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罗 | 组织美国

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耶鲁大学的组织社会学教授，代表作为《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下一场灾难：如何减轻自然灾害、工业事故与恐怖袭击的影响》。[图源：researchgate.net]

历史学家和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解释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基于三个主要范畴：工业化（包括技术变革）、文化和政治。本文是基于我本人的《组织美国：财富、政治力量和公司资本主义的起源》（Perrow，2002）一书。在书中，我提出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9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因素，即大型的营利性组织。这些组织很少被管制，结构上垂直整合，并且是科层制的。人们忽视了它们对工业化、文化、政治的发展方向上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对历史作出组织的解释，而这篇文章尝试性地迈出了必要的第一步。有人可能会提出，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1977）和经济史学家们已经完成了对这一方面的解释，但是这些研究仅仅是针对一些选定的成功公司作出狭隘的效率解释，而几乎没有关注代表了不同路径的那些失败的公司，也没有对成功的公司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行讨论。

我的研究问题是，私有而且很少受到政府干预的大公司是如何成为美国经济体系的基础的。这样的公司在两百年前并不存在。直到19世纪90年代，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公司出现在纺织、铁路、石油、钢铁和机车产业中。虽然它们当时还不能主导经济体系，但是这些公司促进了必要的法律和政治结构的产生。它们的大规模行动在世纪之交开始了，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公司通过合并产生了当时200家最大公司中的绝大部分。至今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仍然统治着它们所在的产业。在我们田园牧歌式的农业史上，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突变？

欧洲并没有发生过相应的公司转变。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公司结构仍是独一无二的（并在工业化世界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美国这种“独特性”（“exceptionalism”）的一个常见解释是：资源丰富的土地、广阔的市场、民主的制度和崇尚个人自由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为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这一解释没有充分意识到政府的软弱和商业精英们在实现组织利益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这些企业精英们能够改变法规体系，并限制政府官僚对它们的管制。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民主制度及个人自由与企业家精神，都不足以产生这种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相反在整个19世纪，许多的民主制度都在力图阻止公司资本主义获得统治地位。

大型公司在19世纪末涌现的必要条件是联邦法制结构的改变，即法制结构必须有利于那些面向全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私人资本的积累，而不是有利于资本向占据区域市场的小型企业的分散。在美国，私人财富和政治力量的集中比欧洲要快一个世纪。我们在全球取得的成功，迫使欧洲在20世纪后半叶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独特的组织手段被用来改变耕地共和主义（agrarian republicanism），组织必须保证劳动力的依赖性（不能在组织间自由的流动，或者脱离组织而生存），组织也必须通过科层制手段而非暴力来控制劳动力，并且将经济上的成功和涉足政治活动相结合，这种结合经常通过行贿来完成。

对弱政府的强调兼容于组织角度的解释。假设在最低程度民主的情况下，一个弱政府允许私人组织几乎不受限制地发展，而且很少要求其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么私人组织就能够按照它们的意愿来塑造政府。它们会要求政府改变物权法的形式，从而使法制系统有利于私有经济组织。但是在强政府的条件下，立法机关足以在私有经济组织面前保持独立，行政部门足以控制私有经济组织的势力。强政府的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能够限制私人组织的发展，并且要求它们关注公共利益。与美国相比，强政府的这些特征在欧洲较为普遍。

让我从16到18世纪的欧洲开始。在那时的欧洲，农业产量增加带来了饮食的改善，疾病控制能力得以显著提高，这些因素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由于农产品剩余和第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繁荣，强政府出现了。这些政府有能力削弱地方武装和强盗的势力，维持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政府有利于推广和发展工业革命的新发明。人口的增长为工匠、手艺人和小型制造业提供了人力。虽然财富增加了，但这些财富仍然集中在政治和宗教势力手中，这导致了更为强大的政府。如同对贵族的打击和对教会的控制一样，这些政府也对私人势力的资源规模加以限制。

尽管如此，私有经济组织还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民主观念的兴起而出现了。可是当工业在城市发展时，劳动力却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劳动力必须被转移出来。在英国，政府允许贵族减少对农民的传统义务，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而产生了小规模的完全依赖工资的城市人口。这就是圈地运动的过程。随着新的生产利润开始集中在私人手中，可能威胁到政府和教会的私人势力出现了。在英国，王室通过永久经营法来简单地没收新贵们的不动产，并限制对商业合伙人和股东的资本投资。这样，增加资本的基本手段就只能通过合伙或者入股。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这两种资本联合在总体而言十分少见，相应地，经济组织的规模也受到了限制。这一时期曾有过一些大型组织，比如东印度公司（基于王室的特许，并有政府代表的参与）和制陶巨头韦吉伍德公司（Wedgwood），可是这些大型组织不接受来自私人的自由投资。只有在美国，这样的投资才可能被允许。

图为19世纪棉花厂林立的英国。[图源：baike.baidu]

来自欧洲的移民对国教和政府这两个强大组织曾经的恐惧和仇恨，使美国受益匪浅。美国既无国教，联邦政府也保持着小、弱和分治的状态。没有强政府，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封建主义和桎梏于土地的农民。没有强政府，也不可能产生教唆政府之间对立的强大教会。没有王室、教会、贵族对私有经济势力增加所产生的嫉妒，即使大型私有经济组织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到了严格限制，它们仍然能够繁荣发展。农民、工人和一些政客反对这些新公司，认为它们不受约束、不考虑公众利益、控制市场，而且能够贿赂立法和司法机关，但是这种反对收效甚微。经济快速的增长，对这些新兴组织的生产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文化所呈现出的矛盾性使几乎任何新生事物都得到了保护。

最初法律上对于经济组织提出了几个限制。考虑到经济组织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英国惯例法要求受到特许的公司服务于公共利益，并且要求其董事会有公共代表。1819年，受雇于英格兰商业精英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律师，在私立达特茅斯学院这一案例上，成功地使最高法院废除了以往的法律条款。同年，另外两个限制私人资本积累的规定也被废除了。其一是有限责任：破产的并且不能偿付工人和债权人的企业家，从此不需要再掏自己的腰包。他仍可以很富有，因为他的私人财富和商业资产分离了。有限责任使工人和债权人承担了商业失败的风险，助长了公司的经营失误和缺少计划的倾向，但无疑也激励了商业中的冒险行为。

当最高法院宣称联邦政府直接对人民负责，联邦法律高于其他各州关于公司行为的相关法律时，限制私人财富积累的另一个规定也被取消了。但是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在当时几乎不存在，而且立法机关又易于被贿赂，所以这一改变就导致了各地无法控制自身发展，无法控制本地的银行业，尤其是铁路业的发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无管制的状态。

作为第三个阻碍私人资本积累的因素，即对合伙人和股份公司筹集充足资本建立真正的大型经济组织的能力的限制，也被取消了。简要回顾历史，当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到英国攫取技术用以建立新型水力织机时，他的大量业余时间花在了苏格兰，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法律现象，即法人公司。在法人公司里，无论多少人都可以把小额资本投在同一家公司，而管理层很少会受到投资者的限制。在苏格兰，这样的公司很少，而且苏格兰的工业化不是很快，所以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这些通过合作出现的小型经济组织。而洛威尔马上察觉到了这种模式的优势，并将这种模式和他的水力织机计划一起引入波士顿，在那里他建立了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互相关联的公司。

走进历史舞台的制造业精英们是一个混杂的群体：既有拥有土地财富的绅士和富商，也有农场主、小商人、手工艺人及聪明而有抱负的移民。事实上，任何非爱尔兰的白人，都可能成为精英。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了美国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即制造业精英没有受到任何一种特定文化的影响。因为门第血缘观念的薄弱，所以财富更多是通过努力而非继承获得，这样也就使人们更加重视勤劳的品质。由于多样的文化背景，多种理念和实践交互作用的机会更多了，所以很少有单一传统引发的盲从。大型组织的唯一阻碍来自农民和工人对自身利益的普遍担忧，即担心他们的自由会被出现的大规模私有化组织所侵害。但是在美国，这些组织的开放性増加了它们的合法性。

除了对限制私人组织势力并不感兴趣的弱政府和既非世袭也非同种族同宗教所构成的精英群体，另外两种因素也至关重要，即资本和劳动力。最初的资本是稀少的和本地性的。拿破仑战争和1812年内战，切断了农业殖民地所需的廉价制成品的进口渠道，这样新英格兰的资本就从运送原材料转移到了商品制造。若非如此，美洲大陆可能会变成像印度一样被殖民者统治。这些殖民者攫取原材料，运送到国外，再运进英国的制成品和消费品。加拿大曾一度沦入这样的命运，直到大英帝国开始崩溃，使加拿大人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独立，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由于美国国家的独立及随后对欧洲商品进口的限制，作为财富主要持有者的新英格兰商人们，转而利用关税保护开始从事制造业和国内运输。由于高额的关税、充足的自然资源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欧洲的资本开始流入，并投资在生产制造和运输上。这些劳动力供给，部分来自衰落的新英格兰农场，更多来自移民。欧洲资本从19世纪中叶到后期在满足新兴铁路工业的巨大资本需求方面，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不同州之间，资本运作的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马萨诸塞州，政府允许银行自主经营，纺织业精英们能够为建立空前规模的工厂而筹集到所需的巨额资本。这些工厂被安置在公司城中，从而进一步地集中了财富和势力。这些公司借用了苏格兰的法人公司模式，即大量股东可以进行不参与经营的远程投资。与此相对，在宾夕法尼亚州，政府严格管制银行，并倾向投资于运输业。这限制了精英们为本地纺织企业筹集资本的能力。他们的财富流入到铁路业、釆矿业和航运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流入了新英格兰纺织业。19世纪上半叶，宾夕法尼亚州的条件有利于发展当时作为最主要的工业的纺织业，但是资金的缺乏导致了宾夕法尼亚纺织业以分散的小型公司为特征（Gumus-Dawes，2000）。到19世纪80年代，以小型公司为主和资本化仅为新英格兰公司一半的宾夕法尼亚州纺织业，在产量上还是比新英格兰高。

19世纪早期的一个新现象是，大西洋中部沿岸和新英格兰海岸的城镇，迅速涌入了大量依赖工资生活的工人。他们中间很多是移民，也有许多是农民的小儿子们——他们的父亲已经没有足够土地分给所有儿子了，另外还有由于土地衰竭已经无力在新英格兰经营的人们，或者随着距离的增加和印第安人在大湖区东部对移民的封锁而深感迁移困难的人们。正如几十年前的英格兰，制造业所需的依赖劳动工资的人口出现了。没有这样的人口群体，也就是说当人们还可以选择务农、卖手艺或者打零活时，工厂是无法招募到工人的（Shelton，1986）。

和早期的英格兰一样，第一批工厂招募的是孤儿、穷人或者是罪犯。没人愿意接受这些职业。作为一个新鲜的事物，它被称为“工资奴隶制”（“wage slavery”）。19世纪30年代，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选择建立在像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这样偏远的地方。那里水力资源充足、土地廉价，但是却没有愿意拿工资生活的工人。厂主们只得招募农夫们的女儿，她们在工厂工作三到四年，攒足了嫁妆，就嫁人了。因为她们能随时回到农场去，并非只靠工资生存，所以工厂必须善待这些女孩。这些有文化的勤劳的年轻女工们住在宿舍里，并且出版文学杂志，所以这一时期洛威尔的经验被看作是当时工业社区的典范。但是，当铁路把受了饥荒的爱尔兰人从波士顿港口运送到内陆的纺织工业区时，一个雇佣劳动力的大军就形成了。工资削减了，新英格兰的女工们离开了，剥削加重了，漂亮的工业区变成了贫民窟。廉价的劳动力和便宜的贫民窟使利润剧增。公司投资的年回报率可以达到25%。通过低成本和大量的商品，那些来自被称作波士顿会（Boston Associates）的公司们完全控制了市场。这部分地也是因为它们对国会施压，使其通过有利的关税政策，而阻挡了国外的廉价商品。对劳工的剥削和不再投入于工业社区的做法，无法被解释为是基于残酷的竞争，因为这样的竞争根本就不存在。除了纯粹的贪婪，阶级压迫的机制是最有可能的解释。

对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一条可行的发展途径是，资本的集中、高度的工资依赖性、廉价商品的大规模生产、缓慢的技术发展和被工人和社区所承担的巨大的外部性或者说社会代价。这种发展模式直到19世纪末才成为主流。

宾夕法尼亚的纺织厂则揭示了另外一条途径。虽然也有凡家使用低技术和剥削移民劳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详见Shelton，1986），但是由于政府对银行的限制，使制造业缺乏大量的资金，纺织工厂的规模一般来说都很小。虽然不能在低端市场与洛威尔工厂竞争，但宾夕法尼亚的工厂却发展出质量上乘和富于创新的高端商品，这是洛威尔所无法效仿的。这些小公司把利润分配给众多所有者，定期交换雇员，传播技术和发明。虽然没有建立一体化的设备，它们通过实力进行租赁，并且扩大投资范围。它们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很容易成为厂主，而当订单被另一家得到时，他们又会再次成为工人。由于有许多公司可供选择，工人们对工资的依赖性降低了（并没有证据表明离开公司的雇员会被列入黑名单，而在新英格兰这是理所当然的）。更髙的生产技术水平也有助于降低这种依赖性。

在宾夕法尼亚，身份并不像在洛威尔工厂里那样一成不变。这些小公司利润丰厚，兴旺繁荣。当公司所有者的财富积累达到适当的程度，他们通常会退休，分配财富并在本地消费。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公司的劳工政策是粗劣的，但在当时却不是这样。宾夕法尼亚虽有童工，但由于对技术的较高要求，童工数量没有洛威尔那些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里多。通过铺路、提供净水、修建下水道、兴建商校和支付所需税费，宾夕法尼亚的厂主们投资于他们的社区。菲利普·斯克兰顿（Philip Scranton，1983）在对这些工厂的精彩描述中，揭示并理论化了“小公司网络”，这篇论文的发表比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和査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关于意大利北部和欧洲的小公司网络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1984），还早了一年。

宾夕法尼亚的几个工业社区中存在一些大型工厂。它们从不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同时解雇投错政治候选人的工人，与公共教育系统争夺儿童，并在它们的工业社区集中财富。它们最终输给了洛威尔的工厂，因为那里的工厂规模更大，并且工业社区几乎完全被控制。

虽然很难作出概括，但是从1820年到大约1880年的时间里，小公司网络模式似乎比洛威尔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更具代表性。没有马萨诸塞政府那种对银行的管理，宾夕法尼亚并没有方便的资本筹集方式，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奇地缓慢，并通常会受到厂主们的抵制（Hounshell，1984）。在宾夕法尼亚，公司的发展是通过增加更多相同的生产单元或者小车间来完成的，而不是依据福特制流水生产线来重组生产。批次生产而非大规模生产成为准则，生产的技术含量比较高。多数产品的市场狭小，并且是地方性的，因此经济规模并不重要。当然，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其他一些产业比如石油业，这种转变还要早得多。

为什么19世纪末大型组织在美国纷纷涌现？答案是铁路。首先，铁路使大规模的市场成为了可能。多数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包括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内都认为，大规模市场刺激了规模经济，之后导致了全国而非地方性铁路线的发展，然后就是全国而非地方性产业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后期的技术条件下，多数产业经济规模很小，公司仅有大约500名雇工的规模。铁路所提供的廉价、可靠、全天候的运输方式，与拥有中等规模公司的分散的区域性经济相当符合。在铁路出现以前，就存在这样的经济。商品可在多个产地进行生产，并低廉地在本地或本区域内进行销售。铁路也并不必然是全国性的。一条跨越三州的州际铁路曾作为区域性铁路经营了数年，短途运输服务富有效率，其创新性的检修和运输手段也被全国铁路所效仿，但是它仍然被国有线路收购了（Berk，1994：ch.5）。

美国第一条铁路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于1830年5月建成通车，全长21公里。图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N-1级蒸汽机车。[图源：douban]

全国性的铁路线路（19世纪末主要有四条）的最大利润基于提供长途运输服务，这种服务因为存在相互竞争而价格低廉。但在短途运输中，垄断导致了高价格，这种定价策略使区域经济无法存活。铁路业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密集型组织，它们拥有经济和政治资源来支持全国性经济而非区域经济。在它们的扶植下，主要的牲畜加工、食品加工、钢铁、石油、耐用品制造中心开始建立起来，大型组织控制了全国市场。既然全国性铁路系统需要全国性生产中心，经济就被集中起来了。因为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财富也被集中起来了。

铁路似乎也对筹集建立大规模工业生产需的巨额资金产生了作用。铁路系统一旦在大量的浪费性的政府补贴下建立起来，它的资本需求自然会下降，而且铁路行业本身也是相当富有。投资财团、银行、国外资本和富有的铁路股东们，为19世纪末大规模的合并运动提供了资金，整合了经济中的工业和零售部门，减少了竞争。短短几年时间，中等规模的公司就合并为我在前面提到过的200家大公司。这些合并减了竞争，创造了垄断和寡头利益，同时延缓了创新（Roy，1997）。当然，许多公司合并失败了，但是存活下来的大型公司从此开始统治经济。虽然宾夕法尼亚的小公司网络模式具有创新性和社会价值，但是它仍走向了衰落。而以大型的集中化的科层制公司，以及牺牲工人与社区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为特征的洛威尔大规模生产模式，则呈现出了上升趋势。

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严格管制的缺失导致了铁路快速地被私有化，这使它对美国经济的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铁路产业集中地代表了公共利益，而美国是唯一一个对铁路不加管制而私有化的国家。最初的美国铁路作为准政府实体，收到大量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公共投资，而且接受一些公共控制。到19世纪40年代，这些公共管制被取消了，铁路所有者开始利用国家的补贴建设州际的然后是全国的铁路线路。西部大开发时，国家急需廉价的运输方式，但是充斥于私有铁路系统中的浪费、低效和腐败现象却被广为人知。铁路业的腐败被多数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当作偶发现象，但是实际上它应该被视为生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仅仅关注受贿者比如法官和立法者，而忽视了行贿者即铁路组织，这些研究者就不能发现腐败背后的权力运作。铁路主要的安全设施，比如自动联结器和气动刹车装置，是发明家们的成就，但是不考虑公共事业的铁路业主们却是最后才对其表示支持的。19世纪的主要丑闻，即Credit Mobilier公司丑闻和最为激烈的罢工都发生在铁路业。铁路业的劳工政策给未来所有的劳资关系奠定了一个对立的基调。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铁路科层控制结构，成了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典范。而科层制管理被证明是精英们所能达到的最为温和的管理控制手段。

我强调弱政府允许私人组织的发展，以及它们对工资群体的剥削。但是私有经济组织的兴起是一个存在偶然因素的路径依赖过程，其发展并非不可避免，这一路径直到19世纪末才变得稳固而难以改变。假如美国的创立者们并不排斥英国和欧洲的集权统治，他们可能不会建立允许私有经济组织自由成长的联邦政治体系。工业革命发展时，美国尚未建国。假如美国在1650年就达到了它在1850年的人口规模，那么一个拥有行会、贸易和雇农的欧洲式生产结构就可能出现。不受抑制的工业化试图改造社会制度的尝试，就可能会受到抵制。然而1850年美国的实际情况与欧洲正相反，即少量的人口、不稳定的传统、软弱的地方和区域中心及混杂的阶级结构。这使得私有经济更容易发展和集中起来。这种集中是组织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文化的结果，或者工业化的必然要求，或者来自我们的政治体系。

假如波士顿的洛威尔和卡博特（Cabot）等把财富重新投资于扩大商业舰队，而不是偏僻河流附近的水力织机，那么大规模廉价纺织品的生产就会发生在英国（然后再转移到印度，那样的话，洛威尔等就不得不用特殊关税来阻止印度产品的进口了）。假如以上情况发生，从事精细产品生产的小型经济组织会出现在新英格兰海滨附近的低水能小河上；假如爱尔兰不发生土豆饥荒，依赖工资生存的工人也就不会在工厂出现时，如此快速而轻易地涌入美国；假如1837年的恐慌没有恰好发生在铁路开始发展的时候，尽管联邦政府弱小，高涨的公众投资期望也将引发对铁路实行有效的政府管制的要求。

1739年到1741年，爱尔兰的马铃薯突然因某种原因短缺，形成饥荒，大约有240万爱尔兰人死亡。[图源：jiemian]

但是一些事情仅仅是在假设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资源极其丰富，而且几乎从未被开发的土地吸引了移民的迁入，这些移民需要蒸汽动力生产出的大最廉价商品。这个新兴市场规模空前。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比本地手工业者的产品更有可能占据市场。英国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征服了欧洲其他国家曾经被工匠和手工艺人所主导的市场。虽然大规模生产有可能在一个区域实现而无需一个全国的范围，从而可能分散财富和势力，但是面对一个很快超越英国本土的规模更大的市场，大规模生产似乎不会仅仅被局限在英国本土。尽管存在工业的联合、大规模的市场和待开发的自然资源，但是大型组织在世纪之交的崛起却远远不是必然的。即便从经济学家们狭义的角度看，它们也远远不是有效率的，更不用说考虑到社会因素的情况了。

民主精神对私人财富和势力积累起到了一些抑制的作用。尽管司法部门对其抱有敌意，工会还是尽其所能了。越来越多的选民向联邦政府提出对公司和私人财富的意见。尽管这些提议有时是不明智和过分保守的，但它们通常会减缓财富和公司集中化的过程。若非如此，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借鉴列宁时期的苏联对泰勒制的推行，类似尝试也在这里进行过。但比起苏联，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十分有限。经济精英们不能轻易集中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型组织会产生与其所有者相悖的结构利益。组织的确是一种工具，但大型组织却是很不顺手的工具。

尽管如此，结果本可能会更好。美国拥有实现更优结果的条件：美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几乎从未开发过的土地上；劳动力供给充足；没有僵化的阶级结构和贵族阶层；没有宗教战争或者强烈的宗教传统来维持对妇女的歧视；公民很早就被赋予了选举权；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是，和其他竞争者不同，美国只经历了一场内战。此外，在海洋上我们受到了英国的庇护，利用这一点，我们不断扩张的贸易得到了保护。一个“更好”的结果意味着减少工厂和矿井里工人受到的剥削和迫害，减少对国家资源无节制的挥霍，减少污染，大幅降低财富和收入的悬殊幅度，发展更小、更灵活、更具有竞争力的组织和由强大的联邦政府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一些接近“工资奴隶制”的真实情况是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进行的孤儿培训，即把从纽约和波士顿街头捡来的流浪儿童发送给中西部的农场主和工厂主）。我们对奴隶制的废除当然要晚于英国。在巨富的南部贵族与北部纺织业和航运业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弱小的中央政府对待奴隶制的立场只能是敷衍和犹疑的。

总之，弱政府允许私人通过大型经济组织作为媒介来积累财富和势力。经济精英们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发展了现代科层制组织，经过整个19世纪，它成为了促进财富和势力集中的手段（关于财富集中的讨论，参见Williamson and Lindhert，1980）。这些组织获得了选择自己管理层的自由。尽管热衷获取公共援助，它们将公共的或者政府的代表排斥出董事会。这些组织也获得了选择其继任者的权力，因此得以长久存在。收获利润的组织所有者们和股东们，不会因为债务、失误或者意外而被起诉。直到19世纪末，雇员及其家属不会因为任何的工伤而获得补偿。这些组织能够控制雇员们的社会行为。即便是合法的，这种控制最初也是以粗鲁的方式来实施的，比如工人们会因为投错了政治候选人、没有参加教会或者没有参加指定的教会而被解雇。对雇员们的社会化控制后来变得更为隐蔽和巧妙。为建立确保工资依赖性的经济系统，大型组织付出了极大努力。最初它们通过黑名单的手段，然后是运用城市工作来切断人们与乡村或者小城镇的联系（因为这些环境能够提供其他的生存方式）。尽管把人们弄到工厂里十分困难，但一旦生活在大城市，人们就很少有其他的选择了。污染环境、淹没农田，或者造成其他外部性代价的公司行为都被宣称是合法的，雇用过程中基于性别、种族和民族的歧视，也被认为是合法的。公司被当成一个虚拟的个人，因此可以并购其他公司来增加市场力量，并可运用资源进入任何它所期望的商业领域，来扩展业务范围和规模。

作为新生事物，现代科层制的这些方面在当时颇受质疑，因为人们畏惧集中而不受约束的力量。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被我们在今天视为是理所当然的。1820年大约20%的美国人口依靠工薪生存，到19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0%，而今天有超过90%的美国人依靠工薪生活，其中超过半数的人工作在大公司中。而且这些大型组织通常能够控制小型组织。我们已成为一个大型组织的社会，但这绝非必然。

*本文节选自《经济社会学》（第二章），弗兰克·道宾主编，冯秋石、王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封面图为英剧《南方与北方》的剧照。故事讲述了工业革命时期，来自英国南部的牧师之女玛格丽特在乔迁至英国北方的工业小镇米尔顿之后，与当地工厂厂长桑顿的爱情故事。故事中也描绘了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困顿的生活状，而在当时已然严峻的阶级矛盾也是推动故事中男女主人公成长并相爱的大事件。[图源：douban]

【鸣谢】

专题策划人：周浥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〇编辑：兰也   〇排版：一叶

〇审核：翰墨/梅所谓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