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琳·M·北川（Evelyn M. Kitagawa, 1920-2007），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对于死亡率以及对影响死亡的因素的研究。[图源：news.uchicago.edu] 人口学对于人口变迁的各个方面的偏重，在本学会过去五年的主席演讲中，已经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强调。1972年，阿莫斯·霍利（Amos Hawley）作了关于“人口密度和城市”的演讲（Hawley, 1972）；随后三年，生育率是诺曼·赖德（Norman Ryder）、阿瑟·坎贝尔（Arther Campbell）和查尔斯·韦斯托夫（Charles Westoff）演讲的主题（Ryder, 1973; Campbell, 1974; Westoff, 1975）；西德尼·戈尔茨坦（Sidney Goldstein）去年的演讲主题则是“移民和人口再分布”（Goldstein, 1976）。 而人口学对死亡率的研究却相对被忽视，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学家往往根据研究结果与政策的相关程度来看研究工作的价值。人们普遍希望健康和长寿，也期望政府尽其所能促进国民的健康和长寿，所以人们认为死亡率与政策关系不大。然而正如普雷斯顿（Preston）所指出，“认为死亡率与政策无涉的观念，严格地讲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国家和个人都没有把最大量的钱财花费在健康上，而把一部分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挪用在学校、道路、住房和娱乐方面。这样做不过使生活更加舒适或更加丰富多彩罢了，却不一定能延长寿命。在预算有限和众多的选择面前，死亡率水平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社会和个人选择的产物。如同生育率水平一样，死亡率水平也可以说一直是集体决策的焦点。不仅，死亡率的高低或多或少地取决于政策因素，而且，与死亡率相关的政策对人口效应（demographic responsiveness）的影响，似乎也要比生育政策要大得多。”（Preston, 1976a, pp.ix-x）从动机来讲，尽管健康和长寿几乎是人们的普遍愿望，但是很明显，并非人们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这一愿望，尤其是如果选择某种行为要以牺牲其他行为才能带来满足为代价的话。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吸烟者不愿意戒烟，虽然大量事实已经表明，癌症和心脏病引起的死亡往往与抽烟有关。在这个问题上，死亡率的研究提出了有关香烟销售的政策问题，并导致了对香烟广告和在公共场所抽烟的各种限制。当然，与政策的关联性不是评价人口学研究的唯一标准。还有一条标准是看人口学研究对于理解人口趋势的原因和结果有多大的贡献。从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后一条标准有更大的意义。今天，我将运用上述两条标准，对于近来人口学对死亡率的研究结果作一些评述。 历史趋势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直到17世纪末，死亡率普遍很高，并且受流行病和饥荒的影响而激烈波动。在18世纪期间，欧洲一些国家人口的死亡率开始隐定并缓慢地下降。到1850年止，包括北欧、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在内的西方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大约为40岁。到1900年，6个北欧、西欧国家和美国的预期寿命提高到50岁，1950年则为70岁。欧洲得其它部份和苏联，死亡率开始下降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下降的速度较快（United Nations, 1973, pp.110-111）。总的说来，从1950年起，发达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尤其是北欧、西欧和美国。那时，死亡率的下降绝大部分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儿童和妇女死亡率的相对小地下降对此也有贡献。在一些西欧国家，老年男性死亡率自1950年以来实际上升了。比如在50年代初（1950-1954年）与60年代末（1965-1969年）之间，21个发达国家中的9个有生命表可供使用，在那里，老年男性亡率的上升使65岁的男性预期寿命下降；其中5个国家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及一个国家1岁的男性预期寿命明显下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4）。就在最近几年，一些欧洲国家老年女性的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也减慢了（BenBmin, 1974）。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死亡率的变化趋势遵循着不同的模式。这些国家从高死亡率到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是在1900年前后才开始。一直到1940年左右，这一转变过程都比较缓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速度则非常之快。不完整的档案资料表明，在30年代末期，非洲和亚洲的预期寿命约为30岁，拉丁美洲为40岁左右。到60年代末期，这三个洲的预期寿命分别为43岁、50岁和60岁（Preston, 1967b）。这些情况说明，自40年代以来，不发达国家之间在预期寿命方面的差异是显著的，非洲国家显得尤其落后。这种情况，与40年代以来较发达国家之间死亡率水平的明显趋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几乎所有的较发达国家都已完成了死亡率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过程，并预期寿命达到了70岁或70岁以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4）。 影响死亡率的因素 死亡率水平取定于医疗因素和其它种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某一特定国家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某一特定时期国家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可能就是平均生活水平、公众保健对划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同样，一个国家人口的死亡率差异类型，要受到个人在收入、教育、职业、保健条件、个人习惯、营养饮食等方面的差异的影响。由于这些因素通常紧密地互相关联，因此要确定某一具体因素对死亡率趋势和死亡率差异的单独影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要确切地评价造成死亡率差异的各种因素也极其困难。当前，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所在国家的死亡统计是可靠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某一个其体国家来说，这种可靠统计资料的时间序列实在太短（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4）。至于分死因的统计资料就更有限了，而死亡原因在死亡率的分析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控制变量。因此，我们关于死亡率的现有水平和以往趋势的许多知识，要么来自不完整的或散佚的资料，要么建立在从某些国家已有的资料中抽象出来的死亡率类型的模型上。对描述典型年龄段内人口死亡率类型的模型进行研究——有时又被称为“死亡率法则”——可以追溯到人口学的创立者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早在1662年，他就论述了人口的出生和死亡所呈现的规律性，并论述了这些生物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可预测性（Valaoras, 1973）。最早从经验资料中对年龄类型进行的系统概括是一套模型生命表。它是诺特斯坦（Notestein）及其同事在本世纪40年代初，从对1870年以后欧洲死亡率由高到低的一般变化进程的描述中推导出来的（Notestein et al., 1944）。 50年代初，联合国创建的40个模型生命表，覆盖了死亡率水平变化很宽的范围，其中每一种死亡率水平都有自己独特的年龄类型（United Nations, 1955）。1966年，科尔（Coale）和德梅尼（Demeny）创立了4种不同系列的模型生命表，用以表示死亡率年龄类型中的地区差异，从而扩大了这些模型的范围（Coale and Demeny, 1966）。莱德曼（Ledermann）和布拉斯（Brass）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就是他们使死亡率模型具有了更大灵活性（Ledermann and Brass, 1959; Ledermann, 1969; Brass et al., 1968; Brass, 1969; Brass, 1971）。在资料不足的国家里，联合国模型和科尔-德梅尼模型被广泛地用来估计当前的死亡率，并预测死亡率在将来的变化。1974年，普雷斯顿和纳尔逊（Nelson）创立了一个模型用以描述影响死亡率变化的死因结构，就如同模型生命表用以描述死亡率变化的年龄类型一样。地区性和时间性的差异，在这一死因结构模型中也得到了反映（Preston and Nelson, 1974; Preston, 1976 a）。1971年，奥兰（Omran）提出了流行病转变理论。这为分析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水平从高到低的下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这个理论从概念上集中阐述了健康和疾病类型的复杂变化、其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在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决定因素和后果”（Omran, 1971 and 1977）。该理论将转变过程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死亡率类型和疾病类型发生了历时很长的转变。由于这种转变，衰退性和人为性疾病逐渐取代了流行的传染病而成为引起死亡的首要原因。这一理论还根据人口变迁在类型、速度、决定因素和后果方面的差异，归纳出流行病转变的三种基本模型。 图为奥兰（Omran）1971年在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学的场景。[图源：mcgill.ca] 1.经典模型（或西方模型）描述了死亡率（和生育率）从高到低逐渐转变的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社会经济因素（这里包括保健习惯、卫生和营养，以及生活水平）是西方转变过程的首要因素，此外还要加上19世纪后期的卫生革命和20世纪的医疗保健进步。该模型的突出特点在于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剧烈影响大大减小，因为1900年以前经济持续增长所造成的死亡率下降是缓慢的，而到了本世纪，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又由于生育率的同时下降而使人口未能急剧增长。2.加速模型描述的死亡率转变过程以日本最为明显。这种转变过程遵循的模型与经典模型相似，但开始时间较晚，而完成转变所用的时间却短得多。3.当代模型（或迟缓模型）（delayed model）描述的是距今较近而且至今仍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转变过程。在这些国家，死亡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大幅度下降。自1950年以来，公共保健措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死亡率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并由此导致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最近研究的贡献关于影响死亡率历更趋势及其差异的因素，最近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认识。因为时间有限，这里仅谈及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方面。 （一）死亡原因 我们已经非常了解，在死亡率从高到低的转变过程中，不同的死因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普雷斯顿和纳尔逊的死亡率变化的原因结构模型，分析出12种各占一定比例的死亡原因，来解释165个人口（包括43个国家和100年的时间）的标准化死亡率（Preston and Nelson, 1974）。在死亡率的总下降中，约有60%是由于各种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率下降造成的。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大致如下：流行性感冒、肺炎和支气管炎占25%，肺结核占10%，腹泻病占10%，其它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占15%。死亡率总下降中另外有25%可归之于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率的下降（在对资料由于诊断和编码方面的问题进行校正之后）。总的来讲，在不同的死亡率水平上发生的死亡率下降，其原因是相同的，比如说，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death rate）从30‰下降到20‰，与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20‰下降10‰，其死因结构——各种死因的贡献率——是相同的。然而普雷斯顿和纳尔逊指出，虽然线性关系比较准确地表述了过去的特性，却难以预测将来的情况，至少是不能预测目前死亡率水平最低的那些国家将来的情况。在这些国家里，某些以往明显引起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在目前造成的死亡率已经非常之低，以致不能对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产生重大的影响。死因结构的地区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也在他们的模型中得到了验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天花、麻疹、白喉、百日咳、伤寒、霍乱、疟疾、斑疹伤寒和鼠疫，对一定水平死亡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技术有相对较大的进步。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腹泻病的影响日渐突出，并且成为最持久的地区性差异之所在。如果控制死亡率水平就会发现，腹泻病死亡率在南欧、东欧和非西方国家中高于平均水平，在北欧、西欧和海外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低于平均水平。北欧和西欧国家，肺结核、流行性感冒、肺炎和支气管炎引起的死亡率较高，而海外欧洲国家心血管病和暴力造成的死亡率较高。引起腹泻病死亡率的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包括营养不良或营养极其缺乏，食物和淡水污染，也许还有温暖的气候。香烟和动物脂肪消费较高，是海外欧洲国家心血管病死亡率较高的原因；近年来，车祸则造成了海外欧洲国家较高的暴力死亡率。在另外的一个研究中，普雷斯顿证实：在死亡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死因结构的不同是造成人口之间死亡率年龄类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因而，如果一旦了解了死因结构，则这个规律就对于选择适当系列的模型生命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指导（Preston, 1976a, Chap.5）。（二）死亡率的性别差异 近来，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死亡率变化最明显的趋势之一是男女死亡率的差异在持续增长。斯托尔尼茨（Stolnitz）在其国际死亡率趋势的经典概要中指出，本世纪30年代以前，无论是比较高的男性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育龄妇女死亡率，都不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普遍。1920年以前，在西方和非西欧国家中，某些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比较高是相当常见的，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直到50年代也是如此（Stolnitz, 1956）。最近的可靠资料表明：至少在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男性的出生预期寿命高于女性（El-Badry, 1969）。虽然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较低的女性死亡率来自性别之间的生物差异，但其中也明显地包括了种种环境因素。在那些男性死亡率普遍较低的国家，一些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这些因素包括在营养上歧视女孩的习俗、偏爱男孩的食物配给制度以及对男性更多更好的医疗保健（Preston, 1976a, pp.147-148）。然而人们一致认为，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非常紧密地互相依存，以致于难以确定每一因素的单独影响。普雷塞特（Pressat）并非不同意这一前提，不过他提出，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的欧洲，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一直不足两岁，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差异甚微。尽管如此，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对于导致性别差异的生物构成来说，可能仍然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Pressat, 1973）。联合国最新的生命表指出，在北美、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女性的出生预期寿命要比男性高出6-8岁，在苏联则高出10岁（United Nations, 1976）。如果我们运用普雷塞特的参照点，似乎今天西方国家的死亡率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这个推论已经为近年来死亡率性别差异的显著增加所证实。比如在美国，女性和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已从1930年的3.5岁增加到1975年的7.8岁（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74 and 1977）。生物因素不能解释性别差异的增长为什么如此之快，因为遗传密码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 图为新冠肺炎的患者。据统计，新冠肺炎的致死率男性高于女性。[图源：aljazeera.com] 雷瑟福特（Retherford）最近所作的一个分析，有助于认识环境因素对男女死亡率趋势出现差异的影响（Retherford, 1975）。首先，他证明，在1910-1965年间，三个西方国家（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新西兰）性别差异的显著增加，仅限于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并且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心血管病和癌症。其次，他断定，到1962年，美国37岁至87岁人口的死亡率性别差异，约有47%是吸烟造成的，并且在1910年-1962年间，性别差异增加中的75%可以用吸烟来解释。第三，他论证了，吸烟对死亡率性别差异的影响主要通过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表现出来。这些研究结果与普雷斯顿较早进行的一个研究是一致的。在那个研究里，他对西方各国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了1950-1963年西方国家男性死亡率偏高的现象，从而断定，吸烟是近来男性死亡率偏高的最好解释，而且，“有一些疾病与吸烟有因果关系，如心脏病、肺癌、支气管炎等，这充分地解释了老年男性死亡率状况为什么恶化”（Preston, 1970）。不过同时，普雷斯顿和雷瑟福特都交待了各自进行的因果解释所能运用的范围。虽然有利于因果解释的资料日渐增加，但吸烟者死亡率偏高，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具有一些异于不吸烟者而又与死亡率有关的特点。比如，吸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低于不吸烟者，而死亡率与社会经济地位呈负相关关系。紧张可能也是其中含混不清的因素。如雷瑟福特指出，由于缺乏对紧张的恰当测定，关于紧张与死亡率的关系的文献有许多问题。普雷斯顿关于紧张对偏高的男性死亡率没有重大影响的结论，应当看作引玉之石而非最终定论。谈到死亡率的性别差异，还值得注意一下近来对发病率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发病率的性别差异与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正好相反（Verbrugge, 1976）。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在生病时也比男性要无力得多。部分的发病率性别差异来自所谓的“分布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即男性常得的疾病容易导致死亡，而女性常得的疾病则仅仅形成了比较高的发病率而已。于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女性的发病率较高而死亡率较低。维尔布鲁格子（Verbrugge）认为这矛盾情况与女性的生病和看病的行为有关，而不是因为妇女的发病率确实比较高。这里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女性死亡率较低可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当女人们一感觉到不舒服时，就较多地诉说她们有病并寻求更多的医疗照顾，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导致较早的诊断和对慢性病条件的控制。（三）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因素 有人从两个层次上研究了社会和经济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a）死亡率变化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b）一个国家内死亡率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特点之间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和“引进的”公众保健计划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死亡率急剧下降有多大的作用，已经引起了许多讨论，甚至是争论（United Nations, 1973, pp.152-15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4, pp.675-676）。一些研究证明，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死亡率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很强的横向关系。比如普雷斯顿用1940年和1970年经济发展的三个指标——一个国家的收入、识字率和卡路里消费，对预期寿命进行了回归运算（Preston, 1976）。两个时期的回归解释率相同（R2=0.86）。这个研究结果否定了这样一个普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共保健计划的影响，必定削弱了死亡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横向联系。然而，在1940-1970年间的回归方程式里有一个结构转变。由此普雷斯顿估计：这一期间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下降，约有一半可归因于经济发展以外的因素，主要是公众保健的实施这种结构转变在非洲最不重要（表明那里实施公众保健所取得的效果较小），而在拉丁美洲最为明显。一个国家人口里亚群体之间的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异，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历史深度，新近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是这样。然而，要精确地评估世界各地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异的趋势却不太可能。本世纪前的资料太零乱，晚近的资料又缺乏跨越时空的定义上的可比性。安东诺维斯基（Antonousky）在仔细检查了所有的资料后，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假设：在西方，死亡率的阶级差别出现于从1650-1850年的两个世纪之间，大约在马尔萨斯发表其报告时达到了顶点，并在19世纪后半期起开始下降。到50年代初期（他所拥有资料的最晚期限），尽管社会中最低下的阶级的死亡率仍大大高于其它各阶级，但死亡率随阶级的不同而截然分明的现象却几近消失（Antonovisky, 1967）。然而，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随着发达国家中各阶级之间社会经济差异的不断加大，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959-1963年间的资料表明：与前10年的相同资料（这些资料清晰地说明：除社会最低层外，各阶级之间的死亡率差异不明显）所表明的情形相反，在15至64岁的男性中，死亡率的阶级差异有了明显增大。1959-1963年，标准化死亡率的比从第一类阶级（最低阶级）的143一直减少到第五类阶级（最高阶级）的76；与此相对照，1949-1953年，20岁至64岁年龄段的男性标准化死亡率的比波动在118（第一类阶级）到94、101、86和98（第五类阶级）之间（Benjamin, 1974）。在美国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逆转趋势。例如，我们研究了芝加哥地区在30年的时期里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别，结果发现，在1930-1940年间，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别呈现出普遍的趋同现象，而在1940-1960年间，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别增大了。1960年，在芝加哥都市区（SMSA圈），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阶层比最低的阶层，其预期寿命在男性白人中高出9岁，在女性白人中则高出10岁，在非白人男性中高出5岁，在非白人女性中则高出10岁（Kitagawa and Hauser, 1973, p.53）。勒纳（Lerner）和施图茨（Stutz）对美国10个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州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果表明，在1960-1970年间，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了。这种现象是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异在早先数十年间的趋同现象的逆转（Lerner and Stutz, 1977）。根据对马里兰州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一些县的死亡率进行比较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Lerner and Stutz, 1976）。 芝加哥大都市地区（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地图。[图源：creativeforce.com] 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距一直在扩大，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在完成了向低死亡率的转变之后，衰退性疾病已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良好的医疗照顾，预防性的医疗措施，保健知识和治疗的及时性，在与死亡率的斗争中变得日益重要。而在这些事情上，较低的阶级恰恰处于不利地位。最近研究的意义因时间有限，只能对近来死亡率研究的一些意义作一个简短的论述。1、首先，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持续急剧下降中，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普雷斯顿分析了1940-1970年社会经济发展与死亡率水平之间关系的变化，把94个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增长的大约一半，归功于经济的发展（Preston, 1976b）。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在60年代减慢了，并断定，尽管公众保健计划也能加速死亡率的下降，并使之超过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但其作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就会日益重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4）。也有资料表明，由于饥馑和营养缺乏，导致了70年代一些贫困国家死亡率上升（George Washlngto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1977）。2、其次，在美国，死亡率中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经济差异。这意味着，要在这个国家进一步降低死亡率，最重要的不是进一步提高医疗知识，而是改善人口中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例如，在美国，消除导致死亡的癌症，对出生于1964年的女性的预期寿命仅能增加2.6岁。与此相比，如果消除了社会经济差别，并且所有的女性分年龄死亡率都与读过一年以上大学的白人妇女一样，那么1960年为25岁的妇女的预期寿命则可增加5.7岁（Kitagawa and Hauser, 1973, p.17;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63，pp.2-10）。对男性所作的类似的比较表明，消除癌症仅能使1964年出生的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加2.3岁，与此相对照，若能消除社会经济差别，并且所有男性死亡情况与读过一年以上大学的男性白人一样，则1960年年龄为25岁的男性预期寿命可增加2.1岁。就全国而言，虽然还没有1970年的可比资料，但是已经有证据表明，在1960-1970年期间社会经济的差距增大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的长期存在，也可能正是美国的死亡率相对较高的原因。在70年代初期，有20多个发达国家的男性预期寿命高于美国，至少有9个国家的女性预期寿命超过美国。瑞典名列首位，男性预期寿命平均比美国高出4.1岁，女性预期寿命平均比美国高出2.1岁。在这方面，安东诺维斯基关于死亡率的阶级差异的综述文章值得一提。这篇文章发现，只有一个研究，即对1947-1952年的阿姆斯特丹的研究，“揭示了社会阶级差异的存在与降低死亡率之间的矛盾”（Antonovsky, 1967）。荷兰是有记载的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73年它名列第二，仅次于瑞典（没有关于瑞典社会经济差异的资料）。3、第三，近来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经历了死亡率从高到低的转变的最终阶段之时，种种与衰退性疾病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诸如环境的、遗传的、社会的、文化的和个人的因素将影响着死亡率的升降。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老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即是一例。4、最后，近来关于环境中化学成分对癌症和其它疾病的作用的研究，具有政策意义。许多研究表明：空气污染程度与死亡率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Winkelstein etal., 1967; Lave and Seskin, 1971 and 1972）美国环境署宣布，它将资助评估人口所面临的环境致癌物。评估主要集中研究癌证死亡率与空气、水和食物中的致癌物质之间的关系。他们承担这笔研究费用的目的在于“为管理危险的环境化学物质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Train, 1977）。*本文选自《社会人口学的视野》顾宝昌编，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93-310页。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本文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2008年世界婴幼儿死亡率分布图。[图源：reliefweb.int/map/world/world-under-5-mortality-rate-probability-dying-age-5-1000-live-births-2008]〇编辑：北北 〇排版：如幻〇审核：老象/岂尘〇专题策划人：二氧化龟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