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伟、徐彬 | 美国灾难社会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孙中伟（左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Free MBA”商业教育公益平台发起人，2012年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从事劳资关系、人力资源、人口流动等问题的研究。[图源：news.ecust.edu.cn]

徐彬（右图），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助理教授，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耶鲁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特别是社会表演、道德社会学、灾难研究、社会记忆、集体运动等问题。[图源：icscc.fudan.edu.cn]

摘要
近年来，中国境内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规模灾难引起公共领域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国内社会学界对灾难问题鲜有研究。本文着重从学科发展的知识社会学角度，回顾和评论美国灾难社会学的缘起、主要议题、近年来的反思和教训，借此指出其对中国灾害研究的启示。美国灾难社会学受“军方订单式”研究模式的影响，出现了过度实用化、经费依赖、远离主流社会学等问题，“政策社会学”过度发展而“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发展不足。与史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学科中的灾难研究相比，灾难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尚未起步，在未来发展中，应注意在三种取向上保持平衡，尤其要发展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以保证该领域的研究健康发展。

近年来，亚洲的SARS危机（2003），印度洋海啸（2004），美国卡翠娜飓风（2005），中国汶川地震（2008），海地地震（2010），日本地震、海啸及福岛核事故（2011）等一系列灾难，其规模、伤亡人数、影响程度都令人震惊，无一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引起公共领域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其同时也对社会如何应对长期和突发灾难构成巨大挑战。另外，长期、非突发、潜在的灾难，如全球气候变暖和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出现的雾霾，更是未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断降低的情况下，灾难及其背后的环境问题将是世界各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汶川地震发生后，灾难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中国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也逐渐关注灾难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李学举等，2005；闪淳昌，2011）。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学在中国灾难研究中基本缺席。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的大量研究主要出自于非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研究者之手，但这些学者对灾难本身的特殊性了解较少。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灾难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还不多，对国际灾难社会学的演变、前沿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中国社会学的启示缺乏全面深人的了解和讨论。因此，对灾难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难以起到推动作用和借鉴作用。

本文着重以知识社会学视角，将灾难社会学的发展放在宏观社会政治环境与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行业本身的状况中来考察，尤其从布洛维（Burawoy）倡导的“公共社会学”视角来考察灾难社会学在学科内劳动分工的地位（Burawoy, 2005; Clawson, 2007）及其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探讨美国灾难社会学作为研究范式的特征、主要议题、代表性著作，以及其作为“政策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灾难社会学如何借鉴美国灾难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同时避免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保证其在公共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之间的平衡与良性发展。

二、美国灾难社会学的源起

美国灾难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最早形成于二战后，其出现与美国军方的战略意图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了灾难社会学的发展。灾难社会学源起之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所做的一系列对于灾难情形下人类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由美国化学部队（American Chemical Corps）资助，致力于考察灾难中人类行为与组织反应，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在战争情形下的类似行为的组织反应。换言之，军方认为，灾难情形下人的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反应与人们在受到军事攻击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比如建筑被摧毁、大量平民的死亡、化学药品的泄漏，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心理影响等。在军方的资助下，NORC开展了战后最早的灾难社会学研究，其中包括非常有影响的1952年阿肯色州龙卷风后对几个镇的抽样调查。同一时期，军方还资助了其他大学开展类似的灾难研究。1963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灾难研究中心（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DRC）成立，这是美国灾难社会学研究制度化的重要标志。该中心后来迁往德拉维尔大学，至今依然是美国灾难研究的中心之一。除了在学科建立方面的作用外，DRC对后来学科发展产生影响的最主要事件是与美国国防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 OCD）签约。OCD资助DRC 20万美元，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更为重要的是，DRC在给OCD的研究计划中，不仅详细阐述了研究本身的理论意义，还包括了研究的实际作用：研究成果需要向国防计划制定部门提出关于组织对紧急状态的有效反应的建议（Quarantelli, 1987）。

三、“军方订单式”研究取向对美国灾难社会学的影响

从起源看，布洛维以为早期的灾难社会学研究是典型的“政策社会学”（policy sociology）取向，其研究课题的选择、视野乃至方法都受到出资方意图的影响。从军方的角度看，灾难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灾难本身，而在于灾难与战争的相似性。由于对战争的研究受到客观条件的局限，即使在战争爆发情况下也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于是在军方看来，灾难成了战争最好的模拟情境。军方的这种偏好和对灾难的理解对美国灾难社会学理论和实证研究造成了巨大影响。

（一）灾难的定义问题

灾难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各种自然现象引起的，比如地震、海啸、飓风等，但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研究通常称为“灾害研究”（hazard research），这是一个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也涉及到某些社会科学（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6）。然而灾难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这些自然现象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而不是灾害本身，只有当灾害影响到人类社会时，才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灾难。

在美国灾难社会学研究初期，军方对于灾难的观点是，如果在灾难情境与遭受军事打击的情境之间建立一个模拟和类比关系，则将灾难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外源性的，由外在的敌人造成的，而不是社会内部本身的问题。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灾难社会学早期对灾难的定义，即究竟什么是灾难。

早期灾难社会学对灾难的定义非符合军方的观点。1961年，弗里茨（Friz）提出了很有代表性的定义：（灾难是）一个影响到整个社会或者社会中某些部分的事件，这些影响可以是实际的或者是潜在的威胁，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基本功能（Fritz, 1961）。同一时期其他定义与此基本类似，强调灾难是“影响社会的事件”，是外在于社会、类似军事打击的事件，而不是内在于社会的、具有社会性的事件本身。

如果与后来通行的定义相比较，弗里茨定义对“灾难是外在于社会”的强调就更为明显。比如克雷普斯（Kreps）在2001年提出的定义：“灾难是在社会内或较大社会子系统内（比如地区或者社区）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这些事件来自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受到损害和干扰的综合作用”（Kreps, 2001）。这一定义与40年前弗里茨定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于灾难社会性的重新认识，它强调灾难是社会内部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而非外在于社会的现象。灾难在很多情况下由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现象引起，但其根源却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比如地震引发灾难的问题不在于地震本身的级别和强度，而在于该地区本身或是各项技术尚未达到抵御中等级地震的能力，或是该地的建筑标准未能严格执行，以及与社区间的贫富差距有关的社会结构问题，等等。比如，2010年海地地震的里氏级别是7级，释放能量远低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7.9级），同样发生在中心城市附近，震源深度相差无几：海地地震13公里，汶川地震19公里，但海地地震造成首都太子港及邻近地区至少22万人死亡，几乎3倍于汶川地震。这之间的差别显然不是地震作为自然现象本身可以解释的，而是海地历史与现实中一系列复杂的国内和全球性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多灾难并非由自然现象引起，而更多是由于人类活动和科学技术本身存在的问题所导致，比如近年来在中国境内出现由于污染导致的大范围雾霾，以及20世纪40、50年代伦敦和洛杉矶出现的类似雾霾。因而，目前对灾难的定义一致认为：灾难是社会性的、内源性的，研究客体是灾难（disaster）而非灾害（hazard）。

海地当时时间2010年1月12日下午4点53分，北京时间2010年1月13日上午5点53分，发生里氏7.0级大地震。此次地震的震源距离太子港15公里，深度为8公里，由于靠近震源，太子港在更大程度上遭受破坏性冲击。海地以及周边的巴巴多斯、多米尼加等国家都可能受到海啸的袭击。[图源：a2.att.hudong.com]

（二）对于灾难实用研究的影响

早期对灾难社会学的定义直接影响了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实用研究的关注点。一方面，如夸兰泰利所指出的，早期灾难社会学研究以及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大多集中在与军事打击有较大相似度的灾难，比如地震和飓风，这些灾难相对集中于某一短暂时间和某一个相对限定范围的空间（Quarantelli，1987）。而其他类型的灾难，特别是延续时间较长的灾难（如饥荒），以及在空间上较分散的灾难，（如流行病、洪水、严重空气污染、热浪）等则少有涉及。以致除极少数研究之外，灾难社会学在这些类型灾难的研究上已经失去了发言权。与此相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学对于饥荒的研究进人了各自学科的主流（DeWaal, 1997; Haggard & Noland, 27），甚至出现了阿玛蒂亚·森这样诺贝尔奖级别的经典研究（Sen,1981）。

另一方面，即使从灾难管理角度看，早期灾难社会学的定义也造成了过度集中于灾难应对而忽视其他环节的问题。有关灾难管理的时间周期可以分成如下几个阶段：1.防灾：在灾难发生之前实施的、减少灾难可能性的社会干预措施，比如有关建筑和环境方面的法律及制度、土地规划，以及对易受灾害影响的脆弱人口的社会性保护措施。2.备灾：在灾难发生之前实施的、对于灾难应对和灾后恢复的准备措施。备灾与防灾不同的是，防灾是从社会整体结构人手预防灾难，而备灾则是在灾难还未发生前建立起有效的应对灾难的措施。具体包括应急反应机制的建立，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配置，公共减灾基础设施的建立（如公共避难所），公共灾难教育与应对训练，等等。3.应对：包括对灾难发生的预警、预报，灾后涉灾人口撤离、救援与搜索、医疗措施、伤亡人口救助、政府与公共沟通机制维护等。4.恢复：包括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恢复、受灾人口经济资助和社会支持、基础设施维修和重建，等等。不同的理论和研究取向对灾难周期的概括略有不同（Coppola, 201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6; Tierney, et., 2001）但大都包括上述4个阶段

由于早期灾难社会学着重于社会在外来攻击和灾害情况下如何应对，使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灾难社会学集中于备灾、应对和恢复的研究。研究者很大程度上按照资助方的兴趣和需要，集中于灾难影响下人类行为与社会组织研究，特别是关注于当时美国社会学所称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比如恐慌、谣言等等，研究集中于官方组织对于灾难的应对等。当然这些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下一部分会论及），但严重忽视了造成灾难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比如阶级、种族和性别方面的不平等在灾难情境下的恶化。这也是为什么灾难社会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发展之后不断自我重复而没有更多拓展的原因之一，直到新近才对这一问题有所反思，但这种反思依然不足以影响灾难社会学的主流范式。例如，由蒂尔尼等（Tierney, et al., 2001）灾难社会学代表人物编写的一本总结性著作《面对意外：美国的防灾准备与应对》（Facing Unexpected: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in the United States）就完全集中于备灾和应对，而对其他阶段只是一带而过。

（三）重视灾难管理而忽视更本质的社会学课题

“军方订单式”的早期研究还导致了灾难社会学对于计划和管理的偏好。对这两者的偏好都来自于国家试图以工具理性方式来控制社会甚至自然的倾向，而这种倾向通过研究资助和学科导向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灾难社会学的“官方”或者“管理”色彩，极易导致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和利益的忽视。同时，与上述第二点有关，着重于灾难后管理的几个环节，而不是更深、更广的社会问题。在最近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当代美国灾难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蒂尔尼指出这一视角的症候：“即使灾难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指挥者视角’问题，他们依然更重视官方组织而不是灾民或者社区组织提供的信息。于是，研究者从政府角度来研究灾难，提出的问题也诸如：原有的计划是否使得官方部门的应对更为有效或者灾难经验是否使相关管理组织有所变化”（Tierney, 2007: 515）。由于这一政府导向的过度实用化倾向在灾难社会学长期存在，导致了学者对社会学一些基本问题研究的严重滞后，比如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美国社会学的经典问题，直到非常晚近才进人灾难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四、美国灾难社会学的主要议题

（一）灾难情境下的行为

灾难社会学的军方订单模式导致了其对灾难情境下行为的关注，沿着这一路径，灾难社会学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是灾难社会学为数不多的、对于普通社会学的贡献之一，比如关于恐慌（panic）的经典研究。在大众文化和人们的想象中，在灾难来临之际，人们惊慌失措、尖叫着四处逃散，同时做出无理性的、甚至反社会的行为，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争斗，社会呈现出“狼对狼”的状态，与此相关联的想象是灾民抢劫风行。这一想象被好莱坞灾难片所强化，成为对灾难的大众想象固定模式。但灾难社会学几十年反复的经验研究却表明了相反的结果，即人们在灾难来临时也许会有短暂的惊慌，但是不会失去理性，而是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与合作去处理灾难带来的实际问题，恐慌只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而这些情况都有特殊的原因，比如物资的极度匮乏（Clarke, 2002; Quarantelli, 1954）。在绝大多数灾难情况下，受灾人群倾向于合作而不是冲突，倾向于分享资源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抢劫行为也没有通常想象中那么普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抢劫大规模地出现在灾难之后，而媒体照片中出现的房屋上刷上的“你如果抢劫我就会开枪”（You loot I shoot）只是刷上的字而已，并不是实际抢劫行为的证据。

受新冠疫情影响，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再三强调，本地厕纸产能充足，不需要抢购，但事实就是，当地多家超市已经出现了纸巾缺货的情况，有些门店甚至开始实施限购，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一提。但抢购厕纸并不是澳大利亚独有的现象，从香港到日本、美国、新加坡，都有出现顾客扫空厕纸货架的报道。[图源：news.sina.com.cn]

从中观层面来看，灾难是一种社会危机，但不同于暴动等冲突性危机，是一种“共识性危机”（consensus crisis）：灾难构成了对整个社区的共同威胁，社区成员之间达成了对于目标和任务的共识，于是倾向于完成共同的救灾任务。在这种任务导向的情况下，冲突大大降低，甚至消失（Dynes & Quarantelli, 1971）。因此，社会合作是灾难之后的普遍现象。该观点被大量经验研究所证实，同时被应用于宏观政治社会学研究，比如徐彬关于28年四川汶川地震的研究表明，地震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少见的良性合作关系是“共识性危机”在国家一社会关系上的一种表现，这种共识性危机基于4个条件：1.汶川地震的规模和复杂性对国家的灾难应对能力构成极大挑战；2.国家有迫切的需求动员各种非政府社会资源去完成救灾任务；3.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基于道德和政绩合法性，这种倾向在28年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得以加强，更使得政府必须成功有效完成救灾任务；4.在上述因素基础上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共识。这些因素相互加强，最终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Xu, 2014）。

然而，与此同时，“狼与狼”的想象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甚至影响到政府对灾难响应的决策。比如2005年卡翠娜飓风之后，美国政府派遣大量全副武装军队进人新奥尔良“维稳”，其主导思想就是灾难会引起恐慌，继而出现反社会行为和冲突。这种主导思想导致了动用军队用于维稳而不是救灾，救灾力量和物资由于种种体制原因出现严重不足，更加剧了抢劫等反社会行为，这些反社会行为又成为军队继续维稳的理由。由此，新奥尔良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一个经典例子：由于误解灾难的恐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与此同时，习惯于报道“人咬狗”的美国媒体，又把镜头对准也许只是零星发生的抢劫行为，这更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新奥尔良悲剧的产生（Tierney,et al., 2006）。

事实上，在微观恐慌与错误处理背后是历史环境和过程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内政和公共政策的全面军事化，用军队来处理国内应急事务。“9·11”之后，联邦紧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从原来克林顿时期的准内阁机构降格为布什时期巨无霸式的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一个分支。在“一切以对外战争为主导”的政府导向下，FEMA的能力和预算都得到大大增强，这成为新奥尔良飓风救灾力量不足和军事化应对的宏观背景。这一过程在很多研究中多有涉及（Cooper & Block, 2006；Sylves, 2008）。

新奥尔良的悲剧也引起了很多关于传统恐慌和抢劫研究的争论。社会学家注意到，抢劫在新奥尔良并非只是“零星”和“偶然”的出现，而是有相当的规模，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从人们的口述材料来看，似乎也并非完全是媒体的夸大和政府军队的作用。这一现象以及其他类似案例（比如海地地震）挑战了已经成为共识的关于恐慌和抢劫很少存在的论点，引起了新一轮争论（Brusma, et al., 2007）。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研究来形成新的主流观点。同样，灾难后很少出现抢劫的传统观点似乎在其他大灾中有新的支持证据，比如2011年日本海啸和28年中国四川地震后——两场远大于美国卡翠娜飓风的灾难——就没有类似新奥尔良的情况出现，而这两场灾难是在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国家能力和救灾体制下发生的，却出现了相似的结果，因此提出了很多可以继续研究的问题。

（二）组织问题

组织对灾难的应对是传统灾难社会学研究的一大领域。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组织结构、组织行为与灾难应对的实证研究，同时也关注不同类型组织的实际运作过程，涉及政府专门救灾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等。这些研究达到了非常细化的程度，大多数相关研究已经纳人到应急管理的研究中，本文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两部比较重要的概述和文集（Dynes, 1969; Tierney et al., 2001）和最新的应急管理教科书（Coppola, 2011）。

值得一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对组织应对灾难的批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克拉克（Clarke, 1999）关于组织的灾难计划研究。克拉克的主要观点出人意料：大多数的灾难应对计划是无效的，是“空想文件”，无法运用于实际。这些灾难应对计划常常基于一些很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比如海面风平浪静，灾难规模不超过历史记录，没有其他任何意外情况，应对物资和应对人员及时到达、没有遇到交通和其他障碍。但事实上，如同克拉克的另一本书《最坏情形》（Worst Cases）所指出的，当代灾难都发生在最坏条件下而不是理想条件下，比如日本2011年连环灾难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超强海底地震引起超大海啸，海啸导致了福岛核事故（Clarke, 2006）。政府和很多大公司的应急部门和计划只是一个摆设，其作用在于象征性的灾难应对计划设计，简单说来，就是做给公众看的，以此来表明政府和公司对灾难应对的重视，而不是用来操作的。其背后的逻辑是灾难是小概率事件，如果为小概率事件花费大量的资源做准备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还不如随便做个样子，以牺牲防灾、备灾为代价，以小概率事件为思想基础，与大自然赌博。但这是一场很有可能输掉的赌博。如同克拉克所说，概率的概念在灾难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灾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任何一个小概率灾难造成的后果都是巨大的，防灾与备灾不应基于概率而应基于其可能造成的后果。然而，防灾和备灾需要资源的投人和日常的维护，而且可能一次都用不上，这就与组织的利益目标相冲突，最后导致了很多象征性计划，这是事故和灾难扩大化的根源之一。

2011年3月，里氏9.0级地震导致福岛县两座核电站反应堆发生故障，其中第一核电站中一座反应堆震后发生异常导致核蒸汽泄漏。于3月12日发生小规模爆炸，或因氢气爆炸所致。3月14日地震后发生爆炸。在爆炸后，辐射性物质进入风中，通过风传播到中国，俄罗斯等一些地区。[图源：mil.cnr.cn]

另一个关于组织与灾难的研究趋势是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中“治理”的合流。在最近的一篇综述文章中，蒂尔尼（Tierney, 2012）提出了“灾难治理”的概念，把政府和组织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研究外部环境和全球化对灾难的组织化应对与管理的影响，拓展了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以组织结构功能为中心的“灾难管理”概念。这一研究议程刚提出不久（2012），尚未有后续研究的跟进，但在另外一些重要成果中有所体现，比如汉尼根（Hannigan, 2012）的《无国界的灾难》（Disasters Without Borders）关注的是全球视野中的灾难与政治。这一新趋势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把狭窄的灾难应用研究拓展到更广阔的视野，值得继续探索。

（三）社区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

美国灾难社会学植根于对地方社区的研究，前述行为研究的视野也处于地方社区，大量研究集中于社区在灾难情境下的适应力与社会资本关系、社会工作（如过渡住宅）与地方社区等（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6）。这一方向的研究有相对一致的基本观即灾难对于不同社区的不同影响能由社区原有的人口、地理和社会关系情况来解释，如某些社区比别的社区在灾难来临时更为“脆弱”是因为该社区经济状况不佳、贫困和下层人数较多，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状况较差，备灾和防灾的能力与措施也较差。因此，灾害（注意是灾害）只是一个诱因，而真正的灾难是由灾害暴露出来的、原有的社区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威斯纳（Wisner, 2004）所著的《危险：自然灾害、人的脆弱性与灾难》（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asters），该书全面讨论了脆弱性的理论问题，而且将灾难进行分类，讨论其不同的脆弱性。该书尽管由欧洲学者所著，但对美国灾难社会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他重要研究可见伯林（Bolin, 2006）的综述。

在社区脆弱性的讨论当中，由于对社区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形成了不同的路径。这一点从两本非常有影响的有关社区的著作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的《横扫一切》（Everything In Its Path）（Erikson, 1976）和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的《热浪》（Heat Wave）（Klinenberg, 2002）。《热浪》已有周雪光（2006）的详细介绍，本文不再重复其研究细节，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社区的原有经济社会状况、居民特征使得其对于灾难的承受力有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人群、老年人口、贫困社区、犯罪率较高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社区。同时，社区的地理特征对灾难也有所影响，如较为热闹的社区相对于街道冷清的社区死亡率较低，因为老人在热闹社区更能被注意到，更易获得帮助。这一研究路径结合了芝加哥学派传统，类似于涂尔干关于自杀的研究：即一种貌似为生理现象的事件（如因热而死亡），实际上有其社会因素，即社区脆弱性的不同使得死亡率的分布有所不同。

Klinenberg, E., 2003.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埃里克森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发生在布法罗河（Buffalo Creek）的一场煤矿公司管理不善导致的灾难，大量的煤渣倾倒在一条山间河流上，煤渣在山洪爆发时被裹挟而下，把山脚下的社区彻底摧毁。但这一研究关注的是原来该社区类似于涂尔干所说机械团结——人与人之间由于工作、生活的高度相似性产生的紧密联系——被灾难所摧毁，在人们心理上和文化上产生难以恢复的创伤。这种机械团结基于的社会关系是当地煤矿公司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所造成的高度同质性和权力高度不平等，因此，这种团结是脆弱的。该书可以被解读成一个现代性的寓言，即现代社会是高度风险的。布法罗河这一地方残存的机械团结也是很脆弱的，时时刻刻受到被现代工业和技术以及其产生的问题和灾难的威胁。

与《热浪》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社区”观念的不同。克林伯格的社区观念更多出自于芝加哥学派，是在某地理位置限制内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埃里克森是当代最著名的涂尔干学派学者之一，其“社区”概念更多源自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道德、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两种观念都有同样的关于灾难的理念，即灾难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来自于社区内部的问题（在《热浪》中是老龄人口和芝加哥某些问题社区），或者是社区关系内部的问题（在布法罗河是煤矿公司对工人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对人的安全的无视）。如果反观中国目前出现的城市问题（如雾霾和热浪）与煤矿社区安全事故问题，这两本著作会有更深刻的比较意义，能启发有意义的经验研究。

（四）其他问题

由于灾难本身关注点的变化，灾难社会学在近10年来试图突破原有范式，逐渐涉及更多的领域，虽然这些突破还没有形成实质性变化，但已有不少可圈可点的新课题和研究方向。重要的变化可以说是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阶级、种族和性别方面。例如卡翠娜飓风所暴露出来的美国社会阶级和种族的高度重合所导致的灾后问题，大量受灾最严重的人群来自新奥尔良最贫困的社区，因此缺乏足够的资源（比如汽车和钱）在飓风到来前逃出新奥尔良，最后在屋顶上孤立无援几欲渴死，而这些人群大部分是非裔美国人（Brunsmaet, 2007；Dyson, 2006）。在灾难中，种族和阶级问题也是公众争论的焦点，比如媒体报道大部分在灾害中抢劫的是黑人，这样的报道是否歪曲事实？有报道甚至警方也说，在Superdome（新奥尔良当地体育馆）避难的黑人发生了严重的治安事件，这些说法是否属实？黑人嘻哈乐手肯叶·韦斯特（Kenye West）公开说“乔治·布什对黑人不管不顾”，这是否能用来解释联邦政府的迟缓应对？这些公共争论重新把阶级、种族带人到灾难研究的主流视野，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大量增加，比如1992年安德鲁飓风对迈阿密这一多元文化、多种族城市的影响研究（Peacock, et al., 1997）；对于1997年大福克斯（Grand Forks）洪水中表现出来的性别、阶级问题的研究（Fothergill, 20）。相当多的定量研究还关注种族和阶级变量对于灾难中有关社会行为的作用，比如自我保护知识和措施、撤离的意愿和行为，以及灾难对不同阶级、种族的不同影响，等等（Tierney, 2007）。

美国灾难社会学从原来过于集中于美国逐渐拓展到了全球化视野，比如克拉克的《最坏情形》和《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robable）涉及全球范围的灾难案例，再加上前述近年来具有全球意义的灾难基本发生在美国之外，灾难社会学研究在不远的将来会更进一步拓展视野。另一方向的拓展体现在议题上，比如将恐怖袭击纳人灾难研究的范畴，这一拓展在理论上有争议，但不失为一种尝试。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拓展都相当有限，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灾难社会学的困境。

五、美国灾难社会学的困境

根据布洛维的观点（Burawoy, 2005），社会学内部根据生产知识的种类（工具性知识，即能产生效用的知识；反思性的知识，即能促进对人类社会和知识生产进行反思的知识）与对话对象（学界内和学界外）的不同，分成4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分工。“政策社会学”生产出依照学界外客户需求的、解决实际问题或者使已有解决方案合法化的工具性知识；“专业社会学”生产出供学术界内部消费的遵循学术发展自身规律的工具性知识；“批判社会学”则生产对学术发展本身最基本问题的批判和反思知识；“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也是布洛维认为社会学目前所缺失的，是一种学术工作者参加到公众对话中去，生产出有关社会紧迫问题的反思性知识，而不是只供出资者消费的工具性知识。这4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没有专业社会学做支撑，则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也是无源之水。

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美国灾难社会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政策社会学过度发展，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发展不足。由于学科起源于典型的政策社会学以及“军方订单”式的发展，整个学科问题和范式表现出强烈的实用立场，同时对于经费的依赖和渴求又强化了这一倾向，而对于专业社会学则没有发展的动因，遑论公共社会学。

（一）过度实用化的倾向和“经费综合症”

如果翻开关于灾难研究最新进展的《灾难研究手册》（Handbook of Disaster Research），读者会发现大量的主题极其细小乃至琐碎，比如如何更有效地撤离不愿意撤离的人群等，而一些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则难以寻觅。这一点与欧洲的”风险社会理论”形成鲜明对照（Adam,et al., 2000；Beck, 1992）。书中主要的理论范式依然是夸兰泰利和戴恩思（Dynes）等早期旗帜性人物创立的社会行为模式，整个领域被技术性、实用性研究所主导。然而，大部分灾难社会学家似乎并未对此有所不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应用研究本身能获得大量来自联邦研究机构（如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和政府机构的经费资助。同时由于研究问题的跨领域性，灾难社会学家经常与自然科学家和工程科学家一起申请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经费数额是一般其他社会学家不敢想象的。经费在美国高校的某些系科，如工程学科和实用性社会科学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一个来自NSF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项目，在评定终身教职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出研究成果的发表。因此，灾难社会学家吸引经费的能力使得他们在获得体制资源时居于有利的位置，这也削弱了他们大量发表研究成果的动力。从更深层次来看，经费可以给学校和个人带来很多直接利益。比如，联邦机构拨付的研究经费中，有相当大部分（有时接近一半）是划到学校帐户中去的，理论上是用来支付该研究人员使用学校资源所产生的费用（如办公室、已有设备、水电费、图书馆等）；在剩余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支付研究人员的暑假工资，这笔来自经费的工资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人。在这一体制和个人利益驱动下，对研究经费的渴求使得很多学者本末倒置，即原本应该作为手段的经费变成了目的，而原来应该成为目的的研究成果则处于次要地位。因此，美国灾难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未能赶上社会学的平均水平。

（二）远离主流社会学

过度实用化和经费依赖使得灾难社会学专业发展程度不足，越来越远离主流社会学。这一点已被领域内主要研究所指出。社会学研究很少出现在顶级或质量较高的社会学刊物上（比如《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AJS）和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主办的各领域顶级刊物），以及其他质量较高的社会学刊物。大多数论文发表在非常专门、读者面狭窄的刊物上，比如《国际群体突发事件与灾难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IJMED），这是一本只有PDF格式的电子文本刊物。专著也很少经由重要的学术出版社出版。上文提到的有影响的重要研究也并非由以灾难社会学为主业的学者完成，例如克林伯格在写完《热浪》之后就转向其他与灾难无关的研究题目，即使在《热浪》一书中，作者也无意与灾难社会学对话，而是更多与城市社会学对话。埃里克森则注重于涂尔干理论而不是灾难研究。克拉克是惟一一个在灾难社会学外有影响的、以灾难为主业的学者，但他的研究路径一文化和社会心理——与传统灾难研究相去甚远。从研究课题本身来看，一些其他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如阶级、种族和性别，直到最近才进人灾难社会学的视野（Tierney, 2007）。

（三）学术培养体制的近亲繁殖

远离主流社会学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旗帜性人物集中在少数几个学校，比如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和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故而对人材的培养也集中在这几个学校，课题、方法和理论的同质性非常之高。一个领域要保持活力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公开挑战年长一代的理论范式和方法；2.年轻一代从其他领域实质地借鉴理论和方法。而这两者在灾难社会学研究中是很少看到的。今天的灾难社会学主流范式，依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行为模式。同时，年轻一代灾难学者有过一些从其他领域借鉴的尝试，但由于训练的同质性和知识范围的狭窄，除了极少数成功的借鉴外，比如社会资本与灾难恢复问题（Aldnch, 2012），其他则大多流于浅尝辄止。以本文作者熟悉的文化社会学领域而言，在IJMED上出现过一两篇声称以文化社会学视角研究灾难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很明显不熟悉文化社会学的基本发展脉络和理论，因而缺乏实质性的借鉴。

（四）参与公共领城讨论不足

在美国公共领域内关于环境和灾难问题的讨论相当激烈和频繁，这些讨论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灾难社会学原本可以成为这一公共问题讨论中的响亮声音，但可惜的是，灾难社会学家的研究不为大众所知晓。灾难社会学对公共问题产生影响的只有少数几项研究。比如克林伯格的《热浪》（Klinenberg, 2002）和冯恩（Vaughan, 1996）关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的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少数研究也恰恰并非是这一领域主流的学者所作。

六、中国灾难研究现状

在中国，灾难研究在不同学科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现状。相对而言，史学的灾荒史研究最为兴盛，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近20年来有重要进展。古籍资料整理方面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文海等主编的《中国荒政书集成》（2010），通史方面也有一系列著作（袁祖亮主编，2008-2009），此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以及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1；夏明方，2000；李文海、周源，1991；段伟，2008）。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人类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灾难发生可能带来的学术机遇，有关研究机构组织了学术研讨。较有影响的民族研究刊物，如《民族研究》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与灾难有关的文章，分别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灾难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方素梅，2008；梁景之，2008）、汶川地震中的救灾过程（李天德等，2008；丁一、俞雅乖，2010）和灾后重建（陈玉霞，2008；刘铁，2010）等多个重要议题。人类学界还对国内外灾难研究的现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介绍与反思（庄孔韶、张庆宁，2009；李永祥，2010；张原、汤芸，2011）。

“5·12”汶川地震 [图源：gss0.baidu.com]

社会工作也借助汶川地震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专业推销。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地震发生后，约有40家社会工作机构和500名左右的社会工作者奔赴灾区开展各种社会工作服务，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边慧敏等，2011）。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王思斌主编，2008）也以“自然灾害与社会工作介人”为题编辑了一组专题论文，探讨灾后社会工作的实务和理论。之后，社会工作学者一边继续介人灾后重建，一边对灾后社工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反思（徐永祥，2009；张和清，2011）。

相比而言，社会学异常沉寂，有关灾难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屈指可数。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赵延东（2007）根据大型经验社会调查结果，全面分析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社会资本在受灾社区居民灾后恢复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受灾居民在灾后恢复期间可利用嵌人于自己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获得正式和非正式支持，从而更快、更好地恢复正常生活。“非典”发生后多年，耿曙和胡玉松（2011）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考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国家一方面通过主流媒体控制“议题建构”；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节制“社会参与”，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灾难研究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相比美国而言，我国的灾难研究更深刻地受宏观政治、社会环境与学术行业本身状况的影响。灾难研究到近20年才起步，这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灾难的政治界定有巨大关系。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政府和政治文化对灾难的界定尴尬地存在于宣传上的乐观主义与实际的灾难管理能力缺乏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当时的领导人乐观地认为能够“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从实际能力和物质资源而言，尽管相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巨大的进步，但依然无法抵御较大规模的灾难，且政策失误也造成了在1949年后灾难不断。在宣传上将“大跃进”之后产生的大饥荒界定为“三年自然灾害”；唐山地震的死难人数直到震后3年才非正式地公布。因此，关注社会影响的灾难研究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环境中难以存在，与此相对照，“灾害研究”在这种特殊政治环境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有的领域，比如在地震研究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将原本是社会问题的灾难工程化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另外，在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整体而言长期处于被取消状态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于灾难研究的影响依然存在，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20世纪80-90年代，政府对于灾难的宣传依然延袭了旧有的路子，而灾难管理体制则有了一些改变，试图与国际减灾体系接轨；最重要的改变出现在SARS之后，由于灾难应对不力造成的巨大社会和国际影响，使我国政府开始真正重视建立相对完整的灾难管理体制，从立法到行政体系都有一些较大改变。由于这一宏观政治环境的变化，灾难研究得以纳人到“应急管理”的学科范畴中去（闪淳昌，2011）。

但这种短暂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与美国类似也有不同的一些问题。与美国灾难社会学类似之处在于，中国灾难社会学也表现出政策社会学发展过度，而专业和公共社会学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灾难社会学研究刚要起步，很多方面都没有成基础，需要做的工作更多。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灾难研究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偏好与意图。我国政府对于灾难研究的认识局限于“应急管理”，也就是对于灾难的应对，在宣传和实践上主要关注政府的快速反应和灾后重建中的主导地位，以提高政权在紧急状态下的合法性，而对长期的防灾、备灾过程则相对忽视。在这种政治导向下，大量研究集中在灾难应对和灾后重建，而对于产生灾难的长期社会原因，防灾、备灾中的社会问题则很少关注。这一倾向虽然美国也存在，但由于体制原因，在中国探索灾难的人为和制度原因需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远没有以政府“应急”为导向的实用研究来得“安全”。而传统荒政研究在史学中的发展也与较小的政治风险有关，同样是关于饥荒研究，对“大跃进”时期饥荒的学术研究则主要出自海外学者（Thaxton, 2008；Yang, 1996）。

2.过度实用化和经费依赖在中国灾难研究中与美国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的表现。由于政治导向和研究资金集中在“应急管理”和短、平、快的政府对策研究，基础性和理论性研究无从开展，从而实用研究也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很多时候，政府的资助常常出现在大规模、轰动性的灾难之后。2008年汶川地震后，灾难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进人体制内应用研究的机会，大量来自政府和官方研究基金的资助使得课题数量巨增，原本并无多少灾难研究背景的学者也加人到这一行列，这加剧了在研究取向和题目上的不平衡，而像空气污染等这些长期积累性的灾难，没有得到如同短期轰动效应灾难那样的关注。同样是近邻学科，能够得到政府认同的社会工作的发展则要比灾难社会学要兴旺很多。

3.与美国不同的是，灾难社会学研究作为专业社会学在中国刚要起步，还谈不上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公共社会学更无从说起。本文所提到的大多数灾难社会学的重要著作均未翻译成中文出版；另一方面，受中国学术界职称评定体制等因素影响，编写教科书比费时、费力地译介和经验研究有更多的现实回报。于是，导致一些以“灾害社会学”为名的教科书和以“浅论灾害社会学”为题的论文得以出版发行，造成低水平重复。在这种缺乏基础性研究的情况下，中国的灾难研究还谈不上与主流研究对话和本土化问题。

七、结语：美国灾难社会学对中国灾难研究的启示

上文回顾和评述了美国灾难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简单讨论了中国灾难研究的现状。总的来说，成熟和全面的灾难研究不能缺少社会学对灾难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贡献，但灾难社会学的发展本身又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同时受到学科发展和学术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其议题、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有赖于学术外的因素。因此，从本文依照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灾难社会学作为一个基于经验事实又特别具有应用价值以及关注公共问题的研究领域，其在中国的发展应特别强调研究领域中三种取向的平衡，即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的平衡。

首先，本文讨论的美国和中国的灾难研究都存在强烈的“政策社会学”色彩，而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发展严重不足。相比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依赖于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的扶持，私人和纯学科的研究资源严重不足，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根据政府偏好和政策需要来提出问题和设计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政府政策的有效实行为最终目标。政府公共政策的确需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来提高其效力，在客观上也对社会发展有利。

但是，如果把公共政策和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作为最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导向，会使灾难社会学完全成为政策社会学，这无助于该领域的专业性形成。从学理上看，如果所有研究都以如何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为导向，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灾难的“管理”最好的办法是防灾而不是应对，比如地震不可预防，但人类可以通过科学设计为建筑物和工程选址、强化建筑抗震标准和提高工程质量来减少损失，这显然比提高政府应对能力更具有长远和实际意义。另外，防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的脆弱程度，这是社会学研究真正可以发挥实际作用的地方，但在中国灾难社会学中这些研究恰恰付之阙如。这也无助于真正“应急管理”效率的提高。科学研究的最大悖论就是不具直接功利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对于实用研究来说往往必不可少。换句话说，政策社会学离不开专业社会学。作为中国学术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国家和政府的研究经费分配上也需要适当向基础研究倾斜。更重要的是，要使社会科学研究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政治议程设定和短期目标，只有如此，灾难社会学才能真正从对策管理式研究发展到一个成熟的学术研究领域。

其次，对于作为专业社会学的灾难社会学，急需进行的是灾难社会学这一领域的基础工作，包括引介和基础教学。本文首先呼吁的是系统地译介和引进国外的灾难社会学研究成果。可以从三方面人手：1.重要著作的译介，比如上文提到的一些重要著作；2.基础概览性的著作，比如上文提到的《灾难研究手册》；3.收集有关重要论文和前沿研究集结成册出版。在引进的基础上，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在相关专业（如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开设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程，教、学相长，也能为研究工作培养后备人才。另外，尽可能与国外高校合作，开办有关灾难社会学的暑期研讨班和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当然，这些工作都有赖于重要研究成果的引进。

灾难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主动与主流社会学领域进行对话，美国灾难社会学一个较大的问题就在于主动放弃了与主流的对话，自我放逐到边缘。中国灾难社会学不应重复这一老路，应基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考察，观照社会现实，同时也寻找在已有的中国研究中有哪些议题能够与灾难社会学接轨。以下方面可供参考：

1.灾难与国家一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灾荒史和荒政研究已经证明灾难在中国历史与国家一社会关系密不可分，“荒政”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政权合法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等一系列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问题。国家一社会关系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已有相当成型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可供继承和发展（Perry,1994）。从广义上说，本文提出的很多议题可以纳人到这一范式中。而美国灾难社会学在这一方面研究甚为寥寥，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学研究可以对一般社会学理论和一般灾难社会学研究有所贡献的地方。可惜的是，关于灾难的研究中有意识的、基于国家一社会视角的研究极为少数（耿曙、胡玉松，2011）。汶川地震后有大量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产生，大都自我归类于非政府组织研究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宏观理论问题，尚未形成有影响的系统探讨，已有的研究也完全处于灾难社会学的发展之外，未能区别灾难与常态，即在灾难中NGO的作用与平时的作用有何区别。汶川地震的热潮过后，少有学者继续专注于这一问题，使研究缺乏连续性。

2.灾难与地方社区脆弱性以及社会分层。中国灾难社会学需要开展更多的对城市和乡村社区以及相关社会分层的研究。社区和社会分层研究在中国有良好的传统，也有很多海外中国研究可以参照，同时中国社区巨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也是社区脆弱性研究的宝库。从地理到人群，不同社区在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和人口迁移中脆弱性的变化，是发展中的的中国独有的历史经验。在这些问题基础上应可以发展成为与国际灾难社会学乃至一般社区和分层研究对话的领域。

3.不同的灾难类型。环境问题成为中国未来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为灾难研究提供了机会，得以研究传统灾难社会学未曾足够关注的环境灾难，尤其是那些由长期积累形成而不是在短时间内爆发的灾难。这些环境灾难目前最主要的是空气污染造成的雾霾，近几年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雾霾有其长期性和不易为人注意的特点，在这方面很少有灾难社会学研究，而这正是一个契机。在这方面可以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空气污染作为公众问题的出现，以及与公共健康社会学合作进行类似于芝加哥热浪研究那样的关于雾霾对不同人群影响的研究。

4.灾难与文化和符号行为。灾难作为社会过程不可避免地与文化过程相交结，比如意识、符号行为、灾难仪式（为死难者默哀）等。而灾难与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心理研究则在中国语境中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中国数千年的荒政传统造成的百姓对于政府和领袖的心理期待，以及对国家一社会关系的研究，这些虽然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已有相关论述（Tong, 2011; Xu, 2012），但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能在本土开展。

5.灾难社会学应发展出公共社会学的取向，参与到社会公众关于灾难和环境危机的讨论中去。中国的媒体和出版市场的繁荣与公众对于环境危机日益增长的关注，为社会学家的公共参与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在政治体制外的与非学术公众交流的机会。中国灾难社会学应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讨论中去。同时，公共社会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发展，专业社会学可以更密切地关注从公共问题中发展问题意识，从中国特殊社会经验中发展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公共社会学的发展也能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关于灾难有关问题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使政策制定能够依靠于一定的公众基础。

*本文选自《社会学研究》2014年0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本文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时，一名戴着防护口罩的男子在加拿大多伦多女子学院医院（Women's College Hospital）门口携带一束鲜花。[图源：mediad.publicbroadcast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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