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奕斐 | 个体家庭的时代

沈奕斐，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家庭研究、性别研究等。著有《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等。[图源：sina.com]

2011年10月我和丈夫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这场婚礼与我们参加过的大部分的婚礼一样，放在了一个豪华的酒店，办得隆重而热闹，其中的一个环节引起了我的关注：

酒席过半，大厅灯光突然变暗，司仪邀请大家重新关注红地毯。随着音乐，大厅的门再次打开，换了服装的新娘挽着自己的父母缓缓走出来，而身后是挽着自己父母的新郎，六个人在灯光的追逐中走上红地毯，走上大厅前方的舞台，宾客们鼓起掌来。随后，新郎新娘站在舞台中间，他们的父母站两边，在司仪的主持下，完成了子女向各自父母献花，父母发表感言的步骤。

当两束大光照向舞台时，我突然在台上清晰地看到了个体家庭的心形模型：一束光照着新娘和她的父母，另一束光照着新郎和他的父母，两束圆形的光在中间重合，正好形成了一个心形。

在这个环节结束时，新郎挽着自己的父母走在前面，后面是新娘挽着自己的父母，父母一边向宾客挥手致意一边沿着红毯走下舞台。

之所以这场婚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我在台上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心形个体家庭模式以外，它有三点和以往我看到的婚礼不同：

1.在这次婚礼的舞台上，父母的位置被突出出来。以往也有父母致词或发表感言的环节，有的也有鲜花的仪式，甚至有的还会有父母给新人送红包的仪式，但是，一般都是在某一环节中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母和新人一起走红毯，并且婚礼一共有三大环节，这一部分足足占了一个环节。这和西方常见的父亲把新娘交给新郎的走红毯方式意义是不同的，在整场婚礼中，父母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体现了父母对这个小家庭的重要意义。

2.新人与配偶父母没有互动。以往我看到的婚礼，常常是新郎向新娘的父母献花，表达对他们培养了一个好女孩的感谢；同理，新娘向新郎父母献花。在这场婚礼上，无论是献花，还是拥抱父母，都是新娘对自己的父母，新郎对自己的父母，没有交错。甚至无论是走上台，还是走下台，新郎新娘都一直挽着自己的父母，没有交换。

3.新娘与新郎的平等。在挽着父母出场的时候，是新娘和父母走在前面，而走下台的时候，是新郎和父母走在前面；以往的婚礼一般一位父母代表发言，这次婚礼每方一个代表发言，当然，还都是爸爸发言。

这些特点同样满足心形个体家庭的特点：直系代际关系紧密，父母介入小家庭深入，年轻一辈趋于平等，情感表达加强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姻，我认为这样一种心形的个体家庭模式将会成为主流。在这最后一章，让我们再回到导论，总结一下个体家庭的特征，回答已开始提出的三个家庭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个体家庭的特征

导论已经指出，个体家庭是iFamily的翻译，是对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程中，以“我”（I）作为核心词汇的文化中家庭新模式的总结。我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于深描个体化进程中这一时节的横剖面，把这历史的“一瞬间”像照相一样，选择一个角度，“咔嚓”一声，记录下来，而这个角度就是“家庭”。在目前这个阶段个体家庭的模型是心形的。

在这个心形的个体家庭模型中，有四个特点是非常清晰的：

1.个体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个体形塑了家庭的面貌，而不是家庭决定个体的生活。历史学家认为，个人和家庭利益的结合永远是个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有不同的变化而已：在家族主义时代，个人利益让位于家庭利益，而在现代，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不总是一致的，实际上，当两者背道而驰的时候，总是处于竞争状态的家庭的意义被迅速压缩（Allan & Crow, 2001: 12）。

无论是家庭的结构变动还是认同，个体都处于中心地位。正如阎云翔指出：家庭规模和结构变化本身并不能揭示这个转型的最重要的部分。当代家庭的现代性一方面在于个体欲望、情感和能动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家庭关系中个体成为中心的趋势。换言之，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绵延不绝而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都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2012: 11）。

也许从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其逻辑已经变成了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修身成为了最终的目的。对个体来说，家庭就是为个体服务的，而不是反之。

2.代际关系依然紧密，但是涉及的代际数目范围变小。有多项研究（例如

Mitchell 1969; Rosen 1976; Lau 1982）显示出大多数夫妇与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仍然保持紧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新居形式与双边亲属关系（bilateralism）愈来愈普遍（李沛良，1991）。由于家庭功能无法依靠国家福利或社会公共产品，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度增加，尤其是对源生家庭的依赖度增加，导致直系代际之间的关系紧密，但涉及的代数急剧下降。

以个体为中心来建构家庭的模式并不意味着个体家庭必然是抗拒大家庭模式或者与亲属关系相对疏远的，两者之间没有相关性。个体根据需求来建构自己的家庭，当独立的核心家庭更符合个体理想和利益的时候，个体家庭就是核心家庭的模式；当个体觉得大家庭更好时，就可能选择与父母亲属保持紧密的联系。由于目前家庭需要承担很多的功能，代际之间相互需要，因此，目前大部分的个体家庭代际关系紧密。

3.女系和男系处于同等地位。个体家庭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妻子一方的家庭成为了与丈夫的家庭体系同等重要的一个部分。孔迈隆认为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后代的男性体系被高度地个体化，因为男性最大的责任就是确保家庭最大化的扩大……（Cohen, 1976: 27）而个体化的过程，强迫女性也许要成为个体，用贝克的话来说，女性是“从为他人而活”到“自己的生活”（Beck & Beck-Gernsheim, 2001）。由于女性过去在家庭中受到压迫最深，因而反抗的弹力也更足。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崛起，导致原来父系的家庭结构变成了V字形的个体家庭系统。

这种心形的个体家庭体系中的权力关系不仅与夫妻双方相对的地位相关，也和两个家庭体系之间的博弈相关，同时和代际之间相对的地位有关。由于老年人的权威急剧下降，男性的地位没有本质的改变，因此，如果不考虑经济地位的悬殊差距，那么很多个体家庭都处于“后父权制”时代，年轻女性的权力来自老年人而非年轻男性，这样，从表面上看来年轻夫妻双方的权力关系趋于平衡。

4.个体家庭是一种随时可以变动的形态，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的层次上，个体家庭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当冲突是在代际之间发生时，个体会强调三口之家的个体家庭；当个体与配偶有矛盾时，包含自己父母的个体家庭就会占据上风；而当面对其他亲属的时候，包含双方父母的家庭会成为一种认同。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需求中。因此，讨论个体家庭模式的认同就像讨论一盆水的形状，器具决定了它的形状。而这个器具就是家庭内的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力量博弈。

个体家庭居住模式的多元和流动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也是在风险社会中个体应对现代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降低风险的手段，家庭成为个体抵抗风险的最后堡垒。在中国的风险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突出。

总之，个体家庭是形容从传统到现代的各种模式的系谱总称，它强调的是不同个体对家庭认同的差异，强调家庭模式本身是可以被选择的，强调不同家庭选择差异。把自己放在中心的选择必然和强调集体利益、家族利益的大一统模式不同，差异是其本质属性，个体的选择形塑了家庭的框架。

家庭结构：多元和流动

核心家庭的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居住模式，更重要的代际之间、夫妻之间、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考虑这四点，那么用核心/主干/联合这样的类型化来归纳家庭的变迁已经失去了活力，家庭的变化与过去相比，并不是在于家庭户的变化，因为家庭户的变化更多地受到了住房等条件的制约，不能反映人们的家庭观念和内部关系真正在发生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显示，年龄、文化等与上海城市家庭结构都没有明显的关系，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住房。住房面积较大或较小，都可能形成主干家庭。如果在住房建设中，一室户造得多，核心家庭比重就高，反之核心家庭则减少（刘炳福，1996: 72）。

当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有条件改善居住情况的时候，在紧密的代际关系和强调“小家庭”独立性的两种力量下，出现了多元而流动的家庭结构。有的学者把这样一种状况称之为“灵活的家庭”（Vincent, 2000），而我更喜欢把灵活表述为多元和流动两个特征，把这种结构称之为个体家庭。

个体可以选择组建一个核心家庭，但是，在目前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语境下，核心家庭更像是西方投射到中国的一幅海市蜃楼，看上去很美，但是却并不能真正生活在其中，因为核心家庭所要求的个体之间的独立、代际之间的独立、社会为个体服务的文化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个体家庭的结构是灵活的，可以分了再合，合了再分，形成了整体上多元而流动的格局。核心家庭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模式，但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它并不是理想的模式。

家庭功能：经济与情感井重

在多元而流动的家庭结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们构建家庭结构的逻辑变化了，这一点从家庭主观认同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孔迈隆指出，中国家庭包含了三个组织性要素：财产、经济和父系社群，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三个因素组成的家庭结构可能千变万化（Cohen, 1976）。我认为孔迈隆的结论仅限家庭主义时代，随着集体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相继到来，家庭主义逐步让位于个体化，这三个组织要素也让位于对个体而言直接相关的利益和情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家庭中亲密关系与经济之间的区隔。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connected lives）观”，她认为“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或层面。我们所有人习惯上都会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泽利泽，2009: 3）”。这一点我非常认同，经济与亲密关系常常以一个硬币的两面出现，如前文提到的一个家庭中的抽屉经济显然就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密相关。

在家庭内部关系中，金钱的重要性和情感的重要性都在上升，家庭可能是一个“经济合作体”，也可能夫妻之间都会有经济上的冲突和博弈；但同时，夫妻对彼此的亲密关系要求也越来越高，亲密关系被认为是结婚的合法理由。金钱与亲密关系在伦理上可能是对立的，但在实践中，两者很多时候是相互影响的，简单地认为亲密关系取代过去的经济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孔迈隆在研究80年代的中国家庭时，认为当中国进入了一个非集体化时代（decollectivization），家庭拥有的领域明显扩大，并产生了新的自由，比如可以外出工作、建立私营企业、开小店等，这些经济体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发展起来的，说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家庭从来没有失去过它作为财产和经济实体的传统定（Cohen, 1992）。但是，即使没有分家，在一个家里的居住模式是多样化的，在分家之前就已经有“小家经济”（房）（Tang, 1978）。孔迈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中国家庭的研究中提到上海的一个个案：一家人一起开饭店，吃住在一起，父亲给儿子发工资，同时还承担提供食物，另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工资自己支配（Cohen, 1992）。孔迈隆把这一个案看作是家庭还是个经济共同体，家长要照顾年轻一代的利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分析，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在上海人中，父辈与子辈的经济已经分开了，无论是否居住在一起，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两个经济单位。无论哪种情况更接近事实，都证明了金钱对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成员之间有非常丰富的经济交往活动。

同时，无论是在媒体还是法律上，都在宣扬爱情或者感情对家庭的重要性。电视剧总是告诉人们相爱的夫妻才可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法律认为感情破裂是离婚的充分理由。按照吉登斯的研究，亲密关系对人们会越来越重要，而且这种亲密关系会走向“纯粹关系”（吉登斯，2001）。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图源：indiewire.com]

经济和情感并重实际上也是个体脱嵌的一种表现，无论是为了家族还是为了革命都不再是结婚的合法理由，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体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家庭建构的逻辑真正的变化在于人们从经济和亲密关系两个视角确定了自己的家庭成员，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会选取适当的概念来解释，而这一切都是从个体的需求而不是家庭的需求出发的，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从家庭主义转向个体家庭。

家庭内部关系：亲子主轴的倒置

亲密关系越来越重要并不等于亲子主轴被夫妻主轴所替代。费孝通认为，在美国的家庭中，“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这一点和乡土社会中的中国家庭有着显著的区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延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感情。”（费孝通，1998: 40-41）随着亲密关系的变革（吉登斯，2001）,感情逐渐占据事业在家庭中的地位，因而，夫妻主轴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夫妻主轴替代了亲子主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夫妻主轴和亲子主轴在家庭中都很重要，依据个体的背景、经历和现状，取舍或平衡两者，这一点在已婚独生子女家庭中看的更为清晰。

安东尼·吉登斯著《亲密关系的变革》1993年版书封。[图源：douban.com]

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力量非常强大，这种亲密关系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并不逊色于夫妻感情。再加上传统反哺的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接力模式取代，父母的个体化程度又远低于年轻一代，因而愿意为孩子做出奉献，在这样互补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已婚独生子女把父母看作是比配偶更值得依赖的资源，两者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子女结婚而有重大的改变。

至于从集体主义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更为确切的答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也我们能够确实地看到的是个体家庭的出现，无论是在代际关系处理上还是两性关系协调中，我们都看到了同一家庭内的两个个体家庭之间的冲突、协商和妥协。

与此同时，孩子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削弱，甚至更为突出。年轻夫妇与老一辈对第三代教育问题上的广泛矛盾，孩子姓氏的争论和家庭资源向第三代的倾斜等都体现了亲子主轴的下端——父母与孩子关系的重要性，与传统不同的是，这一次男性也加入到这一竞争中。与其说亲子主轴在家庭中被夫妻主轴所取代，不如说亲子主轴的重点从上落到了下，亲子主轴出现了倒置。

家庭权力关系：年轻女性从老人处获取权力

在个体家庭的视野下，我们分析家庭的内部关系时，看到的就不仅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个体家庭和个体家庭之间的争斗，因此，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平权并不能说明家庭的平权，在背后有更为复杂的运作体系。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家庭社会学者普遍认为家庭结构有一个从传统的父权制向民主平等转型的过程。传统的家庭（traditional family）逐渐减少，而伙伴式家庭（companionate family）出现。麦克唐纳在回顾了家庭权力文献后，开始质疑家庭权力的概念，他认为尽管研究者认为人人都知道家庭权力是什么，并热衷于测量它，而实际上，与其说家庭权力是一个经验事实，不如说它是一个理论概念。麦克唐纳也批评了以前研究中缺乏对“家庭权力”和“夫妇权力”之间区别的敏感性，似乎只有三种模式：丈夫主导、妻子主导或者是平等。他认为实际上孩子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父亲的权力是一个曲线图，代际关系不断变化，所以，研究家庭权力就必须考虑孩子的因素（McDonald, 1977）。把这一结论如果放到中国，显然不仅要考虑孩子，还必须要考虑父母，才能完整地展现一个家庭的内部关系。

从决策、家务劳动和经济安排中，年轻的妻子开始拥有了一定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非来自男性的让渡，而是来自老年人权力的式微，在没有老人让渡权力的情况下，依然是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年轻男性很少做家务，依然是一种刻板的性别分工。因此，个体家庭并非是一种权力平等的模式，而是一种博弈的结果。

之所以年轻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而老年人越来越处于弱势，这和个体化进程是相关的。在高度个体化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认为成败、进退都取决于个人，而不是由于个人无法控制的结构和处境所造成的结果。在一个以风险经历为特征的现代化社会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成为了一种重要力量（贺美德、庞翠明，2011: 65），但是不同性别和不同代际的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都是不同的。

从性别角度而言，女性相比男性有更强的个体化动力。在传统社会中，等级依靠“角色轮流”来维持稳定，而男女尊卑却一直是存在冲突的，因此，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这一方面首先得到了冲击（刘创楚、杨庆堃，1989: 51），被压迫的一方总是比压迫一方更有斗争的动力。

米切尔（Mitchell, 1966）指出妇女从事的是“最漫长的革命”时，发出的是一个悲观的预言。实际上女性革命并不是单独发生的，它是和其他社会变革融合在一起的，在中国，个体化的进程对于女性地位的提高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格洛塞尔通过对1915-1953年中国的家庭变化，向我们展示了性别的建构是被整合在一个国家对其自身的理解之中的，而性别身份实际上是在家庭内被建构出来的（Glosser, 2003）。

个体家庭的出现实际上是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女性把自身的血缘和婚姻脉络加入到了家庭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家庭内两条家系的状况，这两条家系在一个家庭内的表现就是家庭成员不同的家庭认同，两条家系的斗争和妥协形成了多元而流动的家庭结构。

女性的个体化从计划经济时代就开始了。在集体化的建构过程中，女性的集体认同较之男性更为突出。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对妇女而言，从单干到集体的转变同时意味着自身的“解放”的过程：与男人一同下地劳动，与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搭里红火”，一起唱歌、识字。“大食堂”、幼儿园、缝纫组等等的试验都是以“解放妇女劳动力”，让女人“走出家庭”为目的建立的。在此意义上，集体化对于婆姨们就有了一种不同于对男人们的意义（郭 Yu-hua 2011: 150）。

骥村的女性生活史告诉我们，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痛苦和压抑的角色）的途径，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农业合作化中女性的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的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文化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的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想。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她们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却得到“解放”的感觉，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是来自这种幻象和感觉。（郭 Yu-hua 2011: 151）

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个体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同时，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因此，女性追求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动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都有了条件，即使在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中，依靠个体化的进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和利益，年轻女性在家庭内的地位随之提高。

从代际角度来看，老年人个体化的程度明显要低于年轻人。研究证明，农村的青年“在很多方面经历了从家庭中‘脱嵌’的过程，这也正是个体化社会的特征之一；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把家庭作为个人最主要、并且往往也是唯一具有直接重要意义的集体单位的话语表达，对伴随着个体化进程而出现的社会和个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做出回应（贺美德、庞翠明，2011）。而老年人在个体化进程中充满了无奈：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中国农村老年人失去了集体的保障，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他们又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庇护。此外，他们仍然无法享受国家专为城市居民提供的社会服务，他们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改革后中国现代生活中的全部不确定性（曹诗弟、泥安儒，2011: 74）。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超过了老人个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导致老人相比较年轻人更依赖于家庭，主要是子女。依赖是不平等的源头之一，老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逐步丧失，让渡给了年轻一代。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强调平衡远多于平等，对家庭研究来说，平衡可能是与平等同等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平等强调客观的一面，而平衡强调主观感受，如果希望家庭研究能造福于个体幸福的话，平衡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而哈瑞斯走得更远，他不仅否定权力概念在家庭研究中的适用性，并且提出平等／不平等的二元划分本身就是文化建构的。对不同的个体而言，平等的意义是不同的，其关键在于人们对婚姻的追求是不同的（Harris, 2006），婚姻对于个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人们在婚姻中也许根本就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幸福，平等并不等于幸福，付出同样可以是一种幸福。在这样的理念下，个体家庭概念的提出意义就更为重大，如果代际关系对中国人来说如此重要，那么家庭内部的关系显然不仅仅是横向的平等那么简单，它还涵盖纵向与横向之间的协调，而这正是今天已婚80后们的家庭矛盾所体现出来的特征。

在个体崛起后，父权制变迁后，上海的家庭并未走和西方的相同道路，而是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家庭道路，这一个体家庭的特征是纵向和横向同等的重要，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群体中，根据需求和资源的条件，在选择中形成个体家庭具体的形态。

中国的个体化：传统与现代的博弈

个体化理论本身是和现代性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贝克认为制度性的个体化是第二现代性的特征。在第一波现代性时，人们从农业社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中脱嵌出来，再嵌入到了另一个系统，即工业社会；在第二波现代性时，没有一个结构性的、大家都认可的系统可以再嵌入，每个个体必须通过自己的决定，“过自己的生活”（Beck & Beck-Gernsheim, 2001）。这种每个个体选择某一种“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完全自愿的，而是存在某些制度性的变迁在强迫个体做出这样的选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个个体的要比别人“先进”一点，才能证明“自己的生活”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通过控制来塑造“个人自己的生活气也就是说对选择、自由和个性的推崇，并不一定会使得每个人具有个体独特性，相反的，因为决定的作出是有赖于社会机制的，因此当代人并不能自由地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甚至有可能失去个性。在这一过程中“选择”“自由”成了个体化过程中的关键词，但是，本来设定为自给自足的个体却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开始变得不确定，出现了西方学者争论正盛的“空虚时代”（利波维茨基，2007）、“公共人的衰弱”（桑内特，2008）等。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著《个体化》2002年版书封。[图源：i.gr-assets.com]

贝克谈到的制度性个体化是建立在个体已经从社会中独立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并且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的基础上发生的。也就是说，完成了第一现代性，进入到第二现代性：国家福利开始不能承受从而要求个体更多地承担责任的时候发生的。而在中国，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是同时在发生，同时我们的文化和条件与西方也是不同的，因而我们的个体化与西方的个体化必然是不同的。

在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需要同时处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所有问题，因此，中国的个体化是传统上处于差序格局中的个人还没有变成独立的、原子化的个体，就不得不面对个体责任的过程；是还没有完全建立个体权利意识就不得不行使个人权利的过程；是个体同时从传统和现代性中脱嵌，进入到一个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风险社会中。

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从传统社会直接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充满了悖论传统上，中国人依赖家族文化的价值体系而生存；现代市场经济——个人崛起后，中国依然很难在群体价值规范之外，建立一个个人为主的主观价值信念（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1999）。这种矛盾性提醒我们，传统与现代并非是一个谱系的两端，可以从一头发展到另一头。扬弃“传统-现代”的二分观念，而是把社会转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起点到终点的中间部分都是过渡阶段，一直在变化（金耀基，2010）。在今天的城市中国，我们看到了传统和现代的共存和博弈。

家庭不仅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正如金耀基指出的：我们以为中国文化传统的落根之处在家，中国文化的复兴之着力处亦必在家。……我们要讨论的是怎样才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组成与内涵？……中国现代化能否彰显，中国现代化之是否能减少工业化及都市化等所带来的社会解组之痛苦，都与这个问题能否合理解决有关（金耀基，2010: 83）。

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意义重大，日本稻叶君山说：“保护中国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这家族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所以，冯友兰有“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之说（金耀基，2010）。但是传统的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对的，强烈的家族意识会阻碍“个人主义”与“社会精神”的发展。因为，家是建立在“特定”的“身份”上的，故形成了中国社会的“身份取向”、“特殊取向”及“关系取向”的性格（金耀基，2010）。强调关系和身份等级本身和个人主义的个体独立、个体平等和契约精神都是不吻合的，在没有建立个体观念的时候就进入到个体化的进程，使得每个个体同时面对传统和现代。传统和现代就像两种资源进行博弈，个体在做每一个抉择时，都把传统和现代按照自己的利益和爱好进行排序和选择，以达到最优于自己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传统虽然不再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但是它依然作为一种资源和行为模式在影响个体。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国社会著名的人类学家Burton Pasternak曾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在台湾所看到的中国家族制度就像一只工具箱一样，人们随手捡拾其中一种以为解决当时需要之用，但是并不放弃其他的工具（Pasternak 1972）（李亦园，1991）。传统与现代就像两样工具，个体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某一样工具。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迫使个体从家庭和单位中脱嵌出来，但是，脱嵌并不意味着独立。个体追求权力的时候不愿意承担义务既是一种生物性，也是制度缺失所导致的。我们在独生子女一章中，看到了个体化程度最快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一个最依赖于家庭的群体，这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但实际上与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压力是紧密相关的。社会变迁促使年轻一代尽可能地利用传统中对他们有利的因素，来缓解生存和快速发展的压力。

在这样一种传统和社会转型交织的途径中，我认为形成的个体与其说是“无公德的个体”（阎云翔，2006），还不如说是依然处于关系中的个体。制度的机会主义造就了个体的机会主义。每一个个体都在传统和转型中寻找最契合自己需求和能力的落脚点。个体无法完全独立，就必然会在家庭中寻找支持，同时个体也在家庭结构的形成和内部关系的调节中充分发挥了能量，所以，我们看到了家庭结构的多元和流动，看到了家庭内部关系逐渐在失去规范。

个体家庭的这种特征不仅仅是家庭的一种变化，其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博弈在社会的其他方面我们也同样看得到。

目前的个体化还在不断地进行中，远未结束，因而我也无法给予新的家庭特征以类型化，我们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变化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足够重要，因为它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体验和实践。曹锦清和陈中亚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个体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是以抽象的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形态转向以具体的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的运动过程（1997）。在家庭内部我们看到了转变，但是并非是导向一个契约组织，而是有重归家庭的趋势，这是与中国的传统紧密不可分的。因此，传统和现代不是可以二元划分的两个概念，而是一直在螺旋形地穿插前进，所以我们看到一系列奇怪的组合如嫁娶概念的淡漠和对姓氏的强调被现实结合在一起。

个体与家庭的关系已经在改变，但是改变的结果必然既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人类的智慧就在于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力来塑造自己的人生。

社会快速发展与家庭变革

社会的发展就像一列行进中的列车，个体就是乘客。每当列车到达一个新的站点时，原来的乘客下车，新的乘客上车。新的乘客总比下车的乘客有所不同，被视为“更先进”一点，新的乘客开始掌握列车行进的方向和速度。而中国社会就像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开的速度太快了，旧乘客还没有下车，就来了一批又一批新乘客，每一批新乘客都和前面的乘客想法不同，每一批乘客都认为自己掌握列车行进的方向才是正确的，合理的。火车上挤满了不同时代、想法完全不同的人，因而冲突也更为频繁。

家庭中的成员也一样，跟随着列车跑得飞快。原来二十年是一代人，现在五年就是不同的一代人了。在私密的领域中，人们对于同质性要求更高，更不能容忍差异，因而，家庭中大量的冲突都和这种快速发展有关。父母和子女一辈的想法可能完全不同，婆婆和媳妇对孝顺的理解完全不同，父母和孩子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家庭成为了冲突的中心。

家庭中的种种冲突也是整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城乡背景、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体之间的冲突缩影，家庭中的割裂在整个社会中同样存在，因为社会也是由这些个体组成的。

个体家庭的出现同样也是为了应对了这种快速发展，它也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古德论证核心家庭比其他任何家庭形式都更能适应工业化制度的需要的主要论点是：个人更容易顺应劳动市场的需要，更能集中精力干工作，而不是集中精力考虑其亲戚网络的需要；此外，个人往往会花费较少的时间参加亲戚们的活动，也更加容易流动（古德，1986）。西方通过福利制度和女性不工作来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照顾家庭弱势成员的责任；而在中国，虽然没有同样的福利制度，但是，在国家撤出私人生活时，家族制度重新发挥作用，支撑家庭的功能，释放了年轻的劳动力，对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老人的帮助，所以，每个60岁以下的人都成为了劳动力，老人承担原来妻子应该承担的家庭义务，把女性劳动力解放出来，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

所以，中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和女性工作、老人承担家庭义务有紧密的关联，正是有这两项条件，我们在家庭没有崩溃的情况下，既实现了家庭的完整，又实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个体家庭的灵活性能最大程度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帮助个体应对现代性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社会快速的发展，社会福利的不足和国家撤出大部分家庭领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使得中国的个体独立和发展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而这样的个体也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语境中，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制定合理的家庭制度，帮助家庭的成长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家庭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落根之处，那么对这样一种根基的研究和理解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家庭主义也不会再成为文化的核心要点，但是在一个风险社会中，在没有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之前，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和肯定是必然的。

在逐渐富裕后的中国，人们追求幸福的角度将会加快，对自身（I）的感受会更加重视，私人生活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加大，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个体、家庭和国家的排序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得到更多的讨论。

*本文为沈奕斐著《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第九章，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著。

**封面图为电影《摘金奇缘》剧照。[图源：theknot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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