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赫舒拉发 | 市场力量的暗面

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卓越经济学教授和名誉退休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和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曾任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美国经济学会的副会长，曾供职于《美国经济评论》《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和《生物经济学期刊》的编辑部。著有《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和《力量的黑暗面》。[图源：谷歌]

专题策划人导言

本专题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探讨了市场机制的弊端，重点回答了“如果市场是有效的，为何公司这种合约形式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我的学养远不足以对这些论文做出原创性评价，亦不打算搬运诸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品”、“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作”、“组织经济学奠基之作”等标签为其推销，尽管它们名副其实；它们飞扬澎湃的文笔、丝丝入扣的分析、新奇独特的角度，足以引人入胜。最后，对翻译的质量多些保留少些期待或许大有益处：这有助于保持对原文的虔敬。

本章背景

这里的“力”指的是自利所施加的压力。但是自利有其阴暗面吗？不是应该完全阴暗的吗？不，自利有阴暗面，也有好的一面。亚当·斯密的有名的解释是：自利通常会推动某人去服务他人。如果想有钱，工人就要有效率地工作，商人就要以合理价格出售实用的产品。可是有时候，人也会攻击其竞争对手、从老板那里偷东西、欺骗客户。这样虽然不道德，但是也确实能获得成功。主流经济学一直都着重传达虽然重要但又较为片面的一点，那就是自利可以带来善意，以至于几乎把其阴暗面都忘掉了。   

在1993年国际西部经济学协会会议上，这篇会长致辞就是想要重新平衡分析的两面：其目的是想说服经济学家们，自利好的一面甚至其阴暗面也能够对个人行为的形成和人类社会的形式造成影响。这篇文章刊登在西部经济协会的旗舰期刊《经济调查》上。

……骑士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诡辩家、经济学家、数学家们胜利了：欧洲的荣耀永久消失了。

埃德蒙德·伯克在1790年写了这句话，对我们的职业进行声讨。可是在200年后的今天，我们经济学家和诡辩家好像仍没有成功消灭骑士精神和慷慨精神。  

在最近一期的《经济观察》杂志里，有一篇文章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文章作者对一个恶名远播的现象进行了评论，这个现象就是，无论何时，当人们进行慈善和公益事业时，都是怀有其不正当理由的。同样违背了自利公式的是，在“囚徒困境”实验中，多数主体都选择了合作，而不是背叛。可是，某个行业却是一个令人非常窘迫的例外。谁会几乎像经济理论所说的那样自私呢？答案是：只有经济学家们和他们的学生！因此，我们经济学家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不只假话连篇，还残害青少年。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指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其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图源：sohu]

不过，对那些自我报道出来的慈善捐助，以及对那些假设出来的囚徒困境或小型的囚徒困境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重要性，我本人仍持怀疑态度。我觉得并不是经济学家更自私，而是更易接受人类是自私的这个事实。   

《传道书》上有一条谚语被现代人修改过：

“赛跑未必快者赢，打仗未必强者胜。”但这是下赌注的方向。

同样，不自私行为当然存在，但是不要对其过分强调。   

就爱的力量和骑士精神如何成为了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亚当·斯密评论得相当精准：

在文明社会，（人）时时都会需要大量的合作和协助，但是人的生命有限，人人都只会交到有限的朋友。

爱和友谊可能会在少数人中间维系着合作关系，但是对工作人士来说，现代生活需要自利的推动。把这点发挥到极致的是哈耶克，他曾主张，人只有在学会自私、学会克服与他人分享的天生本能后，原始社会才能发展到自由的文明社会。稍稍借用他的话说：

必须要摆脱掉这些（慷慨的）习性······才能发展到······使开放的社会成为可能······（市场经济的）观念是人要克制住，不要给你所认识的贫困邻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便满足你所不认识的数千穷苦人的未知需求。

所以哈耶克主张的是，经济学家在教授给学生自私的时候，不是在残害这些年轻人，而是在开化他们。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不太一样。我想说，总体上来说，我们的职业对人类的看法不是太尖锐，而是太仁慈了。认识到自利的力量后，主流的马歇尔学派还是几乎完全忽略掉了我所称的力量的阴暗面——犯罪、战争和政治。这就像在是说到了卢克·斯盖沃克和欧比旺·本·肯诺比的故事时不提达斯·瓦德尔一样（均是电影《星战》中的人物。——译者）。   

电影《星球大战》(英文：Star Wars)，中文可简称星战，是美国导演/制作人乔治·卢卡斯所制作拍摄的一系列科幻电影。[图源：Wikipedia]

“犯罪”、“战争”、“政治”，这些词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索引中都没有出现过。或者引用一下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第1页对经济学所下的非常平凡普通的定义：  

······经济学是对一般性商业活动中的人进行的研究，其检验的是与幸福安康的物质性必要条件的获得与使用有关的个人与社会活动。  

所以对马歇尔来说，经济学就像数豆子，研究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聊……无聊。《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扉页上印着一行著名的铭文：自然不会跳跃式发展。马歇尔的本来意思是：不要太激动，我们可是英国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维弗雷多·帕累托：

人类把精力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或改造经济产品；另一方面是占用了他人生产的产品。  

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 - 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经典精英理论的创始人，社会系统论的代表人物。他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图源：Wikipedia]

这种说法不算很惊人，我承认，或者在翻译的时候，有些东西可能漏掉了。但其思想是很鲜明的。确实，正如帕累托说的那样：“你可以生产产品，以便从和他人的互惠交换中受益。”是的，这是马歇尔所谓的“一般性商业”。但是还有另一种变富的方式：你可以掠夺他人所生产的产品。占有、掠夺、没收一切你想要的产品；另外，防护、保护、看守住一切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也是经济活动。

比如说在电视上，警察抓盗贼、受害人遭到杀手（男女都有）的追杀、许多人切断偷窃动物者的去路，等等。   

原告起诉被告、驱魔者向吸血鬼施法等，所有这些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盗贼、动物盗窃犯、杀人犯、诉讼人等，他们都想要谋生；即使是吸血鬼，他们也在做经济选择：吸血大概是能够满足他们奇怪的营养需求的最省钱的方式。

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模式：一种是整体财富增加的方式；另一种是通过冲突来决定谁获得这种财富的方式。这二者之间的平衡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主线。按照我老师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卡尔·马克思认识到了阴暗面的重要性，即阴暗面就是去选择冲突。但马克思的想法被他自己的先入之见所扭曲了，因为他认为所有形式的冲突，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两性之间的冲突都可概括为阶级斗争这个并不恰当的模式：

一切的历史······社会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这种一维式的观点导致了他陷入了那种过于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幻想认为只要阶级斗争得以缓和，和平一统的局面就会到来：   

随着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对抗消失，一国对另一国的敌意也会消失。 

马克思在这点上错了，现实情况正相反。集团内的友好程度随着外部威胁的大小而上升或下降；反之亦然。这是普遍真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这件事上看得更清楚：

不是黄金，而是优秀的士兵，保证了成功······因为优秀的士兵不可能抢不到黄金。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黄金定律：谁统治，谁就能得到黄金！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他主张国家至上，将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他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图源：Wikipedia]

人类历史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观点和罗纳德·科斯观点之争的一部纪录片。科斯定理认为，人不会错失通过互惠交换而合作的机会；马基雅维利定理认为，没人会错失通过掠夺他人而获得个人利益的机会。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1910年 -2013年），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曾提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科斯定理是指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者说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图源：Wikipedia]

单看马基雅维利的定理，这只是部分事实。但是单看科斯的定理，那也只是部分事实。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这两种经济活动模式都应该有所介绍。教科书上应该说，决策者要在科斯模式和马基雅维利模式中选择一种最佳的平衡，即在通过生产与互惠交换的方式，和通过掠夺、剥削与冲突的这种阴暗方式中寻找平衡。    

经济学家们确实研究过一些犯罪、战争和政治问题，但是在过去，这些只是专题性的深奥的课题。最近，在“寻租”的领域里，资源控制权之争成为了重要议题。但是“寻租”的一般性意义是通过操作获得许可和垄断特权，它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牛奶与血或汗与眼泪之间的关系一样。占有式冲突的方式可以很激烈，如罢工或停工、抢劫银行、革命战争、国际对抗等。简而言之，阴暗面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地图上的偏僻半岛，而是一整块大陆。

（既然我们要探索这块大陆，经济学家就会遭遇各种土著民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对人类活动的阴暗面的探索已经领先于经济学家，只要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就可能很快超越他们这些非理论化的原住民了。）

我现在给出关于合作与冲突的两个主张。其一，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合作只发生在冲突的阴影之下。只有人们了解威胁和抗争，才能明白丈夫和妻子、资本和劳力、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惠式交换是如何、为何以及何时进行的。比如诉讼，因为对审讯的恐惧及诉讼所附带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原告和被告会被迫进行庭外和解。此外，赢得审判的机会大小也决定了和解的具体条款。

就国际冲突来说，我会引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话：

为了达成能够在结束战争时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军队的决策就好像是贸易中的现金结算一样。

贸易可以不采用现金结算的方式，但是现金结算的能力大小决定了商人可以进行的贸易的种类。同样，克劳塞维茨说的是，一国在和平时期可施加的影响只由其在战争时能够造成的破坏大小来决定。   

但是你可能会问，人们为缓和权力之争而制定的那些社会规则、法律、司法系统呢？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主张：当人们合作时，这只是为了准备侵犯他人而实施的共谋而已（或者至少是对这类侵犯所做出的反应）。   

当一国的制度倾向于科斯式的合作即马歇尔的“一般性”商业活动时，就会变得更为富有。但是，亚当·斯密告诉我们：

当一国努力发展并因此变富有时，就会成为最易被攻击的国家······ 

如果集体侵犯所获得的利益足够大，侵略者们就可以一同采取行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   

侵略者团结一定数量的人总是可能的······只要剩下的人愿意接受他们的侵略行为。  

作为防卫的一方，侵略可以让受攻击的这一集团团结起来，集中他们的斗志。 

重要的是，即使一国的法律和制度鼓励财富增加，那它也享受不到其果实，除非在受到挑战时可以大打一仗。这对政党和政党、俱乐部和俱乐部、家庭和家庭、公司和公司之间来说也一样。   

下面我要说一些对经济活动阴暗面的具体看法，共分为四个部分：①冲突的源头；②冲突的技术；③冲突活动的建模；④冲突的结果。

冲突的源头

罗纳德·科斯和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方式之间的平衡就是竞赛双方的机会、偏好和知觉。

机会

经济学家们可以确定地预测出决策者会倾向于冲突式的或合作式的生产与交换，只要看二者谁的利润较高就行了。生产的互补性支持交换这种选择：国与国之间多交易、少战争（波兰克，1980）。同时，因为男人与女人之间是互补的，所以我们看到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争斗要比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频繁得多、激烈得多。从另一极端来说，西方电影里，坏人会对警官说：“我对你没什么意见，怀亚特·伊尔普，但是这地方太小了，容不下我们两个人。”这里就没有互补性：这是常数和博弈的情况。电影爱好者们可以等着看枪战镜头了。可是总的来说，敌对双方也总会有一些共同利益，如果这能够降低冲突强度的话。   

法律通常会限制冲突。罢工和停工不应该涉及肢体上的暴力。在商业社会里，商人之间可以通过降低价格而不是通过放火或破坏的方式来展开竞争。在司法程序里，由律师辩护代替了决斗的方式。在过去，原告的权利是由持剑和矛的斗士来支持的。现在诉讼人由律师，就是说由撒谎、狡辩和混淆是非的斗士来代理。[这是进步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以说服你，以律师辩护取代决斗士决斗是个严重的错误。问问你自己，哪类人会站在正义的一方呢？兰斯洛特爵士还是迈尔文·百利？（译者注：后者为美国著名律师）]

比限制冲突的范围和方式更重要的是，法律是用来执行约定好的解决方式的。但是注意“执行”这个词：冲突的管制只有在管制者能够带来更大破坏力的时候才能生效。   

我希望我能有时间来说一下破坏和决斗的另一领域：晋升阶梯制或大学教授终身制，或称你死我活式的竞赛。   

但是我还要继续简单讨论一下决定选择和解或选择冲突的其他因素：偏好和知觉。

偏好

虽然互相冲突的利益（互相非连续机会集合）甚至可以引起完全理性的双方的冲突，但其中还有看起来不理性的因素：仇恨、惧外或者不可控制的愤怒。这些情绪大概都在物竞天择的影响下进化了（赫舒拉发，1987；弗兰克，1988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强势群体及其弱势群体——惧外者（虽然在现代环境里这些群体不太正常）的区别很明显：

如果一个部落包括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中有的拥有很强烈的爱国心、忠诚度、顺从性、勇气和同情心，随时都准备好互相帮助，有的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那么，这个部落对其他多数部落来说就是胜利的一方······  

还有：

嫉妒或是仇恨像是一种持续性的感觉，比其他很多感觉都要持久······这似乎是真实的社会本能的互补的一面或是其对立面。  

即使是不可控制的愤怒，那也是有其重要作用的。易发怒是一种“别惹我”的信号，警告他人以阻止冲突。

知觉

决策者通常在科斯式和马基雅维利式这两种方式之间进行权衡以便谋生，没人真正了解这两种选择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人们经常会按照知觉来行动。概括来说，冲突方的不确定性要远远大于合作方的不确定性（“战争就是机会”——克劳塞维茨）。布莱尼（1973）比较极端，他称：除非知觉过于乐观，否则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他认为战争就像学校，只要较弱一方接受了教训，它就会投降，战争就会结束。但是威特曼（1979）指出，战败等事件只会证明一方更弱，并使其更加倾向于和平，对手则会更加自信，提出的条件会更加苛刻。所以斗争结果不确定性的减少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和平。

冲突的技术

在生产技术方面，经济学家不关心管道、钢梁、横梁、发动机或晶体管的设计，这些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工作领域。而采用适当的技术是商人的任务。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分析生产用的宏观技术：增加还是减少规模回报、劳力和资本是互补的还是互相替代的，等等。   

就冲突的技术来说，情况同样相似。枪、炸弹、导弹等是由技术专家设计的，其被采用的时机是由军事领导决定的；即使在非军事冲突中，相应的角色也都存在。政客聘用演说家和媒体顾问，让他们设计由竞选谎言和政治宣传所组成的最佳策略；诉讼人聘用律师来设计巧妙的方法来哄骗法官和陪审团。实质上，这些人就是冲突这个行业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但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够勤奋，所以巨大的理论缺口仍然存在：在冲突的宏观技术方面，相关的研究很少。然而，回报的上升或下降、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劳力和资本的互补性等，这些生产领域中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冲突领域。   

举个例子，从15世纪开始，大炮便取代了弩车和投石车成为了攻城利器；而就个人装备来说，老式步枪代替了弓箭。从技术上来讲，人的第一印象是，新的武器肯定要好一些。但正确答案绝不是这么简单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比较成本、回报增减及互补性。大炮可以让车间工厂里的工业技术弥补战场上战斗技巧的不足。大炮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国王们相对领主们和爵士们来说有了成本优势。而老式步枪十分不精准，直到来复枪的出现，枪手的射击精确度才和一个受过训练的弓箭手相当。老式步枪的优势在于工业生产时的规模经济效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把资本和技术不太好的劳力融合在一起的机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弓箭手，需要数年的训练甚至毕生的努力，而步枪手只需要一个星期的训练就可以基本瞄准敌人进行射击了。

在分析冲突的宏观技术时，用到的函数形式可能与柯布-道格拉斯或CES（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公式相似。这些函数可以描述双方为斗争所进行的付出，即通过“输入”来得出胜利或失败的“输出”。这种“竞赛成功函数”有两个典范大类：一类中，结果取决于双方为斗争所付出的“比例”；另一类中，取决于双方的“差”。当冲突发生在理论化的理想环境中时，如在战场均衡一致、信息全面、无疲劳等情况下，“比例”这种形式适用；在更为现实的环境中，即在克劳塞维茨所称的摩擦力参与其中时，当有避难所和庇护所、信息不完整、获胜甚至受组织瓦解和疲劳等影响时，“差”的形式适用。虽然我一直在使用军事方面的比喻和例子，但是在非军事斗争中，如诉讼和政治竞选中，把为斗争所进行的付出转变成胜利的这种“技术”，也是类似的。

冲突活动中决定性低下和生产中回报迅速下降的情况相类似。优秀的军队总是占有优势的，但是优势有多大呢？有时候，即使优势很小，但产生的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在三次布尼克战争中，如果敌对双方的水平非常接近，结果很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况。但是天平倾向了罗马，其结果是几乎完全具有决定性的：迦太基被夷为了平地。而1870年的普法战争就不那么具有决定性了。虽然在战场上普鲁士明显取得了胜利，但法国只以支付了一些赔款和划割了两个省为代价；而不到五十年之后，情况反了过来，结果却完全不同。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国的前身）同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使普鲁士王国完成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图源：sohu]

在决定性较低的时候，双方更倾向于选择和平，或者至少会降低冲突的程度。在国内政治中，宪法保护少数族群，多数人霸权的决定性就被削弱了。如果某人选举失败，但生命和财产却不会被夺走，那么人们就不会特别关心，或者不会对政治竞选进行大量的投人。

经济冲突理论可以帮助人们解释现代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人们已经习惯看到富人的财富再分配到穷人手中，都觉得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了。可是财富在中值以上的那一半人要比在其以下的那一半人更有政治实力。那么，穷的那一半人如何从富的那一半人的牺牲中获益？也就是弱势的一方如何在再分配斗争中战胜强势的一方呢？其主要答案（注意我忽略了富人的慷慨性这种情况）与在生产中不同，穷人在冲突中拥有比较优势（赫舒拉发，1991）；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占有性冲突中，富人可以设立一个诱人的目标，而穷人不能。把这想象成四个P：民粹政治对穷人来说是有利的。泛泛而谈，当政治冲突中的决定性参数不是很大时，发现自己变得更为贫穷的集团通常会在政治方面更为好斗，而变富的集团则会更为平和。在纺织行业情况不错时，这个行业就会专注于做买卖；而情况艰难时，这个行业就会开始往华盛顿送代表团了。

在军事竞赛中也同样，弱势一方有时会意外“获胜”，这即是指，至少相对来说，比其一开始的情况要好。越南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在这里要再次强调，这只有在冲突的决定性参数较低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越南，地形和国际关系融合起来，就使这场战争的决定性参数变得较低（美国当然拥有具有决定性的核武器，但出于外交上的考量，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就被排除在外了）。   

另外，如果决定性参数很高，即如果军队的优势对结果影响很大，则优势就明显倾向于强势一方。这相当于冲突行业里的“自然垄断”，冲突结果很可能就是毁灭，就好像是罗马和边太基或者俄国革命时期的沙皇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一样。冲突技术的许多其他方面还有待研究，比如说什么时候进攻有利？什么时候防御有利？地理距离和地形的角色是什么？但我必须要展开下面这个主要话题了。

冲突及其结果的建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是个很熟悉的领域了。冲突中的交互作用和经济学中的交互作用一样，涉及决策层面的优化公式和社会层面的均衡公式。但是即使要采用标准理论，在国际贸易、工业组织或收人分配中也要采用不同的模型，并且不同“制式化的事实”也会构成冲突理论中不同领域的适用模型。在劳动——管理关系中，两个因素对生产来说都是必要的，所以不同的利益在一起会缓和冲突。诉讼更像是常数和博弈，可是诉讼远未达到全面战争的水平，比如说其中没有直接暴力，且其中利益是有限的，其所涉及的问题只是相应的权利或赔款要求。与标准理论不同的是，冲突理论很少会用到“大数——完美竞赛”这种简化方式。我们要处理的几乎都是小数问题，如古诺竞赛、斯坦克尔伯格竞赛等。所以问题就来了：谁与谁斗争？难度如何？

我在这里想提出两个基本“冲突原子”的区别——水平式与垂直式。在水平式冲突中，虽然一方可能比另一方要强，但是他们是处在同一战略水平上的，所以古诺竞赛的方法适用；垂直或等级式冲突与其相反，分为强者和弱者，双方在战略上不处于同一水平：强势方能够造成较大威胁，也能够作出承诺，且能根据弱势方的行为来作出自身的响应。

把这些“原子”结合在一起，各种分子结构就能显现出来了。囚徒困境是三方模型，即强势的一方想要击败或利用可能联合起来的两个弱势方。问题是弱势方能否联合起来打败强势方。或者想象一下，把三角关系倒转过来，两个联合起来的强势方一起合作利用弱势方。我相信通过研究这些模型，由个人和个人、集团和集团或国与国所构成的各种联盟就会更为容易理解了。但在此不赘述，以便谈谈我的最后一个主题。

冲突的结果

从所谓的现代智人消灭了穴居人这个话题开始，人类地理与历史的主线是通过经济活动的生产模式和冲突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国家的大小和形状是由从版图扩张中所获得的回报的上升或下降来决定的，其中受到军事和生产技术的影响。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相对于小型的政治单位来说，用大炮攻城更有利于大型的政治单位。因此自15世纪开始，独立公国的数量急剧减少。或者说说另一个例子，几乎在同一时间，大炮和全天候帆船的组合使欧洲的强权向美洲、非洲和亚洲扩张成为了可能。   

从内部来看，国家的传统定义是在有限的边界内具有有效的垄断力量。但是这种垄断经常受到政变、颠覆和社会混乱的威胁。  

运输业和通信业在现代的发展开始有利于军事和生产的集权化。从军事上来说，如果没有铁路，南方就会在美国内战时获得独立。但是在奴隶制消失后，贸易区的扩大所带来的生产优势会导致南北方的再统一。再说说另一项发展，最近这些年，廉价的手枪使得国内暴力变得更为“民主”，可以说引来了许多负面的结果。   

我将对冲突这个选择为人性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并结束本章。前述已经提过了仇恨、愤怒、惧外等可能是生物的进化，就人们生理特征上来说，人类性别的二态性很明显。

平均来说，男性要比女性更高大、更强壮。这井不是为体形高大的男人更善于生产，谁都知道女人做了大部分工作。不是这样，男人之所以进化得高大强壮，是为了与其他高大强壮的男人争斗。再回到心理层面，男性之间的合作（泰戈，1969）是，或者至少好像是对这一关系所做出的响应，即如果在战斗中某个男性较强势，其所获得的回报会较高。最后，虽然并不是全无争议，但是人类大脑容量的增加更有利于人们战斗、政治和社会骗局中运用智慧。   

据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更为准确且更具政治正确性的来说，就是“战争是万物之父，和平是万物之母”。或者对前面所引用的埃德蒙德·伯克对经济学家的尖锐看法做一些补充，我非常高兴引用他下面的话： 

······每个人的利益和快乐，每个人的美德和每个谨慎的行为，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换基础之上的。  

因此，要想认识冲突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只仅仅是对冲突的响应，而是两种生活——策略选择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生产和交换；另一方面是占有和对占有所作出的防卫。经济学对罗纳德·科斯方式方面的研究已经不错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同样微妙复杂的阴暗面——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方式进行分析。

*本文选自赫舒拉发《力量的阴暗面》第一章“国际西部经济学学会1993年会长致辞”，标题系本公众号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2015年11月10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参加罢工，要求提高最低时薪。当天，全美270多个城市的快餐店工人和活动支持者举行罢工，要求将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图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鸣谢】

专题策划人：缺（社會學會社读者）

〇编辑：孜然    〇排版：灵雎

〇审核：泓之/杜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