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一书将美国社会科学话语置于美国文化、政治与制度语境中，深入分析自美国重建时期至经济大萧条前夕塑造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基本意识形态假设：美国例外论。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展自身知识传统时，如何对历史意识、政治需要、职业结构以及可利用的科学概念做出反应，如何以自然科学而非历史学为基础建立模型，并嵌入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图源：Douban.com] 首先应当声明一句，我们并没有什么简单、明了的公式，而主要是想提出一些在我们看来趋于正确方向的试探性建议。今天，社会科学的分类很不清楚，其原因在于，学科界限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弄得模糊不清了（我们在前面已经对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进行了解释）。的确，我们总是可以作出一些调整，事实上，我们目前经常都在作出这种调整，以使某些非理性的东西得到缓解。无疑，我们并不主张废除社会科学内部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或许还将以学科的形式继续存在。学科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的作用。然而，若想让学科发挥作用，就必须围绕着学科界限的有效性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我们已经指出了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历史轨迹如何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围绕着这种排斥而展开的讨论意味着，人们针对传统学科而达成的共识的水平已经下降了。社会科学的分类乃是围绕着两个矛盾而建立起来的。这两个矛盾一度曾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第一个矛盾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第二个矛盾则存在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学科与注重探寻普遍规律的学科之间。除此而外，还有第三个矛盾，那就是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的矛盾。今天几乎不再有什么人公开地为这种对立进行辩护了，然而实际上，它仍然盘踞在许多学者的意识深处。除了针对目前的学科划分而展开的争论以外，还有一个资源的问题。现有的学科门类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抗议，应付这一局面的最主要的行政手段就是大量增加跨学科的训练和研究规划。由于新的要求还在不断地被提出，因而这一过程也在继续向前推进，毫无衰颓的迹象。训练和研究规划的增加需要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可是在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知识界的现状是（尤其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相比），席卷几乎每一个国家的财政危机使人力物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学术困境产生出了一种内在的压力，促使他们极力地扩大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种类。相反，行政管理人员却一心一意地在想办法节省开支，出于这个目的而将现有的机构加以合并。我们并不是在暗示多学科的东西太多了，绝对不是的。相反，我们是想指出，从组织的层面上看，这不是在朝着统一的学术活动的方向发展，而不过是徒然增加了大学名称和研究规划的数量而已。两种压力发生冲撞（而且是严重的冲撞），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希望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对现有的各种机构进行一番严格的审视，并且努力地使他们对一种有效的劳动分工的经过修正的学术感知与他们必然要建立的组织框架相一致。如果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自己不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毫无疑问，知识机构里的行政管理人员就会替他们做。任何人都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对大规模的重组进行判决的资格，即使有人具备这种资格，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然而，即使我们放弃大规模的、急遽的、戏剧性的重组方案，而采取一种别的策略，那也不能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去，指望情况会自然地好转，问题会自然地得到解决。这是因为，混乱、重合和资源匮乏在同时加剧，它们合在一起，无疑会对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很大的障碍。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现实情况也应当记住。尽管我们一直在描述社会科学的一般格局，然而详细的分类则要依国家的不同而不同，甚至经常要依机构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今天，无论是就不同的学科来看，还是就同一学科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表现形态来看，学科的内在凝聚力和灵活性都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变革的压力并不是相同的。除此而外，变革压力的大小还要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科学家所采取的不同的理论视角，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科学家群体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地卷入到公务活动和事务性工作中去。最后，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共同体还处于不同的政治情境（国家的政治情境、大学的政治情境）中，这种差异影响了它们的兴趣方向，从而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赞成或强烈反对行政性重组。无疑，我们只能要求更多的灵活性，这是一条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了三四十年的道路。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过，问题的缓和总是赶不上问题的加剧。道理很简单，大学里的每一个系都自成一个小群组，在那里，学科的安全感经常都会占上风，因为很大一部分实实在在的决策权都操纵在系里。基金会可以向一些富于想象力的学者群体提供资金，然而职务晋升和课程设置则要由系里来决定。个人所宣布的良好动机并不总能有效地遏制住各种组织压力。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分析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的确，目前正出现一些特定的社会科学家（事实上还有非社会科学家）群集，有的围绕着特定的兴趣和主题——人口、卫生、语言等等——而组成，有的则围绕着分析的层次（专注于个别的社会行动，或专注于大规模的、长期的社会过程）而组成。不管主题的区分或“微观/宏观”的区分是不是今日社会科学知识领域里组织劳动分工的理想方式，它们至少与譬如说政治和经济的区分一样合理。创造性实验的机遇在哪里呢？读者定能发现很多这样的机遇。在此，我们可以指出在学术光谱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点上所发现的一些机遇。一端是美国，那里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大学机构，还有釆自于内部的强大政治压力，要求或反对重建社会科学；另一端是非洲，那里的大学相对说来出现得较晚，传统学科也未达到很牢固的制度化水平。在非洲，由于公共资源的极度贫乏，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社会科学共同体被迫不断地创新。无疑，世界其他地区也各有其特殊性，因此也可以进行同样有趣的实验。这种实验的一个场所也许就是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当然，随着西欧建立其自身的共同体结构，在大学系统里也为创造性实验开辟了实实在在的空间。在美国，大学结构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多元文化主义得到提倡，由此引出的种种问题，以及科学研究工作本身，业已成为公共政治讨论的一个主题。受其影响，科学领域里的某些新发展所引发的问题也可能卷入到政治旋涡中去。这就为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动机，促使他们去处理这些问题，从而阻止各种临时性的（激昂的）政治考虑过深地侵入到一个如此重要以至于无法按选举动机来决定的过程中去。美国有在大学系统里进行结构实验的悠久历史——它在十九世纪晚期通过对德国研究班制度的改进创立了研究生院；同样也在十九世纪晚期，创立了选修课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基础课”提出了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创了地区研究；在七十年代开创了妇女研究，制定了“种族”研究规划。我们并不是在对这类创新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想借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大学系统一直都为实验留有空间。也许美国的社会科学共同体还能够再度为我们一直在描述的那些非常实际的组织问题提供富于想象力的解决办法。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则面对着这样一个现状：许多从前的机构被解散了，某些大学科目也被取消了。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许多学者只好离开大学，在大学机构外面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因此，在这里也有很广阔的实验空间。当然也存在着一个危险：他们有可能彻底照搬西方大学的现存结构，因为这些结构代表着一个与他们的直接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也许根本认识不到西方大学系统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不过，目前已经出现了某些实验的迹象。例如，在前东德柏林的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历史系新设了一个欧洲民族学的分系，欲使所谓的历史人类学能够在史学内部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德国，或许在整个欧洲都是一个创举。历史人类学也成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正式科目，不过在那里，它没有被放在史学的内部，而是与史学和社会人类学并列在一起，处于同等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里，体质人类学也渐渐地被合并到人文生物学中去。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创办于1810年，是蜚声中外的世界顶尖学府。爱因斯坦、黑格尔、马克思等都曾在此任教或学习，其“教研合一”、“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洪堡精神也影响到几乎所有的现代大学。[图源：新浪博客] 欧洲共同体十分强调通过交流计划，通过鼓励新的泛欧洲研究加强其内部各大学的联系，它试图创造性地面对学术语言多样化这一问题。我们或许期待着它所找到的解决办法能够恢复社会科学活动的语言丰富性，能够为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关系出发而提出的问题之一提供某些答案。一些赋有特殊的欧洲使命的新型大学很可能被建立起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维德里那欧罗巴大学Europa-Universitat便是一个实例），因而也存在着无须改变现存组织结构而重建社会科学的机遇。在非洲，实验的进程也已经开始。目前非洲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比较黯淡，但它却为其他形式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类学术研究并不一定反映世界其他地区所采纳的学科方法。大量有关社会—经济演化进程的研究都要求研究方法不能固定，而是必须保持开放，以便接纳新的知识；它们鼓励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除非洲以外，其他的非欧洲地区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这些地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即资源有限，各门社会科学缺乏深厚的制度化根基。由于这个缘故，整个拉美在过去三十年间创立了十分成功的FLACSO研究和训练机构。这些机构起着类似于大学机构的作用，但却不依赖于传统的知识范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独立研究机构尽管数量还十分有限，但却为研究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舞台。这类机构中的一些表现出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它们力图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门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于学科界限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它们已经成了政府官员的政策思想的主要来源。同样的情况目前也发生在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也发生在某些西方国家。苏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科学政策研究小组制定了一个课程表，其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各占一半。目前正在兴起的可归入这些新框架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会导致一些可供选择的、统一的知识群，现在还很难说；不过，可以断定的是，许多旧的范式，以及为捍卫、培育和保护它们而建立的各种机构从未发挥真正的作用，或者已经崩溃了。这些地区并未彻底陷入过去那种学术上的死胡同，因而也就为学术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比较开阔的空间。这种自我组织的倾向是从相对比较混乱的情境中产生出来的，它也许能够鼓舞我们去支持处于世界大学体系的常规道路以外的其他这类自我组织的倾向。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分崩离析的时刻，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遭到质疑、各种竞争性的学科结构亟待建立的时刻。我们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对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鼓励这种讨论，并且阐明已经出现的种种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篇报告的一个首要宗旨。此外，我们还认为，至少有四类结构性发展是社会科学知识机构里的行政管理者（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管教育和/或研究的政府部门、教育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组织等等）所能够且应当加以鼓励的。事实上，这些发展开辟了一些有效的途径，使我们能够从学术上澄清社会科学的作用，最终实现对社会科学的更充分的重建。一、扩展大学内部或与大学联合的各类机构，集合各方面的学者围绕某些紧要主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共同研究。当然，这种机构已经出现了，只不过数量还十分有限。一种可能的模型便是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该中心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近期的年度课题包括身心问题、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变化模型、乌托邦问题。关键在于，这种工作时间为一年的研究小组应当细致地做好先期准备，广泛地招聘人员（从学科、地区覆盖面、文化/语言区域和性别这几个方面来看），与此同时还应充分地强调以前观点的一贯性，以使交流活动能够富于成果地进行。二、在大学结构内部制定跨越传统界限、具有特定的学术目标并且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比如说五年）得到资金保障的整合的研究规划。这不同于传统的研究中心，后者必须自筹经费，其寿命是无限期的。这类研究规划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它们为期只有五年。因此，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经常性实验的机制，使得参与者一旦获得了最初的经费，就不再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研究者只是针对新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而不是要立即着手实施新的教学计划，因而在此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许是，应当允许某一研究计划的倡导者通过这种计划证明他们的方法是实用的、有效的。三、采取强制性联合聘用教授的办法。按照目前的惯例，教授仅仅隶属于某一个系，而且该系的专业一般都与他们所拥有的高级学位相关。偶尔，某些教授也在外系“兼职”，不过这或多或少只能算是一种经过特许的例外情况，经常只是为了照顾情面而已，教授本人并不被鼓励过分积极地参加“第二个”（或“次要的”）系的活动。我们希望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在我们所设想的那种大学结构里，每个人都同时受聘于两个系，其中一个系的专业与他或她所拥有的学位相关，另一个系的专业则与他的个人兴趣相关，或与他所做的有关研究工作相关。这样一来，自然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不同组合形式。进而言之，为了确保各系不对此设置障碍，我们要求每一个系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教职员不具备该学科的学位。倘若教授们在两个系里都享有充分的权利，那么每个系里的学术讨论、课程设置以及被视为合理或合法的观点都将由于这一简单的行政举措而得到改变。四、联合培养研究生。研究生的处境与教授的处境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一般也只在一个系里从事研究工作，如果他们想到外系搞点研究，经常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只有在少数几所大学的少数几个系里，学生们才被允许在外面游荡。同样，我们也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为什么不强制性地要求攻读某一门学科的博士学位的学生到外系听一些课，或者搞一点属于外系专业的研究呢？这也许会导致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组合形式。一旦采取一种自由的但却严肃的办法来进行管理，那就会使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得到改变。尽管前两项建议需要有人作出财政上的承诺，但它们只是要求在社会科学总支出中占一定的百分比，因此不会造成过重的负担。第三和第四项建议实际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预算上的后果。我们并不想用这些建议来束缚人的手脚，相反，我们是想通过这些建议鼓励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无疑，通过别的一些手段也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鼓励其他人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再重申一遍：最重要的是，学者们应就一些基础性问题展开明晰的、公开的、明智的和紧迫的讨论。*本文选自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第四章，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封面图为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图源：isa-sociology.org] 〇编辑：二木 〇排版：棱镜〇审核：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