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瑞基 | 历史资本主义的领土逻辑
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 1937-2009），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98年开始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著作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等，并被翻译15种以上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图源：www.baike.com]
“帝国主义是个脱口而出的词。”像一个世纪前的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一样，哈维注意到，该术语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含义，其分析用途（与辩论用途相对）需要做出一些澄清。它最普通的含义是指，一个国家的权力、权威或影响力向其他国家或非国家社区的延伸或强加。如此理解的话，以多种形式出现的帝国主义历史悠久。然而，被哈维称作“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类帝国主义”的这种特殊帝国主义类型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以便由此理解为什么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发展了独一无二，具有空前强大破坏力的军事装备，并且为了推行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有野心的统治世界的计划，表现出部署这些装备的强烈意愿。
哈维将资本主义类帝国主义定义为两个组成部分的“对立融合”：“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子过程”。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或按政治权力集团运作的一些国家集团）在世界上努力维护利益、实现目标时诉诸和使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这种努力由“权力的领土逻辑”驱动。在此逻辑中，对某一领土及其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构成了追求权力的基础。相反，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指经济权力的流动，这种流动“横跨和超越连续的空间，既朝向又远离领土实体……贯穿生产、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移民、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动和文化促进等日常活动”。这些进程的驱动力是“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在此逻辑中，对经济资本的控制构成了追求权力的基础。
这两部分的融合总是存在问题，而且经常相对立（辩证的），两个逻辑同等重要。因此，如果“仅考虑资本积累的直接要求……就很难理解越南战争和对伊拉克的入侵”，因为人们可以似乎真实地认为，“这种冒险不但未增加反而抑制了资本财富”。然而，“美国企业利益集团感到迫切需要通过扩大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机会，来使世界尽可能为资本积累敞开大门”。基于同样理由，“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美国在二战后对苏联权力所采取的总体领土遏制战略，而这为美国干涉越南创造了条件”。
尽管权力的领土和资本主义逻辑同等重要，而且领土逻辑有时更惹人注意，但“在区别资本主义类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概念时，资本主义逻辑占主导地位”。不过，哈维问道，如若确实如此，那么“空间上趋向尴尬固定的权力的领土逻辑，是如何回应无休止资本积累的开放动态的呢？”而且，如果全球体系内的霸权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财产，那么“如何才能运用资本主义逻辑来维护霸权呢？”霸权国家关于维护其无休止资本积累的地位的努力，难道不会无可避免地诱使其延伸、扩大并加强军事和政治实力直到危及它们试图维护的地位吗？尽管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7年就警告说，过度扩张和过头做法一次又一次证明了霸权国家和帝国的致命弱点，但乔治·W. 布什统治下的美国，难道不是还掉进了这样的一个陷阱吗？最后，“如果美国自己不再拥有足够广阔的领土和充足的资源，来维持21世纪大幅增长的世界经济，那么考虑到世界仍高度专注于无限制的资本积累，什么样的政治安排下的什么样的政治权力的积累能够取而代之呢？”
保罗·肯尼迪（1945— ），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荣膺迪尔沃恩称号。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图源：book.douban.com]
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哈维认为，在20世纪末由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布什政府所采纳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是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高风险行动。假如美国能在伊拉克建立友好政权，继而在伊朗完成同样的任务，并巩固其在中亚的战略地位，从而主导里海盆地的石油储备，“那么，通过控制全球石油龙头，它可能有望在未来50年对全球经济保持有效的控制”。由于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等地的所有经济竞争对手都严重依赖西亚石油，
与控制那些竞争对手所依赖的关键经济资源的价格、条件和分配相比，美国反击竞争并且确保自己霸权地位的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与仅仅使用美国仍然拥有最强大军事能力的武力相比，实现这一目标的更好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然而，即使这种战略在军事上可以成功，它仍不足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夜，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美国关注到，一个邪恶的、狂妄自大的独裁者可能会对推动全球工业基础的自然资源获得过多的影响力。这种关注绝非不合法或不道德的”。不过，美国必须小心翼翼地告诉公众并安抚世界：其干涉行动是“要保护世界的经济生存权而非我们纵容自己的权利；美国是“为了全球的福祉而采取行动，而不仅是为了助长自己无节制的行动……如果我们占领了伊拉克并且仅扶持了一个更加亲美的独断专行者来控制伊拉克的加油站（就像我们在其他阿拉伯石油国家所做的），那么这场战争将是不道德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1953- ），美国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著有《世界是平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图源：finance.sina]
哈维利用弗里德曼的观点，说明了本书第6章中讨论过的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与纯粹主导地位之间的区别。他随后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经常依赖强制手段来打压和清剿国内外敌对组织，特别是国外敌对组织。然而，强制手段“仅是美国实力的部分基础，有时还是起反作用的基础”。另一个同样不可分割的基础是，美国动员国际支持与合作的能力。为此，美国要使其他国家似乎真实地认为，它是出于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即便有时确实是将狭隘的美国利益摆在首位。同样，如弗里德曼所暗示的，布什政府在为入侵伊拉克辩解时，尽其所能来说服世界，美国是“为了全球的福祉而采取行动，而不仅是为了助长自己无节制的行动”。但是，除了美国，很少有人把这种说法当真。从一开始，主要问题就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的合理性缺乏可信度，而是入侵伊拉克被纳入了有关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更广泛的政治计划中。这种主导地位明确强调，在不考虑其他强国利益的前提下，再将美国的实力保持一个世纪。通过入侵伊拉克的单边决定来推行该计划的尝试，“引发了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一连串的反对，这甚至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一突发的地缘政治的重新组合，“可能使人们看清了欧亚权力集团的模糊轮廓，而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很早前便预言该集团能轻而易举地在地缘政治上主导全球”。
鉴于华盛顿一向担心此类集团可能会真正形成，因此占领伊拉克就有着更广泛的含义。
这不但构成了美国控制石油龙头从而通过主导中东来控制全球经济的意图，而且建立了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军事桥头堡。当这个桥头堡与美国从波兰到巴尔干地区的所有联盟集合起来时，将使其在欧亚拥有强大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必然相伴的同样无休止的政治实力积累的下一步，确实将会是一个欧亚强权的巩固，而这至少具备使其中断的潜力。
正是这些影响深远的计划使得观察家提出了“新”帝国主义的说法。然而，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逻辑内运转的力量平衡指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些力量与领土扩张主义逻辑的互动构成了本章的主题。我从介绍哈维的“空间固定”和“剥夺性积累”的概念开始，然后利用其来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即资本主义发展和领土扩张的长期历史进程。在一个真正世界性的美利坚帝国的夭折了的计划中，该进程达到了顶峰，也达到了极限。
过度积累与空间生产
历史资本主义最重要（而且在理论上被忽视）的特点之一就是“空间的生产”。正如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称，这一进程不仅在特别紧急关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而且是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社会系统形成并在全球日益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哈维有关“空间—时间固定”或简称“空间固定”的理论，被应用到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危机易发趋势上，这为空间生产一直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要素的原因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该理论被用来强调“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过剩积累危机间的联系，以及作为该计划基础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间的相互矛盾。“固定”一词有两层含义：
按照字面意义，资本总额中的一定比例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其经济和物理寿命），以某种实物形式固定于地上和地下。一些社会支出（如公众教育或医保体系）也被领土化，并通过国家义务表现出地域上的静止。另一方面，空间—时间“固定”是一种比喻，指通过时间延迟和地域扩张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定方法。
“固定”：一词的字面意义使人注意到，资本积累对特别建设的设施环境（如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电缆网络、光缆系统、管线、电网、供水和污水系统以及工厂、写字楼、住房、医院和学校）的依赖。这些设施构成了扎根于地上的固定资本，相对于可以移动的固定资本（如轮船、卡车、飞机和机械等）。只有通过在空间上固定一些有形的基础设施，以各类有形移动形式出现的资本才能真正超越空间，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相反，“固定”一词的喻义强调了成功的资本积累不断减少（如果不是消灭）空间障碍的趋势，即马克思所称的“用时间来消灭空间”。由此一来，通过地域空间上竞争的加剧，就不知不觉地削弱了特定地点所拥有的垄断特权。该趋势的结果是，资本循环积累，以至于超过也超出了对现存领土体系内商品生产和交易的可赢利再投资。这种资本过剩的表现形式包括未售出并只能亏本处理的商品库存、闲置生产能力、缺乏有利可图投资渠道的流动资金。新空间与积累体系的融合先是通过“时间延迟”，而后通过积累体系的空间扩大，吸纳了这些过剩资本，从而“固定了”随之而来的过度积累的危机（如提供解决方案）。通过时间延迟实现的吸纳，特指空间的生产，即利用过剩资本来开辟新空间，并给予其有形的和社会的必要基础设施。通过空间扩大实现的吸纳，则指将剩余资本用于新的生产联合体，在生产出足够的新空间后，积累体系的地域扩张使其有利可图。
空间固定的两层含义所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趋势的共同影响，便是本书第3章所述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地理翻版。如哈维所指出：
总体影响是……资本主义不断地寻求创造一个地形来促进其活动。该地形仅在某个时间点不得不摧毁，然后在其后的某个时间点及时创建一个全新的地形，以适应其对无休止资本积累的无穷欲望。这就是载入资本积累的真正地理史的创造性破坏的历史。
熊彼特本人列出的推动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那类创新的清单，确实包括了贸易和生产的空间配置的变化。不过，熊彼特从未阐明改变贸易和生产的空间配置的创新与其他创新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哈维所做的，他强调了在产生推动熊彼特式动态的超额利润方面，技术和地域位置优势所发挥的互为关联的作用。如第3章所述，在这种动态中，超额利润（熊彼特的“惊人的价格”）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们为创新提供了持续的激励因素；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进入到产生超额利润的领域的大多数商人，它们促进了他们的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某种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消除了超额利润，而且通过破坏原有的生产联合体，造成了广泛的损失。哈维将类似的过程总结为理论，但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个体不仅可以通过采用出众的技术而且可以通过挑选优越的地域位置来获取超额利润。
因此，在寻求超额利润的竞争中，改变技术和地域位置之间存在直接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旦其他资本家采用同样的技术或转移到具有同等优势的地域位置……资本家个体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就会消失……当依靠地域位置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达到被排除的程度时，资本家个体的竞争动力就会增强，以通过技术改变来打破（作为结果的）平衡的基础……（因此，）竞争同时也推动了生产空间配置的转移、技术合成的改变、价值关系的重组以及整个积累动态的时间变化。在这支多变的混合力量中，竞争的空间层面是一个多变的成分。
在吸纳剩余资本的整个积累动态中，空间—时间的变化总的来说“威胁到……已定位（扎根于地上）但尚未实现的价值”。因此，
已定位的大量资本牵制了在别处实现空间固定的能力……如果资本确实移出，那么它留下的是一系列的毁坏和贬值；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所经历的去工业化就是个恰当的例子。如果资本不移动或不能移动……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将直接受到通缩型衰退或萧条的攻击而坚持贬值。
无论何种方式，空间固定都涉及地区间的多变性和资本流动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方向改变。方向可能会改变，或者可能出现哈维所称的“转向危机”。哈维并未阐明这些危机具体是什么。然而，其论点的要点似乎在于，转向危机是指因抵制涉及空间—时间固定的再定位而出现僵局的那些时刻。空间—时间固定不断地在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地理史。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来自资本积累本身的对立逻辑。确实，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越发展，它越倾向于屈服于导致地理惯性的力量”。
不流动的、有形的、社会的基础设施日益束缚了资本的循环，而这些基础设施的设计是为了支持某种生产……劳动过程、分配方案及消费模式等。不断增多的固定资本……抑制了不受约束的流动……往往日益强大和封闭的领土结盟兴起……以保护已获得的特权，维持已有的投资保持地方妥协的完整性，并为自己抵御空间竞争的寒流……由于不允许地区贬值自行其是，新的空间配置无法实现。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地理惯性的力量可能源自对空间固定的真正或想象中的政治社会影响的抵制，而不是对经济变化的抵制。哈维在讨论对政治影响的抵制时，把中国作为对目前过度积累危机进行有效空间固定的最有希望的地点来重点研究。中国不仅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迅速的国家，而且其国内市场的发展速度也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哈维认为，其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前景甚至更加惊人。新建地铁系统、高速公路、铁路和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工作，“完全超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的工程，并且具备在今后几年继续吸收剩余资本的潜力”。
由于在财政上负债累累，这一庞大的新空间生产为中国带来严重财政危机的风险。然而，假定这种危机可以避免或被成功地消除，这种空间—时间固定“不仅对于吸收过度积累的资本，而且对于经济和政治力量平衡转向中国，都具有全球性意义……并可能把亚洲地区置于中国的领导下同美国竞争更有利的位置”。正是这一可能性使得美国更有可能抵制平稳的空间固定，尽管事实上这一进程为解决潜在的过度积累危机带来了最光明的前景。因此，空间固定与霸权更替的结合，加强了总是对抗现存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心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新地区无限制的发展，通过加剧国际竞争造成了这些中心地位的下降。国外受限的发展限制了国际竞争，但阻挡了过剩资本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从而引发了由内而外的地位下降。
如果受到竞争挑战的中心也是一个霸权中心，任何后果不仅威胁到其资产价值的缩水而且威胁到其实力的削弱。更糟糕的是，这可能还会危及受挑战中心的社会稳定，因为对过度积累危机的空间固定总是具有社会范畴，既正面又负面地影响其推动力。哈维关于这一社会范畴的观点源自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一书中的论点。黑格尔认为，对于过度财富积累和掠夺之间的两极趋势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问题，资产阶级社会似乎无法通过内部机制来解决。因此，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被促使通过对外贸易和以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方式，来寻求外部的解决方法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引用汉娜·阿伦特的论点来补充了这一论述，即“霍布斯的联邦是个摇摆不定的结构，必须总是从外部为自己提供新的支撑；否则，它会在一夜之间崩塌，变成私人利益无目的、无意义的混乱状态，而它当年也是从中兴起的”。
哈维发现，阿伦特的观点尤其适用于美国。在这个“相当特殊的多文化移民社会……强烈的竞争个人主义……不停地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进行着革命……（使）民主长期不稳定”。在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和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内部凝聚力难于建立，这就产生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er）在1960年代早期所描述的“偏执狂式”的美国政治传统。在此传统中，对一些“其他”事务（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外国煽动者”或对左派来说的资本主义或国家阴谋等）的恐惧是在国内创造政治团结的基础。有时，“整个国家看上去如此不受约束以致难以治理”。哈维的评估认为，尽管（或因为经济的繁荣和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199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而且乔治·W. 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的部分诉求就是，“承诺为一个越来越失控的公民社会提供意志坚强、决不妥协的道德规范”。尽管如此，“9·11”事件仍为“与自甘堕落的1990年代划清界限提供了动力”。在这一点上，对伊拉克战争就绝不只是将注意力从国内的困难转移，“而是在国内施加新的社会秩序感并使联邦就范的大好机会”。“外部的邪恶敌人（再次）成为驱除或降服潜伏在内部的妖魔的主要力量。”
这些看法说明，空间固定受到了限制，不仅是通过抵制经济迁移和相关的地缘政治重新组合，而且是通过抵制社会变化。空间固定的两层含义都逃不出社会因素。以地下和地上的港口、公路、机场、电网、供水和排污系统、工厂、住房医院和学校等形式出现字面意义上的资本固定，创造的不仅仅是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地形，而且形成了特定的人类社会互动和再生产的栖息地。反过来，针对过度积累危机的取其喻义的空间固定，也不仅涉及固定在地上或地下的资本的贬值，而这些地方因新地形的创造而荒废。它还涉及扎根于荒废了的资本积累地形上的人类栖息地的毁灭。
正如波拉尼很久以前特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过度积累危机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毁灭无可避免地将引发以进步和反动的政治形式表现的“社会自我保护”，而那些试图减慢或逆转空间固定所涉及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的转移的力量则起着动员作用。这种动员增强了地理惯性，使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更加问题重重。然而，有一种方法也许能够打破这一僵局，即使用财政手段，“通过在脆弱的领土上制造贬值危机，来消灭过度积累体系”。哈维将这些手段的实施称作“对过度积累危机问题的空间—时间固定的罪恶和破坏性的一面”。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相关内容。
剥夺性积累
在讨论新空间的产生过程中吸收过剩资本的问题时，哈维指出，要将未售商品库存和闲置生产能力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关键取决于金融和国家机构的媒介作用。“用在衬衫和鞋子上的过剩资本，无法直接转化为机场或研究机构。”然而，国家和金融机构则有能力创造出与用于衬衫和鞋子生产的过剩资本相当的信贷，并将其提供给有能力或有意愿将其投资在机场、研究机构或其他任何涉及新空间的产生的基础设施投资形式。当然，国家也有权通过赤字财政将剩余资本转化为新空间的生产，或通过税款拨付将剩余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
在资本主义的真实世界，私人和公共财政的建设性作用，总是与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以及政府债务的投机性繁荣和萧条纠缠在一起。过度投机行为将资本从贸易和生产中转移出去，最终也摆脱不了贬值的命运。然而，“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投机减少也具有“同样不公平的结果”：
已建环境中的空间配置转化将受到控制，而且未来积累所需的有形地形也无法如愿成形……猖獗投机和不受控制的拨款，对资本和生命消耗造成的代价或许如同对劳动力造成的代价一样高昂。它们制造了新空间配置可以从中产生的动荡。
新空间配置能够使贸易和生产的扩大超过原有配置所能扩大的程度。只要过度投机行为支持而非妨碍新空间配置的出现，它们就是另一个正和博弈中“必不可少的恶”。这就是官方言论如何为1990年代的过度投机行为和“非理性繁荣”辩护的。官方声称，资本无拘束的空间流动最终是有益于全球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其中包括其最脆弱的部分。但是，官方说法的背后隐藏着负和博弈更具破坏性的现实，这妨碍而非促进了新空间配置的出现。
就像涉及外交的战争一样，由国家权力支持的金融资本干预常常相当于其他手段进行的积累。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的掠夺层面之间的邪恶联盟，构成了“贪婪资本主义”的利器。这种资本主义既充斥着同类相食的行为和强迫下的货币贬值，又宣扬实现全球和谐发展。
哈维继而指出，这些“其他手段”就是马克思效仿斯密所指的“原始”或“最初”积累手段。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阿伦特的观点说，“‘过剩’金钱的出现……无法再在本国找到生产性投资”，从而创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情形即马克思所指的“单纯抢掠的原罪……最终不得不一再重演，以防积累的动力突然消失”。鉴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类似的情况似乎又出现了，哈维提倡“在漫长的资本积累地理史的背景下，对‘原始’或‘最初’积累的掠夺性做法的持续作用和持续状态进行总体上的重估”。此外，由于他发现将正在发生的过程称为“原始”或“最初”都有些古怪，他建议用“剥夺性积累”的概念取代这些术语。
历史上，剥夺性积累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各类财产权（公有的、集体的、国家的等）向独享的私有财产权的转化；资产和自然资源的殖民、半殖民、新殖民和帝国式的分配；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以外的其他选择的压制。虽然这些过程的惯用做法中许多都是暂时和偶然的，但金融资本和信贷体系一直是进行剥夺的主要杠杆，而国家因对暴力和对合法性的界定具有垄断地位，所以一直是重要的领导者。但无论其形式、机构和工具是什么，
剥夺性积累所做的就是以非常低的成本（有时是零成本）释放一系列的资产（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抓住这样的资本并立即将其转为赢利用途。
哈维认为，19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关的私有化政治的兴起，构成了现阶段剥夺性积累的利器。苏联解体和在“休克疗法”的名目下进行的野蛮的私有化，是以抛售价格来释放至今无法得到的资产的重要事件。休克疗法是由资本主义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建议推行的。然而，鉴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金融危机不时打断了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在其他较低收入国家释放贬值资产同样重要。当然，有一个危险总是存在的，即地方危机和涉及某地的贬值出现失控，进而可能引发全球崩溃，或者它们引发对被认作是其起源的体系的对抗。因此，即便霸权国家引导该进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它也必须组织“援助行动”，以保证全球资本积累正常运转。涉及这类援助行动的高压政治和承诺相结合的方式多种多样。然而，哈维总结说，
这反映出，霸权是如何通过金融机制，以既使霸权国家受益又带领从属国家走上所谓资本主义发展金光大道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将剥夺性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紧密相连的脉带的供给者，是一如既往由国家实力支持的金融资本和信贷机构。
正如第3章所述，马克思也强调了在不同地点的剥夺性积累（他所称的原始积累）与历史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结合上，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与哈维不同的是，他专注于国家债务和国际信贷体系作为看不见的资本主义内部合作手段所起的作用。它们一次又一次“启动”资本积累，从一开始到马克思自己所处的时代，跨越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的合作资本主义国家的序列上，看上去是新兴中心（荷兰、英格兰、美国）的“起点”的国家，同时也是在早前形成的中心（威尼斯、荷兰、英格兰）资本长期积累（最后成为过度积累）的结果。此外，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说明，但其序列中每个新兴的领先中心都包含一个比前身更深、更广的领土代理机构。
假如用哈维的术语再表述的话，马克思的序列描述了一系列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加强的空间固定。这为在早前形成的资本主义中心过度积累的过剩资本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出路。与此同时，降低了在新兴中心进行剥夺性积累的需要。如果今天该趋势仍起作用，美国和其他成熟的资本积累中心会借给新兴中心“巨额资本”。那么，为什么美国不但没有借出而且还以日均逾20亿美元的速度借入巨额资本（如此前在第5章所述）呢？为什么这一资本的大量份额越来越多地来自新兴中心，特别是中国呢？
这一异常标志着机制中出现了障碍，而过去该机制在深度和广度日增的空间固定中，是有助于吸收过剩资本的。哈维并未研究这一异常，但是其空间固定理论提出，地理惯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增强可能是出现障碍的原因。虽然这无疑是部分原因，但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剥夺性积累达到了极限。这或是因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新兴中心（中国）正通过其他手段积累资本（正如本书第12章中将对这一似是而非的假设所做的讨论），或是因为强制手段无法再创造出具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空间固定，来有利可图地吸收在全球积累的、空前庞大的过剩资本。
哈维并未调查这种可能性，也未澄清华盛顿采纳“美国新世纪”计划与剥夺性积累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暗示，“对伊拉克石油的剥夺”可能标志着继续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剥夺性积累的开始，他也声称，新保守主义帝国计划寻求推行的特定的地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很不协调。虽然军事支出可在短期内促进美国经济繁荣，但是其更长远的影响可能是美国背负更重的外债，以致美国面对资本外逃更加脆弱。金融资本继续承销美国国债的风险将相应地增加，而且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资本外逃迟早会迫使美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引发“前所未闻的紧缩形势，类似情形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
哈维推测，在此环境下，美国“将深受诱惑，想利用其对石油的控制权来抑制中国的发展，在中亚发动规模最小的地缘政治冲突，并可能扩散为更全球性的冲突”。在他看来，摆脱这种毁灭性结局的唯一现实选择，就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推行由美欧领导的某种“新‘新政’”。“这意味着解放资本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根据更为干涉主义和再分配的路线来重塑国家实力，抑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并民主地控制寡头和垄断的（特别是……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压倒力量或分散权力”这一计划选择类似很早前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设想的合作资本主义列强的“极端帝国主义”，而且同样具有消极的含意与后果。然而，它“与目前由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提出的赤裸裸的军事帝国主义相比，确实似乎提出了一个暴力倾向少得多、善意得多的帝国道路”。
自本书动笔以来的四年，新保守主义帝国计划的阐述排除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通过军事手段占有伊拉克石油，可能会开启剥夺性积累的新阶段，并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外债和对资本外逃的脆弱性。然而，迄今为止，金融资本和国外政府仍在继续承销美国国债，因此没有资本外逃迫使美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从而引起某种紧缩，更不用说任何可与1930年代的经历可比的紧缩。虽然这种资本外逃和结构调整仍有可能出现，但若果真出现的话，很难说美国将如何应对。正如本书第四篇所述，伊拉克困局并未挫伤美国寻求可能会引发哈维所说的那种地缘政治冲突的对华战略的积极性。不过，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已不太有利于这种结果的出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布什政府很不成功地推行的赤裸裸军事帝国主义，欧美“极端帝国主义”计划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似是而非的替代选择。
为搞清因阐述美国霸权而出现的一系列的历史可能性，空间固定和剥夺性积累的概念必须在比哈维更广泛、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重新修订。从这个角度上说，一方面，新帝国主义似乎是由深度与广度日增的空间固定组成的延迟了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美国试图通过形成以其为中心的世界政府来结束这一过程的结果。我要说，这一企图从一开始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在乔治·W. 布什任内，它已完全到达极限，并且很有可能不再是眼下全球政治经济转变的主要决定因素。
过度积累与金融化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就资本积累和权力积累之间的关系做了见解深刻而且可能有些实用主义的分析。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师从海德格尔。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图源：baike.baidu.com]（链接可见往期推文：阿伦特 | 平庸之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霍布斯坚持认为权力是人类一切事务的驱动力……这源于一个理论上无可争议的命题——永无休止的财产积累必须以永无休止的权力积累为基础……资本积累不受约束的过程需要一个如此“不受约束的大国”的政治结构，以至于它能够通过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来保护日益增长的财产……对于保护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必需的永无休止的权力积累过程，决定了19世纪末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并预示了帝国主义的兴起。
引用该理论观点后，哈维写道，这与我自己对领导组织的交替所做的经验主义分析“完全”一致。从意大利城邦国家到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霸权阶段，这些组织促进并维护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
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于具有尼德兰联邦这样一个大小和资源的国家来说，霸权角色已变得太大了。同样，在20世纪初，对于具有英国这样一个大小和资源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两个实例中，霸权角色在18世纪落到了英国国家身上，20世纪则是美国。这个霸权国家逐渐享有了丰富的“保护费”，即与绝对或相对的地缘战略上的岛国特性相伴的独有成本优势……不过，这两个实例中的国家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据着足够的重要性，能够将相互竞争的国家间的均势向它认为适当的方向转变。而且，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大幅膨胀，在20世纪初称霸所需的领土和资源要比18世纪时多得多。
虽然不能否认，但两种理论之间的共性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一模一样”。阿伦特的分析指向国家内部的权力和资本积累，而我的分析则指向在不断演变的国家体系内的权力和资本积累。二者的区别在多个层面上都至关重要。
阿伦特让我们关注的，是单个资本主义国家趋向经历“过剩金钱”（即在其境内进行有利可图的再投资所需资本以外的资本）的积累并为保护日增的财产需要变得更加强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是旨在为过剩资本寻求有利可图的外部出路并增强国家实力的政策。相反，我的分析让人们关注的，是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组织成为积累和统治体系扩张的代理机构的过程，而该体系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国家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是不断出现的斗争的一个方面。通过这些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制手段，试图使“无休止的”资本和权力积累所需的空间转换向有利于其自身的方向发展。
正如哈维强调的，在涉及资本扩大化再生产的空间生产方面和构成剥夺性积累实质的“掠夺行为和强迫贬值”方面，国家权力支持的金融资本更加起到了的媒介作用。然而，在该作用的世界历史协调方面，他是含混不清的。像阿伦特一样，他似乎坚持金融资本是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产物的观点。这可能对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是正确的，但就全球而言肯定是不正确的。
正如第3章所预测，布罗代尔已证明，在资本过度积累（资本积累的规模超出了正常的投资渠道）中应运而生的金融化（金融资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取代或主导商业社会所有活动的能力），早在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相结合之前就已在欧洲经济中有迹可循。就此我们应补充一点，布罗代尔还提供了日期、地点和机构的清单，使我们能把哈维有关金融资本的理论思考置于世界历史的空间和时间之上。布罗代尔提出，1740年前后荷兰放弃商业成为“欧洲的银行家”，这是不断反复的世界体系趋势的典型例子。同样的过程在15世纪的意大利也出现过。然后是在1560年左右，海外热那亚商人中占领导地位的群体逐渐放弃了商业，并对欧洲金融业开始了大约长达70年的统治，而这可以同2世纪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所实行的统治相媲美。“这是一种如此谨慎和复杂的统治，以至于历史学家长期忽略了其存在。”紧跟荷兰，英国在1873～1896年的大萧条期间及之后使这一趋势重演，当时“惊人的工业革命冒险”创造出过多的货币资本。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点，在所谓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同样“惊人的冒险”后，自1970年代起，美国资本也沿着类似的道路发展。“通过达到金融扩张的阶段，这种顺序下的每项资本主义发展似乎都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它的成熟：秋天的标志。”
根据这些观点，马克思有关资本的一般公式（CM）或许可被重新解释为，不仅是对单个资本主义投资逻辑的描述，而且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循环模式的描述。该模式的中心内容是物质扩张（资本积累的MC阶段）的各个时期与金融扩张（CM阶段）的各个阶段的交替。在物质扩张的各个阶段，货币资本（M’）使商品（C）数量大量增加，包括人力和自然禀赋；而在金融扩张的各阶段，货币资本的大幅增加使自己摆脱了商品形式，且积累是通过金融交易进行的（正如在马克思简化的公式MM’中）。综合考虑的话，这两个时期或阶段就构成了我所称的积累的系统周期（MCM’）。
从这些假设出发，我确定了4个这样的周期，每个都涵盖了一个“漫长的”世纪：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时间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荷兰周期，时间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时间从18世纪中到20世纪初；以及美国周期，时间从19世纪末到最近的金融扩张。每个周期都根据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特定联合体来命名（和定位）。这些联合体引领世界资本主义先后朝着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方向发展，而这些扩张又共同构成了这种周期。积累的系统周期一个接一个，在开始和结束环节相互重叠，因为金融扩张的各个阶段并不仅仅是世界资本主义重大发展的“秋天”。它们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其间占领导地位的新政府—商业联合体出现，随着时间的发展重组该体系，使其进一步扩张成为可能。
物质和金融扩张均是积累和统治体系的过程，而这一体系长期以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断发展，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政府和商业机构。在每个周期内，物质扩张的发生是因为出现了特殊的政府和商业机构的集团该集团有能力率领这一体系朝着新的空间固定的方向发展，而新的空间固定又为更广、更深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在此条件下，投资于贸易和生产的资本收益增加；利润倾向于比较规律地再投资于贸易和生产的进一步扩大上；并且该体系的主要中心会有意无意地为了维持彼此的扩张而进行合作。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增长的大量利润对贸易和生产的再投资，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积累超过了在边际利润不大幅减少的前提下对商品买卖的再投资能力。至此，资本主义机构试图相互侵占行动范围；此前界定相互合作条件的劳动分工土崩瓦解；恶性竞争日益加剧。收回投资于贸易和生产的资本的前景变得暗淡，资本主义机构倾向于将更大比例的现金流入以流动性较好的形式保存。这一阶段由此为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转变做好了准备。
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所有金融扩张中，以流动性较好的形式出现的过剩资本的积累有三大影响。首先，它将土地、基础设施以及贸易和生产资料中的过剩资本转变为不断扩大的货币和信贷供给其次，它从政府和全体人民手中夺取此前来自贸易和生产的收入，而贸易和生产因无利可图或太过冒险而被放弃。最后一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二者的必然结果，它为金融中介创造了高利润的市场小环境，能够将日增的流动性供给转移到有资金困难的政府和人民手中，或者那些有意在贸易和生产上开辟新的赢利渠道的公共和私人企业手中。
作为惯例，在先前物质扩张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机构，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能够占领这些高利润的市场小环境，进而引领积累体系朝着金融扩张的方向发展。现存的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之所以能在经历其霸权的信号危机后，却还能享受财富和权力短暂但大幅提升的“流金岁月”，这种从一种领导地位向另一种领导地位转换的能力是主要因素。所有这些“流金岁月”之所以一直是暂时现象，是因为它们倾向于加剧而非解决潜在的过度积累危机。它们因此加剧了经济竞争、社会冲突以及国家间的对立，并使其超出了现存中心的实力能够控制的程度。在转向讨论随之出现的斗争本质的变化之前，依次看看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所有金融扩张都需要剥夺性积累。向资金困难的政府和人们借出过剩资本，只有当它对资产或收入的重新分配达到从借款者到控制过剩资本的机构手中的程度时，才能获利。只要提这一句就够了。大量的这类重新分配，确实已成为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到里根和克林顿时期的所有金融资本“流金岁月”的重要成分。但它们自身并没有为潜在的过度积累危机提供任何解决方案。相反，通过将购买力从具有较低资金流动性偏好的阶层和群体（拥有剥夺性积累程度较低的货币资金）转向具有较高资金流动性偏好的阶层和群体，它们倾向于引发更严重的资本过度积累以及赢利性危机的不断出现。此外，通过孤立遭到剥夺的阶层和群体，它们还倾向于引发合法性危机。当然，赢利性和合法性危机相结合，形成了阿伦特和哈维探寻各自所在时期的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然而，类似的条件也在更早期的金融扩张中有所体现，直接或间接恶化了国家内或国家间的冲突。
至少在初期，日益升级的国家间冲突使现存中心获益，因为这使国家金融需求膨胀，并因此加剧了相互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但是，一旦冲突升级为重大战争，甚至在金融领域，现存中心往往也会输给新兴中心，后者更有优势为无休止的资本和权力积累提供比前者更广、更深的空间固定。
这引出了第二个观点，即关于过剩资本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存中心向新兴中心的转变。如前所述，马克思归于信贷系统在促进这种再分配上的作用，指向了看不见的资本主义间的合作，这种合作降低了在新兴中心进行剥夺性积累的需要。我们也注意到，马克思对领先的资本主义中心的排序（威尼斯荷兰、英格兰和美国），指向了广度、深度日增的一系列空间固定，这种固定为先前的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和新一阶段物质扩张的开始创造了条件。在这点上，我们现在应补充说，战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至少在两个例子上（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过剩资本从成熟中心到新兴中心的再分配的开始，远早于国家间冲突的升级。不过，这种早期的转移建立了对新兴中心的资产和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而这又为成熟中心带回大量的利益、利润和租金，数量与原来的投资持平甚或超过其水平。因此，它加强而非削弱了现存中心在巨额融资领域里的位置。可一旦战争升级，将成熟中心与新兴中心相联系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将被迫转换，向新兴中心的再分配变得更实质和持久。
每次转移之间的转换机制大相径庭。在荷兰—英国的转换中，关键的机制是在七年战争期间及其后对印度的掠夺，这使英国能从荷兰赎回其国债，从而发动了几乎无外债的拿破仑战争。在英国美国的转换中，关键的机制是美国战时对武器、机械、食品和原材料的供应远远超过了英国目前收入的支付能力。但在这两个例子中，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制高点护卫者的更换，战争都是本质因素。
*本文原载于《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许安结、黄平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为了排版与阅读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伊拉克战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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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周浥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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