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 1921.8.23-2017.2.21），美国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被认为是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许多经济学家都有影响。他的主要理论是社会选择理论，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研究领域包括内生增长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图源：Wikipedia]
本专题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探讨了市场机制的弊端，重点回答了“如果市场是有效的，为何公司这种合约形式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我的学养远不足以对这些论文做出原创性评价，亦不打算搬运诸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品”、“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作”、“组织经济学奠基之作”等标签为其推销，尽管它们名副其实；它们飞扬澎湃的文笔、丝丝入扣的分析、新奇独特的角度，足以引人入胜。最后，对翻译的质量多些保留少些期待或许大有益处：这有助于保持对原文的虔敬。
在上一章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组织是在价格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利益的手段。我并不打算试图给组织下一个正式的定义，那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在系统中所使用的原始术语，它的意义是通过假设及其结果来揭示的。正如上一篇讲稿提到的，“组织”一词应该作相当宽泛的解读。正式的组织，如企业、工会、大学或政府，并不是仅有的类型。道德准则和市场系统本身，也要解读为组织；其实，市场系统具有精巧复杂的方法用于交流和联合决策。正如这个例子清楚表明的，组织的参与者可能是组织也可能是个人。此外，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个人通常从属于多个组织。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样的事实：出于实效性的要求，许多的（几乎所有的）决定都要求许多个体的参与。特别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组织是在价格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利益的手段。价格系统有一种特殊的失效我想着重强调一下，这种失效对于组织的理解，具有绝对核心的作用。我指的是不确定性的存在。现在有一种纯理论的设计，用于使价格系统能够处理某些方面的不确定性。由于这个方法可能不为所有人所熟悉，这里不妨简略讲述一下。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十足相信是真实的世界，没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倒不如说，我们把世界看作是处于这种或那种状态。世界的每种状态都是一种描述，该描述对于所有相关目的都是完整的。我们的不确定性在于不知道哪种状态是真实的状态。不确定性也许是关于生产条件或品位或任何其他东西的，这任何其他东西，如果知道的话，会影响个人对交易的欲望。因此，最好不要签订买卖固定数量商品的合约，而应该是有条件合约，或曰含或有商品的合约，这种合约，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每个单位的合约都是针对一个单位的某种商品，当某种情况发生时才交付。既然世界的这个状态完全指定了需求和供应的条件，那么就有可能规定，或有合约总是能够执行的，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提议交付的量，与在合约是或有的状态下可得到的量刚好是一样多的。这些合约可附上价格，那么，就可以对不含有不确定性的标准竞争经济理论重作解读，以给出一个在不确定情况下的竞争均衡理论。普通意义上的商品被代之以或有商品。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出，这个理论性的构想在现实世界中有某些类似的东西。保险单存在，不可避免的成本加成合约弊端也存在。重要得多的是，普通股股票市场被用作分散风险。但也很清楚，有条件合约所适用的意外情况的范围，要比理论上理想情况下可取的范围有限得多。比如，因不能对商业失败进行保险，承担合意的经济风险受到约束。在更细节的层面上，一家企业内部复杂的生产过程的协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例如，生产过程中这个或那个部分的随机延迟。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原则上用于企业内部协作的价格系统：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供应部件，其所售部件的价格会根据平均的延时而变化。那个出售部件的部门就有明确的动机去减少延时。然而，仅当有了这一个防范各种可能导致延迟的意外事件的保险系统，那个购买部门的风险才能得到优化配置，否则，那个购买部门将不得不改变其操作的范围以使不确定性最小化，这种改变导致的结果是总产出减少。不难看出，这样一种价格和保险的组合要在实践中实施简直难如登天。理论上可取的相机价格无法在现实中存在，这有不止一个原因。其中一个无疑纯粹是价格的复杂性所致。一张保险单必须指明数量巨大的意外情况，并且一般而言，对每种可能的情况有不同的支付条款。拟定这样的合约成本高昂，理解这样的合同同样如此。基于长期的经验，各地各级法院对于普通个人理解复杂合同的能力几乎没有显示出多少信心。对所谓免责条款的处理就是一个例证。例如，在船运货物时，运输公司经常在合同中加入一个关于对所运货物的丢失或损坏免于追责的条款。形式上，可以把这个简单地看作是确定风险承担的归属方。一旦确定这一点，一个完善的市场就能够允许风险的再转移，比如通过保险转移风险。但是一直以来，法院拒绝执行这类条款，并且不管发生什么，均裁决由运输公司承担责任。它们的观点是，指望由相对运输公司而言弱小的普通货主来评估争议中的风险，实在是太过分了。关于价格系统在配置风险承担的局限性，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难以对真正风险和不能优化进行区分，这个困难被研究保险业的学者称之为道德风险。例如，火灾的发生可能是外部环境和个人选择——例如，在船运货物时，运输公司经常在合同中加入一个关于对所运货物的丢失或损坏免于追责的条款。罗伊·拉德纳因观察到信息在可能达成或有合约方面的关键作用，而把这个问题置于更一般的视角之下。简短截说，我对纯粹的风险承担配置理论的勾勒，已经隐含地假定，所有的个体都知道在合约最终履行时，在保险偿付做出时，哪种自然状态占上风。更确切地说，只要他们拥有相同的信息就够了，不论是什么信息。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情况并非如此。举例而言，考虑一下保险文献中被称为逆向选择的问题。比如在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可能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风险。一开始，保险公司可能会根据某种保险精算数据选择被保险人的保险费率。但是高风险群体将购买比平均保费更多的保险，而低风险群体则购买更少的保险。这样一来，以金额来衡量，保险公司的经历就不如保险精算数字那么令人愉快了。保险费率必须提高，但这势必驱使更多的低风险人群退保。显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很多人的风险没有足够覆盖，因为这些风险真正有多低并不为人所知。根本原因在于合同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关于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另一个例证是医患关系。雇主和代理人关于世界的信息不同对于二者间的这种和那种关系具有本质的重要性。但这意味着，不可能真正存在任何为防范代理人不能妥善做自己这方的事而进行保险的合约。我在一个医疗经济学的研究中曾论证说，人们可能把职业道德看作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例子，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价格系统的相关失效所产生的缺口。由此可见，经济代理人个体的信息结构强有力地制约着通过市场配置风险承担的可能性。关于这里的信息结构，我的意思不只是指存在于任何一个时刻的知识状态，而且是指获取未来相关信息的可能性。用通信术语表达，我们把后者称作信息渠道的拥有，把接收到的信息称作来自世界其他部分的信号。因此，使用价格系统去配置不确定性即对风险进行保险的可能性，就受限于既有信息渠道的结构。换一种方式表达就是，非市场决策的价值，即建立一个其范围比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更有限的组织是否可取，就部分地取决于信息流网络的特征。但是，信息渠道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从外部给经济系统规定的。渠道可被建立或抛弃，且渠道的能力和经由渠道传输的信号的类型受制于选择，一种建立在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基础上的选择。因此，我转而去考察信息的特征，特别是关于信息渠道的收益和成本的某些一般性。在下一章，我将更明确地讨论作为信息处理器的组织。假设每个经济主体个体从一开始就具有从自然和社会环境接收某些信号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不是无限的，这种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是理解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方面一个本质的特征。同样，从一开始，该个体对于他或任何他人现在或将来所可能接收的信号和接收不同信号的可能性的范围，都有一系列的预期。用技术术语来说，该个体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在可能的信号空间上的先验概率分布。信号这一概念应做宽泛的解读，有些信号可能向该个体预示其决定的后果，有些信号可能在隐含的决定的基础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被用作决策的基础。这样，一个信号就是任何一个能够改变该个体的概率分布的事件。用更技术性的语言来说，以一个人的观察为条件的信号的后验概率分布，一般而言，可能不同于信号的先验分布。这种概率的转变恰恰构成信号的获取的内容。信息的这个定义是定性的，因此为了本书的需要它将保留下来。出现在信息理论中的量化定义，鉴于马夏克所指出的原因，其对经济分析大概只有有限的价值。不同的信息位，从信息理论的角度看是平等的，但它们通常有大不相同的收益和成本。现在，设A、B是任意两个关于世界的陈述，其中，关于A、B的真或假，事先均是不知道的。那么，根据香农的理论，表明A为真的信号与表明B为真的信号，其传递的信息量是一样的。但是，知道A是真是假，其价值也许要远大于知道B的真值的价值；或者情况也许是，用以弄清A的真值所需的资源，要比B多得多。不论哪种情况，信息理论关于两种可能信号的等价性，掩盖了它们绝大的经济差别。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数学家、电子工程师和密码学家，被誉为信息论的创始人。[图源：Wikipedia]最初向该个体开放的渠道，可能因新渠道的产生而增大，对新渠道的选择将由它们的收益和成本决定。一般而言，关于信息的益处，人们没有什么可以系统地讲述的。现在能够大胆提出的主要评论是这样一种人所熟知的观点：其回报将随信息的使用而递增。例如，根据人们所熟悉的原理，同样的技术信息内容可用于任何规模的生产，因而有助于具有一定垄断权的生产性事业。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信息成本，也就是谈谈信息渠道的建立和操作所需的投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个体本身就是一个投入，实际上是对他的任何信息渠道的首要的投入，如果量化在这里是有什么意义的话。其次也是最后的一点，信息必须通过该个体的各感觉器官进入他的大脑。然而，不论是大脑还是感觉器官，其能力都是有限的。信息可以以文件的形式积累，但它只有能够被检索，对决策才是有用的。心理学文献有这方面的研究，其中许多是关于人类感官认知能力的限度的，有些是关于人类作为信息处理器的限度的。除了在较传统的生产活动之外，我不赞成在信息处理中使用固定的系数，用其他的因素特别是计算机来代替人脑是可能的。但是，个人那种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有限能力，是信息处理中的一个固定因素，而且人们可以预期，会有一种随着其他信息资源的增加则导致回报递减的情况。组织理论学家长期以来就已认识到了这种局限，将它们归人了“控制范围”的标题之下。信息成本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它们部分地属于资本成本，更明确地说，它们典型地代表了一种不可逆的投资。我不是在着力强调通信、电话线一类东西的物理方面，尽管它们事实上在成本方面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它们的确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可被人理解的范例。倒不如说我考虑的是，为了能够区分不同的信号，需要在时间和努力方面作出足够的投入。学习一门外语就是我脑海里所闪现的显著例子之一。接收法语信号所需的能力就要求这种初始的投资。在为了接收信号而需要学习的规则方面，实践中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任何一门科学的技术词汇表都是这方面的恰当例子。这里的问题是，其他人已经发现，使用大量可能的编码方法中的一个是经济的，而且对于任何一名个体来说，为获得这个方法而作出初始的投入都是必要的。然而，甚至在规则不是被有意创造出来的时候，也需要尝试着加以理解。在任何领域，为了读懂大自然的信号，实证科学家都必须作出初步的观察（或者从他人那里学到这些观察结果，这些也涉及某种投入）。类似地，正如E. H. 冈布里奇所强调的，我们对于一门具体的艺术学派的理解，实际上是艺术家们自己的理解，有赖于对它的熟悉程度。因此，事情往往是一个循环：首先，艺术视角的革新产生并被扩散；其次，当它被人们更熟悉，类似信号之重复的价值随之下降了，人们对于新的信号，即新传统的各种偏差，理解能力提高了。也许有人会试着以这种方式使信息的资本方面形式化。迄今未闻的信号就其本身而言是没用的，它改变不了任何概率分布。然而，一个能够由以确定新信号与旧信号之间关系的初步抽样实验，将适合去产生更进一步的有价值的新型信号。这种也许是替代性的实验（教育、科学文献）就是一种投资行为。这类被固定在一个人大脑中的投资，肯定是不可逆的。当然，它可以传递给其他人，但仍为该个人所拥有，且无法被他让渡，尽管它像大多数不可逆的投资一样易于贬值。在过去的20年里，陆续产生了某种关于不可逆投资的理论性文献。显而易见，当未来是对资本品的需求稳定增长的时候，不可逆性是无关紧要的；但当未来存在着波动，特别是随机波动的时候，不可逆性就变得重要了。这样一来，就其本身性质来看，一个信息渠道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与不确定条件下对存货的需求类似的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大胆作一些可能的概括。一个是，如果某信息的价值较为确定，则对信息的投资需求就要小些。第二个——我猜也是最重要的——是，随机的历史事件将在最终的均衡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一旦投资已经作出，且一个信息渠道已经获得，继续使用之就比投资于新的渠道更便宜，尤其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个人作为一种投入的稀缺性隐含了新渠道的使用将减少旧渠道的产出。因此，要在收集信息的方向上逆转一个初始的行动是困难的。就算两种可能的渠道之间预期的差值相对很小，就算随后的信息提示最初的选择是错误的，去逆转先前的决定也会得不偿失。信息成本的第三个特征是，信息成本在不同的方向上绝不是一样的。一个人在任一给定的时刻都拥有各种能力，积累了各种信息。他也许会轻易发现，以各种与这些能力和信息相关联的方式打开某些信息渠道要比其他的渠道更便宜。因此，对迄今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的人将会发现，对于与他已探索过的领域相邻的领域进行探索较为容易。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同样，对于与已经研究过的化合物类似的化合物进行化学分析也较容易。通过学习形成概念，在某些方向上会较为自然和便宜，而在其他方向上会遇到大得多的困难。一只在某个地方遭到电击的老鼠将形成概念，它会待在一定距离之外；遭到电击的效应越强，离开的距离就越远。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们也易于与其他使用共同的方法或拥有共同语言的个体进行交流，不论是字面意义还是隐喻意义上的。之前提到过的关于学习一种规则的资本积累，可能必须在渠道的两端着手。在通常的经济分析——它被称为核心理论——中，一个行业内的共谋协议是不稳定的，因为总是存在着其他的涉及某些生产商和某些消费者，从这些参与者的观点看更可取的分配性交易，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曾经提出的，如果这同一个交易的成员发现易于彼此沟通，假定这是由于他们共同的经历，那么情况就很可能是，导致同一宗商品的生产者之间达成共谋协议的信息交换，就比用以达成一种阻碍性联盟所需的信息交换便宜得多。因此，共谋协议也许实际上是稳定的。（具有相似生活经历的个人之间较容易沟通，也许跟阶级利益和认同的概念有关系。）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代表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图源：Wikipedia]除信息的收集外，沟通渠道的相对成本也许还受个人活动所影响。一个生产活动和某些种类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性。一个人在从事某项任务的时候，也许会止不住地进行观察。这些观察就是些信号，在某些情况下会改变他关于这种生产活动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干中学。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可能会产生与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其他决策领域有关的信息，这一现象被称作突发奇想、灵光闪现。比如，我们都熟悉发现了西北航道的探险者的成就吧。总结起来，在利用稀缺资源的一般意义上，信息成本：（一）对于个人而言是上升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一种稀缺性的投入；（二）涉及一个大的不可逆性资本成分；（三）在不同的方向上是不同的。在下一章，我将特别讨论组织内部信息渠道的作用，用以对今天提出的各成本命题在这个背景下进行阐述和发挥，并以一般的方式对组织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含义进行考察。*本文选自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组织的极限》第二章“组织的信息”，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为了阅读与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照片。[图源：finance.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