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 | 艺术作为表现苦难的语言

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1903.9.11~1969.8.6），德国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同时也担任过“电台计划”的音乐部主任。在成为青年乐评以及业余社会学家之前，阿多诺本质上是个哲学思想家。外界给予他“社会哲学家”这个称号，是着重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关于社会批判的面向，其社会批判思想也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学术地位。

1869年，柴可夫斯基住在乌克兰基辅附近的卡明卡庄园，他正在创作一部歌剧时，忽然听到窗外泥水匠哼唱一支俄罗斯民歌。柴可夫斯基记录下曲调，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这支《如歌的行板》。这支曲子曾将列夫·托尔斯泰感动得热泪盈眶，据说他评论道：“我已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参考资料：“古典音乐”公众号推文《如歌的行板 | 柴可夫斯基内心流动的旋律之河》]

从康德的观点来看，研究今日艺术的最佳方法兴许是视其为一种已知之物。相反地，倡导艺术也就是倡导意识形态，即便这样不会把艺术还原为意识形态。唯一可能通向艺术的途径是下述思想：在现实面纱——该面纱由社会机构与虚假需求的互动关系编织而成——另一面的有些事情客观上需要艺术。需要一种能够为面纱背后的掩盖物辩护的艺术。艺术不同于推论性知识，无须理性地了悟现实，其中包括艺术自身导源于现实运动律的非理性特质。然而，理性认知有其严重的局限。它没有对付苦难的能力。理性可把苦难归于概念之下，可提供缓解苦难的手段，但却从来不能以经验媒介来表现苦难；若按理性自身的准则为之，便是非理性的了。因此，既便苦难得以理解，它依旧保持缄默而无意义——顺便提及，你只要看看希特勒之后的德国，便能自行证明这一真理。

图为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由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于1870年至1873年间创作， 该画描绘了在伏尔加河畔一组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奋力拉纤的纤夫群像，反映了俄国纤夫苦难的生活。[图源：baike]

于是，在这个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怖与苦难的时代，【原注：黑格尔说过：真理是具体的。怪不得艺术家布莱希特把这句话当做他工作的纲领性座右铭。黑格尔还将艺术描述为需求意识（consciousness of need）。这一洞识具有无限的相关性，远远超过黑格尔在他那个时代所预料的程度。这是对他自己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反叛，也是他对整个艺术的否定性判断的抗议。同时也充实了他那显然世俗化了的神学乐观主义以及他对自由将会实现的期望或企盼。】认为艺术可能是唯一存留下来的真理媒介的思想颇为可取。随着现实世界日趋黑暗，艺术的非理性正转化为理性，尤其是在艺术变得十分晦涩难懂之时。现代艺术的敌视者要比其怯懦的辩护士更为敏感，他们所谓的现代艺术的否定性（negativity），正是所有受传统文化压制的缩影。这委实是现代艺术发展的方向。通过宣泄被压抑的东西，艺术将压制性原则——即尚未挽救的世界状况（Unheil——灾祸）——予以内在化，而不只是摆出徒劳的抗议架势。艺术识别和表现这种状况，从而预想克服这种状况。正是这一点，而非对这种未挽救状态的照相机般的复现或那种虚假的幸福感，奠定了真实的现代艺术趋向阴暗的客观性的地位。其余一切则是毫无价值的故作多情。

*本文节选自阿多诺《美学理论》第二章第4节“艺术作为表现苦难的语言”，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封面图为毕加索的油画作品《格尔尼卡》，该画是以法西斯纳粹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的重镇格尔尼卡、杀害无辜的事件创作的一幅画，采用了写实的象征性手法和单纯的黑、白、灰三色营造出低沉悲凉的氛围，渲染了悲剧性色彩，表现了法西斯战争给人类的灾难。[图源：bishuj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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