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旭，1984年生，贵州遵义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华人与非洲社会。[图源：igea.muc.edu.cn]早在1980年代，珠三角的改革开放便拉开了帷幕，代工企业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很早就发展起来。1990年代，已有大规模的中西部农民进入当地务工。但是，彝人务工群体的出现则更晚，大致始于1990年代晚期，形成规模已是2002年以后的事情了。市场兴起的影响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彝人的流动要晚于其他群体的原因主要就是流动所依靠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尚未具备。
2002年领工制度兴起之后，彝人的流动便开始形成规模，到2006-2007年彝人流入珠三角的规模达到高峰期，而此时也正是彝人领工制发展的巅峰时期。领工制兴起和发展的轨迹和彝人流动规模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由此认为，领工制的兴起正是为彝人的流动准备了社会和文化条件。领工制本身和当时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求之间存在某种“暗合”关系。因此，领工制对彝人来说是纠结着市场性和社会性两层含义的复合体，不可以完全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解读，亦不能完全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理解。而这也正是它本身的复杂性所在。接下来，我将细致梳理珠三角彝人领工制兴起到发展的基本过程，以便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种组织方式的生成过程。最初做工头的那些人开始的时候都曾经是普通的打工者，他们和大部分的务工人员一样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流入珠三角，但是后来却因为一些特殊经历和自己的努力使他们变成了第一批彝人工头。正是他们奠定的基础使得领工这样一个行当后来成为彝人流入珠三角最主要的方式。由于最初外出的人们对珠三角的了解很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利用，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当时到珠三角打工无异于一场“冒险”。事实上也正是因此，那些早期就开始出来打工，并且一直坚持留在珠三角的彝人非常少。在我的调查中，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一对夫妻——沈强和马海英，他们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这一批最早到珠三角彝人打工者的生活路径。与其他打工者不同的是，他们后来还成为珠三角最早的一批领工工头，并最早成立了彝人劳务派追公司。在整个珠三角的彝人圈子里，几乎所有的彝人工头都听说过他们。马海英是这对夫妻的女主角，1976年生（实际为1979年），来自凉山州普格县的一个乡村。父母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家中原本共有4个兄弟姐妹，其中弟弟在3岁时因病夭折，剩下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由于小时候家里农活儿比较多，父母经常安排她照顾小妹妹，但是她有的时候不听话，欺负小妹妹。父母觉得这孩子在家什么忙也帮不上，干脆让她早早地到学校上学。在当地其他孩子都要8岁，甚至10岁才到学校上学的情况下，她6岁就到学校上学了。一直上到初中毕业。她初中毕业考试考了448分，但是当时的中等师范学校招生是450分。她原计划是考中师的，但由于差两分而不能如愿。据她自己所说，在这种差两分的情况下，只要家里肯出一点钱，是可以被招进去读的。但是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有限，要出这个钱只能向亲戚朋友借。一天晚上，父母在房间里面商量这件事情，他们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如果是个儿子的话，就把家里卖掉房子也要让他继续念书，而女孩子家念那么多书没有那个必要，给她找个工作做就可以了。但是为了要说服她，父母还是正式地找时间和她商量这个事情。但是父母并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在商量的时候她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所以，当父母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她没有任何反对就答应去工作，不再要求读书了。但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她对于不能继续读书这件事情都还耿耿于怀。尽管她不埋怨父母，但这个心结却很难以放下。不久之后，父母托一个亲戚的关系在西吕市的丝织厂给她找到一个缫丝工的工作。由于当时工厂招工要年满18岁，而她刚满15岁，于是家里又找关系将她的户籍年龄改大了3岁，变成了1976年出生的人。在工厂的时候，她虽然年龄比较小，但做工非常刻苦，学得很快，还很有胆量。曾经在工厂员工大会上对于工厂的基层管理人员随意批评、漫骂工人现象向领导提出建议，并得到领导的公开表扬，这件事情在厂里的影响很大，使她成为了厂里的名人。在工厂旁边有一所财经学校，学校有一个年轻的汉族女英文老师，她的丈夫在工厂大门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工厂的女孩子们有时会到照相馆照相，这样海英就认识了照相馆的老板和这名女老师。海英喜欢与人交朋友，所以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后来，有些工人想请照相馆老板到工厂里照相，但是工厂按规定不允许厂外无关人员进入。但是，工厂的保安队长是海英的堂哥，在海英的介绍和帮助下，使照相老板可以到工厂里照相。照相馆的老板和这个英文老师因此都很感谢海英，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增强了，尤其是海英和这个女老师的关系更是情同姐妹一样。后来，这名女老师所在的财经学校发生了一场火灾，他所带的一个班的6个学生寝室被烧坏。在宿舍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原本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安全撤离出来了，但是其中一个女学生为了从宿舍里拿回父母刚送来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已经逃出来之后又返回宿舍。结果不幸被大火烧死，死状非常凄惨。由于这名女老师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被烧死的惨状，受到极大的刺激，留下了心理阴影，很久都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她决定向学校申请停薪留职，离开西昌一段时间，到外面找个工作换个环境调整一下。由于她以前在外地上学，有很多同学都在珠三角这边工作，并且听说学外语的在这边很好找工作，工资很高，所以她就准备到深圳发展。由于她跟海英情同姐妹，她就劝海英跟她一起到深圳，并承诺帮忙给她找工作。海英早就听说广东这边发展很好，很想出去发展，但是一直因为没有熟人而不敢自己去；与此同时她自己也觉得这缫丝厂没什么前途，希望到外面去闯世界。于是，她在家里人极力反对的情况下，悄悄地跟着这个老师一起到了深圳打工，而这个时候正是1997年。到深圳以后，女老师找了一份工厂的文秘工作，而海英做了一个电子厂的普通工人。两人都比较满意。但是，不到半年之后，学校通知英语老师说，她的停薪留职申请没有被批准，所以她必须要回到学校上课，否则就会被开除。由于这个女老师从长远考虑还是想保留在西昌的工作，所以很快她就回到学校了。后来，她动用老家的社会关系，把工作学校调整到了财政局。以后一直就留在西昌了。而她离开后就留下海英一个人在深圳。在老师离开的时候，她也曾经想过跟着回去，但是由于想到刚刚出来不久，并且家里人对她还有很多意见。她担心就这样回去会遭到家里的嘲笑。所以，她最终没有回去，而是选择留在深圳，并且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边闯出一番事业才回去。由于没有技术，教育水平也不高，她只能在工厂里做普工工作。工作虽然并不辛苦，但是那个时候很少有老乡在这边打工，几乎没有彝族，所以她时常感觉很孤独。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她慢慢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结交了一些朋友，尽管如此，独自一个人在异地的这种孤独和寂寞莫名地让人难受。由于她的身边没有一个老乡，所以在3年的时间里，除了偶尔能和亲人电话联系之外，她几乎没有说过彝语。在她的记忆里，最难过的是英语老师离开后的半年。因为在老师走后不久，原来的工厂要迁到别的地方，她只能辞工换厂。而对于刚到深圳不久，没有找工作经验的海英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一个朋友给她介绍说深圳某区的一个厂招人，让她自己坐公交车过去。但是，由于他对地址和路线都不熟悉，坐公交车坐错了路线，走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临近傍晚，一个女孩子拖着行李箱，吹着晚风，走在完全陌生的路上，茫茫然不知去向，一边走路，眼泪就哗啦哗啦地流下来了。后来，经过多次打听，终于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找到了朋友介绍的工厂。这次经历对她的影响非常大，在给我讲述这些事情时又让她重新想起了当时的艰辛，眼角又泛起了泪花。尽管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但她还是坚持在深圳的工厂做了下来。而之所以能坚持下来的原因，她将其归结为叔叔的一句话。她的叔叔在县城工作，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到叔叔家里玩，还经常帮助叔叔家打扫卫生，收拾家里，所以在叔叔眼里，她是一个懂事、能干的女孩子。在来到深圳后不久，她打电话给叔叔说到在这边的困难。叔叔并没有因为心疼她而让她回老家，而是说：“我相信你，既然走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就一定能做出一点成绩了再回来”。在叔叔的鼓励下，她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3年后才第一次回家。她后来告诉我，因为她跑到广东是悄悄地出来的，家里很多人都不同意，所以她再困难也不好意思给家里人讲。当时她给叔叔联系，其实心里早就已经动摇了，如果叔叔没有这样积极支持自己留下来的话，她可能立即就回去了。而正是叔叔的这句鼓励的话，让她最终坚持了下来。在新的工厂工作期间，有一次一个外厂老板来参观，工厂组织工人列队欢迎。这个老板无意中发现了当天穿着带有民族风格衣服的海英，他就上前问海英是什么少数少数民族？海英说自己是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这个老板听后非常高兴，就说：“你是少数民族，那肯定唱歌很好听了，那你就给我们表演一下吧。海英虽然平时很少唱歌，但是她确实有一副好嗓子，在老家的时候也和同伴们一起唱歌。所以答应当场唱了一首彝语歌曲。尽管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听懂歌曲的内容，但是所有人都听得非常高兴。这个老板也很满意。后来，在这个老板的介绍下，海英从普通生产车间换到另一家公司做文职工作。但是由于她教育水平太低，基本的管理和电脑技能都不会，所以工作期间，她在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学习电脑操作使用和财务管理相关技能。在当时工资还不到1000块钱的情况下，她每个月要花掉一半以上的工资来参加学习班和购买资料。经过不断的努力，她慢慢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能。后来由于这家公司迁走，她又不得不换到另一个厂工作。2000年的时候，她换到深圳一家插花工厂。插花就是将一些塑料花的元件组装在一起，完全是手工的记件活儿，不需要很多机器设备和较多协作，所以为了降低成本，工厂经常会把订单外包给下面的包工头来完成。很多人都从工厂里接单回到家中，自己找几个人负责完成之后再统一和工厂结算。海英刚开始跟别人做工，但后来她发现接单过来自己做也并不困难。只需要得到工厂的认可，租一个小厂房，招募工人即可，投入资金也不需要太多。所以她自己就联系朋友、老乡接单过来做，自己负责结算和沟通。在这样一种模式中，事实上最大的投入就是劳动力，有人就能出产量，就能赚钱。所以海英感觉到自己要做大就需要招更多的人，于是她开始联络和召集更多的老乡和朋友过来帮自己做活儿。这样能够保证员工的稳定性，还可降低成本。尽管转包这样小数额的订单赚钱并不是很多，但事实上这时候的海英已经成为一个小包工老板了。再加上之前打工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笔钱。因此，她自己感觉这个时候已经算是小有成就，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于是，在离家3年之后，她第一次回了一趟家。尽管家里人对于她悄悄的跑去打工很不满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人的气也消了。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彝人开始到外地打工，家人也逐渐能够理解这种行为了。因此，当作为老板的海英回到老家时，受到了家人的欢迎。而也正是在这次回家之后，她从家里带了第一批人过来帮她做插花的活儿。慢慢地，直接和间接由她带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她的车间帮忙，有的也到另外的地方上班。但是，转包插花订单的利润非常有限，并且极不稳定，有的时候经营不好还可能亏本。所以，海英也在不断地做新的尝试。到2002年的时候，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季节性地大量缺工现象。来自安徽的杨老板找海英合作。因为杨发现，海英可以调动来很多工人。于是他们经过协商，达成合作方案，由海英专门从老家带人过来，杨帮忙安排工人进厂，这其中的利润空间远超过自己接单做插花生意。于是，海英开始尝试专门带工人，成为职业化的彝族领工工头。严格来讲，到2002年的时候，她带工人到深圳打工已经近两年了，除了她之外，我的调查还未发现彝人群体中有更早从事带工这个工作的。也正是因此，很多认识她的人都说，马海英实际上是“珠三角彝族领工的创始人”。如果说马海英代表着从“工人到老板，再到工头”这样一种经典的工头成长路线的话，那她的丈夫沈强则代表着另外一种工头生成的模式。沈强，1970年出生，凉山州普格县人，父母都是农民，家中有四个兄弟。高中毕业后便参加普格县的公务员招聘考试，在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舅舅帮助下，被分配到一个乡里做文书。这时他刚好18岁。在乡村社会，小小年纪就成为国家干部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在乡里备受同事和领导的关照，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给自己的部长舅舅面子。然而，随着舅舅调离普格县，到甘洛县做副县长之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变化。由于沈强年轻气盛，刚刚参加工作的他在有的时候爱和领导抬杠。所以领导经常表示对他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不满。而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担任乡领导的主要都是老前辈，他们的思想观念比较陈旧，做事方式比较古板，对年轻人总是不满，处处看不惯，所以他们之间才会时常闹矛盾。有一次，他和乡里的一个女老师谈朋友，最后闹得不愉快分手了，这件事传到领导耳朵里了。后来他写入党申请书，准备入党。第一年没有通过，他以为是自己的材料不合格。第二年他发现，连他给别人写的入党申请书都被批准了，但他自己却还是没有能够被批准入党。于是，他就找到领导讨论。最后领导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要改进之后才行。而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主要就是说他之前和女老师谈朋友有关系。沈强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舅舅在甘洛县任上因病去世，领导对他的态度更糟糕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都越来越困难。而他与领导的矛盾也随之由暗地的矛盾演变成为公开的冲突。有一次，县领导到乡里检查工作，乡里按照惯例要隆重接待领导。于是，乡里安排了酒宴。按照惯例，酒宴上一定要让县里来的领导吃好喝好，所以乡干部的重要任务就是陪酒。在席间，乡领导暗示年轻的干部多喝多陪。于是，县里的领导陪好顺利送走之后，沈强和几个年轻干部喝醉了，开始在席上说起酒话，乱开玩笑。领导（乡党委书记）就开始发火，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年轻人喝酒不掌握度，不能喝又喝那么多，还专门点名批评了沈强。由于酒后性情难控制，再加上受领导的话刺激，沈强立即就开始反驳这个领导。他认为是领导故意刁难他。双方的言语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发展到肢体纠葛，彼此拉扯。由于沈强身材魁梧，气力比较大，在拉扯过程中，将领导的耳朵扯伤，血流不止。在旁人的帮助下，二人才被拉扯开，领导被送到医院包扎。此事之后，沈强和领导的矛盾彻底尖锐化。领导将此事写成报告向上级汇报，将此事定性为故意伤害国家干部。后来沈强找到领导赔礼道歉，但是领导始终不愿意接受道歉。最后，沈强意识到自己可能很难再继续保留原来的工作。于是便提出申请停薪留职，到外面去打工，以此回避一段时间。他希望大家的情绪缓和之后，还可以回来工作。辞去公职之后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这样一件事情在老家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将其开除，是很没面子的。因此，这样待在老家的生活非常难过。这个时候他便产生了到外面发展的念头。他很早就听说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通过关系联系到一些在中山打工的四川朋友。他便收拾行囊到中山找工作。那一年刚好也是1997年，他27岁。那个时候的广东已经经过10多年的发展，到处都是工厂，所以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在比较和尝试了几个工厂之后，他决定在一家电子车床厂做普工。由于他自身文化素质较高，又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很快就被提拔成生产小组长。在工作过程中，他借用厂里的资源，自学了数码车床的操控技术，成为了厂里技术工程师。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被提升为专门管理生产的厂长。在老家做公务员的时候一个月工资300多元，而在工厂工作不久之后，工资就提升到每月500多元，在成为厂长之后，工资已经达到每月1000多元。因此，在外面打工能够挣到的工资已经远超过了在家做公务员的日子。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满足感已经让他对原来的公职失去了兴趣。1998年的时候原单位不同意他继续停薪留职，要求他回去上班，他就干脆完全辞掉了家里的公务员工作，决定长期待在珠三角发展。后来，他所在工厂的3个高层干部克扣和贪污材料购买费，同时被老板开除。尽管沈强没有直接牵涉其中，但是他感觉到老板已经不信任他了。所以，在这件。沈阳自己的口述中，这一与领导的冲突事件是直接导致他辞去公职，外出打工的原因。但是，在了解他的另外一些彝人的口中，沈阳被迫辞去公职的原因却是因为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2万元公款，东窗事发之后被迫辞去公职。对于这种言论，我还未来得及到其所在的乡镇核实。事情发生后半年，他也提出辞职，重新找了工作。在又尝试了几份工作之后，他开始自己办了一间小型的玩具厂，主要接受大厂的二手订单。这种工厂只需要一个厂房，几张工作台，和工人，所以投入低，很容易起步。但是，由于订单来源有限，导致生产量非常不稳定。有的时候订单多，工厂就要加班加点，而有的时候没有订单，工人们就要闲着。所以工厂办得非常困难。而有些工厂由于可以接一手单，订单比较充裕，所以经常会出现用工紧张的情况。有的会将订单转包，而有的则是暂时将其他工厂的工人借过来用，这样没有订单的工厂可以避免亏本，而需要工人的工厂也免去了招工的烦恼。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刺激了沈强，他发现如果专门去给工厂招工人，送工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行业。而事实上，劳务中介，以及其他各种的劳务运作模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珠三角大小工厂之间迅速发展起来了。2003年，沈强认识马海英，二人开始合作办工厂，带工人。两人在结婚之后更是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劳务生意当中，将这项生意作为自己的事业。后来他们与安徽的杨老板合作在深圳成立了一家劳务公司。到2006至2007年期间，他们的事业发展到顶峰期。除了深圳的公司之外，他们还在东莞成立了分公司，在广西，凉山的5个县分别成立了招工办事处。其下属的工人数量最多时达到近3000人。毫无疑问，马海英和沈强仅仅只是早期“冒险者”行列之中的两个代表，还有很多很多和他们一样满怀着“广东梦”的年轻人。但他们两个却是这些冒险者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成功者”。他们从农民转换成为工人，并像所有打工者梦想的那样，自己最终变成了老板。这种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们的广东梦，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在他们最初涉入珠三角的时候，仅仅只是为开始新的生活，讨个生计，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工头。而在自己的打工经历中，他们慢慢发现了市场所需，依靠自身的努力，再抓住了一些偶然性的机会，从而慢慢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其中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因素，但是，偶然之中却又蕴含了某种必然性。因为市场的需求并不会以彝人是否到来而改变，但是彝人涉入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到这个市场之中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彝人自身条件和具体路径选择的影响。社会实践就是这样，在结构体系之下总是充斥着各种能动的选择，而社会生活的历史无非就是在这种相互的纠结过程中慢慢衍发出来人们活动的轨迹。然而，当这种轨迹和与此相关的制度被创立之后，后续进入这个场域的人们就会更倾向于依赖先前被践行的轨迹，因为这样会使得人们的互动在即有的制度规范下避免更高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道格拉斯·诺斯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在彝人领工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类似于沈强和马海英这样早期的开拓者在开创了这套领工的模式之后，受到了后来进入者的大量模仿，从而导致领工制成为彝人进入珠三角地区最主要的方式，并对其整个群体在当地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沈强和马海英所经历的那样，市场的结构化需求和自身的经验造就了他们自己的领工之路。然而，除此之外，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的推动事实上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很难以像领工制一样维持较长的时间，但是它在最初的时候起到的带动作用却直接推动了领工制度的快速发展。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在对珠三角的企业招工方式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着力探讨由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的推动，最终更进一步刺激了彝人领工制的发展。从1990年代晚期开始，珠三角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对于这里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外包代工企业来说，如何招用大量而低廉的工人是他们获得发展的关键。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生成了各种各样处理和应对用工矛盾的办法。在彝人领工制度大量形成之前，珠三角地区用工企业招用工人主要的办法有如下几种：这种方法是由用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根据企业的年度生产安排，有计划地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符合要求的工作人员。工厂的招聘人员会在当地人员流动较为频繁的街道设立招聘点，专门对应聘者进行初选。然后统一安排到工厂进行复选，根据要求考察员工的基本素质。在通过两次考核之后，企业安排应聘者进入培训和实习期，实习期结束转变成为正式员工。这样一个过程是企业招用正式员工常用的方案，在大型而规范性的企业，这一体系相对较为完善。小型企业程序就会相对简单。有的工人在工厂里表现比较好，老板觉得他们比较可靠，就让他们介绍自己的朋友和老乡到工厂工作。这种通过介绍进去的工人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考核，所以比较方便。如果被介绍人在该工厂工作满一定的时间（通常为3个月），介绍人还可因此而获得一部分介绍费（200-500元不等）。因此，有的工人不但将当地其他工厂的人介绍过来，还有的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把家里的亲属和朋友也介绍过去打工。这样一种情况很容易形成以地域或亲属为纽带的小团体。从前文的论述可知，从1980年代晚期，珠三角就开始出现人才市场这样的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发达了。这些职业中介组织的主要工作是接受用工企业的委托，帮其介绍符合要求的工人，推荐到工厂工作。应聘者只需要到中介部门登记自己的信息，中介部门在有合适的企业之后，通知应聘者去参加工厂的考核。考核完成便进厂工作。应聘者需要支付中介机构一定的中介费（100-500元不等）。通常情况下，中介机构会承诺给应聘者3-5次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私人性质的中介团体，他们没有成立正式的中介组织，而是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工厂，获取招聘信息，然后到各处联络符合要求的工人。从之前与用工企业商定的中介费中赚取利润。在用工需求不稳定的情况下，有的工厂会出现短期内紧缺大量工人的情况，一般的招聘不能满足他们这种短期而紧急的需求，所以企业会跟那些订单不多，而工人有余的工厂借工人来用。这种情况下，工人到新的工厂工作，新的工厂提供工人的食宿，但是工资却由新工厂支付给原工厂，由原工厂管理人员负责代发。因为这些工人在体制上仍然还是原来工厂的工人。只不过他们的工作地点暂时转移到另外一个工厂而已。这种情况在那些彼此熟悉的工厂之间会频繁出现，但是由于没有被广泛推行。从2000年开始，工厂用人越来越紧张，这种转借工人的情况曾经在部分企业中流行过。按照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师夸张全收”的说法，“2000年之前是工人找工厂，而2000年之后就变成了工厂找工人”。他最初到深圳发展的时候，是依靠组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一起接二手或三手订单维持生计，后来发展出专门转借工人给别人的一个组织，最终成为珠三角一带影响巨大的农民工输送机构。他自己也从一个工厂小老板蜕变成为一个专事招工送人的“大工头”。他的事业发展基础就是趁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变的时机，利用将工人转借给别人用的契机开创出新的工人组织和输送方案，从而满足新环境之下企业和工人的共同需求。这样一种新的环境和新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彝人。无论是沈强还是马海英，他们都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嗅出”通过组织和调用工人而寻求发展的机会。马海英的发展轨迹和张全收事实上有非常相似之处。在经过1年多的酝酿后，由彝人自己组织的领工组织在2002年左右正式开始运行。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必然有模仿“张全收模式”，但是促发这种方式生成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珠三角的代工分包生产体制所生成的特殊用工环境。在这样一种生发于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方式得以快速发展的同时，另外一种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的劳动力组织方式也开始发展起来。随着1980年代土地年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落实，大量的农业人口成为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也成为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内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慢、规模小，就地和就近安置就业事实上很难以解决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在1980年代流动人口管理的松动之后，自发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在初期，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恐慌。人们一度以“盲流”一词来形容这种流动潮流。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很大程度上在考虑如何管理和限定这一流动潮流，以避免因为盲目流动带来的社会混乱。因而，流动人口在一段时间内曾经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后来的发展显示，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并没有导致以前预想的“盲流”后果，反而由于农业人口的劳动力化，极大地推动了人口输出地的经济和生活发展。在出于就业安置，拉动地方经济收入的双重考虑之下，地方政府事实上逐渐开始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一种地方发展的策略。劳务经济正式在1990年代成为政府工作中的热门词汇。对于像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正式地打出了劳务经济的牌子，并由政府出面组织和协调劳动力的输出和安置，在那些四川劳务人员集中流入的地方设立服务点和办事处。在1983年，四川的跨省流动人口就达到10万，到1993年输出入13已经超过1000万了。在此过程中四川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劳务开发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由省委常委、副省长兼任组长，并责成有关部门对民工流动和转移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地、县各级劳动领导小组、劳动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门等，也同时协调促进发展跨省区劳务协作关系。1992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第一个省级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主管全省劳务开发工作。并于2003年制定了《四川省劳务输出基地县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04年实施“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和“川妹子”劳务品牌培训工程，推动劳务输出的发展。2006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四川省劳务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四川省劳务开发暨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省劳务开发和农民工工作。到2008年为止，四川省已建成以50个劳务开发基地县、18个劳务开发龙头企业、100个劳务开发培训基地为龙头，市、县劳务开发培训基地为支撑的劳务开发输出体系。2004年，北京家政服务人员呈现出极大的供不应求的局面。第一批60名“川妹子”家政服务员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为春节期间北京出现的“保姆荒”紧急补位。[图源：新浪新闻]流动人口已经从最初需要解决的问题转变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地方政府对人口输出和劳务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四川省作为劳务输出的大省，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但事实上，这一策略同时也被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政府采用，和四川紧邻的云南省，贵州省都是向整个珠三角地区进行劳务输出的重要省份。然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尽管四川的劳务输出很早就有政府行为的参与，但是凉山彝区的这一进程似乎要慢很多。2001年，凉山州实有农村劳动力217.4万人，而转移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之和只有15.5万人，仅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15％左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正是如前文提到的，早期流出的彝人对流入地社会的影响不好，并且还给流出地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凉山彝区的人口流动是被当地政府限制的。然而，随着由劳务带来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当地政府也逐渐开始不满于这方面的“落后局势”，他们从当年开始加大了对劳务经济投入的力度，并制定出每年增加劳动力输出的数额。同时还专门对此制定了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他们的短期计划要求从2002年到2005年每年增加劳务输出2万人，最终达到21.8万；中期计划要求从2006年到2010年每年增加3万人，最终转移人数要达到36.8万；长期计划要求从2010年到2020年每年输出5万人，总数达到86.8万，最终完成转移任务。也就是说，尽管早期就有凉山彝人外出务工，但那大多都是自发外流，而政府对凉山劳务输出的大力推动是在2001年之后开始的。这样一个转折的时间点和我在珠三角观察到彝人数量的增加趋势是吻合的。政府有组织地推动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这一人口流动的强度。然而，政府有组织的输出似乎仅仅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效果明显，由于其后期的管理和组织跟不上，导致其越来越不能有效地组织、管理和调动这些外流的人们。但是，由政府组织输出的方式衍生出一些民间的组织形态却在后来发展成为彝人领工制模式的基础。这样一种情况在云南宁蒗彝区的人口输出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2003年，宁蒗县劳动局开始有组织地向珠三角地区进行劳务输出。当时是由县劳动局首先在珠三角地区联系好工厂，商定所需人数、工人基本素质要求、中介劳务费以及工资等事宜，然后在宁蒗宣传，统一招工。劳动局对工人进行简单筛选、登记，并预收取300元左右的交通和食宿费用。待人员招齐之后由劳动局的工作人员作为领队送到珠三角的工厂。工厂办理完入厂手续，按人头结算劳务中介劳务费之后，领队的工作即完成。我将这种由政府发起的劳务输出概括为“领队模式”。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头一次出到广东，也从未到过工厂工作，语言沟通和生活习惯上都存在障碍，在入厂之初就很不适应。而领队则只能尽力劝导工人入厂，同时还承诺说：“你们先进去试一下，做不了什么时候走都行”。所以工人们全部都办理了入厂手续，但是很快就因“做不了”而出厂了。据当时被送进工厂的一位工人回忆到，那年他们有300多人一同进了深圳的一家工厂，第二天就跑了100多人。有的工人跑出来之后，就通过老乡介绍跟着工头找工作去了，而另外一部分却在领队的安排下回到了老家。除了因为工人做不了工厂工作这个原因外，政府领队模式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就是难以承担工人出现意外之后的责任。比如，工人在路途中走丢了，或者在上班的时候受伤了，他们的家人都会到政府的劳动部门找政府负责。因为是政府将工人带走，那自然就要找政府负责。在宁蒗组织彝人劳务输出过程中，就发生过类似的案例。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通过政府的劳务输出到东莞进了厂，几个月之后就失踪了。后来进过仔细调查发现，这个女孩子和湖南的一个小伙子谈恋爱，跟着小伙子跑回老家去了。女孩子的家人对此非常不满，召集了20多个亲戚到县政府要求把女儿找回来。后来组织劳务的领队花了很大的精力才到湖南找到了这个女孩子，将其带回了老家。但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这些亲戚们以政府不负责，让女儿被“拐”，要求政府必须赔偿损失。最后政府补偿了3万块钱才了解了这件事情。诸如此类的大小纠纷，让劳务输出的组织者难以承担，他们觉得处理这些事情非常麻烦，后来这一项目就被停止，领队带队入厂的模式实际上就再也没有发生了。尽管这种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的模式很难说是一种成功经验，但是它在宁蒗造成的社会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其影响之一就是激发了一些商业意识强的人开始关注这个行业。杨启贵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在家做生意，是宁蒗县一家医药公司的董事长，在当地算是小有势力的人。他在熟悉了政府组织劳务输出这种模式之后，开始谋划组织带工到珠三角。他先找到了在云南中甸某电厂工地做过带班的罗彪合作，由杨出资金和联络，罗做带班，负责管理工人。2004年10月，二人首次召集了57位同族人到深圳郊区的一家工厂做工。这次经历让杨启贵尝到了甜头，也积累了经验。2005年3月，他又投入12万元，召集3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赴珠三角，在东莞火车东站附近“安营扎寨”。自此，杨启贵组织的带工模式已经走上正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较杨组织的领工模式和政府的领队模式发现二者有较大的差别。首先，领工模式由领工老板出资垫付工人的外出的交通和食宿费用，工人不需要预付现金作报名费，这样就极大地扩展了工人的来源，让那些最初连路费都交不起的农民也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而这些经济条件越差的人也是真正愿意出来认真打工挣钱的人。其次，领工模式在送工人入厂之后，专门安排带班常驻工厂，负责处理工人遇到的困难和协调各种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初次外出的彝族工人对城市和工厂的不适应，对于留他们在工厂长期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领工模式难以完全避免工人逃跑的现象，但是相对于领队模式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再次，领工模式开始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当地的劳务市场或劳务中介公司介绍工人入厂，不能像政府的领队模式一样直接联系工厂。因此，领工模式下的工人多做临时工，而领队模式的工人都是做正式员工。杨启贵在珠三角的生意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水土不服，一直身体不好，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将自己的弟弟杨启富带到东莞，让其协助打理领工事务。他自己在2007年初的时候由于身体状况恶化而完全退回到宁蒗，东莞的工作开始完全由杨启富负责。杨启富出生于1978年，曾在昆明理工大学下属的“电大”读过大专，毕业后在宁蒗电力公司上班。此人身体强壮，为人豪爽，但常因沉迷打牌而欠下债务。他于2006年10月正式办理了停薪留职来红光接替哥哥的劳务生意。2006年初至2007年底之间，杨启富的劳务生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鼎盛时期，在其手下做“带班”的就有30人，而整个工人群体超过1000人。这些带班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后来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工头。而与此同时，在杨的体系之外，大量的彝族领工老板也迅速增加，整个珠三角彝族工人的数量亦达到了顶峰。自从2002年彝人领工模式兴起以来，不管是完全由民间自发生成的沈强—马海英模式，还是根基于政府组织的杨启贵模式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到2006-2007年达到了高峰期。从这种领工模式的操作过程来看，他们都是由工头垫付所有的花费，将与自己有血缘、姻缘或地缘等关系的人从家乡带到珠三角，负责帮他们进厂工作，并安排专门的带班帮助他们处理面临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工头和工厂（或者劳务中介）签订口头或书面协议，承诺工人为工厂工作，工头对工人负责，工厂将工资发放给工头（或转交于劳务中介，再发放给工头），工头扣除了前期的所有花费后将剩余的工资按照事先约定的份额发给工人。在此过程中，劳务中介和工头都会按照先前的约定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定份额作为自己的收入。扣除的份额根据市场工价和工人紧缺程度而定，通常在每小时3毛至2元之间。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工人拿到的工资保持相对平稳，工厂开出的工价也变化不大，中间能够产生的差价是比较固定的。工头扣取份额存在差别主要根据其间经手的工头数量而定，如果经手的工头较多，形成二手或多手转包的形式，那么分配到每个工头的利润就相对较少；而如果工头直接和工厂签订协议的话，那么他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收益。但是，除了那些在当地影响比较大，名声特别好，或者已经成立劳务公司（或劳务派遣公司）的工头外，很少有人可以直接与工厂签订合同。因此，一些小工头会长期依附于某个大工头（或劳务公司），实现资源共享和利润均摊，这样便导致工头们相互依靠，逐渐形成内部等级化的团体。尽管这一团体内部等级结构具有稳定性，但其对于个体的流动却是开放的。在2002年彝人领工制肇始的初期，整个东莞做工头的不过数人。这些早期的领军人物，后来一度发展成为势力庞大的大工头。大工头手下的人越来越多，他已经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亲自管理，因此他们会安排一些专门管理工人的“带班”。一般情况下，大工头把成批的工人安排进工厂，工厂都要求工头指定专门的人员驻厂管理。这名驻厂管理也就是这里的带班。通常情况下，30个工人以上就要安排一个带班，在工人数较多的工厂可能会安排多名带班。带班不需要像工人一样到车间上班。他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工厂管理工人生产，协调处理工人出现的纠纷，同时代表工头为工人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他们从工厂领取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正常上班所得的工资数目，在特殊情况下，工头还会承诺付给其额外的补贴。大部分的带班是从普通工人中成长出来的，那些普通话讲得比较好，协调沟通能力比较强的工人，在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就会得到工头的重视，将其安排到某个工厂做带班。对于工头来说，带班只不过是其手下的“小角色”，“小跟班”，有的时候还是“打手”。但是对于整个领工体系来说，带班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重要性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工厂工人的直接管理要依靠他们，工人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某个工头，或者工人有没有被管理好，带班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第二，带班常驻工厂，他们是长期和工厂管理人员产生直接关系的人，所以工厂对工头和对工人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带班。因此，能否培养和笼络一批得力的带班，是一个大工头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沈强，还是杨启富手下都曾经聚集了一大批带班。我在东莞调查的时候，有的工人讲道：“杨班长人最多的时候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20-30个带班，像电影里的老大那样威风。”带班驻厂管理模式中，所有的工人事实上还是属于大工头的，带班仅仅只是代表工头协助管理这些工人，但是，这样一种情况很快就衍生出了另外一种形态。
2007年，杨启富手下的带班邱成志首先提出自己要从杨手下分离出来，自己单干。随后，马文山、李知路、沙彪等等都纷纷要求独立出来自己做。这样一种“闹独立”的情况在以前是绝对避讳的事情，在大工头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对这些带班的控制也非常严格。但是大工头的权威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来源于这些带班，而他们在长期的带班经历过程中，对带工人这个行业已经非常娴熟，并积累了很多工厂和劳务公司的资源，因此当他们都纷纷提出要独立的时候，大工头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也正是在这一裂变的背景之下，珠三角各地的小工头迅速增多。有的是从大工头手下独立出来的，有的是以前的工人回家自己带工人过来，做起了工头，还有的是看准了珠三角的劳务市场，从老家直接过来准备以此为契机干一番事业的，等等。正是在珠三角彝人数量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也迎来了彝人领工制度发展的一个拐点，我将一这时期称为“领工组织的裂变期”。经由这一裂变期之后，珠三角大型的彝人领工工头势力遭到了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小工头开始涌现。关于这一裂变过程的详细原因，我将在第四章中再进一步深入讨论。在彝人劳务发展的初期，除了很少一部分工头因为与工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可以直接与工厂签订合同之外，大部分的工头只能通过当地的劳务市场或者劳务服务机构作为中介而找到合作的工厂。因为当地的劳务市场信誉比较好，能够与工厂签订合法的劳务合同，工厂更愿意相信。而与正规注册的劳务机构签订合同，对于工厂来说也有了一定的保障。然而，这样一种结构就使得彝人劳务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地劳务中介。但是随着彝人工头们自身对于劳务行业逐渐熟悉，他们会发展出跨过劳务中介而直接与工厂建立联系，从而导致领工制和当地劳务中介出现分裂。这一趋势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劳务派遣成为合法的劳务合作形式，进而发展成为彝人纷纷独立于劳务中介建立自己的派遣公司。然而，尽管在彝人劳务派遣公司在形式上已经独立于当地的劳务中介，但是由于彝人劳务本身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性，导致在很多时候彝人的劳务派遣公司也仍然不得不再次与当地的非彝人派遣公司合作。在某个程度上讲，彝人劳务市场依然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而这种依附性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是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无论是沈强．马海英模式和杨氏兄弟模式发展过程中都可以大致看出这一脉络，但在一些具体的过程中，二者又有所不同。下面我将对他们分别的发展路径进行一定介绍。在杨氏兄弟刚开始涉入珠三角彝人劳务经济的时候，他们在东莞东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家劳务市场，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杨启贵负责组织彝族工人到东莞，这家劳务市场负责安排他们进厂工作。两者处于分工合作的形式。后来，在杨启富接手之后，他将“阵地”转移到红光镇。同样，他们联系到当地一家叫“前进劳务市场”的劳务中介。这家劳务市场原来主要是以劳务中介为主营业务，从给工人介绍工作收取中介费中赚取利润。在2006年开始接触彝人劳务，他们开始合作，而原来的中介模式不再适合于彝人劳务的特点，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后来发展出的“派遣模式”。因为彝人都是由工头成批地带领，所以收取中介费的形式双方都不同意，因而他们商量决定，彝人进厂主要是从事临时工，而临时工几乎都是计时工资，所以他们转而从工人的计时工资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利润取代原来的中介费形式。即劳务中介首先从工厂结工资，扣除了他们利润之后，再结给工头，工头扣除他们的利润后再发给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杨启富不能自己签订工厂，所以他所有的工人都是通过前进劳务市场作为中介进入工厂的。在顶峰时期，这一规模曾经达到1000多人。与杨氏兄弟的模式不同，沈强．马海英模式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们从2000年左右开始涉入彝人劳务。2003年的时候，马海英的几个工人悄悄地跑走，后来得知这些工人是跑到沈强那里做工去了。马海英因此而知道沈强。但是，直到2004年他们才头一次见面。此后，他们两人正式开始一起经营彝人劳务经济。前文已经提到，在最初的时候，马海英曾经与一个安徽的杨老板合作，负责给他招人。后来，随着生意合作越来越大，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发展出很好的感情。由于这个杨老板年纪较大，马海英后来就拜了这个杨老板为干爹。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们的合作更加的融洽。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同时再加上沈强已经和马海英结婚，最后他们达成合开公司的协议。由于杨有长期经营劳务行业的经验和关系，所以以他的名义在深圳注册劳务公司，但事实上公司是以他们共同合作来经营。马海英和沈强主要负责组织工人，并且主要是针对彝族人。而杨老板则主要负责招非彝族的工人和联系工厂。这样一种合作模式经历了几年的发展，并且曾经一度发展得很大。2007年的时候，沈强和马海英到厚岗以分公司的名义开了自己独立运行的劳务公司，同时为了扩大业务，他们还分别到广西、四川的某些县里开设专门的招工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事业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期，其手下的工人达到3000多人。到2008年之后，他们在东莞厚岗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富民劳务派遣公司，将原来的分公司业务完全转移到自己的公司里了。这也是东莞市劳务派遣公司中最早正式注册的公司之一，同时也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第一家正式由彝人自己注册的劳务机构。也正是由此开始，他们正式地开始了独立完全独立经营劳务生意的道路。在与前进劳务市场合作一段时间，尤其是杨班长的工人在某一个工厂干的时间比较长，彼此已经建立信任之后，杨班长就会尝试直接与工厂的人事经理联系，商量直接与工厂合作。有些工厂碍于之前与前进劳务市场的合作基础，同时也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以后不能再与前进合作。因为他们知道，在用工紧张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大量依靠这些劳务市场招人。所以，有些工厂不会同意。但是，并非所有的工厂都会考虑得如此长远，尤其是当杨班长同意给支付丰厚的回扣的时候，一些工厂的人事经理也会将工厂的长期发展抛之脑后，而选择赚取自身的利益。这一策略一旦成功，那么工厂就会提出在当前合同完成之后，不再与劳务公司续合同，而是在私下和杨班长签订合同。这个过程就被杨班长称为“撬厂”。在我对杨班长手下的带班的访谈中了解到，杨班长对于这样成功的撬厂经验总是津津乐道，将之视为自己的一种战果。事实上，在整个珠三角劳动力市场中，此类“撬厂”现象非常普遍。因为这是参与其中的工厂、劳务中介和工头三方不断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任何一方都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工厂人事部门在平衡自己的用工需求保障和自身可取利润过程中的抉择是“撬厂”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对于工头来说，即使自己支付更高的回扣给人事经理，那么他还是可以从省去劳务中介费的那部分花费中获得比原来更高的利润。非但如此，在自己直接与工厂签订合同之后，工头对于调动和组织工人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因而一旦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这样努力。对于工头们这种积极的“撬厂”行为，劳务中介除了在言论上尽力恶化工头“不诚信”和向工厂灌输与彝人工头直接合作可能带来的风险之外，他们别无他法。因而，包括前进劳务市场在内的大多数劳务中介对于彝人工头的评价都不好，他们给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说与彝人工头的合作不稳定，他们不可靠。然而，从本质上讲，这种撬厂行为却是纯粹行动者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行为。除了像杨班长带领工头“撬厂”之外，像沈强．马海英那样成立自己独立的公司也大有人在。因为用工企业在考虑合作对象的时候最主要考虑的一点是，对方是否是合法的法人，是否可以签订有效的合同或协议。因为工头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的效力是最低的，工头随时可能跑掉，对于工厂来说没有任何保障。所以，一般情况下，与工厂签合同的前提是要有正式注册的劳务机构。前文已经介绍，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珠三角地区就发展出了劳务市场。但是，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这些劳务市场都是以劳务中介和服务为主营业务。而注册劳务市场的要求非常高，手续非常复杂。根据当时政府对劳务市场管理的规定，要注册劳务市场必须要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专门的工作人员、县级以上劳动部门的审批、本地户籍的法人代表、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等条件。而对于彝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对在当地找政府办事的程序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具备如此多他们根本不具备的条件。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当地注册劳务市场的人比较少，而彝人几乎是不可能的。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劳务派遣成为一种新的制度缺口，劳务派遣公司注册所需的条件比原来的劳务市场注册条件要少很多限制。它基本只要求：固定的办公场所、正规的工作人员和最少50万的注册资金，对法人户籍没有具体的限制。与此同时，专门给人提供的注册服务机构也已经发展成熟。只要个人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即便是自己对注册的程序不熟悉，都可以委托注册公司协助完成注册，即使你没有足够的注册资金，只要愿意提供一定手续费，负责注册的公司都可以帮你协调。在公司注册完成之后，他们还提供专门的会计和财务管理服务，可以代为缴税。这一系列社会服务的完善，使得注册一个劳务派遣公司就显得非常方便。自沈强的公司注册之后，到目前为止由彝人建立的劳务派遣公司东莞已经有4家，深圳有1家，惠州有3家。注册资金在50万到100万不等。除了这些在珠三角注册的公司外，还有一部分是在四川和云南注册的。其具体数量事实上难以统计。通过建立独立的劳务派遣公司，彝人劳务在体制上可以从原来的依附地位中独立出来，成为自主运行的合法经营主体。通常来讲，这种正式注册的劳务派遣公司就意味着相关的运作和管理都有严格的制度要求，但是彝人的劳务派遣公司却并非如此。即使在注册公司之后，他们日常的工作模式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注册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使得他们的劳务生意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这些派遣公司的内部运作依然是领工制，因此，我在这里更愿意将这种模式称为“工头公司制”。由上图可以看出，这种“工头公司”开展的业务通常情况下主要由核心业务、边缘业务和派生业务三部分构成。其中，核心业务是由公司老板自己签订合同，自己带的工人和所属小工头的人一并以公司派遣员工的名义进厂，公司指派专门的带班（或小工头）驻厂管理工人；“边缘业务”是指其他的工头借用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以公司的名义派遣他自己的员工，而公司可。东莞的四家分别位于：厚岗、长安、塘厦、桥头，深圳的位于风岗。其中四家是在东莞注册，另外一家是在凉山注册的。这一统计是2012年夏天的数据，但事实上这样的公司还在不断地增加。
从中获得少量的利润；所谓派生业务就是指非彝族工人业务，即以公司的名义在当地市场上招聘临时员工，以公司的名义派遣进厂，并安排带班管理。在不同的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三者业务，但他们的侧重比例不同。比如，沈强的公司早期主要经营核心业务和少量边缘业务，经由公司直接管理的员工比较多，员工较为稳定：但2009年以后，在同样坚持发展核心业务之外，他们开始尝试开展非彝族工人业务（主要是汉族）。相对于彝族工人来说，这些工人好进厂，管理容易，但缺点是极不稳定。而老布镇拉木木果经营的公司除了经营核心业务和少量非彝族工人业务之外，大量地经营边缘业务，与他相关的很多工头都借用他们的营业执照去签订合同，而公司从中获取少量管理费。在后面的讨论中会进一步提到这种模式，它事实上成为阿萨惹古家支后来尝试建立家支派遣公司的原型。尽管彝人工头们通过一系列的办法尝试超越当地劳务中介的限制，使自己的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但是彝人劳务在整个珠三角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性并没有得到改善。原因大概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现阶段珠三角的劳务派遣行业仍然处于一些临时性劳动力市场的行业中，其在整个劳动力市场生境中的位置就属于劳动力后备军的性质：第二，在劳务派遣行业内部，彝人劳务也是处于边缘的位置，大多数情况下，倘若用人单位有其他工人可以选择，那么他们都不大愿意用彝族工人。因而，彝人实际上仍然是珠三角劳务市场后备军中边缘性劳动力。关于劳务派遣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后备军性质，在前文中已经有所论述，其更多地与整个世界贸易市场的发展、生产组织形式的全球性调整有关。但是，在这样一种宏观结构之中，彝人派遣劳务作为后备军中的边缘性生成似乎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首先，彝人派遣劳务和劳动法所要求的规范差距还很大，因此尽管他们成立了正规的劳务派遣公司，成为独立法人，但是他们的经营方式仍然是领工制，很多用人企业对这种“工头公司制”仍然很担心，当纠纷发生的时候，这种经营方式得不到法律的认可。从上述对于彝人劳务派遣公司业务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无论三种业务中的哪一种业务都很难说是符合正规的劳务派遣法规定，因此当他们自己的权益受到用人单位不公正的对待时，很难以通过符合法律的规范来处理。与此同时，由于它本身的不规范性，使其内部的某些运行方式本身就与现行的劳动法规相抵触，因此，当他们试图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也就使得自身不得不首先经受法律的约束。从组织和调动工人的角度来讲，目前这种工头公司制也并不稳定，运行成本很高，事实上难以长期发展，因而有些老板开始计划改变原来临时工模式的经营方式，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劳务派遣模式（也就是他们常说的“同工同酬”）。让自己的公司走向正规化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毫无疑问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其次，彝人劳务之所以如此被边缘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日益被“妖魔化”的形象。彝人素质低、不可理喻、喝酒、打架、抱团等等所有不好的标签都被贴到了他们身上。有些用人单位和彝人接触过，他们会形成自己的印象，但那些完全没有接触过彝人的用工单位也碍于这样的一些负面印象而对他们望而却步。甚至有的工厂老板声称，“就是停几条生产线，也不要招彝族工人”。这样一种对彝族工人的刻板印象使得彝人永远只能停留在边缘性后备军领域。再次，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彝人的形象生成和彝人劳务的发展。在过去几年中，彝人在当地闹出的纠纷多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当地某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出于避免麻烦，对其辖区内的用人单位施加压力称，“你们最好不要用这些彝族人，否则出了问题你们自己负责”；“已经用了彝族工人的要想办法分批次地从工厂里清理出去”，等等。当这样一些话语相互交织、流传的时候，工厂招用彝族工人的风险就更进一步增加，而彝族工人的境况自然就更差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珠三角的工厂订单普遍减少，大量的工厂因为难以承受亏本而倒闭，总体上对工人需求的数量急剧减少，整个劳务行业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彝人的遭遇来得更早、更快、也更严重。因为他们是劳务市场中最边缘的后备军，属于最先被挤出来的一个群体。很多彝人因为进不了厂，工头也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消费，只能将他们解散，各自寻求出路。所以，很多人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住房就更为困难，无奈之下只能流落街头，沦为乞丐。东莞的一个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在那段时间，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出现了很多彝族工人，整天在广场上游玩，睡在公园里，连公园的草皮都被他们睡死了”。其惨烈情况可见一斑。非但普通的工人如此，就连彝族大工头的遭遇也并不好受。在金融危机中苦苦挣扎了几个月后，沈强于2009年初关掉了广西的分公司，以及各地的招工办事处，仅仅保留了厚岗的一个公司。与此同时，由于彝人劳务难以为继，他便在这个时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来兼营非彝族工人劳务，因为这样的工人并不像彝族工人那样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成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做这一块业务更有保障。其操作的方式同样是采取类似于彝族临时工模式，但是在招工和管理方面却要省掉大量的成本。因此，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公司在高峰期的员工数量超过1000人，而非彝族工人的数量有300-400人。尽管如此，直到2012年为止，他们都还没有能从2008年的那次危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杨启富的劳务生意也因危机而萎缩，他的工人从1000多人减小到300来人。平常与他合作的一些工头甚至打道回府，离开了红光镇。从2009年开始，杨启富的工人规模就维持在200-300人的规模。到2011年的时候，由于生意状况更加恶化，同时他与原单位的停薪留职协议也到期，他干脆就回原单位工作了。自己手下还剩余的50余个工人托付给与其关系较好的另一个领工老板李知路管理。由李知路负责结算这部分工人的工资，并将其中的利润通过银行转账给老家的杨启富。至此，杨氏兄弟从刚开始涉入彝族领工市场到最后完全退出，总计有7年左右的时间，其间经历了开创、兴盛到最后的衰败。他们兄弟的这种经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批领工老板的命运，只不过有的老板经历的时间远不到7年，而有的人还在艰难地维持。正如前文所论述，从2002年开始，彝人领工制由少数工头发起，并逐步形成以大工头为中心的领工体系，到2007年发展到高峰，然后进入裂变期，原来集中而庞大的领工体系分裂为大大小小的工头模式。而这一过程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更进一步加剧。但是，这样分散化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从2010年开始，彝人工头们开始以聚会、约定以及共同开办家支的劳务派遣公司等方式尝试重新走向联合。2010年6月，来自云南的彝族工头就在东莞市大龙镇举办了一次聚会，共同商议如何防备彝人内部的敲诈行为，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珠三角的彝族劳务生意。这次聚会是彝人在珠三角地区大规模地开展工头联合聚会的开端。2011年6月份，来自四川和云南的阿萨惹古家族工头在东莞塘厦镇组织了一次家族联谊会，在会上统计了工头、工人数量，并就以后该家族内部的生意合作和发展商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后来，据我所知的木尔惹古（马姓）、卢姓家支都分别陆陆续续地开了类似的聚会。2011年8月份在桥头镇，由12个大工头组织了一次“彝族好友联谊会”，其中2名黑彝，10名白彝，其目的也是为以后在生意上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这样类似以家支等纽带为基础的彝人工头聚会在2012年都还在持续，按照他们的约定，这种会议每年都要开一次。由此不难发现，早期自在的、个体性的工头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开始走向一种自为团体。随着通过聚会建立的关系越来越广泛，他们便开始商量在家支的基础上开展更多的生意合作。2012年4月，阿萨惹古家族的工头在东莞市老布镇召开了第二届的家族大会。他们会议的内容除了重申之前的约定之外，同时还建立以家支工头共同参与的劳务派遣公司；同时他们试图在此基础上筹建“凉山农民工商会”。试图进一步将彝族领工制为基础的劳务生意做得更加规范化和规模化。筹建家支的劳务派遣公司是珠三角彝人群体在应对迅速变化的生存环境而不断调适和选择的尝试。这种新的调试和选择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珠三角临时工劳务市场内彝人劳务日益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彝人群体内部秩序的重建。如果说从2007年到2010年是彝人劳务充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时期，那么从2010年开始走向的秩序重建则可以理解为源自社会的非市场因素发挥的作用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对于彝人领工体系的重新整合，及其与市场化、秩序重建的关系，将在本文的第五章专门讨论，这里暂不详细论述。
*本文节选自刘东旭《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封面图为众多外地务工人员返回东莞。[图源：腾讯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