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苏珊 | 科学、现代性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
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现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人口政策的人类学调研，关注于意识形态符号通过制度表达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心理、行为与思想上的影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问题、科学技术与医药的社会学研究、性别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肥胖问题等。关于中国的部分成果：Just One Child：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只生一个：邓小平时期的人口科学与政策》）等。[图源：chinathinktanks.org.cn]
中国“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表现了一种尝试控制财富、力量、国际地位的努力，它使得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从1979-1980年引入这一概念开始，官方宣称，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减少了3亿人出生，对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深远影响。中国的生育政策使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同时在它的实施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
虽然这一政策对外臭名昭著、对内强力，它的起源还是个谜。限制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生育行为的主意来源于何处呢？如何让这一激进的主意变得可以理解？这种问题很少有人提出，更别说提供满意答案了。
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也是缺乏的，美国关于这一政策的讨论被美国政治话语形塑。贯穿80年代和90年代，对中国计划生育有力的媒体形象都是强制流产、监禁惩罚和为濒死孤儿准备的房间。冷战思维把中国说成是“极权的他者”和“民主的西方”正相反对。在美国中国时常以东西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与美国不同。（中国相对于美国是贫穷落后、不自由和迷信的）这另类的实践，不但困扰着他们自己，也是很有疑问的；因为有政治、文化、智力上的影响未被察觉。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智力上落后、在政治上强力，形成了一孩政策是政治而非科学产物的观点。
然而，在中国，一孩政策不是有关强大国家或其强迫行为的事（尽管因为它使用胁迫一直受到热议）。它包含着这个国家通过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来实现财富、现代化和全球性影响力的梦想。关于现代社会建设的学术研究强调了人口、科学和繁荣之间的联系，对现代人口治理的科学起源提出了新的问题，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他对西方现代性的学术论文《性史》里关注人口科学与政治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现象，通过控制人口以增强人类福利、秩序、效用，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表明，科学是在历史偶然环境下人为建构的。这项研究强调人类的价值观和偏见塑造了被称为“科学”的实践。科学家在创造公式和使用修饰手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更大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形塑着科学。治理术——治理和政治理性的结合——揭示了政府理性的关键作用，比如在制定政策和方案时的问题化方式。这项工作表明，问题化——即对当前人口问题的特定表述及其解决方案——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既存现实。相反，它告诉人们在人口领域什么是可以思考的，积极地构成了一个新的人口和政策现实。这些研究使我们能够对中国的情况提出新的问题。中国人口科学在制定一孩政策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政策所采纳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是如何生成的？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和政策的制定？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密切关注人口科学在一孩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耗时15年以上，我采访了中国人口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中国人口科学与政策的历史记录做了研究，用民族志的方法和中国专家一起工作，我把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同科学以及治理术研究中的解构主义方法结合起来，尤其关注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它的一些基本特征被看作中国现代化的标志。研究着眼于1978-83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国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人口成为了中国科学研究和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在这六年里，人口科学得到了重建，一胎政策被确定下来。这一政策被严格执行，掀起大规模的绝育运动，对中国农村居民的身体造成不利影响，中国领导人也感到该政策无法忍受，不得不对它作某些修正。在这篇文章中，我深入探讨了这个宏大故事中的关键部分：中国人口问题的科学构建及其政策解决方案。
H. Yuan Tien讲述了这个故事的部分内容，尤其在《中国人口战略的发端》（China's Strategic Demographic Initiative）一书中。Tien的著作包括了上世纪70年代末政策制定的许多细节，以及一些关于潜在机制的推测性见解。经过长时间的采访和与中国专家深入接触，我能够用Tien所没有的信息来充实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从一个双重立场——作为参与者我希望弄清楚他们是怎么进行科学思考的，作为中国人口科学的观察者我希望澄清它的发展过程——来写这篇文章，我对人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Tien的方法是一种传统的方法，它认为科学和政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并将科学和数字视为“真理”的传播者。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坚持认为，由于科学是人为的而人口科学与人口政策制定密切相关，中国人口科学不是与政治分离的，而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被政治塑造。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别是难以维持的。我还主张，科学的数字说明了一种事实，但它只是事实之一。这是因为数字是由特定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造出来的，他们都会在科学的创造上留下印记。
图为《中国人口战略的发端》（China's Strategic Demographic Initiative）。本书讲述了“中国战略人口计划”的完整故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追踪了它的发展历程，并评估了其结果和意义。“中国的战略人口计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揭示了有助于塑造中国人口规划工作的总体情况。接下来，战略人口统计学倡议的启动，演变和目标与实施的反对和障碍交织在一起。最后，对生育的集体干预问题和人口规划的局限性带来了社会和经济问题。在持续的内部对策略的争执中，结语更新了中国人口规划工作的方向。[图源：amazon.com]
我认为两个观念是中国1979年后人口政策的核心：中国面临人口危机，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而一孩政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过去20多年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想法在中国被看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我通过观察这些“真理”建构的过程来质疑它们。我将说明这些关于中国人口问题及其理想解决方案的想法是中国人口学家编造的，他们使用数字、数字图片（如表格和图表）和数字技术（如投影）来讲述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仔细观察政策制定的过程，一孩政策几乎所有的核心思想都借用自西方和西方科学。他们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击败了社会科学家，成功影响了政策制定。自然科学家的意见上升成为政策，要求限制人口增长，但同时需要付出巨大的人权代价。这些有关中国人口的数据，以及科学的说辞、现代化，政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数字掩盖了无力的科学程序，把科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使它变得复杂，把一切都封闭在一个被贴上“科学”标签的黑箱里，禁止人们深入探讨。即使在今天，许多中国学者的采访表明，与一孩政策相关联的“科学”是不允许人们质疑的。
尽管这些问题都很敏感，但撬开这个黑箱还是一个重要且有建设性的工作。这样做会让我们把一孩政策相关联的“科学”去神秘化，把隐藏的政策选择时的思考澄清。现在进行这项工作正当其时，对中国人口“危机”被认为已经基本解决，9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工作向好发展。批评一孩政策的决策者不是我的目的，这种分析将揭示问题化实践和科学构造的统一。对科学的全面评估将在其他作品中展现。
人口科学的兴起
由于毛对人口持矛盾态度，人口控制和人口研究在毛时代都经历了一段曲折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人口研究实际上被禁止。在接下来的20年里，人口社会学家被剥夺了分析数据的权利，不允许接触国际人口研究及其最新进展。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被一次又一次打断，直到70年代初才在政策上得到广泛实施。“晚稀少”政策要求晚育，更长时间间隔以及更少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毛的去世和邓的崛起，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人口专家来帮助党确定并实现这一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成为人口研究领域制度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这里不是讲述这个故事的地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人口专家与政府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像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人口专家也被限制在党国一体的机构里（大学、社会科学院和政府机构），他们被要求将精力投入到服务国家和社会中去。因此，新领域的任务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建立人口科学，而是为了帮助国家解决人口问题，这一解决方案反过来又将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由于人口控制对实现2000年的经济目标至关重要（人均收入达到800至1000美元），因此，政治上急切要求寻找一种途径遏制人口增长。
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口科学家
在70年代早期和中期，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属于政党政治（毛的领域）和国家经济计划（周恩来统管）。对人口的论述并不使用人口规模、自然增长率或总和生育率等术语。事实上，1970-77年期间在国家级人口文本（官方政策声明和大众宣传材料）很难找到这样的字眼。相反，人口话语集中在需要为了社会经济目标规划人口（严肃的官方文本）时或在文革斗争反对林彪和孔子的错误以及对四人帮阻挠计划生育罪行的控诉中（更生动的材料）。
获得授权的人口专家作为一个群体首要的贡献是将人口和人口控制纳入科学领域。把人口科学重新定义科学的一部分，需要将它建构为一种数量上可描述、可以在科学上管控的领域，然后用科学来定义人口问题的性质并确定该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然而，这个新兴的人口研究领域在内部是多样化的，由相互竞争的群体组成，这些群体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机构所在地，关于应该做什么以及为达目的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观点也有所不同。随着人口问题开始成为高层领导广泛关注的焦点，各种各样的专家小组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提出政策主张以引起国家决策者的注意。这些专家与高层领导一道成为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者，扮演着幕后角色。能够对人口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给出最令人信服的定义的群体，将在改革时期获得超越人口思想和实践的非凡力量。
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4-78年），兴起的中国人口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人口被视为社会的一部分，特别是经济的一部分。最著名的专家小组是几位学者，他们于1973年受聘，为全国计划生育计划寻找理论依据，为中国参加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会议做准备。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铮和他的同事以马克思主义计划生育理论闻名。虽然这些学者大多受过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但他们专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的两重性”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人口问题，“生产的两重性”指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作为项目的一部分，他们着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将其视为经济和人口增长不平衡的结果，并探讨在考虑到社会代价及其后果的情况下制定合适的政策。在人口研究1979年正式解除禁令之后，不同背景的学者（社会科学、统计学、遗传学、历史学、医学、公共卫生等）和高校以及党校的人一起组成了智力上差异很大但都关心人口问题的团体。在经历了20年对知识和技能的禁锢之后，尽管困难重重，这些有社会倾向的学者还是展开了塑造中国人口政策的竞赛。
同时，在这一背景下，三个有良好政治地位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工程师在1978年聚在一起；他们都对控制理论感兴趣，并把他们的技能应用于人口问题，他们对此很感兴趣。领头的是宋健，他是航天工业部（研究导弹和空间发展）的控制理论家，在导弹科学领域有着光辉的职业生涯。他的同事于景元和中国科学院的李广元也加入其中，于和李是系统控制工程师。然而，自然科学家对人口变化了解有限。1979年秋，他们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田雪原与他们一起工作。毛时代宋和于是有特权且受保护的科学家，不在受迫害的人之列。结果，这群人进入了邓时代，他们拥有社会科学家所没有的关键资源：便于接触西方科学、数据、计算机、声望和政治关系。正是这三个对控制理论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和一个靠近权力中心的经济学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宋健（1931-），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60年前后，在最优控制系统理论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后又从事分布参数控制理论的研究。70年代修订和扩充了钱学森《工程控制论》一书，进一步发展了控制理论。1980年后，建立了“人口控制论”这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学科，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图源：baike.sogou.com]
成都的科学变革
中国人口研究的科学变革发生在1979年12月13日前后，这也是在成都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人口座谈会的闭幕日。参加座谈会的不仅有社会科学家，还有宋健团队的成员，他们使用数学模型和最新的计算机技术来预测中国人口的未来增长。他们的工作引人注目。负责人口政策的政府官员都在会议上肯定了他们的贡献。
但是人口科学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正确”的政策只能由政治领袖们决定，科学当然就不是系统地测试假设和拒绝缺乏经验支持的假设。无论是发表在成都会议上的讨论，还是几年后我进行的采访，都清楚地表明，科学意味着对数字进行量化和数学处理，尤其是使用被视为来自国外的先进分析技术。系统工程师王浣尘强力主张，社会科学家缺乏量化的东西，在人口领域是没用的。量化研究可以提供中国人口政策关键问题的答案。
1979年，自然科学家介入人口问题的讨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种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定量学。人口的数学科学变革了中国人口思想和实践，它融合了控制理论、系统工程、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理论，一种在70年代早期到中期流行于西方的理论。该项目的负责人宋健在1978年的欧洲之行中产生了这个想法。宋描述了他如何接触到“罗马俱乐部”式的作品，并由此引发了他令人兴奋的发现。这篇文章还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界，当时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人口激增的理念，而应用控制理论应对此种状况是西方人口经济学的标准做法。
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十多年之后，我在1978年访问欧洲时偶然了解到欧洲科学家已经把系统分析理论应用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功。例如，在1972年出版的《生存蓝图》中，英国科学家认为，英国5600万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他们认为英国的人口应该逐步减少到3000万，即减少近50%。看到这些文件我感到非常兴奋，并决定尝试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宋健，1986）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出现了大量对“罗马俱乐部”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批评，但这些批评并没有传到中国。由于对数学的痴迷，宋并没有从欧洲带回更多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评论，他只带来了危机意识和控制论的解决方法。主导权从社会科学转移到自然科学，数学家的方程把人当作数字来操纵。在他们的研究中，人口被解释为一种属于自然界的生物实体，社会和文化因素被排除在他们的计算之外。
在学界，人口研究的科学化创造了深刻的冲突与对抗。具有数学技能的专家获得了知名度、发言权和对人口政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80年代中期的一些访谈表明，社会科学家和那些喜欢定性方法、专注分析人性的人，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影响政策和公共舆论。
科学和国家拯救
如果把“科学”这个词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联系起来，就能明白这个20世纪70年代末它在中国为何有这样强烈的吸引力。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在1919年五四时期，“科学”或者更准确地科学主义——科学作为思维整体、真理来源和中国问题万能的解决办法，象征着现代化的梦想、财富和权力。（的确，马列主义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科学特性，它自称是人类和自然的统一体[Miller 1996：5]）后毛时代，现代科技被认为是文革恐怖的解毒剂、进步的力量和中国疾病的万能药方。最高领导层积极培育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崇拜。邓主导的政权把科学技术看作中国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在对外开放政策中，政府号召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国将依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其2000年的雄心勃勃的国家目标，并最终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领导人和城市精英并不是唯一信仰科学的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西方的科学技术似乎也能给中国带来繁荣、现代化，以及人们期待已久的国际地位。
由于科学与进步、真理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的广泛联系，人口专家和决策者对高度量化“科学”的接受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但这是也有风险的，他们尽管宣称会批判地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但对外国技术有一种近乎偶像崇拜的态度，只要是外国的就比中国的好。它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出生”危机
尽管人口快速增长是常见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官方并不认为有人口危机。1978年毛的继任者华国锋认为严厉的人口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是必要的，能够带来国家发展、物质增长和儿童健康。（华，1985[1978]）。使用计划经济的相关术语，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建构了人口问题，认为它是经济和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所致。然而1979年自然科学家加入了讨论，中国好像就突然面临了人口危机，这一危机将会破坏国家在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机会。这场危机只能是虚构的，因为中国官方在布加勒斯特明确指出人口爆炸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强加在第三世界头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不会有人口危机。中国的人口专家试图在阐述人口危机时回避带有“危机”的语言，因此他们不得不避免使用明确的危机语言，代之以一副经济和生态破坏的图景。他们所构造的“危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说辞上，都与“罗马俱乐部”惊人地相似。中国的危机是由数字造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表格和图表。
图为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它的观点和主张带有浓厚的消极和悲观色彩，被称为“未来学悲观派”的代表。[图源：orf.at]
科学研究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用“科学名片”一词——即科学文本中的一种视觉展示——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学工具的使用如表格、图形和图表等之上。尽管它们看起来很普通，但这些图像表现可以产生强大的知识和政治影响。中国在1970年代末通过表格和图形图片表现人口规模及其增长、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叙事并虚构了人口危机。它构造了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和一条“科学原理”，即需要用强力手段遏制人口增长。真相的新政权的性质和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和科学原理的强有力的控制人口增长。换句话说，这些科学图片不仅反映了既存的现实，还积极地构成了一个新的现实。
1979年前后出现的文字和图像的描述似乎表明了两件事：中国人口增长极其迅速;而人口的增长正在给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破坏环境，并阻止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人口增长带来经济和环境危机
一些作者试图说明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危险，强调现在的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尽管这些数字被作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呈现出来，但这些“事实”是通过选择时期长度（长或短）以及选择人口增长的测量方法（绝对数还是自然增长率）来人为构造的。一幅生动的图表显示，中国的人口在3750年里一直处于低水平，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令人担忧地快速增长，然后在2000年之前的最后几十年里激增到10亿（图1）。作者对这些趋势评论的语气暗示读者应该感到震惊。他写道：“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国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宋健，1981：25-26）。如果作者展示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增长趋势，那么这种警示作用就会减弱。事实上，当时的基调应该是乐观的。根据当时的数据，1971-79年的粗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下降了50%（分别从30.7‰下降到17.9‰，从23.4‰下降到11.7‰）。尽管这幅图表有助于突出人口增长势头在不久将来的态势，但它所使用的过长的时间框架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明中国面临人口问题的紧迫性。科学家们只是按照普通的科学研究方法，用数字来讲述一个特定的故事。不同寻常的是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所掩盖的内容，以及他们所身处的威权政治背景。
有关人口增长的文章使用了数字话语，强调人口规模。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错批一个人，增长三个亿”。数字只有精确到两个小数点才有说服力，这种技术意在强调本身的精确性和科学外观。讽刺的是，在使用这种表达方式时，在它们被切实部署的时候，中国新一代人口专家和政治领导人对人口的规模和内部特征都没有明确的概念。上次人口普查是在1964年进行的，结果不公开。然而这些外表精确的数字隐藏了问题，好像它们是客观准确的。产生这些数字的程序——它们的来源、后期调整等等——仍然模糊不清。
人口数量增加引发中国人口专家的担忧，因为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发表在当时高级别报纸和杂志的文章说明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就业问题、积累、生活和教育日趋恶化，使中国现代化变得遥不可及。一位作者在描述了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状况后，称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并不比2000年前的汉朝富裕。虽然作者讨论的是投资方面的问题，但他认为人口增长是造成中国经济问题的“直接主要原因”，并对其进行了专门探讨。他认为人口是导致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人口增长是被当作“坏分子”，即使不是所有发展问题的肇因，也应该为激化问题负责。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在社会经济政策领域的错误决策仍然没有被提及。
这些作者说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资源环境也在国家过多的人口压力下支撑不住。宋健的警告描绘了生态破坏的场景，与“罗马俱乐部”遥相呼应：
随着人口的增长，森林被砍伐。现在全世界的森林覆盖率约为30%；在中国，这个数字只有12%。“在我们国家，每个人只有1.5亩地……森林面积减少，人均耕地减少，食物供应不足，蛋白质缺乏，污染增加，自然资源的使用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可供消费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保证后代有足够良好的生存条件，我们不能超过自然资源的索取限度，也不能使用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的方法。（宋健1999[1980]：552-553）
人口增长使中国落后
虽然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和环境困境已经够严重了，但那些评论中国人口的人最关心的还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一系列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国家落后不言自明的证据，是中国未能取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主要原因。这些观点在人口学界悄然流行了一段时间。然而，它们是在通过文本和表格建构过以后才成为公共话语和政治话语的要素的。
从1979年开始，人们开始拿一些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指标和中国相比较。一个典型的表格显示，1950年至1976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略有增长；后面摆上美国和日本，两国收入在同一时期增长迅猛（见表1）。在改革初期，这样的表格随处可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中国的落后。这些表格及其相关文本把人口增长说成是造成中国与世界列强差距的原因，中国的人口过剩也是其落后的主要原因，它看不到导致中国经济问题的其他原因。
选择国家比较也形塑了讲故事的方式。他们把中国同发达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虽然中国在之前的30年中大声疾呼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作者以此使国家问题的严重性变得突出。这些国家比较的表格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培养了一种民族认同，即中国的落后是暂时的，它应该在世界工业强国中拥有自己的地位。读者首先被要求把中国想象成领先的世界工业强国之一，然后思考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必须受到多大程度限制，才能迅速达成这个理想目标。
我这里并不是说中国没有人口危机。从各方面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都减缓了经济发展、破坏了环境。相反，我的观点是，将这些关系建构为一种危机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西方视角，它只需要一种特定的解决方案。这一提法背后的抉择和偏见被“事实和科学”的语言所掩盖，因此需要接受审查。
科学的解决方案：所有人都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一旦人口问题成为国家危机，就只能采用暴烈方法解决，因为现在中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经济和在世界崛起都依赖这一平衡。因此，所采用的问题化方式就成为新政策的组成部分，进而构筑新的政治现实。该问题的科学解决方案是控制论、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的结合，而这种结合为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材料。图2生动地表现了这种带到中国的思维方式，这个工程模型来自《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第二版，它可以很好地应用于一孩政策。人口过程及其原因与结果在在图中部分表现。
这种工程类解决方案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象征着西方、科学和先进，而且在于它和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计划方法和政策制定严密契合。在改革初期，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采用了双轨制，传统的计划方法在市场扩张的同时继续协调着经济活动。西方科学为加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一条道路，使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梦想成为现实。
1978年至1979年，宋健团队在这一人口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抓住了主动权，利用控制理论和最新的计算机技术进行了两套重要的计算。控制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控制自然界物体的工程方法。首先，他们确定了未来的理想人口规模作为人口政策的最终目标。控制问题需要确定在某些限制条件下达到长期目标的生育变化轨迹。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在不同的生育假设下预测了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改革时期人口政策的量化目标。他们的定量研究显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出台一项政策，鼓励所有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不管个人和社会将付出多大代价。让我们单独看他们工作的关键部分，看看他们研究过程中的政治考虑。我称他们的科学为“科学故事”，以强调这些作品的科学外衣。
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故事
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故事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是以对科学的简要介绍开始的，也就是说，宋健团队在其作品中采用的具有特色的控制理论/控制论/系统工程。这种“自然科学”被描述为一种“精确的”、“定量的”和“强有力的”方法，它击败了当时人口研究中的社会科学视角：
有些人一度认为人口问题完全是社会科学家的事。今天，这种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方法和操作技术，可以用来对复杂的人口增长问题作定量描述。应用控制理论、系统工程和计算机技术可以准确解决人口定量分析、人口预测和控制等问题。只有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人口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研究，制定出正确的人口计划和人口政策。（宋健，1981：27）
宋健将政策取向与科学联系起来，赋予了它不可撼动的合法性。科学的语言也把他们的作品与一直以来的奋斗联系起来，摆脱传统和迷信的黑暗，走向光明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
广播和印刷媒体的评论员重复了这一信息，详细论述了该结论的科学依据。1980年2月13日的一则广播首次公开披露了宋健团队的研究结果，传达了人们对人口数学科学及其预测未来能力的赞叹之情。文章还表现了科学和数字在当时政治话语中的权威：
最近，北京的几位科学家首次使用现代控制论方法进行了一些预测和计算……得出了数学公式……通过相当精确的计算获取数据，基于它作长期和短期预测……这些材料对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计划有巨大参考价值……记者看到了许多用电子计算机打出的数字图表——这是第一次做出如此详细、可靠的数据，它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增长作了预测。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清楚地展示了不同计划之下人口增长的不同结果。（Yu 1980：L11）
类似的说辞有“可靠的数据”、“精确的计算”、“详细的预测“，在公众印象中科学可以为中国人口困境提供正确答案，那就是一孩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这个科学故事有强大的吸引力。然而，在这些说辞背后，存在着一些问题程序。
以现代化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为目标与指导，宋健团队首先确定了未来100年“最优”、“稳定”人口规模。考虑到“理想”的经济发展水平、食物资源和饮食结构，生态平衡、淡水资源，学者们断定2080年最理想的人口规模在6.5至7亿之间，这大约是1980年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自然科学家们引用英国和荷兰的研究来支持他们的激进主张，这些研究表明，最理想的人口规模是这些国家实际人口规模的一半。中国读者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欧洲的研究人员对政策选择作出的一些启发性思考。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原本只是欧洲的一些科学训练，在中国却成了实在的政策建议。和目标国家作比较的习惯再次影响了结论的作出。例如，科学家们认为，中国人饮食中动物蛋白的比例应该从现在的低水平上升到法国和美国人饮食的70%到80%。这种饮食习惯的巨大变化需要紧缩人口规模。社会科学家对这些数字以及“承载能力”、“最优人口”等概念也有很多争论，在这里不作讨论。
接下来，科学家们在不同的生育假设下做了一系列预测，以确定哪种人口政策能够实现未来的最优数量。得出的结果于1980年1月下旬发表在《世界经济调研》杂志上，随后于3月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些文章展示了其后100年人口增长的五六个预测结果，其中只有总和生育率一个变量（见图3）。大多数人口学家认为这种预测问题很大，它没有讨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范围，因为未来的人口增长受到许多无法预测因素的影响。考虑到缺乏国家层面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宋健团队的预测比其他大多数人问题更多。团队成员之一在一次采访中向我描述他们如何处理“没有资料”的情况，他们把认为可靠的城市、农村研究堆在一起，再加上1975年癌症流行病学调查和公安部门1978年的数据，对照一下1964年人口普查。他们感觉这些数据“困难“但“靠得住”。中国科学家只是在做所有面临数据限制的人都会做的事情：他们即兴发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然而，中国的科学，尤其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科学”，不同之处是它不允许民主讨论。尽管它为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信息，但它还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不会去考虑方法上的问题。按照中国的惯常做法，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他的“科学”没有作注释与说明。它不说自己的数据来源，也不说明输入数据是否以及如何根据年龄等因素做调整。相反，他们自称得出的结果是准确、毋庸置疑的，可靠的，是科学政策制定的基础。
这些结果使用的说辞让读者一步步得出了“唯一合理”的结论：除了把生育水平降到最低，其他任何方法都会加剧人口危机，推迟中国现代化的到来。在第一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他们叫“平均出生率”）为3.0，即中国1975年的水平，2080年人口就会达到42.6亿，“几乎等于全世界的人口数量”（宋健，1980：36）。根据宋的说法，这一发现“震惊了学界与政界”。在第二和第三种预测中，生育率为2.3（1978年的水平）和2.0（当时尚未达到的水平）将使人口在100年内分别达到21.2亿和14.7亿。（本文没有讨论2.5孩的选项。TFR 3.0、2.3、2.0和开始于1980年的1.5；1.0的总和生育率始于1985年）第四种估计使用了1.5的生育水平，显示人口将减少到7.77亿，接近理想水平的6.5亿到7亿。第五种情况要求1985年生育率下降到1.0。数据显示，2080年前保持这一水平的话中国人口可以减少到3.7亿，只有1980年人口总量估计值的五分之二。考虑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作者认为，前三个解决方案“显然不能采用”。1.5孩的第四个方案将“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1.5孩将在2080年达到他们认为的理想人口规模。然而，他们发现，第五个方案“可能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相对理想的方案”：
如果在未来关键的20年，我们能够真的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低为零，我们将在控制人口增长上获得主动权，之后的航线也就明确了。这样，人口发展计划的目标就能如期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任务就能圆满完成。（宋健，1980：37-38）
“整个问题的关键”，他们在结尾宣称，“是在1985年之前将平均出生率降至1”，即实现“一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在这种描述中，普遍的一胎化解决方法是个技术问题，是客观、定量的科学，如法律般确定。在这个叙事中，独生子女政策是科学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然而，明确的政治考虑却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不久将看到这一点。
“没有别的选择”
在最早科学结果的呈现中，“全体一孩”政策仅仅被描述为“最理想的方案”或“最有效的解决方法”。然而“最佳选择”的话语很快就变成了“唯一的选择”，还打着科学的旗号。虽然无法确定这个词的来源（事实上这个词可能有几种来源），它还是同“罗马俱乐部”世界危机的说法惊人相似。“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的作者认为“没有其他生存途径”。“罗马俱乐部”第二份报告（人类的转折点）第九章题为“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使用的正是人民日报文章中的措辞。不管这个词语的来源是什么，它迅速得到广泛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宋健反复使用“唯一的选择”、“没有其他途径”或“唯一的办法”来描述中国未来的可能选项。出色的社会科学家很快就能发现这一点（刘，1980：17;1981：16）。这种“唯一选择”的说法很快出现在高层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党的文件中。1981年严格的一孩政策正式被官方确认为中国唯一的选择。
尽管缺乏斟酌，这个“没有其他选择”的公式还是有着强大和隐含的影响。它只规定了两个选项，一个贴上科学和有效的标签，另一个则是不科学的和无效的，然后得出结论，前者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换句话说，它迫使人们在两种极端的选项之间做出错误选择，排除其他所有方案，然后用科学的外观掩盖了这一封闭过程。“唯一选择”话语是至关重要的，它一旦被嵌入人口主导话语之中，就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识的一部分。由于国家对传媒的垄断，官方人口话语就成为唯一存在的一种形式，是思考中国人口问题及其对策的唯一方法。这种不加思考的无休止的重复封闭了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思想，使他们无法找到其他不那么极端的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
“唯一选择”框架的另一个政治影响是让对一孩政策社会成本的担忧无法发声。许多社会科学家担心这样的社会后果，比如急剧发展的老龄化、日益恶化的抚养负担，以及劳动力和兵源的短缺。另一些人的发言更人性化，他们关注农民的困境，农民的孩子（尤其是儿子）有重要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在农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就需要很多强迫。为了降低这种成本，社会科学家呼吁采取其他限制较少的政策。刘铮团队呼吁实施“减缓”政策，逐渐增加一孩比例，制止所有的第三胎。其他人呼吁“两孩加间隔”的政策。然而，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中，其他选选项都被拒绝，社会和人权后果被认为是次要的。在一次采访中，宋健团队的社会科学家解释了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心态：“控制人口增长是第一位。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数量，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所有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目标是尽可能把它们降到最低”。由于后来果真出现了社会和人权问题，让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沉默就是重要的一步。
人口政治学：从科学到政策
到目前为止我阐述了科学的说辞，围绕一孩政策的“现代化”目标掩盖了科学的问题化过程。人们看不到这些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同时消除了对这一政策的疑虑和对其他政策选择的考量。但科学和现代化的话语也掩盖了一孩政策成为政策选择的政治学。1980年2月，在完成人口预测后不久，宋健团队利用其在政府内部的地位，把自己的想法传达至最高领导人。宋把《世界经济调研》文章的复印件寄给两位顶尖科学家，一位是社会科学家，另一位是自然科学家。科学家们将这些材料签名后寄给了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据报道，高层领导人完全不考虑这些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经过适当调整，也不考虑“最佳人口规模”、“承载力”等基本概念是否合适，只是“对科学和数字印象深刻”。正如一位内部人士所说，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中，也有一种对科学不可思议的敬畏，感觉中国会因人口规模崩溃。领导人内部讨论后，部长级官员和一些学者1980年3月至5月进行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宋健团队的政策理念以修正的方式被采纳，认为最优选项是一孩而不是科学家所说的1.5孩。然后把它呈现给公众，说它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理想和唯一科学的解决方案。我采访的一个参与者表示，这种从1.5到1孩政策的转变是出于政治考虑，担心如果允许农民平均生育1.5个他们会生两个或更多。1980年春季会议做出的所有重要决定，都只是将它们嵌入核心政策的一小步。
1980年9月中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了一项新政策，要求世纪末将人口规模控制在12亿以内，鼓励所有人都只生育一个孩子。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作出一孩的整体性要求，这一政策随后出现在中央委员会9月25日面向所有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个极不寻常的公开信之中。这封公开信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数字，体现了人口的政治论证一种新的数字模式。公开信在构想人口问题时把社会和自然科学家的设想结合在一幅图里，表现严重的人口一经济一环境危机。消除了所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之后，这封信用严厉的措辞描述了中国的危机：
按目前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2个孩子计算，中国人口20年后将达到13亿，40年后将超过15亿……这将使四个现代化变得更加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此外，人口过快增长不仅会给教育和就业带来困难，而且会给能源、水、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负担，加重环境污染，恶化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使之难以改善。（中央委员会，1985[1980]：27）
然而，这一政策明显带有控制论的色彩。公开信指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将维持30至40年，尤其是未来20至30年，这是2000年将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而避免人口危机的“最有效”的方法。这封信提到一些同志担心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可能造成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不足、性别比失衡等社会问题。然而，它认为这些问题都不重要，有些问题是出于误解，有些问题警告一下就能解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在将来变得严重后再去处理。
控制理论带来的政策冲击
显然，以宋健为首的控制论者对中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本质是什么？具体地说，与中国政治领导人相比，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很多证据表明1978年中期至1979年中期，中国最高领导人和人口政策制定者就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一孩生育。1978年6月第一次会议，重建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身）提议“最好只允许生育一个，两个最多，三个严厉禁止”，这一提议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批准。1979年3月最高领导人邓强调中国的劣势在庞大的农村人口，指示道“我们必须加大计划生育的投入”。1979年春，经济政策的主管人陈云提出需要在法律上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给一孩家庭提供福利。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虽然没有采用陈云的提议，不过还是发布指示奖励一孩夫妻。同时一些人大代表公开呼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显然，谈论一孩在这种气氛中有政治分量。
图为20世纪80年代人们参观国家独生子女政策海报展。[图源：cn.chinadaily.com.cn]
然而1979年夏天，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计划生育制定为国策，而是授权组建了一支人口专家队伍，以帮助他们制定遏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并使其在意识形态上合法化。领导是否已经决定要实施一孩政策、只是想找一些科学论证把这一政策决定“合法化”，还是说中央还在摇摆、内部意见不统一、科学家推动他们做出最后决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证据表明中央领导层在人口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相反，高层领导人在记录一致认为人口过快增长是使中国“落后”的原因，必须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加以解决。相关证据表明政治领导人一开始就朝向一孩政策，只是对推行的速度和普遍性有些分歧。显然，普遍一孩政策有政治代价，会引发农民的强烈反对、使农村政治上变得的不稳定。刘铮团队由全国领先的人口专家组成，而刘又是顶级政治顾问，该团队1979年3月号召延缓一孩政策的推进速度。
然而，到了1980年春天，领导层已经开始着手在城市和农村快速推进一孩政策。尽管决策过程是互动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互影响，但毫无疑问，宋健团队的工作和给出的预测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紧迫性，并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一些证据表明图表中上扬的曲线使人们担心中国人口增长可能失控、消解经济发展成果、破坏环境，使中国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现代科学包装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它使领导们相信，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立即实施严格的一孩政策，不管会付出多大代价。
一个建立在政治基石上的政策
随着公开信的发出，一孩政策被建立在政治基石之上。虽然政策可能得到改善，但在中国依然非常专制的政治体制中，一旦上面决定并公开了“正确”的政策路线，它就不允许公开挑战。（不过，专家可以在学术会议等非公开论坛上指出官方政策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政策的方法）虽然在公共场合支持一孩政策，私下强烈反对严格一孩解决方案的社会科学家还是很多的。因为它肯定会造成严重的人权损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我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顶尖学者指出，一孩政策是不现实、不可执行的，甚至是危险的。山西社科院的梁中堂公开批评它的强制性，脱离了农村现实。然而，这些声音被数学家们强大的定量科学话语淹没了。如果社会科学家警告的严厉一孩政策造成的恶果成为现实，他们或许会对未来政策施加影响。然而在1980年，科学故事赢得了胜利。由于其简洁且有说服力的定量基础，“全体一孩”的科学解决方案占据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想象力。
多年之后，人们就不会对官方叙事公开质疑了，也不会质问一孩政策。尽管政策有所软化、随着时间推移目标也在提升、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中国正面临严重人口问题和人口危机的观念没有改变，一孩政策是最佳解决方案的声音没有改变。这些观念载入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控制理论者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数理人口学家Joel Cohen所写的那样，就触及生命的数量来说，宋健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
结论
几个特别的控制理论家和工程师是如何成功地把社会科学家推到一边、说服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提议为中国问题提供了必要解决方案的呢？答案存在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首先，自然科学家将他们的想法包装在一个“科学故事”中，转移了人们对方法论问题和政治影响的注意力，使他们的工作成为现代的、进步的、全球化科学的一部分，可以解决世界问题。这个故事在文革后尤其具有吸引力，那时混乱、非理性和主观（科学的对立面）把中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自然科学叙事的主导地位也植根于毛时代中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中。在自然科学中，宋健所属的战略防御科学领域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支持。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人口研究也被禁止。结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除了基本的统计数据和陈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外，什么也没有，也就比不上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提出的引自西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和观点。控制论专家的非凡声望和政治权力，确保了他们在人口战略斗争中的优势地位。
最后，自然科学叙事的力量和说服力来自一个更大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这里科学被神秘的敬畏所包围。这种对科学半宗教的态度感染了领导层，他们把人口科学家的数字当作真理。这些“当代中国学生”改革时代文化和政治观点发生重大转变，从人文转向科学技术。用科学方法解决人口问题的观点取得胜利，必须被视为中国现代性文化巨变的一部分。
西方和中国的人口专家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西方关于人口危机及其解决方案的科学观点如何传播到第三世界，并从学术建议转变为实际政策。而后它被用政治权力强加在农村人口上，给人们的健康、生命造成重大损失。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极端手段是为了追求国家财富、现代化、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时候，中国的例子就更加值得思考。科学是复杂的，它的传播和变化同样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危机及其唯一解决方案都是人为建构的，以及科学程序问题化的本性、潜藏在后面的政治判断。如果这两种观点是改革时代早期背景下人为建构的，那今天的政治和人口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们可以对这种问题化和观念进行解构，代之以社会科学的、更合理的人口目标，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整体。今天，许多中国人口专家寻求超越一孩政策的方法。本文放弃了危机观念，把一孩政策背后的科学去神秘化，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这篇文章也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从整体上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无论是“极权主义的他者”，还是“危险的他者”，人们常常通过东西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认为中国不同于美国也在美国之下。虽然毛时代之后的中国保留的许多共产主义话语和实践值得严厉批判，一孩政策还是允许有限度的民主讨论的。政治实施策略和技术手段不是这里讨论的，相反立场使我们看不到不符合这一模型的其他因素。中国的一孩政策为“极权主义他者”的观点提供了相反证据。一孩政策部分建立在西方科学之上，我努力说明改革时期的中国正在加入现代科学世界，一个美国和其他西方人栖息的地方。
对中国的研究也启示我们应该如何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人口科学。人口研究的文献普遍采用现实主义观点，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客体，等着科学去发现。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对人口研究中知识生成过程作了探讨。该观点认为人口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既是客观现实的也是社会建构的。通过深入挖掘人口研究的人文和历史特征，我们可以了解到政策会反映出所处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以及科学实践会帮助建构人口现实。
*本文原载于《人口与发展评论》（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3年6月第29期，二氧化龟译。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图源：cn.chinadaily.com.cn]
〇编辑：连翘 〇排版：椒盐
〇审核：棱镜/栉沐
〇专题策划人：二氧化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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