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近年来写作方向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创新、卡尔·波兰尼的知识遗产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判三个领域。（左图）[图源：ucdavis.edu]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以及“21世纪发展型国家”系列文章。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建立“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右图） [图源：Berkeley.edu]
经济社会学和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已经对那些分析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常用术语构成了挑战，这些术语曾在自Adam Smith（[1776] 1976）以来的大部分社会科学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当代学者反对那些传统上由市场分配的鼓吹者和批评者共同主张的假设：即国家和市场是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经济活动组织模式（Block 1994；Evans 1995；Fligstein 2001）。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扩展这个非传统性视角，并证明它在改变已有争论中的价值。我们将通过三个具体的实际领域来集中阐明我们的观点：发展中和转型期的社会、发达的福利工业国家以及超国家的经济治理。我们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一般性命题：第一，国家与经济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干的自治领域，而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第二，国家与经济都嵌入于具有独特的制度性结构的社会中，而且这种嵌入性对经济和政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这种嵌入性是动态的，它经常因那些重构了国家与经济交叉方式的制度变革而改变。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解释这些命题，然后引出其他相关章节的内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国家和经济关系的争论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问题上——国家在经济中应该起多大作用？在这个问题中暗含着一个有争议性的假设：国家和经济是两个功能自主的独立分析领域。与这个假设相反，我们坚持认为国家和经济应该被看成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任何一个都不能在缺少另一个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也见Migdal 2001）。在这种相互依赖中，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国家明显地依赖于经济中的财政收入来开展活动（Tilly 1990）。这种依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纯粹掠夺性的政治管理方式是相对少见的。即使是最贪婪的统治者也了解，如果不对他们的掠夺行为加以限制，生产就会萎缩，因为人们需要一些保证来使他们能够保留一些自己的劳动成果（Levi 1988）。至于相互依赖的另一种情况则存在较多的争议。经济对国家的依赖会被那些坚持自由市场论的理论家断然否定，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最少的政府“干预”下才能运转得最好（Friedman 和 Friedman 1980；Hayek [1944] 1976）。经济社会学家已经对这种断盲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即使是最具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也要依赖于法律和政治结构。韦伯（[1922] 1978）认为在西欧占支配地位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极大地依赖于财产与合同法的有效性，这些法律被用于保证利润能够主要通过生产活动而不是寄生式的剥削而产生（Swedberg 1998）。这种教训在最近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以促进向资本主义快速嬗变的事变中再一次出现。“休克疗法”的做法不但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反而引发了一次犯罪行为的爆发式增长，因为俄罗斯的政治和法律结构都太脆弱而不能把企业活动导入生产性的轨道（Woodruff 1999；King 2003）。休克疗法是一种总体经济学方案，由国家主动、突然性的放松价格与货币管制，减少国家补助，快速的进行贸易自由化，这个类型的计划，常会伴随将原本由国家控制的公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措施。原本采用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产生严重通货膨胀时，使用这套方案，可以在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与资金外逃，使经济重回稳定。[图源：getdrawings]
Karl Polanyi（[1944] 2001）进一步深化了韦伯的观点，他指出市场经济依赖于市场活动无法单独提供的三种关键投入。他用“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这一术语来描述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特性，因为经济学家必须假设这些东西是以与其他商品一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在市场上出售的（Block 2001）。但是，劳动力仅仅是人的活动，土地天然地被划分成小块，而在国家经济中流通的货币，几乎一直依赖于政府之间的“完全信任与信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对这些虚假商品的供应所进行的必要的管理活动就落在了政府身上，而且这些管理活动也包含了不同的创新活动。例如，对货币供应的管理，包括发行一套可行的货币、主要银行家的活动、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形成信贷的供应。对劳动力供给的调整，包括影响人口迁入和迁出的政策、教育和技术政策以及为那些没有充足工资收入的家庭和个人提供资源的福利政策。最后，对土地供应的管理，包括环境规划、交通政策、农业政策及其他的土地使用规划。可以确信的是，尽管不能确保政府将有效地管理这些虚拟商品，但也没有明确的其他选择可以替代政府行为。卡尔·波兰尼（Polányi Károly，1886.10.25-1964.4.23），经济社会学家。他以反对传统的经济学思想及《大转型》一书为人所知，该书认为现代欧洲出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波兰尼作为实质论的创始人，提供了一种以文化视角研究经济活动的新方法，强调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之中。[图源：versobook] （链接可见往期推文：波兰尼 | 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大转型；波兰尼 | 复杂社会中的自由）
国家和经济互构的思想通常是以简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即经济嵌入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在此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阐明经济实际上所嵌入的对象来深化“嵌入”这一观点。我们的观点是市场经济嵌入于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被国家建构，同时也建构了国家。在我们看来，市民社会包括从行业协会、兄弟会组织到工会、反抗运动、政党的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以及公民在其中形成其政治偏好的公共领域（Ehrenberg 1999；Harbermas 1989；Keanel 1988，1998）。社团生活的密度与市民社会形成的独特方式在不同社会中有很大的差异（Putnam 1993，2000）。但是法律和其他的政府活动深深地渗透到市民社会中，工会或行业协会的结构和职责明显地是由法规及与政府官员互动的制度化模式建构的。然而，在理念上，市民社会和国家也保留了充分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对政府的权威设置了清晰的界限和约束，就像许多理论家坚持的那样，民主制度的活力最终依赖于市民社会中公民的政治活动能力（Ehenberg 1999；Keane 1988）。市民社会的实质是衍生于血缘、邻里、种族、宗教、阶级和其他身份的关系纽带组成的实在的人类活动。这些个人同时也是经济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在这两个领域中，他们都依赖于最终建立在互动秩序基础上的规范性认同。例如，互惠的规则促进了经济交换和政治事务，在这些政治事务中公民们提供选票，而政治家们则承诺会制定满足他们需要的政策。一个包含了关系化纽带和规范化认同的密集的市民社会在经济和国家的有效职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Evans 1997b）。与此同时，我们反对那种认为强化市民社会和和生产更多的“社会资本”就足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Smith 和 Kulynych 2002）。我们把市民社会的动力机制看成是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首先，新的政策意见和建议必须被提出，传播出去并使之合法化，尽管这更可能发生在有活力的公共领域的社会中，但这一政策过程也不会自动发生，因为固有的思想观念会稳固地占据着制度空间并努力阻碍新思想观念的发展。此外，经济或政治精英经常抵制对既有实践的变革，即使面临着来自市民社会的巨大压力。因此，只强化市民社会的策略不能带来有意义的社会变革。三角关系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超越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即把特定社会发展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单一准则的运用——例如市场力量的范围或国家力量的强度。相反，它表明发展的成功和失败都应该根据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间的充分协作或协作不足来理解。它暗示了成功的经济和有效治理需要多样化的制度路径（Block 1990）。这种方式也使越来越多的分析“资本主义多样化”（vareties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多样化”就是指在当今各种不同市场化取向的社会中所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实践中产生的系统性变化）著作的研究结果变得有意义（Crouc 和 Streeck 1997；Hall 和 Soskice 2001b；Holling-sworth 和 Boyer 1997；Kitschelt等 1999；Orru Biggart 和 Hamilton 1997）。这些社会在劳动关系、财务系统的组织、公司结构、创新的生成系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不是纯粹经济的或纯粹中央集权论的逻辑的结果，而是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间复杂的历史性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保证这种相互作用会自动地从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多样化”转向另外一个。社会可能经历长期的制度性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任何新的创举都会被竞争性社会力量所导致的停滞所阻碍，它们也可能会尝试制定一些新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会因其缺乏导向作用而最终被废弃（Polanyi [1944] 2001）。任何特定的嵌入形式都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经济嵌入市民社会的独持方式以及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独特的制度性关联能产生功能性和功能失调的后果。把嵌入性描述成静态的也是错误的，某种近似于传统束缚的因素限制了个体所能做出的选择。可以确定的是，“嵌入性”概念旨在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个人的经济行动总是被特定的理解力和制度性安排所形构。但是这些理解力和安排在市场社会中都是变动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对创新和建立新机制的刺激以改变经济行为嵌入的模式。Karl Polanyi（[1944] 2001）试图来描述这种动力机制。他认为市场社会在不断地被两种相互冲突的运动重塑：第一种是自由放任的运动以扩大市场的范围；第二种是社会保护的运动以限制市场力量的范围。自由放任的运动经常要求扩大和加强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但与其相对的运动则经常集中于保护社会权利。Polanyi认为这两种运动都是通过制度创新来运作的。1834年的英国《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即为自由放任运动的胜利，它通过撤销对无业游民的户外救助并建立救济院，从而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化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以作为唯一的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渠道（Block 和 Somers 2003）。Polanyi敏锐的观察力在于他认识到即使是那些坚持认为他们所有的要求就是使市场运作的人们，也要依靠国家力量和制度化结构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在《新济贫法》出台后不久，另外一场运动通过了《工厂法案》（Factory Acts），这个法案对工作日的长度进行限制并建立起了工厂监察员系统。简而言之，两个运动都改变了劳动力市场被嵌入的方式，而且也都改变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
Polanyi的两个运动的框架遭到了各种不同的批评。它的确夸大了在一些非英国撒克逊（non-Anglo-Saxon）的“资本主义多样化”范围内自由放任运动的力量，而且扩大市场范围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所有的市场安排都需要对谁能被允许做生意及什么能被拿来买卖进行特定的限制。虽然如此，他的陈述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时仍然是相当有用的：即在改变经济活动被嵌入的方式中有许多不同的动力机制在起作用。关键的一点是嵌入性通过制度创新而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建立一些新的联盟或制度以实现经济活动上的组织或合作（Fligstein 1990）。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如果那些新的形式要维持下去，它们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法律的认可。其他时候，创新通过国家或国家中的行动者与市民社会中的行动者的合作来实现（Evans 1995）。但所有的这些革新都倾向于重构国家—经济的关系，我们不是把经济上的成功看成是根植于国家与市场的一种特殊结构之中，而是强调这种制度重构能力的重要性，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在处理它们的政治经济问题时比其他社会更为成功（Evans 1995，1997b；Sabel 1994）。总之，我们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方式，以摆脱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与加强国家管理和公共供应的提倡者之间的那种随便的并经常是无结果的争论。相反，我们的视角把注意力引向了那些定性的问题：市场和国家如何结合及为什么结合，在市民社会中什么样的机构和实践活动能够维持市场和国家间的生产合作。
我们的三个命题与发展中和转型期的经济有明显相关性。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包括东亚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不能用“对自由市场的依赖”或“国家资助的积累”来解释（Evans 1995；Wade 1990）。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country）自身必须被看做是一种制度变革，它们的成功要通过联结起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复杂关系来解释。但是最近，硏究发展与转型的学者们已经越来越关注更多的失败案例。因为在过去的25年中，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令人失望的低增长率和重要公共物品供应的剧减。但是与此同时，最有希望的发展前景集中在制度变革上，这些制度变革使市民社会致力于经济管理的重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困境需要一种类似的分析。此处的争论集中在福利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由市场主义者坚持认为西欧国家公共物品供应系统的过度发达，致使许多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与美国相比更缓慢的发展速度和更髙的失业率。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的拥护者却坚持认为一般公共物品是“莱茵河式”（Rhenish）资本主义多样化的一个关键部分（Albert 1993），这种莱茵河模式产生了出比美国模式更高的生活水准。然而现在，这种争论却陷入僵局。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未能证实欧洲的经济活动因福利国家公共物品的供应而受到挫折的论断（Huber 与 Stephens 2001；Lindert 2004；Swank 2002；Wilensky 2002；也可以见这一卷中Huber与Stephens的作品）。另一方面，很明显的是一些最慷慨（generous）的欧洲福利国家，因为无法维持现今的收益水平而被迫已经或将要缩减其公共物品的供应（Huber 与 Stephens 2001）。我们并不关心福利国家扩张或缩减问题，而把视角聚焦于那些修改公共物品供应形式的制度创新上，这是重新定义福利国家目标的社会努力。
“莱茵兰资本主义”（Rheinland Capitalism），亦称作“德国经济奇迹”，是指西德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快速成长，有时也包括奥地利。“莱茵兰资本主义”现已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一，其特点是强调企业对职工的责任，并将产品质量和服务为企业竞争的着眼点。虽然这一模式也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但不是把市场看成唯一的尺度。企业不得随意压低工资，因此价格竞争的空间也非常小；这样，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也转向了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图为战后德国制作的第一辆六缸发动机的轿车--Opel Kapitän。[图源：n-tv]
最后，从全球看来，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日渐明显，就像对国家、市民社会和经济之间独特关系分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样。这三者之间的联系使得有效地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可能。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瞥见了当今跨国经济管理模式的脆弱性，而且暴露了灾难性均衡（catastrophic proportion）潜在的失败（Soros 2002；Stiglitz 2002）。此外，我们认为这些危险因一种思想潮流而增强了，这种潮流认为要采纳“市场乌托邦”的变体——一种把国际市场的自我调整看成是世界经济的基础的信念。避免重新陷入“低迷经济”（Krugman 1999）要取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间形成新的全球管理模式的能力。尽管可以把一个全球性市民社会仅看成是一种突发性趋势，但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的分歧（隐含在它们的名字中）表明了关心这些问题的社会力量的多样性。这两个组织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其逃避市场乌托邦并建立新的管理形式的努力。就定义来看，所有这些建立全球性管理体制的努力都是制度创新的努力。但它们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直接冲突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强加了一种“制度的单一仿效模式”（institutional monocropping），它严重地限制了在社会内部及社会之间进行革新的可能性。
*本文选自尼尔·斯梅尔瑟、瑞查德·斯威德伯格主编《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十二章，杨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为了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剧照。电影讲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之时，政府官员、国际金融组织、媒体、投机者等各方博弈的故事。图中，无法偿还高债的韩国政府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550亿美元的捐助，而这为韩国社会带来企业破产、货币贬值、公司裁员等一系列惨痛后果。[图源：douban]
专题策划人：周浥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〇编辑：晓东 〇排版：松鼠
〇审核：二木/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