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萨德 | 当代美国的按揭凯恩斯主义

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涵盖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著有《自由市场的政治学》《新财政社会学》。[图源：russellsage.org]

我试图在本书中做四件事。第一，要注意美国在许多方面偏离了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理想状态，这些标签正在损害学术。第二，展示新世界的财富是如何从19世纪晚期开始在世界经济中造成不平衡的，这对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有显著影响。虽然美国的经济力量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却未被探讨过，我们所有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传统都在继续，就好像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实质性差异并不存在一样。地缘优势并非如命中注定地那般具有决定性意义，它需要一套特定的社会结构来将地理资源转化为经济财富——在其他资源丰富的大型国家没有这一社会结构——但本书最终还是支持地缘相当重要的观点。第三，我试图扩展伊丽莎白·桑德斯有关“农业国家主义”的话题，并表明美国农民的政治势力——由新世界财富的增长所促成，并因美国的政府架构而成为可能——一直持续到“大萧条”和“新政”初期，进而带来了这里所列出的更强大的政府干预的许多方面。美国政府的干预主义始于促进农业利益的干预。然而，这种干预的传统一旦确立，就远远超出了农民特有的问题：例如，消费者保护的根源可追溯到通过独立管制机构实行的对技术的干预，这种干预源自农民对铁路的不安。但消费者保护在今天影响了所有的美国人，包括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千计的那些直接被弗朗西丝·凯尔茜拯救的人。第四，我试图展示战后那些促进农业利益的干预措施的意外结果，由于累进税制切断了通往欧洲式福利国家的道路，金融的分散导致了信贷的民主化和以私人消费为基础的经济。本书因此把当代福利国家的命运同19世纪末期“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贸易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 4），并展示了全球化的第一个时刻是如何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逐渐成熟的政治经济奠定模式的。美国更加贫困的故事是说，在20世纪早期被实行的一系列进步的干预措施却产生了明显的非进步结果。

《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THE LAND OF TOO MUCH：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2019年。

本书的理论观点是，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方式，是其会否发展出一个能减少贫困的、广泛的公共福利国家的最佳预测指标。尽管我只深入地考察了一个案例，但在该案例中所考察的关系的逻辑却产生了理论预测，即更高的贫困率，是因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在鼓励消费而非投资。鼓励消费的国家将会发展为不那么广泛的福利国家，而限制消费的国家将被迫发展更广泛的福利国家。当然，一个国家的消费方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包括一个国家过去在有关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的成就，在地缘政治和战争中的角色，还有金融的结构及金融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态度并不是外生因素或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以消费为结果的因果链开启了一个新的、以福利国家为结果的因果链。这是针对历史社会学中有关在历史中因果链要追溯多远这一问题的一个涂尔干式的回答。历史产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的现象变得自成一类，即不再可以简化为使它们存在的事件。这些时刻应当是我们因果关系的起点。无论产生某种特殊消费态度的因素为何，一旦确立了这种消费态度，它就会独立地影响福利国家的发展。回应选民需求的政客和使得这些需求为人所知的选民共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影响后果。尽管本书的确在故事中发现了路径依赖的一个要素，其中，之前的决策影响了未来的决策，并使得某些结果不太可能发生，但它不支持最强版本的路径依赖，那种路径依赖设想了若干紧急关头，在那之后是一系列事件，其中若干进程被“锁定”且无法改变（Mahoney, 2000, 2001; Pierson, 2000）。我们没发现那种设想所需要的紧急关头，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意外与此事件有关：通过考察那些试图按照自身利益行动的团体，世界各国对由美式富足所引发的不平衡的回应已被很好地理解了；即使是引发了一系列前后相继事件的地理上的偶然，也可以从结构性的角度被理解为人类向更新土地的迁移。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几十年间，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关键节点。正如其他人所认为的，路径依赖的强烈愿景并没有很好地对应到流动的历史进程上（Thelen,2004）。但我们在故事中的确发现了路径依赖的较弱版本。例如，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接受全国性的销售税。在战后之初，没有理由偏离这一路径，因为所得税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提高收入的机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当人们有理由转而开征新税时，他们却没有能力这么做，因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公民不太能容忍开征新税的提议。正如加藤（2003）所指出的，这是路径依赖的一个例子，在“一战”前选择的路径被证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无法改变，即使关于关键节点和偶然的更强的论点没有得到支持。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确立的消费态度，从那时起就在每一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解释了德国在当下危机中对需求侧政策的抵制。也许这方面的主要教训是历史上意想不到和不可预见的后果的重要性。即使在群体和行动者打算理性行事的地方，社会行动系统也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预测他们的互动，至少在人类目前的理解水平上是如此。

本书的实证论点是，新世界财富的经验推动了发达工业国家以不同方式对待消费，进而推动了不同福利国家的形成，如图10.1所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国家在金本位制下回应美式增长引发的价格暴跌所采取的的方式是提高关税壁垒——这一发展可能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冲突（Hobson,1997）。这些保护主义势力所参与的冲突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经济能力，在每个国家，政治当局都拼命试图提高产量。福利国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要素，它是为换取工资限制而与劳工达成的协议，同时也是让公民与自上而下施加的经济增长战略达成和解的一种手段。农民在欧洲国家通常也很强大，但鉴于他们融入出口市场的方式，对他们来说，价格下跌是由外国谷物造成的，因而他们还加入并加强了保护主义联盟。

图10.1 本书的观点

贸易保护对美国农民来说是不够的，因为是他们自己的生产效率造成了这个问题，因此在美国，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价格波动引发了一个长期的政策制定过程。休伊·朗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个拥有如此之多且能生产如此之多作物的土地上，人们仍然忍饥挨饿、无家可归。他们的结论是，成功生产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分配机制出了问题。正如我们考察过的，那一热烈且富于创意的反思时期带来了一些观点，即货币供应需要更快增长以跟上经济日益增长的步伐，而且过度集中的财富需要被分散，如此，土地的生产力就可以在经济中流动。特别地，正如梅格·雅各布斯和其他学者所探索的那样，这一时期见证了一种“购买力范式”的发展，它指导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曲折的政治进程，这些见解以两种特别重要的方式成为政策。第一，美国政客试图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相对进步的税收结构来打破财富的集中。第二，对打破财富集中的关注也导致了一系列旨在使银行保持小规模的法律。这些政策肯定不是唯一的结果，但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后续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保护消费者和供应商不受大公司权力影响的政治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和他们的代表推动的，他们在世纪之交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决策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

这种独特的政府干预形式破坏了公共福利国家。累进税似乎只是一种政治上更容易带来收入的税收形式，而且在经济上也可能不那么有效，因此，美国人对累退税的抵制切断了欧洲国家找到的那种简单的收入来源。而且因为亲债务人的政策制定模式已经导致了税收优惠的传统，因此公司避免高税率的一个方法就是给予附加福利，并以此来享受税收优惠待遇。这些税收优惠被编入法律并促进发展了美国的私人福利制度，反过来又使公共福利国家得不到支持。这个解释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雇主在世纪末开始改变他们的偏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企业税率被下调，降低了因提供附加福利而获得的税收优惠的价值，使得雇主们不太有理由支持那些越来越昂贵的附加福利。到了90年代，企业开始谨慎地倾向于采取有利于全民医保的措施，而工会也不再为私人福利条款而战（有关医保政治主张改变的全面考察请参见Hacker, 2002;Jacobs and Skocpol, 2010;Daschle, 2010）。

美国的政府干预方式也导致了以信贷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大萧条”期间，促进农业利益的金融管制导致了金融崩溃。为了复苏金融——进而振兴经济——罗斯福政府开启了信贷民主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大萧条”时期出台的金融管制规定，通过限制银行规模及其活动来限制信贷。虽然这一矛盾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主要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衰退之际，各个政治派别的观察员开始鼓吹更宽松的信贷准入，带来了一段放松管制的时期。这些放松管制的措施发展出它们自己的动力，最终导致了危机。

军事财政模式（military fiscal model）在国家形成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战争是历史的主要结合点（Tilly, 1985）。在此处所讲述的故事中，战争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是市场重建协调计划的重要动力，而市场重建是欧洲国家在20世纪早期就着手进行的；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的美国经济的富足也与内战和“一战”紧密相关，这两次战争都促进了美国经济能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扩展了而非挑战了军事财政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主要改变了政治经济的规模，而非形式。例如，“二战”是美国税收政府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它将财政收入水平提升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且此后再也没有下降过（Campbell and Allen, 1994; Jones, 1996;Sparrow, 2008）。但战争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对所得税的依赖，也没有改变其对国家销售税的拒绝，它在战争前就存在了，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同样，信贷民主化中的主要事件是经济危机，而不是地缘政治危机，而且也是在“二战”前发生的。与美国相比，欧洲的相对经济衰退要早于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如果战争加剧了衰退，那么衰退及其所导致的保护主义同样可能促成带来战争的冲突气氛。战争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方式导致无法轻易地确定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个是首要的。

我之前在《自由市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一书中探讨了这些不同政治经济模式对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美国，这场政治运动与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有关，在英国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有关。里根的新自由主义采取了持续的减税和解除管制的形式，其中许多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撒切尔采取了大规模私有化的形式，这种私有化现在也没有逆转。但是，尽管法国和德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在相似的时期上台，并都承诺减少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但在这两个国家，新自由主义都不是很广泛。

《自由市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2006年。

与一些著名的解释相反，新自由主义不是由商业或经济学家的影响造成的（Prasad, 2006; Prasad, 2012）。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英国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强大，因为美国和英国的税收结构在这一时期比法国和德国的税收结构更加进步；美国的监管对商业更具对抗性，特别是在成本高昂的环境监管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德国公司被允许自行监管；英国的国有化公司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法国的国有化公司以效率为目标；虽然美国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给穷人的钱比给富人的多，但法国实际上有一个反向的再分配福利国家，它给富人的钱比给穷人的多。这些政策为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因为在战后，大多数美国人和英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意味着，在较早时期中赢得选票的对抗性政策（美国“敲富人竹杠”的累进税制和英国的亲工会政策）对选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相反，右翼政客们发现减税（在美国）以及反劳工和亲房主政策（在英国）已经成为拉选票的好手段。

然而，故事并没有以保守党的胜利而结束，因为选举的胜利并没有如此容易地转化为政策的胜利。撒切尔政府上台时的主要承诺是货币主义。但当政府实际上采取行动实施货币政策时，却发现没人知道“货币”是什么。定义货币的不同方式集中决定了政策的内涵。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将货币主义等价于平衡预算的方式来定义货币，财政部维护了自己的权力——这一过程是货币主义的支持者所强烈反对的。这以一种如此微妙的方式破坏了政策，以至于连主要的参与者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里根执政期间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左翼解除管制的事业以同样惊人的方式转变为右翼的事业。（有关这些事件的详细资料，请参见Prasad, 2006。）简而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更强的干预造成了反弹。这就是第一章所记录的更强的政府干预被表1.1所总结的非常不同的当前政治经济模型所取代的原因，在这些模型中，美国看起来与欧洲大陆大不相同（英国处于中间地位）。欧洲国家的干预是由对商业投资进而鼓励经济增长的总体关注驱动的，因此更容易挺过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

我认为有关美国和欧洲之间差异的优秀解释应当符合三个标准：它必须能解释美国在某些领域内更严格的政府干预，同时能够解释导致一国更大程度贫困和不平等的不那么发达的福利国家的现象；它必须能解释为何欧洲国家能够在几十年里将经济增长同再分配结合起来；还必须能解释美国和欧洲不同轨迹的起源。我在本书中已经说过，20世纪上半叶，促进农业利益者在政治中的角色解释了对农民来说很重要的领域的政府干预，这些政府干预持续破坏了公共福利国家。由于促进农业利益者对累退税的抵制，美国从未采用经济扭曲程度较低的税收，而这些税收则支撑着欧洲的福利国家并使欧洲得以加强经济增长和再分配。这种分歧的最终原因是美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这一爆炸性增长是由引入到北美广袤土地之上并在19世纪开始结出果实的英国制度引发的。

本书还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和欧洲的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异几乎与文化、雇主偏好、工会势力无关，也与美国资本主义不寻常的生产力及其在两次战争之间和“大萧条”时期所引发的危机无关。在任何发达的福利国家，公共动员或对福利政策的支持都不是政策产生的主要因素。虽然系统的投票数据在整个时期都无法获得，但历史研究表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大的支持是在政策实施后出现的。同样，雇主在福利政策最初被提出时通常会反对，后来才默许。而且劳动强度和动员的模式并不符合美国福利国家的特殊轨迹。

相反，我在这里提出的解释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考察经济的需求侧来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是鼓励还是抑制消费。这一视角进而肯定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性，在这一环境中，美国与欧洲国家相比发挥了非常不同的作用，因为美国的富足从19世纪开始便在世界经济中制造了不平衡，而从那时开始，世界只是缓慢且以极大的代价在恢复着。

虽然这里给出的许多解释都是针对发达工业国家的，但也有一些因素可以被归纳成一种更一般的解释，可以在目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检验。首先，正如卡尔·波兰尼告诉我们的，通胀以及更值得注意的通缩，是历史上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没有金本位制度，而且存在央行和完全不同的管理国际汇兑的机构的话，那么今天的货币问题将不同以往。但仍会有价格波动的时期，审视这些时期是进入政治经济的良好切入点。经济上的不满很少足以解释历史事件的进程，但我们可以这么说：价格波动会发生；当价格波动发生时，政府会干预；但政府会如何干预则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本研究的第二个更一般的结论是，促进农业利益的政治对福利国家的重要性。福利国家在历史上是随着社会开始工业化而发展的，当时农业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很重要。艾斯平·安德森（Esping Andersen,1990）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看好农业政治可能会走的复杂道路。农业政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农民的生产力和他们与出口市场的结合。在反竞争的农业市场中，农民可以被保护主义收买。但是，农业市场的反竞争性也许是整体经济缺乏竞争性的一个征兆（保护主义可能加剧这一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国家可能是试图通过抑制私人消费和将储蓄用于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农民是出口商的地方，保护主义不足以平息他们在价格下跌时的激进主义做法。尽管这种激进主义的结果难以预测，但农业行动的一个自然目标是工业化带来的财富集中。

……

作为此项研究对学术之影响的总结，本书旨在证明，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与任何西欧国家一样激进的政治传统。虽然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有许多不同之处，但美国历史的核心是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政府干预的强烈信念，尤其是在利用政府权力对抗资本的力量方面。

这一调查研究表明，分析人士过早地否定了“工业主义逻辑”的观点——波兰尼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工业化带来了政府干预的观点——他们观察到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各个福利国家的不同形式和出现的不同时机。这是真实而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福利国家扩展到更广泛的政府干预，很明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没有政府大力干预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资本主义。事实上，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而且从来都不是。

我们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非但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美国式干预的丰富历史上，反而使它变得模糊不清，因而无法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的过去或当代的发展。为了全面研究这一不寻常的政治经济发展轨迹，学者们将不得不把“弱”美国的虚构故事抛诸脑后，并在发展我们的理论时考虑到实际的历史。

*本文节选自莫妮卡·普拉萨德《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结论部分，余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为了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有删节，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之后，这些地区的重工业纷纷衰败。很多工厂被废弃，而工厂里的机器渐渐布满了铁锈，因此那里被称为了铁锈地带，简称锈带。[图源：dy.163]

【鸣谢】

专题策划人：周浥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〇编辑：灵雎    〇排版：孜然

〇审核：泓之/杜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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