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鸿峰 熊慧 |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组织传播机制：回顾东山PX事件

邱鸿峰（左图），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新闻学基础理论、传播史与传播思想史、传播伦理与规范等，代表作品有《美国、欧盟媒介融合政策评述：兼论作为电视-政治场域互动中介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熊慧（右图），博士、助理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媒体与认同研究、阅听人研究等。

提 要

2008年初厦门PX项目即将转入漳州古雷的传闻并未引发古雷民众的控议，却在一水相隔的东山县铜陵镇触发了环境群体事件。影响铜陵公众放大环境风险并诉诸激进行为的动力与机制是什么？通过深度访谈与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利益集团的社会动员强化了公众的高风险感知；而地方媒体、学校、居委会的说服传播无力回应公众的环境正义诉求，同时部分组织成员对组织规范与使命的心理抵制也降低了组织传播效力，最终未能有效减轻公众的风险感知。研究为理解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组织传播机别提供了范例。

厦门PX项目在受到当地公众抵制后迁至漳州古雷半岛，2008年初在毗邻古雷的东山县铜陵镇触发了环境群体事件，这一系列“涟漪效应”反映了我国当下面临的两大环境议题，一是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背后的环境风险转移，二是流域海域污染、城市群雾霾等跨区域环境风险的治理。基于风险－收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对风险监管者的不信任、区域间信息公开机制缺失等因素，跨区域环境风险更容易被受影响地（而非风险源属地）的公众所放大。卡斯帕森（Kasperson）夫妇将“风险的社会放大”定义为信息加工、制度结构、组织行为以及个人反应影响风险的社会经验，最终导致某种风险后果的现象。然而自这一研究框架诞生以来，学术界对社会组织在风险放大或减轻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还相当有限。本文探索在东山环境群体事件演进中，各类基层组织作为过滤、阐释与传播风险信号的“社会站”，是如何与公众互动并作用千风险后果的，并揭示组织成员作为环境风险的潜在影响者如何与组织使命发生冲突最终削弱风险减轻。

一、文献综述

全球跨区域环境风险自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开始显现，然而风险传播学界对这类风险的研究甚为薄弱，多数文献出现在公共政策、环境管理、国际法等领域，这些研究提及的公众参与、信息共享、府际沟通等概念虽然与风险传播有关，但研究本身并不考察风险治理主体的具体传播行为。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乌克兰语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或简称“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于1986年4月26日，是一件发生在苏联统治下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普里皮亚季城因此被废弃。[图源：news.ifeng.com]

卡斯帕森夫妇认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同样适用于考察跨区域风险与受影响地政治、社会与心理过程的互动。他们指出，跨区域风险的一个属性是风险源与暴露区域之间的空间划分会增加受影响地公众的脆弱性：由于风险源属地的应急传播机制不顾及受影响地公众，因而导致后者对风险不加设防。跨区域风险的另一个属性是风险放大或减轻的潜能：一方面，受影响地公众基于对风险监管者的不信任、媒体报道的影响，以及对风险 - 收益不公正分配的不满，很可能放大风险；另一方面，风险源属地往往享受收益而又无需承担风险，当地的风险管理者没有动力将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当地公众也因事不关己而忽视风险。因而风险放大与减轻可能同步发生，出现“镜像”效果，即风险源属地的社会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放大。

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equity）作为公众放大跨区域风险的重要因素，是指防止环境恶化对不同人群与地方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与环境公正密切相关的是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前者倡导平等分享风险负担与收益，而不强调风险负担本身的减少；后者则倡导采取措施，阻止强加给特定人群的环境危害的发生，保障受威胁群体的信息权、听证权与补偿权。公众放大跨区域风险的另一个因素是对风险管理者的信任。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

由于社会组织越来越频繁地为风险的社会建构设置语境，考察风险放大的动力与机制还要求洞察风险决策如何受到纷纭的组织内与组织间关系的影响。在分析“挑战者”号爆炸原因时，温瑟（Winsor）认为，尽管工程师预见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但坏消息并未在公司内部引起重视，原因在于管理者从不同视角阐释风险信号，并且坏消息在向公司上层与公司外部传递时遇到了传播障碍。亨德森（Henderson）等人考察了两家新西兰出口公司在管理转基因风险议题时，忽视了组织成员会基千自身价值观而对转基因技术缺乏认同，从而给组织的战略传播带来不可预见性。基于我国政治、社会语境下地方媒体、学校、居委会被赋予了社会风险管控功能，考察这些基层组织以减轻公众风险感知为目标的传播行为，为理解我国环境群体事件演进的动力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研究方法

在经历厦门市民街头“散步”、重启区域环境评估、召开市民代表座谈会后，2007年12月福建省政府决定迁建厦门PX项目，预选地为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然而与古雷镇的相对平静相比，与之隔水相望的东山县铜陵镇（见下图）在2008年2月29日发生了居民群集、堵路、警民冲突等行为。2014年7月，通过立意抽样，36名铜陵居民接受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学生、教师、警察、记者、社区医生、政府官员以及社区、企业与公用事业的管理者。部分约访者婉拒了访谈，包括环保部门、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网络意见领袖、养殖业主、房地产商等，可见即便事隔多年，这起事件在当地仍属敏感话题。一名受访官员表示，对这一省重点项目，县政府肯定要公开支持，“即使（官员内心）是反对的，也不愿提及这个事”，这意味着一些官员回避访谈的主要顾虑来自组织规范的制约。

古雷－东山跨区域风险示意图

访谈围绕两个主题进行：（1）在2008年初，古雷PX的环境风险为何在铜陵被放大并演化为群集行为；（2）事隔6年之后，铜陵居民的风险感知是否发生变化，什么因素支持了这种变或不变。必须承认，访谈是受访者倾诉的冲动与自我审查权衡的结果，无论发生在何处，都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力渗透使对话空间变成权力关系作用的地点。而且公众往往基于自身经验、期待、情感、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对事件做出阐释。本文尊重受访者通过差异化的视角呈现风险感知与传播的复杂性，但更寻求通过不同叙事话语的互相印证，得出解释这起群体事件动力与机制的最大公约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使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研究框架，但这里的“放大”不等于贬意的“夸大”。雷纳（Rayner）曾经批评“放大”意味着有一个基准的风险以某种方式被社会过程所歪曲。卡斯帕森等人否认存在客观的基准风险，强调“放大”是指评估风险的动力在社会中循环，使风险信号被阐释时发生变形。另有学者批评“放大”在语义上是指信号增强，因此这一框架的命名含有语义偏见。卡斯帕森等人强调个人或组织对风险的“过度反应”与“轻描淡写“同样值得注意。因此，本文虽然多次出现“风险放大”与“风险减轻”字眼，但均不含价值判断，它们是指在个体或组织在加工风险信号时，稳定、平等、正义、信任等价值观会渗透到这一过程，导致了某些风险信号发生增强或衰减。

三、作为传播“社会站”的利益集团

东山素有“渔兴九商”之说，即渔业是相关产业的基础，2012年全县海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5.3%。东山的水产加工业在全省份额较大，产值上亿的水产加工企业28家，七成产值来自出口创汇。不少水产企业获得了欧盟认证，后者需要提供原产地的环境与水质证明，渔场环境对产业存亡至关重要。东山又是全国最大的鲍鱼繁殖基地以及闻名的海岛旅游县。经济方式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严重依赖所导致的生计脆弱性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铜陵镇家家户户在堂屋设关帝像祈求保佑正是基千对人类有限能力的感知与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这种社会建构的脆弱性源自历史、文化、社会与经济过程阻碍了个体或社会应对灾难的能力。无疑，2007年底厦门PX要迁往古雷的传闻牵动了铜陵相关产业的神经。受访者普遍反映相关产业派员工去游说当地居民，给予“散步”群众一定的报酬，还现场提供饭、水、烟、棉衣等。然而，有哪些产业动员了2008年初的群集行为？从水产企业、码头商贩、养殖户到房地产商，受访者提供了各种版本：

东山地处亚热带海域，四周有宽阔的浅海、滩涂，水产资源丰富，海洋生物种类达1242种，已鉴定的种类有664种，其中鱼类229种，软体动物198种，节肢动物66种，海藻91种，其他海产动物60种。[图源：oceanchoice.com.cn]

据说在码头渔港做生意的，说PX对渔业影响很大，“小管”（沙滩边捕捞的统鱼）会灭迹，生意人发起（群集行为）。老百姓认为对子孙后代有影响，他们就响应。（旅游部门官员）

据我了解，是有几个人在牵头……一个水产企业的老板，他派出员工去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这个东西关系到大家的身家性命，作为铜陵人肯定要表达我们的意见，定于几月几日，大家要到黄道周公园集会。然后到了那天，连组织者都没想到会搞到那么大的声势。大部分人是被裹挟的……那个时候说真的看热闹的心态比争取权利的心态还高：某某人，你怎么不走，这是东山的事，你肯定要出一份力，这随便一两句，你不去都不好意思。（事业单位经理）

上述话语说明环境群体事件的组织者往往是在风险威胁下最能感受到自身脆弱性的机构或个人，他们说服与资助核心行动者，通过现场群体情绪的传染带动临时追随者与围观者。与厦门PX事件的动员主要通过社交网络不同，铜陵镇是一个常驻人口仅为5.1万的熟人社会，私下劝说、亲友影响、电话邀请、手机短信、纸条传递成为当时放大风险、传递情绪、约定行动的主要渠道。传播渠道分散造成的监控困难是地方政府低估风险放大的重要原因。熟人之间的邀约意味着群体压力将有效发挥传播效果：担心不参与群集行为可能会被邻居、同事小觑或孤立，成为部分参与者受到“裹挟”的心理机制。

然而，群体事件的成功动员必须诉之于当地公众基本一致的心理定势。铜陵人走上街头首先在于面对潜在化工威胁所感受的地理与文化上的脆弱性。从地理层面看，铜陵与古雷的陆地最近距离仅为6海里，迄今古雷的物资补给仍会取道铜陵走海路运输。古雷在铜陵的东北面，盛行东北风从古雷吹向铜陵，潮沙起落也会快速将海洋污染扩散到对方海域。从文化层面看，除了生计对海洋的依赖，铜陵人的饮食与休闲方式也深受海洋环境影响。近海捕捞的海鲜甜度高，一位受访者说：“我们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个渔场”，另一位受访者将东山比作“不足与外人道”的“世外桃源”，可见他们对当地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强烈认同，地理与文化上的脆弱性构成了铜陵人放大风险的空间语境。

说服铜陵公众放大风险的另一个因素是风险与收益的不成比例，即环境公正问题。多名受访者在分析为何是在铜陵而不是古雷触发群体事件时，认为古雷人获得了拆迁补偿，而铜陵人承担了高风险却没有任何补偿。一位受访者说：“现在老百姓也在议论，说当时漳浦不动声色，（如果一起行动）说不定就成功了。”另一位受访者说既然东山承担了风险，“不如把PX搬到东山来”。这说明在风险社会里，虽然“分配财富”的社会冲突叠加了“降低风险”的社会冲突，但通过经济补偿达到风险与收益分配上的均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众对风险的抵制。

铜陵人感知的环境不公正不仅是跨区域风险分配所致，而且是化工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在程序上又忽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产物。换句话说，铜陵人的风险感知既涉及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的风险分配，又涉及中心城市与海岛渔村的风险分配，既涉及社会公正，又涉及程序公正。多位受访者在谈到群集行为最终没能改变现状时透露出无力感：“我们这边没有权威，最后政府想怎样就怎样”、“厦门大城市，大家一响应，媒介（舆论）压力大”、“厦门举足轻重，东山只是一个小岛，力量太小，只有一个镇在反对“、“厦门没成，化学院士出面做这个事情”。这些话语反映了铜陵居民认为小城镇能量小、缺少话语权、没有专业权威与媒介权力支持，因而被强加了大城市所驱逐的风险而产生的不忿。然而当居民向政府官员反映环境正义诉求时，后者却没有能力回应这一诉求：

我们也跟老百姓去座谈：全世界有同样的项目，从历史看那里多少年了都没事。（老百姓说）对东山人来说没受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解释不了……（另外）为什么厦门海沧不行古雷就行？这个问题很尖锐，回答不了，难道厦门人比较宝贝？（前宣传官员）

我们想，厦门人，这些高素质、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反对，那肯定是有道理的，肯定是伤害挺大的，放着那么高的经济利益不要。所以东山老百姓都是基于这个认识，至于PX究竟是何种危害、危害到什么程度，那是绝对不懂的。（事业单位经理）

厦门PX项目事件，是指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对海沧半岛计划兴建的对二甲苯（PX）项目所进行的抗议事件。由于担心化工厂建成后危及民众健康，PX项目遭到百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市民集体抵制，直到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眼球。[图源：news.puworld.com]

“为何厦门不行古雷就行”的第一层潜台词是公众对产业转移的不满，它的另一层含义是：见多识广的厦门人驱逐PX说明它肯定有问题。甚至文化水平较高的受访者也表示自己很少细究过PX的性状，他们的判断同样依赖上述简单却有力的逻辑。PX在厦门群体事件中被污名化，事件平息后污名的“涟漪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同样基千这一逻辑悖论。但事实上这一逻辑悖论并非不可破解，原因在于福建省在2007年底宣布迁建厦门PX项目，是以它与海沧区的城市规划相悖为由，2007年5月启动的二次环评并非针对PX的性状，而是对海沧区域环境容量的评估。显然从环境容量看，选址古雷半岛是科学的决策。但它忽视了公众参与程序，包括受影响地的公众的环境决策参与，而受影响地政府最终仍须直面当地居民对环境公正问题的关切。同时，受影响地政府没能理解公众话语背后的逻辑依据，未能从区域环境容量角度去解释PX落户古雷的合理性，使舆论引导权旁落到了利益集团。

四、作为传播“社会站”的地方媒体

东山没有本地报纸，广播的影响也不大。相比之下，电视新闻栏目《东山新闻》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与美誉度。作为地方政府的喉舌，电视台当前关注的环境议题是水产加工企业的污水排放，但主要配合执行部门检查，而非揭露式曝光，受访者坦承，县级台的“舆论能量”与“宣传自由度”都”不会那么大”。在报道铜陵群体事件上，记者的个人观点与媒介组织的政治属性存在着张力。一位记者认为“私营企业可控性差”，另一位对古雷能否避免发生类似黄岛的安全事故持怀疑态度。然而在得知PX要建在古雷后，电视台开始做正面引导，“找一些化学专家、环保专家，（告诉公众）建了以后怎样排污水排烟、影响不是很大、安全性比较高、国家项目要支持等。”在群体事件露出苗头后，电视新闻还播出了县宣传部门领导的讲话，然而舆论引导没有破解“为何厦门不行古雷就行”这一支持公众高风险感知的逻辑悖论：

他的讲话反而激发了群众，“我是学化学的，我（曾）是化学老师，我认为没事情”。当时群众在铜陵镇的出口有零星的活动。他的讲话不应过分强调个人主观的东西，应该强调（公众）诉求，去管理诉求。他强调我是专家，你得听我的，群众认为你两三年就（调）走了。（媒体管理者）

在电视上说PX怎么好，稍微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怎么好为什么跑到厦门去，厦门又跑到古雷来，那么好的东西人家一般都会要。（电视演讲效果好吗？）反作用。本来还没那么激烈，他演讲一下，老百姓气愤的程度被调（动）起来了。（中学教师）

宣传官员试图用个人的专业知识与可信度来应对环境不公正这一价值层面的议题。雷恩（Renn）认为，风险争议从低到高包含三个层次：事实证据与概率；机构表现、专业技术与经验；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的冲突。第一层次的争议涉及危险发生的概率与潜在的伤害强度；第二层次是公众对风险管理机构的可信度与风险应对能力的争议；第三层次是关于社会价值观的争议。风险冲突的解决方式应该按照风险争议的层次而有所不同；只要价值观议题没有解决，即使拥有最好的专业知识或最强大的机构能力都不能克服社会、文化与政治价值冲突。然而风险管理的一个误区是将高层次争议当作低层次争议处理，特别是使用技术证据去应对公众的价值观诉求。当宣传官员借助技术话语与个人可信度去说服公众时，本身隐含着政府是理性的而公众是非理性的，更何况他的言论没有回应公众的环境正义诉求，因而容易引发公众反感。相形之下，诉诸情感在特定情境下不失为更好的说服策略：在群体事件发生的当晚，电视台播出了县委书记的讲话：

县委书记讲话，我觉得有作用，发自肺腑的……近八点播，当天晚上播的，播了（群众）就散了。主要表示无奈，不是建在我们县里，建在隔壁，作为县委书记无能为力。主要是感慨，承诺反映民意，他其实也不希望这样，10分钟左右，要尽量自己去发展自己的……书记对东山做贡献很大，老百姓认可他。（记者）

雷恩与莱文（Renn & Levine）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千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他们认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上述话语说明传播者本身的可信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所代表机构的可信度缺失。同时，在危机传播中，县政府罕见地表现出弱势而不是强势，承认在跨区域风险分配中，在现行的行政决策与管理体制下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县政府并不会因为自身弱势而对公众诉求置之不理，相反会向上级政府反映民意。这样的应对策略最终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说明当风险演化为危机时，表达对公众诉求的理解，在公众的情绪框架内选择话语策略，可能比诉之于理性更加有效。这与温州7•23动车事故的危机传播非常相似：铁道部发言人面对记者诘问为何匆忙掩埋损毁车厢时，竭力证明铁道部的做法合理，而且以个人信用担保，引起记者与网民反感；相反，温家宝总理在面对死难者家属的投诉时，表达的是同情、理解、歉意、安慰，并承诺彻查事故原因，有效安抚了家属的激动情绪。

2013年10月古雷PX开始运行后，一些受访者表示偶尔在铜陵关帝庙附近闻到过异味，因而认为未来风险将持续而非减弱，一旦发生事故，群集行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然而就地方媒体在环境信息公开上所应扮演的角色，记者的观点与政府部门的意图之间存在张力。一个例子是，县环保局刚刚修建了大气观测点，但空气指标数据“通过自动站传到省站，全省联网，有问题异常由省里发布，一般不会向公众发布”。电视台原计划播出观测点运作的消息，让技术员介绍它的功能，但由于环保局“有不同意见”，最终消息改成简讯播出。地方环保部门的传统思维与异地监督的困难影响了电视台在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上的积极性：

这个项目属于敏感项目，可能领导层面认为不要刺激老百姓……堵疏结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堵，疏比较少。（媒体管理者）

我们现在少播（PX）了，要播就市里（播），（企业）不在我们的地域也采访不到，所以我们基本不碰，如企业如何排污的，因为它不接受采访。（记者）

五、作为传播“社会站”的学校

铜陵镇有四所中学，2008年初部分中学生也卷入了环境群体事件。一位受访的大学生称，当时自己还在念初中，“看到这么多人上街，问怎么回事，听后很激动就加入了队伍；老师还去现场，打电话给家长让家长领我们回去。”另外几名学生反映有人给他们发传单，宣传PX对身体与生育的危害。学生卷入群体事件也有心理铺垫：当时东山流传“PX闻了就死”（PX读音接近闽南语“闻了死"），学生正义感较强，并有较高的政治自我效能感；其次是相关产业害怕违法，因而借助学生表达诉求；其三，学生没有社会阅历，成年人需要观望，而学生一般没有顾忌。还有一些学生参与群体事件掺杂了厌学与从众心理：

同学间很轰动，一直说PX项目会破坏我们东山的环境，而我们的家长基本都是靠海吃饭的，就很愤怒。然后同学之间互传小字条，约好一起去参加散步。我觉得我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家人的安全。（当年的学生W）

（我们）一是不想上课，图个热闹；二是看到传单上的内容，也十分气愤，希望能够出力改变局势。而且身边的人都去了，从众心理也有吧。（当年的学生C）

学生与教师受访者都反映有些学校对学生管控较严，但也有部分教师默许学生“随波逐流”。学校作为风险传播的“社会站”，其减轻学生风险感知的能力取决于作为“个人站”的教师对风险的判断、阐释以及对组织使命的执行程度，然而教师首先也是跨区域环境风险的潜在影响者。一位中学教师表示，听到PX要落户古雷时并不觉得恐惧，认为有影响也要在多年以后，那时候孩子已经到外地求学或工作。但同时他对健康与饮食的潜在威胁表示不满，强调鱼是餐桌上的主要食物。这种矛盾说明居民不仅根据共享的地理脆弱性，而且根据自身能力是否能够克服这种脆弱性即自我效能来判断风险。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将自我效能视为“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影响自身福利的事件”。对这位教师来说，风险对下一代的影响是可控的，但风险对自身健康与饮食的影响是不可控的。因此，当他们被要求到堵路现场去劝阻学生时，一些教师的态度反映了个体能动性与组织规范之间的张力：

学生能不能（行）动，跟老师的引导关系也很大，因为他毕竟平时跟老师在一起。跟他讲（道理），不能保证100%，50%不去还是有的。但老师好像只做了一个应付式的工作，上面布置下来，没有真正做到劝到越少人去越好。（这种态度当时是否主流？）主流……安排下来说一定要制止学生什么的，校方比较重视，我们普通老师不重视。（中学教师）

当时几乎东山人都收到一条写有时间地点的号召“散步”的短信，前一天晚上班主任打电话给每个家长说看好孩子，不过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去了。“散步”那天我们有上课，有的老师让我们不要去凑热闹，有的老师有点默许我们放学了去喷油漆、贴纸条，不过让我们注意安全。（当年的学生C）

六、作为传播“社会站”的居委会

铜陵镇有11个社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居委会要承担维稳功能。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即按照街巷将社区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位社区管理者负责一个网格的信息收集与群众工作，包括计生、维稳、调解纠纷等，每周两次收集信息。每个网格配两名小组长，由热心社区工作的老年居民担任，这些人“威信较高、与群众关系较好，更重要的是对居委会忠诚”。在群体事件触发前，社区成为劝阻群集行为的“前沿阵地”，然而即便这样看起来续密的信息收集与面对面劝服，群体事件的触发与规模也出乎社区管理者的预料：

每家每户入户宣传，把PX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跟他们说一下，比较有苗头的群众多走动……上街之前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动作，因为有时候社区工作人员群众会避着你。就像你当老师的话，学生不会在你面前说你怎么样。（T社区管理者）

这些宣传有没有功效不知道……全铜陵5万人口，工作人员有限，一天只能走几户人家。我们那时入户的对象，最担心的人优先入户，主要是从事渔业生产有关的人。（M社区管理者）

上述话语道出了居委会在风险沟通时所遇到的障碍：（1）在信息输入上，居民之间的议论与邀约绕开了社区信息收集者；（2）面对面劝服工作量巨大，超越居委会的能力；（3）尽管居委会选择重点人群进行说服，但后者表面的沉默或允诺并不意味着内心认同。此外，虽然居委会承诺向上传递居民诉求，但居民并不信任这样的组织传播效力，正如一位当地警官分析居民为何选择群集行为表达诉求时说：“我闹了，政府会来找我；我不闹，你会不听。”然而社区管理者本身也是当地居民以及环境风险的潜在影响者，他们对居民的动向不会真的一无所知。一位坦率的社区管理者流露出个人倾向与组织规范的矛盾：“2008年时，我个人很不满，但行为与思想背道而驰”，“沟通方面，一级压一级，你们也懂的”。在群体事件发生前几天，群众情绪激昂，社区管理者不敢在白天上门劝阻，怕被群众视为“反对派”受到孤立甚至引发冲突：

我们下半夜发传单，每天传单的内容不一样，有时听到动静，女孩子会很怕，狗叫声令人毛骨悚然。那时候跟做贼一样，不能有正面冲突，正面反而会激发情绪。（T社区管理者）

我们还半夜去发传单，公安局也跟我们出去。白天不敢去，因为当时居民虽然也不反动，可能心理也有一些波动。（W社区管理者）

社区管理者面对说服对象的挑战，自身也缺乏底气。一位受访者坦承当时自己拿着宣传单，跟居民说PX无害，并已通过环评，遇到居民们反驳时，自己也“半信半疑，但是作为职业身份又不好跟他们说”。他们最擅长的是了解说服对象的社会关系，利用社会关系去做思想工作：“找到这些人的性格、人脉关系，旁敲侧击，有时不一定听亲戚的，却听朋友的话。”但他们从未意识到要从区域环境容量着手去劝服公众，更没有权力回应公众的环境正义诉求，风险传播的困难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工作经验、专业知识、社会权威与权力边界。

七、结语

从宏观的社会语境看，铜陵公众从放大环境风险到诉诸群集行为表达环境诉求，是化工产业转移与跨区域风险分配联合作用的产物。产业转移意味着风险转入地政府想为“污名化”的项目正名，却难以破解有关项目安全性的逻辑悖论（既然是安全的，为何要转移），它同时还牵涉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承担高风险项目上的公正分配议题。跨区域环境风险涉及到受影响地地理与文化上的脆弱性、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在风险－收益上的公正分配，以及公众对企业与监管者的信任。可以说，地理与文化脆弱性、技术安全缺乏科学共识、风险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公众信任的缺失是铜陵群体事件演进的前提条件，回应或解决这些议题本身超越了基层组织的能力与权力范围。

从中观的风险传播视角看，各类基层组织的传播行为在环境群体事件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作用机制各不相同。由千地方利益集团的生产方式脆弱性与当地公众的生计脆弱性高度关联，前者的社会动员有效强化了公众既有的高风险感知，成为推动群体事件演进的关键力量。地方政府期待当地媒体、学校与居委会等基层组织通过新闻报道、教师管控、入户宣传等方式减轻公众的风险感知、劝阻公众参与群体事件，然而效果有限。电视台与居委会的宣传强调技术安全性，却未能破解产业转移与项目安全性的逻辑悖论，更无法应对公众的环境正义诉求。说明在公众参与程序与风险补偿措施缺失的情况下，崇尚技术理性、自上而下、以单向说服为目标的风险传播模式难以扭转公众对风险的“选择性理解”。

从微观的个体行为动机看，除了感受到的脆弱性，当地公众的政治自我效能也是事件演进的动力，这在未经世事的中学生身上特别明显，而且厦门市民成功抵制该项目的先例提高了铜陵公众的政治自我效能。本文同时关注既受到职业规范约束又受到能动性召唤的组织成员在这起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这种身份冲突如何影响基层组织的社会风险控制力。记者、教师与社区管理者作为组织成员承担了劝阻群体事件发生的任务，但他们本身又是跨区域风险的潜在影响者与环境正义的追求者，这种个人价值观与组织规范的冲突削弱了他们对组织传播使命的认同、积极性与创造性，“应付”危机更胜于“应对”危机，弱化了组织传播的效力，提醒风险管理者应充分考虑到特定语境中组织传播的局限性，转变“重堵轻疏”的危机管理理念。

古雷PX属于典型的“点源”（point-source）跨区域风险，即风险源能够被清晰确认，受影响地的公众知晓威胁具体来自何处。这类风险虽然容易被放大，但由于源头清楚、受益者与风险承担者泾渭分明，因此也是最容易治理的跨区域风险类型。东山环境群体事件虽然巳经过去多年，但当地居民的环境正义诉求并未退却，他们对企业自控与风险监管者的不信任更是随着古雷PX风险事故的频频发生而日益凸显。保证环境监测与信息公开的常态化、建立政府间风险沟通与跨区域应急响应机制、授权地方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扮演重要角色，应成为当下风险管理的重要目标。

*本文选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福建漳州古雷PX项目工厂爆炸事故现场。[图源：新华社]

【鸣谢】

专题策划人：忤忆（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

〇编辑：北北   〇排版：柏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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