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词 | 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赵文词（Richard Madsen）,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杰出社会学教授。同时，他是复旦大学-UC当代中国中心主任，并在2014-15学年担任埃莉诺·罗斯福学院的代理教务长。赵文词著有12本有关中国文化，美国社会，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著作，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乡村研究《毛泽东时代的陈村》及其续集《陈村：全球化的革命》。[图源：sociology.ucsd.edu ]
一 引言
如同所有知识分子，美国的社会学者与他们的同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以及最终支持和应用他们研究成果的社会大众进行复杂的三边对话。依我所见，好的社会学总要有我们这个专业认为可以接受的理论与我们在外部世界所搜集的资料，以及影响学术工作的道德伦理方面的舆论环境之间的协调。在北美，这种三角协调所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感在对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表现尤为突出，在这个领域的早期则更是如此。
当代中国研究——即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来的中国——是美国社会学中一个较新的分支，至今不到四十年。这个领域是由福特基金会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创立的（主要通过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联席委员会来发放资金）。起初，资金拨给三位在名牌大学任教的年轻有为的学者——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的Franz Schurmann、哈佛大学的傅高仪和康乃尔大学的William Skinner，以从事研究、组织研讨会，和资助研究生为主。（因为 Skinner 当时的研究是以1949年以前搜集的资料为基础的，而且其影响主要是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这里我就不以其为重点了。）
起初，中国问题专家，其中包括社会学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与当时冷战不无关系。美国公众当时对中国一无所知，却因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而产生分歧，譬如，中国是否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构成威胁，如果会，将是何种威胁。美国政府和主要美国基金组织（诸如福特基金会和洛克非勒基金会）感觉受到共产党体制国家崛起的威胁。那些以其资金主导中国研究议题的机构最希望了解的是新中国国家的起源、其结构与功能，以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Schambaugh 1994；Madsen 1995）。
所有涉及现代中国的主要学术领域——历史、政治学、经济学——都以此为目标。这不仅是赞助者的希望，也是范围更为广阔的公众的关注所在。大约在帮助建立起社会学中国研究的同时，这些基金会也向其他学科提供类似的支持。由于当时每个领域里仅有寥寥无几的学者，因而形成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学术传统。中国研究是跨学科的领域。特别是在初期，它受到的特定学科理论的影响远不如广大公众关注点的影响。
但这一点后来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年轻的中国专家感觉到了研究内容受到本学科主流的压力（其原因是，他们主要是由社会学同事而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来鉴定可否获得终身职位和提升级别）。不过，在北美，大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社会学者都受到其他学科理论的影响。这一点对于那些先驱者做的研究来说，尤为如此。
60年代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社会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国家之起源与发展。他们当时关注的，与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侧重点。作为社会学家，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国体的内部运作，而且还包括了更广阔的社会环境。
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是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关注点，其中不少本书其他章节有所讨论。自从60年代以来，此类研究描绘出的中国图景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新数据的增加的结果，也不仅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直接反映，而是理论、数据、舆论之间三方面对话的结果。
我先讨论环绕社会学研究，促使其建立起研究议题，并且影响研究资金分配的舆论。这种舆论提供了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Alvin Gouldner说的「学术研究的潜存氛围」（metaphysical pathos of research）。他所说的「学术研究的潜存氛围」是指那些影响研究议题并限定研究范围的隐含的道德和政治世界观。这种「氛围」是一种未经检验的、模糊感觉到的隐蔽假想，而不是经过明确分析的思想（Gouldner 1955）。
二 第一代：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
在北美，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这些假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确信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遍性。现代化势必进行韦伯所称的「理性化」，即将单一的、以传统驱动的关系，有系统地变革为以有组织的方式达到经济与政治目的。尽管在它初次使传统社会受到影响时，必定会造成混乱并激发反抗，这个源自西方启蒙的理想是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形式，美国代表的理性化是一种将社会关系变革为达到经济目的之手段的理性化。而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则将合理化最优先指向政治目的。大多数美国学者确信他们国家那种形式的现代化将很可能被普遍接受。至今大多数美国社会学著述的背景仍然隐藏着一个假定，即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苏联的瓦解，他们认为美国式的现代化是唯一可行的模式。只是在最近才有一些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在过去几年，这种反思才开始影响他们研究中国的方法。
当然，除了当时舆论的潜存氛围以外，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者还受到其本学科的理论架构的影响。而大多数研究中国的理论框架都是派生的。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者大都陷于学习语言和寻找获得资料的途径的实际工作中，既无暇又无力从事创建和宣扬能够影响社会学主流的理论。因此，他们的理论通常「取自书架」并加以修改，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它，使之符合中国国情。
60年代主要的社会学理论来自于Talcott Parsons 的结构功能主义（Parsons 1951，1966，1971）。Schurmann和傅高仪两人的研究都深受其影响。根据Parsons的理论，人的行动受到三种「体系」的影响，即文化、社会以及性格。尽管这些体系彼此紧密交错，但仍可以将他们区别开来分析。社会是一个「社会体系」，包括相互依存并趋于平衡状态的角色和地位。如果其中一部分发生变化，其余部分也会随之变化，创造出新的平衡状态。社会体系受文化体系指导。文化体系是指象征意义体系。这些意义对构成社会制度主要阶层和角色加以限定并提供合法性。因此价值观确定家庭、国体、经济的导向。正如Jefferey Alexander（1990）所说，「价值观是以象征的、抽象的方法谈论中心社会制度的问题，它们涉及的问题包括平等与不平等、自发与纪律、尊崇权威与批评行为等。」在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中，平等程度不同，政府专制程度不一，家庭管教严格程度各异。价值观还通过规范具体化，确定一个人如何扮演其社会角色——如何当个好工人或好公民或者好的家庭成员。谁按照规范和价值体系扮演角色，将获得地位、权力、财富。谁若不能扮演好其角色，将受到制裁。除了受到社会的主导价值的影响，如何扮演社会角色也受到性格体系的影响。性格体系指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儿童抚养和教育方式使行动者发展出来的心理动机型。
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者，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典范之代表人物。[图源：lifeder.com]
最后除了受舆论和他们学科的主导理论的影响之外，社会学者从事的研究也受到他们所接触的数据的影响。当中国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开始时，资料非常有限——主要是官方报纸和在香港收到的无线电广播，加上有时从一些来自大陆的难民口中听到的故事。
Franz Schurmann（1970）的经典著作《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是第一本出自一位社会学者笔下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著作，其资料源便是如此。Schurmann的理论有许多是从Parsons那里得来的，并受到「潜存氛围」的影响。这种「潜存氛围」告诉他和美国公众，现代化的进程是无可避免的、是无处不及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这本书探讨的是共产党体制的国家如何从传统中国社会制度的瓦解中产生。据他分析，历时一个世纪的革命进程（此进程至少开展了一个世纪）摧毁了传统中国社会行动的所有三个层面的中心成分：文化、社会体系、性格体系。他指的文化是儒教。他说的社会体系是使士绅成为统治精英的地位体系。他讲的性格系统则指家长制动机、中国家庭的父权。他强调的是社会体系。他认为，这个体系在政治上的层面来自士绅阶层拥有的自然权威，儒家价值体系为这个权威提供了合法性。随着这个价值体系的瓦解，加上士绅阶层没能通过领导国家解决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经济问题而获得新的权威，社会体系失去了平衡状态，再也不能抑制反叛的力量。最后，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将士绅阶层这个实体和心理上的社会阶级摧毁了。
旧的社会体系完全消失了。正如 Schurmann所说，「传统的有关中国的文献、能为学者研究共产主义中国提供很少准备。在准备书稿时，我不时强烈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多不像「中国」。在这一切进程中，中国到哪里去了？中国文化犹在，但中国的传统社会体系却荡然无存」（Schurmann 1971）。Schurmann认为儒教（他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已经寿终正寝，士绅阶层已被摧毁，「新婚姻法象征着妇女解放以及家长制的最终土崩瓦解」（Schurmann 1971，第7页）。要在崩溃的社会体系的废墟里建立起社会秩序，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创建「组织」。社会体系是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一个组织是有意识地建造的产物，有其设计的一套角色作为实现其目标的途径。一个组织的目标不是由文化——即一套人们皆以为常的思想——来制定的，而是通过意识形态、一套新的、有意创造出来的思想来制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发展与维护是由领导人来进行的。他们用自己创建和管理组织的能力，而不是以其在该体系中的地位而获得权力（Schurmann 1971，第1-16页）。「真是出现了新中国，」Schurmann 说道，「一个有组织的中国」（Schurmann 1971）。
当然，这个新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机器。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Schurmann 对党和国家组织的描述至今仍然是此类英语文献中最系统化的、最全面翔实者之一。他对于这个组织与其指导思想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控制」者与「管理」者之间矛盾的观察（其中部分是基于 Philip Selznik的管理理论）（Selznick 1952，1957）。管理者是具有创造性的领导人、他们在不断地调整组织以适应新的形势。控制者则是行政官员，致力于维持组织现状。Schurmann 看到，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里，持续进行着那些想进行行政控制的人和要不断革命的人之间的冲突。与之相联系的是在党组织中革命干部与专业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早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公开之前，Schurmann 洞察到这一切。
组织是有意进行的理性化采用的形式。韦伯称此理性化为现代社会的特点。传统的中国社会体系已不复存在，组织起来的中国是个现代社会。Schurmann与当时其他的有名望的学者所见不同，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不一定受到韦伯式行政系统的束缚。党组织可能成为灵活的、不断更新的工具。
然而，他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党和国家组织上，并且对潜伏在中国社会中的其他趋势无所感知，这使得他难以理解文革中党组织为何瘫痪。文革开始以后，Schurmann看到，党组织不能照常运作。在评论红卫兵时,他写道，「社会阶级已难以被组织所驾驭，以至于它们正在形成自成一体的力量」（Schurmann 1971，第591页）。
他对中国的见解之所以未能预料到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它的指导理论过分强调旧社会体系的彻底瓦解以及旧社会体系中主要功能机制受到现代新组织的全面取代。此外，他之所以过分强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也应归咎于经验材料的限制。正如我已指出的，Schurmann 部分的资料来源于在香港的联合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保存的党和政府文件。虽然他走访了一些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人，他的书中却没有直接用到这些访谈材料。总的来说，他的资料局限在党有关自己本身所做的公开报道。尽管他从这些报导的字里行间中洞察到党的内部的矛盾，见解极为精辟，但他却没有能使他的观察超越党及其国家机器的信息。因此，在Schurmann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改造了社会，却没有受到社会的重大影响。
大约在 Schurmann 发表他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一书五年之前，傅高仪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Vogel 1969）。该书没有 Schurmann 的书展现出在理论上的雄心。它没有明确采纳Parsons的体系理论和 Sclznick 的管理理论。它试图提供出一本实际资料丰富、扎实精深的广州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历史，并从中得出能够概括整个中国的见解。（当时在美国学术分工上，历史学者一般以1949年为下限，而让社会学家去写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但这种分工现在已逐渐不明显。）但是，傅高仪的书也仍是以Parsons的框架为主，只不过没有 Schurmann一书那么明显而已。
该书完作于中国文革的顶峰时期。它谈论的是「对社会的政治征服」。该章总结书中其他部分的观点，其重点是共产党人如何构建了一个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的政治体系（Vogel 1969，第350—354页）。如前所述，其深层假定似乎是，旧的（也许是自我平衡）社会体系已被席卷而去，新的政治体系提供了全新的功能机制。
与 Schumann的书相比，傅高仪的书中含有较多的「社会」。这是由于傅高仪获得了不同的、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资料。60年代末期，他在香港从事研究，能够很好地利用省报，其中包含了一些比 Schurmann用作为主要资料的《人民日报》略为切合实际的关于当地社会问题的报导（尽管这些还是经过党的控制的过滤）。他还大量采用了与大陆移民的访谈。并且，他对社会进程的「感知」超过Schurmann。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中，各式各样有关广州当地事件的细节比比皆是、丰富多彩、发人深省。其中包括将「红河游击队」重新纳入政治体系的问题；本地官员一贯背离甚至抵制中央政府的指示；黑市、移民失控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难以有效控制的社会活动。但整体图景展现的是社会变得越来越被动，受控于一个日渐强大、组织日趋完善的国家。尽管该书事实丰富，但傅高仪的分析受当时本学科主导理论的影响大大多过实际材料的影响。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 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等著作。[图源：chinawriter.com]
该书发表于1969年（因此，写作可能完成于文革动乱战犹未酣的 1968年）。人们可能以为，文革的动乱大概会给一党体制的国家逐渐强化其改造世界的力量蒙上一层疑云。但傅高仪却不是这样看。在这一点上，他与Parsons的理论更趋一致。没有看到在新的政治组织中的职业行政官员与革命干部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他看来，理性化的进程无可避免地增强职业官僚的重要性，「早期的变革者、具有超凡魅力伟大革命领袖正在衰老并失去权力……接替他们的人则不那么吸引人。由于权力分散了，个人发挥主动性的机会受到限制，英雄的空间便缩小了。」革命领袖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并建立起了一个将使他们成为过时人物的政治组织。从长远的观点来说，这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它却与写此结论时正在中国各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事件不相关（Vogel 1969，第354页）。
到了70年代，新的关于中国的社会学观点开始出现。他们也受到当时主导理论的新架构，来自中国的数据与资料，以及公众的关注的影响。到这个时期，Parsons理论在美国社会学中的主导地位显然已衰退。年轻一代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者批评它太保守。新一代左派社会学者采纳了马克思，甚至毛泽东的理论模式。在研究中国时，这些理论被用来赞颂文革。比如在70年代初，倪志伟（Victor Nee）和 James Peck（Nee 和 Peck 1973）（现在倪志伟的观点已截然不同了）发表了一本书，强烈抨击曾被用于讨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他们认为，通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展示出一条崭新的通往富裕、强盛、人民福利的通路，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对现代化的臆见。此种分析的首要问题在于它依据有限的数据，并且不了解文革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没有真正驳倒现代化论点的基本假定，即发展中国家注定将以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来取代传统文化和社会体系，而且这些新形式将会具有普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是旧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倒影。
三 第二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并没有为社会学研究中国作出有持久价值的贡献，但的确有助于推动美国学术界里的社会运动。我于1971年开始在哈佛读研究生时，Parsons仍在任教，但大多数最聪明、最能言善解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称他们唾弃Parsons的思想。总而言之，Parsons理论的终结，意味着社会学者再也不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他们较倾向于把社会看作各种社会结构形式的混合体——包括家庭、当地社区、利益群体、地位群体等等。它们由某种权力结构组合起来，这些权力结构不具有普遍性，而是针对各个历史环境的反应中发展起来。如果没有大体系的瓦解，则「传统」的、前现代社会不会因革命性的变革而消失。从这个理论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就将展示一幅许多社会群体的图象，一些旧社会的残余仍然存在，并且与现代国家的权力相抵触。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与其之下的社会群体的妥协。
与此同时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从大陆涌入香港，其中常有一些曾作过下乡知青或红卫兵。这些人带来许多有关文革期间生活的生动故事。与这些人的广泛访谈，提供了丰富的关于实际社会信息，而这些资料在公开的文件中不易找到。因此，便有可能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更为精湛细腻的分析。
一个较早的例子便是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的《中国的小群体和政治仪式》（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in China）（原为在傅高仪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Whyte 1974b），该书运用 Amatai Etzioni（1961）的遵从结构来揭示中国国家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改造中国公民是何等不易。Etzioni认为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服从，即强制的（基于威逼）、功利的（基于奖励）,和规范的（基于信仰）服从。其所需的组织形式也是不同的。毛时期的国家力图通过广泛采用小群体组织制度使得国民达到很高程度的规范服从。但Whyte（1974b）指出这一做法很少能实现预期目的。当国家能够对身处难以脱身的组织（如军队或监狱）中的人基于重大奖励和惩罚时，则对国家的服从程度相对增加。但在奖励相对少的地方（例如农村），服从便大为降低。城市工作单位则处于两个极端中间。国家通常只能依靠强制的或功利的服从。
这个观点被沿用到怀默霆与白威廉（William Parish）于70年代后期合著的《当代中国的乡村和家庭》（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Parish和Whyte 1978）和《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Whyte 和 Parish 1984）。关于农村一书（以70年代初期的研究为基础），作者列出一个图表标明自1949年以来变化较大的地区以及变化甚小的地区。在有些地方，尽管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行政压力，变化仍然无几。而有些地方，尽管政府施加很少或没有施加压力，却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因此，政府促成社会变革的作用远不是以前所想的。那幅在中国旧社会体系被现代政治组织所取代的图景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流行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国家是一个现代组织形式，但它所驾驭的是一个顽固的前现代社会。他们发表于1984年的关于城市生活一书是以1977年到1978年间在香港所作的研究为基础的，在这本书中，他们进一步论证国家有可能难以在其与社会的角逐中获胜。政府对城市生活的控制引发不少负面反应。国家亦面临一些棘手的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促成经济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然而，国家还是作为社会变革的启动者，社会则是逆反应者。
除了受到新数据与新理论的影响，这种观点还受到变化中的美国公众情绪的影响。随着美国国内的社会机构遭到反正统文化的影响，加上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局限性因越南战争失败而暴露出来，过去认为现代化不可抗拒的假定因而遭到质疑。
四 第三代：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
到了第三代学者，中国的图景开始出现了更大的变化。我本人所著《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Morality and Power in Chinese Village）（Madsen 1984）试图比白威廉和怀默霆较有机地将理论融汇到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由于 Parsons 的最有名的一位学生Robert Bellah对我的影响，我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受益于 Parsons。Bellah 试图把社会行动视为受到彼此连结的文化、社会，和性格系统。但我反对他将这些体系看作相对平衡地结合、在功能上相互依赖，并趋向于平衡状态。就以中国社会而言，它的确是一盘散沙。其命运常常受历史意外发展的摆布，并非遵循某种有序的宏大历史进程所致。不过，在寻找适当方法研讨中国共同社会经历的领域中各部分之间的松散联系，我集中精力于文化系统。我认为，文革时期中国文化系统绝非浑然一体，相反的，它包含了许多不协调、有时矛盾的部分。其中有毛主义、刘少奇的务实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我看来是多层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儒教传统。有些文化主体被国家全力推广，但其他的则得到农村社区机构，特别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支持。在一个广东农村中，干部和群众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文化构件重新组合。然而，尽管存在多元性和不统一状态，一种共同文化毕竟存在。它构成人们辩论、争执甚至有时暂且达成共识的共同语言。
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些文化构件的互动发展出各种影响到每个干部或普通公民的行动方式。因此，这一图景所展现的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农村干部的行为表明（在我看来，其中有些人的行为方式类似旧中国的士绅阶层），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亦被国家所改造。国家和社会都不是西方模式「现代」政治组织或「传统」乡村社区。但两者都极具中国特性，是一种独特的、不断变化的、包含昨日和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问世的同时还有《陈村》（Chen Village）发表（Chan 等 1984）。此书是我与陈佩华（Anita Chan）和安戈（Jonathan Unger）合著，写的是《道德与权力》中同一村庄、描述较多而理论探讨略少。在《道德与权力》发表不久，魏昂德发表了《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alder 1986）。这本书描写城市工作单位体制，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正如书的标题所示，它揭示传统文化和社会已经以许多方式在中国国家结构中自我再生——尤其表现在国家是部分建立在庇护人与受护人的个人关系之上，而不是普遍性的行政系统规则。
魏昂德和我的书都是以70年代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的访谈为基本材料。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其质量与怀默霆和白威廉所掌握的没有多少差别。我们之所以采用不同视角，是由于美国社会学界当时些微的理论视角转移。我本人在开始进行研究时，没有有意识地构思新的理论范式。我实际看到的中国社会和国家中「新」的和「现代」的情况，远不如原先所预期看到的那么多。当我的预料无法兑现时，便寻找新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差别。我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时，许多我最仰慕的同行都在寻求文化分析新方法。受到他们的激励，我也研讨我自己的分析方法，以更透彻地理解中国数据，这使我受益莫浅。
我那本书是以70年代末所作的研究为基础的，发表于80年代中期。它受到一种潜意识的影响，那就是想丢弃在过去几个年代中指导美国社会学的现代化「潜存氛围」。我们此时能够认为中国在寻找自己的现代化，它和西方的模式不同，但也不能概括延伸到中国以外。
但是，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很快使得这个新的综合分析方法变得过时。改革创造了蔚为壮观的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创建了新形式的企业；新形态的家庭生活在农业的非集体化过程中应运而生；政治控制上的松动使得知识分子，甚至工人的结社成为可能；新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得以萌生。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似乎第一次在以自己的（混乱的）逻辑发展，至少已部分脱离了国家的控制。1986年的学生抗议活动和1989年的北京之春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社会学者和其他学科的中国问题专家现在的注意力将集中在社会而不再是国家。在1989年发表的一本短书《非官方中国》（Unofficial China）（Link等1989）中，Perry Link、Paul Pickowicz和我三位编辑批评中国研究过去一味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结构和政策进程方面，很少研究一般百姓的「非官方」文化。我们指出，外国学者之所以对 1989 年的社会运动感到如此意外，说明他们对中国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缺乏了解。该书敦促中国问题学者利用他们在中国的新的研究条件,较全面地研究这个非官方的、非国家控制的生活层。书中也举例讨论如何进行此类研究。
与此同时出版的傅高仪的《在中国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dong under Reform）（Vogel 1989）不再以「对社会的政治征服」为主题，而是研究「过渡中的社会」（Vogel 1989，第395-425页）。书中所展现的是一幅社会力量脱离国家控制的图景。不过傅高仪却认为这不一定是件好事。他认为，东亚模式的发展要求国家与社会之间彼此能施加更有力的、协作性的相互作用，超出美国所能习惯的程度。他并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寻找新的、更切实际的、更积极的方法来控制和引导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力量。
五 第四代：公民社会改造国家？
可是，更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则热衷于研究中国社会对中国国家进行根本改造的潜力，而不是国家能如何更有效地驾驭社会变革的力量。这幅关于中国的新图同样是受到理论、资料、公众思想倾向的影响。
其理论大都源自于「公民社会」的概念。虽然在18和19世纪时西方哲学家广泛使用这一名词,但它在20世纪美国社会学中很少被用到。20世纪80年代当东欧一些较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诸如波兰的Adam Michnik开始使用它，这个名词才又流行起来。到1989年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Habermas 1989）一书译为英文，美国社会学者由此开始广泛地将「公民社会与有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发展的理论联系起来。
1989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瓦解使得公民社会理论倍受重视。想研究广场示威（编者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对原文做了同义替换，变为“广场”）的中国问题学者也开始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在有些人眼里，这个概念有如Heath Chamberlain 所说的「西方与非西方政治经历之间所『缺少的一环』」。针对亚洲的政治文化基本上与民主相悖的观点，有人反驳说，不久前在东欧共产党政权下出现的公民社会目前正以类似形式在中国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民主」（带有「中国特色」）（Chamberlain 1993）。因此，美国社会往日的「潜存氛围」又再度出现：现代化是普遍的进程、是注定要席卷全球的。如果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似乎否定了这一点，那么，共产主义的瓦解好像又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当今现代化不是从政治结构的理性化来观察，而是探讨发展是否引发了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体系，即一种由活跃的公民社会导向民主的公共领域的社会体系。
但是，使用这一理论框架的问题在于「公民社会是一个棘手的概念，充满理论与道德含义」（Chamberlain 1993）。举其一点，在西方，对公民社会的思考有着不同的传统。一般而言，公民社会指的是位于小的、单一的、原始的群体，如家庭和大的、普遍的、理性结构的现代国家之间的社会生活领域。但是，各个传统对于究竟甚么样的群体构成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应是如何定位，有着不同的观点。
具有英美传统，起源于洛克的哲学，强调公民社会应独立于国家。按照这个传统，构成公民社会的团体是个人的自愿结社。传统的家庭不属于公民社会之列，因为这是非自愿结成的，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亲戚，根据这个理论，一个运作良好的公民社会包括许多自愿结成的群体，各个群体之间有重叠的成员。每个群体都有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公民属于很多群体，这种多元化的结果会开阔公民的意识并有助于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通过这些群体，公民构成民主公众的基础。
与此并存的是一个欧洲大陆的传统，起源于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哲学家。这个传统强调国家在发展公民社会以及确保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共同利益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根据这个传统，有必要运用国家的权力把人们从附属于单一的，诸如传统的大家庭之类的初级群体中解放出来。国家进而以提供保护与支持的方式促使各种中介群体的形成，同时亦允许这些群体在其领域里拥有大量的自主权。可见，英美传统趋于无视国家，而欧洲传统则设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正面的、相互支持关系。
最后，还有第三个传统。它以建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Antonio Gramsci的理论为基础。此传统视公民社会为国家的对立面。依据这个传统，公民社会是在反对文化和政治霸权的社会运动中逐渐形成的。
有一些较年轻的美国社会学者，怀念60年代的社会运动，对Gramsci的著述抱有强烈的兴趣。这些中国问题学者把广场的社会运动（编者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对原文做了同义替换，变为“广场”）视为公民社会崛起，向国家挑战。其他学者批评他们对于这样的社会运动如何能够导致一个稳定的、自治的民主公共领域提出一套成形的看法。1989年东欧社会运动之后许多地方出现的社会运动便说明这种批评的确是值得注意的（Calhoun 1994）。
对1989年第一次民众运动的热情消失之后，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者常倾向于寻找洛克式的英美型的公民社会。他们研究独立于国家的群体。当然，在中国很少有几个完全独立于国家的「非地下」群体。因此，想描述中国公民社会出现过程的理论家便把目光放在至少部分独立的群体。他们研讨这些群体的独立程度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发展得更为独立。正如丁学良在研究80年代形成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群体时所说的，这些群体有「两栖性」。虽然他们与政府结构有正式联系，但他们却至少能部分独立于国家制定自己的议题。因此，在环境「难以预料、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之时，公民社会可能在国家结构之下形成（Ding 1994a，1994b）。
然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互动关系难以捉摸的情形下，很难确定一个群体独立性的程度。因此，这种研究公民社会的方法往往很难导致明确的论断。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方法反映出许多美国人的反国家偏见。它使我们无法充分地研讨国家如何能够更良性地促动和支持公民社会。
东亚文化传统对于国家正面作用的强调远超过英美传统。当东亚国家如日本、南韩、和台湾成功地把西方政治形式与它们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时，他们所借鉴的是欧洲民法（许多情况下从德国经由日本传播来的）而不是英国普通法（Yamamoto 1995）。在这个框架下，大多数的公民社会群体必须向国家登记，国家应向它们提供资金和其他协助，使其在公共秩序许可的范围内发展壮大。如果中国大陆要发展一个更开放的公民社会，假如它要借鉴西方传统为基础的话，可能会建立在这个欧洲传统之上。因此，在我新近发表的《中国的天主教：一个萌发中的公民社会里的悲剧与希望》（China’s Catholics：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Madsen 1998）一书中，我并未集中探讨各种天主教会独立于国家的程度，而是在何种情况下天主教社区可能或不可能培植一种民间文化，使宗教信仰者能够为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公正的、多元化的社会而进行建设性的工作。
我还试图探讨哪些历史的偶然因素和文化的特异将使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别于美国或欧洲的一般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简而言之，我试图突破那种认为西方形式的现代化注定会成为中国的范例的假定。许多研究中国论著的社会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获益于华人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著述越来越多地是与他们合作进行的。除了了解他们的观点之外，我们还向他们学习，超越自身的民族中心主义。譬如，通过与杜维明所进行的对话，谈论新儒家对于家庭这样的初级群体与被西方视为公民社会的中介社团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我已经开始重新构思我自己对公民社会的思想。
六 第五代：全球秩序中的后自由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世界
至此，我所谈论的是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著述。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的中国研究已见端倪。其成果仍将受到理论、资料，以及公众之间的新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在这里，我只能尝试性地概述一些正在萌发的趋势。
一些最时髦的新理论都打着「后现代主义」的旗帜。后现代主义拒绝承认任何绝对真理并坚持社会进程的多元性和独特性。（我本人认为这些理论有其重要性。但是，它们经常倡导一些荒唐的相对主义和危险的虚无主义。）在Paul Rabinow和William M.Sullivan（1987）主编的书中，Frederic Jameson（第255-278页）就后现代主义做过重要的评论。同书还有Jurgen Habermas（第141-156页）Michel Foucault（第157-176页）争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文章。加上现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这些理论强调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性。此外，围绕社会学的舆论气候也变得更为复杂。举例而言，影响我们的舆论范围已经扩大，不仅包括美国民众，也包括中国民众。我们目前比以往更多地与中国同事一起从事研究，而不仅以他们为研究的对象。这个扩大的舆论气氛在世纪交接之际显得踌躇不定。我们曾希望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变革导致和平、有秩序的结果，但所得到的却是失望。新的全球通讯和商业力量正以与旧式理论不相符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正如诗人Arnold在评论另一个时代时所说的，「我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尚未出生。
图为英国公民对英国脱欧进行公投，我们无法确定英国脱欧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是可以确定，脱欧这件事情体现出，英国公民社会的完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图源：thepaper.com ]
在这个新环境里，整个社会科学似乎有一种倾向，它把现代化看作一套各式各样的快捷方式，由其成为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历史学教授叶文心组织了一系列跨学科的研讨会，主题为「中国化：通向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的多种道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教授Germaine Housron则组织了一个议题集中在日本的类似系列，名为：多样类型的现代社会（alternative modernities））。从这些研讨会得出的基本论点是，中国革命不是唯一的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而且，1949年并不像人们所习惯的看法，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在整个20世纪初，曾出现过许多思想流派和实践。它们以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和政治革命者所明确提出来的方法使中国与全球秩序联系起来。例如，1949年以前，面对近代营销传媒中形成的新消费观念，中国城市居民结合中西方理念，发展出一套有关「美好人生」的新概念。基于「科学」管理的新思想，他们创造适用于自己的工业规程。在与全球性宗教组织挂钩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大学里，他们发展了新型的信仰和礼拜活动，以及适合现代世界的道德约束的新概念。尽管1949年后，这些东西都被共产党压制了，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它们又重新出现、其生命力甚至可能会比所有共产党国家所缔造的理想更强。
这些观念的历史命运为我们认识中国如何能够在不实行西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线索。从这一视角看来，多元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由社会而不是由国家推动的。政治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民族国家已被视为许多政治行动者其中之一，国际政治体制以及其组织的作用更为显著。目前流行的这种学术思潮似乎在强调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甚或在「全球化」规则下的统一性，并同时强调对此全球化进程的反应的多重性和特殊性。
虽然，新一代的研究生似乎对此观点有相当强烈的兴趣，由此而导致的对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尚未有成果。目前，在这方面最有见地的著述大都出自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而不是社会学者。
七 理论、舆论、资料、事实
在讨论过去几代社会学对研究中国所描绘的图景时，我强调了理论和资料之间的不断相互影响，以及潜存在所有研究工作背景中的、影响无所不及的舆论。然而，我并非要暗示中国研究中没有甚么客观真实性可言，或者我们描绘的中国图景的基础是臆造的理论建构（也许出于地缘政治的动机）而不是实际观察到的事实。我引述的所有著述都是建立在认真的实际研究基础之上的。它们是否有持久价值取决于其研究的彻底性与准确性。因此，Schurmann的论著仍不失为英语资料中有关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共产党和国家机器的正规结构的最佳文献之一。傅高仪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仍属最佳50年代和60年代省志之列。但是，任何合乎逻辑、有条理的社会研究都不应当仅是事实的堆砌。它必须建立在一个理论观点之上，这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失真。如果要产生影响力，它必须针对读者大众切实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
我的老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八十三岁时去世。在他七十八岁那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Fairbank 1986）。其中综合了他编辑的《剑桥现代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我曾撰写了其中的一章。在他给我和其他作者的一封信中，吿诉我们他已将此新书献给我们，他并谈到对写历史的过程一些想法。他说，「岁月的智慧，似乎在于忘却许多东西，以便于你能够对真正记得的事情建立起一种虚假的信心。这便允许某些主题和臆想充斥于著述中，造成对事实的歪曲，而我们则称之为系统知识。现在我认为，我们教授大部分时间都过于谨慎。我们寻找事物发生的缘由、理性和平衡，然而，人类在历史上的行动一般是狂热的，即使不是疯狂，也常常是歇斯底里的。也许我们不应该指望从中理出什么头绪来，可是，这却是我们的使命。」
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发展有系统的知识，但失真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停止争取获得这样的知识。这仅仅意味看我们要更努力缩小理论与数据的差距，特别是要解释那些与我们最简单的理论预测相悖的数据。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著述置于学术界、使其接受广泛的检验和建设性的批评——这个检验批判范围越广泛、越国际化，我们的理论观点就越可能接近事实。
*本文节选自由涂肇庆，林益民主编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本文由赵文词撰写，赵军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殖民时期的香港街头抗议活动。[图源：xgmy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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