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春文，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城乡社会问题、社会保障。 张彩华，女，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现为西南政法大学讲师。[图源:中国农业大学]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老年人及老龄化的社会方面研究（尤其是美国）逐渐从老年学、社会老年学中分离，并最终在社会学之下以老龄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存在。这一学科的独立出现既是老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需要，也是相关学科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要追溯老龄社会学的渊源和发展，首先要回顾老龄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对老龄研究的不同需求，以此探究老龄社会学与老年学、社会老年学及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辨明老龄社会学的学科独特性及其可能的贡献。鉴于国内老龄社会学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对老龄社会学在西方国家的渊源、演进及其主要流派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老龄社会学的发展有所启发。一、老龄社会学的渊源及其诞生西方国家的老年学研究经历了从医学、生理学领域发端，再由心理学领域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乃至专门的社会学的发展历程。1909年，纳舍（Ignatz L.Nascher）提出“老年病学”（Geriatrics）的概念，此后，布林（Leonard Z.Breen）首创“老年学”（Gerontology）一词，前者主要进行老年阶段的医学治疗研究，后者则主要研究老年人及其老龄化进程。两者的学科基础均是生理学和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及其他工业社会普遍意识到其年龄结构的显著变化，趋于解体的传统家庭已承担不起对所有家庭成员“从摇篮到坟墓”的照料功能；对老年群体而言，医疗进步使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加，科技进步使老年人原本有价值的地位下降，互联网的普及更是冲击了老年人作为知识和经验载体的权威地位。在此背景下，老年群体不得不改变自身以满足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仅凭借当时的老年病学研究及老年学中滞后的社会科学研究很难解释老年人为适应社会变迁而进行的社会调适（Social Adjustment）及其相关问题。鉴于此，社会学界以社会学家为主体的老年社会调适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Adjustment in Old Age）于1943年成立，首次有组织地尝试对老龄问题进行社会学描述。1948年，由波拉克（Ott Pollak）主笔的《老年的社会调适》（Social Adjustment in Old Age）出版，该书被称为老龄问题上第一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著作。然而，总体而言，当时社会学家们对人生老年期的研究兴趣尚不明显，社会学缺乏人生阶段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老龄社会学从社会学中分离在当时并不十分紧迫。此外，由于创建新学科涉及个人的职业前途和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侧重点，因此，以老年期为研究兴趣的社会学家们在“将社会学、社会学家从老年学和老年学家中分离出来”这一问题上显得模棱两可，当时社会学界也并未接受社会老年学界发起的“学科分离”建议，使得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领域的老年研究仍是社会学内部占很小比例的研究。这一阶段老龄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关学者的学术背景较为多样化，包括老年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社会福利专家、政治科学家等，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的特征。比如，1945年老年学领域内从事老龄研究的跨学科组织“老年学学会”成立并出版《老年学杂志》，刊登老年生物医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及政策方面的研究论文，社会科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当时与老龄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从社会学外部获得发展的，而并非发展于主流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中。1960年，梯比茨（Clark Tibbits）在其著作《社会老年学》（Social Gerontology）中首次将老年学中涉及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的部分命名为“社会老年学”，主张建立一门关于老年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新学科；《社会老年学》的发表标志着关于老年研究的社会科学从较为宽泛的、更具跨学科性质的老年学中独立出来。社会老年学在美国工业社会中诞生，并很快传播到其他工业社会国家，促进了关于老年人及老龄化的社会方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并逐渐催生了更具社会学学科意识的老龄社会学的诞生。1972年，社会老年学家赖利（Matilda W.Riley）及其同事提出包括老年期在内的年龄分层理论（Age Stratification Theory），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分层理论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会学界也开始关注生命历程中（包括老年阶段）的年龄分层，这与社会老年学专注于老年阶段的研究兴趣产生了交叠；之后，基于对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分层、人口和社会变迁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影响的共同关注，社会学同社会老年学研究兴趣的交织日益明显。正是这种研究兴趣的交织，酝酿着老龄社会学的诞生。1975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建立老年分部（Section of Aging），这表明把老龄社会学从老年学及社会老年学中分离出来的可能性增加。1980年，美国社会学家哈里斯（Diana K.Harris）著《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标志着老龄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学问从老年学、社会老年学，当然也从普通社会学中脱离出来。1982年，联合国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制定“老龄国际行动计划”，老龄问题由此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就本文的议题而言，这一会议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推进了老年学向社会科学方向的迈进，此后，老龄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得到世界各国学界的认可，成为应用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包括62项建议在内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确立了关于老年人地位五个方面的普遍性标准：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总结就维也纳会议后20年来各国在老龄问题上的行动进展，通过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积极老龄化观念被纳入各国发展框架。[图源：usstock.jrj.com.cn]依据上述线索，大致可以看出老龄社会学是如何逐渐从老年学、社会老年学以及一般社会学当中独立出来的，其发展轨迹及主要研究议题也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尤其是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二、老龄社会学的演进及其主要议题（一）1943年之前：老龄社会学研究的萌芽根据上文的叙述，以社会学家为主体的老年研究专门组织于1943年才出现，《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的专著更是迟至1980年才诞生，但对老年人社会层面的关注和认识由来已久，基于社会学视角对老年问题的零星研究也有迹可循。早期基于社会层面对老年人的关注和认识多是受“社会责任”（Social Duty）信条的驱使，而并非出于“慈善”，如1871年德国立法将病弱的老年人纳入国家责任以改善老年人的状态和地位便是基于上述信条。而早期关于老年人及其老龄化进程的人口统计学数据的收集则多是出于精确了解老年人需求的需要，以通过完善法律为老年人的状态和地位建构新的标准并保障其实现，并维持老年人作为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的特性，因此，对“老年人”的实足年龄（Chronological Age）的定义，如65岁以上或60岁以上，便成为判断个人是否进入老年状态的标准；对老年人实足年龄的定义和统计对社会学家而言，并非只是对“老年人群体”这一类别的具体化，也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变量。对老年期的数据统计多应用于描述性研究，先于老龄研究理论出现；这在一方面为后来的老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材料，另一方面这一传统也推迟了理论导向的老龄社会学的出现。因此，早期对老年期的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多是服务于政策的数据收集整理，而并非学科意义上的老龄社会学研究。美国老年学家赫威斯特（Robert J.Havighurst）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老龄问题的社会方面的主要研究议题总结如下：（1）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以“社会保障政策与老年人”为主要议题，以服务于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完善，布斯（CharlesBooth）在1894与1899年的著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老年贫困》（The Aged Poor in Englandand Wales）、《养老金与老年贫困提案》（Old Age Pensionsand the Aged Poor:A Proposal）即是很好的证明；（2）20世纪30年代以“老年人的住房及居住安排”为主要议题，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环境；（3）40年代初期，议题开始转向“老年人的社会调适”，并在实践中以项目形式帮助老年人通过自我支持（Ego-support）实现社会变迁所需的社会调适。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是基于制度改良和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之策，并不重视历史的、比较的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系统的互动。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在当时的教材中反映尤为明显，比如，“老年期的社会问题”在应用社会学教材中成为必不可少的章节；然而，将老年期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研究路径对于“老龄化在复杂社会中的特有功能和价值”这一议题的理解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这一时期有诸多老龄问题社会方面的研究，但老龄社会学仍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未开发之地，《社会学文摘》（Sociological Abstracts）、《今日社会学》（Sociology Today）等当时在社会学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期刊都尚未设置老龄化或老龄社会学栏目，不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事老年研究的学者、资金、研究议题、基础数据等都已具备，老龄社会学正在等待从社会老年学和社会学中分离的时机。当时美国人类学家林顿（Ralph Linton）还畅想了老龄社会学的前景及下一阶段的研究议题，认为“年龄和性别”及其衍生物是社会的基石，对于理解社会运行而言，可能比研究“家庭系统”的意义更加重大，这一畅想确实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得到验证。（二）1943～1979年：老龄社会学的奠基1943年是老龄社会学发展轨迹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组织成立老年社会调适委员会，开始有组织地对老龄问题的社会学方面进行描述，其成果《老年的社会调适》被称为老龄问题上第一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著作。1945年，人类学家西蒙斯（Leo W.Simmons）出版《原始社会中老年人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Aged in Primitive Society），聚焦于农业和工业社会文化中老龄化的社会方面，特别是老年人的角色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尝试利用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获取的数据建构老龄理论，这标志着对老龄社会学进行理论探索的萌芽。上述研究实践及理论探索为老龄社会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也推动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老龄社会学分支研究在高等院校的开端；当时主要高校的研究议题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老龄经济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老龄化与退休心理学研究，芝加哥大学的老年期个人调适、退休、工作与雇佣对老年人的意义等。此外，佛罗里达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杜克大学、康涅狄格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开始设立老年学专业并鼓励从事社会方面的研究；密歇根大学也在1948年成立查尔斯·费舍老龄化纪念研究会（Charles A.Fisher Memorial Institute on Aging），首创老年期社会方面研究的年会，并联合纽约州老龄问题立法委员会发行第一册年度老龄化研究文章合集，改写了前述早期学术期刊无老龄化或老龄社会学专栏的历史。1950年，首届国际老年学大会（International Gerontological Congress）在比利时召开，老龄社会学相关论文首次出现在国际性平台上。之后，越来越多的期刊开始关注老龄社会学，美国老龄研究俱乐部（Club for Research on Aging）改名为老年学会（Gerontological Society），并创建《老年学杂志：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he Gerontological:Social Sciences）和《老年学家》（The Gerontologists）杂志刊登包含老龄社会学领域的论文。《长寿杂志》（Journal of Longevity），《美国老年医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创刊；1958年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和纽约的《老年学与老年病学》（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创刊并设置“老龄化的社会与医学方面”“老年期的社会行为”“老年人的社会福利、经济与政治”等专题，面向国际征稿，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了解国际老年研究发展动态的窗口。从此，老龄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有了国际交流的平台与窗口；这些期刊及专栏的开设与国际性会议的开展，也表明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兴趣激增，并间接反映出研究议题的方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龄社会学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主要有：罗斯（Arnold M.Rose）和皮特森（Warren A.Peterson）的《老年人和他们的社会世界：老龄化的亚文化》（Older People and Their Social World: The Subculture of The Aging），赖利、詹森（Marilyn Johnson）和方纳（Anne Foner）主编的《老龄化与社会》（Aging and Society）共三卷，其中第二卷《老龄化与职业》（Aging and Professions）、第三卷《年龄分层社会学》（A Sociology of AgeStratfication）最受欢迎，也启发了后来的老龄理论研究；此外，基于农业社会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中老年人的角色和地位的变迁，考吉尔（Donald O.Cowgill）和霍姆斯（Lowell D.Holmes）分析了不同社会中决定老年人角色与地位的因素，并尝试探讨老龄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此后，老龄社会学领域中关于后工业化社会的“老龄化与社会”“现代化与老龄化”“现代科技与老龄化”为议题的著作开始增多；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被学界称为“对社会老年学的改良”（Amelioration of Social Gerontology），而并未触及真正意义上的老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就发展轨迹而言，1943年之前的老龄社会学的发展轨迹表明它始于欧洲国家，但到1940～1970年代间，多数老龄社会学研究出现在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如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亚洲的日本、印度）也有部分研究；其余国家的研究只是零星出现。这一时期是老龄社会学的奠基时期，而下一阶段的老龄社会学研究才渐渐从“对社会老年学的改良”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导向的老龄社会学。（三）1980年以来：老龄社会学的繁荣发展1980年，哈里斯所著《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是第一本以“老龄社会学”命名的专著，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老龄社会学研究时代。哈里斯的著作表述简单易懂，适合当作大学预修课或社区大学课程的入门教材，但对于老龄社会学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赖利认为老龄社会学在为学者们提供理解人类与变迁的社会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上意义重大，学界也日益重视老龄社会学；1984年，在开设老年学硕士项目的美国高校中，将老龄社会学作为必修课的高校74%，20世纪末21世纪初，高校的主要教材除《老龄社会学》外，1998年穆迪（Harry R.Moody）所著《老龄化：概念与争议》（Aging: Concepts & Controversies），摩根（Leslie A.Morgan）与昆克（Suzanne R.Kunkel）所著《老龄化、社会和生命历程》（Aging,Society,and the Life Course），1999年社会学教授柯达格诺（Jill S.Quadagno）所著《老龄化与生命历程：社会老年学引论》（Aging and The Life Cours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Gerontology）等也比较流行；可见，老龄社会学领域不仅著作日益丰富，“老龄化与生命历程”正成为新的议题与研究焦点。 哈里斯在《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一书中对老龄社会学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并且仍然是唯一一本从纯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老龄问题的同类书籍。这一新版本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完全更新的（2007年出版），新的章节讨论了第一代婴儿潮一代现在内在的退休、被称为半独立或辅助生活的新形式住房安排、养老院中的虐待老人（以及养老院普遍存在的质量问题）以及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图源：豆瓣]这一时期在老龄社会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对矛盾最终促进了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教师在给学生传达对老龄问题的社会学视角的理论思考，而学生却更关注老龄问题的影响和现实挑战；将老龄社会学设置为应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也似乎在无形中指示了学生们的思考方向。在老龄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化与现实实践取向之间似乎存在一定张力。为了更好地进行老龄社会学教学以实现其初衷，聚焦老龄社会学教学的专著相继出现，如1996年本斯顿（Vern L.Benston）所著《老龄社会学的概念与理论教程》（Teaching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The Sociology of Aging）、2000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发行的哈里斯所著《老龄社会学与生命历程教程》（Teaching Sociology of Agingand the Life Course）等；此外，关注社会学教学的美国《社会学教学》（Teaching of Sociology）杂志开设书评栏目，更启发教师们对老龄社会学教材的认真遴选，也在事实上促进了老龄社会学的成熟发展。随着研究议题的多元化，老龄社会学研究获得了繁荣发展。生命历程与老龄化、工作与退休、健康与老龄化、老年人的家庭与社会支持（包含老年人照护等）、老年期的贫困与不平等（性别与种族的影响）、家庭代际关系、临终关怀等议题频现。此外，继上一阶段的“现代化与老龄化”之后，“全球化与老龄化”相关议题出现；全球化带来的流动性、多样性及不确定性波及老年群体，使老龄社会学出现新的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老年生活、国际竞争与老年群体就业等。荷兰学者里奇（Hugo Letiche）认为，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也加剧了老年人个体和群体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年人会经历从被雇佣到退休、从独立生活到辅助生活（Assisted Living）、从健康到慢性疾病，这种从积极参与社会到逐渐与社会脱离的过程，也意味着老年人在形式、秩序、结构、身份认同上的丧失，老年人害怕经历这种“去疆域化和重新被疆域化”的过程，而想去维护自身与社会的融合性、结构性与有组织性以抵制“去疆域化及被边缘化”的状态；上述过程都一一体现在老年人的个人生活经历中，从社会学视角透过个人生活经历探讨老年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质化研究作为微观研究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学界对老龄社会学领域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划分开始出现。两者的主要议题及其研究焦点十分不同：前者多关注个体、老龄化和失能怎样被社会所构建或怎样被经济和文化所决定；后者多关注老年人个体的叙事及其生活情境的描述与分析，着重在深度访谈基础上开展微观领域的质化研究。这些议题在研究类型和方法上，以个体生命历程为议题的纵向研究增多，美国此方面的研究以定量为主，而欧洲国家则多是个人传记和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此外，围绕这些议题发表的学术文章中对老龄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数量日益增多，如《老年学杂志：社会科学版》上所发文章的理论应用率从1990～1994年的20%上升到2000～2004年的47%，这表明问题导向的老龄社会学研究正逐渐向理论导向过渡。三、老龄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老龄社会学由早期问题导向和应用型研究导向朝理论导向的迈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的老龄社会学理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较为明显，强调老年人在变化的环境中要积极主动地进行调适以尽量实现自然老龄化（Normal Aging）；至6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后，老年人的角色和地位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家庭转向工厂”或“工厂转向家庭”“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就业与退休、老龄人口的边缘化等问题随之出现，此时学者们纷纷开始从理论上思考与解释问题背后的逻辑与规律，而并非简单引导老年人进行适应生存环境的调适。面对上述社会问题，较早出现涉及老龄化的解释性理论即是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其主要论调是工业革命和国家的发展对老年人有消极影响，老年人从积极的社会生活中退出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的老龄社会学理论实际是在对工业社会及其影响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包括脱离理论、活动理论、交换理论和持续理论；进入70年代，年龄分层理论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建构主义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现象学理论的研究热潮，试图在“被建构”的外衣下探索老年人及老龄化的本原；80年代以来，生命历程理论以老年人的“世代研究”为切入，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并逐渐成为当今老龄研究理论的主流。在上述老龄社会学理论得到发展的同时，批判的老龄社会学也嵌入其中，并成为促进理论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一）脱离理论、活动理论与交换理论、持续理论现代化进程中的老龄社会学理论聚焦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地位”的关系上，当时最直接的体现即是“就业与退休”问题，将其置于“老龄化与社会”议题之下而衍生出“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与“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学界至今仍存在关于这两种理论的争论。受功能主义与发展主义影响，1961年卡明（Elaine Cumming）和亨利（William E.Henry）提出脱离理论，假设老龄人口与社会之间不断减少的互动是普遍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减轻老年人个体坚持社会准则的压力并缓和走向死亡的过渡，认为老年人个体和社会都会从老龄人口在社会方面（尤其是劳动力）的退出中获益；这也使老年人从“重视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传统逐渐走向“边缘化的老龄群体”。1968年，赫威斯特、纽加顿（Bernice L.Neugarten）、托宾（Sheldon S.Tobin）提出与“脱离理论”相对立的“活动理论”，支持自然老化，反对以“退休”为形式的强制退出，认为老年期的心理及社会需求与中年阶段并无差异，因此，要实现自然老化，老年人应该保持活动并尽量维持中年阶段的活动（必要时，用新活动进行替代）。针对脱离理论，1975年多德（James J.Dowd）基于探索“为何多数老年人从社会中退出”而提出“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通过对“老龄与社会融合”进行社会参与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认为老年人的退出或社会孤立并非社会系统的需要或遵从双方互利的准则的需要，而是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不平等的交换过程。针对活动理论，1989年艾其利（Robert C.Atchley）提出“持续理论”（Continuity Theory），建议老年人在适应内部和外部变化时，要尝试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实现自然老化。上述理论间的碰撞也是20世纪60～80年代间学界反思和批判的代表，尤其是1987年美国实行强制退休政策后，面对突然的社会变革，鲜有学者赞同脱离理论，多数学者认为老年人的强行退出不是自然老化的一部分，更不是老龄化的普遍形式；但也有学者质疑持续理论的“自然老化”，认为这只有在老年人没有身体及心理疾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女权主义者也基于性别差异认为自然老化对男性比较适用，老年女性因病态导致的高贫困率也使得其难以实现。在分析脱离理论与活动理论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古布瑞尔姆（Jaber F.Gubrium）提出老龄化的“社会环境理论”（Social Environmental Theory），认为在某些环境中保持“活动”是有价值的，而在另外一些环境中则未必；它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取决于老年人个体的活动资源（健康、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等）和既定环境下的社会准则。该理论启发学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老年人个体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差异上，而下一时期中的年龄分层理论及女性主义理论正是基于上述启发从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差异性上分析其对老年人及老龄化的影响以及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间的互动关系。（二）年龄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现象学视角大致同一时期，老龄研究逐渐出现了从社会问题导向转变为“将老龄视为社会结构和个人历程的一种特征”的研究思潮。1972年的“年龄分层理论”通过界定“作为个体特征的年龄”和“作为社会系统的年龄”，不再将年龄看作“引起社会功能失调”的社会问题，而是基于不同年龄同期群进行年龄分层，并将老龄化进程置于社会年龄结构中去理解；通过对不同期群进行社会心理特征的定量分析呈现老年人间的差异，认为个体在既定年龄同期群中的地位决定其社会角色，并塑造其信念或行动。对一战后美国进入老年期的婴儿潮（Baby Boom）一代的研究便是上述转变很好的证明，例如赖德（Norman B.Ryder）在1965年的研究与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在1980年的研究，主要通过分析这一同期群在思想和价值观上与其祖辈及父辈的差异，探究其角色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同期群的大小对主要社会组织的影响。对年龄分层理论的批判主要是认为该理论以年龄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往往会忽略影响社会分层的其他因素，如权力、冲突以及社会运动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此外，该理论将“年龄”作为区分，还往往会在无形中强化社会中的“老年歧视主义”（Ageism）。基于此，批判的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中有社会学观点认为老龄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情境和老龄化的文化意涵，也就是社会和文化怎样对“老年人”做出反应，换言之，老龄化是一种被社会所建构的经验和过程，这即是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st）的观点；由此，被社会建构的“身份认同”和老年人自身对该“身份认同”的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比如马修（Sarah Matthew）关于女性老年群体的自我认同管理的研究聚焦于老年人如何应对“衰老、病弱、没有价值”等构建在老年人群体身上的“污名化”印象。社会建构主义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现象学视角的研究，将对“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老龄研究转向对“老龄化事实”本身的研究，探索老龄及其相关的“事实”如何被社会所构建，试图撕下老年人及老龄化“被建构的”外衣，以探究老龄及老龄化的本原。艾斯特斯（Carol Estes）和同事的研究即是利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老龄化的“事实”是工业发展需求所控制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作的要求的一部分，从而将老龄化与工业经济、社会政策相联系。而1975年古布瑞尔姆的《默里庄园的“活着与濒死”》（Living and Dying at Murray Manor）则以现象学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概念展现了一个作为社会组织的养老院中，具有不同社会定位（Social Location）的参与者们的“意义的多重世界（Worlds of Meaning）”，管理者、护工和老年人并非完全依照当时“由社会所构建的身份”而活着并走向死亡，该研究弥补了此前研究中忽视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描述与解释的缺点。此外，艾斯特斯还运用女权主义视角研究批判了之前各种理论忽视历史与性别结构的不足，并对主要的社会组织（如社会保障机构等）“如何塑造老年女性在老龄化进程中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进行研究。（三）生命历程理论由于老龄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致力于分析个体生活是怎样被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所影响与塑造，这一理论视角也通常被融合到生命历程中，将个体生活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阶段与其存在的时代、社会经济环境相结合；因此，多数学者们视“生命历程”为一种理论框架或视角（Life Course Theory Framework/Perspective）而与其他社会理论相结合进行老龄研究。当前该理论多用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压力与老龄化、健康与老龄化、老年人与风险社会、生命历程中的社会结构与个人施为、家庭与生命历程、偶然事件与生命历程、全球化背景下的老龄化与生命历程、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工作与退休、老年期“累积的不平等”等议题，且多跨学科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期，“生命历史（Life Histories）”和“未来轨迹（Future Trajectories）”即被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托马斯（William 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书中提出，该书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描述移民的个体生活，并提倡对个体生命路径（Life Pathways）的纵向研究，但该倡议在此后几十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米尔斯（Wright C.Mills）在50年代曾提出在行为科学中开拓包含生物学、历史及其与社会结构的交叉问题在内的生命历程研究新领域，但在当时缺乏研究基础和环境（大萧条及二战时期也都缺乏对研究的资金支持），因此，在60年代之前，在美国基本没有关于生命历程概念的文章，高校的研究生项目也没有此主题的讨论会。进入60年代，托马斯基于“人们在不同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怎样生活”进行研究，各类纵向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涌现，为生命历程研究提供了土壤。1977年埃博利斯（Ronald P.Abeles）和赖利提出生命历程理论框架的三个原则：发展变迁与老龄化都是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相互关联的领域，生命历程的发展由多种因素决定；1995年，埃尔德（Glen H.Elder）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强调重视历史时间和地点，重视关联的生活如何影响人类行为。199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将其下属的老龄化部门（Aging Section）改名为老龄化与生命历程部门（Aging and Life Course Section）表明此理论日益受到重视，也印证了老龄化与生命历程之间存在的自然的协同关系。到21世纪，在生命历程框架下研究个体生活路径成为跨学科、多研究领域、跨文化的研究，并被社会和行为科学广泛应用。以1975～2008年间的《社会学文摘》杂志为例，以“生命历程”为检索词，发现包含此词的文献在70年代并不存在，自80年代开始缓慢增长，1989年度该杂志共88篇文献涉及此内容，而1999年度相关文献数增至148篇；进入21世纪“生命历程”的出现率直线上升，2000～2002年，每年的相关文献量都在200～300篇之间，2003～2004年，这一数目增至800篇，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直到2008年又出现陡增之势。更有学者对1990～1994年及2000～2004年间《老年学杂志：社会科学版》、《老年学家》、《老龄化研究》（Research on Aging）、《老龄研究杂志》（Journal of Aging Studies）、《国际老龄化与人类发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olopment）、《老龄化与社会》（Aging and Society）、《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8种老龄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期刊中老龄社会学理论的使用率进行统计，发现老龄社会学理论日益增多且生命历程视角的应用在两个阶段都占主流。最近阶段，社会学家们开始担心生命历程理论在老龄社会学研究中持续占统治地位且相关研究倍增的现象会影响到老龄社会学的范围、老龄理论发展与应用的多样性，毕竟诸多与老龄相关的现象是该理论框架所不能解释的。此外，该理论视角的研究多应用于世代研究（Cohort Studies）中，代际（Generation）和同期群（Cohort）作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也常被批判，对“代际”的争议体现在其既可以指亲属的代际关系（Kinship Generations），也可指同代人（Generational Cohorts），常产生混淆；埃尔德等也对生命历程、生命跨度（Life Span）、生命历史（Life History）、生命周期（Life Cycle）等概念的混淆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分定义并指出上述概念不能替换使用。四、结 语纵观西方老龄社会学的发展历程，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基于社会问题导向而从社会政策层面对老龄人口统计的研究标志着“老龄社会学”在欧洲的萌芽，尽管当时的研究多数是对人口数据的量化研究；20世纪40年代，以社会学家为主体的老年研究专门组织成立，第一次对老龄问题开展社会学描述，发表该问题领域第一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著作；50年代到70年代间，老龄社会学研究在美国、西欧等地有所发展，并从改良“社会老年学”发展到与“社会老年学”的分离之势；到80～90年代，《老龄社会学》专著的出版及高校老龄社会学分支学科的设置标志着老龄社会学从社会老年学中分离，而且，随着相关著述和研究的增多，老龄社会学实现了由问题导向向理论导向的转型；进入21世纪，老龄社会学的发展日臻成熟，研究议题更加多样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议题也将成为理论增长点之一。李诺德（Robert J.Lynott）曾对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老龄社会学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当时老龄理论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1961年“脱离理论”的提出，被认为是首次由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老龄理论，此后对老龄理论的研究开始丰富；第二个转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社会现象学及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既存老龄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引发了世纪末的批判理论和女权主义视角的老龄研究；进入21世纪，我们认为可将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下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研究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视为第三个转折，而该理论框架之所以得到广泛运用，原因之一则在于这一理论框架与多项议题及其他社会理论的可结合性与延展性，这也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一理论框架仍将在老龄社会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全球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老龄社会学也将继续致力于“老年人与老龄化”问题研究。追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老龄社会学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发展线索。其一，老龄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演进轨迹与社会学母体的发展脉络遥相呼应，脱离理论实际上是帕森斯现代化理论在老龄社会学上的一个翻版；70～80年代老龄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刚好与后帕森斯阶段社会学母体的理论纷争相呼应；进入21世纪，老龄社会学也与社会学一样，走向跨学科的综合趋势。其二，老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推进遵循内在批判的科学逻辑，如脱离理论、活动理论与交换理论、持续理论、社会环境理论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年龄分层理论、生命历程等理论之间的关系；基于对“老年人及老龄化的问题导向研究使学界普遍忽视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功能及价值”的批判，引发学界以“退休与就业”为契机的“脱离理论”和“活动理论”之间的争论；“脱离理论”对“为何多数老年人从社会中退出”的回应引发学界的批判，“交换理论”在此基础上诞生；而基于对“活动理论”的批判形成“持续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折中的“社会环境理论”以回应“脱离理论与活动理论的观点过于绝对化”的批判，认为老年人是否保持“活动”因其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和自身情况而异；这也启发了学界对社会变迁中“老年人及老年人群体的差异”的研究，通过年龄、性别等差异性因素进行世代研究以探讨老年人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学者们很快发现，主要围绕“年龄、性别”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忽略了社会力量、偶然事件等多种因素对老年人的影响；因此，在接受上述批判的基础上，学界开始以纵向研究的方式对老年人的生命历程进行研究，分析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对老年人及社会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由此导致生命历程理论的兴起。可见，老龄社会学的发展是社会变迁中对既存理论不断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龄社会学研究在我国得以恢复，几乎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老年学的重启同步；从1982年政府系统的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及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到全国性群众学术组织对老龄社会学的重视（如中国社会学会成立老龄问题研究组，中国老年学学会将老龄社会学作为研究领域），再到高校老龄社会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年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年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等），体现了老龄社会学的逐步开展；邬沧萍、张仙桥等首批老龄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及其著作更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虽然我国的老龄社会学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是已取得了一定成就，其发展历程与西方国家有相似点亦有区别。首先，就研究导向而言，早期研究都是将老年人及老龄问题作为社会问题以期从社会政策中寻找对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及时代的变迁，西方国家逐渐从学理层面对老龄问题开展了多层面、深层次的研究，把老龄问题的应对建立在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这将启发我国下一阶段的研究；其次，就学科建设而言，西方老龄社会学经历了从老年学、社会老年学及社会学中逐渐分离而独立的过程，我国的老龄社会学仍多设置在老年学之下，可以看出，老龄社会学在我国尚未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老龄社会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及其完善还需进一步探索；再次，就老龄社会学本身的发展而言，除了因应现实问题，还需在不断的争论与批判中才能取得理论的进步，在这方面，我国可以从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演进的清晰轨迹中汲取宝贵经验。当然，因我国的家庭及老龄文化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老龄社会学也必然呈现一定的独特性，在老龄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理论，如费孝通关于养老的“反馈模式”论，姚远的血亲价值论等；李强、包蕾萍将生命历程理论应用于我国的研究中，这对于解决中国特色的老龄及老龄化问题均有重要意义。正因为我国老龄社会学起步晚于西方国家，因此才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他国及前人的经验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 中国老年学学会（英文名：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缩写：GSC)于1986年4月9日经国家体改委批准成立，由从事老年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从事老龄工作的单位及个人组成。中国老年学学会的研究领域是老年学，主要学科有老年生物学、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学会举办了多项全国性影响的活动，如中国长寿之乡评选活动，中国十大寿星评选活动和2010年开始的老年宜居宜游城市评选活动。[图源：360百科]*本文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阿尔兹海默症”主题创意图。[图源：sohu] 〇编辑：栗子 〇排版：凉皮〇审核：颜和〇专题策划人：二氧化龟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