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内 | 父爱主义的程度

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28年生，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瑞典科学院院士，以对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批评和分析著称。1986-2002年，任教于哈佛大学。1986年春，在美国留学和访问的许多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邹恒甫、胡祖六、许成钢等都曾听过他的课。[图源：Wikipedia]

引言

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不做详细的分析。现在，我们仅仅论述一下制度结构的一个方面，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要求做全面考察。选择这个论题，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短缺。

我们从一个类比开始，即考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五种不同的“纯粹”情形要区别开来。

程度4：实物给予——被动接受。新生儿和几个月的婴儿不能用语言表达他的需要。父母以“实物形式”给予他食品和衣服并担负他的全部物质需要。

程度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孩子仍然住在家里并以“实物形式”从家里得到他所需要的每样东西。但他现在能说话并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不用恳求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有时他恳求某样东西，有时提出要求。这取决于父母是坚持自己的意愿还是同孩子做某种妥协，满足他的愿望。父母和子女之间确实存在“讨价还价”。

程度2：货币津贴。孩子已经长大并离开家，但在生活上还不能自立。比如，他不同父母在一起，而在另一座城市上大学。他的生活费用仍由父母负担，但现在是把维持他生活所需的一定量货币交给他去花销。假使他想多花，他就得多要。恳求、要求、抗争、妥协，讨价还价没有停止，只是转到另一方面：争论的主题变为津贴的多少。

程度1：自立——有助。孩子已经长大并自己谋生。他基本上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他赚钱越多，可花的钱就越多。但他的父母还健在，如果他遇到困难并请求帮助，父母将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程度0：自立——无助。过去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自己养活自己，父母也已经去世。他的经济状况完全取决于他的收入。如果他遇到困难，没人在经济上帮助他。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

上述五种类型以下将称为父爱主义的程度。在现实中可能出现更多的类型，纯粹类型的组合也很多。但这五种程度将足以表明我们的思想。

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地位

现在让我们离开类比并转向经济生活的分析。在我们的公式中用国家取代父母，用微观组织（企业、非营利机构、家庭）取代子女在国家与微观组织的关系中父爱主义的程度，是一种体制重要的本质特征。

表1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同企业的关系

我们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为具体的例子，说明父爱主义程度的经济含义。我们的主要论点概括在表1中。横行表示五种程度的父爱主义。表中有两栏，一栏表示企业怎样获得当前生产所需投入品，另一栏表示它怎样获得投资品。在每栏中，左边一列代表改革以前在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下的情况，右边一列代表改革后的状态。从两个右列可以知道1968年匈牙利改革以来情况的变化。表中，符号“+”表示投入分配方面父爱主义的程度,符号“+”表示占优势的或典型的程度。我们现在来逐行说明上表。

程度4：实物给予——被动接受和程度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在这两种程度上，中央部门按配给方式在企业之间进行投入品的实物分配。货币事实上在这里不起实质上的中介作用。程度4是最极端的情形，表示不考虑或不认真考虑使用者意见的中央命令。在传统的管理体制的运行中，这种程度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国家和部门出现的频率不同。但是，传统时期在分配当前投入品和投资品上，最典型的还是程度3。中央部门作决策，但决策时要考虑有关企业的愿望。如果企业对分配不满，它将要求更多的配额。也许企业会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或进行“暗中活动”,以便实现自己的愿望。“对计划讨价还价”的现象在这种经济管理形式中是屡见不鲜的。中央有关部门希望企业投入更少产出更多，讨价还价正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

程度2：货币津贴。这种程度的父爱主义只是改革后才在企业部门的投资分配方面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当投资项目在企业内部进行，甚至项目由企业提出，但其所需资金完全来自中央部门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之间便产生这种关系：进行投资的企业想要更多的货币，而决策部门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企业的要求。

程度1：自立——有助。这是改革后最广泛的形式。当前投入品完全或几乎完全在这个基础上分配。依据通常宣布的原则，企业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它应当用出售产品的收入来弥补自己的支出，靠自己的收入来维持。但如果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家将以一种或多种财政资助来帮助它摆脱困境。在前两篇文章分析预算约束的软硬时，我们详细讨论过这种现象。

企业用自有资金投资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企业能够用自己的收入弥补成本。但如果出现财务困难（如计划成本被超过），国家将帮助企业摆脱。它将保证投资项目不因财务困难而受阻。

在匈牙利经济生活中已经形成惯例，如果在经济的一定方面（一定部门、一定产品的制造或外贸方面）出现财务困难，国家就会来救援，把负担背在国家预算上。这正是程度1的父爱主义的表现。

程度0：自立——无助。在表中这一行是空白。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没有出现过在企业不能够克服自身困难时真正被扔下不管的情况。

倾向与反倾向

国家和微观组织间的关系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父爱主义程度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表1对研究社会结构有重要教益。

程度0的父爱主义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学派的理想事实上，完全符合程度0的情况，即使在基于私有制和独立微观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或许与它相近，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偏离了它。国家用各种形式干预经济。例如，在许多情形下，它以父爱主义的方式帮助可能倒闭的亏损企业：给与国家担保、优惠贷款、减税，甚至直接的财政援助。在失业增长的时期，工会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支持陷入困境的企业，以维持就业。弗里德曼主义者责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他们应对抑制竞争和随之而来的“自然选择”的国家权力的增长负责凯恩斯的思想显然影响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如果不是社会发展过程已经奠定了基础，并使政治家易于接受凯恩斯的主张，一种科学思潮本身是不会发生这样强烈的影响的。把这一切归因于一种思潮是错误的。微观组织放任自流自发竞争，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可能。当代生产已经高度集中，国家官僚机构已经成长起来并正在变得日益强大。期望一个依赖选民支持的政府会告诉公众：失业、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等等完全是经济内部的事务，政府对其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政府必须对经济状况负责，它只能在不同的目标和经济政策手段方面进行选择。因此，在国家和企业之间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或多或少的父爱主义关系。

凯恩斯主义（英语：Keynesianism），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图源：Zhihu]

如果那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情形，那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情况必然更是如此。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伴随着国家政权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活动可以被限制或扩展，但始终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对经济形势负责，同时它们需要使用自己武器库中任何被视为有用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多级控制机构被发展出来，并按照自身的规律成长和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机构的成员把自己同职位结为一体，这就给他们以动力去积极塑造经济生活的模式。所有这些可以说明“自上而下”的父爱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由“自下而上”对父爱主义的要求有所补充。

低层经济管理人员（企业董事会及其直接上级）对父爱主义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需要它，又反对它我们先解释他们为什么需要它。父爱主义意味着绝对的保护和安全。如果企业遇到灾祸，国家可以减轻其影响，甚至完全补偿企业的损失。这是一种极端令人放心的气氛。国家不仅保证企业的生存，而且保证它能不依赖自己的财源得到发展，假如它能成功地获得国家支持的话。

让我们转向相反倾向。若干因素使这个体制偏离极度的父爱主义。这里只强调其中三种因素。

一种是低层管理人员对独立性的要求。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当他们高兴地接受父爱主义提供的保险时，他们内心的另一面却对上级部门不断干涉他们的事务并以恩人自居埋怨不已。对每件东西都得伸手要，使他们感到羞辱。他们宁肯依靠自己的资源。这种愿望是改革背后的推动力之一。正是这一点推动了国家和企业关系趋于成熟，换句话说朝向较低程度的父爱主义发展。

与此紧密相关的减少父爱主义的另一因素是：公众和高层领导对低层管理人员缺乏主动性经常表示不满。我们暂时做一个类比。众所周知，过分受父母监护的儿童会变得消极和无能。他会习惯于别人为他做决定，替他解决问题。高度父爱主义的“教育作用”也存在于经济生活中。消极被动、抱怨困难，乞求国家帮助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主动性去解决问题，这都是人所共知的普遍现象。对这些现象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使公众舆论赞同实行分散化的改革。

上述两个因素是同经济管理人员的行为相联系的。我们现在提出第三个因素，即组织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经济生活中较高的父爱主义是同用配给方式分配实物和收入相联系的。资源和产品能通过行政机构分配给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只是因为社会仍然比较贫困生产和消费差别不大。在这种状况下，实物配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任务。但是，随着生产和消费的差别日益增大，通过配给方式来分配全部投入品便日益困难。或迟或早这种差别会使决策和所需信息相当程度地分散化，从而导致微观组织更大的独立性。

反对极端形式的父爱主义的因素的影响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这一事实是，最高程度的即程度4的父爱主义（实物给予——被动接受）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上不能在较长时期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般的形式。

程度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在一个长时期中曾经是国家和企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形式。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试图进一步走向较低程度的父爱主义。程度2和1在匈牙利已经成为主要形式。

本节开头已强调指出，在有关父爱主义的问题上，每个方向都有强大的倾向在发挥作用。历史过程将表明，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哪种倾向居于支配地位，其支配程度有多大。

父爱主义和预算约束的软化

我们现在从历史预测转到现实。根据表1，程度1-3的父爱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应补充的是它同样也表明了非营利机构的特征（父爱主义实际程度分布可以因国家和时期不同而不同）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父爱主义同短缺的关系是什么。

这两组现象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软预算约束。程度0的父爱主义意味着完全的硬预算约束。无论企业财务平衡出现什么情况，国家一概不管。国家只管依法征税，仅此而已。国家决不“怜悯”企业或帮它摆脱困境；如果企业破产了，那是它自己的事。

程度1的父爱主义意味着，如果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家将用减税、优惠贷款、财政拨款、承担亏损或允许涨价等办法帮助企业来解脱。国家也帮助不景气的、甚至经营亏损的企业，使其得到发展。

卡达尔•亚诺什是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危机中上台，上台立即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卡达尔称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为此，他放慢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力抓农业，给农业社更大自主权；增加消费品生产；根据经济综合平衡和国内外需要，逐步调整工业结构和价格制度；消除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并逐步完善现存经济体制，使其更加合理，经济发展更快。[图源：Wikipedia]

假使父爱主义的干预极为罕见，企业就不会指望它。但如果这种干预相当频繁，企业的行为准则就会建立在期望干预的基础上。这正是我们在前面文章中所说的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是使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如果这种软化发生，就必然导致与短缺相联系的若干现象，即：对物资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和囤积的倾向，对劳动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和囤积劳动力的倾向，几乎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等等。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说明了吸纳模型。在模型中企业和非营利机构都进行“抽吸”。这在两个方面同父爱主义密切相关。方面刚才已经做过解释，即父爱主义使企业需求的财务约束变软。（水龙头不起作用。）这正是买方企业尽可能从卖方企业抽吸投入品的原因。此外，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一个等级制的多级控制系统在运行着。现在，让我们不仅考虑程度1，而且考虑程度2和3的父爱主义。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不仅从供给它们生产投入的企业“横向”抽吸，而且也从自己的上级部门“纵向”抽吸在匈牙利的语言中，这种说法正是被用于父子关系上：子女抽吸父母。当孩子还小时，他要更多的巧克力和冰淇淋，等他大一点了就要更多的零花钱，以后他又会要家里更多的资助以便购买第一套房子和第一辆汽车。这种“抽吸”出现在企业及其上级部门的父爱主义的关系中。如果上级在实物形式上分配物资和劳动（程度3），则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就会尽可能抽吸得多一些。如果拨给的是货币（程度2），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则竭力“抽吸”最大限度的货币量。像在实际父子关系中那样，可以用各种办法“抽吸”：好的情况是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坏的情况则是抱怨或靠“暗中活动”。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严格意义上的一组经济现象（软预算约束，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横向和纵向“抽吸”）和一组制度的现象（较高程度的父爱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基本上能够说明前者。

*本文节选自（匈）亚诺什·科尔内《矛盾与困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研究》，沈利生，钟学义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

**封面图片为1956年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街头的斯大林像被推倒后的影像，匈牙利十月事件之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始推行经济改革，1968年匈牙利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改变了过去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图源：tie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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