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1999），著名人类学家，心理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第62届（1977-1978）美国人类学会主席。在研究视角上，他强调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创立了心理人类学这一门学科；坚持以“比较分析法”（comparative approach）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研究。他最早以中国与美国为研究对象，后来又陆续加了入了印度与日本两个社会。主要著作有《中国人与美国人》《宗族、种姓与社团》《家元：日本的真髓》《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
现在，我们可以就本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来更加仔细地分析前文的资料，即人类生活中魔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所描述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均发生在霍乱流行期间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同时举行各种活动。多次打醮仪式的日期也在同一天。人们在举行打醮活动时，各种土药方和道德方面的规劝也被张贴在各处。一些西城人注射了抗霍乱疫苗，而另一些人则借助传统的药方。无论这些预防方法的本质是什么，本镇的居民不可能在击皴和念经的声音响彻全镇的时候仍然做局外人。一些活动的作用是相互补充的。以烟熏来洁净空气，清扫街道，禁食鱼肉，禁欲，以及不再在小溪边洗涮都是打醮仪式的补充。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取悦于神，以便得到神的帮助。人们还借打醮仪式超度新近亡人的灵魂。
1. 溶合在实征知识中的魔法
从人种学家的角度，以及现代科学对霍乱病病因及其表现的认识来看，西城人采取的一些措施无疑是具有科学性的，或者说是以经验为依据的，而另一些措施的本质则明显是超自然性质的。
虽然我们可以将某些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被禁止食用的作法看成是取悦于神或者避免胃“寒”的行为，但它实际上制止了霍乱的流行。当地人在食用水果时，通常不洗，也不削皮，而蔬菜是在小溪中洗涮后便生吃，或加以简单地烹饪后食用。因而此时禁食某些蔬菜和水果便有其明显的科学卫生价值，否则这些蔬菜水果是最容易传播霍乱病菌的。
禁食鱼肉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在摄氏30-40度之间，杆菌在碱性介值中繁殖最盛…肉、肉汤、血浆，营养胶质和马铃薯均是理想的繁殖病菌的介值”。因而，在霍乱流行期间，禁食肉类和马铃薯的卫生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人们采取的其他措施与科学似乎无多大联系。祈祷，各种仪式，以及道德禁令或许有助于稳定一个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骚扰的村镇，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无法阻止流行病的扩散。
除此之外，人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带来与人们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效果。例如，刺破指尖放血的作法，可能导致严重的感染，以至完全破坏随后的血清治疗；饮用取自山洞中或是香炉改成的喷泉中所谓的圣水，可能使感染更进一步恶化。
中世纪就有为了治疗黑死病对病人进行放血的疗法，而且这种疗法屡禁不止，人们甚至找到理发师帮忙放血。[图源：zhihu.com]根据本书第一章中定义的科学标准，我们可以将人们应付霍乱的传统方法分为三类：可能产生有益效果的方法；对霍乱没有任何防治效果的方法；与所期望的结果适得其反的方法。表2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从表2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实征知识（科学）不仅与魔法溶合一起，而且人们还往往在错误观念的左右下运用这些实征知识，因此，当一位人类学家在分析霍乱流行期间人们的行为时，两个现象体（魔法与科学）之间的界线在他眼中是一清二楚的，而对西城人来说，这种界线在他们的头脑里是不存在的。诸多传统的措施同时出现，西城人对传统方法的观念，以及参加打醮仪式的人们对注射抗霍乱疫苗和其他现代预防方法的态度都说明，科学与魔法在西城人的头脑中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如果说人们对表二中所列举的称之为实征或科学知识的措施还持有怀疑的话，那么对霍乱病的现代防治方法的科学性应该是坚信不疑的。霍乱是现代科学完全征服了的人类疾病之一。引发霍乱病的细菌，这种细菌传播的方式，病发后的症状，治疗霍乱病人的有效方法，以及如何有效地预防感染上霍乱都已为人们所知。现代医学权威们甚至认为“对传染性疾病的周期性和湿度的综合硏究可以预测可能发生的传染性疾病”。西城的几大群体——学校，教会学校，以及医院都采取了科学的预防方法，其结果是无一人感染上霍乱。按理，这一事实足以告诉西城人，采取科学措施的巨大作用，以及传统方法相形之下的无效。然而，当地人不但对科学方法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甚至那些注射了抗霍乱疫苗的人，同样支持打醮的活动，同样采取其他的传统方法。因而，我们不但发现科学和魔法在西城人的头脑中没有明确的界线，魔法并不一定填补科学的空白，我们还看到了里韦布托（M.Levy Bruhl）称之为原始心理状态的一幅图画。西城人在可以获得现成有效的科学方法的时候仍然固守着显然无效的魔法。对于里韦布托的这种说法，马林诺斯基是坚决反对的。里韦布托没有意识到的是，科学作为一门实验学科在所谓的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建立在观察之上的实征知识却十分丰富。然而，马林诺斯基的错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试图在魔法和实征知识，或科学两者之间划分的绝对界线在任何社会众多的人类行为范畴中并不普遍。只要审视一下欧洲的医学史，我们便可以发现，将魔法与科学绝对一分为二的作法既不代表公众的思想，也不代表理论家和医生们的想法。只要观察一下今日欧美人的生活，我们也发现，一种绝对的科学思维并不完全代表纯粹的，或者说应用科学家们，哲学家们，以及教师们的思想。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许多科学家，医生和技术员在他们的职业范围内遵循的是科学的逻辑推理，但在诸如种族、性别，或国内国际政治的事务中，他们常常持有与已知事实完全相反的观点。实际上，在纯专业，纯科学和纯技术的事物中，科学逻辑也并非遍及各个角落。看看巴斯德的细菌理论，切利略的宇宙日心说，孟德尔修道士的基因发现，以及富尔顿的汽船，我们就知道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多么令公众们难以接受。鲍亚士没有详细阐述所希望存在，但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的“逻辑思维前”与“逻辑思维时期”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别。但鲍亚士指出，在所有社会中，无论社会发展程度如何，人们的生活方式（即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建立在他们的文化传统观念之上的。我研究原始人信仰所得的第一印象是，他们的感官认识能力很强，但逻辑分析能力却较弱。我认为其间的原因并非由于原始人的大脑有什么根本差异，而在于传统观念决定了人们怎样去理解每一个新认识。原始人与文明人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似乎主要是与新认识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之间的差异。当我们认识到，无论在文明社会还是在原始社会，一个普通人只有将当时当地的情形与他早先的经验积累相结合才能解释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一作出解释的全过程完全取决于传统文化内容的特征。因此，民俗对于决定人们的思维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时下流行的哲学观点也极大地影响着民众的思维模式，主导的科学理论便左右着科学硏究的特征。我并不赞成鲍亚士采用“原始”的字眼以区别所谓的“文明社会”。然而他的观察结果在一切人类社会中有其真实性。做为社会的一员，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他人的影响和影响他人。一个人不可能每走一步就停下来仔细分析他/她所遇见的现象本质究竟是属于超自然的还是科学的，但他/她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新的经验与早先建立的反应系统结合起来。因而在这个个体的反应系统内，科学和魔法各占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鲍亚士称之为的“传统文化内容”。若一种文化的传统内容之整体是以超自然的成分居多，那么人们所吸收的和反馈的内容便多是超自然性质的。若是换另一种文化，其传统内容之整体侧重于科学和实征经验，那么人们所吸收的和反馈的内容便会与科学相一致。在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情况下，既然产生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人，既然人是因为生活在文化中而获得文化，而不是每走一步便以理性来分析能否科学地或符合逻辑地接受某一种现象，那么所谓逻辑思维，产生逻辑前的思维，以及非逻辑思维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在两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逻辑，然而各自逻辑的前提与内容均以各自特定的文化为基石。虽然鲍亚士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任何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其传统文化内容之整体也往往超出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所能完全掌握的范围。在有文字的社会中，诸如中国或者法国，其传统文化内容之积累是如此丰厚，以致于个人浏览全貌已是困难之极，更不用说完全加以吸收了。值得庆幸的是，任何社会并不要求其成员掌握全部的传统文化内容。在每一种文化中，个人在社会机制的引导下，对传统文化内容的某一部分加以溶合或反馈。因此，尽管耶稣教导人们“送上你的另一半脸"，但现实生活中的基督教社会并没有要求其成员一定要实践基督的箴言。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理论和应用科学家，然而在西方科学家李约瑟，合作者王铃和鲁桂珍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他们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前，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这些科学家们的巨大成就也知之甚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书影，整套书共有14册，不可不谓是宏篇巨著。[图源：jd.com]人们通常以两种方式互相影响和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这两种方式是：角色和情感（role and affect）〔译注：affect与feeling在本书皆译作情感或感情，并不细分前面两者中文与英文意义之差别〕。角色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利用物品，提供服务和技术以换取他人的等价物，或谋求他人的利益。这种角色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并且是可以终止和改变的。随着一个社会逐渐工业化，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差距加大了，变得多样化了。这可以从汽车行业，选举，电信业，以及养育孩子各个领域得到证实。然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情感却很少发生变化。情感就是：爱或恨，同情或嫉妒，抱负或感情疏远。感情包括的内容并不多。我们的祖先可能会被现代的计算机，复杂的商业和犯罪手法弄得眼花缭乱，但他们仍然能够理解我们对孩子与爱人，胜利与失望的感情。如果说，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些情感有所变化的话，其变化也是微乎其微的。以上的论述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为何西城人在能够借助有效的科学措施应付霍乱的时候，他们仍然固守着显然无效但年深月久的超自然方法。人们对传统方法情感上的依恋以及人们作为同一小区成员相互情感的联系决定了他们的观念和行为。表3对西城人的传统方法的逻辑思想以及对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行为背后的逻辑思想均做了说明。很明显，在应付同一场流行性霍乱病时，对于一个西城的成员，一个在西城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实行一些禁忌和祈求神灵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正如注射疫苗和住院治疗对于一个深信科学的人是正常的逻辑一样。在两种情形下，人们对病情的诊断以及采取的应付措施均是由文化决定的。当西城人在他们的社会中成长时，他们便获得了关于鬼魂，瘟疫精灵，神祗的惩罚以及个人的命运的一些概念。他们将疾病防治的大部分工作交予这一文化中的专家们（道士巫师们）来主持。与专家们相比较，大多数西城的居民们对祭祀仪式和超自然物的概念较模糊。在另外一种文化，但类似的情形之下，欧美人获得了关于细菌，医院、药物和注射的概念。他们将疾病的防治交给他们文化中的专家（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与他们的专家相比较，一般的欧美人对治疗霍乱的注射剂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入院治疗的方法和药物都不十分清楚。在以上两种情形中，决定人们是否倾向依赖超自然方法还是科学方法的不是他们本身，而是文化和社会，一个人的传统文化内容往往是指导他/她行动的情感条件。当我们硏究新事物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被接受的方式时，我们发现传统文化内容在这时产生更加重要的作用。无论进入一种文化的新事物是一位神祗，一种服装样式，一件人工制品，机械部件，治疗某种疾病的方法，或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决定的因素首先是一个社会中整体的传统文化内容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这个词能够最贴切地归纳以上所论述的过程。赫斯科维茨（M.J. Herskovits）在其著作中发展和论证了这一说法。根据赫斯科维茨的说法，重新解释“是将旧的意义冠之于新事物或是新的价值观改变旧的文化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的内部进行，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不亚于使一外借来的事物结合到某一文化的过程”。将这一概念用来分析我们正在硏究的资料，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西城人认为仅仅注射抗霍乱疫苗和仅仅采用现代科学的防治措施是不明智的。在一个现代医学和医生没有一定地位的文化环境中，在一个出现流行性霍乱或其他危机（如干旱）时，人们采取一切可以获得的措施来应付危机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要接受任何新的治疗方法的话，这种新方法也只能是人们采用的众多的方法之一，或与其他方法同时使用，或与其他方法先后交替使用。有的时候，重新解释的过程以完全结合和转变的形式出现，将旧的内容冠以新的名称或将旧的名称换以新的内容。这种情形用“信仰”（syncretism）一词来形容更加贴切。在西城流行霍乱期间，人们禁食水果和鱼肉的作法可能起源于这些食物将加速细菌传播这一现代医学知识。然而，当这些禁忌出现在西城时，它们就变成了传统观念中为神祗洁净那个地区的一些说法。用石灰粉在住宅门前画半圆的作法无疑也起源于现代科学知识。在一些西城人看到学校和医院用石灰粉消毒之后，镇内一些年长的人便清楚地回忆起十年前石灰粉出现在西城的情形。然而，西城人并没有像中国内地的医院和其他一些现代机构一样，将石灰粉撒在公共厕所和病房的内外，他们认为用石灰粉在其住宅大门外画一个半圆将加强门上和墙上仙人掌和手印的作用。*本文节选自许烺光《驱逐捣蛋鬼》第七章“魔法与科学”，台北天南书局，1997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封面图为1991年，秘鲁伊基托斯一名3岁的男孩在接受霍乱治疗，那场疫情曾影响到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图源：news.science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