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斯 | 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

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Anthony Oliver Smith) ，美国灾难人类学研究学者，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联合国灾难应对咨询专家，研究领域包括灾难人类学理论、拉美自然灾难和社会文化影响。[图源：Wikipedia]

摘要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从这一基本的理解中形成了三个广泛的命题:（1）行为与机构应对范式；（2）社会变迁范式；（3）政治-经济/环境范式。文章聚焦于灾难的脆弱性的历史结构范畴，尤其是就发展中国家的情景，讨论了应用人类学对灾难管理的贡献以及灾难风险的观念与评估研究，还探讨了危害与灾难研究对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潜在意义，侧重点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社会变迁的问题。

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自然与科技灾难日益增加的频率和严重性使灾难成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发展和可持续性问题激辩的中心。灾难产生于社会、技术与环境的交汇，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灾难以非常直观的形式显示出某一社会难以成功和可持续地适应其自然和社会建构环境中的某些要素。

自然与技术灾难数量与严重性的增加对于目前诸多人类环境适应的韧性和持续性的匮乏构成了最为明显的考量。过去或现在任何有关人类环境适应的记录，如果未考虑危险和灾难的社会、技术与自然过程的交汇，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尽管对这些人与环境交汇现象关键性的认识在社会科学界正在兴起，不过直到最近，在我们对人文环境适应的记录中，仍普遍缺乏对造成危险和灾难的社会、技术和自然过程交汇的思考。近来对造成和强化危险与灾难的全球变暖现象的关切进一步折射出对作为社会适应标志的危险与灾难的认知。

一、环境、社会和灾难

按照传统的看法，灾难是极端的、不可预测的事件。不过大约自15年前起，一种将灾难视为环境基本元素和人类体系构建特点的新观点开始出现。当风险与灾难被视为环境与人类系统中内在的成分时，它们就可以有效地测试社会适应与可持续性。实际上，如果某一社会不具备一种可预测的大灾大难的环境承受能力，那么该社会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灾难发生时，无论是渐进的旱灾、隐蔽的有毒废料的侵害，或是突然暴发的地震或化学品泄漏，都倾向于形成一种全方位的事变或进程，最终会波及到社区生活的诸多层面。实际上在不同的层次上，灾难被视为“天然实验室”或危机显示器，因为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灾难中因社会、文化和物质的需求被降低到最低点而完全暴露出来。在这层意义上，灾难研究所呈现出的分析需求与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专门模式就有了根本性的重叠。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观、发展观和比较的视野，从微观来对社会整体进行研究，以及对社会变迁和进化问题予以关怀，与灾难的总体特征具有特别契合的分析性意义。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美场景之外，欧美则多为别的社会科学的灾难研究地点。目前在人类学传统的工作地点——非欧美的场景中，高强度的技术与自然事件与日俱增。早期的人类学著述中，危险被根本地看作是整个环境的系统范畴，传统社会的人群对之建立起合理、有效的适应，以便在困难的条件下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可行的生活方式。总体说来，人类学为灾难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宽度，也提供了民族志的坚实基础——因为该领域迄今为止几乎完全集中于第一世界的应急措施和机构性调适。

二、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取向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这些因素的复合对一个社区的主要社会机构成分和物质设施造成危害或损失，该社会的基本功能中断或被毁损，造成了个体与群体的紧张感和不同强度的社会解体。由此发端，人类学界形成了三种研究危险与灾难的基本视野:（1）行为反馈模式；（2）社会变迁模式；（3）政治－经济/环境模式。不过，将这三个大的主题分开讨论根本上是人为的，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从动因、进程和概念上讲都是攸关的。

就灾难研究的广义和人类学研究的具体层面而言，有一个持续性的传统，将危险与灾难看作是对社会结构与组织的挑战，研究聚焦于灾难影响及灾后不同阶段个体与群体的行为。这一范式的中心议题是针对灾难预警、影响和灾后进程而形成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建构、调适和交流。有几篇关于灾难影响即时反馈的报道关注的是宗教与仪式、技术、经济、政治层面的机制调适以及灾后各阶段中出现的合作与冲突模式。在数次美国的灾难中，组织性反馈被详细分析。在平常，差别性因素——种族、族群、阶级、年龄和性别是和谐与冲突模式呈现的主要因子，它们也是造成受灾影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的社区整合被看成是走向恢复与重建前期步骤的基点，表明对灾难的初期积极的反馈应建立在为减少短期与长期损失的更广泛的本土性社会和物质环境认知基础上。灾民与援助者之间沟通的质量，尤其是在一种紧张的“我们－他们”外形下，灾后援助对于社会关系的结构与质量的影响为一不断重复的主题；同样受到关注的也包括为提高减灾和重建努力的社区资源整合的各种关系冲突中所体现出的潜力；易受伤害的人口群体，尤其是老年人和孩童的社会反馈，也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

为探讨灾后反馈、交流的特质和援助及其他资源的分配，与具体机制攸关的灾前社会关系体系，比如在印度，先前存在的受道德与宗教支撑的社会不平等模式，被认为是在灾荒的情形下加剧歧视和贫困的动因。戴维斯（Davis）探讨了1964年阿拉斯加地震后，在五个损毁严重的太平洋爱斯基摩人村落的调整和重建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所起的重要作用。魏德曼（Wiedman）对飓风灾难中一所大学的分析显示出教育机构怎样通过迅速的机构反馈应对大的威胁，避免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而对阿克拉荷马城市爆炸案的所谓社会灾难的应对则折射出医疗界价值取向的不断增加带来的紧张感。扎曼（Zaman）认为，面对孟加拉国洪水和河岸崩塌，如果仅以一种简单的行为模式来针对社会反馈是不够的，因为这通常会忽略自然灾难调适的决策中所涵盖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结构因素。

过去十年中，技术性灾难以惊人的数量和严重性增加，在人类学界也引起了对其社会反馈的重视。近来人类学界对阿拉斯加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进行了研究，其前身是欧莫汉卓（Omohundro）对较早的一件石油泄漏事故社会影响的分析。对阿拉斯加石油泄漏的多数研究讨论的是石油泄漏对受影响社区的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张力。巴藤（Button）在分析泄漏后的社会整合、冲突、新兴群体以及潜在的恢复努力时，质疑了一种社会学的断论，即周期性的技术性灾难阻碍了新兴群体的建构和持续，因为特别是在对事件的解读上，它们侵蚀了社会的聚合，制造出冲突。娄林（Loughlin）对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件后的表述、解读和团体活动的研究也对上述的社会学论断提出了关键性的挑战。而且，环境公义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技术性风险危机及其影响的刺激。

阿拉斯加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件发生于1989年3月24日。“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在启航后仅3小时，油轮突然触礁，于是5000万升原油漏出。漏油覆盖海面达1300平方千米，并冲上了1300多千米长的海岸。在事故发生后几天内，有3万只海鸟以及海豹、其他哺乳动物和无数的鱼惨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图源：sohu]

依赖自然资源的社区的特殊社会脆弱性催生了一种替代性思考模式——“自然资源社区”（NRC，Natural Resource Community）。“自然资源社区“被界定为一居住在固定区域的人群，其主要的文化生存建立在对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在类似技术性灾难如石油泄漏后，污染使自然资源的基础中断，“自然资源社区”的生存因之也受到威胁。“自然资源社区”模式对于尤其是自然资源受技术灾难影响后的社会影响评估和恢复重建计划称得上是行之有效的。皮寇（Picou）对技术性灾难研究中生态学思考的欠缺提出了质疑，他运用生态－象征模式，论证了自然资源社区对资源污染和由技术灾难造成的长期社会裂变的独特的文化与经济脆弱性，自然资源社区因技术灾难形成的危机，源于人类社区与其生物物理环境关系的错位。

相对于不同反馈问题的探讨，诸多的人类学研究将视野集中于社会－心理层面，涉及灾难中的脆弱性、受难与受援问题。就1970年秘鲁的大地震，杜达斯克（Dudasik）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受害者:事件受害者（直接的外力受害者）、场景受害者（受灾后外力和社会文化状况影响）、边缘受害者（受损失的非居民）和到访受害者（志愿者和援助人员，经历灾后生理和心理压力的折磨）。对美国的灾难研究，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维特尔－纳诺地震（the Whittier Narrows Earthquake）和鲍德温山火灾，显示出受灾和创伤后精神紧张症状有着紧密的关系。罗素（Russell）发现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PTSD）在原著民中高于非原著民、女性高于男性，而且发现在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PTSD）与埃克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石油泄漏对于心理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其对物理环境的影响具有同等的效力。雪特兰岛石油泄漏的研究将信息流的控制与受害者中不断增加的紧张与疑虑联系在一起。

1970年5月31日20时23分，秘鲁发生了一场大雪崩，将瓦斯卡兰山峰下的容加依城全部摧毁，造成了两万居民的死亡，受灾面积达23平方公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悲惨的雪崩灾祸。[图源：sohu]

灾后社会心理紧张的文化表现在人类学界也受到了关注，用“标准”的症候和民间的疾病种类来检视灾难暴露出来的特征表明在波多黎各1985年的滑坡灾难中，大众疾病分类中的神经崩溃是人们反馈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特征，凸显灾前相关的援助性反馈的文化知识在后来的重要性。奥利弗－斯密斯也注意到1970年秘鲁地震后对个体和群体救助影响的不同的影响，认为灾难援助会增加灾难的心理创伤，削弱幸存者的自主性，导致一种衰竭性的依赖心态。博德（Bode）在同一震灾后研究了阐释与意义的形成，讨论了为获得情感的稳定，悲痛与哀悼的文化表述形式以及对灾难进行解释的相关文化模式。

三、文化与灾难

很早以来，人类学家就对文化意义与世界观的构建进行过探讨，而且也对此类构建的实施和具体化的方式与场景做过研究。通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尤其是涉及损失和变化的条件下，人类发现自己面临艰难的生存性问题。受灾人们的反馈总是牵涉到社会与宇宙正义的观念，涉及孽与报应、因果，世俗与神圣的关系以及神的存在和本质问题。

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规划者们通常考虑的策略是受灾人口的迁移和安置。近来的研究强调在时间和历史的编码及情景化过程中，在人际关系、社区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政治中，地方对于个体和社区认同感的构建的重要性。这些地方的归属感意味着灾难导致的社区损失或将其“连根拔起”，或许会造成深重的创伤。

对悲剧性损失和急剧变化寻求解释和意义是灾难研究关注的问题。在塞浦路斯，一场灾难后恢复进程异常缓慢，一些关键性的机制，如婚姻等，使得人们在态度和价值观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婚姻的郑重承诺变成对稳定性的绝望诉求。奥利弗－斯密斯和博德也记叙了1970年秘鲁地震后宗教信仰、象征和仪式的变迁。

在文化人类学对灾难的研究中，悲情的合理宣泄也是另一主题。除个人损失外，大的灾难通常会摧毁整个社区，引起人们对失去的家园、社会环境和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场所和建筑的悲悼。一旦这些元素受到损毁，对它们的悲悼近似于对亡故的亲人的哀悼。正式的公共场所、平常的聚会地点以及其他社区认同感的标志性建筑的消失也需追思。幸存者或许会强调对文化传统的忠诚，会强调其对所经历的苦难与悲剧的见证作用。博德对1970年秘鲁地震后悲痛和意义的构建做了独到的研究，其焦点在于分析支撑个体和文化认同的神话、传说以及宗教象征和仪式，通过系列灾难和危机场景，探讨了文化对悲悼的支持或妨碍。

最后，意义的构建对于受灾者和灾难研究人员来说，不仅从生存意义而且从政治涵义上也是充满问题的。从迅捷多变的事件中，从不多的声音里产生出来的多重意义构成了一个空间，在其间阐释成了争议性很强的领域。在这个倍受争议的空间里，表征的权力对于灾难发生及其程度以及援助的发放等相关政治都有着关键性的作用。灾难何时发生，救援幅度需要多大、多久，其界定为表征政治的功能。

四、政治和权力

在大多数人类学对灾难中政治因素的研究中，有两个相关的主题颇为显著:（1）在地方政治社会化和组织化中灾难既是机遇又是动因；（2）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灾难所引起的变化。就两个主题而言，探讨灾难如何建构、维护或动摇、损毁政治组织和关系是重点。灾难形成了场域，其间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和挑战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由此转变政治意识，影响个体行为，强化或消解机构性权力运作。

灾难被看作是推进政治团结、实践主义、新的思潮和发展新的权力关系的场域。罗宾逊（Robinson）等指出，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为新兴的团体在援助活动中扮演主角创造出政治空间，因而对执政党构成了一种相当大的威胁。在灾难造成300，000万人之多流离失所以后，执政党也只有通过利用和操控救济，尤其是住房调剂，才重整其权力。1989年洛马·普里埃塔（Loma Prieta）地震后，加州沃森维尔（Watsonville）本地的墨西哥人，从其亲友或自身经历的1985年墨西哥城大地震中领会到受援的政治。就像墨西哥幸存者做过的那样，通过占领公共用地来引起公众和媒体对经济适用房问题的关注。莱尔德（Laird）对这场灾难的研究探讨的是少数族裔的动员给当地政治权力带来的挑战及其意识形态的涵义。巴腾（Button）和梅森（Mason）也研究过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件后受灾个人、群体和社区的政治社会化及后来的动员过程。从灾难的过程中考察团体和组织形成的程度及其如何逐步扩大到灾难之外的相关问题，在这一研究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反过来说，灾难对地方政治进程也许会产生阻碍作用。多特（Doughty）对秘鲁的长期研究表明灾难的影响也许会和大的政治变化结合，以颠覆“正常”的政治程序，尤其是援助的获取，加剧灾难对社区整合和复苏的影响程度。戴维斯发现，就长时段讲，1964年的阿拉斯加地震及后来的救援土著印第安村落与国家进一步整合和接触的主要因素。查理塔基斯（Chairetakis），在1980年意大利坎佩尼亚（Campania）和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地震后的发展与重建研究中，将整个过程看作是强化了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和经济利益，该党执掌意大利南部达40年之久。庄士敦（Johnston）和舒尔特（Schulte）对加州的洛马·普里埃塔（Loma Prieta）地震和维京岛的“飓风雨果”（Hurricane Hugo）作了比较后发现灾难为权力关系的重组创造了机会，重建过程可以成为影响灾前权力结构和关系的竞争场域。灾难和重建常常为新的团体进入政治或经济进程创造机会，推进变革，引发或组织对支撑现行构架的体制的挑战。不过，重建基础设施的耗费也限制了赋权（empowerment）的机会，比如在维京岛也加剧了从属关系。

五、灾难与经济

灾难通常主要被看作是物质性的事件，也即灾难对某一物质环境、某一社会，包括占据某一环境的人口的物质资源造成了损害，并且在形成损毁的同时，灾难也形成了紧迫性的物质需求，刺激物资与服务性工作的流动。人们以“最佳和最差时段”来言及灾难时，通常指的是人们在危机时刻应对物质资源的行为。在灾难中，有关人类行为的某些基本的经济假设或问题，如利他性、理性选择模式（自利）、私产、竞争、互惠、分配、契约、诚信以及社会规范和经济自利之间的矛盾都得到彰显。实际上，这些问题对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实施的一个项目至为关键，该项目研究的是一场核战或其他大的社会性灾难后，重建分配和交换的理性市场机制所需的社会和经济体系。

在物资匮乏，尤其是这种匮乏与灾荒相连的时候，支配食品和分配资源的道德机制也许会崩溃。托尼（Torry）认为多数传统社会都是高度不平等的，危机会使一些群体备受艰辛甚至死亡。托尼指出，在印度，源于宗教性的差异（主要是指等级）而形成的结构性不平等模式，在正常的情况下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已经很彰明，在危机状态下，救济分配的不公就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

在技术性灾难中，资源获取的道德性问题通常也会被提起，如与灾难有关的雇工问题。在接受埃克森公司清理石油泄漏的聘用和丰厚报酬这一问题上，道德和伦理立场的分化极其严重。一些研究表明，资源分配的道德问题随灾难的阶段性而发生变化。1970年秘鲁地震后，阶级和族群界限被模糊了。家畜的主人将牲口捐赠给公益事业，私有财产的观念也随之而淡漠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用私人资源来服务于公益事业的问题上，合作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争端也开始爆发。当援助到来时，旧的裂痕再现，资源获取的不同渠道不仅被认可，而且成为理直气壮的要求。灾难制造出一种高度紧张的氛围，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个体的理性选择或私人利益都被极大地释放出来，形成潜在的矛盾关系。

形形色色的人在灾难场所的汇聚——从抢险工人到普通的好奇者，均有系统的记载，同样记录完备的经济现象是救援物资的汇聚。改善的通讯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速和更形象地改变世界共同体。现代空中运输可以在短短数日内实施一场大的救援行动，并且为物资的持续运输搭建起一条实质性的空中桥梁。一场灾难事实上可以在一夜间将某一传统上物资匮乏的地区变成“灾难经济的繁荣”地区。救援机构对灾区的进入不仅带来了物资，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常常带来高薪的就业机会。1970年秘鲁地震后的灾后援助，构成了系列的经济影响，包括一批新的相对富裕的消费群体（灾后援助和重建人员），新的消费品、新的居住形式和新的城市设计，所有这些都超出了当地的容纳能力，也扭曲了当地的经济。

六、灾后社会变化与发展

灾难也可以成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不管差异有多大，在某种意义上一场灾难对某一社会满足其成员需要的能力造成了损坏，需要作出新的调适来保障该社会的运转。因此灾难的研究不可避免会讨论该问题，或至少是潜在的变化。尽管早期的社会科学灾难讨论中也关注社会变迁，不过与短期的行为和组织问题相比，长时段社会变化的问题受到的关注较少。人类学以其传统的长期田野观察和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和文化进程的强调，或许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关注灾难对长时段社会变化的影响。在一些考古学研究中，灾难在解释某些文化进化的形式时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虽然非人类学的灾难研究通常把传统社会描绘成脆弱的、缺乏灾难应对机制的社会，或多或少带有宿命的色彩，生活在环境形成的持续恐怖中，人类学却显示出传统的人群在应对灾难时的韧性和适应能力。而且，在传统的环境中的本土适应性或许可以容纳更有效的灾难应对方式。不过，工业化世界强加给传统社会的变化加剧了传统世界里灾难所形成的变化潜在性，但灾难所引起的变化幅度值得关注。在某些情况下，强加的变化会加剧灾难的脆弱性，造成地方社会的毁灭；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灾难构成或增强了具有长期结构性影响的力量。人类学的研究也倾向于达成这样的结论，即灾难很可能会加剧灾前正在进行的变化。这类提速有可能对长期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移位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对发展的结构和进程的重新诠释。

近来发达国家调整重建过程，从替代性到针对灾前社区问题的发展目标，第三世界的灾难管理和人类学研究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社会和经济变化均有可能发生于重建过程的灾难中。当灾难到来时，现在很少地方需要自我重建。通常灾难会形成地方、国家或国际的紧急援助。这种人与物（通常对于本地人来说是外来或陌生的）的汇聚，也许最后会成为压力和变化的一种源头，其影响程度并不亚于灾难及其损毁本身。在损坏面积很大的情况下，重建过程或许会无止境，通常演变成发展项目，专家及其工作也会成为社会地景中的定点。

灾后重建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生活受到损害的人们，为了能够生活下去，需要在某种形式上重建与过去同样的稳定和持续关系。对某些个人或群体来说，过去的生活非常惬意，他们希望能恢复原状；另一方面，灾难可以显示出需要改变的范畴，在涉及持续或变革的问题上，重建会导致方法和目的的争议。

1970年秘鲁地震后的重建推动了一些社会变化，给受压迫的土著人口提供了更多的行动自由。据报道，在灾区的各群体中，在混血群体和印第安人的社会等级问题上，社会与政治意识有了明显的变化。不过，重建中城市和住房模式通常也有强化传统社会等级的倾向。而且据多特（Doughty）报道，虽然近15年的灾难和重建工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新的基础设施，但在社会文化行为模式上并没有大的变化。

1980年坎帕尼亚－巴西利卡塔（the Campania－ Basilicat）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和发展，完全被主流的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用来强化它对该地区40年的统治。其结果是传统的发展形式被紧缩，该地区获利甚少，大量满足的是外来者的利益。救援和重建对社会、道德、经济和塞莱谷地环境结构的毁坏被认为是远远超过地震所造成的侵害。

1964年阿拉斯加地震后，戴维斯在对2个北太平洋阿拉斯加村落的研究中发现，伴随着对政府机构依赖的增加，土著群体的政治意识和认同感也不断提升。在墨西哥政治动员的环境下，1985年的地震与重建推动了军事化邻里和学生组织的形成，从而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救济和重建问题上挑战了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尽管政府最终恢复了控制，但这场地震无疑推进了组织和抗议的氛围，也增加了新的问责诉求。因此，重建过程中社会变化的潜在性存在于社区层面政治意识中的机构与文化的变化。不过，重建过程中健康的社会与基础设施的发展潜力，并未被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大多数个案所认识到。

七、发展与有关脆弱性的政治经济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许多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根据自身学科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经济观点，开始将灾难较少看作是地球物理极端现象（如风暴、地震、雪崩、干旱等）的结果，而是更多地视为现行社会秩序的运作，包括该秩序人文环境关系的结构，以及影响这些现象的大的历史与结构进程的框架（如殖民主义和欠发达问题）。由此而来的灾难研究基本上成为对脆弱性的社会建构的分析。例如，莫仁（Morren）认为:（1）灾难的直接源头是人的活动；（2）灾难的严重程度与人文环境的干预相连；（3）鼓励个人和社区的依赖与专门化的发展，实际上降低了正常的应对和反馈灾难的能力；（4）外来的救灾援助可以将一个短期的地方性问题转化为长期的问题。

从学科的早期阶段开始，这一观点就被用于人类学。如上所述，民族志研究传统上将灾难看作是传统的人群需要适应的整体环境中的一部分。例如，非洲的游牧和季节性牧民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和人口密度意味着对边缘环境的理性适应，不过，经济压力形成了过度放牧和牲畜超载，使人口和土地在周期性干旱面前都变得脆弱。

殖民政府及其继承人，在应对非本土性压力和力量时，推行生产制度、城乡安置模式和人口流动的管制，严重损害了土著的灾难管理能力。扎曼（Zaman）质疑高成本、大规模的洪水治理工程，倡导运用土著的方式来应对洪灾。奥利弗－斯密斯注意到哥伦布到来前的少量考古证据中，灾难造成的累计死亡率接近秘鲁1970年地震造成的65，000例死亡人口数，他认为哥伦布前的安第斯文化，应对其灾难易发的环境时，普通和具体的适应相对说来都行之有效。而且，1970年地震造成的高死亡率，部分也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者在建筑材料、城市规划和居住模式所带来的变化，也形成了在应对灾难时社会形塑的脆弱模式。

目前对危险的脆弱性仍在持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对当地环境获得的长期经验的土著适应性被削弱，政府政策的直接干预或政治经济力量形成了对当地文化和环境不适应的生产制度。大规模的经济干预，如矿业、林业、灌溉、水电和工业性企业正在全球各地造成危险的环境。例如，政府以小业主计划来推动亚马逊的殖民所形成的短期生存策略，造成了土壤的流失、产量减少，最终土地被大农场主并吞，更加速了土壤资源的退化和环境的损坏。政府政策或经济力量在全球很多地区都推动了非因地制宜的生产模式，导致土壤流失、沙漠化和森林退化，也加大了环境的极度脆弱性，难以抵御自然灾难。事实上，这些过程既造成了脆弱性又构成了灾难发生的前提条件。

与经济增长的其他一些进程，如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使人口汇聚在环境脆弱地带。生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下社会和地域边缘的很多人因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无缘基本的土地、粮食和住房资源而变得更加脆弱。总的说来，早期的研究中，人们被假定因缺乏灾难的知识或未被告知有关的风险而生活在危险的状态下。不过近期的研究显示，个人和群体或许十分清楚风险程度，但是别无选择，只能居住在危险的地带，如洪涝区或地质不稳定的山边。这种困境并非源于信息缺乏或土地规划的不足，而是由于市场力量对土地的控制，阻碍了低收入群体获取安全的居住地段。而且在城区里，脆弱性居住带来的危险通常又因污染和低效的有毒废料处理、水污染、环卫设施缺乏以及不安全的住房条件而加剧。

不过，托里（Torry）质疑以系统或结构性原因，如欠发达或依附性来解释灾难的“终极缘由”。虽然托里在驳斥雨量的匮乏是灾荒的根源这一观点时，也赞赏依附性的解释，但他认为在理解灾荒的影响及赈灾措施时，造成风险承担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当地社会分层这些内部的直接因素也同等重要。

眼下，在过去20年中侵袭非洲各地的灾荒可以看成是我们人类制造出来的灾难的典型。可以确认的是这些灾荒是人类干预的直接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感受它们的人和环境来说是陌生的。特通（Turton）指出，一种反讽的现象是，一方面专家们指责牧业者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坏，提出对人畜进行最大化的限制；另一方面，这些专家们自身的生活状况又是一种无限制的扩大化，而且其生活水平又是以大面积的工业污染的成本来维持的。

虽然当今多数灾难都是与环境交汇的发展模式紧密相连，不过灾荒，即环境进程和力量，糅合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进程，其悲惨的效应是无与伦比的。灾荒基本上是第三世界的现象，在一些人看来，是土著应对机制受到殖民主义机构和国际市场侵袭和渗透的然结果。部分是因灾荒地点和传统研究场所的重合，以及人类学的长时段田野和与其他形式的灾难相比灾荒的渐进过程，人类学的灾荒研究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灾难研究的特质，在很多方面构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文献。

八、应用人类学与灾难管理

与其他领域的多数灾难研究相似，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也带有潜在的应用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所有的研究都是针对个体、社区和社会在灾难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过，在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中，有大量的著述明显是讨论应用的问题和方法。

在一场灾难的整体现象中，人群与社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范围和时间上都各有不同，预警尤其显得问题百出。学界也曾有针对危险反馈和建立完善预警系统的必要性的研究。在预防和减灾的问题上，托里认为，开发规划者们应将风险系数纳入到项目之中，以避免造成更多的脆弱性。传统的环境适应和土著的技术知识被推荐为减灾和降低脆弱性的原创方法的源泉。

人类学家也对早期应对和紧急救援行动有所关注。莫伦（Morren）认为，当地的人——通常也是首批反馈者，能够有效地控制短期和长期损失。托里对印度干旱引起的危机状态中政府的食品发放项目进行过评估。莱尔德（Laird）也探讨过洛马·普里埃塔地震（the Loma Prieta Earthquake）后当地居民如何重新调配地震援助。有关受害者及其能动性话语模式的分析表明每一方对救助和重建的过程的建构都各有差别。不同群体的具体问题，如那些涉及社区中年龄、性别、种族或族群的问题，都得到了相当的关注。

人类学对国际灾荒援助的研究聚焦于该援助对受援者的低效、拖沓和缺乏人性关怀的层面。尽管也有成功的时候，多数的援助，尤其是那些涉及安居的，导致或加深了依赖性，当地人所感受到的灾难破坏也因此而加剧。谢普通（Shipton）认为，为了改善灾荒救助的效率，应该更广泛地开展对救援组织和机构的项目及其运作的应用研究。

对重建的过程也有些研究，特别是有关阶级和族群界限，同时也涉及到领导模式的问题。灾后安居工作也得到了关注。人类学家对美国灾难中呈现的住房供给歧视模式、相对有效的不同安居办法、居住变化和脆弱性以及一些具体的住建问题都进行过研究。

与灾后安居和安置计划有关的问题也在人类学界受到一些关注。葛里腾博格（Glittenberg）记叙了危地马拉1976年地震后不同的安居组织形式的相对性成功。因季节性洪涝而导致的频繁定居安置，在人类学界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对洪水调节的技术性方式的批评。其他学者也研究了不同场景中，如秘鲁、新赫布里底群岛和危地马拉灾后安置中的普遍与具体问题。戈德曼（Goldman）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角度对秘鲁灾后规划的批评特别具有启示性。

人类学对救助、房建、安居和其他援助问题的研究也与组织和救援机构性质的评估，尤其是这些机构对于发展的影响和评估联系在一起。人类学家不仅对受灾情况下官僚机构和决策进程以及食品援助管理进行了分析，而且也对不同场景中的援助质量和数量自身也进行了研究。那些无用甚至带侮辱性、文化上格格不入的灾后救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多特（Doughty）从比较的角度对拉美战争和灾难的不同救助形式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他的研究聚焦于灾民和救助资质的文化概念。

在重要的层面，人类学对灾难的应用研究也得到了相关领域的启发。在学科的具体运作层面，安置研究、难民研究和保护与发展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非自愿性的、特别是源于发展项目的安置的研究，如迁徙（dislocation）对个体、家庭和社区所带来的影响为灾难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和理论的素材。难民的研究就恰当形式的安置和灾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对灾难的研究也具有影响。最后，保护、发展和政治生态的研究提供了人与环境互动以及有潜在灾难后果的环境损毁的相关传统和现代系统的知识。

危机状态下的研究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也受到关注和批评，如对于压力状态下的人群问卷是否合适，是否会加剧灾民经历的具体感受等。许多道德方面更适宜、方法更有效，具有对话和开放性的方法受到推崇。

九、危害的风险观念与评估

在诸多社会和科技场景中，危害的风险性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从认知的角度来讲，风险因涉及各方的差异性构建而显得问题重重。在工程师、健康物理学家、统计学家和流行病学者的传统视野里，风险被概率性地定义为“真正”（real）的风险，有科学和客观的依据，并与公众的“感知性”（perceived）风险相对，后者被认为是无知、虚假的、幻觉或非理性的。相比之下，进入灾难领域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则倾向于非概率性的观点，将风险的概念置于其社会文化的场景之中。

迄今为止，对风险领域作出大的人类学贡献的是道格拉斯（Douglas）和威尔得福斯基（Wildavsky）所著的《风险与文化》（Risk and Culture）,该书由一个人类学家和一个政治学家合著而成，他们认为风险的感知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受社会组织和价值观的影响，导引行为并且影响什么是“危险”（dangerous）的判断。道格拉斯和威尔得福斯基假定社会生活的不同特点——主要是与整合程度和群体权力关系相连，形成了对危险的不同反馈。

《风险与文化》（Risk and Culture）1983年版书封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风险的感知和评估问题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聚集于技术性危险，包括地面水污染、有毒垃圾处理场与少数族裔社区比邻、放射性污染和知识系统、放射性污染和社会与经济影响、高浓度放射性废料的运输和储藏、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技术性接收、风险交流，技术的风险感知和接触、风险认知、流通和接受，以及灾难易发的行业与文化。与这些方面相通的主题包括风险感知的社会效应、专家的观点和地方性知识的冲突、文化在形成专家意见中的作用、关于风险感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方法上的困难、发展目标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风险感知和评估的基础是文化惯习和价值观，既支配也嵌入人们的社区与其物资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就此而言，风险感知的研究触及的既是具体的社区所面临的切身问题，也涉及有关文化和社会现实构建的理论问题。风险感知的研究，在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物资和宇宙环境的关注中，直接引入了文化理论。

十、灾难: 人类学理论的“天然实验室”

虽然灾难通常被描绘成社会与文化假设与理论的“天然实验室”，灾难研究的理论还是受到了限制。不过，也有一些对灾难压力、社会文化反馈与进化的假设和理论构建的尝试性研究。

除了道格拉斯（Douglas）和威尔得福斯基（Wildavsky）对风险的研究外，华莱士（Wallace）对社会文化解体应对的研究对社会理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华莱士的灾难探索包括飓风研究、文化危机的行为理论及其对复兴运动的开创性著述，他将灾难问题、文化危机、反馈和社会变化结合起来，对过去50年来的社会科学中层理论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玛丽·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1921.3 - 2007.5），英国人类学家，以其关于人类文化和象征主义的著作而闻名，其专业领域是社会人类学。道格拉斯被认为是涂尔干的追随者和结构主义分析的支持者，对比较宗教研究有浓厚的兴趣。（链接可见往期推文：道格拉斯 | 风险的文化观；道格拉斯 | 洁净与危险：《利未记》中的可憎之物）[图源：npg.org.uk]

华莱士对人类学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过于强调解释传统或非西方文化系统内在逻辑的使命，导致对行为惯习模式的执着。华莱士认为，对惯习的强调会让我们忽视一些契机，瓦纳（W Lloyd Warner）认为在“一团糟”（all hell breaks loose）的节点，社区内在的运作模式才会显现出来。

罗西（Rossi）写的有关意大利南部地震灾后重建的书，是近年来灾难研究中唯一具有明显的理论建构目标的专著。通过运用灾区收集到的定量和定性资料，他的理论构想是用辩证的概念切入当下对“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的讨论，并且以具体资料将其场景化。单就此目标而言，就使罗西的研究成为现今灾难研究中理论上最具抱负。他的专著在运用量化资料进行理论求证方面颇具洞见，具有方法论的视野，对于乡村社区的重建也有重要的探索。1980年意大利南部的地震也进一步推动了复杂社会中危机和文化应对的理论思考。

学界也有将灾难融入环境变化的反馈理论的尝试。娄林（Loughlin）和布莱德（Brady）推测在受压状态下的适应机制可以调节社会行为的制约因子，将它们与循环的环境变化协调起来。灾难可以被用来建立反应层序和成本/风险评估理论以及设定和测试有关环境变化及人类行为的假设。资源的匮乏——或其因自然灾难对食物供给构成的潜在或真实的威胁——被推导成那些非国家社会中战争的主要动因之一。

考古学家们将灾难的作用看作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火山爆发会引发大规模迁徙和别的变化。最近，也有推论认为构造抬升、地震活动和周期性的埃尔里诺现象在安第斯政权史前史上对于农业帝国和文化的出现与衰落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灾难理论”的探索，根据平稳变化的控制变量，可以用来解释社会进化中的突然的断裂。任夫鲁（Renfrew）在解释自然灾难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时，认为灾难理论无关紧要，无疑忽视了危险对于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属性，而且，鉴于当前普通生态学和可持续性讨论中所揭示的社会与环境的矛盾，他的论点也显得有些草率。

潘恩（Paine）最近呼吁人类学界开展对“超常规”（beyond routine）问题的研究，也是对华莱士早期对人类学强调惯习的批评，近来提倡扩大对文化实践理解的回应。潘恩倡导理解人们在面临历史的事变时，如何通过文化的重建来重构自己，他在挑战中认为，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是可以发挥其理论潜力的。

结语

近来，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有一种方法、理论视野和研究问题共享的趋势。例如，人类学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而政治学家们也大量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都在下列形形色色的问题上分享研究兴趣和理论视角，如结构性调整、农民政治运动、毒品使用、被迫性迁徙和安置以及灾难。这一趋势的形成，部分是源于系列研究问题（包括灾难）日趋紧迫，其理论与实际意义越来越广泛。灾难研究中对日益增加的脆弱性和损毁程度的普通与科学的关怀，特别是与环境恶化、无节制发展、技术性故障和社会冲突相连，就促成了共同的兴趣、方法与视野分享和更多学际交流与合作的场景。因此，人类学家、文化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设计师、规划师和工程师们目前在工作中都相互借鉴，推动能够折射灾难过程和事件的全方位性质的理论探讨视角和研究计划。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导致脆弱性的环境扩大，引起了更为频繁和严重的自然和技术性灾难，这使该问题进入了人类学的全方位视角，人类学家为了实际和理论的目的，也因此对人类－环境互动的问题采取整体观的角度来加以探索。

*本文选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阿拉斯加大地震，又称耶稣受难日地震，发生于1964年3月27日星期五，当天正好是耶稣受难日。这是美国和北美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图源：sohu]

〇编辑/排版：灵雎

〇审核：泓之/杜谔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