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 | 被围困的社会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11.19－2017.01.09），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图源：holeandcorner.com]（往期文章链接：鲍曼 | 自由的社会学起源；鲍曼 | 怀旧的时代）

整体主义的谬误

谈到“政策”，我们通常会想到当前的“政策制定者”：一定有这样的人，对他们而言，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的幸福团圆，是有待系统地追求的一个目标或持续地使用的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利益。许多有关消费场所和习性的研究都极其类似于侦探小说：在讲述有关消费社会诞生并最终获得支配地位的故事中，情节通常是围绕着诡计多端的罪犯的暴露而得以展开。任何一个侦探故事里都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发挥作用的恶棍，否则，这样的故事将不再存在——尽管它可能是商人的策划，可能是其广告代言人的阴谋，或媒体大亨安排的洗脑。购物者/消费者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作为集体大脑破坏的受害者而出现在故事之中的，换言之，他们很容易受到大众催眠术的欺骗，很容易成为它的受害者。

这里的故事即便不一定是错误的，也很容易引起误解。它们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任何一个指定的恶棍都是有罪的，他不是同谋者就是从犯），但许许多多至关重要的事实依旧没有被考虑到。这种观点所缺少的、没有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消费社会的成员并没有受到欺骗，并没有落入精心设计好的圈套；相反，恰如所有人的做法，他们试图对他们的生存条件作出明智的反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存条件或许是理性的，或许符合理性行为，或许使理性策略变得有效；当然，它们也许不是这样）。换言之，在某种条件下，非理性的行为可能会带有许多理性策略的特征，甚至会提供可以找到的最明显的理性的选择。

卡尔·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们无法选择他们作出选择的条件。人们的确可以创造历史，但很少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且，他们也无法实现他们在劳动中设想并追求的目标状态。社会学家通常把理性地设计的目标和追求目标进程中出现的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称为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并指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然而并不是他们期望或设想的后果。现代资本主义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所产生的一个意外后果就是，当前的社会条件使消费社会变得可行，使其主要支持者的行动变得有效。商品及其影像的销售者都积极主动地培育这样的条件，以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及其对象的行动富有意义，并产生满意的结果，但是，没有谁能预先设计这些条件，“以便”创造出使当前的实践变得可行的条件。恰恰相反，就“稳固的现代性”时期最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行动者而言，这些条件推翻了他们的方案，破灭了他们的希望。

在研究社会科学家构思和讲述他们故事的方式时，巴巴拉·查尼亚夫斯卡富有启发性地分析了在如今写作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可能的原因。她说，

现实主义小说把整体主义视为探究社会和个体惟一恰当的视角……这种说法预设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预示了轮廓清晰的政治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而且，假设个体性格和公共行为是无法分离的。当这样的假设不再有效时，一些人宣布了“小说的终结”。

然而，“个人行为和社会整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整体主义假设变得不再有效，并且，写作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成为了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现实主义”小说需要在稳定的外在世界和反复无常而易犯错误的个体之间划出界线。在此，个体总是无望地试图通过选择正确的转弯、避免所有错误的转弯而走出迷宫）。整体主义假设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私人财产；那个时代的启蒙观念（以及“稳固的现代性”时期共有的人类体验），尤其是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也分享了这种假设。为了更多地了解人类行为，心理学家曾经把饥饿的老鼠放入迷宫的走廊，并记下它们通过固定的通道找到食物——总是被放置在迷宫般的大厦若干房间中的同一个房间里——所需要的最短时间。实验室老鼠的行为如同教育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的行为，二者都是关于学习、快速学习的行为：学得好就会得到奖励，疏于学习就会招致惩罚。但是，要想以这种方式来想象行为，迷宫中蜿蜒曲折的走廊的墙壁必须长期保持原貌：它们至少要在学习进程完毕之前保持原貌，即便不能永远保持它们的形状。现实主义小说里的英雄必须学着遵循和服从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如同迷宫里的通道），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定要足够稳定（以便能预测模糊不清的未来）。

就埃米尔·涂尔干而言，这实际上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行动后果是持续的：它们并不是完全局限于它们得以产生时的时间和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结果在时空范围上是持续而广阔的。否则，它们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完全是无效的，并且我们对它们不会有任何兴趣。只有持续的行动才值得我们去采取，只有持续的快乐才值得我们去追求。

涂尔干坚持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渴望脱离现在”。这适用于孩子和野蛮人，也适用于“文明人”（不管他是“中等文化”的“文明人”，还是“更发达文化”的“文明人”）；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能看多远，能想多远——“未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稍纵即逝的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决定了现在是否值得他们的关注和努力）。涂尔干似乎重复了帕斯卡的观点，“虚无观念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负担”。然而，同帕斯卡不同的是，涂尔干相信，我们不应该分心，不应该转移注意力，不应该通过稍纵即逝的快乐来驱除恐惧；相反，我们应该通过“生活在未来”而逃避恐惧（当然，涂尔干的这种看法代表了“稳固的现代性”的希望和意图）。寻求快乐并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个体快乐有什么价值呢?它是如此空洞而短暂”；然而，幸运的是，个体快乐并不是惟一的选择；“社会的寿命要比个体的生命长得多，它是无限长的”，因此，“它允许我们体验持久的满足”。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都很渺小”，但“社会的寿命则是无限长的，它远远长于个体的生命”：就我们短暂的个体生命而言，它代表了永恒。就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它是通向不朽的桥梁。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为我们的终生成就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住所。通过投资永恒的社会，我们参与了永恒的事物；通过社会，我们把短暂转变成了持续，并因此终止了使我们变得渺小的死亡。如果谁问心无愧地说“我信任你，我的社会”，那么，他也会希望避免或废除“你要归于尘土”这样的结论。

思考社会的不朽可能是哲学家的乐趣。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哲学观来看，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或后天，它似乎都是“无限地长命的”（同短暂的个体存在相比，它是不朽的）。所有这一切都如同涂尔干所处的年代。但是，在20世纪之初，哲学家引以为荣的是，他们触及到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体验。他们以社会的名义发表意见，社会忙于组建使短暂的人类行为能够被铭记至永远的稳固结构，并承诺使这种结构坚如磐石。用阿兰·佩雷菲特的话说，当自力更生、信任他人以及相信社会制度的长期性结合成行动的勇气和完成行动的长期决心时，涂尔干的话就被记录下来。因此，就他同时代的人而言，涂尔干的话决非抽象的或牵强的：它们表达的信念每天都得到了人类体验的证实。

阿兰·佩雷菲特所证明的三位一体的信念现在已经被打破了；显然，就每一个人而言（或许，生活在哲学中的那些人例外），这三个信念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生存下去，更不用说茁壮成长了。如果得不到一系列信念的促进和支持（这些信念包括世界的长期稳定，这种要求的长期稳定，以及满足这些要求之规则的长期稳定），自信不可能出现，换言之，我们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生命界定为一个事业，也不会有不畏艰险追求这个事业的决心。理查德·森尼特指出，“新资本主义的时代状况已经引发了性格和体验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脱离时代的体验无法使人们把他们的性格转变成持续的叙事”。考虑到不确定性（尽管它是人类体验的普遍产物）如今已经获得了新特征，即先前没有体验过的特征，这种冲突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进一步说，不确定性现在已经“融入了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的日常实践。不稳定意味着正常……”

图为《信任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fiance）。作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法兰西学院院士、伦理及政治学院院士，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步入晚年之后，开始研究经济学。在阅读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后认为它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信心”。于是，他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写出了一部500多页的经济学著作《信任社会》，阐述了信心这一非物质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如果在破碎的世界体验背后有一个长期的逻辑，那么，人们就不会从他们的日常体验中去寻求它；同鸟类和哲学家不同，他们很少能翱翔于他们所践踏的地面之上进行侦察。尽管“社会”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作为稳定而完整的总体而出现的，它总是使自身呈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面前，它不一定能结合成持续而连贯的体验。就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除非我们陷入哲学思维），“社会”通常是一个简单的别称：它用来说明我们在谋生时遇到的那些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伴侣，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以及人们在交往时使用的恰当的方法和手段。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根据我们的体验，构成“社会”观的所有这些因素都“远远”不如我们自身的生命“更长久”，所以，它们不再提供“持久的满足”。请涂尔干允许我有不同的见解：就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纽带和制度而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是“最长久的生命”，也是平均寿命在逐步增加——而不是减少——的惟一实体。

事实上，我们几乎无法找到能“赋予我们当前时刻更加深刻和持久意义”的参照点。如果说信任是把不稳定的（和短暂的）物体固定在稳定的（和持久的）物体之上的铰链，那么，它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物体了。就显然不稳定的、总是突如其来的事物而言，恰恰是我自己，我的身体或者说属于我的身体，似乎才是惟一永恒的因素。人生苦短，但比较而言，其他任何事物的生命周期似乎更短，以至于短得令人惊诧。几乎任何一对伴侣都不会相信“海誓山盟”。越来越少的家庭能经得起解体的考验。几乎任何一种先前努力学来的技能都不会终生有效。几乎任何一个工作地都不会向它当前的员工提供终生的工作。几乎任何居民都不能长期抵抗开发者强大的气势，他们很难抵御缓慢然而无情的荒废与死亡的侵蚀。几乎任何一份来之不易的东西都不能长期保持它们的吸引力，它们通常要被新的、更具有吸引力的物品取而代之。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努力学来的风格和习惯会带来持续的满意和尊重。在这个世界中，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再是可靠的行为。尽管这样的篮子有很多，但它们受到了怀疑：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无论谁把自己固定在经不起风浪的船上，他都有可能在下一次涨潮时随船沉人海底。比较而言，冲浪似乎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永恒”获得了不祥的征兆，除非它意味着一系列没有间断的片断，换言之，除非它永远有“迅速结束和重新开始”的能力。如果长期保障这种资产是无法得到的，那么，长期承诺就是债务。未来——不管是现实主义的未来，还是理想主义的未来——只能被理解为一系列的“现在”。惟一稳定的、牢不可破的持续性就是某人身体本身的持续性，并且，恰恰是凭借这样的持续性，一连串的片断紧密地凝结在一起，以至于它们不会分开散去。

图为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系统类型。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是德国当代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社会系统论。卢曼是一个“宏大理论”的推崇者，主张把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全部纳入到一种的理论框架去解释。[图源：SlideShare]

尼克拉斯·卢曼指出，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现代的”，是因为“同被取代的旧社会相比，它具有新的特性”：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也将不再是现在的样子……今天的现代性的特征有别于昨天的现代性特征，也有别于明天的现代性特征，现代性恰恰存在于这种状况之中。当代社会的问题不是维持一份遗产，不管是教育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创造出来的他性。

不管是在生活世界的周围还是在它的中心，自我，即持续的不连续性，是连续性采取的惟一形式一一它是惟一能够被发现的形式，也是惟一被理智地（现实地）追求的形式。在生活游戏中，“社会”从一个仁慈而严格的看守人/监护人的角色转向了选手的位置。先前稳定的支柱和保证书现在不仅变成了意外的首要源泉，也变成了不断扩散的、可怕的危险的首要源泉。如同所有的选手一样，社会也是反复无常的：它总是坚守自己的秘密，喜欢乘其不备偷袭它的搭档。在生活游戏中，不断改变的规则本身就是问题的核心。单个的选手无法逃避惊人的举动和它们带来的后果；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力争胜人一筹，争取比对手更聪明，竭力保持警惕并准备见风使舵，尽量不要落在后面或疏忽。

保持安全可靠似乎是惟一现实的目的：这是个体能够而且应当为之承担责任的一个任务。乌尔里希·贝克说，

历史萎缩成了（永恒的）现在，一切事物都围绕着个体利益和个体生活而运转……基本上接近于决策的生活机遇所占的比例在减少，开放的而且必须由个体建构的活动所占的比例则在上升。

所有这一切的总体结果是“由制度和社会引起的风险和矛盾的主观化和个体化”。简言之，个体注定要寻求“系统矛盾的个体方案”。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不符合逻辑，任何能想起来的连贯而系统的方式都不可能承担这个任务。既然个体方案无法阻止和预防反复无常的“生活机遇”，所以，把个体无法解决的大任务分割成一系列个体可以处理的小任务，则是惟一理性的行为方式。

恰恰在这种个体困境中，个体注定要凭借他们自身的智慧去应对生活世界的非理性（用贝克的话说就是，“专家把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倾倒在个体的脚下，好意地鼓励他/她本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去评判所有这一切”）。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社会”开始盛行；生活转变成了一系列无节制的购物冲动，而且，犹如购物活动带来的刺激、冒险和挑战，它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消费性的。

选择保险和保险的选择

消费市场的空洞和假设个体自愿从事的任务的不一致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即“可选择的亲和力”：它们有义务以个体的方式建构社会不再保证或不想许诺的持续性。事实上，人们可能会说，两个主角之间的联姻是天作之合，而且没有人能拆散它。尽管消费市场提供了各种规格的商品，各种焦虑和期待促使个体把他们的生活视为一系列的购物行为，但二者之间有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合”。两种非理性相遇了，通过卖方的计算理性和买方的生活策略理性合作并共同自我复制。

消费市场已经获得了神奇的技艺，以至于可以协调和融合个体化了的社会成员迫切需求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它在一揽子交易中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保险和渴望得到然而在其他地方不可能得到的货物退换保证，以便当前寻求的保险削弱时，一种新的保险能取而代之。在没有抵押未来的可怕前景的情况下，消费市场为今天许诺并传递了一个大快人心的确定性。它通过一系列短暂的给付而呈现出了持续性——这种持续性不再需要通过永恒的努力和偶尔的自我牺牲而逐步地得以。建构。它在分期付款中呈现了永恒，尽管每一部分都适于立即使用，每一部分在用光后也不会导致遗憾或后悔。

图为阿里巴巴2016-2019年双十一狂欢节交易额达到100亿所用的时间。[图源：CGTV]

消费市场设定了一个近距离的终点线，以便防止欲望在目标实现之前消失。然而，它通常不仅是为了让赛跑运动员从不担忧奖品价值的持续性，也是为了让欲望永远不考虑挫折，总是渴望重新开始，永不丧失精力。如帕斯卡在很久以前指出的，人们称之为幸福的是狩猎过程本身，能否猎取野兔并不重要。诚然，当前的认同只能从过去的分化中想象出来：正是隔绝了与“昨天”的联系，“今天”才获得了自身的意义。永无止境的识别进程会持续下去，它不会受到“认同显然是不能追求的事物”这种恼人的想法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尽管各种短暂状态在相互接替，但持续性——实际上是方向——的幽灵正在出现。另一方面，人们不必担忧欲望的对象会因为逗留得太久而令人厌恶，不必担忧今天的纵欲会减少明天的快乐。

消费市场提供了保证正确的选择：不管是专家及其他们被期望拥有的深奥知识的权威，还是大量获得满足的买方的权威，抑或远远超过了供给的需求的权威，所有这些权威往往同商店货架上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同时，卖方不再隐瞒这样的事实：目前提供的商品将不可避免地被一些未知的“新改进”的商品所取代。就它们的顾客而言，这种情况会尽快发生的意识一点也不令人气愤。相反，这种知识是他们寻求的再保证的关键部分。没有一个决策是最终的；任何一个决策都不会有不可改变的后果；每一个决策都会被安全地作出，因为如同所有的其他决策一样，它只能“在另行通知之前”约束决策人。知道这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请允许我指出，既然卖方和买方都知道这种意识，任何失望都无法最终否定游戏的理性和玩游戏的智慧。“迅速结束和重新开始”的游戏是自我推进的和自我宣传的，因此，它完全能经得起对手的考验，并使这样的考验最终无效。

不确定性的孕育和以不确定性为生

这个游戏之所以是自我永恒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让人上瘾的：长期参与消费主义游戏会逐渐导致无法寻求“系统矛盾的个人解决方案”。变成一个消费者意味着使自身的生存依赖于消费市场——哪怕是维持简单的日常消费。它不仅意味着忘记或未能在出售的商品中学习寻找正确的目标、服务和劝告的技巧，也意味着无法学习处理生活挑战的技巧（需要指出的是，在2000年由英国第四电视频道播出的贺岁片《灰姑娘》中，王子事实上假设，灰姑娘得到舞会礼服的魔山就是一个购物中心）。消费者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弥补确定性的长期缺少：行走在由交易和购物铺设并开通的道路。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由多余的（和随意处置的）部分组成的社会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并不需要修补功能失调的目标、特征或人类纽带，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

图为2000年英国第四电视频道播出贺岁片《灰姑娘》。[图源：imdb.com]

当乔治·瑞泽尔讨论由旅行社预先设计的“行动假日”时，换言之，当他指出“后现代世界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在营火会旁吃饭，哪怕它是在旅馆草坪上的模拟营火会”时，他准确地抓住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消费主义具有的双重魅力。消费社会的观光者既想使他们的假日远离日常事务，又想逃避他们的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危险、混乱和不确定性；他们向往的假日应该是可预测的、可推断的、高效的和有约束的。恰如麦当劳餐馆，假日公司被期望提供的首先是安全而可靠的庇护所。冒险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结尾；刺激应该是于净而没有污染的；“远方”一定要坐落在离商店和旅馆不远的地方；荒野一定要有一个带有明确标志的出口；野兽要么是驯服的，要么被锁在了坚固的笼子里；而且，毒蛇的牙齿一定要拔掉，倘若有可能遇到的话。

就寻求冒险和强烈情绪的那些人而言，梦想的假日之所以具有诱惑力，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确定性；某人在某个地方精确地知道什么会发生，结局是怎样，因此，任何一次震惊都不是“真实的”，它仅仅是“一次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真正的和不可挽回的灾难根本不会发生，如果（但愿不会如此）它发生了，这是因为某人的失误或疏忽。退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总体上也是很容易的。即使协议中没有“退款保证”，不满的顾客也总是能寻求补偿。《巫师布莱尔的计划》（The Blair Witch Project）之所以在票房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是因为它栩栩如生和毛骨悚然地描述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恐惧：无法使用最近的手提电脑插座，从而无法进入互联网；发现手机无法使用或没带在身上；猜测游戏是“真实的”，演出的结尾不是预先设计好的，没有一个开关按钮—一所有这一切都是萦绕在“训练无能”的消费者头上的最可怕的梦魔。《巫师布莱尔的计划》不仅表达了无法言说的焦虑，也使模糊的幽灵有了一个看得见的外形——但是，请允许我指出，它并不是指所有的外形，而是这样的外形：它使消费社会坚定地扮演首席法师的角色，并为困惑者和无知者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

就恐惧而言，消费市场可以合法地争辩和反驳它的家长身份的责任。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为销售者提供了潜在肥沃的土壤。但是庄稼——各种焦虑最终关注的恐惧的名字——事实上是耕作的结果，它们依赖于农民使用的技术和原料。反过来说，农民根据自身对“最佳收益”的理解来选择技术和原料。此外，合格的农民都不会依赖土壤的自然肥力，更不会一次用尽土壤的营养物质。不管是通过使用绿肥，还是化肥，优秀的农民（销售者比绝大多数农民都优秀）都会通过有技巧地使用肥料来注意确保土壤肥力的恢复和增加。

由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恰恰是这样的物质，它使个体化的社会符合消费主义的目的；因此，它需要被细心亲切地照料，并且决不可以枯竭或蒸发。通常，消费者的生产就是“新型的”恐惧的生产。千年虫事件提供了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范本：没有人敢说，千年虫是臆造的产物；没有谁会挑战那些声称熟知内情的人，即使他们大张旗鼓的猜测是正确的。因此，绝大多数理性的人会遵循帕斯卡的“安全带”建议。无数的电脑系统测试和编程公司突然出现，这类公司的出现几乎得到了异口同声的称赞。当推算的日子终于降临时，预言的灾难并没有出现；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恰恰是由于反病毒服务的提供者，它才得以避免。无论如何，伴随着其他的恐惧挤占了新闻标题，整个事件会很快被人们忘记，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记忆将存留下来，从而促使了下一个恐惧的产生。

请让我明确指出，消费市场很少提供抵抗自然灾害（如地震、飓风、洪水或雪崩）的处方或预防性药物；保护和救赎这样的诺言通常关注人为产生的危险。后者有一个显然优于前者的优势，因为它们允许根据可得的处方来切割恐惧，而不是相反。

截至到目前，消费者训练的无能是商品提供者最好的武器。美国遗传工程巨头资助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品种改良的庄稼，世界人口的食物将很快短缺。该研究报告没有指出的是，它们的观点具有“本身自然会实现的预言”的特征；确切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赞助商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注释，它通过颠倒因果顺序使这种实践更加可行。“优良品种”的引进使大量的农民失业，使其他人无法在下一年生产出自己的种子，因为“改良的”谷物通常是不结果的。一旦这种现象发生，先前的声称（如果不稳定地增加“转基因食品”的供应，那么，人类的食物就会出现短缺）就获得了“经验上的证实”，就不再受人质疑。遗传工程行业的实践在消费生活中也发挥了首要的功能，即有助于（自愿或不自愿的、然而合作的）消费者的产生。

总之，消费社会的繁荣与衰退都源于同样的状况：由制度破坏和强化了的个体化所导致和维持的焦虑（需要指出的是，在消费社会中，生活通过一系列持续的非连续性的消费关注正在被消耗）。它们的生产和再生产依赖于消费市场对这种状况的反应，也就是说依赖于下面的策略：非理性的理性化、差别的标准化，以及通过人类状况的不稳定来获得稳定。

*本文选自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六章《消费生活》，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封面图为戴维斯米加迷宫，位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斯特林镇，它的拥有者是戴维斯农场，一个被戴维斯家族连续七代经营的农场。同样由于作物的季节性，迷宫的图案也是每年都会重新设计更换。[图源：huanqiu.com]

〇编辑：连翘  〇排版：椒盐

〇审核：棱镜/栉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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