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特尔 | 20世纪的家庭变迁研究

马克·赫特尔（Mark Hutter），美国社会学家，现为罗文大学（Rowan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包括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城市社会学以及种族研究。他的基本理论取向是象征性互动主义，同时强调定性方法论，社会历史和比较分析（作者图暂缺，上图为罗文大学课堂交流）。[图源：chss.rowan.edu]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展示了比较家庭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对家庭的跨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及至19世纪下半期形成了这一研究的热潮，但到了20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兴趣逐渐消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再度兴起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对20世纪初盛行的严格的实证方法的一种明智的反叛。实证方法从本质上看和统计学无异，它经常被用于对小规模社会现象的调查，而很少注重社会变迁及其对家庭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只限于对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分析，忽略了对其它社会和文化的分析，他们把比较研究推给了其它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第二个因素是对社会变迁研究热的再度兴起。战后时期，西方工业社会的殖民统治迅速瓦解，不发达或落后的社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加上西方工业社会本身也经历着社会变迁的过程。这时，“科学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在把握当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方面暴露出它的弱点。当时，在家庭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论占居主导地位，而符号互动论根本未涉及到社会变迁的研究，它只集中于家庭内部状况的研究，并不考察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家庭同其它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到了社会变迁和家庭的跨文化和历史的分析，然而，正如我们将要分析的，它的理论框架对于解释家庭变迁同样也是不充分的。

一、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家庭变迁

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倾向于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有机体。这种有机体尽力使自己保持在某种平衡状态之中。这是一种均衡模式。功能主义者强调的是一个系统如社会或家庭的各个不同部分功能上的联系。例如，在家庭中，它的各组成部分：丈夫——父亲、妻子——母亲和子女由于互动和相互依赖而结合在一起，任何特定部分对于家庭要么是正功能的要么是反功能的，也就是说，各个部分不是有利就是有损于系统的运行。稳定和秩序被认为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而冲突和紊乱被认为是反常现象，是系统不正常的标志。

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反映在它对于社会变迁的把握上。它非常强调合意（consensus）和合作，而否定一个社会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利益冲突的可能和它的代偿能力。结构功能主义观点无助于社会变迁现象的解释与描述，当系统——无论它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家庭——出于一种均衡状态时，唯一可以强调的就是缓慢的、有秩序的变化，冲突和迅速的社会变迁被视为病态现象，并且变迁的根源只能在外部世界中找到。M·斯科特（M.Scott）指出：结构功能主义落入了反历史主义的进化论的俗套，而对社会变迁视不见，只注重一种空间上的连结。例如，进化论者认为Z型国家比Y型国家更先进，Y型国家又比X型国家更发达。他们总结道：国家是按照X、Y、Z这样一种时间上的顺序而发展的。结构功能主义虽然热衷于家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但不能令人满意地把握住社会变迁的脉络，因为它强调的是先在现时的（非历史的）的条件下对一个社会进行考察，然后将它放到跨文化的历史比较中进行研究。这种方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如出一辙。

 图为纳粹德国（Nazi Germany，1933年-1945年），又称德意志国、大德意志帝国或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指由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所统治的德国。[图源：sogou.com]

现代化理论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在社会学界得到普遍重视。但是，现代化理论然创立者在提出确切的概念上依然没有摆脱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性。

现代化的概念和理论在分析世界性的社会变迁上已经成了权威性的观点。“现代化”一词通常的含义是指在具有先进工业技术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过程。社会科学家企图拿西欧和美国技术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D·勒纳（Daniel Lerner）在他的名著《传统社会的过去：中东的现代化》（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the Middle east）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必须经历的进程的一般模式：

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显示了它适用于全球的各种要素及其进程，……这一逐渐形成的模式在西方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相同的模式实际上将在全世界所有的现代化社会中重新演示，而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是如此迥然不同。（勒纳，1958：6）

小马里恩·J·利维（Marion. J. LevyJr）阐述了现代化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任何社会的充分现代化、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和人类的一切巨大成就的取得均取决于工具的使用。”（利维，1967：190）利维的解释强调了世界变化中的技术因素是所有事物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其它的理论家对这种观点以了发展，他们把分析面扩展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等领域。尼尔·J·斯梅塞（Neil J.Smelser）表明：“现代化”包含了比技术发展更多的含义：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化”一词和“经济发展”一词同属一个范畴，但在外延上的更深刻的理解应该如此：技术、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伴随着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对于新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可以预测它们的深刻的变化：①在政治领域，原始的部落或村社的权力系统为投票选举、政党、代表和文官制度所取代；②在教育上，社会应尽力扫除文盲，加强对社会成员经济、生产技能的培训；③在宗教领域，世俗的信仰体系开始代替传统的宗教；④在家庭领域，扩大的血缘组织普遍地消亡。⑤在社会阶层上，社会和地域流动使森严的等级体系趋于瓦解。（斯梅塞，1973：748）

结构分化的基本概念体现了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主要联系。斯梅塞解释了结构分化的过程：

当一种社会角色或组织产生分化……变成两种或更多的角色或组织时，它原有的功能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这些在结构上相互区别但又紧密相关的新的社会单位在代偿原有单位的功能上是一致的。（斯梅塞，1959：2）

在后来的著作中，斯梅塞解释了家庭的结构分化的方式。在工业化以后，家庭丧失了它原有的教育和经济功能，这些功能由学校和经济组织所取代。由于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性的经济单位，家庭成员便可以走出家庭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求雇主。随着家庭在经济方面的功能的衰退，最终普遍地导致父系权威的下降：家庭活动更多地集中于情感上的满足和对子女的社会化。由于父亲在外供职，母亲同子女的情感依恋便愈加强烈。斯梅塞总结道：

现代化形成了一种以情感吸引和一种狭隘的爱情为基础的家庭。除了每个家庭成员各自与外部的联系外，家庭不再作为重要的社会领域……。（斯梅塞，1973：752）

W·J·古德的《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

在以家庭变迁为论题的现代化理论的著作中，W·J·古德的《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1963）称得上一部代表作，它对社会变迁和家庭的比较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德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广泛、系统地收集并分析了跨文化和历史的资料，驳斥了单因素假设的观点（notion of unifactoral hypotheses）。这种观点把家庭制度看作是一种依变量，它随工业和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古德概括道：工业化和家庭这二者的变化是二个平行的过程，它们都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如经济发展、夫妇式家庭和平等主义的影响。古德认为，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向于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某些类型转变。

然而，在古德关于现代化过程以及社会和家庭制度分类的理论中，不难发现其中含有直线发展的取向。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正在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家庭正从扩大的血亲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转变。所以说，古德在批判社会变迁的单因素假说的同时，他自己又提出了一种直线进化的图式。

古德对家庭模式的变化是由于工业化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他指出现代化也代表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部分地独立于工业化，并对家庭制度和工业化本身产生巨大的冲击。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古德反对夫妇式家庭仅仅在社会工业化以后才出现的观念。他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夫妇式家庭和现代工业制度之间理论上的“适应”（实证的和谐）的真正含义。例如，从扩大的亲属纽带中独立出来的夫妇式家庭也可成为生产单位。夫妇式家庭关系中增加的情感因素是面对工业秩序的压力和针对扩大亲属关系的缺乏而提供的一种心理补偿。这种表面上的“适应”并没有减弱观念因素的重要性或妨碍家庭成为影响工业化进程的一种独立因素。

古德坚信，经济进步和技术发展以及夫妇式家庭的观念对非西方社会更为重要。经济进步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强调社会的工业增长和变化，并把传统和习俗的重要性贬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夫妇式家庭的观念宣称个人价值和幸福高于世系和家庭的延续。第三种观念即性别上的平等主义，它注重家庭内部每个个体的独立性，而很少考虑性别地位和长幼阶序。这种观念促进了家庭内部和两性之间、长幼之间的平等，消除了年轻人对年长者的传统式臣服。

以上三种现代化的观念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扩大家庭对夫妇式家庭的支配权的解除，尤其是对年轻人和妇女的支配权的解除，而且，这三种观念宣称个体享有超越阶层、种姓或性别意义上的平等，从而削弱了社会的传统力量。

古德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两种重要的功能适应上。第一种是在个人期冀获得最大限度的平等与个人主义的愿望和某一类型的家庭制度之间的功能适应。这种类型的家庭制度既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要，又能恰到好处地与工业和技术社会秩序相耦合。古德认为，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古德指出，夫妇式家庭观念强调了“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而很少注重同扩大亲属制度相联系的义务关系。扩大家庭追使个体服从于家庭群体，整个家庭的延续高于个体的幸福和需要。反之，夫妇式家庭的观念促进个体间的平等。

夫妇式家庭的观念宣称个体拥有选择其配偶、居住地的权利，甚至可以对是否接受亲属义务作出选择，反对他人的横加干涉。它强调个体而不是财产或种族这些与生俱来的因素的价值，个人的成就只能给他自己带来荣誉，而与他的家族无关，“民主”思想便是通过这种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提倡两性间的真诚相爱。对于这个主题，人类的几大文明都在幻想、诗歌、艺术和传奇中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描绘了一种美好的、多半是令人满意的经历，尽管现实是那么不尽人意。最后，它宣称假如一个人家庭生活是不幸的话，人们有权利改变它。（古德，1963：19）

第二种功能适应体现于家庭制度和工业化之间。古德声称，夫妇式家庭和工业化的观念，由于两种制度内部观念和内在价值的统一而相互适应。而且，他认为这种统一的观念和价值对于这两种类型制度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夫妇式家庭重视每个家庭成员的独立和平等，鼓励个体摆脱传统的扩大家庭制度的限制而获得自由。这种形式的家庭同经济进步和技术发展的观念具有互为依存的关系，因为这种观念强化了工业化经济迅速增长所要求的工业扩张和经济活动的自由。

古德收集了大量历史和跨文化的比较资料来验证自己的假说，所得到的结论是：所有的被考察家庭制度正在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某种形式转变，这种趋向和变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自由地选择配偶。在扩大家庭制度中，婚姻是由家庭年长者所安排，在结婚之前，家庭不让配偶双方得以见面的机会，以此来减少配偶之间在情感和义务上可能存在的冲突，这有利于维持对扩大亲属家庭未来一代的控制。而今天的婚姻以爱情为其基础，送嫁妆和彩礼的现象消失了。

2. 注重个体的幸福而不是家族的延绵。父母对子女以及丈夫对妻子的权力正在减弱；在有关离婚和继承权的法规中充分体现了两性之间的平等。这也进一步表现在性别的互化、亲属关系的衰微、阶级与种姓等级的削弱以及个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等方面。

3. 特别注重夫妇角色关系。丈夫和妻子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家庭（新居制），而不愿与丈夫或妻子的家庭住在一起（从夫居或从妇居）。因此，夫妇所受到的来自双方扩大家庭的经常性控制日益减弱。促进夫妇式家庭制度独立的另一个因素便是与单世系（unilineage descent system）制度相对立的双世系制度（bilinealdescent system）的发展。古德指出，双世系制度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单世系制度权威的丧失，而且改变了扩大亲属的性质，使其以情爱和选择而不是以义务为基础。因此，新居和双系制有助于夫妇式家庭制度从扩大家庭制度中获得自由，并可以有效地抑制支配夫妻婚姻关系的单世系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古德发现，在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变化便是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某种类型的转化。他认为，家庭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既可以促进工业化，也可能成为工业化的路障。他说假如西方现行的家庭制度是父系的一夫多妻制、子女婚姻也完全由家庭包办再加上妻妾制，那么西方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在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家庭的评论以及后来的著作中，古德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家庭制度进行了比较，以实例来说明家庭模式妨碍或促进工业社会变化的重要性。对于日本来说，继承模式、重亲主义（nepotism）的态度、商人阶层内的有限的社会流动、个体对其扩大家庭以及扩大家庭对国家帝国制度的封建式忠诚等方面都确保了社会迅速的工业化。而在中国，与日本长子继承相反的平等继承模式妨碍了家庭资本的积累。中国人不同于日本人：他们给予商人阶层一个很低的社会地位，因此，当人们获得了财富，便企望成为绅士阶层的一员以获得成望和权力，这对资本和技术知识的积累是十分不利的。另外，在中国，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家族主义式的而不是封建主义式的，那就是说，个体既要对扩大式家庭又要对作为皇帝化身的国家保持忠诚，然而在两者冲突的情况下，个体首先效忠的对象的却是家庭。古德总结道：不同的家庭制度导致了日本和中国工业化方面的不同的成就。

古德坚信这种分析注重了家庭受各种变量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论证了家庭模式不能仅仅通过有关经济和技术状况的认识来进行预测。这种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即使家庭面临着反对的力量，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因此，任何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都不容忽视。古德通过强调工业化和夫妇式家庭的观念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说明了单因素解释的缺陷，而这种解释恰恰存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进化理论中。

总之，古德理论的中心论题有二个：①扩大家庭制度支配个体的合法性。②夫妇式家庭制度能够充分体现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信仰。这种平等主义的要求导致了个体和传统的扩大家庭制度之间的权力冲突，而且，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观念是与经济进步的观念相互依存的，而经济进步的观念既同工业、经济的发展不可分割的，又与注重历史传统模式延续的传统主义观念相对立的。这两种观念都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并且相互影响。在古德的新作（1963）的结尾，他评价了正在发生的种种变迁。虽然他意识到这些变化，尤其对习惯于扩大家庭制度的年长者来说，可能具有反功能，但古德，还是对这些变化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我欢迎现在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这倒不是因为它有利于工业化的实现——那不是我所考虑的范国。而是在它以及工业化过程之中，我看到了人们从年长者的统治与种族限制以及刻板的阶层划分中获得更多自由的希望，自由可包括这些方面：放松对个体的控制、爱的权利、家庭内部平等权利以及当婚姻死亡时另结良缘的可能性。我以为家庭模式的革命是当代席卷全世界的重大革命的一部分，千百万人因此而获得了自己选择的权力，产生了推翻新旧政府，创立新社会和发起新的社会运动的渴望。（古德，1963：380）

古德的巨著对学术界是个不小的震动，社会变迁和家庭时成了争先恐后实证研究的课题。但是，在他的专著出版以后不久，一系列跨文化和历史的比较研究却提供了一些反例，以此作为对古德的假说——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向夫妇式家庭转变的趋向的发难。近年来，在现代化进程和家庭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进展确切地指出了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并开始揭示出这些局限如何使社会变迁和家庭的比较研究走上了歧路。古德的《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一书是现代化理论的一部代表之作，虽说这本书超越了现代化理论的某些固有的缺陷，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二、现代化理论和家庭：评价及其发展

在现代化理论的进化模式中，包含着进步比传统的稳定更具有价值的先验取向。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即西方工业社会优越于传统的非工业社会。这样必然会导致忽视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问题而过多注重了传统社会对工业化的反功能特点。

R·P·阿佩尔鲍姆（Richant P.Appelbaum）把现代化理论看作为“单线变迁的历时理论”。他认为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对工业化发展前后的社会模式进行区分。这种理论图式正好与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社会特点相反，而与已经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特征相一致。

现代化理论的结构分化的概念由于把社会看作为一种机械的、均衡的系统而已经受到了攻击。这种系统的基本特点是新的结构从不能再承担全部功能的旧的结构中分化出来，而且当结构分化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时，系统便出现紧张和失调，此时恢复均衡便成了一种需要。正如M·斯科特所指出的，现代化理论中仍然没有抛弃结构功能主义的保守偏见，这种偏见强调系统内部的一种缓慢的、有秩序的变化，认为冲突和紊乱是一种病态，它扰乱了社会的均衡。斯科特同时观察到，在社会变迁论者结构分化概念中也存在着新结构优越于旧结构的进步观：

这种观点认为，传统功能的丧失对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现在，家庭能较好地承担它的真正功能……（斯科特，1970：24）

人们对于曾在50-60年代的比较社会学中占着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的假说也产生了很大的不满。W·E·穆尔（Wilber E. Moore）宣称：三阶段模型——传统、过渡和现代三个时期。有着其固有的问题。如果集中考察过渡阶段的社会，那么这种理论便倾向于把传统阶段看成静止状态——社会结构处在均衡之中，同时现代社会也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系统。穆尔指出，变迁是“所有社会和历史阶段必然发展到现在并走向未来的一种内在的特征和要素。”（穆尔，1964：884）他评论道：由于缺乏历史感和历史的观念，现代化理论对下列的事实视而不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长期受到了西方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便导致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组织间的广泛的渗透和融合，所有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无不受到这种文化间交互作用的制约。

1973年的《德狄勒斯》（Deedalus）冬季期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个问题被S·N·艾森塔德（S.N. Eisentadt）标之以“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Societies）这样的标题，以强调传统的保持和发扬。这本杂志的中心论点是：在许多社会中，传统和现代性是不可分离的，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渗透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并在特定的社会中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假如我们接受了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家的发现，那么我们对传统和现代性不相矛盾的理论该作怎样的解释呢？C·萨弗洛斯——罗思柴尔德（Constantina Saflios—Rothschild）（1970）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她认为，“现代人”和“现代态度”明显地被涂上现代美国中产阶级观念的色彩，并用这种观念来假定所有现代人的行为具有趋同的倾向，不论各自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是如何不同。按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进一步推知，从社会直线变迁理论角度来看，非西方的“传统”社会和 西方的“现代”社会处于对立的两极，包括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传统将成为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障碍。罗思柴尔德还指出，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转型时的外显特征，它是传统和现代的思想、价值和行为的一种特殊融合。在罗思柴尔德之前，J·R·古斯菲尔德（J.R. Gusfield）（1967）在他颇有影响的论文中，也曾列举过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的六谬误：

（1）传统文化是一种规范和价值的稳定体系；

（2）传统社会具有同质性的社会结构；

（3）新的变化将代替旧的传统；

（4）传统和现代化形式总是相互冲突的；

（5）传统和现代性是两个互为排斥的系统；

（6）现代化进程导致了传统的衰落。

古斯菲尔德认为，传统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准则并赋予现代行为的合理性。他注意到，传统的保持和现代化的要求之间并不必然地相冲突，现代化对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依赖性，并且经常需要传统观念的支撑。“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也是可以变化和富有弹性的，但是，一个统一的民族社会必须使传统服务于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古斯菲尔德，1967：360）他总结道，传统和现代化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导致了一种反传统意识形态的发展，这种观点否认现在和未来都要以过去作为起始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现代化理论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它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静止的体系，它把理论焦点均集中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过渡阶段。传统社会的秩序被设想为是相对静止的，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也被看作是社会进化发展的最终产物，以至于否定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化，认为既使有也不过是些社会秩序方面的微不足道的调整。这些观点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其理论土的先驱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非西方的使用石器、采集和狩猎社会是人类新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化石，而把西方工业社会看成是人类文明的顶点。虽然现代化理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比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精致，并且对简单化的单线进化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现代化理论中还得到了部分的继承，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也同样使现代化理论然失色。

这种偏见体现在现代化理论家所运用的模式中。在这种模式中，现代工业的人和杜会是以西方为原型而设计出来的。这势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尚未深入人心的民族是和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他们的传统社会也和现代化无缘。M·韦纳（Myron Weiner）提出：把传统社会看成与现代化、工业和经济制度的发展相对立的静止体系的观念导源于对传统主义和传统两个概念的混淆不清：

传统意味着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信仰和习惯，当我们重新解过去时，实质上传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反之，传统主义对已往的信仰和习惯推崇备至，认为它们是亘古不变的。传统主义者认为传统是静止的，主张人们只能做他们从前已经做过的事情。这种传统和传统主义之间的区别提醒我们注意发展方面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过去的价值和习惯是原封不动地保留呢，还是作适当的更改？……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传统主义的态度，因为传统主义反对任何革新，所以它和现代化的发展肯定也是背道而驰的。由于传统是可以重新理解和调整的，所以它本身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韦纳，1966：7）

有趣的是，韦纳和古德在他们各自关于19世纪中国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之间的区别的讨论中，说明了传统主义和传统之间的差别。古德认为中国的家庭制度阻碍了社会迅速的现代化，而日本的家庭制度促进了他们国家的工业化。韦纳也指出，“当日本人寻求重新调整他们的过去以便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时，许多中国的当权者却对违反了先前惯例的变革采取敌视的态度。”（韦纳，1966：7）在日本，传统是经常被重新解释和调整的，因此，根本就没有成为工业化的障碍；在中国，传统主义反对变革，因而是与现代化的发展相对立的。

西蒙·乔特克的现代化理论

西蒙·乔特克（Szymon Chodak）在所有关于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和鋰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化形式的四种类型。他的主要兴趣是对三种类型的现代化进行对比：即工业型（industrial form）（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潜移型（acculturativeform）和导引型（induced form）。兹将乔特克的分类列表如下：

工业型现代化主要出现在东西欧、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它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和需要，导致采取新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和社会服务的交换方式。伴随着工业的现代化，形成了许多相互补充和互为依存的新角色、新组织和新的行动系统（systems of activities）。

乔特克将工业型现代化与文化潜移型、导引型现代化作了比较，发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后两种类型的现代化的特点是缺少工业化。这些国家的目标是通过教育制度和提出新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来改变其社会结构。“当欧洲的工业化产生了现代化时，在亚洲和非洲，现在的现代化进程只是为即将来临的工业化创造了适宜的气候，尽管不是没有例外。”（乔特克，1973：259）非洲殖民社会就是文化潜移型的典型，它是欧洲殖民文化和非洲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和交融的产物，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叉文化，这种文化的规范、行为方式、态度和结构均具有二重性。文化潜移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传统角色被逐渐取代的过程。个体在新的社会、政治组织中的成就就是新角色、新地位的基础。

现代化的第三种类型是导引型，它是以未工业化国家引进西方政治和管理模式、教育制度和价值观念为前提：

我之所以称它为导引型现代化，是由于各种变化促使新社会接受新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工业化社会的组织结构，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常由政府所控制的社会关系领域内。因此，它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由其它工业化社会导引的过程。（乔特克，1973：267）

乔特克把导引型现代化看作是民族建设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过程，它的基本目标是使其社会成员变成一种新型的、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公民，同时又保留其传统文化（行为规范、宗教信条、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成分，并将这些成分融铸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P·伯杰、B·伯杰和凯尔纳的《无家意识》

这种观点在伯杰等著的《无家意识：现代化和意识》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们在这本书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化过程和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机构不仅对非西方的第三世界而且对工业世界尤其对美国人的现实意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本来人们期望现代化过程使个人获得自由，现在它却使人在绝望感、挫折感、失范感中越陷越深。伯杰等考察了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及其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亲属模式和“现实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上述几个方面无不处于变化之中。他们认为工业社会中各种形式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表明“非现代”过程获得了发展。和乔特克一样，他们强调工业化对两种社会秩序中的个人有不同的影响。他们也把传统和现代性、现代化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这些关系有赖于特定社会中具体的个人和团体所占据的地位，不论对处于第三世界社会秩序中的个人还是西方工业社会秩序中的个人都是如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发展了早期的观点：传统和现代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冲突和对立的。

他们认为现代化是由一系列制度（科层制、技术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和扩散而构成的，这些制度是随着技术革新带来的经济变革而形成的。现代化有助于个人摆脱扩大家庭、亲属、部落的控制，它为个人提供了寻求前所未有的选择的机会。地域流动（从农村小社区到大城市社区的流动）、社会和职业流动把个人从以前那些占支配地位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很明显，这种观点与古德的观点相似。古德欢迎这些变化，因为它们为男女个人的更大自由提供了可能，使个人潜力得到发挥，并为个人提供了爱的权利，家庭内部平等的权利，旧的婚姻解体后再婚的权利……由其自己首次选择的权利（古德，1963：380）。然而，伯杰等超越了古德，他们认为实际上现代化并没有导致自由和个人潜能的最大发挥，相反，它导致了“无家”意识、绝望感、挫折感和失范感的滋生。《无家意识：现代化和意识》的旨趣是要确定对个人发生影响的现代化要素。

虽然伯杰及其助手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的考察没有象乔特克一样对文化潜移型现代化和导引型现代化作出明确的区别，但是他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即使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能接触到现代的技术，但是由于这些人没有现代的思维方式，因而他们只能从事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通过考察南非采矿业的直接后果——引起农村生活和传统文化模式的衰落，他们颇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点。现代化使男子同其家庭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相脱离，使男子置身于工业生活领域中，这个领域是纷乱的，到处都是被赶出家园的人：

在这种环境中，现代结构（在制度方面，在日常生活模式方面，在认识和规范方面以及人们可能列举的其它方面）必然是作为个人的一种异己的、强大的主要是强制的力量而出现的，这种力量使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他最关心的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在这种环境中，几乎没有对现代化的认同。（伯杰等，1973：122）

与现代化认同的产生应以个人开始适应一种新生活并和他的家眷共同生活为前提。伯杰等也注意到最初仅仅只有很少的人与现代化相适应。他们认为这些人——他们被称为现代型人——对传统社区的生活不那么遵从。这些人就是乔特克在文化潜移型现代化的思想中提到的人，也是被C·特恩布尔称之为“孤独的非洲人”的那些人。

伯杰及其助手在考察乔特克称之为导引型的现代化中，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代表了在第三世界发生的现代化的晚期阶段。当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作为异己的现实强加给传统社会时，早期阶段就产生了。正是在早期阶段出现了文化潜移型的现代人。在晚期阶段——尤其当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在非洲或亚洲）或者建立了革命政府（在拉丁美洲或亚洲），国家本身成了发展的推动力。这就使各种各样的人和团体尤其是文化潜移型的现代型人和团体，更易于同乔特克所称的“超部落民族社会”取得认同，而不是与传统的部落组织取得认同；更易于同政府取得认同，而不是与特殊的经济制度取得认同，进而政府成为这些人尤其是和政府科层制有关系的人实现其社会抱负的媒介物，科层制成为这些人获得地位，特权和权力的阶梯。对此，伯杰等曾作了解释：

[这]可能是因为科层制比日益发展的技术经济更适合于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式。甚至一个非常现代的科层组织同传统权力组织建立的工作关系可以比现代经济企业同传统生产方式建立的关系要有效得多。随着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中明确强调家庭、宗族和部落忠诚的重要性，传统模式实际上可以同科层制的活动一体化。（伯杰等，1973：127-128）

图为印尼大海啸十年巨变。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过去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它们取得政治独立后，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它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印尼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聚焦于区域整合和外交等领域，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潜质。[图源：news.163.com]

这种认识随着这些作者对第三世界科层制的理解而得到深化。第三世界的科层制通常是同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这些国家政府的目的是要使政府体制在传统部落社区中兼顾现代利益，同时还要促使个人获得有意义的、与他人合作的生活。在这里，伯杰等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现代性和传统未必会势不两立，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目的是要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要在建立现代社区的同时保全传统社区，这样就可以防止与部落和公共团结的衰落分不干的失范、分裂、解体过程的产生。第三世界国家企图把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及传统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诚然，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化和那些以部落和亲属规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是格格不入的，它需要根据经济地位，职业和超部落关系重新确定社会关系。于是民族主义被看作既是解放者又是压迫者：一方面它使个人从殖民统治和家庭及宗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既阻碍了个人追求现代化又抑制了技术体制和科层制的发展。

在工业发达国家，伯杰等看到现代化导致了各种不满，这些不满来源于技术化的经济、主要机构的科层制度化，“社会领域的多元化”，还导致了他们称之为“无家”的状况。

这些作者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技术的主要后果是使工作与个人生活分离。这种情况对个人的“意识水平”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他们认为，技术生产以匿名性的、非人格化的社会关系为特征。在技术生产中人际互动的情况是：他们在工作任务中各司其责，无需知道彼此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特质。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现在个人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来表现自我，一方面作为具体的个人他具有多种特质，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无个性特征的职员。”（伯杰等，1973：34）这种双重自我意味着个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能表现其主体的个性特征，而在工作环境中这种特征则丧失殆尽。然而，人们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是很脆弱的，家庭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现代工业社会本来就具有“生活领域多元化”的特征——现代生活是高度分化（多元化）的，个人经历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互不相关的，这些不同的方面所代表的意义和经历也是截然不同的。相反，按照伯杰等的观点，传统社会的生活领域相对来说是统一的，在个人参与的各种团体中存在着高度整合。这样，个人就不会体会到现代生活的分裂感，也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脱离了共同的生活领域，不管这些个人是在家庭、宗教团体中，还是在工作中都是如此。

生活领域的多元化以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为标志，进而，多元化可以在这些领域内发生。

总之，这些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本来人们认为婚姻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而实际上，婚姻不能克服现代社会中生活领域的多元化带来的绝望。这种结论与古德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古德欢迎变化，对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实现抱乐观态度，而伯杰等很悲观。在他们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描述中，他们找到了一个考察当代美国家庭制度大量紧张关系的关键变量。

实际上，我们也同意伯杰等的观点。社会和个人活动领域的分离是当代西方家庭制度的主要特征。正是这种分离为分析社会变迁和家庭提供了新的透视角度。许多对家庭变迁的跨文化的和历史的分析忽视了这个特征。学者们受现代化理论影响，过份强调需要调查家庭结构的变化。这些理论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社会里庞大的父系扩大亲属群体是很普遍的，西欧和美国历史上就是如此。

有趣的是，古德戳穿了这样的神话：西方人所留恋的传统家庭“是在农场凌乱的大房子里愉快地生活的扩大家庭。”但是，他继而强调工业化和夫妇式家庭是十分“适应”的，强调扩大家庭对工业化起了阻碍作用，他的观点常引起不同的误解。古德擅长于考察家庭结构性质的变化，而对家庭和社区关系的变化则分析不够。对古德的观点不妨概括如下：工业化意味着扩大家庭的活力丧失了，而夫妇式家庭则得到发展，夫妇式家庭割断了同其它亲戚有意义的联系。

近来，家庭历史学家对西方家庭的历史是从血亲制度向夫妇式制度演化的结论提出异议。他们在对西方家庭模式的历史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与跨文化观点的社会学家如P·伯杰的结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家庭私有化的结论相类似。

三、社会历史、现代化理论和家庭变迁

在过去15年中，社会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在占有证据的基础上，对西方世界核心家庭是近年才出现的现象的假定提出了疑问，通过对历史上的欧洲和美国家庭制度的研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确信，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历史上存在的庞大的扩大父系家庭最终将过渡到核心家庭的假设是与事实不符的，现在，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正在趋向统一：西方社会中核心家庭在过去300年来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图为核心家庭基本结构，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对夫妇及未婚子女（无论有无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通常称“小家庭”。人类学家默多克依其亲属关系进行分类后的一种家庭形态，以区别于多偶家庭和大家庭。[图源：sogou.com]

最有趣的是，通过对家庭规模和成分的历史研究，社会历史学家获得了新的研究课题，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伯杰等在《无家意识：现代化和意识》一书中反映的主题有共通之处。家庭历史学家也重视西方社会的变迁，认为这个社会有利于个人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发展。他们认为广泛的社会公共制度包括工作和社区是和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尤其是最重要的制度——家庭相脱离的。他们指出这种情况同非工业阶段和早期工业阶段的家庭历史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历史上看，家庭起着社会生活基础的作用，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家庭和社会制度的整体并不是相脱离的。他们认为私人家庭生活的内容、家庭与工作及社会关系的变化正是当代家庭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些变化而不是从血缘扩大家庭制度向夫妇式核心家庭制度的转化是现代家庭的显著特征。

现在，我们将简要地讨论一下下面的研究结果——它们对西方家庭的趋势是从血缘家庭向夫妇式家庭发展的假说提出了质疑。我们尤其要注意一种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笼统地考察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是不可取的，新的研究关心的是考察核心家庭的结构以及在过去300年间核心家庭同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关系。

我们的分析从考察P·拉斯利特（PeterLaslett）和研究人口与社会结构的牛津小组的重要贡献开始。他们关心的是考察“户量”（household size）、户的构成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他们运用了一种资料分析技术——他们自称为“家庭重组”（family reconstitution），即根据从出生、死亡、结婚、遗嘱、土地转让记录中整理出的人口统计资料来推定世系和亲戚关系。其目的是重建普通人的家庭和户的模式，而这些人没有直接留传下他们的生活史资料。虽然有关富人和出身高贵的人的资料更容易弄到，但是家庭重组不失为一种重新获得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的日常生活资料的方法。

P·拉斯利在《我们已失去世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1965年）一书中把17世纪小规模的、基本上是封闭的、家族式的英国社会同当代广延的、工业化的、城市的英国社会进行了比较。拉斯利特运用了家庭重组技术来考察工业化以前英国的户量。教区记录簿为他提供了英国村落户量的资料。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很多英国家庭包括佣人在内，但是一般都不包括扩大亲属。统计资料表明核心家庭在工业化前的英国很普遍。鉴此他对强调工业化和核心家庭之间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提出异议。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拉斯利特和牛津小组用家庭重组技术分析了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人口普查资料。在此基础上他们出版了《历史上的户和家庭》（1972，拉斯利特编辑），书中所载的22篇记文就英国、法国、塞尔维亚、日本和美国过去三个世纪的家庭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按照拉斯利特的观点，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除了日本还可能除了塞尔维亚（今天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外，户量在过去300年间很大程度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并没有发现扩大家庭制度普遍盛行的依据。拉斯利特得认为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他早期的观点：小型核心家庭实际上在工业化以前就是这些国家家庭的基本形式。

对美国独立前家庭生活的研究为西方历史上盛行核心家庭提供了另一个证据。小菲力普·格雷文（PhilipJ. Greven，Jr.）对美国独立前马萨诸塞州安道维（Andover）的分析表明父母希望新婚夫妇另立门户。格雷文用家庭重组技术考察了安道维的四代居民。他的研究表明父母通过其支配和拥有的农田实行对子女的控制。虽然父系控制通过继承模式和有用的土地而得到强化，但是格雷文用大量例子证明了孩子及核心家庭在家庭生活中是如何占支配地位的。

J·迪莫斯（John Demos）1970年在对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家庭重组技术，普利茅斯是17世纪英国清教徒建立的殖民地。迪莫斯考察了这个殖民地的官方记录、遗嘱的内容、保留下来的人工制品（包括房屋、家具、工具、用具、衣服等等）来重建家庭模式。他试图用人口统计资料并结合心理学的方法来证明扩大家庭制度在殖民时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图为英格兰的殖民地之一普利茅斯（Plymouth）。[图源：dy.163.com]

迪莫斯对户的结构和户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发现一户就是一个核心家庭，家庭的基本结构和家庭成员的角色与责任基本上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模式相网：丈夫是一家之长；妇女在其自己的领域中也有相当的权力。孩子在6-7岁时——比现在早得多，人们就期望他们承担起成人的职责。

普利茅斯殖民地生活的显著特征就是户中成员未必有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很普遍。这些人的存在可以通过家庭在社区中所起的作用（这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完全不同）来解释。迪莫斯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提出这样的观点：这里的家庭所起的作用的职能范围与当代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职能后来由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在这个老殖民地中家庭起着“商行”（它是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中心机构）、“学校”“职业机构”、“教堂”、“教养院”、“福利机构”的作用。

按照迪莫斯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家庭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少了。其中心论点是许多曾经仅仅局限于家庭领域的职能逐渐被其它机构代替了。结果，从整体上看，家庭与社区的联系更少了。家庭的社会功能虽然萎缩了，但是它现在担负着对其成员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心理功能。于是，社会生活——家庭和社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可割裂的方面终于分离了。

由此可见，虽然迪莫斯与古德在西方历史上核心家庭是否盛行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他和古德以及其它的现代化理论家在对当代家庭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上却不谋而合。这些特征包括家庭的职能萎缩以及家庭与社区联系的阻断——又促进了私有家庭（private family）的发展；由于家庭内聚化倾向使家庭成为个人的“避风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由于社区联系的减少而得到加强。

对家庭重组技术的评价

运用家庭重组技术研究普通家庭已经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许多有关历史上西方家庭的重要资料。在社会科学中，研究扩大家庭的历史学家常常争论不休，各执一端。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过于强调家庭规模和组成的结构变化，忽略了家庭的情感作用。批评家们对依据出生、死亡、婚姻的记录以及户量和户的组成、户的自然布局可以探明家庭的情感特征表示怀疑。

批评家们首先对拉斯利特和牛津小组的方法和理论基础提出异议。卢茨·K·伯克纳（Lutz K. Berkner）1975年在针对《过去的户和家》（1972年）一书的尖锐批评中，对几乎完全依靠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户”的分析提出了疑问。伯克纳指出仅依据人口普查资料便会严重限制人们作出各种客观分析和得出各种可能的结论。他认为令人遗憾的是拉斯利特等利用的有效的跨文化资料非常贫乏，既不可靠也缺乏可比性。他进一步指出他们没有对特定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的家庭结构进行必要的描述。这些研究者本来应该对富户（他们有仆人）和贫户（他们被迫离家为富户服务）进行区分。伯克纳深信，由于这些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缺陷，人们可以抛弃牛津小组的很多结论。

C·拉希（Christopher Lasch）1975年批评指出：因为拉斯利特和牛津小组一味强调通过考察人口普查资料寻找答案，而忽视了对家庭情感特征的分析，所以也只能得出“空洞”的结果。他认为社会学家仅仅根据家庭规模或结构来刻划家庭特征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将家庭生活的情感动态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加以考虑，注意探索家庭情感特征的变化与特定社会中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变化之间的关系。

总之，家庭历史学家发现了这样的事实：核心家庭早在300年前就已普遍存在。这种研究成果使社会学家们确信：认为现代家庭以脱离扩大亲属结构为特征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学家指出，只有根据核心家庭价值观念和取向的变化。根据家庭同工作、社会联系的变化，才可以最准确地理解家庭的现代化。

*本文选自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第三章“20世纪比较的、理论的观点”，宋践、李茹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美剧《摩登家庭》剧照，该剧讲述了三对各有不同的美国家庭：一对普通父母与三个孩子、一对同性恋夫夫从越南领养了养女组成三口之家，一个60岁的老头迎娶了位热辣的哥伦比亚异国美女，美女还带着个11岁的胖儿子。这一大家子因为各有所异在生活中时常碰撞出火花。[图源：east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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