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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本 | 家庭为什么正在变迁

奥格本 社會學會社 2021-11-18

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 1886.6.29-1959.4.27),美国社会学家,佐治亚州巴特勒人。1905年获默塞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本性》(1922)、《社会科学及其相互关系》(与A.A.格尔登维索合著,1927)、《社会学》(与M.F.尼姆科夫合著,1940年)、《文化和社会变迁文集》(O.D.邓肯编,1964)等。[图源:upload.wikimedia.org]



作为一个社会制度,象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家庭也正在发生变迁。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地理隔绝程度不同,家庭的变迁也不同。不管这些变迁如何,分析影响家庭形式和功能的因素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些变迁。重要的因素有五个。

 

社区规模

 

家庭存在于社区中,社区中人口的数量是影响家庭变迁的第一个因素。在许多没有农耕和畜养动物的狩猎和采集民族中,社区很小,一般仅包括5-6个家庭。社区就是一伙人,在一个地区停留时间不长。另外也有大的社区,包括25-50个家庭,在海岸或瀑布边上建立住所。

 

有时,社区的人口少,不足以支持许多社会组织。比如,25个人的一伙,其中有6-7个成年男子和8-9个成年女子,住在相对隔绝的地方,那么他们就供养不起一支棒球队、一个讨论会或一个午餐俱乐部。假如有10个目标单一的组织,成员是相同的一批人,很可能这10个组织会合并为一个组织,具有10项功能。

 

在原始的猎人中,也有家庭和社区两个社会组织,人的职能分别由这两个组织来承担。这些职能包括:吃、工作、爱、生殖、战争、游戏、教育、保护、宗教礼拜。从理论上讲,家庭只能承担生殖一项功能,其他的都应由社区承担,但事实上,小社区中的家庭是多功能的。它要承担生殖、教育、准备食物和共同进餐,家庭成员为这些活动共同工作。同样,社区的职能也包括组织狩猎、礼拜、提供娱乐、帮助非正式教育,还要参与长期的世仇和派系斗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如男子俱乐部或老年联合会,但一般情况下,家庭和社区分担了大部分的活动。各个民族的条件和环境不同,它们职能的比重也有所不同。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小社区中的家庭是多目标、多功能的,绝不仅仅是生养孩子。

 

在现代城市这样的大社区中,各种专门的制度承担了人类的各种活动。工厂生产布和服装,餐厅供应食品,礼拜在教堂内举行,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家庭的许多职能都被一些专业制度所取代。比如,工厂取代了家庭的纺织。或者目标单一的组织超过了家庭,比如,家庭中的娱乐活动减少,而商业娱乐场所流行,如电影院、体育场、学校运动场或公园。只有在大社区中,小社区中家庭的一些职能才被各种其他组织所取代。因此,家庭的某些功能丧失了,其他组织接替了这些功能。

 

经济因素

 

社会中有一项活动可以对其他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生产食物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活动,我们称之为经济职能。一个社区是在富饶的山谷还是在海洋岸边,人们是生活在城市、农村还是在矿山,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家庭生活水平是富裕还是贫穷,其标准也是由经济因素提供的。它是社会、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源泉。择偶、养育孩子、娱乐、生活保障和在社会中的地位,无不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家庭具有多大程度的经济职能是非常重要的。在所有社会和所有社区中,家庭都有经济职能,家庭所有成员都要为了家庭的消费而工作,有些家庭成员的贡献大一些。家庭以外的社会组织承担多少生产和服务职能,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今的城市中,生产中心已集中到了工厂、商店、办公室、银行、铁路和公路,我们这里所讲的生产也包括贸易,贸易是一种利用地域的生产,而在孤立的农场,家庭还是生产的中心,自然,商品生产的农场是一套经济制度。

 

Crumbaugh家族,左起:Logan,Clay,Christine和Kyle。这些男孩正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农业,并与父母一起在格拉希奥特县从事家庭农场业务。[图源:crainsdetroit.com]

 

散居农村的自给自足家庭农场是主要经济中心。在大多数的农业国,农场家庭居住在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家庭分担了某些经济职能,如制造车轮、铸铁、鞣制皮革等等。在贸易和技术没有高度发展之前,耕作、驯养牲畜和施肥知识都是由农业家庭掌握,家庭是主要的经济制度。也就是说,仅有很少的经济制度能象家庭一样,承担生产职能。有些家庭承担了军事职能,它们有私人武装,可以向其他家庭征集产品和劳动力。领主和公爵这样的军事农民,成为强大的家庭组织中心。在这种家庭之外,受家庭独裁首领模式的影响,产生了王权。王权是家庭地位的顶点。

 

这时也有一些家庭不从事农业,他们经营贸易、手工业、运输业,特别是结成船队或商队。这时有了小镇,在某些水路边产生了城市,在城市中发展出行会一类的专业化组织。商人要利用市场,小贩把货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加工业大多还是在村舍中进行,因此,即使在城市社区,加工业也还保留在家庭中,因为手工业者还在家中工作。与其他制度的经济职能,如寺院等宗教组织相比,家庭的经济职能仍然很重要。

 

对家庭经济时代城镇的家庭生活,我们还所知甚少。我们可以设想,城镇中的家庭要比散居农村中农场家庭和乡村中的农民家庭有更多的劳动分工,自然也就有更多的购买和交换。如果城镇人口是从乡村来的,大多数手工业还是在家庭中经营,那么城镇上的婚姻和家庭习惯与农村文化为主的地区,就不会有很大不同。重要的职业至今仍然决定着生活方式,以前的主要职业是具有相当设备和知识的农业及畜牧业,现在已经多种多样了。

 

我们设想,农业家庭及小镇家庭经济职能的高度发展,必然对其他活动产生很大影响,如保护、娱乐、地位创造、教育、宗教和其他各类重大的活动。

 

在农耕和畜牧的家庭经济时期,由于经济职能,家庭可能是权力和影响都是最大的经济制度。在以前的狩猎和锄耕文化,以及以后城市机器动力高度发展的时期,家庭都不曾如此强大。

 

伴随着工厂和以机械功率为动力的运输的到来,社区日益扩大和复杂,家庭的经济职能和其他相关职能的相对缩小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技术角色

 

我们已经指出了影响家庭结构的两个重要因素:社区规模和经济职能。经济生产和社区规模既是原因,也是其他原因的结果。我们认为,社区规模和经济生产变迁的最重要因素是技术。发明和物质文化的知识及使用,以及科学的应用在这里统称为发明。

 

比如,人们发现了可以耕种的种子,并发明了镐和锄,这改变了狩猎文化,游牧民族开始定居在大的农业社区。犁和牲畜的驯养使社区扩大,如果这些社区靠近可以通航的河边,它们还会继续扩大。最后,工厂和铁路带来了今天的大城市,汽车运输的发明进一步产生了都市带。

 

同样还需要指出的是,发明和发现使经济组织处于不停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想象,大家庭在犁耕文化中比锄耕和狩猎文化中都更普遍。这些大家庭除了亲子以外,有时还包括直系和旁系亲属。即使在家庭生产时期,手工业者在制造石器、船和铁制工具,以及建房、鞣制皮革、制造车轮、织布等方面的技术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及技术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劳动分工、交换、贸易和运输的产生。随着机械动力和金属机器的产生,同时也带来了大众生产和许多具有新制度的城市的产生。

 

通过影响社区的规模和改变家庭的经济职能,技术间接地对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控制

 

有用的制度必然要受到社会的重视,家庭正是一例。如果这样的制度出现了瓦解和混乱的趋势,必然要出现调解和控制的力量。家庭外的人引诱配偶的一方或双方自身就是一种家庭解体的力量,社会就要对性活动加以引导。特别是家庭中的配偶,如果没有这样的控制,就无法保持家庭内的性关系,就要导致家庭组织的不稳定。家庭不稳定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特别是要抚养孩子的家庭。因此,离婚和通奸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法典赞成贞洁,道德反对异常的性活动。宗教的惩戒力量也支持这些控制。性之类的强烈冲动很难受到权威和理念的束缚,社会要提供各种渲泄渠道,或者逃避社会所认可的生活方式,这样,这类冲动很可能就没有太大的破坏性了。


摩西十诫(Moses the ten commandments),其中有“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妻子”的训诫。[图源:en.wikipedia.org]

 

家庭作为生殖制度需要控制,作为经济生产制度同样需要控制。家庭成员必须要完成各自的职责,这些工作尽管艰苦、单调、乏味,但也必须按时去完成。生产必须按计划完成。因此,经济制度就需要有一个领导,他有权威,可以使其他人服从。

 

同时,家庭的财产需要保护、分割、继承甚至处置。这样就有了财产法,包括家庭财产法和个人财产法。财产,特别是地产,对家庭一代代地延续有很大作用,而且决定着新婚夫妇的居住地。

 

财产、生产和性在社会中是很重要的,因此,社会通过法律、道德、宗教惩戒和非正式习惯来控制,违背了它,必然会招致一定形式的惩罚。

 

文化滞后

 

复杂的制度是由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构成的,当其变迁时,不可能所有的部分在同时或以同一速率变迁。比如,某一地区的家庭可能已经失去了许多经济职能,但生产和财产的法律控制可能保持不变,或变化甚慢。同样,如果城市迅速地扩张,比如说在一个世纪中,那么,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原来他们所居住的农村就会绝然不同。这些不同的日常生活包括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工作时间以及娱乐方式。尽管他们住进了新的城市,但适应农村生活的社会准则还保持未变。比如,仍然认为妇女应留在家中,仍然信奉“早睡早起可以使人健康、富有和聪明”的格言。其实,这条格言仅适用于驯养牲畜的农村家庭生活。再比如,在家庭生产时代,男人是领导,现在他们依然坚持这一点。

 

在城市,家庭纽带松散,家庭成员作为具有独立权力的个人出现。但是,有关妇女财产权力的法律,变化甚慢。

 

一般来讲,以法律、惩戒、道德准则和意识形态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评价很难改变,往往是家庭的经济和技术部分率先改变,观念变化落后,这就出现一段不和谐的时间。除非我们认识到文化滞后的现象并加以分析,否则就很难理解在迅速变迁的时代,家庭结构不适应的事实。

 

五个因素

 

我们在前面回顾了影响家庭结构和功能的五个因素,其中社区规模和经济职能的转移对家庭的影响最大。社区规模越大,家庭职能的变化也就越大。当然,家庭不可能立即变迁,因为家庭还要试图保持它的旧方式。当家庭丧失或获得社会及社区的许多经济职能时,那么家庭的结构和与经济职能有关的其他许多职能也要变迁。特别是它的权力和威望所受的影响很大。技术的发展影响了社区的规模和经济活动,构成这些变迁的原动力。

 

社会对家庭施加的惩戒和控制影响着是非观念和情感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人的行为,这使社会变迁的过程愈加复杂。在惩戒和控制的背后,经常是法律和刑罚。

 

惩戒和控制比制度一类影响家庭的因素变迁得慢。后一类因素包括物质文化、人口密度和经济生产。


我们前面试图对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领域进行概括,由于缺少适当的材料,特别是原始时代和原始地区家庭的材料,这种概括只能是一个理论——家庭理论。

 

批判地考察这个理论,只能说它在整体上是正确的。首先,影响家庭的不止这五种因素。比如,成人的性比例就是一个因素。举个例子,原始民族盛行一夫多妻制,这可能是因为男子的活动危险,生命没有保障,因此出现妇女过剩。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变迁很慢,不能很快地适应起伏不定的性比例。当然,除了性比例以外,造成一夫多妻制的还有其他原因。

 

此外,结果也并非全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即是说,并非从技术到经济,再到家庭结构都存在着观念上的滞后。有时,象传教士一类的人可以把一些观念,如西方城市中关于妇女地位、自由、权力等观念带入东方的农村地区。在经济结构发生相应的变迁之前,这些观念已被率先接受。阿姆拜迪克(Ambedkar)在印度议会上提议要修改印度的法典就是一例,但这并没有被接受。

 

阿姆倍伽尔(马拉提语:भीमराव रामजी आंबेडकर;英语: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4.14-1956.12.6)今印度中央邦姆霍沃人,印度宪法之父,印度不可接触者领袖,印度近代重振佛教信仰的领袖之一。1951年,他辞去内阁职务。这是因为议会暂停审议他提出的《印度教法典议案》(Hindu Code Bill)草案,草案试图阐明在继承法和婚姻法中的性别平等。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了1952年人民院选举,却败给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1952年3月,他被任命为联邦院议员,一直任至去世。[图源:groundviews.org]

 

有些人厌恶平均数,而且拒绝使用它们。他们坚待要描述整体的频率分布,认为平均数没有什么代表性。这样的人必然拒绝承认前面的概括。

 

即使一种理论还未被证实,但作为分析工具和成立假设,都是十分有用的。我们将用这些概括来分析现代西方的家庭变迁。

 

现代西方家庭

 

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城市家庭,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家庭失去了许多功能,这些功能在其他的社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已转移到工厂,但消费仍然是家庭的重要职能,可是男子、妇女和儿童的许多时间都放在家庭之外的消磨上。除了经济职能外,还有许多职能都已转移。比如,城市家庭很少再有保护职能,这种职能更多是由警察、法庭、政府保障、私人年金方案、老年局和卫生制度来承担。娱乐逐渐商业化,也脱离了家庭。宗教礼拜很少在家里举行,虽然宗教有时在阻止不同信仰的人结成家庭。婚礼也越来越世俗化。特别是在城市中,家庭的权威和威望都在下降。权力掌握在政府和工厂手中,不象封建时代那样掌握在家庭中,家庭戒条对妇女和儿童的控制力越来越小。

 

情感和教育功能是家庭保留下来的最有力功能。情感功能包括生殖和亲子的慈爱,教育功能指塑造学龄前儿童人格的功能。情感也可以存在于不同家庭的成员之间,学校也分担了一部分教育功能。

 

家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这部分是因为家庭的经济生产职能的减小,部分是因为养育孩子要向家庭以外的机构支付许多费用,家庭规模的缩小还可能是因为各种避孕方法的发现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禁欲。避孕方法的发明是重大的技术进步,是家庭规模缩小的主要原因。

 

2007年和2016年欧盟28国按居住人数划分的家庭(占所有家庭的百分比)统计数据,其中黄色为2007年数据,蓝色为2016年数据。[图源:Eurostat]

 

许多国家都盛行早婚,一个原因是结婚以后不必有小孩的负担,另外,没有小孩的妇女就业也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期,也鼓励早婚。此外,避孕的发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使妻子可以在家庭以外获得报酬,这对早婚也产生了影响。

 

在选择配偶时,越来越少考虑到经济情况,比如持家的本领和经营能力,而更多地考虑到个性是否合适。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明显是因为家庭的经济职能在缩减。

 

过去是男子在家中有绝对权威,有惩戒的权力,现在这种权威在降低,妇女和儿童有了更多的自由。妇女有了更多的法律权利、就业机会和担任社会公职的机会。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生产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城市提供了家庭外的经济机会。

 

妇女以及男子的性活动不再完全限于夫妻之间。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出现了避孕方法.征服了性病,在城市中隐私和匿名的机会更多,宗教权威对性活动的控制减弱,以及对生物功能所采取的自然主义态度,这都增加了性自由。

 

家庭的不稳定性在增加,单身家庭和再婚越来越多。分居、离婚和解除婚约频繁发生的原因在于维系两人终生生活在一起的纽带受到削弱。假设以前有7种纽带,也就是7种功能维系家庭,现在仅有1.5种,家庭破裂必然越来越多。城市的长期分居越来越普遍,因为城市家庭的功能比农村地区少;长期分居在无子女家庭比较普遍,这种家庭中有效地使用了避孕方法。在青年中更普遍,因为他们更强烈地需要性爱和性和谐。在宗教团体中比较少见,因为他们的准则受现代科学的影响甚少。

 

离婚率最高的10个国家 [图源:mapofworld.com]
 
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荣誉都在下降,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财富集中在工厂,权力集中在政府,家庭越来越重视恋爱,很少顾及社会美德和成就。家庭的稳定性受到削弱。
 
家庭观念、对家庭的社会控制以及评价也在改变,但比上述因素变化得慢。对离婚的公开态度都是要丈夫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不管他们的愿望如何。强迫丈夫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似乎是唯一的目的。但是,虽然法律条文没有改变,但法庭无法完全依赖这些来判决。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强迫他们居住在一起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家庭生产能持续进行,人员不要作大的调整,而且能够保持大家庭的生活。在没有家庭生产,没有孩子或孩子很少的家庭,家庭解体尽管也存在着危害,但很少。通过法律、道德准则和宗教戒规所表现出来的家庭的社会评价,对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在现代城市条件下,有许多妻子根本就不要小孩。即使有小孩,也很少。如果说家庭保留下来的功能主要是为配偶创造幸福并养育孩子的话,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功能明显不一样。但这种区别并没有形成社会准则,也没有成为普遍认知的社会评价。法庭的判决活动比立法活动变化得慢。
 
除了形成人格的功能以外,家庭其他各种职能的丧失都意味着家庭的注意力集中于配偶的幸福、相互陪伴以及养育小孩。有一份社会学家的研究表表明,它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择偶、求爱过程、婚姻和家庭中有关性的问题、性教育、婚姻和家庭的教育、婚姻的幸福度、家庭中仅有的1-2个小孩的人格、影响和谐与否的因素、家庭冲突的解决、再凋的成败。他们的这些兴趣与我在本文中分析的影响家庭诸因素以及潜在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未来家庭的幸福有赖于研究的成功和这些研究成果的传播。
 
*本文选自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附录”部分,王晓毅、陈育国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为了排版与阅读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的表演剧照。[图源:scr.org]

〇编辑:老象    〇排版:盐一升
〇审核:老象/岂尘
〇专题策划人:梅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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