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11.19－2017.01.09），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图源：holeandcorner.com]（往期文章链接：鲍曼 | 被围困的社会；鲍曼 | 官僚制与大屠杀；鲍曼 | 道德的社会操纵）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个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
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作为一个“消费者”意味着什么。消费者就是消费的人，消费意味着要消耗某些东西：吃穿用度、娱乐以及其他人们的需求和欲望的事物。由于在我们的世界中，大多数情况下，是金钱在欲望和获得满足之间“斡旋”（mediates），成为消费者也意味着——通常意味着——占有（appropriating）大部分注定要被消费的东西：购买之、为之付费、且使之成为某人专属的财产，禁止其他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之。
消费也意味着毁坏。在消费过程中，被消费的事物就表象和精神而言，都不复存在了。这些事物要么是从实体上被“消耗”到完全消失，例如被吃掉或耗尽，要么是其失去了吸引力，不能再诱引欲望，从而丧失了其满足人们需要和愿望的能力——例如，被过度使用的玩具或者播放多次的唱片——而不再适合用来消费。
这就是身为消费者的意义，但是当我们提到消费社会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在消费社会里身为消费者，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此外，难道不是每个已知的社会，就某种程度而言都是消费社会？所有在前述段落中列出的特征，或许除了为打算消费的事物支付金钱的需要外，在任何一种社会中都有切实的体现。当然，我们把何种物品看作潜在消费对象，怎样消费它们，或许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没有人，无论其置身何时何地，能够不消费便存活。
因此，当提及我们的社会是个“消费社会”时，我们所考虑到的，一定多过那个次要、普通且没有特别说明的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消费。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就其深刻和基本的意义而言，与人们（前一章所述现代社会的工业阶段）过去所称“生产社会”一样，尽管生产将伴随人类物种起源与灭亡的始终。现代社会里较为陈旧的类型之所以被称为“生产社会”，是因为其中的社会成员首先是作为生产者的；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法受社会角色分工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左右，对其成员而言，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能力且愿意去担任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目前晚期现代、第二期现代以及后现代阶段，社会要求其成员——又是首先——要具备作为消费者的能力。而目前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法首先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的摆布，对其成员来说，这个标准就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
现在与过去的差异，并不像摒弃某个角色而以另一个取而代之那么彻底。这两类社会必定要有部分成员负责生产有待消费的物品，而两种社会里的全部成员，当然都要消费。两类社会的差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但是这种重点的转移确实在社会、文化和个体生活方面造成了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深刻而普遍，以至于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是具有独立且独特类别的社会——消费社会。
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的过程，导致了许多意义深远的变化；然而，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是人们为了符合社会身份的要求而接受的训练和改造（也就是男人和女人们被“整合”进人社会序列中，且获得一席之地）。在这方面曾经非常关键的全景机构，逐渐变得不适用了。随着大量工业就业机会的急剧缩减，和少量、自愿、专业服役取代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大部分的人口便不再受到全景机构的直接影响。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力即使在就业缩减的情况下也能够增加；工厂员工人数变得越发精简；“缩小规模”是现代化的新原则。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编辑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估算，1970至1994年间，欧盟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30%下降为20%，美国则由28%降至16%，而工业生产力则以平均每年2.5%的比率攀升。
全景机构的训练方式，几乎很难用来训练消费者。全景机构擅长用例行、单调的行为来训练人，且通过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来达成这种效果；但消费者的美德（实际上是“角色要求”）却是没有规则，并不断选择的状态。因此，在后工业与后征兵时代，伴随着大幅缩减，全景式训练与消费社会需求也相悖而驰。全景机构擅于训练的气质与生活态度，与理想的消费者大相径庭。
由宗教/伦理所激发的职业的和渴求的激情，轻落在清教徒们的肩头，如同马克斯·韦伯继巴克斯特（Baxter）之后重申的一样：仿佛一件随时准备被丢到一旁的轻斗篷，而理想中消费者所获得的习惯也应当如此放在肩上。事实上习惯被不断地、日渐迅速地丢弃一边，从未有机会能聚集成铁笼的栅栏。就理想意义而言，消费者不应当固守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永久的风险，没有需求可以被视作完全的被满足，也没有任何欲望可以被认作是最终的。在“直到进一步通知”时，应当有一个附件附加于任何效忠宣誓和任何承诺上。
所有的消费都要占用时间，事实上，这是消费社会的毒瘤，也是商品推销商主要的担忧。理想化来说，消费者应当立即得到满足，而这又有双重含义。被消费的物品应该立即带来满足感，不得拖延，不用漫长的经验累积，也不需冗长的奠基工作；但满足感应当在消费所需的时间结束时消失，而这段时间应该被减少到最短。如果消费者不能在任何对象上控制他们的注意力且长久集中他们的欲望；如果他们缺乏耐心、易冲动、躁动不安并且重要的是，易兴奋且同样容易失去兴趣，那么这种时间的减少就会达到最佳效果。
当欲求不用再等待就能得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或许远远超越天生的需求或外在需求所设定，以及欲望对象的物理耐用性所决定的那些限制。需求和满足之间传统的关系将要被颠覆：对满足的承诺和期许会优先于需要，且总大于既有的需要，但是又不能太大以至于消除了对所承诺物品的欲望。事实上，纳入考虑的需要越是陌生，承诺的吸引力就越大；经历那种从来不知其曾经存在且可以获得的经验，有着很大的乐趣。这种全新而前所未有的兴奋感，就是消费者的游戏。正如马克·C·泰勒（Mark C. Taylor）和伊莎·萨特（Esa Saarinen）指出，“欲望并不渴望满足。相反的，欲望渴望依然是欲望”；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消费者的欲望。对于欲望的期望会消失、消散并且看不到任何复苏的征兆，或者这期望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会引起欲望的世界，这必定是理想化的消费者的最大的恐惧和不详。
为了提升消费能力，决不能让消费者休息。他们需要不断被置于新的诱惑之下，以便于一直保持激动状态，永不让兴奋萎缩，且事实上，是在一种怀疑和不满足的状态中。指令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确认这种怀疑，同时要为宣泄不满提供一个通道：“你以为你看到了全部？可是最棒的你还没看见呢。”
双十一购物节作为中国一大消费热潮，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折扣优惠，将消费者置于不断的新的诱惑之下。[图源：天猫]人们通常说消费者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是为了做到这点，就需要有那些时刻准备着，并且热切希望被诱惑的消费者（就像为了控制劳工，工厂老板需要的是有纪律性并且习惯遵从命令的员工）。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会积极地去寻找让自己被诱惑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从一处吸引到另一处吸引，从一个诱惑到另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去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有些不同，而且或许比之前的更要强烈；正如他们以生产者身份生活着的前人们，从一个传送带到运转到另一个传送带。对那些羽翼丰满、成熟的消费者来说，这种行事方式是一种强制、一种必然；然而这种“必然”，这种内化了的压力，这种以其他方式生活的不可能性，却以一种自由意愿的形态展现在他们面前。市场或许早就已经选择他们并把他们训练成消费者，因此剥夺了他们忽略市场诱惑的自由，但是每一次来到市场中，消费者有充足的理由感觉是自己在掌控。他们是法官、评论家和选择者。他们终究会拒绝所展示出的无数选择中的任何一个，而只流连在其间从事选择本身。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种被认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有个事实毋庸置疑：每个个体在具有其他身份前，必须首先是个生产者。在“第二现代性”（modernity mark two）中，即消费者现代性，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是，在个体能够思考成为具体的人物前，需要首先成为消费者。近几年，我们听说各党派的政客们异口同声且热烈又不怀好意地叫嚣，“消费导向复苏”。下滑的出口额、空白的订单、冷清的高级街区的贸易，都归咎于消费者兴趣或者“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用信用购物的欲望，强大到足以压过破产的恐惧）的缺乏。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情况获得转机的希望在于消费者们重新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愿他们重新购买，大量购买，更多购买。“经济增长”是现代对事情是否正常并规范运转的主要测量手段，也是社会按照应有的模式运作的主要指标；在消费社会里，“经济增长”并不依靠“国家生产力强度”（健康而充裕的劳动力，富足的国库以及颇具胆识的企业主和经理人），而是被视为，依靠消费者的态度和消费热情。工作曾经扮演了连接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角色，现在这个角色由消费者活动来担任。将“前现代”拆解为——传统的，社会地位的归属机构，留给人们的只有“恪守本分”、遵守（但不能超过）附属于出身的“社会类别”标准这些相对直接的任务——现代性派遣给个体的任务是“自我建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章法的话，至少要从基础入手，建立个人的社会身份。个体的责任——曾一度受限于遵守一些没有既定条款的规则，这些条款意味着如何成为贵族、商人、雇佣兵、工匠、佃户和农场工人——现在已经扩展到社会定义自身的选择，以及让这种定义在社会上得到认可和赞同。起初，工作是被用作对付这种全新的、现代责任的主要工具。勤奋建立起的，受到广泛认可的社会身份是将工作技能、工作场所和与工作相关的职业规划作为主要的决定因素。身份一旦选择，就必须为了生活而彻底地树立，并且至少在原则上身份应关乎工作、职业和工作的一生。对于这种社会认同的建立必须是平稳而持续的，经历几个连续又界定清晰的阶段（难怪会选择“建立”这个隐喻来传递“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的特性），职业生涯也是如此。工作生涯的必经之旅与长达一生的身份建构的先决条件，彼此间水乳交融。然而，稳定、耐久而持续、逻辑清晰且结构严密的工作生涯却不再是百病皆医的药方了。只有在相对罕见的例子中，通过工作表现可以界定永久的身份，更别提固有了。长久的、良好保障和确定的工作，现在成了稀有物。旧有的工作，“一辈子”，有时甚至是继承来的，局限于少数旧行业和职业，在数量上也迅速减少。新的职位空缺倾向于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直到有更进一步的通知或有兼职者。这些职位通常结合了其他职业，且没有任何持续就业的保障，更别说永久就业了。目前的口号是“灵活性”，这个逐渐流行的概念，代表了一场没有什么规则可循的雇佣和解雇游戏，但只要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就有单方面改变规则的权力。在这种变化不定的环境中，不能合理期待建立什么能够真正持久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至少到目前，除了一些高技能要求和享有高度特权的从业者），那种纯粹简洁的，在工作的基础上去建构一个终身的身份的期望已经死亡且被埋葬了。然而，这个意义重大的新起点，并不能被视为像大地震那样攸关生死的威胁。这是因为普遍关于身份的成见，其本质已经改变，这使得旧式的工作职业完全不合时宜，而且和新的身份认同所关注的那种任务以及担忧完全脱节。依照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提出的有力的警句，在所有的文化产品的都要根据“最大化的影响和即刻的退化”来测算的世界中，对先验规划身份的毕生建构，实际上会带来麻烦。如李嘉图·佩托拉（Ricardo Petrella）所指出的，当前的全球趋势指向，“通过大幅缩短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经济开始朝向朝生暮死、反复无常以及不稳定化的生产格局（暂时、灵活以及兼职工作）”。无论个人打算获得和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和当今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必须能够接受短期通知或者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必须遵循持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或者至少尽可能多的有所选择。未来必定充满意外，因此以其他方式行事，相当于自我剥夺：放弃那些未来命运辗转所带来的未可知的，仅仅是雾里看花般觉察到的利益，也不要那前无古人且始料未及的命运供给。文化时尚仿佛大爆炸一样涌进了公众的浮华世界，但是甚至比抓住公众眼球用时更少，其也会沦为过时且荒谬的旧风尚。因此，最好让每一个当前的身份都是暂时性的，只是轻轻地抱住，以确保一旦双臂张开，去拥抱新的、更加夺目或只是尚未加以尝试的替代者时，旧有的身份能够消失。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自我身份是多重的：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遍布被丢弃以及遗失的身份。每一种相继的身份都可能是不完整且有条件的，因此，主要的隐患来自于如何避免其僵化的危险。或许，由于在最为普遍的生活经历方面，“身份”掩盖的内容比揭露的要多，因此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对于社会地位的专注，越发常见的忧虑，是担心身份过度僵化，以至于不能在需要的时候予以取消。对身份的渴望，和满足这种渴望的恐惧，对于身份的思索所激发的吸引与排斥，混杂在一起，造成了持续的情感矛盾与混淆。这类关注更多地来自于反复无常、无限创新又无章可循的生活消费品市场。无论是为了耐久消费还是暂时消费，从定义而言，生活消费品就没打算要永久维系——此处与“毕生的工作生涯”和“为了生活的工作”毫无关联。生活消费品就意味着使用殆尽；作为消费客体，这个名称的内在本质就意味着暂时和短暂；即便是使用隐形墨水，生活消费品遍体也都被写满了死亡的象征。因此，在生活消费品的本质与当代身份关注具有的本土情感矛盾间，有一种预先注定的和谐或者共鸣。就如生活消费品一样，身份有待于被攫取和拥有，但只是为了被消费，因此也为了再度消失。在市场化的生活消费品这一例子中，对于身份的消费不应当——不必——销毁对于其他新生的以及经过改善的身份的欲求，也不能剥夺吸收这些身份的能力。在市场上进一步寻找工具的理由要比寻找市场空间的理由更为充分，这便成为需求。“聚合身份”——被松散安排在一起的购买地点，不太持久的、容易拆分且可以被完全替换，在商店里就能买到的表征——似乎确切成为跟人所需要的来迎接当代生存挑战的东西。如果这就是身份问题所释放的能量之消耗，那么就没有“标准规则”或者“样式维持”这样特别制定的社会机构是必要的；这些机构看起来也不那么招人喜欢。传统的、全景式的训练方法显然抵消了消费者任务的收获，并且对围绕着欲望和选择架构起来的社会造成灾难。但是其他符合标准规则的备选方法就更好吗？标准规则这个观念，至少在整个社会的范围来说，难道不是过时的产物？在劳动者社会里一度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让人们去工作”的口号，在消费社会里难道不是已经失去效用了？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人类选择的自由去限制，或者完全消除选择的自由；推开或者完全切断所有的可能性，除了一种可能——由规范所宣扬的选择。但是选择消除的副作用，尤其从标准的、秩序灌输的规则这一观点看，最令人憎恶的选择——反复无常、变化不定且容易取缔的选择——将等同于在人类中消除了消费者；这是或许降临到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灾难中，最为恐怖的一种。标准规则对于消费者市场的永续、平滑运作和繁荣是如此“官能不良”且不受欢迎，同时，对于市场客户，也显现出了这一规则让人厌恶的一面。消费者的兴趣与市场操作者在此撞击；在一种奇怪又无法预料的形势下，“通用汽车的好消息，就是美国的好消息”，一语成谶（加上一句附文：“美国”除了是其公民的聚合之外，别无他物）。“消费者精神”，非常像借此兴盛的商务公司的反对普遍规则。消费者社会，反对所有加诸选择自由之上的法律限制，反对把一切潜在的消费对象非法化，并且通过扩大对大多数“解除管制”方法的支持，来表明这种不满。相似的不满还表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于社会服务的削减，迄今闻所未闻的赞同——对必需品集中管理和保证的条款——只要这种削减与降低赋税同日而语。“纳税人口袋里有更多的钱”这个口号在政治领域里的左翼右翼中是如此流行，以至于对此都不再有严肃的争端，该口号呼吁消费者履行选择权，这是已经内化且更新进生活天职（life-vocation）中的职责。税后口袋里有更多钱的承诺，对于选民而言，吸引力在于，不是更多消费的承诺，是更多可供消费的选择，更多购物和选择的愉悦的前景；正是这种不断使用选择的承诺，令人相信其具有惊人的诱惑力。对于所有实际的意图和目的而言，这是手段，而非目的。完成消费者的工作，无论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消费，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拥护消费者的形态，意味着首先要和选择陷入爱河；其次，才意味着消费更多，而且并非不可或缺。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他们的职责；生产是集体的努力，规定了任务的分工、参与者的合作以及行动的协调。某些特定部分的行动，有时可由个人单独执行，但是即使把这些行动与其他行动密合起来以集中于最终产品的制作，仍保留了任务最重要的部分且保留在执行者的意识中。即使生产者是分别行动的，他们也仍然集中在一起。每个人的工作只有通过更多的人际沟通、协调与整合才能获得。消费者正好相反。消费是完全个人、独立且最终，是孤独的活动；完成这一活动要通过抑制诱发，缓和或刺激那种通常是私人的、且不易传染的欲望。没有类似“集体消费”这种事情。没错，在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会聚集在一起，但即使这时，实际的消费活动还是保留着完全的单独、个体经历的体验。聚集在一起只是构成消费行为私人化的基础并且增加购物的愉悦。在有其他选择者陪伴的情形，选择这个行为也变得让人满意了，最好是在一个供选择的做礼拜的教堂里，挤满了选择的朝圣者；在已有满满预定的餐厅用餐，在拥挤不堪的商场或游乐园里转悠，群体性交，这些都是最本源的愉悦之一。在所有这些以及相似的例子里，被得到共同颂扬的，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每一次选择的个性，通过选择群体盲目的模仿行为，会得到重述与再次确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消费者从群体性的消费中就无法获得任何东西。消费活动是所有协调与整合的天敌。消费同样对协调和整合的影响具有免疫力，致使所有凝结在一起的努力在克服消费行为本质的孤独感时，都显得那么虚弱无力。即便是聚集在一起行动，消费者依然是孤独的。人潮拥挤的上海迪士尼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消费。[图源：sina]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社会里的层级阶梯，并且也设定了消费社会成员，消费者记录其生活热望的框架——此框架界定了朝向自我提升并包含“美好生活”图景的努力方向。个人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重要的是拥有更多可以自由使用的选择，那他在社会阶层里的位置就更高，可以期许的公众顺应与自尊就更多，也因此更接近“美好生活”的理想。财富与收入当然重要；没有他们，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者完全被否定。但是财富与收入作为资本角色——首先且主要用来把钱变成更多的钱——如果没有从观念中（动机源）完全消失的话，也会退却到第二和较为次要的位置。财富和收入的首要意义，是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积蓄、存款或者投资只有能够承诺未来扩展消费者选择时，才有意义。然而，这并不是提供给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做法，如果大多数消费者这么做，会招致灾难。存款增加和信用购物缩减都是坏消息；作为“情况走上正规”的确定标志，消费者信用的膨胀受到欢迎。消费社会不会轻易接受延迟满足的呼吁。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不是存折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世”社会；是一个欲求社会，而不是一个等待的社会。无需“标准规则”和与之相随的规训，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以确保人类的需求已经和市场操纵者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或者也不需要再造“经济需求”、生活消费品经济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对之前的经历看低和遮蔽，却展示诱惑、未经测试的欲望，对未曾尝试的感觉给予承诺，这么做很有效果。前提是，讯息要落入接收者的耳中，且在扫描讯号的时候，所有目光要集中在那些预料中会让人激动的事情上。消费，越发丰富与多样的消费，必须以消费者可以享用的权利出现，而非必须承受的义务。消费者必须受到美学旨趣的引导，而非伦理规范。是伦理学，而不是美学，被用以整合消费者社会，维持其正常运转，并偶尔救其于危难。如果伦理把至高的价值赋予尽忠职守，那么美学则把奖赏给予卓越的经验。责任的履行有其内在的、时间延续性的逻辑，因此，这种履行建构了时间，给了时间一个方向，并且使得日积月累或者履行的拖延这样的观念具有意义。然而，对经验的找寻却没有好的理由足以拖延，因为随拖延而来的除了“浪费机会”，别无他用。（增加）经验的机会不需要基础，也不用证明这种基础的正当，因为机会到来的时候无需声张，而且如果没有旋即抓住，机会将消失无影（当然，就算抓住了也会慢慢溜走）。（增加）经验的机会是需要在其盘旋升空的过程中抓住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时刻特别适合这么做。在这方面，一个时机和另一个时机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一个时机都相当好——成熟——对这个目的而言。另外，这个时机的选择对于那些把选择当做生活模式的人来说，毫无用处。这并不能让消费者判断，那个让人心慌意乱的（增加）经验的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并且因此她或他必须准备好敞开大门迎接这个机会。他或她必须保持警觉，当机会降临时永远都能够辨识，并且做一切必要之事，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如果生产者社会默诵自己是柏拉图派，寻求无法忤逆的规则以及事情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派———实用、灵活，坚守临危不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原则。对于明智的消费者来说，唯一可掌握的主动权，就是在众所周知的机会满布的地方，到达那个地点，并且要在机会的出现最为稠密的时候守在那里。这种主动权只会累积类似“实践智慧”中（phronesis）的智慧，也就是经验原则（rule of thumb）的积累，而不是傻瓜似的处方和计算命令。然而这需要极大的信任，首先需要一个安全的港口，在那里，信任可以安全抛锚。毫无疑问，消费社会也是咨询与广告的天堂，还是预言家、算命先生或者是贩卖神奇药水和点金术士的沃土。综上所述：现在是消费美学占据了过去由工作伦理曾经统辖的位置。对于经过消费者训练而成功毕业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由可能性构成的巨大母体，有强烈且愈加强烈的感情，有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经验（与德国概念Erlebnis传递的意思相同，区别于Erfahrung；两个德语词汇英语中都翻译为“经验”。粗略而言，Erlebnis指“我经历的事情”，而Erfahrung 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世界及其所有碎片都由他们激发感觉和Erlebnisse的能力来评判——诱发欲望的能力，消费者一生的追寻中最为快乐的阶段，比满足本身更令人满意的能力。根据每样物品、事件和每个人能力的迥异，在地图上加以标注；世界地图最常在美学层次上使用，而不是认知或道德的层次。被工作占据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由所从事的职业所占据，无法避免受到当前美学标准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其优越地位——是自我建构与身份建构得以围绕其旋转的中轴。工作也不再是伦理关注的焦点，不是道德升华、悔改与救赎的必选之路。就像人生其他的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由美学来判断。工作的价值以其产生愉悦经验的能力来判断。缺乏这种能力的工作——无法提供“真实的满足”——也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其他标准（及其假设具有的对道德的高尚影响）经不起竞争，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工作从被美学引导的情感收集者（collector of sensations）贬斥为无用以及降低人格的非难中拯救出来。就工作能够带来满足的能力差异而论，实在没什么特别新鲜的。有些工作总是让人竞相追逐，并被视作非常让人满意和“有成就感”的，而很多其他的工作则被看成是苦差事。某些工作是“有意义的”，且比其他类型的工作更容易被当作是种职业，是骄傲与自尊的来源。然而，从伦理的视角看，没有工作可以被严格认定为毫无价值或者是降低身份的；所有工作都增加人类尊严，且所有工作都是道德得体与精神救赎的根源。从工作伦理的角度看，任何工作——单就工作而论——都是“人化”的，无论其为执行者所持有的即时愉悦（或者愉悦的缺失）是什么。就伦理意义而言，完成一项任务的感觉是工作能够带来的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最终也是最充分的满足感，就此而论，所有类型的工作都一样。甚至是少数几个可以把其从事的贸易或职业当作是天职，当作是世俗使命的幸运儿，他们经历过自我实现的那种引人入胜、兴奋不已的感受，倾向于将这种感受归因为是“忠于职守”的警醒，而这一原则对所有工作的执行者都适用，即使是最普通、最不用费心的工作。工作伦理传递了一则平等的信息；它降低了本应明显的工作间的差异，这包括令人满意的潜能，赋予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所提供的物质利益。对于工作的美学推敲和评价却并非如此。这里强调区别，把差异放大，且将某些职业拔高到令人入胜的层级，成为精制的美学对象，事实上成为艺术、经验，同时否认其他的获取报酬的职业类型有任何的价值。“高层次”的职业要求有与艺术鉴赏相匹敌的品质——良好的品位、巧言善辩、富有洞察力、无私奉献以及接受过大量学校教育。其他类型的工作一律被认为是可怜的、毫无价值的，以至于不管怎么想，这些工作都不能成为意愿的对象，和不用强迫就作出的选择。某个人只有出于必要，只有无法获得其他任何谋生手段的时候，才可能去从事这类工作。"The Devil Wears Prada"剧照。电影中的Miranda是杂志《Vogue》的主编，电影展现了其走在时尚尖端，与各界名流交际的工作过程，亦是对其工作的美学塑造。第一个类目的工作是“有趣的”；第二个类目的工作是“让人厌烦的”。这两个主要的评判标准涵盖了赋予其本质意义的复杂的美学标准。它们“无需证明”，“不许辩驳”的率直，也是目前美学在工作分析领地获得统治权的佐证，而此前，这是伦理学的领域。就像其他任何可以合理期待成为欲望的对象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目标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种多样、让人兴奋、容许冒险、包含一定程度（但不会过度）的风险，且总是有机会获得新的感受。单调、重复、循规蹈矩、不需冒险、不容首创，无法挑战智力，也没有自我检测与自我肯定的机会，这样的工作便是“让人厌烦的”工作。很难想象，完全成熟的消费者会自愿从事这样的工作，除非是陷入别无选择的境地（也就是说，除非作为一个消费者，一个自由的选择者，他或者她的身份已经丧失，被撤销或者被否定）。这种工作缺乏美学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由一个工作者工作就是为了积累经验的社会里，很难有成为一种职业的机会。然而，要点是，在这个美学标准至上的世界里，刚才提到的那些“让人厌烦的”工作也没有保留其先前假定的伦理价值。只有未经消费社会改造，和没有变化成消费主义者的人，会自愿选择那样的工作，并且满足于出卖劳力以交换赤裸裸的生存（来自贫困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和“外来务工者”，或是涌进由四处寻找廉价劳动力的移民资本所开设的工厂中的贫困国家居民，都可以算作这个类别）。其他人则需要被强迫，才会接受这种提供不了美学满足的工作。曾隐藏在工作伦理掩体之下的粗暴威压，现在也毫无隐瞒，赤裸地呈现了。那些在消费社会里原本应当有效发挥整合与激发的工具，也就是引诱以及激发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却让人震惊的毫不想干且毫无作为。为了让已经转变为消费主义者的人们去填塞那些缺少美学测试的工作，必须人为重塑一种没有选择、强迫且为了基本生存而奋斗的情境。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崇高道德的可取之处了。印度的贫困居民正排队等候招聘，他们被大量移民资本工厂招募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图源：网易]就像选择和移动的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在消费社会里已经转化成强有力的层级化因素。所用伎俩不再是把工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以便为休闲空出更多空间，相反，是完全消除正式职业和副业、工作与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抬高到最高和最让人满意的娱乐层级。娱乐式的工作是最让人垂涎的特权。那些被赋予这种特权的人，便一头扎进这些工作所提供的强烈的感官刺激的经验里。没有固定时间的“工作狂”，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挑战里，这些人不会在奴隶群中被发现，而是在那些幸运又成功的精英群中。让人获得满意经验的工作、自我实现的工作，与生活意义相关的工作，作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枢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或者恶名根源的工作，简而言之，作为职业的工作，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是精英所特有的标记，是其他人只能心怀敬畏、只能远观并赞叹的生活方式，是只能通过廉价小说或电视播出的纪实剧的虚拟场景而间接感知的经验。其他人没有机会以作为职业的方式来经历他们的工作。“灵活劳动力市场”既不提供，也不容许对任何目前正从事的职业奉献终生。专注于手中的工作，沉醉于工作所要求的，以所执行的工作或者是需要施展的技能，来标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会成为命运的人质；由于任何工作都短暂的本质，以及各种合同中“直到进一步通知”的条款，这既不可能发生，也不被鼓励去做。不同于被选择出来的少数人，大部分人在当前的“灵活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想把工作作为一份职业去热爱，要冒巨大的风险，并且，这也是心理和情绪灾难的引子。在这种情况下，勤奋和奉献的劝告词听起来既不诚恳又很空洞，通达的人应当接受劝告，并认定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透过目前职业的外部标志，看到老板们玩的游戏的本质。老板们并不真的期待雇员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是真心话——老板们只希望双方都假装相信这个游戏是真的，并且据此行事。从老板们的观点看，诱使雇员们严肃对待假装出来的职业模式，意味着聚集了风险，而无论下次“裁员”或者另一次“合理化（公司规模）”何时爆发，这种风险都会爆发出来。道德说教的短期成功，就长期而言，不管怎样都证明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会让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真正的职业中分散出来——他们身为消费者的追求。“做”与“不做”，梦想与代价，投降的诱骗以及防患未然的警告，所有这些纠结在一起，提供给寻找职业的人一种奇观。我们看到伟大的运动员或者其他明星，到达了他们职业技能的顶点，但是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和声望，意味着代价是要把他们成功路上所有阻挠的事物全部去除。他们放弃了所有凡夫俗子们珍视的一切乐趣。他们的成就有梦想成真时的所有症候。几乎只有在田径场或者网球场，对“真才实学”的检验才会引起更少的争议，且更让人信服。谁会怀疑从一个狂欢、爆满的剧场中折射出的歌手的优秀？在这些奇观里，似乎没有假模假式、诈骗诡计、装模作样、暗度陈仓的余地。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每个人都看得见并且可以评判。职业这出戏自始至终都在忠实的人群面前公开上演。（或者看来如此。事实上，表演的可信度取决于大量的脚本和片段化。）明星崇拜的圣徒，如同所有的圣徒一样，获得赞扬并被视为典范。但却不是被效仿的对象。同时，他们体现了生命的理想、以及这理想的无法企及。运动场与舞台上的明星，都非常富有。很显然，他们的奉献和自我否定给他们带来了把工作当作是职业所孕育出的果实；详述网球、高尔夫、斯诺克或者国际象棋比赛冠军那令人难以想象的奖金总额，或者是足球运动员转会的费用，如同叙述殉道者们的奇迹或者所遭遇的苦难故事，在有虔诚信仰的圣徒崇拜中所占的地位一样，这些都是这种崇拜的重要部分。然而，明星崇拜的圣徒屈从交换的东西，就像令人敬畏的收获一样让人刺骨寒冷。其中的一项代价就是荣耀的转瞬即逝。明星们从不知名的某处一跃升空，备受瞩目，也终究会回到其身所系的某处，且销声匿迹。难怪男女运动员们无争议地成为职业道德剧的最佳演员：他们的成就就本质而言必须是短暂的，就像青春本身注定是一出简短的插曲。正如运动员们所展示的那样，以工作为职业是种自我毁灭，是迅速朝向终点的生活。职业或许意味着很多事情，但最明确的是，职业不是——至少在对其的解释中不是——生命项目的命题或者整个一生的战略。就如明星们所展示出的，职业像后现代体验的集成者们生活中的任何其他经验一样，只是个插曲。韦伯所称的“清教圣徒”，过着一种把工作当作是深刻的伦理奉献的生活，如同去实现神圣的使命，自然而然就把他人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视为本质上的道德课题。如今的精英同样自然地趋向于把所有工作都看做是美学满足的问题。就社会阶层底部的生活实现而言，这个概念，如同先前提到的一样，是不折不扣的滑稽模仿。然而，这却让人相信，被那些位于顶端的人所自由而热切地选择，且一旦被选择便被珍视，被积极保护的工作条件的自愿“灵活性”，对其他每个人也必然是一种毫无限制的恩惠，包括那些对其而言，“灵活性”并非意味着选择的自由、自主和自我肯定的权力，而是意味着缺乏安全，被迫居无定所以及无法确定的未来。*本文选自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二章“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部分，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封面图为Andy Warhol的作品，他通过一面墙的罐头画把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形象转变为一种艺术形象，展现了消费主义的现实。[图源：widewall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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