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索未 | 婚外包养与亲密关系的伦理实践
肖索未，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博士、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主要研究领域：性别研究、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人口流动。其先后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妇女研究论丛》、《社会学评论》、Men and Masculinities、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目前担任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亲密关系与伦理实践
就本书关注的婚外包养关系而言，我将聚焦以下两个方面的讨论。
（一）亲密关系的伦理维度
正如道德人类学所批评的，现有社会理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往往陷入机械化或工具化的倾向。这种工具化的倾向在对婚外包养的解释里尤其明显，公共认知乃至大部分的研究往往难以跳脱“钱色交易”或“权色交易”的基本预设。本书将努力跳脱这种简单化的理解，通过考察人们进入、维系（乃至在一些案例中中止 ）包养关系的过程以及他们的解释，剖析个体行为中利益、情感、伦理的纠葛，以及“做有利的事情”、“做想做的事情”和“做对的事情”之间的复杂关系。
深入思考亲密关系的逻辑，需要突破一些固化的文化认知，更多地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Vivianna Zelizer关于亲密关系的论述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Zelizer提出“关联的生活”（ connected life）的视角，以纠正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的将金钱与亲密关系对立的分析思路。她指出，各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常常是与金钱交换共存的，比如父母出钱让保姆照看他们的孩子，父母给孩子零用钱、资助孩子上大学，结婚时朋友和亲戚给礼金，移居外地或国外的人给家里人汇钱（Zelizer，2007）。在《亲密关系的购买》（The Purchase of Intimacy，2007）一书中，Zelizer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多种多样， 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权利、责任等，人们会努力进行区分和界定，避免混淆。比如，订婚不同于恋爱，恋爱不同于约会。除了使用表明关系的一些符号、仪式和命名，人们还会采用特定的金钱交换形式， 并使这种金钱交换形式与他们对交换双方间关系的定义相一致。比如，送聘礼就是用来区分明媒正娶和纳妾或短期情人关系，以便确立婚内财产、继承和子女的合法地位等权利的一种手段（Comaroff and Roberts ，1981）。
图为Viviana Zelizer (194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专注于研究经济中的文化与道德含义，著有《Morals and markets》。[图源：Columbia GSAS]
因此，亲密关系中道德界限的划定，不是基于亲密关系中是否涉及经济或金钱交换的事实，而是基于这种交换形式是否与特定的关系相符。正因如此，人们会进行Zelizer所说的关系管理（relational work），包括建立和维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在时代变迁之时重塑某些关系、将这些关系同其他关系区别开，以及在特定时候结束关系。关系管理还包括在各种关系、交易、媒介和限界间创造有效的组合。通过关系管理，人们区分出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为每一种关系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交易和媒介，并通过命名、符号和实践来标示这一组合（Zelizer，2007）。
“关系管理”可被视为人们在亲密关系中伦理实践的一个方面。在分析包养关系案例时，我将借鉴关系管理的思路，描绘人们如何定位自己的关系、区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关系，如何理解特定关系里的经济与情感，如何发展合适的互动形式，等等。我还将呈现不同包养案例中差异性的关系定位和关系逻辑，并展现关系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变动性及冲突性。
（二）亲密关系的道德与伦理
尽管不少学者指出，从术语上对“道德”和“伦理”进行严格区分既无必要又不可能，然而，本书从便于分析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使用。我将道德侧重为社会性的规范、义务、规则、禁令等，而伦理则更多聚焦个人行动中对“什么是对的或好的”的判断以及形塑道德主体的努力。对于伦理和道德的关系，Joel Robbins（2004）的总结颇有启发，他认为道德领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有意识采取的行动所组成的， 在该领域中，通过文化建构，使得行动者能够察觉文化价值的指令性力量，又能明确意识到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些力量。
伦理解释和行动事实上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由严格的文化强制发展而来的各种实践形式（通常被认为作用于无意识或者完全自然化的层面），另一端则是根植于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实践形式。行动者更多是被鼓励而非被强制去实现这些道德价值（Faubion，2001）。作为伦理主体的行动者必须感受到道德价值的指令性力量，并以受到鼓励的方式去认可这些力量，这意味着伦理领域就不可能是完全由文化强制所主宰的。与此同时，行动者必须在行动决策中定位这些价值，即便只是做表面文章，那么，这也意味着伦理场域不可能只由自我利益所决定（Robbins，2004）。
Jarrett Zigon关于“道德停顿”的论述进一步阐释了道德与伦理之间的互动。Zigon认为，道德可以从制度 、公开话语以及身体化的道德性情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认识。所谓道德的制度性层面，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宣称的道德，虽然它对个体具有真切实在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位个体成员都严格遵从 ，并且每个社会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制度性道德。作为公开话语的道德与制度性道德关系密切，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作为话语的道德是对未由官方机构直接表述的道德信念、概念的公开表述，它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对话互动的结果。作为身体化性情的道德，则是伴随着个体的人生轨迹而形成的一种不假思索、 未经反思的日常存在方式（Zigon，2007，2008，2010）。
Zigon, J. (2008). Moralit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Zigon指出，所谓伦理正是针对道德，尤其是对身体化的道德性情的有意识的反思。此时，人们会针对自身进行各种伦理实践，目的是使自身在别人和自己眼中变成道德上较为得当、较能被接受的人。“道德停顿”指的就是人们停下来反思、并以自身为对象有意识地进行实践的伦理时刻。“道德停顿”是对日常性的打破，往往发生在某一事件或他人闯入日常生活的时候，突来的挑战迫使个人思考什么样的回应才在道德上得当。置身“道德停顿”的个人，从道德的上述三个层面中汲取各种资源来改变自身，以便回归往往不假思索、未经反思的日常道德性情——但是个人的道德性情在此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注意的是，“道德停顿”也是具有一定自由与创造性的时刻，在这个过程中，道德的三个层面发挥的作用是提供资源，而非决定个人如何进行伦理实践（Zigon，2010）。
由于婚外包养关系备受主流道德质疑甚至谴责，处于这些关系中的人们因而更有可能（或者说不得不 ）进入“道德停顿”时刻（包括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更有意识地反思自身和所处的关系，汲取各种道德资源，进行伦理解释和实践，从而使自己成为自己和别人眼中在道德上能被接受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对婚外包养关系的研究，不仅仅能够阐释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伦理反思与实践，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够洞察社会文化层面亲密关系道德的复杂性。
本书从婚外包养中个体的讲述、解释和行动出发，将尝试探讨当下中国社会关于婚姻家庭、亲密关系中复杂甚至是冲突的道德论述。比如，从关于纪然冰案的天涯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忠诚是当下中国社会定义两性关系首要的制度性道德，并在公开话语层面占据优势，然而在该层面上也存在其他的道德原则，比如“真爱至上”。与此同时，从个体的亲密关系实践出发，我还将论述这些关于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的不同的道德准则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被鼓励和激发；个体更具“生活整体性”的伦理判断与其他行为意图的交织关联，及其背后的阶层和性别意涵。而这些论述，必须嵌入市场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 尤其是阶层与性别关系的重构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
市场转型期的阶层与性别重构
中国市场改革40年，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经济资源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取代了集体化时代以政治身份为主的分层标准；不同社会群体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变，比如商人、企业家作为“新富”阶层崛起，而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工人群体陨落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无法获得城市的身份和相应福利（陈映芳，2005；李强，2004；陆学艺，2002，2010；潘毅，2005；孙立平，2004；王春光，200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体验、感受和应对变动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
图为2006年2月6日，福州市一路边用工市场聚集了数百名前来寻找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学者指出，阶层作为一种“活出来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其意涵正是在社会实践和互动中生产出来，阶层的边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划分、协商、调整甚至挑战（蓝佩嘉，2014；Bettie，2000；West and Fenstermaker，1995）。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消费主义积极参与到转型期中国的阶层重构中去，消费欲望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共话语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王宁，2012）。消费文化重新建构着关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的想象。在市场改革中崛起的经济精英们，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老练的“ 公民—消费者”（Pun，2003），通过奢侈品、出国旅游、昂贵的休闲娱乐等消费行为，建构高档、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成为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Wang，1999；Wank，2000；Wang，2005）。低收入群体也不遗余力地按照新标准进行消费。消费为那些在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对自身位置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如农民工），提供了一种融入城市文化、获得现代身份的感受，与此同时也生产出其“低阶层”性（Yan，2000；Schein，2001；Hanser，2004；余晓敏、潘毅，2008）。
日常生活中阶层的表达与协商，往往与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平等紧密交织（Barber，2008；Bettie，2000 ）。比如，对服务业的一系列研究，生动地呈现了顾客的阶层身份和社会地位如何通过服务者性别化的身体表演得以标识和展现（何明洁，2009；Hanser，2005；Otis，2008）。正如Amy Hanser所指出的，在市场改革时期的中国，性别化的表演有效地传达了新富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又巧妙地掩饰了其阶层特质，而这恰恰与“性别”在市场改革时期被视为人的“本性”高调登场有关（Hanser，2005）。正因如此，女色消费成为新兴的商业群体管理和调整阶层身份的重要方式。郑田田的研究表明，在夜店情色消费过程中展 现的“酷男气质”——责任感、理性、可信赖性和自控力——成为商业精英男性群体进行成员选择和结盟的重要手段（Zheng，2006，2009）。张跃红则指出，企业家试图在“毫无男子气概”和“过分大男子主义”之间 建构一种新的男性特质。在市场改革时期，政府官员控制了企业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造成后者的“去势化 ”，因此通过在生意交际场合给官员们的女色消费埋单，企业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这些官员，补偿了企业家的“去势”，并重新界定他们的男性气质（Zhang，2001）。
在这背后不能忽视的是，在市场改革时期中国性别意识形态出现的巨大转型，其特征之一就是带着本质主义色彩的、强调两性之间“自然差异”的性别观念的兴起（罗丽莎，2006；王政，1997；Barlow，1994 ）。罗丽莎指出，这些新出现的充满性意涵的性别关系在市场改革时期被描绘成对自然法则的回归。在这一被罗丽莎称为“后社会主义寓言”的论述中，计划经济时代的性别中立被视为“非自然的”和“可笑的”，那么 ，对性别和性行为的自然化理解便与一切非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象——尤其是一个富足的市场化/消费社会和中国的“新的”、现代化的未来——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
吴小英对市场转型期性别话语的分析指出，当下的性别话语以个体主义为基础、以提倡“素质”和“欲望” 的“市场话语”为主导，它与维护父权制基础的、主张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话语相结盟，并高度渗透到国家话语之中。女性素质分化成两部分：一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二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前者获得了国家话语的强力动员和支持；后者借着传统性别话语的助力 ，在全球化的消费时尚中获得公众包括女性自身的认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素质和能力说，并没有将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不平等作为考虑的因素。男女之间性别分工和差异被“自然化”，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效率和机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资源，这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女性的素质往往被简化成了身体的市场价位，通过身体和角色资源比通过个体的能力资源更容易使女性在市场上获得高价位（吴小英，2009）。
图为1988年以超模Cindy Crawford为封面的《花花公子》杂志。[图源：搜狐]
关于男性气质的主流表述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是性和欲望的显性化。诚如罗丽莎所言，当释放和彰显被压抑的个体欲望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性和情欲作为最本质的人性获得了表述的合法性（罗丽莎，2006；Zhang，2007），而男性的性欲、情欲又因与传统性别规范暗合，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接纳和鼓励。其次，是财富的核心地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理想男性越来越多地指向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形象（雷金庆，2012）。赚钱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是男性化个体素质的一种重要表现，这种能力可极大地增加其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徐安琪，2000；Farrer，2002；Osburg，2013）。与此同时 ，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和家庭角色的回归，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都将男性气概与男人的家庭 角色和家庭地位相挂钩，强调“养家人”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权威（Yang，2010）。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婚外包养关系。我将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个人故事，深入描绘处于不同性别、阶层和城乡迁移中的人们的选择、经历、感受与解释，探讨人们在亲密关系实践中如何应对利益、情感和伦理的复杂关系。我试图阐述两个主要观点。
首先，通过亲密关系进行的欲望实践和展示，成为阶层分化的一种“自然化”的符号边界。市场转型中崛起的新贵阶层，正是以能够更大限度地实现欲望而标示的，甚至以其逾越主流道德的可能性来构建起整个阶层的优越性。而欲望被理解为“人之本性”，巧妙掩盖了其所隐含的阶层特质，因为相比于财富、权势等外在的标准，欲望的实践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自内心的需求和渴望”。这里，我借鉴了罗丽莎关于“ 欲望”的宽泛定义，涵盖一系列宽泛的期待、需求和渴望；作为欲望主体，个体通过性、物质和情感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而运转（Rofel，2007：13-14）。但不同于将欲望视为个体内在的、非理性的、带着某种（自我）解放色彩的，甚至颠覆社会规范的特质（丁瑜，2016；裴谕新，2013；Tsang＆Ho，2007），我力图凸显欲望的文化生产性和社会嵌入性。
其次，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亲密关系成为人们寻求某种有尊严的生活的重要途径。借鉴查尔斯·泰勒 （2005）的观点，我将尊严视为与个人认同和社会承认相结合的概念，在本书中具体呈现为人性化存在、 自我价值感和社会承认与联结。我试图说明，在关于金钱、性和情感的形形色色的欲望的“表层故事”背后 ，是关于个体如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深层故事”，而这正是许多人在婚外包养这种非道德的亲密关系里伦理实践的支点。
查尔斯·马格雷夫·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1931－)，加拿大魁北克省天主教哲学家，麦吉尔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横纵当代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界。主要涉及领域：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政治和道德哲学（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现代性等）、宗教哲学。[图源：三联生活周刊]
上述观点将在结论部分展开阐述。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进入田野，认识并感受一下我的受访者们生活的世界。
结论
2007年6月，时隔一年，我重访广州和宁波。我联系上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也从邻居和朋友那里 打听到一些其他人的近况。在本书前几章出现的主要人物中，Lucy跟她的香港男友分手后，去了深圳，开始跟一个单身企业家交往。她的朋友Jamie已经换上了平跟鞋、孕妇装，小心翼翼在家待产，男友承诺给她换一套大房子。住在广州郊区的阿菲和阿雪还同男友在一起，而她们的好姐妹阿婉已经被男友甩了。打工妹阿润和阿芳回了老家，阿萍生下了儿子，跟李雅一样，虽然偶尔还会上演“离家出走”，但已经打定主意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阿英和阿媛还在沈家村讨生活，独自抚养女儿。当女儿越来越频繁地问起爸爸，强悍如阿英，也感到棘手。阿媛一边想方设法瞒住母亲，一边计划着把女儿接到身边。老王跟妻子离婚后， 同小梅结了婚。严龙在遭遇了一场重大车祸后，妻子和女友都离他而去。我没能联系上来自潮汕的小徐和阿毛，邻居们告诉我他们离开了，不知去向。
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的午后，我造访了阿菲的新家。新家的小区环境看起来更高档，绿树荫荫，墙白瓦红，楼里有电梯还有保安。但屋内的条件却不及从前——居室面积比原来的小，装修也没原来的好，略显老旧。我随口问起为什么搬家，阿菲告诉我说，原先的公寓楼没有电梯，她有两次晚上喝醉了回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阿东就给她买了这套带电梯的公寓楼。
正聊着，我从包里拿出一套迪奥的香水礼盒送给阿菲。她高兴地打开盒子，把香水瓶子拿在手上端详 。“这很贵吧？迪奥的牌子有很名，”她抬着头看着我说，“你还能记得来看我，我那个男人两个礼拜没来了 。每次打电话给他，他都说很忙，没时间过来。”
从我认识阿菲以来，就不时听她抱怨阿东来得少了，甚至担心他会甩了自己，朋友们有时候笑话她想太多。但这一次，似乎并非无中生有。阿菲继续说道：
“四月份他朋友带他去了一趟东莞。他回来跟我说，那里的靓女很多。我问他是不是跟靓女上床了，他说没有。但是从东莞回来以后，他变了很多。以前他很害羞，看到那些小姐也不知道怎么说话，每次都让我陪他去。现在他在酒吧里玩得很嗨。这两个月他去了好多次东莞了，我怀疑他在那边有人了。 ”
我问她有没有想些办法不让他找女人，她笑笑说：“我又不是他老婆，我管不了，就是他老婆也管不了 。男人天生都花心的。”
而这次，阿菲不仅面临着更年轻漂亮的靓女们的威胁，更直接感受到了阿东妻子的压力。闲聊了一个多小时后，阿菲慢慢道出，她搬家最重要的原因是，阿东的妻子在阿菲旧居附近买了一套公寓。阿菲悻悻地说：“他害怕他老婆在路上碰到我，打起来。他老婆买了那房子后，他就给我找了这套房子，催我搬。” 说着，阿菲伤感起来：
“这次我和他真的是要分手了。他现在还给我钱，但他上个月跟我说他生意不好了，可能做不下去了， 到时候就养不了我了。但是他们跟我说他最近给他老婆买了一串很贵的珍珠项链，还给钱她去日本度假。可能他现在发觉老婆才是最好的。”
男友的态度让阿菲感到焦虑不安，忧心忡忡。她计算着阿东过来的次数、打来的电话、给的钱、送的礼物，品味着他说的话，表现出的热情，仿佛这些都昭示着他对她的兴趣、感觉和欲望，而这将改变着关系的走向。男友的性与情感的欲望是内在的、变动的、不可捉摸的，时刻需要寻找外化的痕迹和证据，去反复确认。当男性的欲望游走到其他女人，甚至是回到妻子身上，可能都将意味着关系的终结。
婚外包养与亲密关系伦理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很多通常被叫作“婚外包养”或“包二奶”的故事。不同于“钱色交易”的简单化解释， 我指出，包养关系是一种不同于交易性性关系的亲密关系。事实上，与性交易区分开来，正是包养关系中 的人们进行带有伦理意味的“关系管理”（Zelizer，2007）的起点。这种“关系”划界，一方面建立在女伴性关系的专属性上。在这些关系中，不仅男性要求女伴的“性忠诚”，而且受访女性主动强调“我又不是小姐”，“ 不是谁都可以的”。另一方面，关系的情感特质被高度凸显。人们通常使用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来表述对关系的理解，比如，“喜欢”、“有感觉”、“恋爱的感觉”或者“被感动了”、“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这些语言将两人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情感性社会关系，而非交易。
与“一夜情”、更随意的“情人”关系等其他婚外情相比，包养关系意味着更多也更长久的关联和相互责任 ，而这恰恰体现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界定和协商经济往来、互动方式和关系形态，使之构成互洽的组合。在包养关系中，男方提供住所往往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关系的承诺，给出的钱财通常以负担生活开销的形式出现、表明他们供养女伴的责任和意愿，并以礼物的形式表达浪漫情感，取悦对方。女方不仅就合理的开销、必要的礼物等物质交换讨价还价，她们也会就男友的逗留时间、对待她们的态度、性行为、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协商（尽管这些协商的努力不一定成功）。
图为电视剧《蜗居》，剧中海藻（李念饰）成为了宋思明（张嘉译饰）的情人。[图源：知乎]
很大程度上来说，虽然被主流婚恋道德所谴责，但婚外包养关系恰恰高度遵循主流婚恋文化的性别逻辑：男性的经济供给被建构为一种爱的表达，一种责任担当，被鼓励甚至被要求，而女性在关系中的“性忠贞”则更被强调和要求。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这一系列关系管理的尝试，为这种非制度化的亲密关系界定边界，并商议个体为维系关系所需要付出的经济、情感、性等各方面的努力。
中国历史上有过纳妾的传统，但当代的婚外包养关系并非纳妾习俗的“死灰复燃”。在传统社会，纳妾是制度化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宗法制度的制约。妾是家庭的正式成员，但“妻”、“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体现在娶纳方式、死后葬礼、家中名位、衣食起居、权利义务等各个方面（陈鹏，1990；程郁，2006；伊佩霞，2010）。尽管纳妾有象征（家族）地位、满足（男性）情欲等作用，而繁衍子嗣则是纳妾在宗法社会中最“正当”的理由（程郁，2006）。换言之，纳妾与履行家庭责任、维护家庭秩序密不可分。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当代婚外包养关系呈现高度的“去家庭化”。比如，在包养关系中，生育实践和意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调查的案例中，怀孕和生育在包养关系中不仅不是“关系设定”的一部分，而且通常是要避免的。不少女性曾意外怀孕，而绝大多数的情况选择打胎。在少数决定生下孩子的情况中， 生育往往被解释为两性间浪漫情感的一种升华或结果。生育的意义已经从履行家庭责任转变为见证私人情感，而浪漫爱情话语为“非婚生子”提供了某种可表达的文化资源。不难看出，当代的婚外包养关系与履行家庭职责关联甚微，而更多指向个体私人情感和欲望的满足。
婚外包养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个体情感的兴起与婚姻的工具性强化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一定程度上撑开了人们对婚外情进行伦理判断的弹性空间，构建出男人将不离婚作为道德底线的合理性，也为包括婚外包养在内的婚外两性关系提供了某种“道德”论述的空间。
学者指出，市场改革以来私人生活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个体情感、欲望的肯定乃至推崇（Rofel，2007；阎云翔，2009；阎云翔、郎帅，2016）。在改革初期，在知识分子主导的公共话语中，浪漫爱情和个体欲望被认为需要从集体化（尤其是“文革”）时代的“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是人性的拨乱反正，具有某种伦理意义（Farrer＆Sun，2003）。个体情感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婚姻的情感期待的提升。不同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婚姻常态，“男女只是在行为上按照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事业 ，不向对方期望心理上的契洽”（费孝通，1998：46），当代中国人对于婚恋关系中的情感诉求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恋爱择偶阶段要求“有感情”、“有话说”，在婚后生活中也更加讲究沟通交流、情感契合（徐安琪，2000；阎云翔，2009；Farrer，2002）。情感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国家法律层面，在1980年的婚姻法修订中，“感情破裂”已成为离婚的“必要条件”：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婚姻法》把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离婚开始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瓦解了婚姻的“神圣性”和“ 永恒性”（潘绥铭、黄盈盈，2013）。从理念上来说，婚姻关系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建立在双方情感契合基础之上的“契约”。
与此同时，婚姻的“工具性”作用日益凸显。正如学者指出的，处于转型社会和全球化风险当中的个体 ，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环境，加上国内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国家、单位、集体等组织力量的部分撤出，个体回到家庭寻找资源和安全感。家庭成为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也构成社会安全网的兜底机制（吴小英，2012）。与此相伴的是，家庭关系经常呈现某种“实用化”甚至“功利化”的取向，比如物质条件越来越成为现代人择偶中最看重的因素之一（徐安琪，2000；Farrer，2002）。基于姻缘和血缘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增强，代际的经济、事务性互助得以延续且有加强的趋势，甚至宗族重建在一些地区活跃起来，成为重要的社区活动（冯尔康，2005；马春华等，2011；王跃生，2010；庄孔 韶，2000）。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利益共同体，家庭的稳定性变得重要，个体的家庭责任被重申，强调家庭及家族整体利益的观念和习俗得以重建和强化。
个体情感与家庭责任、婚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人们真切感知的生活现实，这也反映在人们对婚外亲密关系矛盾复杂的社会态度上。一方面，婚外恋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焦虑和恐惧。“婚姻忠诚”在官方和主流公共话语中被高度强调，并试图通过法律来对婚外两性关系进行制裁，比如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中，明确规定夫妻间有相互忠诚的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另一方面，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调查，在2000～2010年，不仅婚外性行为在增加，人们对婚外恋、婚外性的包容度也在提升（潘绥铭、黄盈盈，2013）。
婚外包养中的性别、阶层与城乡
亲密关系不仅充溢着流动的情感、金钱和性，而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社会意义。通过对不同案例的深 描和分析，我指出婚外包养关系成为人们建构性别身份、协商社会地位、获得有意义的自我认同、价值感和尊严的途径。然而，包养关系对于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涵。阶层、城乡和性别等社会力量相互交织，深刻地影响了人们进入包养关系的轨迹、在关系中的互动与体验、对亲密关系的理 解以及关系管理策略。
对商业阶层男性而言，包养关系成为将经济能力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男性欲望显性化和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性别话语的支持下，拥有漂亮女人成为彰显身份、权力和优势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商人阶层的一个群体性实践。因此，商人的二奶们不仅要在私人领域满足对方地位感的需要，而且要通过一系列的身体管理、亲密互动等方式帮助对方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优越感，并建立起有吸引力的男性形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工薪阶层男性。他们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去势”，包养关系更多起到的是“尊严补偿”的作用。作为一种个体策略，他们依赖二奶提供的体贴的家务服务，以及她们压抑抱怨和失望等情感管理的努力，以肯定其家庭供养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身份，生产出男人的尊严和价值感。
对进入包养关系的城市女性而言，由于她们身处的社会圈子已整体性地受益于市场改革实现的向上流动，个体积极参与到消费文化所形塑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设定，构成了其社会交往和群体接纳的重要凭证。与此同时，她们身处高度推崇男性供养的性别文化之中，长期依赖与男性的亲密关系来建构有意义的性别身份，并维系社会阶层位置。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结婚对象”时的过渡性选择，从而能够维持时尚的生活方式，保持与原有社会网络的连接，避免向下流动的尴尬境地。在关系管理中，她们将亲密关系工具化和去情感化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供给与情感付出之间的相对平衡。
包养关系对来自农村的打工妹而言的意义更为复杂，男伴在情感上的关切与经济上的供给对她们来说往往同等重要。在高度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的乡城迁移经历中，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的临时性替代。她们中的一些人通过男伴的经济供给实现了向上流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农村身份的限制；另一些则将男友的物质供给和社会地位视为有吸引力的男性品质的表征，享受与心仪的男人谈恋爱的美好感觉。
市场转型中的欲望与尊严
在本书中，我指出婚外包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途径。在关于欲望的“表层故事”的背后，我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深层故事”。在此，我将展开讨论亲密关系中欲望实践的意义及其与尊严之间的关联。
我对欲望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市场转型期欲望的社会文化生产方面，这受益于不少学者的洞见（比如， 王宁，2012；阎云翔、郎帅，2016；Rofel，2007）。罗丽莎在《欲望中国》（Desiring China）一书中 ，通过对公共文化的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市场转型中“欲望主体”的生产。她指出，1990年代以来，在席卷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进程中，与全球资本主义相连接的代表“普遍的人之本性”的新自我被打造出来，取代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文化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实践。“欲望”正是普遍人性的核心（Rofel，2007）。罗丽莎用“ 欲望”一词涵盖一系列宽泛的期待、需求和渴望；作为欲望主体，个体通过性、物质和情感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而运转（Rofel，2007：13-14）。罗丽莎指出，这是一场国家与民众共同参与的重构自身与世界 关系的文化实践，借助设定人们欲望的主题、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实践，国家获得政治的合法性，而个体可以在新自我与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伦理之间建立起联系。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阎云翔侧重从道德维度来探讨欲望，不同于将“欲望”视为对道德和规范的突破和颠覆，他认为欲望本 身就是新的社会伦理规范的一部分。1990年代以来个体欲望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从注重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体系向强调个体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人主义伦理体系的转变”（阎云翔、郎帅，2016：44） 。阎云翔指出，欲望是从价值观转型到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转型的最短通道。欲望合理化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层面的转变，而且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推进，是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一直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阎云翔、 郎帅，2016）。
阎云翔的分析基于他对中国传统人格的建构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人传统的做人过程的决定性机制 是“克己复礼”——一种道德性的自我，通过道德化的自我反省来控制欲望，达成符合社会期待的人。欲望的合理化正体现出这个基本伦理机制的被颠覆和修改，“为了要使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我们的道德化的自我就不再努力去压抑欲望，‘克己’这一面很少有人能做到，相反地是来修正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受尊重的关系人”。欲望与个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欲望的合法化与个体的兴起有着自然的亲和，“全球化时代下，欲望的合法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欲望的合法化，个体就先天性地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优势或者更强的话语权”。（阎云翔专访，2017）
上述学者所指出的，正是以“普遍人性”面目出现的欲望是市场改革以来个体化的主体建构的核心。个 体欲望不再处于改革前高度“失语”或“批判”、“改造”的状态，而被自然化和合法化：既认为欲望是个体内在固有的，又强调欲望满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欲望论述围绕着个体展开，但与偏重于理性计算的利益概念不同，欲望包含着感受层面，从而指向更具整体性和复杂性的人性特质。
不同于阎云翔在论述中将欲望本质化的潜在倾向，我更倾向于将欲望的兴起视为一种理解和解释个体 行为的文化解释体系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家Jane Collier的启发。Collier（1997）对一个西班牙村庄1960年代到1980年代二十年变迁的研究发现，市场转型的变化是关于理解人们行为的概念和解释框架 ，从原来的（对他者的）责任转向（关照自身的）欲望，而不是简单的从压抑欲望到实践欲望。在普遍“遵循传统”的1960年代，人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实践内心的欲望；而在广泛“听从内心”的1980年代，人们也在“ 遵循他人的意见”。差别在于，人们理解、解释行为的文化参照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是类似的行为 ，之前人们习惯用遵循传统、履行义务这样的概念系统来解释和表述，而到了市场化时期则倾向于解读为自我意愿的形成。
在市场转型期的中国，欲望的合理化，与其说是人们跟从内心意愿和感受的可能性的提升、挣脱道德 自我的压抑，不如说更多体现在人们的概念和实践领域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人们如何管理自我呈现与解读他人行为。正如本书中所呈现的，欲望——对性的需求，对情感的诉求，对生活方式的要求，对摆脱命运、向上流动的渴求——成为人们理解和解释包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而事实上，那些构成“欲望”的内容，受到各种力量的形塑和规制，围绕着什么是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什么是恰当和不恰当的 ，生成了新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对个体进行约束。简言之，欲望的合理性最主要体现在其变得“自然”、“可见”、“可言说”、“可理解”，而不是不再受到道德的约制。
正如本书所阐释的，市场转型中崛起的新富阶层正是以能够更大限度地实践欲望而标示的，甚至以其逾越主流道德的可能性来构建起整个阶层的区隔；而当欲望被当作“人之本性”，又巧妙地掩盖了其传达阶层边界的意涵。作为一种阶层区隔符号，欲望的“外显”尤为关键。正因如此，男性欲望的表演在新富阶层里是高度组织化、半制度化的行为。通过日复一日的消费、组织化的夜场消费，新富阶层向社会传递出一 种新的价值标准。财富的力量与性的、情感的欲望搅动在一起，这种欲望必须是可见的，而不是独自享受的。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存在主流道德对婚姻忠诚的要求，有能力公开僭越才构成有意义的“区隔”符号。与此同时，正如一些关于商人群体的性消费的研究所揭示的，该群体内部形成特定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规制欲望实践和呈现的恰当方式（Hoang，2015；Osburg，2013；Zheng，2006，2009）。
在这些喧嚣的欲望言说、彰显的表层故事背后，我力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深层故事——那些人们真切感受但未能被明确言说的故事。我对尊严的探讨受益于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er）的启发 。泰勒（2005）指出，现代尊严观念，不同于建立在传统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荣誉观念，是建立在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其基本前提是“人人都享有尊严”。尊严与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理解关联在一起 ，这种新的个人认同高度强调（他者）承认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借鉴社会学的研究在经验研究层面探讨尊严概念的做法，将尊严与自我价值、群体参与、社会认可等方面关联起来（比如Lamont，2002；Pugh ，2009）。
在本书中，我将尊严视为与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相结合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人的价值得到平等尊重 ，主要表现为人性化存在、自我价值感、群体（社会）承认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所区别但又彼此关联 。人性化存在与社会中他人、机构与制度的对待方式密不可分，构成自我价值感的基础层面；而自我价值感关乎自我认同，高度依赖他者的认可，尤其是生活世界中的重要他者的承认。
我认为，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恰恰构成了在婚外包养这样主流道德之外的亲密关系里的伦理支点。这里 的伦理关乎“我该如何生活”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判断，因此，必须将对特定亲密关系的理解放到人们更为复杂漫长的人生轨迹中。毋庸置疑，由于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差异和其所处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不同，他们对尊严的诉求各有偏重。比如，一些打工妹高度看重男伴给予的关切和爱护以及一个稳定的家， 从而逃离进城打工过程中“异化”的生活——身体上、社会关系上和情感上的多重异化，获得尊重、关怀等基本的人格需要。另一些打工妹通过包养关系同时获得经济资源，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生活，生成“我也可以过想要的生活”的自豪感。都市女性通过男性供养进行时尚消费，获得和维系对她们而言重要的社会群 体的认可，维持都市女性身份和归属感。对很多女性而言，通过体会爱情或被爱，她们实现了在市场化时代女性认同里最重要的部分。对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女伴提供的照料和情感劳动则弥补其在市场和家庭中受损的男性尊严和价值感；而对于新富的商人阶层而言，亲密关系的实践在他们建构群体边界的同时， 也成为个体获得同伴群体接纳和认可的重要方面。
在现代社会，亲密关系与个体层面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是确认自我价值的重要方面。正如泰勒所言 ，“在个人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认同是多么需要，同时又是多么容易受制于有意义的他者所给予或拒绝给予的承认……爱情关系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现代文化普遍强调应当满足人的各种一般需要，而且因为内在发生的认同就是在爱情关系这个熔炉里诞生的”（泰勒，2005：299）。在转型期的中国，当本质化的、充满性意涵的性别观念兴起时，亲密关系的实践成为性别认同和个体价值的重要方面，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更重要的是，婚外包养关系中的尊严获得往往与更宽泛的社会认可、承认关联在一起。亲密关系以“补偿”或“跳板”的形式帮助个体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所谓“补偿”，指的是通过私人领域的情感满足以弥补公共领域的尊严不足、损害或欠缺的状况。个体高度重视亲密关系中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和态度，体恤、关心 、尊重等情感表达以及彼此的良性互动，以建构某种难以在其他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而“跳板”则是指通过亲密关系来获取更大社会的承认所需要的资本或条件，从而获得重要的社会圈子的接纳和认可，至少不会“落于人后”。
亲密关系对尊严获得的补偿或跳板作用，与市场转型中公共领域的“尊严危机”有关。效率至上的发展方式、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壁垒并置以及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使很多群体都经历了“尊严不足”甚至“尊严剥夺”的状况。贫富差距扩大，男性气质与经济能力高度挂钩，低收入的男性被当作没能力、去男人味；女性群体被结构性地剥夺在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难以独立获得消费主义营造的理想生活的可能 。此时，私人领域成为人们获得尊严的替代选择，尽管进入的可能是一种受主流婚恋道德所谴责的亲密关系。
欲望与尊严都与现代个体的兴起密切相关。欲望成为个体认识自我、建构主体的核心内容，而尊严则关乎他人及社会的对待方式，以建构完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个体的兴起不仅 意味着欲望的表达与实践，还包含着对自我价值、个体认同和社会承认的新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有尊严的生活——个人得到尊重和认可，建构有意义的自我认同，既是现代社会基本的正义需求，也成为迈向个体化时代生活伦理的基础。
*本文选自《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艺术家伊芙琳·摩根（Evelyn de Morgan）的油画作品“黎明的凯旋”（Aurora Triumphans），直接昭示了艺术家本人与女仆的婚外情。[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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