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蔡昉，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图源：baike.so.com]

摘要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1 引言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要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一个达到经济增长及其结果趋同的努力（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也就是说，只有起点低的国家或地区以比起点高的国家或地区更快的速度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才能实现与后者发展水平上的趋同。例如，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需要保持目前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就要使西部地区以高于全国平均的速度增长。

在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下，新古典增长理论预言趋同的过程是一个经济规律（Solow，1956）。但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这种趋同是有条件的，即只有落后地区具备了发达地区相同的增长条件时，趋同才可能发生。因此，人们可以看到的只是一种“有条件趋同”，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趋同”。经过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推论并在经验上进行了检验的所谓趋同条件多达几十项，包括初始条件、人力资本、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度等等（Sala-i-Martin，1996）。换句话说，寻找类似的趋同条件变量，成为在经验上解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人均收入差距原因的主要学术动机。相应地，寻找改变趋同条件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创造实现趋同的条件，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人口因素是否是一个具有显著意义的趋同条件，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关系的理论争论相关。长期以来，不同的人口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Hodgson，1988）。综述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研究结果，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因素不啻一个经济增长条件，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它增长条件一道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仅仅关注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3个阶段。这3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1997）。如图1所示，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形成3个年龄结构阶段。

图1 人口转变与年龄结构变化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的较大比例由少年儿童或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 et al.，2002）。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进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或者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和创造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 al.，2002）。

本文介绍国际上通过人口转变，利用人口红利达成高速经济增长的事例，结合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实践，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同时，在观察到人口结构转折将会进一步发生，从而可供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时间并不长的情况下，本文还提出充分就业是利用机遇、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一命题。

2 充足劳动力供给创造的增长绩效

如图2所示，在一个标准的索洛—斯旺（Solow，1956；Swan，1956）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一个经济存在着所有变量都以一种不变的速率增长的状态，即处于其增长的稳态（steadystate）中。在图中，横轴表示资本—劳动比，反映的是储蓄或投资水平；纵轴表示产出—劳动比，反映的是产出或生产率水平以及技术构成。每个工人的总产出作为资本—劳动比的函数，用f（k）表示；为了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不变的资本—劳动比率而进行投资的要求用nk表示，其中n是一个外生的劳动力增长率；sf（k）表示按照储蓄率s进行的投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一个经济存在着稳定的平衡增长的解的含义是，无论最初的资本—劳动比如何，最终都将收敛于每个工人储蓄率与劳动力增长所需要的资本装备水平相等的点，即保持资本—劳动比不变的这一点上。反映在图中，就是sf（k）与nk两条曲线相交点上的资本—劳动比k。这时，每个工人的产出按照在人口（劳动力）外生增长条件下，为保持不变的资本—劳动比率而进行投资（即图中的kA），以及工人消费（即图中的BA）两种用途间进行分配①。一个经济的稳态决定了其常规的增长速度，即无论一个经济最初处于资本—劳动比k左边的任何位置，在以后的长期增长中，都会有一个向资本—劳动比k移动的回归过程。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一个经济的稳态，持续的更快增长速度就不会实现。

图2 稳态的决定与改变

然而，不同性质的经济具有不同的经济稳态，或者说一个经济可以通过改变一系列条件而改变稳态。索洛最初观察到的决定不同经济具有不同稳态水平的因素包括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Mankiw，Romerand Weil，1992）。服从于本文的目的，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人口结构因素在改变稳态中的作用。

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具生产性，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高，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良好的机制得以诱致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相对应的高储蓄；第二，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适当的可替代性，则该经济有机会改变其稳态，获得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的条件。如图2所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口转变的结果而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阶段上时，由于储蓄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从k点移动到点k1。由于同时可以有要素替代即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条件下以劳动替代资本的情况发生，因此可以保持nk水平不变，新的投资则提高到s1f1（k1），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到f1（k1）。这时，一个可以达到更高增长速度的稳态就形成了。从图中看，在C点和C1点分别画出的与f（k）和f1（k1）的切线表明新的稳态下的增长率高于原来的稳态增长率，即v1>v，并且Oy和Oy1分别为前后两种稳态的产出水平。由此可以从理论上判定，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的确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经济学家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实际检验了人口转变对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这种作用的显著性不尽相同。下面，我们总结几点重要的研究及其结论。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以下称东亚经济）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而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Bloom and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1997）。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其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Williamson，1997）。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经济史学家在考察西方经济增长历史时，同样发现了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证据。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威廉森（Williamson，1997）得出的结论是，把各国数据加权平均计算，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差别的绝大部分（大约为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主要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新大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一些更为具体的事例中，这个结论也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如美国高于法国人均GDP增长的0.3个百分点，完全可以被年龄优势给予解释。而意大利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存在着人口结构上面的劣势，本可以取得比超过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绩效。

3 中国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已开始。这一人口转变的初期表现为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1950年中国的死亡率高达18‰，出生率更高，为37‰，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处于较高水平，达到19‰。此后，除1960年这一特殊年份外，死亡率持续降低，而出生率的下降则十分缓慢，导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上升，在整个1960年代达到最高点。随后人口动态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196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其他因素的作用，使得人口出生率自1970年代开始逐渐降低。19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加快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全面严格执行，进一步大幅度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相应下降，以致1998年以后自然增长率降低到1‰以下。

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即首先是少儿年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在很长时期里，老年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严重。例如，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儿童占人口（0～14岁）比例从36.3%降低到22.9%，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提高到70.2%，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4%上升到7.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少儿抚养比以及总体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个特征（见图3）。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

图3 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变化。资料来源：抚养比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没有数字提供的年份系估计数；储蓄率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在1978～2002年期间，经济活动人口逐年增加，其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参与率也达到很高，保持在70%～86%的水平，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时，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长，虽然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图4显示了1978年以来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长，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常态水平。由于劳动力资源禀赋上的优势，以及总体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得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充足的劳动供给。中国经济中生产要素具有较大的可替代性，因此，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迅速，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图4 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和劳动参与率。注：劳动参与率为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劳动年龄人口系根据图3资料来源中数据估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改革期间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1993年最高时达到44%（见图3）。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24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此外，人口优势蕴涵的高储蓄率的实现，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和投资创造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判断由于人口转变产生的潜在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加以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Bloom and Williamson，1997）。不过，我们也可以利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统计分析结果，理解这种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蔡昉等，1999），我们观察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1998，第8页）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

在上述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中，物质资本与总体抚养比低所体现的人口红利，从而具有很高储蓄率相关；劳动力数量则直接就是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果；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也得益于农村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具有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势能；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以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的。可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达到的高速增长成就，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

4 充分就业是持续高速增长的保障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按照定义，中国目前已处于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人口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从而对中国享受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时间长度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见图5），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3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3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

图5 中国人口与年龄结构预测。注：人口预测系按照总和生育率为1.8的假设进行的。资料来源：预测数字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

人口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事实，固然提前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机会，但同时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即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例，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见图6）。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因此，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及至消失殆尽之前，只争朝夕地利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然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压力很大，产生一种不利于获取人口红利的倾向。具体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日严重化；（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例如，定义比较狭窄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0年以前3.1%的水平，提高到2001年的3.6%，2002年的4.0%，2003年进一步上升为4.3%。而根据一项在5个城市的调查，2002年平均失业率已经提高到13.2%。同时，许多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因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从图4可以看到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这个整体趋势。在5个城市调查的全部劳动力中，劳动参与率只有55%。而45～54岁年龄组的男性就业率已经下降到80以下，女性则下降到40%左右。一旦超过50岁，男女就业率都进而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图6 中国人口抚养比预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数据计算。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实际上是一个赶超或趋同目标。一方面，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位次的大幅度提升，要求中国整体经济以快于世界平均速度增长，特别是以快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要任务是缩小地区差距，要求经济上落后的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更快速度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赶超或趋同的要求，意味着创造条件以改变原来的经济稳态。前面的论述表明，人口结构是决定经济稳态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而这个人口因素一旦变得越来越不具有优势，则会对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储蓄率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稳态向较低的水平上回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延误赶超或趋同过程。

然而，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人口转变，并且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这一事实表明，第一，人口转变过程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政策手段加以引导的。因此，稳妥而适度地调整人口政策，有利于防止人口老龄化过速发展，保持人口结构优势，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人口保障。第二，人口红利的利用是有条件的，需要与其他促进其效果发挥的因素和机制相配合。因此，在人口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保持这些有利于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有助于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包括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障碍等。

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分就业的前提，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源泉。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使经济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更有利于保持持续、高速、协调和健康的经济增长。

*本文原载于《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武汉疫情期间，武汉支柱性制造企业东风汽车停摆期间，防疫人员进行车间消毒的照片。武汉在汽车及零部件领域拥有成规模的产业集群，在国内甚至全球的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处于关键的连接点。武汉制造产业的停摆重创，直接导致当地的就业率下降，这可能影响了当地、全国甚至全球的经济情况。[图源：xianjichina.com]

〇编辑：兰也  〇排版：一叶

〇审核：翰墨/梅所谓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