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现为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在健康社会研究中心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工作。其代表作主要有《风险与日常生活》《未来的世界》《食物、身体与自我》等。当前主要从事于数字社会学的研究，包括数字健康技术的批判分析、自我追踪和量化自我、数字化的产物、大数据文化与学术以及社会媒体的用途。[图源：technologyandsociety.org]
在第四章中我们已讨论了由贝克和吉登斯提出的风险是后现代性产物的诸多观点。他们援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从而形成风险视角的研究者,对后现代时期风险的运作方式也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当前在讲英语的（Anglophone）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政治特点。同样地，他们把风险和对风险实践的集约化讨论看作尾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变化的结果。这两个视角之间的另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就是除了批判建构主义的视角外,“风险社会”视角倾向于对风险采取一个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而主张福柯哲学的视角大多针对权力关系采用一个强硬的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视角。商谈的概念,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注解的一样,对于福柯哲学的理论化是不可或缺的。福柯关于风险的视角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的见解就是在这个方法中围绕着诸如风险现象的商谈、策略、实践和机构,以及导致其产生,并将其构建成为一个现象的方式。有人指出,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商谈、策略、实践和机构才开始了解“风险”的，他们产生了有关风险的“真理”,然后使其成为行为的基础。因此,对于福柯式的作家而言,风险本身的本质不是重要问题。风险被看作“推断的理性”,本身并不是一个事物（Dean 1999）。本章讨论了风险周围已产生的商谈、知识、策略、实践和机构，既反映又建构自我、社会和人口管理的方式。本章首先讨论了治理性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探讨了在医疗的、法律的和社会福利的商谈中从“危险”概念向“风险”概念的转变；然后是对当前三种合理的风险类型的讨论：保险的风险、流行病学的风险和个案管理或者临床风险。米歇尔·福柯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将重点特别地停留在风险的主题上。尽管如此，他在治理性和现代性上所陈述的内容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切题的，这些学者已经运用了一些福柯的理念将风险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根据福柯（1991）的观点，治理性是社会监管和控制的方法，它发端于16世纪的欧洲,与诸如封建体系的瓦解和传统国家被基于合法统治原则的行政国家取而代之这样的社会变化相关。到18世纪,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开始按照人口（population）或“社会”——一个要求干预、管理和保护以使财富、福利和生产力最大化的社会体——来对待他们的公民。诸如人口学预测、婚姻和生育率统计、平均预期寿命和死亡率这样的人口特征成为人口技术项目的核心。个人的身体和人口成为新变量的载体。这些变量不仅包括健康与疾病、强与弱、富有与贫穷等，还包括高利用与低利用、可盈利投资附有的或多或少的责任、或大或小的疾病或者死亡的可能性和或高或低的有效训练的能力（Foucault 1984：278-279）。安全、领土与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福柯主张作为策略的和理性指导的治理性从18世纪以来就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占主导地位。在其当前形式中，它的特点是政治统治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方法，倡导个人自由和权利，而反对国家过度干预。治理涉及的领域是宽广的，集中于人类与各种现象的多方面的交互：
在这个意义上，治理要关心的事物实际上是人（原文如此），但具体是指与关系中的人、联系中的人，以及人与财富、资源、生活资料、具备其特质的领域、气候、灌溉、多产等等这样的事物相联系；与其他事物、风俗、习惯、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的联系；最终，与其他事物、事故和诸如饥饿、传染病、死亡等不幸之间的联系。（Foucault 1991：93）
像贝克和吉登斯一样，福柯强调在后现代时期专家知识在建构主体性中的作用。他认为专家知识对于反思技巧和主体化实践或者特定类型之主体的组成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专家知识对于福柯显然不是一个致力于反思的手段。相反，专家知识对于治理性被视作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指导和建议用来调查人口、根据标准进行人口比较、训练人去符合这些标准。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标准化或者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在人口及其亚群体中识别行为或健康标准。后现代时期的个人通过一系列权利手段和技术塑造而被标准化了。大众监视、监测、观察和测量的技术是这种约束权力的核心，有助于在时空中构建对身体的理解并利用这些理解去约束他们。从这个视角来看，风险可被理解成实施管制权的治理策略，并通过这一策略对人口和个人实施监视和管理，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目标。风险通过一系列不同的互动性行为者、惯例、知识和实践而被治理。关于各种各样风险的信息被诸如医学研究者、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环境科学家、法律实践者、银行家和会计师等收集和分析。通过不断努力，风险被问题化，被当作可计算和可治理的。也正是通过这些努力，特定的社会群体或人口被确定为“处于风险（at risk）”或“高风险（high risk）”的，需要特定形式的知识或者干预。从福柯的视角来看，风险是“一个道德技术。推断一个风险就是去操控时间、约束未来”（Ewald 1991：207）。出现在西方后现代时期新自由主义国家所倡导的治理性策略不仅包括直接的、强制的规范人口的策略，还包括最重要的却不大直接的，依靠个人主动遵守国家利益和需求的策略。这些策略是多样的和多方面的，不仅源于国家也源于其他诸如大众传媒这样的部门和机构。治理性的一个关键方面，正如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传播的一样，是市民的监管和约束所导向的独立的、自我规范的个人。因此，市民作为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治理对象被放置在治理性商谈中。他们主要不是通过国家机构从外部监管，而是作为标准化主体的个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运用权力，追寻他们自己最大的利益和自由，旨在自我提高、寻求幸福和健康（Gordon 1991）。正如在下文将更详细解释的一样，风险的概念，由于它是通过标准化而被发展的，起初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个人及朝向总量和人口的行为上偏离了。尽管如此，从人口数据中收集到的关于风险的信息经常被采纳到用于指导人们生活的建议中。关于风险的商谈是针对身体的规范的：它在空间中如何运动，它与其他身体和事物之间如何互动。这些商谈也有利于自我或主体性的构成，并且因此是“实践”和“技术自我”之整体的一部分（福柯 1988）。通过技术自我，个人成为“他或她自己的经纪人”，试图扩大她或他的“人力资本”（Gordon 1991：44）。人们试图“为了达到一定程度的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者不朽而去改变他们自己”（Foucault 1988：18）。这样一来，他们就从政府机构体制和那些划定生活某些领域弥漫着风险的专家当中寻求并采纳建议。关于风险的专家知识在后现代时期已经激增，个人为了规避风险而要求实施于他们自己的各种策略也已同样地激增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正在怀孕的妇女。由于与风险相关的围绕怀孕的知识和技术的增长，这些女性被各种专家和普通人的建议所包围和建构。这些建议旨在指导她应当如何规范她能带有珍贵重负——被描述为在其发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极度脆弱的和易受风险影响的胎儿——的身体。或许甚至从女性开始考虑生育的时候，她就被建议付诸于某种实践，以确保受精的顺利进行和使她的身体处于健康的巅峰状态。她被鼓励着去尽可能多地阅读关于怀孕和生育方面的书籍，这样她就知道要预见和规避什么风险。她被告知要避免抽烟、酗酒、喝咖啡及吸毒，膳食要有营养，并且要多活动。
"坐月子" [图源：sina.news]
一旦怀孕，女性就必须坚持这些以及其他策略。孕妇必须高度小心她所吃的任何食物，避免食入一系列可能含有可引起流产或者新生儿缺陷的李斯特菌或者原生动物弓形虫病的食物。她被建议去严密地监控自己的身体，以防出现诸如腹部痉挛或者阴道出血这些宫外孕或者流产的征兆。她不应服用任何药物，除非首先由她的医生检查药物对胎儿的安全性。她被鼓励定期去看大夫和做产前检查——包括一系列血液测试和诸如超声波及在某些情况下的羊膜穿刺术（胎儿基因组合的检查）等，以监视胎儿的健康和正常水平。为了准备分娩，她还被鼓励去参加产前辅导班。围绕孕妇的许多风险的商谈提出，确保胎儿的健康是她的责任，如果她忽略了专家的建议，假如孩子流产或天生有缺陷，她就是负有罪责的。因此，孕妇被放置在一个接受监视、监测、测量和专家建议的网络中，要求她不断地努力去寻找关于对她胎儿的风险知识，并根据这些知识采取行动。围绕着她的风险的商谈一般被心甘情愿地接受，因为孕妇本身想使她的胎儿获得最大限度的健康，以成为一个“完美的婴儿”。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一些孕妇由于拒绝采纳医疗建议或者放弃使用某些药物“使胎儿受到危害”而已经被起诉和监禁（Handwerker 1994），大多数孕妇并不是通过公共约束的手段被胁迫去同意专家建议的。没有人迫使她们购买关于怀孕的书籍、去注意她们的饮食、放弃饮酒、参加产前检查和参加产前辅导班。因为孕妇已经被普遍地放置在这一背景中，即胎儿是易受伤害的，并且要由孕妇来保护他们，婴儿是应该从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最好照顾的非常重要的个体，大多数女性自愿地致力于这些风险规避策略，并接受这些策略所包含的责任。让孕妇去拒绝这些策略是困难的，这相当于说她不在乎自己的健康和安宁，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她不关心、不期待以合适的母亲的方式去保护和滋养腹中胎儿的健康。事实上，她可能会主动要求更多的医学检查，如大量的超声波检查，试图减缓她对于其胎儿被暴露于风险之中的中的焦虑和顾虑。有关怀孕的自我和实施的技术表明，体制和专家主要通过让孕妇自我监管的指令，来建议和规范她的目的，使之与孕妇自身愿意采纳的建议相交汇和统一。在后现代时期，不致力于风险规避行为就被认为是“一个自己照顾自己的失败——一种非理性的形式，或仅仅是缺乏技巧”（Greco 1993：361）。因此，风险规避行为被视作与自我控制、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和自我提高问题相关的道德事业心之体现。它是一个涉及机构治理之目标的接受和内在化的自我治理的形式。因为自我的计划永远都不能完成，而是一生中都在持续的，同理，作为自我技术之风险规避的计划也是没有尽头的，要求人们永远保持警惕。几位采取了治理性方法的评论员已提出，“危险”的概念已经被机构在应对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过程中用“风险”所代替。在19世纪的治理商谈中，作为考虑市民的紧急事件的新方案的组成部分，“危险”的概念常常被用在与健康和犯罪有关的问题中“危险的阶级”和“危险的个人”被认为拥有对他们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的内在特性，并且因此也被确定为政府干预和治理的首要目标。“危险”的概念来自专家判断诸如社会群体所处生存环境的状态和道德氛围的特征。工人阶级和穷人被典型地构建成危险的群体，这些危险的阶级被列入他们（一般拥有更多的社会和经济特权）的对立面——被视作“处于风险”的阶级和认为使其堕落或玷污的危险阶级（Kendall and Wickham 1992：11-12）。危险的阶级：底层阶级与社会公民权（Dangerous Classes: The Underclass and Social Citizenship)
卡斯特（1991）通过集中关注当前在联合国和法国社会管理的防范策略，把风险的概念与治理性接了起来。他认为这些策略是创新的，是因为这个策略排除了“主体或者一个明确的个人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因素的综合，即风险因素”（ibid.：281，original emphases）。他认为结果就是，实施干预的方法已经被改变。干预的核心部分不再是“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专业人员与客户之间直接的面对面关系”。它因此而随之建立了基于整理一系列一般相信有可能产生风险的人口流动这一关键因素（ibid.：281）。结果就是，当管理政策形成的时候，相关的专业人员被赋予了一个从属的角色。例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精神医学已经从对精神紊乱的人使用“危险”概念转换到使用“风险”的概念。在古典精神病学中，“风险”主要意味着精神病人体现的潜在暴力和不可预测的行为的具体危险（ibid.：283）。危险本身包含着某个主体的内在特性，一个处于其中并且尚未表现的潜在性。因此，基于观察一个病人的当前症状和判断这些症状就意味着将来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这样是会产生误解的。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外表温和，但是所有的精神病人被认为是带有内在的危险潜在性，并且因此被社会用诸如监禁这一预防策略来对待他们（ibid.：1991）。相比之下，尽管风险概念也承认其存在潜在性，但这是基于人口而不是基于紧密观察个人，是通过系统统计的相关性和可能性才被计算出来的。因此风险是更具有选择性和精确性的，但是与危险的概念相比，风险涉及更大的人群，“一个风险并不是产生于体现在具体的个人或群体中的特别明确的危险。它是抽象要素组合的结果，这些抽象要素使或多或少可能会发生的令人不快的行为模式成为可能”（ibid.：287，original emphases）。被认为‘处于风险’就是处于一个从观察他人中提炼出来的要素的网络中，就是指定为‘风险人群（risk population）’的一部分。因此，风险在潜在性上比危险更近了一步。在人群中识别和监控风险，构成了“一个新的监视模式，即系统的探测模式”（ibid.：288）。这个监视的新形式或许不必要求具有风险的个人的真实存在，又或许基于监控记录。干预不再意味着，或许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把某个人当作给定的目标，去纠正、惩罚或者照顾他或她……实际上，由于不再有主体。所以（它）与主体不再直接关联了。新的防范政策首要解决的不再是个人而是要素，是多种在统计学上相互关联的要素。它们解构了干预的具体主体，并重构可能导致风险的各种综合因素。它们首要的目标不是去面对一个具体的危险境况，而是去预测风险爆发的所有可能形式。（Castel 1991：288，original emphases）
在这个新的监视（surveillance）方法之下，对于一个将被确定为制造风险的人来说，不再意味着她或他由于危险的迹象而不得不被个别地观察。基于一个从使用人口统计和其他特点的计算发展而来的“风险概况（risk profile）”，她或他被确定为“风险人口”的成员就足够了。卡斯特提到，从危险到风险的转换导致“干预的可能性的潜在地无限增多。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可以确定它不带有风险，不带有不可控的或不可预测的机遇因素”（ibid.：289）？而在前现代时期，“危险阶级”成员通过强制、排斥和纠正性的策略（诸如监禁）而被约束和管理，而基于风险的战术（risk-based tactic）和策略，或许很少注意被确定为正“处于风险”的这些人的个人特点，而是直接倾向于改变这些个人生活的环境。奥马里（O'Malley）（1992：262）举出了一个情境犯罪预防的例子。作为一个风险管理策略，情境犯罪预防几乎一点儿都不涉及犯罪个体。它对犯罪的原因不感兴趣，并且不支持纠正策略来管理犯罪。这种方法的哲学，正如在美国国家犯罪预防机构文件中所阐明的，就是“犯罪行为主要通过直接改变潜在受害者的环境而被控制……因为犯罪机遇被减少了，所以罪犯的数量也变少了”（O'Malley 1992：262）。这种方法的焦点就是防止犯罪而不是对罪犯的纠正。18世纪以后，由于科学的迅速发展，心理疾病开始被当做一种需要医疗帮助的疾病，但初期只是很不人道地强制性将病人锁进医院监禁。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使精神疾患的治疗有很大的转变，目前对于精神疾患的治疗方式是基于“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良好的精神治疗模式必须结合生物医学、心理治疗，以及社会复健计划。[图源：zhihu]
在注重专家的知识和实践中，从“危险”向“风险”概念的转变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一个边缘化的被视作应接受外部干预和监管的个人的将来的行为的预测，不再基于对她或他的密切观察，而仅仅与其个人的自身行为相关。因为风险概念已经出现，这个概念用监控和人口测量技术以及基于来自这些技术数据的统计计算而被预测，因此对待边缘化的个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风险商谈中，这些人通常被划分为一个特殊“风险群体”的成员，他们将来的行为基于这些群体的特性而被评估，而且根据基于这一群体的特点判定必要的干预行为。这些计算基于管理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理性的和标准化的评估与预测的重要性，而且，这些计算还基于一个在更广泛的人口中认可的方式，把她或他描述成脱不出老一套的个体行为者的概念。前面对“危险”转变成作为监管和干预商谈与策略之“风险”的讨论，意味着当前西方社会中对风险持有相同的视角。但事实并非如此，迪恩（1997，1999）已经指出了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三种风险理性类型，包括保险风险（insurantial risk）、传染病风险和个案管理或临床风险，基于表现出来的风险计算类型和他们所指的具体风险，在这些风险理性之间有一定的不同。埃瓦尔德（1991）已经讨论了保险风险的或者在保险商谈和策略中运用的风险的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风险与打赌不同，因为风险被看成可计算的，且被明文规定的法律管制的。在保险商谈中对于被看作风险的事件，必须有可能评估它发生的概率。第二个特点就是风险是集体的，影响一个人群而不是个人，“严格地说，没有个人风险这样的风险；否则保险就跟打赌差不多”（Ewald 1991：203）。相反，它被视作蔓延到人群的风险的时候，它才变成可计算的。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个体被理解成一个风险或暴露给风险的要素，但不是每一个个体都会同样地受到风险的影响或引发相同程度的风险（ibid.：203）。保险风险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资本，保险公司不是要避免损失而是提供一个资本保障。伤害或者损失并没有被防止或修复，而且被给予了一笔作为经济补偿的回报。因此，保险就是应对命运之反复无常的一个手段，通过保险这一技术手段，风险就被建构为一个理性的、整顿现实要素的模式，使得对事物、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客体化成为可能。保险公司“生产风险”，这是通过专业化的精确计算使一定范围的现象成为风险——死亡、破产、诉讼、一场事故、一场病、一场暴风雪——然后针对这些现象给予保障。这些现象曾经被听天由命的顺从态度所接受，现在它们已经成为风险的客体了，通过针对它们而计算的补偿被赋予了价值（Ewald 1991）。如果其服从通过保险商谈或者任何指向确定并管理风险的其他种类的商谈进而转为风险存在，那么任何事物都可能是风险（ibid.：200）。加入保险就是将一个人的生活看作一项事业，以确保即使是在不幸发生的时候，它也已经被规划好了。尽管如此，它是一个社会化的而不是完全个体化的方法，因为保险将风险负担分配到一个大的人群中，并且被赋予了一个社会权利的概念，在其中一个团体的成员之间约定承担对彼此的责任（Dean 1999）。保险宣传漫画《想法与结果》[图源：shh.sinoins.com]
第二种风险理性就是传染病风险，通过将一系列抽象因素的评估与指定人群中的健康情况相结合来计算风险。传染病风险采取了一个与保险风险相似的方法，但是有不同的对象——它是疾病而不是资本的损失。传染病技术手段是指在指定的人群中使用统计和筛选技术，把疾病与它们的因果变量连接，来寻找疾病的原因，试图在人口水平上预测健康情况，并且因此去更好地控制它们，减少健康风险（Dean 1997：218）。在过去，传染病风险策略常常不被指向个人行为，而是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例如，19世纪公众健康的举措在于寻求解决城市中的卫生和保健条件，如空气、水质量和污水处理，以降低传染病的发生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环境健康的关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现在针对健康状况则更加强调关于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Lupton 1995），传染病风险因素经常被用于劝告个人致力于自我控制。例如，如果某个特定的人群基于诸如性别、年龄和饮食这样的特征，通过统计计算被认定为正处于患心脏病的“高风险”当中，那么这一群体的成员就被鼓励着去应对风险因素本身。虽然这一过程并不涉及访问专业卫生人员，并由其检查身体，但通常是通过针对大众的传媒宣传实现的，而这一宣传是针对将自己认定为正“处于风险”的和自愿采取行动以减少自身暴露于风险的个人（Lupton 1995）。这就是一个“远程治理（government at a distance）”的例子，因为它依赖于对自我监视技术的自愿参与和自我负责的意识，而不是直接干预。第三种风险理性——个案管理风险（case-management risk）——与其相关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定为对社会秩序是具有威胁或者破坏性的个人（疯子、失业者、犯罪分子、机能障碍者、穷人、长期失业者）的医学实践。这个类型中的风险计算指的是对被看作“处于风险”的个人和群体的定量风险评估（Dean 1997：17）。与其他两种风险理性相比较，个案管理风险源于与特定客户的互动和对其的观察，诸如面试、个案笔记和档案。风险一旦被评估，就产生了相关专家（例如社会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警察）的风险管理方法。包括通过专家辅助导向自助的治疗实践、用于训练危险的人的教学实践以及更多诸如扣留和关押等强迫措施，从而从社会中清除掉“有风险的”个人（Deanibid.：217 - 218）。尽管如此，基于人口的（population-based）风险策略现在也进入临床领域。例如，当患者看大夫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症状不仅仅被看作是特定的，而是被看作一个处于更广的社会人口背景下个体症状的表现形式。这样，关于某个特定人群中的特定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的流行病学计算，通过应用源于大规模数据集的风险范畴而被实施在个人的身上。作为临床策略核心的个案管理方法，由于其强调个人的方法论和治疗性干预，就与流行病学的风险联系在一起了，而后者强调的是通过人口的间接干预（Dean 1997）。迪恩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风险理性的个案管理（case-management） 类型已经迅速增长了，从社会工作和临床医学领域转向解决诸如失业和“福利依赖”这样的问题。风险语言正取代关于个人社会服务文献中诸如实习、精神健康和托儿服务这类需求或福利的语言，而风险评价、风险管理、对风险及冒险本身的监控，正成为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及其组织原则。与风险相关的（risk-related）商谈和策略已经开始在提供的服务中——包括对服务的分配和需求的决策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对于这三个风险理性类型，个人和群体都是不断地被期望致力于实践已确定为可规避或降低对其自身风险影响的方法。该方法已经被批评家称之为“新审慎主义（new prudentialism）”：一个逐步地移除国家机构对风险防御责任——正如在社会保险中所体现的诸如失业和健康欠佳这样的不幸——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方法，是将这一责任放在个人或基于群体的共同体手中（O'Malley 1992；Dean 1997，1999）。结果就是，风险概念已经变得更加个人化，与创业主体概念联系得更加紧密，提出了社会权利的概念，“这里，我们目睹了个人、家庭和共同体对风险的‘多元责任’，例如身体和精神不适、失业、贫困老人、学习成绩欠佳、即将成为犯罪的受害者”（Dean 1997：218）。正如迪恩指出的，在几个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个人通过购买私人保险而不是加入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险系统来管理他们自己的风险的重要性。后者通过在普通民众中散布有关不幸事件的成本的信息以及其有助于给他们提供安全，因此风险被社会化了。这样做，就把注意力从这些被指定为正“处于风险”的人当中偏离开来，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安全保护网而不是告诫他们改变其行为。相反，私人保险把责任（onus）放在个人身上以使他们自己为避免不幸而负起责任。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其他旨在免除国家管理和应对风险责任的风险策略。在“新审慎主义”中，接受个人责任被描述为一项自由的、减少国家干预的实践，创业主体为她或他自己的人生创造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确定为经得起检验并需要这些选择。在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背景下，对独立的重视超过直接的国家干预，这些策略被看作既能降低风险又能保护个人权利。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的作用就是为了给风险的自我管理提供建议和帮助，鼓励积极的、自由的、愿意致力于风险规避的公民，而不是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因此，风险计算和控制的当代技术手段包含了看待社会角色方式变化的一个方面。对“社会”的理解已经从大众集体的概念转变到动态的较小群体的概念。我们不是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的成员或者通过福利国家的规定来逐步地理解自己和采取行动，而是作为在宽松和流动的社会集团之间游走，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ing）的个人。小共同体或者以从属关系为基础的（affiliation-based） 群体被建立以应对诸如风险这样的现象，他们有特定的精力、充沛的选民和兴趣（Dean，1997，1999）。这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在此背景中自我（selfhood）的主导概念能够对她或他的思想和身体实施强有力的控制。给一直致力于自省、能够为了更大的利益进行自我否定并且随时准备采取专家的建议作出“生活方式”选择的个体以特权。这些被视作处于“高风险”的个人，要么是风险的受害者，要么是造成风险的人，被期待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去采取控制以防止风险，而不是依赖于作为安全网（safety-net）的社会保险工具。被如此描述的个人就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被赋予额外的道德和政治特色，并且符合新保守主义商谈中所说的具有自身利益和有责任的行为者。例如，情境犯罪商谈把潜在的犯罪分子描述成一个普遍的“无传记个人”、一个在犯罪之前权衡利弊的“理性选择”行为者。同样，受害者也被理解为理性选择的行为者，有保护他们自己的责任，因此，如果他们变得易受犯罪伤害，责任就在他们自己身上（O’Malley 1992：264-266）。正如负担很重的福利国家一样，国家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供诸如失业补助金或者社会化健康保险这样的社会保险项目，“当前，由经济理性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所启动的项目的成功正在剥离社会化的风险管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化的审慎主义和惩罚性主权的程序性组合”（ibid.：261）。对“处于风险”的个人的档案或者动机缺乏兴趣，使注意力偏离风险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且将不幸与社会正义问题分开。这又返回到以强迫和惩罚为特点的早期现代化的风险策略和要求积极监视和约束的新“风险阶级”的构建。在后现代时期，由新自由主义政治主导的社会，显露出正在返回到以及被确定为正“处于风险”，而把风险强加于他人之上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早期控制形式中的趋势。例如，对于犯罪预防，犯罪的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基础——诸如社会经济劣势被忽视了，而倾向于对这些被视为缺乏自我控制的人的惩罚性策略（ibid.：265）。本章强调了被用来解决政府顾虑的风险概念如何有助于特定类型的理性策略和主体性的产生。根据福柯的视角，风险策略和商谈是通过理性和计算的方法使社会和物质世界变得有序的手段，并且，它们试图使无序和不确定性变得更加可控，是把风险带进人类的、选择某种作为是“风险的”现象并因此需要机构和个人来管理的策略和商谈。这些由福柯式的学者们（Foucauldian scholars）提出的关于风险的叙述已经表明风险问题并不象“风险社会”的观点所提出的那样，仅仅是变得降低了可推理性或者正从局部向全球背景转换（Dean 1999），而是已发生了变化，并导致被用不同的方法概念化和应对，这些方法与个人和国家的分离紧密相关。其中采取福柯视角的一些人提出了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最新变化——更少依赖于社会保险和更多依赖个人对风险的自我管理与自我保护。这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特征的一个结果，即强调国家的最小化干预和强调公民的“自助”及个人自治。福柯以及采纳其通过治理性商谈来实现主体监管的视角可能会因为过于关注商谈和策略，而没有关注人们实际上如何将其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进行回应而受到批判。对与风险相关的商谈和策略如何运作，如何被主体采纳、协商或抵抗的问题依然没有足够的研究。另外，福柯关于自我的观点倾向于把它描述为普遍的共性，没有指出不同的性别、年龄、族群等差异，以及这些人对商谈和策略的响应的差异。下一章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探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以及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亚群体中回应风险。*本文节选自狄拉波·勒普顿《风险》第五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封面图为东莞某工厂员工因社保问题集体罢工抗议。[图源：bo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