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姆 | 香港的乡庙

约翰·A.布里姆(John A.Brim)，1940年生，1970年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 Local Systems and Modernizing Chang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虽然传统中国的宗教生活很多都集中在庙宇里，但是，对中国庙宇组织的全面研究却寥寥无几。非但如此，由于只重视诸如图像研究（iconography）之类的主题，而忽视了庙宇组织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细节，因此，大部分对中国庙宇的研究都孤立地看待它们而不顾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本文将讨论在中国香港新界这一地区、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庙宇类型——乡庙（village alliance temple）。本文将对乡庙的组织进行描述，并尝试说明这些乡庙与它们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新界是中国香港三大地理分区之一（另为香港岛和九龙），位于香港北部，是香港特区面积最大的部分，占香港面积接近90% 。它北以深圳河与广东省深圳市分界，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烟墩山。[图源：goabroad.sohu.com]

乡庙服务于村庄联盟组织（organizations of allied villages），为后者所有并受其控制。尽管新界地区也有其他类型的庙宇——有些服务于单个的村庄，有些则服务于诸如宗族和义工协会这样专门的利益团体——但是，乡庙则因为它们的规模、它们提供的种类繁多的宗教服务以及它们传统上在村际（supravillage）的社会结构中历来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在新界的宗教生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讨论乡庙之前，容我先简要概述与其有关的村庄联盟组织的性质。

村庄联盟（Village Alliances）

村庄联盟——新界地区的人们通常称之为“约”或“乡”——长久以来一直是该地区社会组织的一个特色。根据庙的碑文，村庄联盟起源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没有理由假设它们会在这些年代之后才出现。直至今天，这些联盟仍有着微弱的影响。联盟一般包含有5-20个村庄，在传统上具有重要的准政治（parapolitical）、准军事（paramilitary）以及礼仪的功能。

新界的村庄联盟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区别性特征就是一个联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单独一个宗族所主导的。宗族主导的村庄联盟主要是这样的村庄构成的，即它们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属于一个高阶（higher-order）宗族的成员。这些村庄可能会散布于联盟的所有地域或几乎是彼此毗邻的。一个宗族主导的村庄联盟会包含几个卫星村庄，而这些村庄的居民则并不是该主导宗族的成员，这也并不罕见。一位著名的英国观察者骆任廷（Stewart Lockhart）在描述这些卫星村庄时写道:“小村庄和村落常常将自己置于大的和具有影响力的宗族的保护之下，他们向这些宗族提交申诉，在遭遇袭击、抢劫和打官司的情况下，它们期望得到这些宗族的援助。在一些例子中，更小的村庄会通过有影响力的宗族来向官府交地税。”（骆任廷，1900：20）

骆任廷（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图左），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汉学家和收藏家，生于苏格兰。18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殖民部，奉派为港英政府见习生，在港苦习汉语三年，嗣在港府任职。1899年与两广总督谭钟麟所派代表补用道王存善勘定租地界限，并签订《香港英新界租界合同》。1902年奉派为“大英钦命威海卫办事大臣”，次年朝拜曲阜孔庙，赠衍圣公孔令贻“不亦乐乎”牌匾。[图源：zhuanlan.zhihu.com]

第二个主要的联盟类型基本上是由这样的村庄组成的，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主导宗族的成员。一般来说，这类联盟的成员村庄（member villages）并不是彼此相连的，而是散布整个联盟的地域之中。

在1899年英国占领新界之后，殖民政府授予公认的联盟领袖以半官方的地位，由此将主要的联盟合并到已经建立的行政结构之中（骆任廷，1900：251）。因此，被承认的村庄联盟就出现在随附地图上，从后者那里产生了早期的官方地图。当把这种略图与地区详图相比较，则可发现，也正如骆任廷（1900：251）所发现的那样，联盟的成员村庄常常使用着一个共同的排水系统，这表明，联盟的成员身份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就是参与到一个共同的灌溉系统中来。在一个像新界这样严重依赖灌溉的地区，对于共用一个灌溉资源的诸多村庄而言，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解决灌溉纠纷和协调用水的话，那么，在一个准政治组织中联合起来无疑对此具有明显的优势。

除了为解决灌溉纠纷提供一个机制之外，村庄联盟组织在调解其边界之内出现的其他类型的纠纷时，亦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一些情况下，一个村庄联盟的司法机构会变得相对精密。据了解，新界至少有一个村庄联盟一直都维持着正式的法典。一块刻于1893年、存放在大屿山东涌村庄联盟的乡庙里的匾额，就详细规定了因为各种公共伤害（common offences）而需支付的罚金以及想在村庄联盟理事会（council）之前控告某人所应遵循的程序（许舒[James Hayes]，1962：84）。一个村庄联盟甚至会对很严重的犯罪案件进行内部处理，而根据中国法律，这属于地方官的职权。例如，1899年，为反对英国窃据香港而进行了短暂的军事抵抗，在此期间，一个被认为与英国人合作的厦村（Ha Tsuen）男人，就被他所在的村庄联盟的领袖们判处死刑（通讯1900：47）。在调查了大英帝国作为新界而租借的地区之后，骆任廷在1898年做了这样的报告，即大部分法律案件从不会超出乡理事会之外，尽管上诉到更高的官方当局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报道1898：192-193）。  

由于成员村庄偶尔会一道抵御外来者，因此，村庄联盟也有一个很强的准军事层面。主要的村庄联盟在形式上都保持着成建制的军事单位（团练）。像中国东南诸多的沿海地区一样，新界地区也时常面临海盗和土匪对村庄的周期性侵扰，深受其害。新安县（Hsin-an hsien）——1898年之前，新界属于它的一部分——的县志就记载了很多村庄联盟的武装力量和海盗或者土匪集团之间战斗的事例（王崇熙 编，1891，第十三章）。直到紧接着二战之后的几年里，土匪依然继续骚扰新界地区（班格[John Barrow] 1950：7）。

在传统时期，新界的村庄联盟不仅与海盗和土匪势力，而且还与其他村庄联盟之间发生过争斗。这些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地租的纠纷，例如，在一个大体是由举足轻重的地主所组成的村庄联盟，与一个主要是由租户所组成的村庄联盟之间发生的纠纷。又如，根据十八乡（Shap Pat Heung）乡庙里一篇刻于1777年的碑文记载，锦田（Kam Tin）村庄联盟里的地主与十八乡村庄联盟里的租户之间爆发一了场纠纷，前一联盟是强大的邓氏（Teng）宗族富庶的大本营，后一联盟则由几个混姓（mixed-surname）的村庄构成，纠纷的因由则在于收租时所用的谷物量器的大小。十八乡的租户推迟两年交租；根据碑文的记载，作为回敬，锦田乡侵入了十八乡，攫取了牲畜和庄稼，并在这次事件中至少杀死了一位十八乡人。后来。地方当局确定了谷物量器的尺寸，这基本上就解决了这场特殊的纠纷。另外一场类似的纠纷，也是在18世纪的锦田与十八乡之间发生，这件事被记在锦田北边的周王庙（Chau-wong Temple）里的碑文上。

村庄联盟之间的冲突并非孤立的事件。据记载，19世纪后半叶期间，单在新界元朗地区就发生过三次村庄联盟之间较大的武装冲突，每一场冲突均有人丧生（许舒，1962：88；裴达礼[Hugh Baker] 1968：183）。除了地租纠纷之外，对于水权和集市控制的争斗也会引发联盟之间的冲突。控制集市非常重要，因为集市会以“收费标准”（scale charges）和其他类型的佣金等形式形成实质性收益。

在新界地区，村庄联盟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也可能在许多其他的情况下——还会承担另外一个功能。厦村和屯门（Tun Mun）村庄联盟都为它们的成员担负起提供庄稼和牲畜失窃保险的责任。作为对交付给联盟的费用的回报，一些人会作为代表，根据每一户家庭所耕种土地的数一量及其所拥有家禽的数目，从成员村庄的居民那里收取保险金。同时，联会（consortium）的人们会负责向失窃的受害者偿还损失。当庄稼差不多要收割的时候，它们会在夜里巡逻联盟的地域，试图以此来使损失最小化。

村庄联盟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敌对的。两个或更多村庄联盟组织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并非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例如，厦村和十八乡是长时期的武装同盟。为了确认这种关系，直到今天厦村仍然会遣送一名代表出席在十八乡乡庙里举行的神诞庆典。此外，实际上新界所有的村庄联盟在1899年都集结起来反对英国人。

总之，村庄联盟为村庄之间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解决纠纷、协调用水、提供庄稼保险等等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村庄联盟组织的另外一个重要活动当然就是乡庙的运作。

乡庙

乡庙建在被认为是风水出众的地方。人们相信，庙的风水会给联盟的整个区域带来好处。因此，很多乡庙位于开阔的乡野，在联盟的边界之内、但距任一成员村庄均有一些距离的地点。典型的乡庙由一个大的、奉祀主要的庙神（major temple gods）的正殿，以及众多用作辅祠（secondary shrines）、议事厅、贮备厨房用具、管理者住处等诸如此类的偏间（side halls）组成。每个庙虽然也会供奉众多次要的神灵（secondary divinities），但都是献给一位或两位主神（principle gods）的。新界乡庙里最为盛行的主神之一就是天后（T’ien Hou）。其他受欢迎的神灵有北帝（Pei Ti）、观音、城隍和杨侯王（Yang Hou Wang）。乡庙中较为常见的次要神灵当中，有能够确保顺产以及送子的金花夫人（Chin Hua Fu Jen）；关帝，洪圣（Hung Sheng），即水神，以及实际上随处可见的土地神。很多乡庙也有一个偏间用来供奉为联盟捐躯的人们的灵牌。

妈祖，又称天后、天妃、天上圣母、娘妈等等，是流传于中国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妈祖文化肇于宋、成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繁荣于近现代。妈祖是集无私、善良、亲切、慈爱、英勇等传统美德于一体的精神象征和女性代表。[图源：www.jsssns.com]往期推文：沃森 | 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

与较小的村庙（village temple）不同，乡庙提供范围广泛的仪式服务这些服务。这些包括各种各样的占卜；儿童被某个神灵所“收养”以确保他们获得神灵保护的仪式；为了在产子、商业风险、长途旅行、顽疾等相关的事务中获得神助的仪式办理。这些多种多样的仪式服务之所以可能，是拜庙里全职的宗教专家——即庙祝（miao-chu）——所赐。他协助崇拜者来进行仪式活动。   

乡庙里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由我们刚刚描述的在神与个体崇拜者之间小范围的交易所构成的。乡庙的主要活动间隔性举行，贯穿全年。每个庙都有其惟一或多个主神的几幅被称作“行像”（traveling images）的小画像。一个遭受诸如传染病这样危机的成员村庄会请进一幅行像，好让神仁慈的作用集中于这个受难的村庄。庙神的行像也会因为要举行诸如“点灯”这样重要的村庄庆典而被请进成员村庄里，在这个庆典上，未成年的男孩会获得他们所在的宗族或村庄正式的成员身份。   

人们认为，乡庙的神灵比那些小村庙的神灵更加灵验（虽然在村庙和乡庙里可能会同时供奉同一个神灵）。结果就是，在一年一度的“求福”（make blessing）时刻——它在每年的阴历二月初举行、敬拜者会在活动中祈求神灵保佑来年——以及在“还神”（repay spirits）上——它是为回报神的仁慈而在年终举行的宗教仪式，乡庙会得到个人崇拜者的慷慨捐献。   

乡庙也举行另一类重要的仪式，这类仪式不只是为了个体崇拜者或联盟中的村庄，而是为了作为一个集体的联盟。庙祝为联盟施行一整天的仪式活动，并照管庙神之前的灵灯长燃不灭。然而，新界乡庙的主要的集体性仪式活动，则是为庙的主神举行的诞辰庆祝。在这种场合中，村庄联盟的代表为神灵精心制作供品，居民们进行集体崇拜。另外，在传统上，神的诞辰仪式还包括戏剧、木偶戏，以及为神灵和大量聚集起来的敬拜者们所举办的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这使得神诞庆祝成为一年当中的宗教和社会热点之一。许多乡庙将“抢炮”（rocket snatching）比赛作为这些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比赛中，由来自成员村庄的年轻小伙组成的团队，为了抢到庙的主事者所燃放的幸运炮仗而彼此争夺。这些炮仗被当做是庙的主神的纪念物，人们认为它们会给赢得胜利的村庄带来好运。在神的下一个诞辰纪念上，它们必须被归还到庙里，一道奉上的还有献给神的感谢祭（thank-offering）。

一次典型的神诞庆典中的兴奋情形，可由联盟内一位居民对于在元朗集市附近的十八乡联盟的天后庙举行的天后诞辰庆典所做的描述中表现出来：

每年在天后诞辰的前夕，那些当值村庄的主事者必须禁食肉类，并一起到庙里守夜。阴历三月二十三午夜刚过，所有的主事者必须向天后进香，并致以生日祝贺以表敬意。每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二到二十三日，川流不息的善男信女们来到天后庙烧香敬拜，以至于庙里人满为患。

二十三日上午，炮仗协会（rocket associations）开始归还他们的炮仗（这些炮仗是他们在去年的比赛中赢取得的）。炮仗由主事者们接收。下午两点开始燃放炮仗。引爆之后，炮仗射向天空。抢夺炮仗的人群冲向炮仗落下的地点，为了第一个抢到它而互相争抢。如果抢到它的人没有快速离开人群，人们会围住他，并且堆叠在他身上。这是极度危险的。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境中，人们会多担心有可能发生事故。因此，个体之间或村庄之间非常容易产生误会，并经常会引起斗殴。但是，无论伤员所受的伤有多严重，从来没有一个人致死。这都归功于天后娘娘的保佑。（Lin 1964）

图为香港元朗十八乡天后诞会景巡游场景。[图源：cri.cn]

许多联盟都举行的另一个重要的集体仪式就是大醮，即主要意图是用来向饿鬼（非正常死亡的人的鬼魂）施食以免联盟受其不良影响而定期举行的仪式。尽管大醮不必在乡庙里举行，但是乡庙里所供奉的神则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当仪式举行的地点不是乡庙的时候，他们的行像会被请到那里，以便获取他们神力的帮助。

大醮一般都是每隔十年的最后几天举行。联盟的每位成员在仪式之前和仪式期间都被禁食肉类。在举行大醮的地方，有很多草席搭成的棚屋，用来安置法器、神灵和参与人员。各种各样的仪式就是在这些围场之内进行的，而且为了让他们的福社遍及联盟的地域，大醮的行进队伍会由舞龙舞狮表演团队陪同着，一村一村地来表演仪式。大醮在下面的活动之中达到高潮：即为了满足饿鬼的需要而燃烧大量的纸衣纸钱，为了救助他们的灵魂而做的民众庆祝活动，以及给玉皇大帝烧一份写有联盟的居民姓名的奏表，以告知天这些人对仪式所做的贡献。所有仪式完成之后，戏剧表演会持续几天来娱乐众人、取悦众神。

乡庙的运作受联盟的主事机构的管理。传统上，似乎一般都会有“堂”（t’ang）组织，后者是由众多联合起来的村庄所提名的成员来担任的。这一主事机构负责任命庙祝以及主持庙的仪式活动，也负责维修庙宇以及管理庙的捐赠。乡庙的日常维护费用以及庙祝和他助手的薪水，一般是从捐赠——通常是联盟中的成员所捐赠的土地或店铺——以及从崇拜者收取的费用中来支出的。诸如重建庙宇这样重大的支出，会由成员村庄进行评估，并由居住在联盟内或与联盟有特殊关系的人或社团的额外奉献来支付。

传统上，乡庙不仅常常为宗教聚会提供服务，而且还充当了联盟领袖的会议场所。在传统时期，很少有其他足够大的建筑能容得下相当规模的会议。

乡庙及其社会环境

与通常关于中国宗教的文献所蕴含的意思相反，新界的乡庙组织井不是与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相对隔离的、关于虔信者的松散集合物。相反，它们深深植根于地方层面（Iocal-level）的社会结构中。

对于这些重要的庙与村庄联盟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的一个可能解释是，这样的庙以及和它们相关的仪式可能会有助于解决联盟系统里的“维模问题”，例如，“在时间的推移中维持系统的激励模式和文化模式”（布劳和斯科特1962：38，参考帕森斯等，1953）。村庄联盟担负的大部分重要活动，就其性质而言，本身就是高度间歇性的。在相对安全的时期。可能过很多年才需要进行一场军事力量的演示。在联盟致力于保卫水资源期间或致力于合作利用水资源期间，也可能出现很长时间的间断。这些活动的间歇性特征必然会恶化那些存在于所有社会系统里的模式维持问题。

正如众多证据所表明的那样，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系统为其成员制造利益的间隔增加，系统的融合程度则趋于下降，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一个村庄联盟系统在不活跃时期就会处于分解的危险之中。在这样一种系统之内，存在着众多次一级的社会系统——围绕宗族的分支、宗族和村庄而建立起来的系统属于最为重要的系统之列——它们极有制造冲突的潜力。如果首要的村庄联盟系统的融合程度下跌到某一个关键水平之下，那么，次一级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们会以柔和的方式发生——会达到危险的分裂境地，这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集体仪式可以被视作是对模式维持问题的一种回应。乡庙以及与其相关的仪式的存在，至少对于虔信者来说意味着，联盟里的居民可以通过在庙里的个体性崇拜，通过庙祝为他们所做的频繁的仪式表演，通过每年的神诞庆祝活动，以及通过庙的风水影响，来持续地获得超自然给予的好处。如此一来，从村庄联盟系统感知到收益的频率会因为从乡庙里产生的好处而得到极大的增加，因此，有助于该系统的维持。

可以预料的是，乡庙的系统维持功能，在以宗族为主导的联盟中会大打折扣，这种联盟的大部分居民共同参与到另外一套仪式系统中，即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仪式系统。这种系统——其意旨是，对祖先灵魂的集体崇拜，以及共同的祖先坟墓和祖先祠的风水，均能够带来好处——也能够提供稳定而连续的、感知到的回报，因此，它能以与乡庙一样的方式来推动系统的维持。尽管我还没有系统地收集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但就我的印象来看，一般而言，乡庙更加考究，在由非宗族主导的村庄联盟中受到的资助分量更重。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宗族主导的村庄联盟里，在祖先崇拜似乎能够提供一套替代性的系统维持机制的情况下，为什么一般仍会有乡庙呢？一个可能的答案与此事实有关，即大部分情况下，至少会有一些外来者居住在一个宗族主导的联盟内。确实，如果不把嫁入本族的女性视为成员——新界的人们就明显如此——那么，居住在宗族主导的联盟里的非宗族成员的比例必然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极为排他的、其好处仅限于宗族成员的祖先崇拜，可能不足以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来维系联盟的团结，而必须以诸如围绕乡庙建立起来的这样更加普遍的崇拜来进行补充。   

总之，乡庙一直是新界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焦点。传统上，它们就与地方层面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单位——即村庄联盟组织——紧密相连。我已经论证了，乡庙和联盟组织之问紧密联系的关键就是庙的能力及其消除模式维持问题的相关仪式，像所有有着高度间歇性时间表的组织一样，村庄联盟组织也特别容易受到这种问题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香港的乡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香港佛堂门天后古庙。古庙位于香港新界西贡区清水湾半岛以南的大庙湾地堂咀，主奉天后，是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庙。此庙堂始建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现已被列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并由华人庙宇委员会负责管理。[图源：culture.ipa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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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审核：泓之/杜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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