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金、伊万·撒列尼 | 后共产主义经济体系

劳伦斯·P·金（Lawrence P. king），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他写了大量关于东欧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文章，主要关注私有化和外国投资。近期则关注于公共卫生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系列不同主题，旨在结合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卫生研究中使用的变量类型、分析和方法。[图源：peri.umass.edu]

伊万·撒列尼（Iván Szelényi），美籍匈牙利裔人，转型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耶鲁大学威廉·格雷厄姆·萨勒姆社会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匈牙利科学院院士。长期以来，他和其团队不断探索社会主义不同时期对不同群体、阶层的不同影响，在制度路径上试图寻找不同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这本手册的第一版就有一章“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本章可以被看做是它的继续，或者说是其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一章中，我们的目的是描述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突然崩溃（如东欧）或是渐进地被侵蚀（如正处于这一进程中的东亚）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我们讨论了在“高度国有化”和“理性再分配”的苏联模式下，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产生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党政官僚制定了围绕经济调配资源（尤其是资本和劳动力）的计划（Kornai 1980）。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短缺经济”的总体趋向，并且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由政治官僚、专家治国论者和人文知识分子组成）。相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从国家再分配体制中的获益与他们的付出是极其不成比例的（Konrád和Szelényi 1979）。而本章则系统地描述了产生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新体系和东亚共产主义制度的革新，它们都迅速形成了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建立在统治地位不断加强的财产私有制和以资本、劳动力市场为主体的市场整合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分析证实了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包括内部精英结构）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骤然出现的后共产主义制度有其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别于我们所熟知的东亚、北大西洋地区或是前共产主义时期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无论这些独特特征是否仅仅是过渡现象、后共产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终将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永久的体系是可以预见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确有众多不同之处，比较典型的有东亚的“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state-led” capitalism）、Anglo-Saxon的“市场导向型”模式（“market-led” form）和北欧的“契约型”资本主义（“coordinated, negotiated or consensual” capitalism）（see Thurow 1992; Hart 1992; Marquand 1997; Coates 2000; Hall和Soskice 2001）。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巩固地位，前共产主义社会在过渡阶段所走的独特道路会形成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体系结构。

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过渡的独特特征

存在争议的是，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在两个方面与先前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有很大不同。资本主义产生于一个不知私有制为何物和不存在私人经营者阶层的社会体系中，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资本主义产生于一个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并且已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系中，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

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孵化期”（within the wombs）生产衰减模式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新生产模式的“胚胎”已经形成。不管这个命题是否适用于所有的转型形式，它都值得拿来讨论，它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所有实例中证实这一点。拿一个经典过渡的案例来说，在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私人所有权首先产生。封建贵族通常的做法是把他们自己逐渐转变成为地主（拥有对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于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在英格兰出现了资本家租用地主土地的情况）。他们通过经济上的市场整合逐渐获得了土地。即便是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法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们也认为法国大革命可以被看做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他们毫不怀疑富有的中产阶级和私有制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革命理论家、新闻从业员、历史学者、革命社会主义者。［图源：Wikipedia］（链接可见往期推文：马克思 |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社会主义被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然而，社会主义在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的前提下能够使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得以正常运转，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任何情况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会发生在那些早已废除了私有制，并废除了掌握财产的大中资产阶级的社会里。过渡期主要任务——常不仅仅只是这一任务——是实现产品的国有化。以前的财产所有者往往被送入劳教所、被投入监狱、被处死、被流放，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生活在社会可以容忍的最边缘。甚至是中小资产阶级常常都会被清除，至少是被严格地限制。几乎没有一个店主、商人和工匠能够继续他们的个体经营。他们被迫成为受雇于国家的工人，在国有或者是国家管理的企业中工作，或者被迫加入所谓的生产合作组织。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同样的事情甚至会发生在小农阶级的身上。

从财产和阶级关系上来说，社会主义的存在确实是对我们所知的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否定。市场被非理性地清除。在最初试图消除市场和货币制度之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市场机制的运行。随着社会主义从斯大林主义进步到共产主义的自我改革，市场力量开始获得一定的地位。然而，市场力量仍然被限制在消费领域内，且不允许参与资本和产品的分配。小规模或没有价格规范的市场被允许运行。例如，“非市场性劳务交易”（nonmarket trade of labor）是一个为人熟知的现象。这样一来，劳动力以商品的形式存在，但它的价格却被行政性地限定，并且被隐戴在供需力量的背后。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Kornai 1980）。这就是在非市场交易下引人注目的劳动：失业是个例外，劳动短缺才是主要的。

甚至是在大多数以政革为导向的国家里，如匈牙利和波兰，私人所有权还仍被限制在消费品范围内，且市场也仅限于消费品的范围内。生产领域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私人资本积累的迹象。这并不是说基于不同社会集团或阶级的财富没有什么区别。随着改革深入，拥有不动产的官僚或者说是世袭官僚开始运用他们的阶级特权进行“寻租”（Manchin和Szelényi 1987）。不动产可能是积累私有财富最重要的媒介。很多特权阶级开始建造私有的房产（通常是一般化的，但偶尔也会是非常高档的），用政府的津贴为他们自已或为他们的子女谋利。我们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发现他们积累私有财产的证据：购买奢侈的汽车，收集有价值的艺术品，在西方国家银行秘密开户。在一些改革的共产主义国家（尤以匈牙利为甚），某些特杈阶级通过“地下经济”使得他们的资本得以“合法化”地积累并最终成为暴发户。最后，当社会主义国家病入膏肓的时候，一些最精明的特权阶级成员试图找到让他们“控制的财产”变成个人财产的方式。1988年，在匈牙利和波兰，一个“自发的”私有化进程在这种方式下开始了（Voszka 1993; Hankiss 1990; Staniszkis 1991）。改革时期的俄罗斯，特权阶级企图通过把国家资源拆分到新兴的合法合作部门特别是新建银行［通常是由共青团成员（未来的寡头政治家）和资深共产党员干部建立］来积累财富（参见Hoffman 2002）。如果共产主义在1989年以后的十几年中继续发挥作用，那么特权阶级或许已经经历了一场类似于西欧封建贵族的蜕变。

但是这一天来得太快了，大部分自发的私有化经济并未受到影响。几乎无一例外，在之后的共产主义改革中，新兴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积聚私人所有权而占据主导地位。以消费品的形式积累起来的财富（或者是存入西方银行的秘密账户）通常也仍然相当有限，还无法使他们的主人成为新兴的大资产阶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断言，在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在一个不知私有制为何物和不存在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制度的毁灭中获益颇丰。

但这又有何意义呢？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阶级关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有多大呢？不考虑Burawoy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估计，我们认为这种阶级关系的存在对转型后那些国家的道路选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晚期的资产阶级力量还相当的弱小，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初期不得不实行一些“替代资产阶级”（substitute bourgeoisie）的形式。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究竟哪一种“替代资产阶级”形式取得支配地位，进而对后共产主义国家三种资本主义化道路的选择起着主要作用。

走“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道路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党政于部比较有可能成为这种形式的“替代资产阶级”。这些前共产主义权力精英与技术精英（企业管理人员）形成了一种联盟，最大限度地运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企图使这种公共产品转变为个人私有财产的形势得以扭转。在这种体制下，追求“自外而内的资本主义化”而走向政治资本主义是收效甚微的。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意识相对较为强烈，技术精英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极力阻止官僚们取得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不料，那些依靠这些国家的专家型管理人才来为他们在这些国家实行本士化经营的外国投资者却在这场争斗中坐收渔利，他们在这些国家许多领域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在这种体制下走“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化”道路，虽然技术精英们在经济领域里占据着支配地位，但却无法推翻政治领域里的官僚特权。官僚们仍然把持着政治权力。然而，他们做出某种调整并最终与一部分国内新兴资本家分享权力。无论如何，官僚阶级最终都会对私人资本家阶级的资本和投资产生一种“结构性依赖”。

这样一来，所选择的道路会决定这种突然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自由的、承袭的或是混合动力型的）以及经济增长的趋向（参见King 2001a, 2001b和2002，这一观点的应用，请参见King 2001a, 2001b）。这种影响能够持续多久很难预测，但是至少可以持续到在这个转型期开始后的十年以上的时间，这似乎正是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运行的必然结果。

工业化后的资本主义形成

资本主义所担当的“历史使命”是把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分离开来，积累资本，促成并完成工业化。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只发生在那些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实际上，社会主义应该承担着同样的历史任务。被列宁重新诠释以后，社会主义本身也包含着一种现代化的理念因素（Lane 1981）。这个任务就是奋力追赶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结果，国家社会主义被证实是一种快速实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有效策略。最起码在“古典时代”其作用是显著的，如20世纪30年代的苏俄，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东欧以及现在的中国。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它有着把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GNP）投入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的强大力量。此外，社会主义还往往存在着这样一个趋向：集中发展第二产业而相对忽视第一产业的发展，创造垄断性的产业结构并使垄断产业获得优先发展。优先发展的垄断产业最大限度地参与了社会产品的再分配，这有力地促进政治官僚们对社会的控制（Kornai 1992）。

图为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宣传海报。[图源：baike.baidu.com]

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是随着把劳动者同生产工具和劳动产品分离开来而完成的，但这种分离是不彻底的，并且受到人们的反抗。从一个层面上来说，社会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走得更远。随着政权的更迭，社会主义几乎完全消灭了自主经营和业已普及的雇佣劳动。与此同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只有靠大量的自给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不时造成大量的饥饿）才能得以运行。劳动者们实现了充分就业，所以，他们通过被分配劳动产品的形式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虽然他们的一整套财产权——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转移、控制——被限制了，但是他们对于来自于所在单位的一些收入却有着实质上的所有权，所以即使他们没有付出，他们仍然会从杜会产品获得一些实际的收益）。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可以被看做是“组合收入”，一部分是对他们的劳动被雇用的一种工资性补偿，另一部分是他们应该得到的“租金”，因为他们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实际上，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看来，事情恰恰相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和“自外而内的资本主义化”使工业化发展受限，先前积累起来的资本被大量摧毁，我们可以称之为“反积累”（deaccumulation）。在走“自外而内的资本主义化”道路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导致了国家的再工业化（reindustralization）。尽管如此，在转型过程中，随着世界经济的融合，前共产主义经济大幅度地被重新调整和配置。

社会主义也造成了“过度工业化”（overin-dustrialization）——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像社会主义经济体那样把大部分劳动力吸纳到制造业中。既然社会主义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一种策略，特别是在“古典时期”，“第一部门”（重工业）的发展比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快得多。随着社会主义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矿产开采业和重工业上，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为了生产而生产”（Heller, Feher和Markus 1983）。当全球制造业已经遭遇到产量过剩时，该事实给前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

然而，在中国和越南，这似乎不是什么大向题。在那里，农业部门仍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中国也积聚了相当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尽管这种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被证明是功能失调的。在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究成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它们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遵循更加传统的模式。在中国农村，1至1.5亿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作为外出打工人员，他们首先选择到乡镇企业，但同时也作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大量涌入工业中心城市。先是农村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紧接着是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编起没有什么不同，但却有别于欧洲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欧洲后共产主义转型导致了“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并且有时候会导致“再乡土化”（reruralization），甚至是“再农民化”（repeasantization）。

随着反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反积累（deaccumulation）的实现（截至2000年，这在欧洲全境已经完成），后共产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至于后来的“自外而内的资本主义化”，一种实质上的再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资本的投资，则正在进行之中。由于这些地区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较低的工资水平和运输成本，高技术产业往往能够推动面向国际市场的新兴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参见King 2001a, 2001b, 2002）。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体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有时候显得相当有活力。但是，大部分增长发生在以外国资本为主导或者与外国资本密切相关的并且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地区。但是，在这种机制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或者微弱复苏是否会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的急剧衰退，他们是否能够通过扩大内需从而振兴内市场来弥补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少，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的向题。

将后共产主义“自外而内的资本主义化”描述成一种“依赖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尚为时过早（Evans 1979），很明显，这些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比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更为严重。在20世纪60年代，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精确地描述了拉美地区和东南亚的社会经济状况。然而，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巴西、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翻版。这些后共产主义自由体制不仅仅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本和主要市场有着地域上的便利性，而且他们还打算加入欧盟。从长远看来，他们能否与发达国家实现一体化，还有待于观察。很难说这些后共产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结局是否会与南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局部一体化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但如果真的有相似之处也不足为奇。

这种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化国家遵循着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在这些国家中，外资更加适度，其发展更接近于Frank提出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Frank 1969）。这些国家曾经经历了太多的反工业化和反资本积累，但是现在我们丝毫看不出任何反工业化的迹象。自给经济开始大规模复苏，原料出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Burawoy的“非生产性商业资本”（Burawoy和Krotov 1992）和“经济内卷化”（economic involution）（1996, 2001b）的构想印证了这一过程。

简单地说，在世界体系中，自外而内的资本主义化意味着后共产主义国家有从半边缘化地位上升到核心地位的可能（尽管它们可能会被限定在半边缘化地位上——但只有未来才能够做出回答）。与此同时，自上而下式资本主义化国家正在走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自下而上式资本主义化国家也在世界体系中竭力提升自身地位，但由于它们最重要的部门尚处于传统农业国家阶段，大部分人口都还生活在赤贫到一般贫穷的水平上，所以他们的未来走向充满了变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开放式大课题。

市场经济后的不同走向

在前面的探讨中，我们分析了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体制正在沿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向前发展。这些发展轨迹有三种不同的走向，或者我们可以说后共产主义世界最终会分成三个大家庭。不过这些都是理想的模式：整合三种不同后共产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积极因素，那么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融合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发展因素。

中国和越南是自下而上市场化的最好例子，可以说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走的也就是这条道路，波兰、爱沙尼亚也在走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欧洲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发展迹象。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化只可能发生在那些共产党仍处于统治地位、社会体制的动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仍然可以强有力地持续抵御公共部门私有化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任那些计划体制以外的“新空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也会在某个时候不可避免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旦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私有部门得以建立，并且私有化进程能够通过有大量本土资本家参与公平竞拍的方式得以逐步推进，那么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就会发生。所以它不会导致大量失业，也不会限制积累。

首先，集体农场被拆分，农民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个体私人农业经营活动，最初是在部分时间被允以自由，最后他们甚至在任何时间都获得了充分的自由。稍后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改革亦是如此（Suelényi 1988）。自下而上式的资本主义化也可能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由于公共部门对私人资本存在着戒心，它们对大型跨国公司有一定限制，但却在积极吸收中小投资（如中国），或是通过大量借贷外债来为通向资本主义铺平道路（如匈牙利、波兰）。

自下而上式的市场化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相吻合尚存争议，这也是市场转型议题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Victor Nee（1989）认为，自下而上式的资本主义化使“直接生产者”受益，而损害了再分配者的利益，但另一些学者［如Walder（1995）、Rona-Tas（1994）、Staniskzis（1991）］四则认为国家干部才是社会转型的受益者。我们拿不出明确的数据资料来支持或反对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在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化的背景下，尤其在与其他两种资本主义化道路的比较中，Victor Nee做得非常好。在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国家中，地方党政官僚们会利用那些乡镇企业，通常是把它们伪装成“集体”企业，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却把它们变成私有企业（即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尽管如此，它仍然给非干部企业家创业和顺利运营留足了空间，从策略上讲，这一点丝毫不比自上而下式的市场化国家做得逊色。随着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私有经济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后，它的逆转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僚们在向卷入私有经济下赌注时也迅速地变得更加理性起来，通常是通过他们的子女（如通过社会关系网络HCC、高干子弟等手段）。

自下而上式市场化道路与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化的“经典道路”（特别是美国和其他“白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道路）比较相似。（欧洲的资本主义化道路与此不同，随着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在自下而上式资本主义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是逐渐产生的，市场部门地同样是以渐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参见Barry Naughton的由“计划而生”的分析［1995］）。由于大型公共部门的政治统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自下而上式资本主义化仍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一条独特的后共产主义道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混合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小型私人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并存。事实上国有企业也在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因为随着被市场迅速整合和寻求利润最大化，决定了他们也代表着一种形式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与自下而上式资本主义化相反的是自上而下式资本主义化，这种开放式的战路使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在1988—1991年之间出人意料地士崩瓦解。1980年代中期，没有人认真思考这种战略的可行性。在那个时期，没有论著来探讨如何使排他性的公有制经济转变成为私有制。那些正在思考如何摆脱国家社会主义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东欧经济学家们绝望地说道：“我们知道怎样把鱼做成鱼汤（比喻怎样把私有财产国有化），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何把鱼汤做成鱼（比喻如何把社会主义制度转换成自由的市场经济）。”这种方法在1980年代的下半期被找到了，被称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和“大众私有化”（mass privatization）。其核心思想是，必须要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公共部门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建立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有企业都要转让给明确的私人业主，而不考虑转让的价格。这种策略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官僚政治因素和专家政治论因素的结合，突出地体现在企业领导者身上。

这种自上而下的私有产权的产生，要么以凭证私有化（voucher privatization）的形式把资产分给全体公民，要么就把企业实质性地转让给企业职工和管理者。在大众私有化的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式（Liberman, Nestor和Desai 1997）。当然，这只有在执政党愿意放弃权并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消除的情况下才会成为可能。直到1988年中期到1989年初，这种想法听起来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1989年秋季以后，要么是新势力夺取了政治权力，要么是旧势力在一夜之间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他们决定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和当初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样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依靠社会精英的计划。享有特权且掌握理论导向（古典经济学在这个时候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人物”又一次领导了这次变革。Sachs，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于1990年在《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以列宁的一句名言为题目的文章《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原来的先锋主义（vanguadism）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历史的结局发生了变化。

在自上而下的市场化中，这种突然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星现出一种显著的承袭特征。在承袭中，“政治资本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党政官僚们将手中的政治资本转化为个人财产，通常是以买断产权或管理权（也称“管理层购入全部股权”的方式来达到目的（see Freedland 2000;  Klebniko 2000）。这样产生了一大批没有企业经验，特别是缺少国际交流、缺乏资本进行重组的大企业主。这明显地造成了需求和关键投资输入供给的急剧减少，使经济普遍出现停滞（“私有化导致企业的失败”这一观点的发展，请参见King 2002, 2003b）。

那些由专家治国论者和人文知识分子结成反官僚政治联盟，以追求建立自外而内的资本主义化国家，最终在西方跨国公司的支持下，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这是一种“法理权威模式”（legal-rational authority）下的自由。在这种制度下，私有化是一种透明的过程。公有制企业被公开拍卖，或是所有权以凭证的形式转让给工人或全体公民，这些都是在市场上交易的。这是一种限制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前党政官僚很难通过完全操纵交易过程来谋取私利。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通常只发生在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几乎从未变成过前党政官僚个人或团体的私有财产。

在转型的早期，大企业的私有化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准私有财产”（quasi-private property）和“再组合产权”（recombinant property）（Stark 1996）。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仍具有实质性的直接控制能力，主要是通过银行体系（银行没有被私有化并且手握私有公司的重要股权）。从匈牙利的情况看，混合财产从来没有占据统治地位（King 2001a, 32-34），在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中，它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Hanley, King和Toth 2002）。经过一段相对短暂的时期，到90年代中后期，所有杈倾向于被转移到外国投资者手中。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体制产生的相当早，市场价格被放开，货币流通不再受管制，金融体系走向现代化且部分或大部分被私有化，外资进入也不再受到限制。这样，即使管理层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他们也仍然有吸引外资以开拓并获得出口市场的动力。

表1总结了关于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所有与阶级联合存在争论的地方。本章接下来将以俄罗斯、中国和中欧为例对这个表进行解释。

表为“后共产主义国家市场化不同路径的区别”。

*本文节选自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主编《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罗新讲、张永宏等译，华夏出版社。为了排版与阅读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特区的夜景。[图源：baike.baidu.com]

【鸣谢】

专题策划人：周浥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〇编辑：多肉    〇排版：悦怿

〇审核：二氧化龟/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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