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 | 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

黄岩（1969 -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府治理、劳动关系、社会政策、社会治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先后出版《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和《农民工权益保护：多元路径与本土经验》专著两部。[图源：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提要

中国沿海地区代工制造产业中的赶货现象挑战了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受制于订单和劳动力市场的高度不稳定，珠三角地区正在兴起的厂内赶货和租户赶货的外包模式与传统的家庭代工模式迥异。赶货代工既不是家庭收入的补充或临时性劳动，也不是产业的后备军，赶工游戏是农民工的自我剥削，工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非常低。赶货工与雇主双方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自己的平衡点，这种劳资双方“自愿”达成的合作弱化了工人基于工作现场的反抗，也游离于国家的立法保护体系之外。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回顾

由于劳动力成本、汇率、土地、原材料、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出口代工产业近年来受到严峻的挑战。为降低生产成本，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非正规就业、非正式聘用等劳动用工模式也开始进入代工产业。作为国际代工的一个延伸，代工外包开始进一步分化。一方面，家庭外包逐渐兴起，新的家庭外包以农民工为主，他们在打工地附近的出租屋中领取散件进行加工，以服装、玩具、电子产品为主，计件结算工钱；另一方面，工人以赶货工、临时工等方式打工。工人们将这两种工作都称为“做赶货”，因而工人群体有一个新的划分类型，即“进厂的工人”和“赶货的工人”，这些工人离开正式的聘用体系，通过打短工和承揽订单的方式为其他代工工厂赶货。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家庭代工，本文将那些由农民工自己租房做赶货称为“租户赶货”，而把后一种进入工厂做短工称为“厂内赶货”。租户赶货和厂内赶货都是工人脱离于工厂/车间管理体系外的生产方式，它挑战了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本文把这两种赶货方式统称为“工厂外的赶货生产”（厂内赶货尽管也是在车间进行，但从管理性质来看与传统的车间生产完全不同）。布若威（2008：67）在《制造同意》一书中用“赶工游戏”来概括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在计件制生产体系下与资方达成的同意，本文把珠三角地区代工企业中出现的租户赶货和厂内赶货这两种生产方式称为“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代工生产、代工外包、厂内赶货和租户赶货都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变迁的产物，它也与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镶嵌在一起，与国家的劳动政策紧密相联。因此，本文主要想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赶货生产为什么会发生在企业组织高度发达的今天？二是为什么工人不选择进入工厂体制内工作？三是工厂为什么要选择赶货工这种生产模式，以及在车间生产过程中，赶货生产模式存在着哪些管理冲突？四是正在中国兴起的赶货生产模式如何在理论上挑战传统的家庭代工模式，赶货生产方式对工人的权益保护会产生哪些影响？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1947.6.15- ），英国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他以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而闻名，此书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从中发展出公共社会学。更多阅读，请参见往期：布洛维 | 制造同意：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布洛维 | 制造同意：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图源：澎湃新闻]

经典的企业组织理论认为，工厂制生产成本要低于厂内发包制，厂内发包制要低于外包制，从运输成本、半成品库存、原料占用和损耗、机器维修和后勤保障等几个方面来看工厂制生产都具有优势（Williamson，1980）。琼斯（Jones，1982：3）对威廉姆斯（O. E.Williamson）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外包制工厂的劳动力供给更富有弹性，因而生产效率可能更高。代工企业的生产组织还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包括劳动力的构成）、产业结构、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相关联。在欧洲，受工匠传统的影响，即便到了19世纪晚期，虽然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时代已经来临，家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生产单位，塞维尔（Sewell，1986：45-70）认为，这一时期的法国工人还是在他们的父母、叔叔等亲属的监督下劳动，他们并没有成为机器和工厂管理规训下的原子化个体。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福特主义的兴起，外包制度才逐渐式微。台湾学者谢国雄（1989a）总结了代工生产的三个特点：劳动力可以分批购买、工资依产量而定、工作过程不受监督。鲁柏和维肯森（Rubery & Wilkinson，1981）则把代工分为家庭代工、厂内代工和工地劳动力发包三种形式。

已有对家庭代工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代工是工资性劳动吗？

艾伦和沃克维茨（Allen& Wolkowitz，1987：1）认为家庭代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一环，不属于个体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工资劳动（casualized wage）。贝内亚和罗丹（Beneria & Roldán，1987：64）则认为家庭代工对劳动过程和工作时间有部分的控制权，因此是部分无产阶级化。

（二）工人与上游发包方是否存在共识？

艾伦和沃克维茨（Allen& Wolkowitz，1987）认为上游外包企业与代工小厂存在着一些私人情谊和管理柔性，通常允许无薪休假、通过亲属系统来进行管理、产量浮动等等，这些代工共识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规制条款。谢国雄（1992）认为外包共识包括发包者与代工家庭都以相同的方式来评估单价是否合理；双方都认定收入是补助性的，闲着也是闲着；双方都认为不是雇佣关系，因此在工作条件、单价方面不会有太多要求；代工家庭愿意配合发包方赶工。

（三）家庭代工的作用是什么？

鲁柏和维肯森（Rubery & Wilkinson，1981）认为代工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动员潜在产业后备军的手段。台湾学者熊秉纯（2010：55）也同意产业后备军这个观点。1968年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开展“客厅即工厂”项目，作为“家庭辅助职业计划”，其目的是为了把社区和家庭中剩余劳动力纳入生产行列。这个计划开发出来的是“迟滞的劳动力”、“闲散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本身并没有纳入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中。熊秉纯用“卫星工厂体系”来形容出口加工业的工厂与工厂间层层外包的生产体系，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代工小型企业大部分坐落在眷村、居民住宅区、城乡结合部或农家院落里，谢国雄（1992）称之为“隐型工厂”。维尔霍夫（Werlhof，1988：168-181）也因此指出，无产阶级劳动力正在被另一种“有着家务劳动性质，得不到工会与劳动法保护，随时以任何价格都能购买得到”的劳动力所取代。

熊秉纯《客厅即工厂》书封

（四）家庭代工是否有助于工人向上流动？

斯蒂茨（Stites，1985：227-246）用“创业策略”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台湾的工人愿意承受代工剥削。谢国雄（1989b）认为家庭代工为工人提供了一个“黑手变头家”的机会，工人们都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创业成为老板，黑手即指苦力劳动者，头家即指老板。哈勒尔（Harrell，1985：203-226）认为工人们怀着一种创业的理想而苦干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为长远发展着想，这种创业理想有助于缓解与老板的冲突。但是熊秉纯（2010：71）从性别的角度指出，创业机会对于妇女来说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是“依附性发展”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转包生产者”，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死亡率造成了一个十分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工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很低。熊秉纯进一步认识到，家庭代工中的已婚女工既要承担为妻为母的“道德义务”又要承担起经济发展的“神圣使命”，所以“客厅即工厂”模式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同时也是儒家父权体系运作的结果。

赶货生产是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进行的，订单的短期化和精益生产体系要求快速交货。在观察车间生产中的微观权力时，布若威（2008：67）将这些车间里的行为当做“一系列的游戏”，计件制下的工人拼命赶工生产受到工种（岗位）、机器设备、工作经验甚至工作心情等因素影响，但是赶工游戏为“评价从工作组织中引发的生产性活动和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布若威认为车间文化都是围绕着工人的超额生产而形成的，每个工人迟早都会被吸纳进这一套独特的行为和语言中，他称之为“同意的生产”。赶工游戏强化了工人之间的横向冲突而弱化了工人与管理层的冲突，并有助于掩盖和确保剩余价值。布若威（2008：101-112）还使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两个概念来分析资本是如何制造工人间的横向冲突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包括工厂内的岗位晋升、培训机会等，内部国家指的是企业内部集体谈判、集体申诉和工会等一套制度。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瓦解了工人与资方的冲突，但同时也“将工人当作个体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来建构”，从而掩饰了劳动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赶货生产模式既不同于欧洲历史上的家庭外包，也不同于台湾的客厅即工厂，它既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产物，同时又植根于中国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差异性地方劳动保护体系之中。从生产效率来看，赶货生产与布若威所揭示的赶工游戏和超额生产是一致的，但在赶货过程中，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平衡机制都几乎是空白。

二、赶货生产方式产生的背景

赶货现象在珠三角地区已存在多年，每年春节后，媒体都会对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工短缺现象进行大量报道，但事实上，由于许多工人选择做赶货，他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急于在元宵节前赶回工厂上班，因此大量的代工小厂都是在节后才陆续开工生产。本文的田野调查集中于珠三角地区的东莞市大朗镇毛纺业、虎门镇服装业和广州市花都区皮具业中的赶货群体，同时还访问了广州海珠区的瑞宝村和东莞茶山镇两个马路招聘市场以及东莞常平镇一家临工中心（公司），这家公司号称可以调动上千名赶货工，其业务已经向长三角地区的宁波和苏州等地扩张。赶货方式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弹性生产和订单的不稳定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掀起生产组织革新，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加工与组装、销售和市场被分散到不同的公司和代理商，这种生产链被称为合同生产网络化（contract production network）。代工制造产业中出现的产品外包和层层转包延续了1960至1980年代台湾和日本等地区的经验，中国的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吉尔福（Gereffi，1994：95-122）将全球商品供应链分为买家主导和生产者主导两种，在目前买家主导型商品链中，上游品牌企业不断地把订单向下转移，生产者处于劣势，劳工权益不断被压缩，这种合同生产网络化也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生产风险，转移了劳资冲突。

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思想，德里克（2005：466）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又称为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即生产的跨国化和生产过程通过合同转包的全球化，新技术使资本和生产具有一种全新的流动性：为了追求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最大利益以及不受社会与政治干预的自由、生产似乎在不停地改变其位置——这就叫做灵活生产”。在西尔弗（2012：48）看来，这也是资本主义为克服利润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的矛盾所采取的空间解决策略，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劳动条件保护完善的地区向劳动保护薄弱的地区流动。通常新自由主义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有三种策略：一是生产外包，跨国公司拥有品牌，将产品分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同时对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生产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二是推进非正规就业，广泛使用非全日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家庭代工等方式，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短期化，工资和劳动条件不受劳动法律保护；三是开发非工会化的劳动力市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体面劳动的口号（郭懋安，2010）。

体面劳动是指生产性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要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2017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工人和雇主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签署了新的“2016-2020年体面劳动国别计划”。图为计划书签字仪式现场。[图源：国际劳工组织]

（二）产业集群和工人网络

跨国公司的订单转移催生了沿海地区发达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继而塑造出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玩具、制衣、毛纺、皮具等产业都必须依托一个庞大的生产网络和劳动力网络，包括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便捷的交通和物流系统、完善的配套服务，例如东莞市虎门镇的服装和石碣镇的电子装配、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的皮具、中山市古镇的灯饰、浙江省温州市的制鞋、浙江省绍兴市的轻纺等产业，几乎每个镇区都集中了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代工产品大都是可以拆分的产品，每一件产品都可以拆分为多道工序，由多个代工企业来完成。工序拆分越细，代工企业越多。代工进入门槛很低，三五台旧设备和三五个工人就可以开厂。许多代工微型企业没有向地方政府部门登记，其纳税、工商、劳动用工等都没有任何记录。由于早期的农民工外出寻找工作主要依靠亲属网络，因此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分布具有特殊的地缘集中特征，如湖北荆州人在虎门从事服装加工，江西赣州人在东莞从事电子装配，湖南邵阳人在花都从事皮具加工，这种地缘和亲缘的集中性有利于赶货工的信息交流。

（三）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

布若威（Burawoy，1985：108）认为影响工厂生产体制的因素包括市场力量、劳动力生产过程、国家的角色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其中劳动力再生产包括补偿和恢复现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能力、培育和补充新的劳动者、积累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等内容。在《生产政治》一书中，布若威区分了早期资本主义利用家庭进行资本积累的两种模式，在英国，整个家庭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工人彻底地依赖工资收入，生产关系由家庭体制演变为工厂体制。而在俄罗斯，家庭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工人在工作地赚得一份工资收入，但工人的再生产则由留在村社的其他成员负担，生活资料由村社承担使得低工资成为可能，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拆分机制。

代工外包过程中出现的租户赶货和厂内赶货生产模式也与布若威所称的拆分型劳动机制紧密相关。尽管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性投入，农民基本不用再受饥饿折磨，但他们还是要面临“现金饥渴”，市场化也使得农民必须面对更多的风险，正如托尼所说，“有些地区的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转引自斯科特，2001：1），外出打工寻找现金收入是他们的惟一出路。新自由主义的空间策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理不平等相结合催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市场，赶货打工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居住、教育的开支，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这种由外来性所导致的流动性与代工生产订单的不稳定性是一体的，范（Fan，2004）把这种劳动力的高度流动称为“流动劳动体制”，“国家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在引导农民到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并创造剥削性的劳动力移民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一些输入地政府还通过各种复杂的政策设计来对农民工进行隐性剥削，地方政府与资方勾结形成一套强大的地方专制主义治理体系，有学者称之为“地方专制资本主义”（刘林平等，2011）。

斯科特（James C. Scott）之著作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1977版书封

三、工人为什么不进厂

赶货工是工人对自己工作特点的一种简化称呼，赶货工又称临工、零工、散工、日薪工等，他们有熟练的技术，因此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游走在城市边缘纯粹依靠出卖体力为生的散工或短工。随着赶货工队伍越来越庞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赶货工之间逐渐成长出一些包工头，他们承接订单组织赶货工生产，并代表赶货工进行谈判，从中赚取提成或佣金，工人称他们为工头。至于工人为什么选择做赶货而不进厂，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赶货收入相对高

赶货工收入整体上比固定工要高三分之一，计件单价也要比在厂工人高出三分之一，尽管在厂工人有底薪保证，包吃包住，也不用到处奔波。赶货工即便是工厂提供吃住，但完成订单后他们就要回到出租房，因此有一些赶货工合租房供轮流休整，以便节省开支。

我们以前在东莞的工厂打工，我老婆是我的高中同学，没考上大学后两人一起出来做服装，后来工厂突然倒闭，我们不想再进厂了，就花5000多元钱买了两台旧机器做赶货，我们夫妻两个再加上父母的帮忙，去年余下了8万多，不用到处奔波做赶货了。（20111003对东莞市虎门镇某租户赶货工人的访谈）

做赶货收入还是要好过进厂，去年（2010年）我老婆因生病、怀孕还回了两趟老家，没上几个月班，赚的钱都用在两边奔波，今年我们自己租房子赶货，我一般上午在外面跑单和接送货，下午和晚上跟老婆一起上车位（缝纫机），母亲在这边帮我带孩子和做饭，工作比进厂要辛苦，但收入要好些。（20110708对广州市花都区某租户赶货工人的访谈）

赶货工的劳动强度要比进厂工人高，同时还可以动员家庭劳动力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但是，赶货工完全依靠订单，一旦没有订单或者生病、回家都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福利和保障。

（二）自由和流动方便

做赶货可以获得较自由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工人也拥有较大的议价空间，有些工人还可以与家庭团聚。但赶货模式可以使企业把经营风险不断地下移到赶货工人身上，而工人只有通过退出赶货或返乡来应对订单的不稳定。

我18岁出来打工已经3年，从来没有在一家工厂做满1年以上，工厂的环境都差不多，实在不能忍受的话就只有跳槽，当初是表姐带我出来的，她出来10多年了，在工厂吃过很多苦，我不可能像她那样听话。去年我换了3家工厂，跳槽积不了钱，半年白干了，现在做赶货工资都是现结的。（20110708对广州市花都区某皮具厂赶货工人的访谈）

我们夫妻都在虎门做（服装）赶货，以前都是进厂，工厂的老板欠了我们8千多元工资后逃跑了，自那以后我们都做赶货。我们专做码边（一种服装工序），我老婆的手脚比我还快，旺季时1个月我们可以赚到1万多元，现在行情不好，每月6、7千元还是可以做到，比进厂要强。进厂的时候经常没有事做，停工的话还要多花钱，做赶货没有时间赌钱，也没有时间上街，在虎门做服装的，每到8、9月份的旺季，熟手都会离厂做赶货。（20111003对广东东莞市虎门镇某服装厂赶货工的访谈）

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工人辞工必须提前1个月申请。大部分小厂都是当月月底发上个月的工资，未经工厂批准的辞工被称为“急辞工”，急辞工的后果是当月工资不结算，有些工厂还扣上月工资。一些工厂根据工作资历的长短对工人辞工实行轮候制，没有到轮候期的工人不准辞工，一些工厂还采取扣压工人证件的方式阻拦工人辞工。大多数工人都来自内地，他们经常要奔波在家乡和工厂之间，因而辞工现象经常发生。做赶货可以拿到现金，工人不用担心工资被拖欠，也不存在着辞工难的问题。

（三）技术优势

选择做赶货的都是技术比较熟练，有多年丰富工作经验，在打工地驻留过较长时间的工人，了解行业的市场风险，熟悉整个行业和产品的每道工序。租户赶货是农民工在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客户网络后才选择的生产方式，他们大多数都有过做厂内赶货的经历，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农民工选择自己租房代工面对的风险会增大，风险主要是订单是否稳定，是否能够按时交货，是否能够接到利润高的订单，另外租房和添置设备的投入也较大。

我第一次去赶货是帮老乡忙，老乡自己开了一间小厂，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那时候我们都在东莞黄江做了10多年的技术，我和妻子周末去帮忙，老乡会给一份报酬，后来这种厂子越来越多，我们也就找各种机会从厂里出来做赶货，有时候还请病假，为了请假做赶货还要给车间主管送礼。（20111003对东莞市黄江镇某服装厂赶货工的访谈）

赶货工之间并没有固定的组合，他们视订单而联合，赶货工都是自己租房住，夫妻员工或家族员工非常普遍。赶货工非常重视生产程序上的劳动力组合，因而工价（单价）谈判和工种配合非常高效。赶货工随着订单不断地转厂，但他们熟悉附近的每一家工厂情况，各种信息也在不断地交流和分享，例如哪家工厂的订单好做、哪个老板苛刻、哪家吃住条件好等等，代工产业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支技术熟练和流动便利的劳动力队伍。

（四）反抗管理专制

工厂管理的非人性化也是工人选择不进厂的原因之一。超时加班、任意克扣工人加班费或工资、伙食恶劣、管理层对工人任意侮辱甚至性骚扰的事件在工厂时有发生，而工人却常常投诉无门。另外地缘和亲属网络、上下级裙带关系也常会造成工厂人际关系紧张。

珠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为工人提供包吃包住福利，这种做法一直被管理主义学派视为对于雇主和工人都有益的制度，尤其是对那些刚离开家乡出外打工的工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学者任焰和潘毅（2006）将这种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用工形态称为宿舍劳动体制。工厂为工人提供宿舍只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短期雇用和临时化，它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而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任意延长和支配。由于工厂提供宿舍只是一个劳动产出最大化的工具，因此宿舍卫生条件恶劣，管理混乱，食堂饭菜质量差。对于有技术的老工人来说，他们选择租房做赶货也是对管理专制的一种反抗。

珠三角某工人宿舍图。可参见往期推文：任焰、潘毅 |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图源：新浪]

（五）赶货挣现钱

珠三角地区经常发生工厂关门老板逃跑的事件，媒体也经常进行报道。工人、村委会、物业出租方、地方政府、供应商都防不胜防，老板逃跑后工人的工资很难全部追回，工资只有拿到自己手上才算稳。办厂不如跑（逃）厂赚钱快，一些黑心商人靠坑害工人和上下游供应商谋利。例如，深圳一家台资工厂老板在拖欠工人250多万元后给工人群发信息说：“在此春意洋洋的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日子里，作为老板我不得不沉痛地向各位宣布工厂倒闭”（杜啸天，2011）。一些来自台湾的逃厂专家熟悉行业和产业的运转特点，他们能够帮助老板把工人工资、供货商的货款、银行的贷款、厂房的租金和水电费等各种债务都算计到最佳时刻再宣布工厂倒闭，这些工厂老板低价变卖设备和赊购的原材料，以周转困难为名拖延工资发放然后卷款逃跑。经历这种遭遇后的工人更愿意做赶货赚现钱。例如，广州市花都区皮具行业由于进入门槛太低，存在无数作坊式的工厂，没有工商注册，没有厂房或设备抵押，这类小厂逃跑更容易，因此皮具行业的赶货现象更为普遍，工资甚至发展成为一天一结算。

四、工厂为什么需要赶货工

（一）订单竞争激烈

代工小厂既要争取从上游生产商手中承担更多的大单或急单，还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把工人劳动产出效率发挥到极处。大单意味着有稳定的货源，急单加工利润高。早期赶货用工现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订单不稳定，工厂承接了更多的订单或者订单交货时间紧张但又没有储备足够的工人。发展到今天，即便订单稳定了，代工企业也宁愿直接把一些生产工序交给赶货工，赶货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用工方式。

由于订单非常不稳定，小企业无法建立一支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他们很难支付有竞争力的福利和工资来与大型工厂争夺技术工人，只能在承接到订单后选择赶货工。珠三角一年四季温暖的气候条件也为赶货工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赶货工一般都只需要带几件简单的行李就可以方便地在各家工厂之间流动，而珠三角地区蔓延的民工荒也为工人频繁跳槽提供了机会。

我们厂只有20多个长工（固定工人），他们有底薪和奖金，但他们做的都是辅助性工作如包装、搬运和仓库管理，每道工序都外包给赶货工，做完一道工序马上又招下一道工序的工人，现在信息很发达，只要一个电话或短信发出去，就会有很多赶货工或包工头来联系，其实所谓的长工也很难固定，工人换厂太快，很少有做满一年的工人了。（20110630对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纺厂老板的访谈） 

（二）控制生产成本

由于代工利润空间不断地被压缩，控制人工成本非常重要。工厂不需要为赶货工承担任何劳保福利，在生产淡季不需要承担赶货工的基本工资和生活支出。按照相关劳动法律的规定，工厂必须与工人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购买包括养老、工伤、生育等多种保险，政府通过合同文本把工人与企业都纳入监管之下。赶货工选择以订单方式与老板进行劳务合作，同时也失去了国家强制性社会保障系统的保护。

像我们这样的小厂，绝大多数没有注册，也不用发票，工商和税务很少来找麻烦，但劳动部门经常来检查，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要给他们送红包，否则他们就会来查劳动合同、养老保险、童工等。（20110630对东莞常平镇一家毛纺厂老板的访谈） 

做我们这一行的风险太大，从2002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做了7、8年服装，工厂也开开关关搞过好几次，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工人，现在都是请人做赶货，设备都是买二手或者租来的，接不到订单就马上转让，我现在的工厂是在3楼，如果在窗台外安装一个起重机要花3万多，但我宁愿雇搬运工，因为起重机不好转让，运回老家也是一堆废铁。（20111220对广州市海珠区瑞宝村某服装厂老板的访谈） 

珠三角地区一些工业园或城中村里到处都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招工和卖（转让）厂小广告。所谓卖厂其实就是卖设备，代工小厂倒闭的风险很大，没有订单的话随时可能关厂，工人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补偿，这类工厂大多数都是聘请赶货工或者外包给租户赶货，少量的固定工也大多数是亲属。

五、赶货生产中的车间冲突

正如西尔弗（2012：1）所说的，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会跟到哪里。赶货生产模式下的管理冲突通常存在于厂内赶货工与发包老板、租户赶货工与发包老板、厂内赶货工与厂内固定工以及赶货工内部。

（一）赶货工与上游发包方

选择赶货工这种用工方式也是老板减少工作现场的冲突和控制管理成本的策略，老板在监督产品质量之外，不需要对工人的生产强度和劳动效率进行激励和监督，传统工厂管理中的劳资冲突被隐性地处理成为一种劳务承包纠纷，超时加班、工伤、食宿条件和管理水平这些传统劳资冲突的重点问题已经不再成为赶货工与老板的斗争议题，工人与雇主的对抗与紧张关系消失了。工价、交货期和质量监控的博弈成为赶货工与老板持续斗争的重点领域。赶货工也可以用隐性的方式来对抗那些在他们认为糟糕的老板，如故意浪费生产资料、故意拖延交货时间或者制造生产程序的混乱来延误生产。为了防止赶货工对老板的控制，老板一般不会把全部工序包给同一批赶货工来做，因为如果赶货工故意不及时交货或者质量出现问题，工人损失的只是工资，老板损失更大。

（二）厂内赶货工与固定工

布若威（2008：109）认为赶工游戏造成工人之间的横向冲突上升了，在车间现场，厂内赶货工经常与固定工发生矛盾。由于部分固定工也是计件计酬，因此布若威观察到的关于定额标准的博弈对于工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固定工抱怨赶货工拼命赶工从而导致老板提高工作定额，压低固定工的工价，正如一位工人所说，“那些做赶货的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他们把我们害惨了”。赶货工则认为固定工没有技术和人脉关系，没有本事做赶货，赶货工还可以通过在工作现场展现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获得成就感。

（三）厂内赶货工内部

厂内赶货工人内部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劳动组合和配置效率上，包工头带领工人做赶货完全遵循市场逻辑，针对不同的订单挑选不同的技术工人，并赋予工人不同的薪酬。由于订单的短期化，厂内赶货工之间的冲突很容易化解。工人可以选择加入任何一家临工中心，工人的选择能力取决于自己的技术水平。包工头是一个临时性的角色，他必须拥有较广泛的人脉关系。当他与发包商进行谈判时，有利于提高工价。包工头都是做技术出身，这样才可能熟悉市场行情，也能够获得发包商和工人的信任。一般来说，包工头的威望取决于他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我以前也不做赶货，做赶货生活没有规律，有时候加班太辛苦，经常连续加通宵，进厂每周都有固定休息，包吃包住。后来厂里拖欠我们3个月工资，班长带着我们一起去找劳动站才解决问题，从那以后我们都跟着班长做赶货，他管得住人，做事相对公平，朋友也多，他肯定比我们赚得多，他要从我们身上拿提成的。（20111003对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某服装厂赶货工的访谈） 

六、讨论与结论

赶货代工的兴起激发了学术界对工厂政体的重新思考，从效率主义原则出发来观察，赶货代工违背了福特主义和泰罗制的生产组织理论。代工产品不断地拆分为细小的生产单位，赶货代工以日复一日的熟练生产而得以形成的快捷和灵活的身手成为资本选购的优等劳动力。生产制造变成一项比快慢而不是比难易的工作，所有的技术也仅仅是熟能生巧的技术而不是知识存量技术，计件制的生产表面上体现了工作的技术产出，但最终都是可以量化在计时上。对于老板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做一件产品要付出多少工钱，对于工人来说则被换算成每小时可以做多少件货，因而在车间现场不断地上演布若威所称的赶工游戏。

布若威的赶工游戏是在工厂建立起“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国家立法对劳动进行干预的一系列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布若威认为发生在资方与工人之间的赶工游戏是一种由资方与国家“制造”出来的工人自愿的“同意”，国家立法干预劳动过程造成工人对工厂的依赖性下降，同时也限制了资本的贪婪。反观中国的赶货生产模式，由于厂内赶货和租户赶货都是在订单极不稳定和劳动力市场高度流动的条件下进行的，代工订单来自海外，上游生产商也来自海外，依托外来的劳动力，赶货生产过程中没有台湾“客厅即工厂”的社区网络和私人情谊。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统一有效的劳动立法保护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地方政府没有对外来的赶货工加以保护的动力和责任。布若威提出的“内部国家”体系中的集体申诉和工会制度作用非常微弱，工人也不能组织起公开的集体性抗争，因此只能选择不断地流动和退出，赶货工所言的自由也仅是退出工厂的自由，但他们无法选择退出打工生活。表面上看，赶货工与雇主双方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各自找到平衡点，但显然，这种劳资双方“自愿”达成的合作弱化了工人基于工作现场的反抗。

台湾的“客厅即工厂”计划其目的是挖掘社区和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代工家庭的收入只是家庭的补充或者临时性工资，依托社区网络和亲属关系，台湾卫星工厂成功动员了全部人力资源以弥补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的不足。但是与台湾的家庭代工完全不同的是，由于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珠三角地区的本地劳动力几乎很少从事制造产业，他们靠收取房屋租金和集体分红成为一个食利阶层。因此植根于台湾卫星工厂的私人情谊与中国“候鸟型”农民工群体的结构迥异，来自内地和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每年都在沿海地区各家工厂中快速流动，由于代工企业依赖于高密度的劳动投入而不是技术和资本，生产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订单短期化的特征，这种生产模式最适合于这支不确定的劳动力队伍。打工收入几乎是赶货工全部家庭经济来源，因此赶货工不仅仅是充当产业后备军角色，他们既不是闲散的劳动力，也不是迟滞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既不是临时性的工资劳动，也不是家庭收入的补充。由于劳动是赶货工所拥有的惟一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赶货工人高强度的加班获得边际收入很低，他们的劳动强度令人难以想像，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剥削”，“工人无法挑战这个生产制度而只能顾及个人眼前利益”拼命赶货（熊秉纯，2010：13-17）。

候鸟农民工是指由于缺乏制度性保障，导致外出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漂泊。图为春运时车站场景。[图源：fjshuchi]

台湾的家庭代工之所以愿意忍受老板的剥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够“黑手变头家”，因此代工被看成工人的创业策略，但是正如熊秉纯（2010：71）所言，由于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死亡率造成了一个十分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工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小。赶货工是在订单极不稳定和劳动力再生产没有任何保障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汇率变动、土地价格、环保压力、劳工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了上游品牌商的流动，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进产业转移，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代工小型企业时刻面临倒闭。户籍制度以及据此形成的一个差异化和对抗性的身份秩序拆分出一个暂时流动和甘愿受压制的劳动力群体，与农民工常态的斗争手段（如频繁的辞工和跳槽）一样，做赶货可以视为一种农民工进行反抗的“弱者的武器”，可视为对专制管理不满的退出，但他们也同时需要承担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劳动非正规化的风险———工人在订单流失或年老体弱时不得不退出打工领域。在赶货过程中，工人脱离了手工业传统或工匠传统成为了一个纯粹去技术化的熟练工，要摆脱这种现状，最好的路径是向上流动成为上游发包商，获得更多的和更好的订单再向其他工人发单外包。市场的压迫一方面通过订单的转移来对赶货工的工作强度和收入进行残酷的自发调节，从而决定了赶货代工的前景黯淡和收入增长的停滞；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代工行业的整体低效率，从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陷于“内卷化”之中，工人和地方政府对代工制造都只能是爱恨交加。

裴宜理（2001：5-32）认为1930年代的上海工人可以因地缘、行业、性别和技术水平的分裂而产生系统而持久的团结，这种分裂性并不是工人行动的障碍。今天的赶货工在抗争领域同样具有非常经典的结构性力量，他们具有技术优势和人数规模优势，但我们发现，在赶货工与老板的斗争中，工人只能通过以脚投票在各个工厂中流动，赶货工可以识别车间生产中的对手，但很难识别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结盟所形成的霸权体系。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为阅读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家庭小作坊赶工图。[图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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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小峰（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