕是简单的社会组织。与其期望不可能的事情，还不如思考如何测量个体性和民主在多大程度上与大型科层组织产生必要性同构。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们将提供几点意见。首先，我们必须知晓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解决方案。“自由市场”（政府的保守主义批评者提出的科层制管理替代品）似乎有一些优势。譬如，苏联国家计划经济和西方民主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工业生产的差别就是证明。无论如何，讨论纯粹市场方案的时候，必须记住几点。第一，现代社会的核心经济行动者是科层化的大型企业。的确，是有许多小企业，但大部分经济活动还是来自于大型企业。科层管理和市场竞争的结合构成了经济效率。仅有任何一方都是不够的。第二，没有人会反对政府利益和服务（至少不会反对自己的利益和服务）。人们反对政府的垃圾，“官僚作风＂，反对对公民生活的干预，反对政府让军人花7000美元买一个咖啡壶、花700美元买一个烟缸，却让农民和销售者不断地等候汽车或农用机械的使用。对此，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服务于各种目标。有些项目在某些人看来也许合法，另一些群体也许认为毫无必要。无论是合适还是毫无必要，政府项目是由当选的民意代表制定的，而不是由官僚制定的。第三，自由市场就是不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在市场功能很弱的时候，人们没有必要不现实地把市场推到万能的地位上。譬如，试想，飞机驾驶员在接近机场的时候是应该抢道呢还是直接听从根据科层规则得到的指令去排队？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由不确定和安全性问题所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由于关注效率并通过竞争所得到的收益。应该看到，参与市场竞争的是企业，企业是科层化组织起来的；大多数人渴望政府服务，政府服务则是科层化管理的；竞争性市场不能处理某些问题意味着把科层制抛在一边是不现实的。现代生活需要市场和科层组织的均衡，而这样的平衡又是任何简单语言都不能描述的。
图为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时期，人们排队采购物品。[图源：每日头条]
还有，尽管科层制对个体性和民主构成挑战，但是科层组织工具同样可以用来保护个体性和保证民主治道。在美国，公民就很容易组织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组织。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现在，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民主依赖于公民通过组织进行行动的意愿，而不是把个体隔离开来或孤立起来。同样的工具近些年被用来在工作场所激励民主。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工人要求占有所在公司的股份因而对其工作环境极少需要直接控制。在欧洲，让工人对企业的发展方向担负充分责任的共同决策（把工人的意见带到董事会）和自我管理，使车间的民主更加发展。重要的是，工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如果工作不平等仍然存在，保证共同决策或自我管理并没有保证民主。只有当工人认识到行政和管理技能对组织的成功至关重要时，工作的不平等性才降低了。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图源：WikiPedia] （相关推文请点击链接阅读：托克维尔 | 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最后，还需要提醒一点。对科层组织工具的运用必须小心谨慎。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指出的，组织一旦建立，就倾向于存在下去。构成组织惯性或长久性的原因对许多人来说是多样的（不仅是因为组织的建立产生了可见的利益如雇工），但是，一旦组织进入常态运作，则还需要一些符号特点。维持组织是有好处的。当组织强调的问题不断出现并不断需要解决的时候，就有必要让组织长期存在。让组织长期存在也有一些明显的坏处，特别当组织达成了最初为之建立的目标时。一项比较研究表明：由于法律问题不断出现，为了保持公正，就必须根据相同的原则进行处理，所以需要一个永久的司法体系。但是，如果在和平时期仍然保留战时的军队的规模，就会对民主治道形成威胁。不过，许多长期存在的组织并没有这么显著的功能。包括非盈利的慈善组织与其他科层组织职能重复的政府机构，企业的一些看起来没有盈利、对长远目标没有可见贡献的分支机构。当自我永存成为组织压倒一切的目标时，就会出现一个共有的难题。对地位的屈服使得组织抵制所有的变迁，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更是抵制变迁。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有科层组织中或多或少存在的反民主倾向就会急剧恶化。这时就必须比较使组织永久化的长远利益和成本。用于完成具体任务的科层管理高效率，必须与随时间推移浮出水面的科层制劣势形成均衡。韦伯在其关于科层制的著作中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即科层管理既是民主自由的保护神，也是民主的障碍。如果考虑我们的期望，现在尚无科层制的简单替代品。科层组织和组织技能对保护民主至关重要。但是，过分的科层化又会妨碍民主。因此，科层制并不是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简单办法。科层制与生俱来就有一些难题和两难，即不能逃避，又不能解决。相反，一定要正面对待这些难题和两难。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一旦要考虑科层管理的替代这便是唯一的选择。*本文节选自（美）彼得·布劳（Peter M. Blau）、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 Meyer)《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民、邱泽奇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封面图为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时期，人们排队采购猪肉的盛况。[图源：价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