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民主的沉睡我在《幸福单车的脱节》里曾说，科学所激起的工业在美国发展得太快，以致形成经济权力。人民对于这种经济权力无法控制，因为他们传统的精神是反对政治去干涉经济的。政治不干涉经济，等经济权力坐大了，反而过来干涉政治了。美国人民逐渐感到在经济权力控制下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因之，他们要求改革了。美国财阀对于政治的支配是无从否认的。有一本著名的书名字叫《美国的六十富豪》，描写这些财阀怎样去左右美国政治。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受财阀的津贴。每次总统竞选时，他们总在后台操纵。我们说美国在过去是财阀政治，并不是指美国的财阀是像某些我们熟悉的国家的财阀一般一定要亲自出马来独占政府。他们并不是以做官来发财的，所以不需占据政府。其实像那种以官做商，搜刮民脂来发财的人，本来说不上财阀政治，这不过是合法的劫掠而已。所谓财阀政治不过是政府庇护财阀的利益罢了。财阀们并不热心于做官，他们花钱来帮政客们上台，然后要政客们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并不维持一定的政党，他们很可以同时津贴不同的党。只要受津贴的人答允他们的条件。在财阀看来这也不过是一种交易。交易是要两相情愿，双方有利的。财阀和政客勾结出卖了平民的利益。我说美国过去是财阀政治，也不过是从比较财阀和平民的政治力量来说的。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国政治是偏于庇护资本家的。若说得更正确一点，美国传统的政治，尤其是在1890年之后到罗斯福新政为止的一段时间中，是偏于财阀政治。我用这个“偏”字是要指出平民政治的力量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意思。为什么美国过去会偏于财阀政治呢？这是两种因素凑合而成的。一方面是美国经济集中的局面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已经确立。这一点我在第五章中已经说明。经济集中成熟期间，同时发生的是美国的拓殖碰到了限度。美国广大的原野展开了拓殖者的机会，所以在工业里因独占而减少了普通平民发展的机会时，西方的荒地还是在吸收要求发展机会的平民，因之，独占的压力并不太严重，并不易很快地引起平民的反感。加上传统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深入人心，所以独占趋势可以顺利开展。等到拓殖碰到了限度时，独占势力封闭了经济机会的事实才被一般平民所感觉到。这种感觉反映在20世纪初年的劳工运动。独占势力遭遇到平民的反感时，才需要利用政治势力来庇护。美国政治在财阀的需要中，担负起了财阀保护者的责任。若是当时平民的政治意识和财阀一样的发达，美国财阀政治能否确立尚是问题。所以我觉得财阀政治的确立和平民自己轻视政治是有关系的。美国自立国之始就承认人民是政治权力最终的所有者。政府里一切做事的人，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就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委派的。所以政府是向人民负责的。凡是拿薪水，拿工资过活的，以及小农和小商人，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平民，占着绝对的大多数。在数目上财阀和平民相比真是相差太远了。财阀，大小都在内，包括一切靠财产生息来生活的人，大概也占不到百分之一。即使我们再把收入较高的人算入财阀集团里去，还是占极少的数目。民主政治是以选举来决定政策的，是大多数的统治，而且每一个公民一张票，在理论上，穷人富人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假若平民认真投票，用选举票来保障自己利益的话，财阀是决没有机会去控制政治的。财阀所以能控制政治，多少也因为平民自己放弃他们控制政治的机会。有投票权的最大多数还是平民，可是他们不是弃权，就是很多有意地和无意地依了财阀的主意去投票。我们在局外只注意美国选举资格的逐渐减低，选民逐渐加多，觉得美国的政治是在渐渐平民化。其实有选举权是一件事，能不能选举，愿不愿选举又是一件事。譬如美国宪法上明明规定不能以种族来限制公民的权利。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州有禁止黑人投票的法律，可是每次选举时总有无数在事实上排除黑人投票的例子。这是说人民单单有选举权是不够的，要实现民主，还得要人民使用他们的权利去投票。投票还是不够，一定要投票者认真地用他这张票争取他自己的利益。要做到这一个程度就需要普遍的政治教育。美国在这方面还刚刚开始。以往普通人并不把自己的选举权看得很重，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使用他们的权利，不去投票。 1988-2016美国大选的选民占比。其中，2016年黑人、西班牙裔、亚洲人和其他种族或少数族裔选民占选民总数的26.7%。[数据及图源：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民主政治不能充分实现的原因固然很多，选民的弃权也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到现在有8000万人是有选举权的，可是1940年选举总统时，投票的只有5000万；1942年选举国会议员时只有2800万人投票，2/3的选民弃了权。著名的例子是相当保守的 Martindies是以Texas第二选举区中选民5%的票子当选议员的。为什么他只有这样少的票子就能当选呢？那就是因为大多数的选民对于选举没有兴趣，弃了权。平均说来，在乡间的县长选举中投票数只有选民的1/10；在城市里市长选举中投票数只有选民的1/2。这些数目实在表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困难。权利可以争取，可是要每一个有权利的人都利用他们的权利却不是在国会里通过一条法律就可以做到的。最容易弃权的自然是家庭里的主妇，开店的小商人，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和机关里的小职员们。他们一天忙到晚，没有闲工夫来研究当前社会经济等问题，来听取和比较各党的言论和政纲。他们若是有问题又没有询问解疑的地方，因之，他们对于自己的投票发生怀疑。哪一个政党的政纲是合于自己的利益呢？若不能明白回答这问题，即使投票也决不能是一种合理的政治行为。大多数的美国平民的确有此苦衷。平民们要在美国复杂的政党政治中作合理的政治判断是不容易的。传统的政党界线却并不是划分在平民和财阀的利益分野上。以经济利益来划分政党在美国还只是一个新近的趋势，没有成为清楚明白的事实。大体上说来，民主党将变成收入较小的人的政党，其中将包括有组织的劳工、小农、小商人和薪水阶级，有一天可以成为美国的平民党。共和党很可能成为收入较高的人的政党，包括企业家、大农及那些不需政府补助或支持可以独立经营自己事业的人们。我说这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在目前，例外还是很多。以1940年大选的情形说：南方的上层阶级和有体面的人还是民主党的台柱，北方的平民依旧有很多投共和党的票。黑种人里帮人的老妈子，艰苦的小农，工厂里的粗工似乎是再也没有理由去维持共和党了，可是他们偏偏拥护共和党——换一句话说，美国人民还是有很大部分的政治见解没有脱离林肯时代的旧窠臼。内战时的仇恨使他们不易用经济利益来选择他们的政治联系。美国政党分野的因素太复杂，不论共和党或民主党本身都包含着各种方面利益（经济、社会、宗教等）相冲突的分子。因为这个原因，在重要的几次大选中，愈是局面严重，竞选时各党所公布的政纲也愈是模糊，甚至不敢提出主要的争点。譬如南北战争前夜的竞选，黑奴解放问题却避而不谈。又譬如1920年大战结束后，美国是否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又是半遮半掩。罗斯福初次上台，袋里早预备下新政的方案，可是在竞选时，始终不愿详细说明方案内容。他两次竞选的对手蓝敦和威尔基也同样地不愿对这方案有明显的和具体的攻击。再以最近这次大选来看，主要的争点，无疑是战后的经济政策，可是罗斯福和杜威所说的话中，实在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分别。——这是规避作用，就因为美国的政党是历史堆积成的东西，不是依某一清清楚楚的利益为分野的。投票时各个政党既以半吞半吐，模棱两可的姿态出现，投票者若对于美国政治内幕没有深刻研究，也就难于依理智来作判断了。这时财阀的钱发生效力了。美国在选举时并没有人拉了选民去吃面，他们用钱的方法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有钱的人可以要报纸作什么样的宣传。美国的报纸大多是靠广告。办报是做生意，目的在挣钱，所以不敢得罪登广告的顾客。于是大企业家可以从登不登广告中，干涉到报纸的舆论了。假若太相信了美国普通的报纸，你会预测上一次大选，杜威会胜利的。这就表明了财阀怎样用钱来干涉舆论的一端。广播在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可是广播公司是私人经营的，你要想广播多少时候，就得花多少钱。其他如演说会、宴会，都是要钱的，有钱的人就拿出钱来津贴政党活动，条件是照顾照顾他们的利益。一个普通的平民只有靠报纸，靠广播，靠各种集会去决定他应该选谁。在这情形中，“天下乌鸦一般黑”也许是最入情理的结论。所以他们弃权了。好坏自己不负责。次一些的就依平时对候选人的感情来决定自己选举票上写哪个名字。威尔基曾说：“美国人并不根据政策投他们的票，而是依对候选人的感情来决定他们政见的。”谁是候选人，这人顺眼不顺眼是主要考虑。所以在竞选时，报上常有种种议论说某某候选人其貌不扬，不容易得女子的票；某某候选人声音好听，讨人喜欢，很有被选的希望；某某候选人多了一撮胡子，使人想到希特勒，不成。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们从局外看去，有如以前上海滩上大学里选皇后一般神气。民主政治流到这地步时，结果可以使多数的平民选出庇护财阀的政府了。所以我说美国平民政治一直到目前才抬头，原因是在以往平民自己不在政治教育上用功夫，以致无法去利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财阀政治得以确立，平民的弃权和盲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50年的美国历史中最基本的趋势是财阀和平民两大势力的赛跑。在开国的时候，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代表这两种不同的势力。他们是华盛顿总统的左右两手。财阀的贡献是造下美国国富的基础，平民的贡献是奠定美国民主的磐石。每当财阀势力跑得太快的时候，平民警觉了，就利用大选的机会，拥出一个反财阀的总统来，像杰斐逊、约翰逊、老罗斯福、小罗斯福，都是著名而且富有魄力的平民总统。但是，平民的政治意识薄弱，只要财阀稍稍让步，他们也就懒得再去顾问这“卑鄙和污秽”的政治了。于是财阀的势力又抬头了。就是在平民总统的任内，财阀的力量即使控制不了白宫，他们也会退守议会，在互相牵制的宪法中，使平民总统无法行使权力；若是议会都控制不了时，他们还可以退守最高法院，把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加以“不合宪法精神”的名目予以阻挠。所以我们若单就白宫而论，过去的美国政府并不常是站在财阀身边的，但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部合起来看，财阀控制政治的事实也就显然了。财阀政治最发扬的时间也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定接着威尔逊入主白宫，提出了“恢复常态”的政策。他所谓恢复常态是民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和政府尽量津贴民营事业。在战时有很多企业是因战时需要由国家投资兴办的，一到哈定手里，就以极便宜的价钱卖给私人，换一句话说，把纳税人的财产差不多白送给了财阀。可是这时财阀们还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在战时，美国借出很大的一笔钱给协约国作战，战事结束了，协约国开始要还债。要他们还债，一定要让协约国把货物运到美国来销售。这样，美国的企业家不是要遇到竞争了么？于是他们要求增加关税。这是一个最矛盾的政策，一方面要协约国赔款，一方面不许它们货物运入。可是庇护财阀的哈定和胡佛居然实行这政策。著名的Fordney—McCumber和Smoot—Hawley税则是美国史上空前的保护税则。这税则是使上一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无法恢复常态的主要因素。这样还不够，哈定总统订下种种法案去津贴私人企业。政府哪里来钱呢？他又订下新的税则把国库的担负分配到中下层人民肩上。这样的庇护企业家，使企业家大得其利，造成了1920年前后的所谓“企业繁荣”。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于1930年经胡佛总统签署，该法案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利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这次衰退伴随着的是大萧条的开始。图为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救济站。[图源：thechicagofinancialadvisor.com] 企业繁荣是社会病态的一阵虚火。大量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上，发生了大量的储蓄，刺激投资和企业扩张。可是平民的收入却在减少（以农民来说，1920年到1932年，他们的总收入从155亿元降到55亿元）。一般人民的购买力赶不上生产力的膨胀，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现象，总结于长期的不景气。这情形，我已在第七章中说起过。企业家的利益不是在企业的繁荣而应当是在社会的繁荣。社会的繁荣是平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即使我们不走极端根本取消私人企业，私人企业的发展也必须跟着在社会繁荣的后面。只有平民利益的基础上培养财阀的利益。所以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必走上庇护平民利益的路子。罗斯福的新政并不是“共产”并不是取消私人企业，而是在给予私人企业一个繁荣的基础。因之，罗特威格在《罗斯福传》中说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保护者。平民政治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平民政治中是可以包含资本主义、可以容忍而且培养私人企业，因为平民政治的目的是在保障平民利益，提高平民生活程度，和私人企业可以不发生冲突。美国是在试验这一种节制资本以保障平民的经济组织，能不能成功，那是以后的人所要作的判断了。平民世纪在望民主政治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平民世纪。平民在社会中总是占绝对多数，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多数统治，所以最后必然是平民统治，我用“最后”两字是因为平民要实现他们的政治地位，必须能合理地使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这不是旦夕可致的，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治教育。财阀统治很可能是个平民世纪的预备时期。当然，少数特殊权利的享有者，为了他们自身的特权，可能否认民主政治的原则，建立法西斯政权。可是这在英美是不容易做到的。他们民主的传统太深，就是那些握有特权的人，在他们传统的教育中，也不能内心无疚地踏上希特勒的道路。他们虽然不会痛痛快快地自动地抛弃特权，可是只要他们在民主原则下斗争，他们至多只能利用平民的弱点，延迟平民世纪的实现，决不能改变这世界迈进的方向。美国平民的政治意识慢慢在成长，在这次大战中，他们已开始自觉他们的政治责任了，这自觉可以说是发生于他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焦虑中。自从大战的胜利有了把握以来，最大多数的美国平民心目中的严重问题是战后的职业。现在在兵工厂里做工的，在前线杀敌的，面对着一个矛盾：战争早一天结束好一天，可是战争一结束，他们不必再造轰炸机、坦克、吉普车；不必再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军站里等候命令了。那时到哪里去呢？现在每星期三十元至四十元的工资，养家之外尚有一点储蓄；即使军队的，每月也有五十元养家费，四十元零用。战争一旦结束，若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失业，是的，这是个老名字，美国工人听来那样耳熟，又那样可怕。胡佛任内的不景气，还不过十五年前的事，人人记得。这次战争结束后，会不会又重演这一幕惨剧呢？他们这个忧虑并不只是受惊后的弓蛇之感，事实上不能不使他们着急。这里是一些数据：1939年，美国工业里和农业里所有劳工人数不到4500万，1943年已增加到5500万，还有1100万人在军队里。2000多万本来不做工的人现在或是做工或是当兵了。换一句话说，在这次战争中全人口中16%的人民就了新业，职工里添了原有数量的1/5。1939年美国生产总值是1000亿元，1943年已增加到了1880亿元，差不多加了一倍。在这数目中政府收买的工业品占850到900亿元。换一句话说，普通工业还维持着战前原状，增加的是战时工业。战争结束了以后，若是恢复了战前常态，则一半的生产力要缩小，1/5的工人要没有职业。若是再有一次不景气，那就更不堪设想了。何况技术进步即使维持战前生产水准，所需劳工数目一定会大大地减少。假定“常态”恢复了，或是不景气降临了，谁受到损失呢？大企业家不过少挣一些利益；直接受到冻馁的是失业的工人，没法出卖农产品的农民，商店倒闭了的小生意人，开了差的小书记、小职员。愈是收入小的受到不景气的打击也愈重。在美国战前有职业的人中每年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的还有2150万的人。这些人是现在对于战后经济最担心的人，这些也就是美国的平民。这情形若发生在我们这种国家，那只有袖手等待这噩运的降临了，至多也不过用求饶的口吻，哀告左右战后经济的势力，不要太狠心。可是在美国这个具有民主政治机构的国家，平民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防止这噩运的降临么？这样，平民的政治的意识提高了。他们可以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去控制战后的经济计划，使这庞大的生产力不但不必缩小，而且可以作为改善平民生活之用。要使880亿元在战时增加的生产力用来提高平民的生活程度，在以“谋利”为动机所安排的经济秩序中，是不容易做到的。其间必有一个时期需有一个权力能保证这大量消费品的生产一定有市场，另一方面又得保证人民可以在工作中创造得出这一大笔购买力来。这时要有一个力量能维持住就业的人数有增无减，工资也有增无减。这个权力只能是政府。政府能担负这责任，在必要时可以用税收来兴办公益事业，以增加就业，低利放款，或甚至用津贴来维持短期间无利的企业；用保险和救济来维持暂时失业或无法工作者的生活。怎样去建立这一个肯担负、能实行这些战后经济计划的政府呢？平民们开始自觉他们要使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了，他们要在投票中得到一个庇护平民利益的政府。我在上面已提到过在上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所发生的财阀统治。这是可能在这次大战结束后重演的。而且假使平民们不在这时候争取政权，最自然的结果是财阀们再来一次“企业繁荣”。1944年的大选是平民政治的一个试验。怎样能使最大多数的平民利用他们的选举权来争取他们生活攸关的战后经济安全？假定每一个选民都不弃权，平民政治也就有了成功的把握。平民人数多，票子多，所以必然发生决定哪一党上台的作用。“假若这次大选能和1940年一般有5000万选民投票，拥护平民利益的政党一定得胜”，这是在大选前，有政治眼光的人同意的结论。所以内行人在大选前都注意到选举票的总数上，杜威的朋友Gallup、美国民意测验的主持者，只能盼望选民登记那天下雨，不然杜威的失败是决定的了。结果，罗斯福胜利了，8800万合格的选民中，有6000万人依法登记，有5000万人投了票。按Gallup的预测不过3700万张票子。因为在战时，大量人口流动之下，公私事务重压之下，没有了汽油不能自由往来的限制下，若没有特别的力量去鼓励选民投票，Gallup的预测是不致太差的。可是，结果有5000万人投了票，决定了罗斯福连任，为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大概是很复杂的，但是事后的评论，没有人能忽视了CIO—PAC的成绩。这是美国政治中的新运动，我们要了解今后美国的政治，决不能不明白这个组织，这个运动。去年年初，大选的空气已经弥漫了美国。我本是美国政治的外行，每天翻看报纸，五花八门，真是摸不着头路。尤其使我这种外行觉得困难的是那些缩写的名字。那时我到处都看到这CIO—PAC，可是望文无从生义，从各报社论看去这一定是个怪物。有的报痛骂这东西是法西斯，想包办工人投票。有的说这组织的负责人Hillman是犹太，是立陶宛的原籍，闻得到红味儿。有的说这组织的钱来路不明，可是巨大无比，预备收买总统。有的说Hillman既占领了工会，又要占领民主党了。可是另一方面， Hillman的演讲光明正大，实在动人。他要求国会检查这组织的言论，公私信件，以及出入账目。美国检查机关FBI检查了几次之后，找不出破绽，证明了他们政治活动完全合法。至于P·M·，Nation，New Republic等我所喜欢的进步派报纸又极力推崇和辩护这CIO—PAC。有一次在报上甚至见到一张Dorothy Parker，Henry Wallace和Hillman一同吃饭的相片。Dorothy Parker是金老先生最崇拜的女作家，华莱士是不用说，大家熟的。金老先生所崇拜的作家大概决不致和闻得到红味儿的人在桌用饭的吧。——因为这种种矛盾的宣传，使我不能不追问一个究竟：CIO—PAC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值得大家大惊小怪？ Ben Shahn(1898-1969)为 CIO-PAC制作的海报。[图源：Millerfenwood.com] CIO是 Congress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缩写，译出来是工业组合联会。这联会是发生在罗斯福任内通过了Wagner Act（1935年）之后。这法案保障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和雇主作集体交涉，禁止雇主开除工会会员。于是以前的“劳工武士会”改组成了CIO，同时组织了钢铁、纺织、汽车业等工会，和AFL（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分别成为当前美国最强的劳工组织。美国工会的主要事务是在保障工人的利益，增加工资，减低工作时间。他们对于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不过是一个普通影响政治的团体。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我在上面已说过。1942年国会改选时，工会照例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政治兴趣的低潮中，三个选民之中有两个弃了权，弃权的大多数自然是平民（包括工人）。结果这个国会立下了许多和工人利益相反的法案。罗斯福总统虽则极力奋斗，很多重要的政策无法通过。好像罗斯福要以增税来代替公债，使平民的负担减轻的法案被否决了。又像补助农产的法案也被否决了。1942年的国会正遇着战争，平民弃权的结果，使这次战争中有很多设施袒护了大企业家的利益，也因之使行政和立法两系统间时常发生摩擦。这教训使CIO感觉到工人的利益不只在厂内，必须参加厂外的政治活动了。而且工人不过是平民的一部分，和家里的主妇，店里的小职员等有着共同的利益。何况战争已接近胜利，战后经济的规定已成了平民所焦虑的对象。若是平民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在1944年的大选中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发生决定作用。平民之中，只有工人是有组织的。平民政治有抬头的一日，也必须从有组织的平民中发动。CIO认清了这责任，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叫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缩写是PAC。CIO—PAC不是一个政党。美国劳工党还没有组成的希望（虽则美国曾经有过一个劳工党，但只限于纽约州内，后来内部分化，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这是因为我在上面已说过，美国的政治虽则已有向经济利益基础上分化的趋势，但是还不是一个事实。在这时若成立一个新党，新党的力量本身不足以取得多数选民的拥护，反而会减少接近工人利益的政党的票数，给敌党一个取得多数的机会。CIO—PAC不成一个政党是出于环境的限制。它将来会不会成一个新党，那是以后的事。不少人在猜想1948年可能有个以CIO—PAC为基础的新党产生，甚至会推华莱士作候选人。那不过是一种预测罢了。这四年内的变化，谁敢说得定？CIO—PAC既不是一个政党，它有什么政治行动呢？他们的口号是“每一个工人投一张票”（Every Worker A Voter），至于投什么人的票，这不是PAC所要管的事了。CIO一共有五百万个社员（1934年），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在美国一共有1400万。若是每一个工会会员都投票的话，可以占选民总数的16%或实际投票者的28%。这个力量已够惊人。若是他们能动员所有工人都去投票，一共可以有5400万，加上每个工人的家属，其数更是庞大，几乎超过现有投票者的总数。——让我们再推想一步，若是他们都选一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当选总统，不成问题。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绝没有人能反对从投票获取政权的公式。这样说来，工人支配政府是有把握的了。最大多数的统治，必然会造成平民世纪。凡是和平民利益相冲突的特殊阶级也必然会在民主原则中消灭。在美国已到了决定阶段，只要平民认得清自己的利益和不放弃他们投票的权利，CIO—PAC就要做到这一点。1943年11月1日至5日，CIO的第六届大会通过了PAC的组织，1944年这组织开始工作了。到过PAC办公室里去参观过的人出来摇着头说：“这哪里是个委员会，简直是一辈十字军。”紧张的空气使任何人，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的，全都觉得这是一股美国政治上的活力。就从那时起，全国的舆论开始对CIO作种种批评和攻击，也就在这种种矛盾的批评和攻击中，使我这到美国去观光的人也不能不发生兴趣了。CIO在这狂潮中坚决地立下了几个纲领：一、一切活动绝对公开；二、绝不强制工会会员选择他所投票的对象；三、尽量和一切平民利益的团体相合作，不居功。这几条纲领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不但欢迎任何负责的个人和团体去参观，而且自动地要求国会来检查。Hillman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出席调查委员会答复问题。FBI两次派检查员到他们办公室审查一切文件和账目。Hillman在1944年9月28日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前作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其中有一段话说：“我不知道有任何政治团体像我们一样一切活动一贯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像我们一样愿意给政府机关一切的情报。也许这是我们的奢望，因为我们想在这公开和合作的精神中立下一个别的团体可以取法的榜样。但是，若是果真能这样，即使我们别的竟无成就，这一点对于美国的政治上已有卓越的贡献了。”他们的工作是在供给一切人民作政治判断时所需的真实材料。譬如某州要选举议员了，各党都提出了候选人。CIO—PAC就把各个候选人的传记、言行、政绩公开发表给当地的选民看。这不是宣传，更不是“拉票”，因为所发表的事实是公开的，若是有捏造的话，当事人自可提出诉讼。至于当地人民愿意选谁，PAC绝不加以干涉。他们崇尚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要义就在尊重每一个选民的意志。他们知道从获得选举权到行使选举权之中，其间有很多事实上的阻碍。譬如选举前要登记，普通人可以因故忘了去登记，或是不知道日期和地点，没有同伴，不愿意麻烦等。所以PAC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挨户指导和引起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这件事他们叫Canvass，招徕的意思。招徕员是自愿的。PAC预备下种种手册教这批招徕员如何去招徕。Life杂志上曾有过一张全幅的照相，例证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如何挨户去招徕。他们更预备下一个具体的政纲叫The People' s Program For 1944。这是经CIO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政治要求。他们并不从政党立场来立政纲号召选举票，而是借此宣布人民的要求，让各政党自己去采取。任何政党若能采取他们的纲领，他们就拥护谁。1943年各党大会选择总统候选人时，CIO的代表都参加。等到两大党的政纲决定之后，CIO就宣布民主党的政纲合于他们的纲领，拥护罗斯福的竞选。可是这并不限制工会会员投杜威的票。CIO明白他们不过是平民中的一部分，所以自始至终都和其他劳工组织相合作，后来为了推广这种政治服务运动起见，组织了一个“全民政治行动委员会”（The National Citizen's PAC）。那是1944年6月里的事。任何人都能参加，其中有很多有名的作家和教授们，Dorothy Parker就是其中的一人。到8月里，NC—PAC又成立了一个宗教联合会，很多教士参加了这平民阵线。CIO—PAC是1944年开始活动的组织，到现在还不过一年半。一个新生的婴儿，又遭着有计划、有财力的反对，居然成了没有人能忽视的政治势力，那实在是一个美国政治史上的奇迹。它已诞生，还要时间去培养它，使它成年，使它完成政治服务、政治教育的任务。为什么它会有这些成功的呢？它的招徕使1944年的大选达到五千万票子的数目，成为罗斯福连任的决定因素。它又改造了一个比较进步的众议院，监督政府保障平民利益，制订战后经济方案，压倒种种种族偏见、国际离异、独占企业的势力——它能得到这些收获，理由是很简单的，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在过去的几年中已开始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有选举权的人民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利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了。这也就是华莱士所谓“平民世纪”的序幕。平民政治意识的成熟必然会发生平民政治。CIO—PAC不过是执行这时代的要求，促进这过程罢了。要了解美国政治的动向，我们绝不应忘记了这根本的趋势。这趋势也不会限于美国。现在是一个天下一家的世界，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和平民利益相反的政权能在这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长久维持下去。今后将是平民的世纪。经济的修正自由和平等不是消极的。在政治上，美国的平民已经逐渐觉悟，他们消极地厌恶权力并没有保障他们所渴求的自由和平等。牵制和平衡的政治组织固然使要做事的总统们无从放手做事，但是在消极性的政治中培养出了强大的经济权力，笼罩了全社会的活动，大多数的人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在失业的威胁下战栗。经了一个半世纪，平民的力量在政治上逐渐有所表现了，他们不再在选举里弃权，他们要使用他们传统精神所授予他们的权力来参与政治了。这是积极的民主，积极的民主在参与两字。平民若控制了政治，政治的力量是否会遏制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平民对于经济权力的反感，这反感很可能转变成私人企业发达的阻碍。在美国历史上已经表现了好几次。最著名的是杰斐逊的反对国家银行，我在上面说过国家银行制度是汉密尔顿的杰作，他集合了私人资本，用国家的名义，得到特殊权利。这无疑是为财阀谋利益的设施，可是限制国家银行的活动，固然可以使平民称快一时，同时却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受损失的不只是财阀，平民也在其内。这其实又落了消极民主的窠臼。杰斐逊所希望的小农民主，在科学发达工业勃兴的19和20世纪是不可能实现的了。消极的经济民主忽略了这事实，因之，在美国历史上像昙花一般，一现再现，总是没有结果的。用政治力量去限制私人企业的过分膨胀是可以的，但是若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引导经济的发展，一切的愿望都会落空，像老罗斯福的反对托拉斯一般，全无实效。在美国，除了极少例外，差不多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私人企业的。在我们，电信、铁路全是国有的，没有人觉得这些社会公用事业应该由私人经营。可是在美国，若有人主张铁路国有，一定会引起强烈反感。这是传统。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国营和民营的问题，而是私人企业的发展怎样能普遍地提高人民的幸福。私人企业并不一定是有违人民幸福的。可是因为以往的私人企业是以“谋利”为目的，所以有时可以违背人民幸福。所谓谋利是指投资者一定要有利润，利润愈高，企业愈顺利。企业发展的路线也是依利润较高的方向走。投资者得不到利润时，企业也得停顿。谋利的利字既限于这狭小的定义，所以有时会和较远或全社会的利益相左。举一个例子说，为企业本身着想成本愈低利润愈大；工资上能低一些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在工业突起的早年，童工和女工成了最有利的劳力，因为儿童和女子并不是家庭的正常挣钱的人，他们可以在较低的工资中出卖他们的劳力。在企业本身说没有理由反对这成本较低的劳力，可是为了社会的利益着想，没有教育机会的儿童长大了，不但社会不能得到他们最大可能的贡献，而且死亡率、犯罪率的高涨，增加了社会的费用。女工的利用可能影响她们的家庭生活，若是工作环境不良，她们过度劳作的结果，可以影响社会上第二代的健康和教育。这是极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现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已经禁止利用童工，以免预支和浪费社会的本钱，对于女工的利用也必须加以种种条件，使她们不成为便宜的劳工了。私人企业为了要求眼前的较高利润，他们可以用种种的方法维持他们所定的价格。这是发生独占的一个原因。可是在维持某一商品的高价时，可以减少能享受这商品的人的数目，同时也限制了其他商品的市场。电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电力公司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不愿降低电价。所以一直到现在，美国的农家中还有三分之二不能使用电力。没有电力的家庭，自然不能有电灯、电气冰箱、电炉。在这种人家，做主妇的就得费很多的时间和劳力去经管家务，限制了这社会的文化水准。同时，因为没有电，电工材料自然也就不能销售到这些人家去。没有公共的电气冰箱，很多的农产品不能种。比如洋莓，若是不能保存，就不值得种。为了电气公司个别的利润，使社会整个生产力无从发展。私人企业对于资源的利用也会发生浪费的弊病。美国Ducktown的铜矿是一个例子，这个铜矿附近有极好的森林，炼铜厂就砍下来做燃料。同时，炼铜时所发生的硫磺从烟囱里散布到四周，把剩下的森林都熏死了。雨水接着把土层冲洗，沙土淌在河里，把鱼赶跑了。下游的水电厂，因为水里的泥沙太多，常常停电。结果，这地方的铜矿是开发了，可是其他的种种实业都受到了坏影响。若是这个铜矿的经营者心目中不只是炼铜，他们可以保存这森林，可以把硫磺作为副产，则这地方的渔业、农业以及电力都不会受损失。每一个公司追求它自身最高的利润并不能保证社会经济最大的发展，并不能保证对于资源的最大利用。纯粹站在经济的立场说，私人企业的方式并不能实现科学所允许人类的最大收获。有很多反对私人企业的人是站在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伦理基础上说话的。这自然是应当注意的。科学知识是社会的产业，从科学知识里得到的财富也应当归之于社会大众，可是很多答复这攻击的可以说，私人企业并不一定排斥财富的公平分配。假如公司的股票能分散在大多数人的手上，这问题不就解决了么？我有一次在纽约一条街上走，抬眼望着一座摩天楼，顺口问和我一起走的朋友，谁是这高楼的主人，他笑着回答我：“你要不要也做个主人？”我惊异地望着他，还以为他是在说笑话。他接着说：“我是认真的。你有钱，就可以在股票交易所去买这座高楼的股票。”其他的工厂、铁路都是如此的。现在，美国的趋势确是在尽量地想做到资本家的大众化。譬如，他们一方面奖励储蓄，指导投资，以及把劳工的奖金购买了本公司的股票发给工人；另一方面征收累进财产税和遗产税，一扬一遏，逐渐可使财产分配趋于平均。这样说来，私人企业和财富分配不平均可以是两回事。我在这里所给予私人企业的责难却不是从财富分配观点上来立论的。私人企业的专为个别企业的利润着眼，可以和社会整个的利益相左。它不容易实现科学所允许我们对于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和开发。我在美国曾和不少朋友讨论私人企业的问题，我觉得美国人并不根本否认私人企业的原则，而是想怎样去避免私人企业可能发生的弊病。换一句话说，他们觉得以往个别的企业确是不足完成现代社会的经济使命。可是补救的办法并不在以其他原则来代替私人企业，而是要在私人企业之上加上一个社会的目的。他们认为缺乏社会目的的私人企业确是会发生有损于社会的结果，可是在社会目的之下，私人企业同样地可以获得利润。社会目的和私人目的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他们并不在一个层次里。社会目的给私人目的一个范围，在范围之内，两者是相合的。私人企业的繁荣最后是靠社会的繁荣。社会不繁荣而私人企业讲繁荣会引导到搁浅私人企业的不景气。社会繁荣所以是私人企业繁荣的前提。若是在短期间私人企业因要顾全社会目的而遇到限制，这并不是两者的矛盾，而是私人企业轶出了轨道，会遭遇打击的警告。美国的一部分进步的人士在想，怎样去给私人企业一个合于社会目的的范围。社会目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伦理观念，而是在经济组织中生活的人所能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利益的综合。譬如上游铜矿公司去设计他的企业时，能顾虑到在同一社区中开发资源的人所具的利益，他就可以不会浪费森林里的木材和炼铜时所得的硫磺了。最理想的自然是在各种相关的企业之上有一个相互讨论的机构。不但企业之间应有更合社会目的的配合，而且在从事于共同经济活动中各种职务的人之间也得有这种讨论的机构，使他们能共同完成大家的利益。换一句话说，只有共同的参与才能达到社会目的的确立。这是经济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往私人企业的经济的确有许多弊病，到了20世纪的中叶，各个国家都在设法矫正这些弊病了。同一的目的之下，可以发生种种不同的方法。每个国家有他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处境。在某一传统和某一处境中所试验成功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应用到另一传统和另一处境之中。事实上世界各国怎样去达到在社会的共同利益下最有效地发展他们的经济，大概是不会采取同一方法的。我们自然应该去向各种方法一视同仁地去学习，但是若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和处境，就不免会有画虎成犬的结果。美国在试验他们的方法，正如苏联在试验苏联的方法。我们没有理由有任何成见，为了美国的方法和苏联不同而分别我们的好恶。重要的是在从各国的传统和处境中去了解他们为什么采取某一种方法，更从领略各种方法的妙处中去为自己社会寻求一个适合于自己传统和处境的方法。这就是我所谓“邦各有其道”的真谛。美国在这方面试验最有成绩的是罗斯福最得意的杰作TVA。TVA是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缩写，译出来是泰尼西河（通译田纳西河，为俄亥俄河第一大支流——出版者）流域管理处。1933年罗斯福受命于美国的人民来征服当时的不景气。这是美国传统经济弱点暴露得最明显的时候。美国的人民下了改造的决心，拥护罗斯福所提出的新政。新政之中最永久和最具有基本改造美国经济意义的设施就是TVA。我在将要离开美国的时候，文化联络处的朋友建议我们去参观这会决定美国经济出路的实验。她更加了一句：“罗斯福太太曾说，一个到美国来观光的客人，若没有参观TVA就回国，是一件最大的遗憾。”可是我就抱着这遗憾回国了。为了要减轻我的遗憾，在美国的朋友们陆续寄了不少关于TVA的书来。我愈看就愈觉得罗斯福太太的话是一点不错的。我这本《初访美国》的小书也不能不用我最后一个遗憾来作结了。 田纳西水利工程，是大萧条时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推动的新政中最著名的工程之一。[图源：treehugger.com]泰尼西河在美国相当于黄河之在中国。这是一条吃人的河流，位于美国的东南部，集五条支流的水量，流经七州，并入密西西比河中。这个区域是美国东部雨量最高的地方，水量大，水流急，可是出口却极为狭小，所以每逢大雨的年份，这拥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的流域就遭殃了。这里是美国的贫民窟，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百乐大道上上演纪录最长的《烟草路》一剧，就是取材于这个区域里的实况。罗斯福的试验是想用科学来改造这吃人的“黄河”，变成一条生财的大道。就是这些经常泛滥为患的水，若是纳入正轨，可能发生巨大的电力。这电力用到生产事业上去就可以增加大量的财富。这财富分散到人民手中就变成了巨大的购买力。这购买力可以刺激生产，维持工业的活动，获得繁荣，克服不景气。这些话说说是容易的，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简便了。要使泛滥的水变成推动发电机的力量，就要筑坝，筑坝不能零散、个别进行，必须把整个区域通盘筹算，测量水位，择地分段兴筑。使水流在一定的速率中流动，在坝上需筑巨大的蓄水库，因之要把原有的村落、铁路、农田改位变道。不但所需的资本宏大，而且在权力上也决非私人企业所能经营。电力产生了，怎样去推动生产？谁去经营？怎样使这自然动力所生财富能分散到人民手上变成购买力？这些问题更不是普通私人企业所能回答的了。罗斯福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设立泰尼西河流域管理处。这管理处有权执行如何利用、保育和发展泰尼西河及两岸的资源，用以促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这管理处是独立的，直接向总统和国会负责。有一定的事做，有一定的责任要负。到1944年年底,21个大坝完成，一共费了4.75亿元，除了少数公债外，全部是由国库担负的。10年里动员了20万劳工，挖掘了17万5千英亩的地面，筑成湖泊。搬动了1200英里的公路和140英里的铁路。筑坝所用的石料和洋灰比埃及7个金字塔还要多12倍。单以洋灰论，比巴拿马运河所用的多两倍半。这工程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到1944年，这河上的水力发出了120亿千瓦的电力，合美国在上次大战时代全国所有电力的一半。每1千瓦电力相当人力工作10小时。所以这曾经带来无穷灾祸的泰尼西河，在这工程完成时，发生了1200亿小时的人力，相当于我国全国人口去服务3天。在这区域里的人每人平均每年所用电力在这10年里从400千瓦增加到2500千瓦（美国平均每人1530千瓦），换一句话，每一个人经常有7个工人每天做工10小时来服侍他。这个巨大的动力用来开发这流域的资源，真是非同小可。单以电力本身说，每年可以获得纯利1000万到1500万元,30年之后就能把投资总额回清；至于因为有了电力而增进的人民收入那是不容易算了。在没有兴办这水利以前，每家每年平均收入只有150元。现在平均的收入至少已增加了10倍到20倍。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个10年前每年收入200元的农家，去年，用了拖拉机来耕种的结果，一年得到了4600元，增加了22倍。怎样使电气变成平民的收入的呢？我在这里不能详尽地介绍，只能举一个例子。泰尼西河连年水患，土地已冲洗得很瘦，加上种植玉蜀黍和棉花，地力更是消耗得厉害，所以农业出产极低，这种瘠地需要从事培养。管理处一方面解决水患，有了蓄水库，不致再有泛滥，另一方面利用电力制造大量的磷质肥田粉精。这种肥田粉精和石灰加入了土里之后，可以培养一种豆类植物，豆类植物根上的微菌从空气里吸收氮，制成氮化物，增加土地的肥料，一磅磷肥在这过程中可以产生三磅氮化物。地力恢复了，然后改变农作物。以前这流域多种玉蜀黍和棉花，现在他们可以因地制宜地改种经济作物了。譬如有一个地方洋莓长得极好，以前无法保存所以不能多种。管理处请了专家发明急速冷藏法，建立公共的电气冷藏库，这问题就解决了。这管理处虽是政府设立的机关，但是和普通的国营性质不完全相同，他等于一个公司，不是一个衙门，而且这许多发电水坝很可能由政府发行公司债，把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去。政府不过是垫一笔款，负兴办时的风险，一等这企业上了轨道，有了可靠的赢利之后，就可以脱手，归于私人的资本去维持了。这是指水坝而言，至于其他因为有了电力而兴办的农、工、商业，则完全以私人企业来经营，管理处只处于协助和联络的地位。先从农业说起，管理处负责研究土壤和恢复地力的技术问题。试验成功之后，就由当地的县农业处召集农民，把这个道理讲明，农民中有自愿接受这新技术的可以成立“示范农场”。管理处于是派专家到这些“示范农场”去，和自愿实验的主人讨论出一个程序。管理处最初送他肥田粉精，在这示范农场上逐渐地把新的农具输入，可是一切都要由农民自动来采取，不许强制。凡是在当地表现了成绩的“示范农场”自然不愿再放弃，他的亲戚、邻居、朋友们也可以放胆跟着做。管理处并不津贴“示范农场”，因为唯有实在在经营中证明有利的才值得推广。从“示范农场”扩充成为“示范区”，由几十家人联合试用新工具，试种新作物，管理处不过是一个技术顾问。农民自己组织“农场改进会”来合作自助。他们并没有实行集体农场，更没有把集体农场国有化。可是，在技术上他们得到现代科学所可以给他们的好处，生活程度提高了20多倍。管理处对于工业和商业都是采取协助性质。譬如肥田粉精试验成功了，管理处并不独占这商品，而奖励私人公司去制造，使产量可以增加，受益的农田面积也可以扩大。有一个码头为了交通的便利，亟需有个轮船公司，可是这地方的人并不起劲。管理处宁可不方便，并不考虑自己去开办个轮船公司。他们用各种方式去鼓励私人出来经营。这原则是极重要的。一切计划是否真正合理，真正对于人民有利，最好的判断者不是计划者，而是实行这计划的人民。若是一种肥料确实会增加生产，增加生产是人民的要求时，这肥料自然会受人欢迎，也自然会有工厂肯制造的。若是需要用权力来强迫的话，计划本身大概颇有毛病。这是一个“计划”的最好的试验：信任人民。泰尼西河流域管理处不是一个国营的独占事业，而是无数小的私人企业的咨询、提倡、协助、联络机关。因为有这种超于私人企业的服务机关，才能使各种企业在为本身求利润的条件下不致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在开发资源的整个观点下，使各项私人企业能获得互相依赖的好处，不致浪费资源。这种机关可以不限于当前的利益，看得远些，作种种研究和试验。所研究和试验的也可以是直接可以实用的问题。泰尼西河流域管理处所发明的急速冷藏法和提炼水分法对于这次大战的贡献极大。战后可以引起食料生产和运销的大改革。泰尼西河流域管理处并不只是一个水利公司。它是从具体的、有效的动力供给起，使人民先改良他们的经济生活，在改良生活中使他们对于科学技术有认识，发生对于改良生活的自信力。更在参与社会共同的目的中活动，使他们发觉生活的提高有赖和别人密切合作。于是他们不致再对一切公共事业不闻不问，对于政治发生消极的反感了。民主是要在参与中体悉到它的意义。经济的民主必须实现在共同的经济活动中。只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能把各个人的利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到眼前，人才会觉得经济民主之可贵。经济生活也许是最容易自觉的生活，贫困饥饿是一点不含糊的，所以从经济民主的实际经验中也最能训练一个能和别人合作、尊重别人意见的精神，经济民主可以充实和维持政治民主。从消极性的民主变成积极性的民主之间的桥梁就在这里。TVA是成功的。它描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式。至少可能是美国将来经济模式的一个模型。可惜我没有在离美前几天里去参观一趟。这真是我初次访美中的美中不足，令人遗憾的事！*本文选自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初访美国”第14-16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著。**封面图为非裔美国人为投票排队等待登记，照片由NAACP发布于1948年。[图源：Library of Congress]〇编辑：凉皮 〇排版：栗子〇审核：颜和〇专题策划人：二氧化龟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