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的美国。纯粹流通的抒情特质。与欧洲分析性的忧郁恰成对比。来自向量的、信号的、垂直的与空间的即刻晕厥。与文化注视的狂热距离形成对照。隐喻崩溃的快乐，而在我们那里，我们还在为其戴孝。猥亵的喜悦，显著事实的猥亵，权力的显著，仿真的权力。一切与我们失望的童贞，与我们感情的裂缝形成对照。晕厥。汽车引起的水平的晕厥，飞机引起的海拔高度的晕厥，电视引起的电子的晕厥，沙漠引起的地质的晕厥，大都市引起的立体感觉的晕厥，权力游戏和权力博物馆引起的超政治的晕厥，美国已成为全世界的权力博物馆。对我来说，不存在有关美国的真相。对于美国人，我仅仅要求他们是美国人。我不要求他们聪明、理智、独特。只要求他们居住在一个与我的空间没有共同特征的空间，成为对我来说最高的星点，最精美的轨道空间。为什么我要去法国，在种族性和本土化之中完成自己的去中心化呢？它们只是向心性的碎片和遗迹而已。我想远离中心，成为离心的人，但我要在某个世界中心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新的快餐店，最平庸的郊区，最没特点的大型美国汽车，或最无意义的漫画人物游行，都比古老欧洲任何一次文化游行更处于世界的中心。唯有这个国家能够提供这种粗暴的天真：对于事物、面孔、天空和沙漠，你只要求它们保持本来的面目，见山是山（just as it is）。美国总是给我一种真正禁欲的感觉。文化、政治以及性都完全被沙漠视角统摄，沙漠在这里构成了一种原始场景。在其跟前，一切都消失殆尽，因一种营养不良的后续影响，连身体也消失了，一切都呈现出一种透明的形式，一种接近消失的轻盈。我周围的一切都遭受着这种沙漠化。但只有这种极端的实验使人能够通过并产生出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看到的星性。美国既不是梦也不是现实，它是一种超真实。超真实是因为这是一个乌托邦，然而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实用的，这里的一切却又让人陷入幻想。可能美国的真相只能被一个欧洲人发现，因为只有他在这里看到了完美的拟像，对一切价值的内在性和物质转换的拟像。美国人完全体会不到仿真的意义。他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仿真形式，但是没有掌握仿真的语言，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模特。因此，他们是某个分析现代世界所有可能性变体的报告的理想材料。与原始社会在其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毫无二致。同一种神话的、分析的狂热曾驱使我们关注那些早期的社会，今天，带着同样的激情和偏见，它又驱使我们向美国的方向张望。事实上，在这里，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与欧洲保持距离，无法在这里获得更为奇特的观点。转过身，欧洲只是就此消失了。因为问题不在于以一种批评的姿态去看欧洲。这在欧洲大陆内部已经做得很好了。另外，还有什么值得被批评的呢？有哪一样东西不是已经被批评了上千遍呢？需要做的，只是进入美国的虚构中，进入作为虚构的美国中。事实上，它正是以此名义来支配世界的。即使每个细节都无足轻重，美国仍旧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美国是一幅巨大的全息图，因为整体的信息被包含在每个元素里。看一看沙漠中某个最不显眼的加油站，中西部某个小镇任意一条街道，一个停车场，一幢加州的房屋，一家汉堡王快餐店或一辆斯第贝克汽车，你就能看到整个美国，南部、北部、东部或西部都尽收眼底。说它是全息照相，是因为它有激光的相干光，简单的元素被同样的光束扫描产生了同质性。从视觉和可塑性观点来看也是如此：事物似乎是由一种更加不真实的物质组成的，它们在虚空中旋转、移动，仿佛受一种特殊灯光的影响，仿佛在穿越一层薄膜，却对此毫不知情。沙漠自然如此，但拉斯维加斯、广告也是如此，以及人们的活动、公共关系、日常生活的电子学，所有这些都因某个光的信号的可塑性和简单性而凸显出来。全息图近似幻想世界，它是一个三维的梦，我们可以像进入某个梦境一般进入其中。一切都依赖于承载着事物的光线的存在，如果它被中断，所有效果都会消散，现实也随之消散。然而，我们的确感觉到，美国是由相似元素之间稀奇古怪的转换组成的，而且一切都只系于一束光线、一束激光之上，激光在我们眼前扫描出美国的真实来。在美国，幽灵不是指幻影或者幽灵的舞蹈，而是使光色散的光谱。在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芳香四溢的山坡上，所有别墅都像殡仪馆。在栀子花和桉树之间，在丰富的植物品种和单调的人种之间，是已变成现实的乌托邦梦想的悲剧命运。在财富和解放的中心，总是能听到同样的问题：“纵欲狂欢之后你干什么？”当一切，包括性、鲜花、生和死的陈词滥调都唾手可得时，还能做什么呢？这是美国的问题，而且已通过美国，成为了全世界的问题。任何寓所都具有某种坟墓的特征，但是在这里，伪造的宁静是彻底的。绿色植物可耻地四处蔓延，像极了死亡的纠缠，落地玻璃窗看起来已经像白雪公主的玻璃棺材，苍白矮小的花丛像得了硬化症似的延伸开来，房屋里面、下面、四周是数不胜数的科技枝桠，仿佛医院里的输液和复苏管线，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录像机保障了与外界的交流，小汽车，或好几辆小汽车保障了与殡仪馆式的购物中心，即超级市场的连接，最后还有妻子和孩子，作为成功的光彩夺目的症状……这里的一切都证明死亡最终找到了它的理想家园。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太平洋沿岸的一座城市，城市建筑以西班牙、墨西哥式为主，矮层楼房、红项白墙，建筑群成方块形。山坡、海边的居民生活区中，房前是草坪，房后是花园，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图源：booking.com]微波炉，废物处理，地毯的性高潮式的弹性：这种柔软的、海滨浴场风格的文明形式不可遏抑地让人想起世界末日。这里所有的活动都带有一种世界末日的秘密色彩：这些对拉丁性或马克思主义偏执成狂的加州学者，这些对贞节或罪恶偏执成狂的各种教派，这些在薄雾中患了梦游症似的慢跑者，仿佛从柏拉图的洞穴中逃脱的影子，这些从精神病院逃脱的真实的低能者或先天愚钝者（把疯子释放到城市的做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世界末日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是启示录中最后一封印的开启），这些从他们自己身体的荷尔蒙实验室中逃脱的胖子，还有这些钻井平台——“石油避难所”，后者在夜晚守望着大海，像豪华的赌场，或者外星人的太空船。圣巴巴拉暧昧的酒吧。打桌球的人红色的背带。福柯、萨特和奥逊·威尔斯，三人都在吧台边，一起说着话，长相惊人地相似，信念却各不相同。“鸡尾酒风景”。暴力的味道，啤酒的怪味。“禁止拉客。”性，海滩，和山脉。性和海滩，海滩和山脉。山脉和性。一些概念。性和概念。“只是一种生活。”所有东西都被仿真再现。风景被摄影再现，女人被性的场景再现，思想被文字再现，恐怖主义被时尚和媒体再现，事件被电视再现。事物似乎只能通过这种奇怪的命运而存在。我们会怀疑，世界本身是否只作为广告存在，这个广告可能由另一个世界制作完成。当唯一的美由整形美容手术创造，当唯一的都市美由绿色景观手术创造，当唯一的意见由民意调查美学手术创造……现在，随着对基因的操控，整个人类的整形手术终于来临了。有这样一种文化，它既建立了特别的研究机构，以便身体能在此互相接触，同时也发明了平底锅，在锅里，水不会接触锅底，因为锅底的材质如此均一、干燥、人工化，以至于一滴水都不会沾在上面，正如那些在“感觉”和疗伤性的爱之中相互交缠的身体片刻也不会互相接触一样。这种行为被称之为接触面或交互作用。它已经取代了面对面的接触和行动，它也被叫做沟通。因为这其中的确有沟通：神奇之处在于，平底锅锅底在不接触水的情况下会把热量传递给水，类似一种远距离的煮沸方法，正如身体通过某种分子的毛细作用，在既不诱惑也不扰乱另一个身体的情况下，把它的流质和性欲潜能传递给后者。分离编码运行得如此好，使人们能够把水和平底锅分开，使平底锅将热量作为某种信息传递，或使某个身体将自己的欲望作为某种信息，作为某个需要解码的流质传递给别的身体。这被叫做信息，它已经渗入一切事物中，像一个患有厌恶症和偏执狂的老生常谈，它既触及了色情关系，也触及了烹调器皿。盖提博物馆（The Getty Museum），古老的油画看起来像新的，闪闪发光，似乎经过漂白，除去了所有铜绿和龟裂，笼罩在人工光泽中，一如围绕着它们的庞贝式赝品构成的装饰。在费城，有一个名叫“移动”（MOVE）的激进教派，他们有一套奇怪的教规，包括同时禁止尸体解剖和垃圾清理。这个教派被美国警察一网打尽，警察枪杀了十一个人，放火烧了附近三十幢房子，这些房子有些是曾要求清除这个教派的邻居的，真是个讽刺！在这些事情上，也要保持清洁，消除垃圾和龟裂，令事物回复到原初清洁状态，进行整修工作。“令美国保持清洁”。每个人经过时向你展露的微笑，因人性温暖而触发的下巴的友好收缩。这是交流的永恒微笑，通过这个微笑，孩子初次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或者开始绝望地思考他人的存在问题。这微笑相当于世上唯一的那个人最原初的尖叫。无论如何，在这里，人们向你微笑，尽管微笑既不是出于殷勤，也不是出于诱惑的欲望。微笑只意味着有微笑的需要。有点像柴郡猫的笑：所有情绪都已消失良久，笑容还浮现在脸上。任何时刻微笑都随传随到，但却小心翼翼避免存在，避免暴露自己。笑容背后没有隐藏的动机，却把你阻挡在距离之外。它是情绪全面低温化的一部分。事实上，死者在殡仪馆里露出的也是这种微笑，因为他始终怀有保持联系的期盼，哪怕是在彼岸世界。免疫性的微笑，广告式的微笑：“这个国家很好。我很好。我们是最好的。”这也是里根的微笑，笑容满溢整个美利坚民族的自我满足感，它正在成为唯一的统治原则。自我预言式的微笑，就像所有的广告符号：请微笑，别人将回报以微笑。微笑以展现你是透明的，是坦率的。如果你没什么可说的，就请微笑。尤其不要隐藏你无话可说的事实，也不要隐藏他人于你无足轻重的事实。让这空虚、这深刻的冷漠自发地在你的笑容中流露出来，把这空虚、这冷漠馈赠给他人，用零度的喜悦和愉快照亮你的脸，微笑，微笑……虽然没有身份特征，但美国人都有一口令人赞叹的牙齿。而且微笑的确起了作用。里根因微笑获得的舆论支持，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肯尼迪式人物因理性或政治才智获得的舆论支持。求助于一种动物般的或婴儿般的纯粹祝颂胜算更大，所有美国人都集中在了这种牙膏效应下。从来没有什么观念或者独一无二的全国性价值能产生如此的效果。里根的可信性恰好等同于他的透明度和他的微笑的无用性。
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9届总统。演员出身的他习惯性面带招牌微笑，即使在81年中弹被推入手术室时也保持笑容，以诚恳、活力和乐观主义精神唤起了人们的支持和希望。[图源：Wikipedia]
玩滑板的人带着随身听，知识分子用他的文字处理软件工作，布朗克斯霖雳舞者在罗克西剧院（Roxy）或别处疯狂地旋转，还有慢跑者，健身者：到处都是同样的白色的孤独，到处都是同样的自恋的折射，不管这折射是对身体而言的还是对智力而言的。无论何处，身体的海市蜃楼都显得那么非同寻常。身体是唯一获得关注的对象，但它不是作为快乐的源泉，而是在失败或不理想结果的困扰下，获得狂热关心的对象。因为失败或不理想结果是死亡符号和对死亡的预期，对于死亡，没有人能再赋予它一种意义，只能做出自己永恒的防范。在对其无用性的反常确信中，在对其无法重生的完全确信中，身体受到怜爱。然而，快感是身体重生的某种结果，我们想将其囚禁在荷尔蒙的、血管的、饮食的强迫症式平衡中，但身体因快感而超越了这种平衡，超越了形式和卫生的驱魔仪式。因此，必须让身体忘记快感——快感是一种现时恩惠，令身体有可能变成其他外在形式——必须让其致力于保存某种乌托邦式的然而无论如何已经遗失了的青春。因为质疑自身存在的身体已经死了一半，而它当前半瑜珈、半入迷的崇拜状态仿佛是死气沉沉的专注。身体活着时受到的照料，预示着它将来在殡仪馆中的妆容，它会有与死亡“连通”的微笑。因为一切均在于这个“连通”行为中。重点既不是成为也不是拥有一个身体，而是与自己的身体相连通，与性器连通，与自己的欲望连通。与自己的各种功能相连接，正如连接到不同的变能器或录像机屏幕上。“连通”的享乐主义：身体是一个剧本，其讲究卫生的奇特旋律穿过无数的整容手术、肌肉锻炼、刺激和仿真工作室，后者从威尼斯延伸至图旁嘎峡谷，描述着一种无性别的集体执念。这种执念被另一重执念所回应：与自己的大脑相“连通”的执念。人们在文字处理器屏幕上注视着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大脑的运作。人们已经不再试图从肝胆或内脏，甚至不再从心脏或目光中读出点什么，而仅仅试图阅读大脑的想法，希望揭示其中数以十亿计的连接，并像玩电子游戏那样参与它的运作。所有这些大脑的、电子的附庸风雅都表现得极度矫揉造作——它远不是某种高级人类学的象征，只是某种被简化为脊髓终端赘生物的人类学的标记。但是，请别担心，这一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吸引我们的，是大脑及其运作的景观。我们盼望看到我们自己思想的进展情况——而这本身就是种迷信。因此，大学学者与他的计算机搏斗，不停地校正、修改、精细化，把这一活动变成了一种无止境的心理分析，记住一切以逃避最后的结局，以推迟死亡大限以及致命的写作大限的来临，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与机器共同形成的一种永恒的反馈回路。这是公共魔力的绝妙工具，事实上，一切相互作用最终都可归结为与机器之间的无止尽的对谈。看看在学校的孩子和他的电脑，你们觉得教会了他互动能力，教会了他向世界敞开心扉了吗？仅仅只是创造了一种“孩子器”式的集成电路而已。至于知识分子，他终于找到了某种东西，等同于青少年从立体声和随身听里所获得的：思想壮观的去崇高化过程，他自己观念的图像信息。在罗克西剧院，隔声台俯瞰着舞池，正如荧光屏俯瞰某个无线电导航室，或技术人员的工作间俯瞰电视演播室。整个大厅是一个荧光四射的环境——聚光灯，频闪闪光灯的效果，跳舞的人身上扫过一道道光束——这些都与荧光屏有着同样的效果。而且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天，没有哪一种身体的登场，没有哪一种表演能够摆脱屏幕的控制——不是为了借助镜子的距离或魔力看见或反映自身，不，而是作为一种即时的、无深度的折射。无处不在的视频只有一个作用：某种心醉神迷的折射的屏幕，截然不同于传统的形象、场景或戏剧性，完全不是用于游戏或自省，而是用于连通到它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这种循环的连通，如果没有这种短暂的、即时的网络——由一个大脑、一个物体、一次事件或一场谈话在连通到它们自己身上时制造出来的网络——如果没有这种永恒的视频，当今的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视频阶段已经取代了镜像阶段。这不是自恋，不应该滥用这一术语去描述这种效应。围绕视频或立体声文化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一种自恋的想象，而是一种疯癫的自我指涉效应，是一种短路，会立即将同类事物互相连通，因此在同一时刻强调了表面的强度和深处的无意义。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殊效果。对宝丽来的着迷也是如此：几乎同时拥有对象及其影像，仿佛古老的光线物理学或形而上学实现了，在其中，每个对象都释放出它自身的复制品或翻版，可以被我们的肉眼捕捉到。这是一个梦。这是某个魔法过程的光学实现。宝丽来照片仿佛是从真实的物体上脱落下来的一层令人陶醉的膜。我们可以拦住一匹发狂的马，却拦不住一个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着白沫，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倒计时，全神贯注于他进入反常状态的那一刻，此时千万不要拦住他问时间，他会把你吃掉。他嘴里没有嚼子，但他很可能手持哑铃，或皮带上挂着重物（女孩们脚踝带镯子的时代哪里去了？）。三世纪的基督教苦行者在匮乏和骄傲的静止中所寻求的东西，他在身体肌肉的精疲力竭之中去寻求。在苦修方面，他是那些在健身房，利用装有铬合金滑轮和可怕的医疗假肢的复杂器械，有意识地令自己疲惫不堪的人的兄弟。从中世纪的刑具到流水线工作的工业活动，再到利用机械假肢锻炼身体的技术，这中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就像节食、健身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慢跑是一种新形式的自愿奴役（同时也是一种新形式的通奸）。显然，慢跑者才是真正的摩门教圣徒，是某个暗中来临的世界末日的主角。一个男人笔直向前跑在沙滩上，沉浸于随身听的音色中，像茧一般被封闭在自身能量的孤独献祭里，甚至面对灾难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只等待由自己，由耗尽在他眼里已变得毫无用处的身体的能量，来实现自我毁灭：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能唤起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想象。绝望的原始人自杀时，会去大海游泳，直到筋疲力尽；慢跑者的自杀，是在堤岸边来来回回地跑动。他的眼睛是狂野的，唾液从他嘴里流下，不要去阻止他，他会打你的，或者会继续在你面前，像个着了魔的人一般跳舞。唯一可与之相比的痛苦，是城市中心孤独地站着吃东西的人的痛苦。在纽约，我们能看到这些被社交生活遗弃的人，他们甚至不再躲藏，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他人的残羹冷炙。但这仍然是都市的、工业化的贫穷。成千上万个孤独的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奔跑，从不为别人着想，他们脑袋里的立体声流质，从他们的眼睛中流淌出来，这，就是《银翼杀手》的世界，大劫难之后的世界。甚至对加州的自然风光、对山林大火都无动于衷——这场大火被热风吹至海上十英里以外，它的烟雾包围了近海的石油平台——对所有这一切都视而不见，通过一种淋巴的鞭毛鼓动作用，顽固地向前奔跑，直至献祭般地精疲力竭：这是一个来自来世的符号。就像肥胖的人不停地发胖，就像唱片在同一个槽里无止境地旋转，就像肿瘤细胞增生扩散，就像一切事物都已遗失令自身停止运转的公式。这里的整个社会，包括它积极的、富有生产力的部分，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向前奔跑，因为他们已经遗失了停下脚步的公式。所有这些田径服、慢跑装、宽松短裤和肥大的棉质衬衫，这些“休闲装”，它们都是夜行衣，所有这些悠闲的漫步者和跑步者事实上还没有走出夜晚。由于穿着这些宽松飘逸的衣服，他们的身体就像是漂浮在他们的衣服里面，而他们本人则像是漂浮在他们自己的身体里面。厌食症患者的文化：关于厌恶、排斥、人血、拒绝的文化。一种肥胖、饱和、过剩阶段的特征。厌食症患者在试图阻止这一切时，却以一种应该说是诗意的方式预告了这一切的来临。他拒绝缺乏感。他说：“我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不吃东西。”而肥胖者正好相反：他拒绝饱足感、充盈感。他说：“我什么都缺，所以我什么都吃。”厌食症患者通过空腹抵御缺乏感，肥胖者通过过饱抵御饱足感。两者都是顺势疗法的最终解决方法，是根除病症的方法。另一种解决办法来自慢跑者。从某种意义上，他把自己呕吐了出来，在跑步过程中，与其说他消耗了能量，不如说他把能量呕吐了出来。他必须达到疲劳产生的沉醉状态，即机械性灭绝后的反常状态，正如厌食症患者寻求器官灭绝后的反常状态，即空虚的身体的沉醉，正如肥胖者寻求体积灭绝后的反常状态，即充盈的身体的沉醉。最近困扰美国公众舆论的问题：对儿童的性虐待（sexual abuse）。一则法令特别指出，出于对无法控制的性虐待的顾虑，在照顾幼童时，必须有两人同时在场。与此同时，超市购物袋上必须印上失踪儿童的头像。节约时间。节约能量。节约金钱。拯救我们的灵魂——患了恐惧症的社会。低焦油。低能量。奇怪的是，在这个一切都极度丰富的世界，他们却要挽救一切，节约一切。一个年轻的社会一心想保护其未来而导致的强迫症吗？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预感到某种威胁而产生的强迫症，因为无凭无据，这威胁显得更加阴险。是物质的极度丰富制造了一种幻觉，仿佛短缺和拮据状态会死灰复燃，必须用顺势疗法的规训加以避免。禁食——集体性节食，生态环境控制，身体的苦修和禁欲，这一切没有别的理由。整个社会组织起来，以对抗因充裕而过度进食、而窒息的神的报复。我们当今的根本问题，当然是抵抗肥胖症的侵扰。于是，大象被封存在液态沥青中，它们的骨头在黑色的、矿物的黏性中变成了化石，还有狮子、獴犸象和狼，它们从前曾在洛杉矶平原上漫游，是石油层的第一批史前牺牲品，如今，在汉考克公园（Hancock Park）某个史前史教育博物馆里，它们接受了第二次防腐处理。所有这一切被人们依据道德标准，以充满信念的方式呈现——美国人是有信念的人，对一切确信不疑，并试图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真诚的一个方面，是执著于重构某个过去，某种历史，这一历史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他们摧毁或偷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变成化石的大象，保护区内的印第安人，全息摄影图般的美洲杉，等等。盐湖城的摩门教徒在他们的电脑里，统计了文明地区（白种人）所有的知名人士，他们的行为，和所有美国人在各地带着一种传教士精神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同。令根基复活永远都不会太晚。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不是第一个占有历史的，却是第一个通过重构令一切事物不朽的（自然界用了上百万年才完成的化石运动，他们通过把东西放进博物馆，可以在顷刻间达到这种效果）。但是，美国人对博物馆的定义要比我们宽泛得多。每样东西都值得保护，值得进行防腐处理，值得复原。一切都可以再生，通过拟像实现的永恒的再生。美国人不仅是传教士，还是再洗礼派教徒：因为错过了原初的洗礼，他们梦想对一切事物进行第二次施洗，而且只赋予这后来的圣事以价值，我们知道，这后来的圣事是第一次的重演，但显得更为真实，这就是对“拟像”的完美定义。所有再洗礼派教徒都是宗派主义者，有时十分暴戾，美国人也不例外。为了精确再现事物的形式，为了在最后审判时呈上它们，他们已做好了摧毁和歼灭的准备——托马斯·闵采尔就是一个再洗礼派教徒。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lo scambio simbolico e la morte）一书中，让·鲍德里亚提出了著名的“类像理论”。所谓“类像”（或译作“拟像”）就是游移和疏离于原本，或者说没有原本的摹本，它看起来已不是人工制品。“类像”创造出的正是一种人造现实或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类像”世界。图为lo scambio simbolico e la morte 2002年版书封。摩门教徒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不是件偶然的事：他们要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二十代人进行统计，这统计就相当于新的洗礼和救赎的承诺。福音传道已经变成异形和外星人的使命，传道事业之所以会如此发展（？），要归功于最新的记忆储存技术，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信息科学深刻的清教徒主义，信息科学是一种高度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式的学科，它继承了救赎技术普遍的、科学的刻板性。天主教会反改革的方法，因其天真的圣礼实践，因其宗教仪式，因其更为古老和民众化的信仰，从来就无法与这种现代性竞争。存活问题在四处被提上日程，仿佛是出于对生命的某种难解的恶心或对灾难的一种集体渴望（但不应该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这也是一种灾难游戏）。当然，生存的全套甲胄，包括节食，生态学，对美洲杉、海豹或人类的保护，都倾向于证实我们蓬勃的生命力（正如所有充满想象的童话故事都倾向于证实真实世界是非常真实的一样）。但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因为，不仅生活着的事实没有得到过确证，而且这个社会的悖论是，我们甚至不可能在其中死去，因为我们已然在其中死亡……这是真正的悬念。这一悬念不仅来自核能，还来自安逸的生活，后者将我们都变成了幸存者。如果发生核爆炸，我们将既没时间死亡，也不会有任何死亡的意识。从今往后，在这个受过度保护的社会，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死亡的意识，因为我们已不易察觉地进入了一种太过安逸的生活。大屠杀以一种预告的形式，已经呈现了上述情形。集中营里的囚犯被剥夺的东西，是掌控他们自己死亡的可能性，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游戏、一种赌注、一种牺牲的可能性：他们被掠夺了死亡的能力。这是缓慢地、顺势地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原因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制度的发展。爆炸和灭绝（奥斯威辛和广岛）仍然在继续，它们只是采用了一种地方病的、化脓性的形式，但连锁反应仍然在继续，通过毗邻产生的复制，病毒和细菌学的进程。历史的终结，恰是这种连锁反应的开幕式。对继续生存（而不是对生存）的狂热是这种情势的一个征兆，而且可能是物种退化最令人忧心的信号。因为如果观察这一狂热在当前所呈现的形式——防核子避难所，低温保存，高压治疗——我们会明白这正是灭绝的形式。为了避免死亡，人们选择被引渡到某种保护罩中，不管这保护罩是何种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将某个事实当作一种令人心安的信号，即人们很快就对核防护用品失去了兴趣（避难所市场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声望市场，就像名画或高级游艇市场一样）。因核威胁而烦不胜烦的人们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向它屈服，让这毁灭的威胁飘浮于空中，或许还隐晦地意识到它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这是妥协外表下进行根本性反抗的好例子。“如果我们不得不死，宁可死在野外，也不要死在地下的石棺中。”由此，对生存的勒索被终止，生活又开始继续。核爆炸威胁的宏大剧情，戏剧化的谈判，“星球大战”，每个人都对如此多的世界末日说感到厌倦，在内心深处，他们用一种想象力的缺乏来回避此类话题。甚至当有人想用类似《最后审判日》（The Last Day）的电影来唤醒这种想象力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什么都无法令这一场景或这一核能猥亵变得可信。在这类微妙的事情上（就像癌症），对死亡的想象会招致致命事件的发生。因此，大众在夸大其词的核问题上表现的沉默的冷漠（不管它来自核能大国还是反核能运动者），是一个伟大的希望，和一个极度重要的政治事实。有部科幻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个早上，在某个山间豪华别墅区中，几名特权者发现自己被一个透明的、无法跨越的障碍物包围，一道一夜之间出现的玻璃墙。从被玻璃笼罩的舒适环境深处，他们仍然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被切断了和这个真实世界的联系，后者于是突然之间变成了理想的世界，但一切都太晚了。这些特权者将像金鱼一样，在他们的玻璃缸里慢慢死去。一些大学校园也会给我同样的印象。隐藏于松树、田野、河流之间（这原本是个古老农场，后来被捐赠给了大学），内部布满一栋栋楼房，楼房与楼房之间互相看不到对方，正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就是圣克鲁兹（San Cruz）。这里有点像百慕大三角区（Bermuda Triangle），或者圣巴巴拉：一切都在此消失，一切都被吸收。完全的中心偏离，完全的社区。在理想的城市之后，是理想的家园。没有什么事物会汇聚在一起，交通、建筑、权威都不会。但与此同时，游行示威也变得不可能：在哪里集合呢？游行只能在森林里打转，只有游行者自己才能看到。在加州所有以开阔和休闲著称的校园中，这一所是最理想化的，最贴近自然的。它浓缩了所有的美。享有盛名的建筑师们设计了建筑，卡迈尔（Carmel）和蒙特瑞（Monterey）海湾在其四周伸展开来。如果有什么地方能代表未来的社交生活，就是这里了。可是正是因此，这一受令人愉悦的植被和学术开放气氛保护的自由再度成为了自己的囚徒，被监禁于一种自然和社会的过度保护之中，后者最终制造了某个监狱式的世界所能制造的痛苦（监狱系统正依靠其墙壁，能够在某种条件下，比开放的社会系统更快地走向乌托邦）。在这里，社会已获得解放，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这里一样。精神病医院得到建立，公共交通是免费的，矛盾的是，这一理想国是自我封闭的，就像是在一堵玻璃墙之后。这面水晶墙是一个天堂般的、向内伸展的幻象，用利奥塔的话来说是“太平洋围墙”，它把加州禁锢在自己的至福中。但是，尽管幸福的要求过去常常是海洋一般的、解放一切的，此处它却被包裹在一种胎儿式的宁静中。在这个奇特的、静谧的、长满树木的、和平温馨的共和国里，是否仍然有激情、谋杀和暴力行为？有，但暴力是朝向自我的、反应式的。没有激情犯罪，但有强奸案，或连环谋杀案，在凶手落网之前，两年内有十来个妇女被谋杀。胎儿式的暴力，同“自动写作”一样非理性，它触及到的与其说是真实的侵犯，不如说是对古老禁令的怀念（为什么强奸案的数量随着性自由度的增加而增加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解构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图源：百度百科]这些朝森林开放的杂居宿舍是多愁善感的，仿佛自然本身可以是温馨的、充满母性的，是对性成熟和风俗生态学的保障，仿佛无论对什么社会，自然都可以投以同情的目光，仿佛一旦走出魔法的残酷世界，人们就能同自然形成一种禁欲主义以外的关系，这关系不同于禁欲主义者所定义的关系，即具有无法预见、严厉无情的必要性，需要用挑战和一种更大的自由来对抗它。在这里，充满英雄主义的命运的一切迹象都已消失。一切都沉浸在某种同自然、性、疯狂以及历史（从一种细心修正重订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和解的感伤氛围中。同当代美国很多别的方面一样，圣克鲁兹放纵狂欢过后的世界，是社会性和性抽搐过后的世界。狂欢后的幸存者——性，政治暴力，越战，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种族和反资本主义斗争，与此同时，还有对金钱的热情，对成功的热情，工程技术，等等，这一切都是整个现代性的狂欢，幸存者们到达了这里，在自己的小部落中慢跑，他们的部落毗邻硅谷的电子部落。放慢布调，去中心化，空调系统，管理技术。天堂。然而某种极其微小的改变，或者换句话说，轻微转过几度，就足以将其想象成地狱。性领域的突变事件。放纵狂欢结束了，解放运动结束了，人们不再寻找性，而是开始寻找其“性别”（gender），也就是说，既包括“外貌”（look），也包括遗传公式。令人们摇摆不定的，不再是对欲望或享乐的选择，而是对遗传公式或性别认同（有待发现的）的选择。这是另一种色情文化，出现在以禁令为基础的色情文化之后（“你做爱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门得上锁，灯得关掉，我的母亲得在另外一个州”），这是一种叩问自身定义的色情文化：“我有性别吗？我是什么性别？从根本上来说，性别是必需的吗？性别差异体现在哪里？”解放运动将每个人都置于一种定义未明的状态（事情总是如此：一旦被解放，你就会被迫询问你是谁）。在扬扬得意的阶段过后，女性性欲的主张已经变得和男性一样虚弱。没有人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做了那么多爱，或者生了那么多孩子：至少还有这件事证明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因此也证明差异仍然存在。但是不会长久。已经有“肌肉女”，仅仅通过锻炼阴道肌肉，就能成功制造与男性插入同样的效果，这是一个自我指涉和节省差别的好例子——至少她发现了自己的种属。然而更为普遍的问题，是与性征衰落相关联的差异的缺席。男性特征正趋向于零度，而女性特征也同样如此。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我们看到新偶像开始浮现，这些偶像开始向不确定性发起挑战，开始玩起性别混同的游戏。“性别扭曲者”（Gender benders）。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但也不是同性恋。乔治男孩（Boy George），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大卫·鲍依（David Bowie）……上一代偶像代表着性和愉悦的爆炸性面孔，而新偶像则向每个人提出了有关差异游戏及他们自身定义不明的问题。这些新偶像是例外。因身份的缺失，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在寻找一种“性别模型”，一种一般公式。必须找到某种特殊的鉴别度。为什么不在时尚中……或在遗传学中寻找呢？某种服饰“造型”，或细胞“外观”。任何蠢事都可以，任何方言都可以。差异问题比愉悦问题更为关键。这里涉及的是就此完结的性解放运动（无论如何，这一运动已不再是潮流）的后现代流行版本，抑或是对自我感知的某种生物社会学上的突变？这一突变建立在性别优先权消失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优先权曾是整个现代时期的特征。“性别研究：一个新的边界？”在极端情况下，将不再有男性和女性，而是一种个体性别的散播，其中每个个体只和自己有关，每个个体都将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企业来管理。诱惑的终结，差异的终结，向另一种价值体系的滑移。令人诧异的悖论是：性征有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次要问题——正如它在过去大部分社会中的地位，并且无法与其他更为强大的符号系统（出身，等级，禁欲主义，光荣，死亡）相提并论。可能会有证据表明，性征归根到底只是众多可能性模式中的一个，而不是最关键的。然而，当今的新模式可能呈现什么特征呢（因为在此期间，其余所有模式都已消失）？隐约可见的，是一种完美理想的类型，一种在基因上完成自身公式的类型。在商业、感情、公司或愉悦中，每个人都将努力开发自身的最佳程序。人人都有自己的密码，自己的公式。不仅如此，人人还有自己的“外貌”，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基因“外貌”呢？厄湾（Irvine）：一个新的硅谷。不对外开放的电子工厂，正如集成电路。贡献给离子和电子的沙漠地带，超人的地区，某个非人性化决策的产物。讽刺的是，人们正是在这里，在厄湾的丘陵中，拍摄了《猿人星球》。然而，草地上的美国松鼠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告诉我们美国对动物、对自己、对世界其余部分都很友善，告诉我们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昏昏欲睡的松鼠。沃尔特·迪士尼的全部哲学就在于：这些灰色毛皮、多情可爱的小动物在你的手掌心吃食。但我却相信，在每只小动物温柔的眼睛背后，潜藏着一只冷酷凶残的野兽，对它们的恐惧感正窥伺着我们……在这块松鼠奔跑的草地上，还立着一块牌子，不知道是哪个基督教团体的：“越南高棉黎巴嫩格林纳达——我们是暴力世界中的一个暴力社会！”万圣节一点也不好笑。这个讽刺的节日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儿童欲报复成人世界的一种恶魔般的需要。这里有一股邪恶力量，它的威胁笼罩着这个世界，程度相当于它对孩子的爱慕。没什么比这种隐藏在伪装和礼物之后的孩子气的巫术更不健康的人——人们关了灯，躲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被鬼魂侵扰。因此，他们中一些人把针或剃须刀刀片放进分给孩子们的苹果或蛋糕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美国电视节目上的笑声取代了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笑声是不屈不挠的，只有新闻、股市行情和天气预报幸免于难。但它那么难以摆脱，以至于人们在里根的声音或贝鲁特海难的背后，甚至在广告背后，仍可听到它。这是《异形》中在太空船所有通道里游荡的怪物。是一种清教徒文化冷嘲热讽的笑话。在别处，笑不笑是观众的权力。在这里，观众的笑声被搬到屏幕上，被融进表演中。发笑的是屏幕，嬉戏的是屏幕。留给你的只有沮丧。电视上的越南（冗言赘语，因为它已经是一场电视里的战争）。美国人用两种基本的武器作战：空军力量和信息。也就是说，对敌人的真实轰炸和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电子轰炸。这些是与领土无关的武器，与此同时，越南人全部的武器，他们全部的战术来自人和领土。这就是为什么说双方都赢得了战争的原因：越南人赢在地面上，美国人赢在电子的心理空间。如果说一方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胜利，另一方则制造了《现代启示录》，而且后者在世界上绕了一周。美国人无法摆脱的恐惧，是灯的熄灭。灯火在屋子里彻夜长明。高楼大厦里，空荡荡的办公室仍亮着灯。高速公路上，大白天，路过的汽车都开着前灯。在加州威尼斯的棕榈大道，某个晚上七点过后就无人行走的街区，一家卖啤酒的小杂货店让它那橙绿两色的霓虹灯组成的广告牌在虚空中整夜闪烁。更不消说二十四小时都有节目播出的电视了。在屋子某些空荡荡的房间或无人居住的旅馆房间里，电视常常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运转着——例如在波特维尔旅馆，窗帘是破的，水停了，门在摆动着，但是，每个房间的荧光屏上，都有一个电视评论员描述着航天飞机起飞的情景。再没有什么比空房间里一台开着的电视机更神秘的了，比一个自言自语的男人或一个对着炉子发呆的女人更为奇怪的了。简直像是另一个星球在跟你说话。突然之间，电视揭露了自己的本质：它是另一个世界的视频，它事实上没有在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冷淡地传输着它的影像，却对自己传输的讯息漠不关心（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消失以后，电视仍会继续运转）。总之，在美国，人们拒绝看到夜晚或休息时间的来临，也拒绝看到技术进程的中断。一切都必须时刻运转着，人类的人造力量必须不能松懈，自然循环的间歇必须被消除（季节，昼和夜，热和冷），以让位于一种时常显得荒谬的功能性连续（从根本上说，对介于真和假之间的状态的拒绝是同一种拒绝：一切都是真的，对介于善和恶之间的状态的拒绝也是如此：一切都是善的）。你可以借口说这是出于恐惧或强迫症，并且说这一非生产性的消耗是一种吊唁。但是，荒谬的事物同样令人赞叹。深夜被照亮的地平线，沙漠中给空荡荡的汽车旅馆制冷的空调，白天的人造光，这些都具有某种既疯狂又令人赞叹的东西。富庶的文明那愚蠢的奢侈，它是不是像原始的黑夜中的猎人那样害怕灯光熄灭呢？都有可能。但令人震惊的，是对技艺、对能量、对空间的着迷，不仅仅是对自然空间：他们头脑中的空间同样是开阔的。
加州的夜晚，人潮如织，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牌交叠闪耀，制造出梦幻的光晕。[图源：k.sina.cn]
所有世界强国都曾在某一刻建造过他们的宏伟大道，这是帝国无限性的透视缩略图。但特奥蒂瓦坎的阿兹特克人、国王谷的埃及人或凡尔赛的路易十四，都依据他们自己的建筑学创造了这些综合体。在这里，在华盛顿，从林肯纪念堂到国会大厦的巨大全景是由博物馆组成的，它们鳞次栉比地呈现了我们的整个宇宙从石器时代到太空时代的概貌。这赋予了建筑整体以一种科幻感，仿佛人们想在此聚拢地球上所有的冒险和文化符号，好让外星人一探究竟。这一来，矗立在近旁并低调监视着这一切的白宫本身看起来也像个博物馆，世界强国博物馆，距离感和某种预防疾病的洁白是它的装饰。没什么能与在夜里飞越洛杉矶相提并论。一种明亮的、几何学的、灿烂耀眼的辽阔之物，一眼望不到边，从云层的裂隙中突然显现。只有希热尼莫瑟·布斯（Hieronymus Bosch）的地狱能给人这种火盆的感觉。对角线上柔和的荧光：维尔希尔大道，林肯大道，日落大道，圣莫尼卡大道。飞越圣费尔南多谷地时，看到的已经是各个方向上无垠延伸的土地。然而，越过山脉之后，跃入眼帘的是一个比它大十倍的城市。可能目光从来不曾有机会遭遇如此的广度，甚至连大海都不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它没有得到几何学的分割。欧洲城市不规则的、分散的闪光也无法产生平行线、没影点和空间透视。它们是中世纪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夜里浓缩了人际关系网络的整个未来几何学，在抽象中若隐若现，在延展中闪闪发光，在无限的再生产中变得像星空一般。夜里的穆赫兰道是某个外星人对地球的看法，或者相反，是某个地球人对银河系大都市的看法。洛杉矶的黎明，在好莱坞的丘陵上。能明显感觉到，太阳只是轻轻触摸了欧洲，最后却在这里，在这个平面几何图形之上升起。它的光仍然是沙漠边缘簇新的光线。茎秆长长的棕榈树在电子广告牌前摇动，它是这个平面世界上唯一的垂直符号。早上六点，已有一个男人在贝弗利山庄前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夜晚的广告渐渐消褪，白昼的广告亮了起来。无处不在的灯光揭示并照亮了建筑的缺席。是这一切令这座城市变得美丽，不管人们怎么说它，这座城市是亲切、热情的，因为它热爱自己无限的水平状态，正如纽约会热爱它的垂直性一样。汽车交通庞大的、自发产生的景观。一种彻底的集体行为，被全部人口搬上舞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上演。由于设施的规模和将这个循环网络联系起来的某种共谋性，交通在这里具有了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吸引力，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组织的地位。机器本身通过它们的流动性和自动变速装置，制造了一个同它们相似的环境，人们轻柔地滑入其中，人们切入这个环境，就像切入某个电视频道那样简单。美国高速公路系统同我们欧洲不同，欧洲的高速公路都是定向的、特殊的干道，仍然是驱逐的场所（维利里奥），而美国高速公路系统则是一个归化的场所（甚至听说有些家庭驾驶着他们的“房车”，一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从来不曾离开过）。它创造了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欧洲的驾驶员在这里会很快放弃进攻性、自给自足的行为，放弃他的个人反应，转而采用这一集体游戏规则。人们在此又找回了在沙漠地带体会过的行驶自由，洛杉矶纵使有开阔的结构，仍然只是沙漠中有人居住的一部分。因而，高速公路没有令城市或风景变质，只是穿越了后者，分开了后者，却没有改变这个大都市的沙漠化特征，同时理想地回应了唯一的、深刻的愉悦，即行驶的愉悦。对于熟悉美国高速公路的人来说，存在着一部由路标组成的连祷文。“右车道必须出去”。这个“必须出去”总是会像命运符号一般给我冲击。我必须出去，把我自己从这个天堂里驱逐出去，离开这个天意的公路，它不通往任何地方，然而在这里，我有所有人的陪伴。此地唯一真实的社会，唯一的温暖，是某种驱动的、某种受集体强迫的社会，是自杀一般集体向前猛冲的旅鼠的社会，为什么我要将自己从其中连根拔除，然后重新跌入个体的行程中，跌入一种无益的责任感中？“必须出去”：这是一项判决，对游戏者的判决，后者被人从集体存在的唯一形式一无用而光荣的形式——中驱逐了出来。“联运并入左道”：一切都被告知，一切都被宣布。仅仅是阅读这些对生存必不可少的标志，就已经制造了一种非凡感：反射的澄明，反射的“参与”，即刻而温和。功能性的参与，因为有某些精确的手势与之吻合。在文图拉高速和圣地亚哥高速上分道而驰的车流并没有彼此分开，它们只是暂时分离。每一个小时，都有数量相当的车辆驶向好莱坞，另一些则驶向圣莫尼卡。纯粹的、统计学的能量，仪式般的运动——车流量的规律性取消了个体的目的地。这是仪式的魅力：你面前有全部空间，正如宗教仪式面前有全部时间一样。重要的不是对汽车展开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重要的是通过驾驶，更多地了解社会，比所有学科合在一起所了解的还要多。美国汽车这一一跃而起的方式，这一平稳启动的方式全仰仗它们的自动变速装置和动力方向盘。毫不费力地向前推进，无声无息地吞噬着空间，毫不颠簸地向前滑移（道路和高速公路路面令人赞叹，可与机械的流畅性相媲美），就算是急刹车也刹得很轻柔，像坐在气垫上一般前进，不再强迫自己注意前面的车，或超越你的车（这里，有一个关于集体驾驶的默认约定，而在欧洲，我们只有交通法规）：所有这一切制造了一种关乎空间的新经验，与此同时也制造了一种关乎整个社会系统的新经验。美国社会的全部智慧都体现在某种有关驾驶习惯的人类学中，这些驾驶习惯的教化意义比政治理念大得多。开一万英里车穿越美国，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肯定会比所有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研究院加在一起还要多。
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系统（National Highway System, NHS）是美国国内的战略公路网，包括了州际高速公路，以及连接机场、码头、火车站、管道终端等战略性交通设施的公路，组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图源：ifanr.com]
可能城市先于高速公路系统而存在，但现在看起来，大都市似乎是围绕着这种星形网络建立起来的。正如美国存在的事实先于屏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美国是根据屏幕建造起来的，它是某个巨大屏幕的折光，不是作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的游戏，而是说，一切都似乎被屏幕发出的光所承载，所笼罩。拥有流量和机动性的屏幕及其折射成了日常事件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动力学和电影学的融合产生了一种精神结构，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整体知觉。因为这种活动性的旋进，这种屏幕对现实的旋进，你从没见过它在欧洲拥有如此地位，那里的事物时常保持着土地的静止形式和物质的可感知形式。实际上，电影并不在你想象的地方，尤其不在人们成群结队参观的制片厂里，例如迪士尼、环球电影制片厂分公司、派拉蒙等等。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是整个西方的具体化，加州是美国的具体化，米高梅公司和迪士尼公司是加州的具体化，那么这里就是整个西方的缩影。其实，这里向你展现的，是电影幻觉的衰败和可笑之处，正如迪士尼乐园展现的，是对想象世界的一种拙劣模仿。影像和明星的豪华时代被缩减为一些人造的龙卷风效果、蹩脚的假建筑和孩子气的把戏，人群为了免受失望之苦，而装出被骗的模样。萧条的市镇，鬼魅般的人。一切都散发着与日落大道或好莱坞大道同样的陈腐气息。出来后，你会感觉到自己似乎经受了某个幼稚的仿真测试。电影院在哪里？它在外面每个角落，在城市各处，无穷尽的、精彩非凡的电影和剧本。除了这里，它无处不在。出了电影院，整个国家都像是电影，这是美国最迷人的魅力之所在。你所穿越的沙漠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都市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当你从某个意大利或荷兰的博物馆出来，步入城市时，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仿佛城市是某一幅画的倒影，仿佛城市是从画中来的，而不是相反。美国城市似乎也是从电影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为了揭开它的秘密，就不应该从城市走向屏幕，而应该从屏幕走向城市。在那里，电影没有披覆上一种特殊的形式，而是将街道和整个城镇包裹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这是电影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影星崇拜不是一种次要现象，而是电影的辉煌形式，是它神秘的变形，是我们的现代性最后的伟大神话。这恰恰因为偶像纯粹只是一种传染性的影像，一种被粗暴实现的理想。有人说，明星让人做梦，但做梦和被形象吸引不是一回事。然而，在以形象方式展开的生命中，荧屏偶像是内在于此的。他们是一个奢侈预制的系统，是生命和爱情的陈词滥调的辉煌综合体。他们只代表了唯一的激情：对影像的激情，以及对形象的欲望的内在性。他们并不让人做梦，他们就是梦本身，并且拥有梦的所有特征：他们制造了一种明显的凝缩效果（晶体化）、移置效果（他们会立即感染别人），尤其是，他们拥有令欲望即刻视觉化（Anschaulichkeit）的特征，这同样是梦的特征。因此，他们并不触及浪漫的或性的想象，他们是即时的可见性，即时的转录，物质的拼贴，欲望的沉淀。这是拜物教，这是拜物教所崇拜之物，与想象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却与影像的物质虚构密切相关。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奥运会将在洛杉矶举办。历史的圣火传递到了西海岸，这是正常的，在欧洲消失的一切都在三藩市重生。我们可以设想，以巨大的全息摄影，最全面的档案文件，一个完整的电影资料馆，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的重要场景进行重构。一个世纪之后，将无法看出差别。似乎大革命是在这里发生的。如果马里布的盖提别墅突然被火山熔岩埋没，几百年之后，这个别墅同庞贝的废墟又会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在1989年到来前爆发一场新的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发起人会做些什么呢？不可能，不予考虑。然而我们忍不住希望真实事件会与拟像事件短路，或者拟像事件以灾难告终。因此，在环球电影制片厂，我们每时每刻都希望特技演变成真实的悲剧。但这是已被电影开发的最后一种怀旧情结(《西部世界》[West World]，《未来世界》[Future World]）。奥运会——完全的行为艺术，对国家的自我庆典的集体参与。我们做到了！我们是最好的。里根风格。需要另一个莱妮·里芬斯塔尔，来拍摄这个新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一切都受赞助，一切都情绪高涨，一切都很干净（Clean），百分之百的广告活动。没有事故，没有灾难，没有恐怖主义，高速公路没有封闭，没有恐慌，而且……没有苏维埃。一句话，一个呈现给全世界的理想世界的形象。然而，在全国性的性高潮之后，一种集体的忧郁占据了洛杉矶人的心灵。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大都市仍然乡气未脱的原因。莱尼·里芬斯塔尔（1902－2003），德国演员、导演兼电影制作人，以其电影美学与对电影技巧的深刻掌握著称，曾拍摄一部极具知名度的电影记录柏林第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奥林匹亚》（Olympia），这部电影在摄影技法及美学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源：百度百科]在这个离心的大都市，如果你从汽车里出来，你就会变成罪犯，一旦你开始步行，你就威胁到了公共秩序，就像路上的流浪狗一样。只有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有权步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特权，同占据大都市空虚的心脏相关的特权。对其他人来说，步行、疲劳或肌肉活动已变成稀有财产，变成高价出售的“服务”。事物已经讽刺般地被颠倒了。同样地，在高级餐馆或当红的夜总会门前排起的队伍，常常比分发给民众的粥前排起的队伍要长。这就是民主，哪怕最贫穷的符号，也至少有一次成为流行的机会。美国的一个特殊问题，是荣誉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它极为少见，同时还因为它的极端庸俗化。“在这个国家，每个人曾经或将会有十分钟的出名机会”（安迪·沃霍尔）。的确如此。例如有这么一个人，他上错了飞机，发现自己被运到新西兰的奥克兰（Auckland），而不是靠近三藩市的奥克兰（Oakland）。这一小波折让他成了当时的英雄，他到处接受采访，人们还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事实上，在这个国家，荣誉并不意味着最高的德行，也不意味着英雄举止，而是最平凡的命运之中的特殊性。因而，每个人绝对有机会获得荣誉，因为整个制度越是协调一致，就越会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因某种极其微小的不正常而引人注目。某个统计学模型中最轻微的颤动，某台电脑最微不足道的冲动，都足以给某个反常行为笼罩上短暂荣誉的光环，无论这一行为是多么的平淡无奇。正如威尼斯梅恩街头那个扛着沉重十字架的白种基督。天气非常热。你很想告诉他，两千年前，这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他恰恰不想创新。只是扛着他的十字架而已，就像其他人在他们的汽车上贴上“耶稣拯救世人”或“相信耶稣”的徽章，等等。你尽可以向他指出，没有人，真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经过之处，只有众人的冷漠和嘲讽。他会回答你，两千年，一切也是这样发生的。邦拿温切尔旅馆的顶层。它的金属结构和落地玻璃窗围绕着鸡尾酒吧缓缓旋转。外面的摩天大楼的移动几乎感觉不到。然后，你意识到，移动的是酒吧的平台，建筑的其余部分是静止的。最后，我看到整个城市在围着静止的旅馆顶层旋转。到了旅馆内部，因空间迷宫似的回旋，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还会持续。纯粹的幻觉建筑，时空纯粹的花招，这还是建筑吗？充满趣味，引起幻觉，这是所谓的后现代建筑吗？没有内与外的接触面。玻璃外墙仅仅映照出环境，并向后者反射它自己的形象。因此它们比任何石墙都更加不可跨越。它们同戴墨镜的人十分相像。目光被隐藏在墨镜之后，对方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无论何处，界面的透明性都以向内的折射而告终。随身听，墨镜，自动化家用电器，多重控制汽车，直至与计算机的永久对话，一切被夸大其辞地称为“沟通”和“互动”事件的结局，是每个单细胞体退入自身公式的阴影中，退入它自主管理的巢穴和人工免疫性中。类似邦拿温切尔的建筑声称自己是个完美的微型城市，能够自给自足。但是，与其说它们与城市之间有互动，不如说它们令自己从城市中脱离了出来。它们再也看不到城市。它们像一个黑色表面那样将城市折射。再也无法从建筑中走出来。另外，它的内部空间错综复杂，但没有秘密，就像在一些游戏中，必须把所有的点连起来，却不能令任意两条线相交。在这里也是如此，一切都在相互交流，却从来没有两道目光会相互交汇。一个化过妆的男人，戴着长长的鸟嘴，披着羽毛，穿着一件黄色带帽风衣，一个乔妆打扮过的疯子在市区的人行道上向前走，然而没有人，没有人看他一眼。在这里，人们不会看别人。人们太害怕对方会扑到他们身上，提出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请求，性、钱或爱方面的请求。一切都充满了梦游症般的暴力，必须避免接触，以逃脱可能产生的失控状态。既然疯子都已被释放，那么每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潜在的疯子。一切都那么不正式，克制和礼貌如此少见（唯一的礼貌是表皮的永恒微笑，但它只能提供微乎其微的保护），以至于你会觉得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爆发任何事，觉得某种连锁反应可能会令这一潜在的歇斯底里症突然发作。纽约也给人同样的感觉，在那里，恐慌仿佛是城市街道的特有气息，有时，恐慌会演变成巨大的故障，例如1976年的故障。在周围，彩色玻璃墙面像一张张面孔：都是毛玻璃表面。仿佛里面空无一人，仿佛面孔后面空无一人。的确空无一人。这就是理想城市的样子。第一国际银行。克罗克银行。美国银行。五旬节储蓄银行（哦不，后者是个教堂）。所有银行都集中在市中心，周围是一些大的航空公司。金钱是流动的，就像神恩，它永远不是你的。来要钱，是对神的冒犯。你值得接受这种恩典吗？你是谁，准备用它做什么？你被怀疑想要把它用作某种用途，而且无疑是邪恶的用途，因为处于流动的、无时间性的金钱是如此美丽，正如放在银行里的、被用于投资而不是被用于花费的金钱。你太可耻了，亲吻那只把钱递给你的手吧。对金钱的所有权就像权力，的确是很灼人的，需要有人为我们冒这个风险，而我们应该为此对他们永怀谢意。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下不了决心把钱存到银行的原因，因为我担心自己永远没有勇气把它取回来。当你前去忏悔，把你的罪孽寄存在牧师的良心中时，你曾把它们取回来过吗？另外，这里的气氛就像是忏悔室的气氛（再没有什么比银行更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场所）：承认你有钱，承认这是不正常的。是真的：有钱是一种骑墙状态，银行会将你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们对你的钱很感兴趣”——它对你敲诈勒索，它的贪婪没有边界。它厚颜无耻的目光揭露了你的私处，你被迫交出自己来安抚它。某天，我想清空我的账户，把所有钱以现金形式取出来。银行员工拒绝让我带着一笔数目如此巨大的钱离开：这是下作的、危险的、不道德的。我是不是至少愿意要旅行支票呢？不，都要现金。我疯了：在美国，如果你不信仰金钱和它神奇的流动性，还号称要随身携带现金，那么你肯定是完全疯了。金钱是肮脏的，千真万确。用所有这些混凝土和金属的避难所保护我们免受金钱之害，这样做并非多此一举。因此，银行履行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它的建筑构成了每座城市纪念碑式的心脏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美国》（Amerika），或称《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为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所著，于1927年在德国出版的未完成长篇德语小说，记录16岁的少年卡尔被“流放”美国的历险。图为Amerika 1927年版书封。
黎明最美的景象之一：圣莫尼卡码头，翻飞的白色浪花，威尼斯地平线上灰色的天空，俯瞰着沙滩的淡绿色或绿松石色的旅馆，和破败的、鳞次栉比的汽车旅馆，这些汽车旅馆的灯都黏糊糊的，墙上涂满涂鸦。第一道波浪已被几个失眠的冲浪者占领，棕榈树还留有繁荣的二十年代的优雅，显得那么忧伤，还有旋转木马。向长滩延伸的海湾像里约热内卢的伊巴尼玛（Ipanema）海湾一样辽阔，唯有它可与后者相媲美。但是，里约热内卢的滨海地段是骄傲的，豪华的，自命不凡的（但还是很美），这里的城市与之不同，它们的尽头几乎像是伸入大海的一片荒地，就像一个洗海水浴的市郊，而城市保留了市郊那种朦胧的魅力。拂晓时分，这里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海岸，几乎像是渔人的海岸。西方世界终结于一个缺乏意义的海岸，正如某次旅行在抵达终点时就失去了意义一样。洛杉矶这个辽阔的大都市像沙漠一般，同样游手好闲地搁浅在大海上。“生存或是死亡”：圣莫尼卡码头上神秘的涂鸦。因为归根到底，生与死，我们无法选择。你活着，就活着，你死了，就死了。正如我们说：“做你自己，或者不做！”这很愚蠢，却也神秘莫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应该紧张地生活，否则就消失，但这种理解很平庸。按照别的模式，“付账或死亡！”（Pay or die!），“要钱还是要命！”，它就变成了“生存还是生存！”还是很愚蠢，因为你不可能用生存交换它自身。然而，在这一无法调和的同义反复中，有一种诗意的力量，正如诗意存在于其他任何没什么需要得到理解的地方。最后，这一涂鸦的教训可能是：如果你比我更傻，你就会死亡！别人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我把时间都花在了沙漠和公路上。别人从概念的发展史中汲取他们的材料，我则从时事，从街道活动，从自然美景中汲取我的材料。这个国家是天真的，所以你不得不天真。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反映着原始社会的特征：技术、媒体、彻底的仿真（生物的，社会的，立体声的，视频的）都以一种原始的、原初的状态发展着。无意义规模巨大，甚至在大都市，沙漠仍然是原始舞台。空间的开阔，语言和性格的简单……我的猎场是沙漠、山脉、高速公路、洛杉矶、西夫韦超市、萧条的市镇或市区，而不是在大学的报告厅。我对沙漠，对他们的沙漠的了解，比他们还要深入，因为他们向自己的空间转过了身，就像希腊人向大海转过了身一样。我从沙漠中学到的关于美国具体社会生活的知识，比从任何官方或知识界的聚会中学到的都要多。美国文化是沙漠的继承人。沙漠并不是城市的对立面，它们指出了每种人类制度背后的空虚和根本的赤裸。由此，它们将人类制度视作空虚的隐喻，将人类成果视作沙漠的连续性，将文化视作一种海市蜃楼，和拟像的永恒性。自然界的沙漠将我从符号的沙漠中解放了出来。它们教我同时去解读表面和运动，地质和静止。它们创造了一种被根除了其余一切——城市，关系，事件，媒体——的视野。它们诱发了一种将符号及人类沙漠化的令人兴奋的视野。它们构成了精神的边界，在这边界上，文明的所有举动都遭搁浅。它们处于欲望的领域及其周边之外。我们总是需要呼唤沙漠来抵御意义的过剩，抵御文化意图和追求的过剩。它们是我们神秘的操盘手。瑞摩鞍—卡米诺塞罗—蓝色峡谷—水银谷—塞克莫瑞峡谷—圣拉斐尔荒野夜幕降临。开了三小时车后，我在圣拉斐尔荒野中迷路了。追随最后一线阳光不断向前，接着追随打在河床沙子里的车灯的亮光，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四周黑暗笼罩，很可能一夜都将在黑暗中度过，但威士忌制造了一种美妙的放纵感。终于，在坠入地狱般的两个小时车程之后，我在天际，在卡米诺塞罗山脊上重生了，还从上面看到了圣巴巴拉的灯光构成的开阔夜景。穿过四四方方的柑橘林来到这里。柑橘林有着几何学的深绿色，铺排在浅褐色的山腰上。托斯卡纳也有类似的小山丘，其上覆盖着起伏的青草，仿佛动物的毛皮。一条路两侧种着五十棵棕榈树，每棵都高度一致，并且绝对对称。这条路通往种植园主的房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很微小，所有的百叶窗都紧闭着。这看起来像某个殖民地风景，但事实上，这是位于红杉国家公园脚下的落基山脉西坡。往下走能到达一个不算是城市的城市，也像柑橘林那样四四方方，里面住着墨西哥裔奴隶，从他们主人那里买下了很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产的老式雪弗莱汽车。通往下面的是一条两旁种着夹竹桃树的小路。逐渐显露出来的，是城市本身，完全没有任何中心，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这一点简直无法理解。沿着街道上坡，复又下坡，却无法找到任何类似中心点的东西。甚至连银行，连行政建筑，连市政府都没有，这个城市没有坐标，它就像个种植园。唯一有生命的符号：一面美国国旗，就插在那个死去的中心——那个旅馆近旁。这是唯一一栋三层建筑，它那破破烂烂的窗帘穿过破碎的窗玻璃，在傍晚的热风中飘扬。房间的门甚至打不开，墨西哥老板找不到钥匙了。价钱低得可笑。只要花上20美元，就可以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然而，在每个房间里，尽管床垫塌陷，镜子被灰尘夺去光泽，电视机却一直开着——看起来不是为任何住客而开——那些随时会被风吹开房门的房间如此，那些甚至再也不会开门的房间也是如此。你可以在街上透过窗帘看到电视，或者至少看到它们的反光。所有走廊——廊上地毯都已经磨损得露出线条经纬——都只提供一个简单的符号：EXIT。你可以从任何方向出去。你可以只花普通汽车旅馆一夜的房钱，在这里租三个房间， 并且住上一个星期。这可能是四十年前，当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的有钱人逃往凉爽的山区时，途中下榻的旅馆。今天，它始终是陷入无可挽回的衰退命运的波特维尔的心脏。但这里太热，人们根本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夜幕在波特维尔上空缓缓降临，周六晚上的狂热开始了。《美国风情画》之85版（Ameriozn Graffiti 85）。所有汽车都在长达两英里的主干道上上上下下，缓慢或快速地行进，这是一种集体游行，人们喝着酒，吃着冰淇淋，车上的人互相打着招呼（而白天大家在开车时都不会去看别人），音乐，有线广播，啤酒，冰淇淋。比较起来，这与拉斯维加斯长街（Strip）夜晚缓慢移动的车河，或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行列是同一种仪式，只不过在这里变成了每周六晚的乡村童话。唯一的文化元素，唯一的移动元素是汽车。没有文化中心，没有娱乐中心。一个原始社会：同样的主导者身份，同样的对行动的集体空想——早餐，电影，宗教服务，爱情与死亡，一切都在汽车上进行——整个生活当做一个免下车（drive-in）服务。太壮观了。一切都归于这支光亮、安静的潜水装队伍（因为一切都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发生，没有速度的变化，也没有人超车，这些同样是有着自动变速器的流线型怪物，在车队中一辆接一辆平稳地向前滑行）。夜里不会发生任何别的事。除了在城市一隅，在聚光灯下，在马匹扬起的灰尘中，离棒球场不远处，有一群12到15岁的女孩子在疯狂地奔跑，真正的西部片女孩，一场竞赛。而次日早上，星期天早上，荒无人烟的以及无法与沙漠彼此区别的街道上，有一种超自然的宁静。空气是透明的，四周都是柑橘树。夜晚的汽车仪式过后，一切都被抛弃在过于宽阔的大道的光线中，熄了灯的商店，半梦半醒的加油站。自然的、孤儿一般的光线，没有明亮的路灯或广告牌。只有几个墨西哥人开着他们的长车四处揽客，和几个最早起来的白人，在他们开放式的门廊前洗车。星期天早上的明亮是全无意义的。这是整个美国的全息摄影的微缩模型。死亡谷依旧巨大、神秘。火，高温，光亮，一切献祭元素。每次都得带点东西到沙漠献祭，把它作为牺牲品献给沙漠。一个女人。如果有什么东西不得不在此消失，某种与沙漠的美丽相当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女人呢？再没有什么比共生现象（宽松的衣服，慢节奏，绿洲）——例如我们在沙漠本土文化中所发现的——更不符合美国沙漠的特征了。在这里，和人有关的一切都是人造的。火炉溪（Furnace Creek）是一个装有空调的人工合成绿洲。但是，高温之中人造的凉爽，自然空间之中人工的速度，灿烂阳光下的电灯光线，或者偏远赌场之中的人造游戏，没什么比这一切更美。瑞内·班海姆（Reyner Banham）是对的：死亡谷和拉斯维加斯是不可分离的，必须全盘接受，不变的持续性和最疯狂的瞬间性。在空间和赌博的乏味之间，在速度和花费的乏味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亲缘性。这就是美国西部沙漠的独特性，一种暴力的、强烈的并置。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必须接受整体，因为正是这种冲撞造就了美国式的生活明亮、令人振奋的一面，正如在沙漠中，每样事物都是沙漠魔力的一部分。如果你在评价这个社会时，目光稍带一点道德、美学或批判的色彩，那么你就会抹杀它的独特性，后者恰好刚刚向评判提出了挑战，并神奇地混合了各种效果。躲避这种混杂和过度，就是回避它向你提出的挑战。对比的强烈，正面与负面效果的含糊不清，人种、技术、模型的掺杂，拟像和影像的华尔兹，这一切在这里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你必须接受它们那甚至有些不可理解的前后更替，就像接受梦的各个元素一样，还必须把这一运动看作一种不可抗拒的、基本的事实。别处谈论的区别在这里几乎没有意义。辨别某种美国式礼仪的特征——事实上，这一礼仪时常远胜过我们的（我们是“高度文明”的国家）——并据此指出美国人是野蛮人，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把死亡谷这一崇高的自然现象与拉斯维加斯这一可鄙的文化现象相对立，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方是另一方隐藏的面孔，它们在沙漠中彼此呼应，一方是皮肉生意和表演的顶点，另一方则是秘密和沉默的顶点。尽管如此，死亡谷本质上有某种神秘的东西。犹他州和加州所有沙漠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的美。但这里的沙漠是另外的东西，某种崇高的东西。笼罩着它的超自然的热气，海平面以下的倒置的深度，景观的水下地貌特征，盐质表面和泥巴山，高山将它包围，令它成为了一个内部的神庙，一个传授奥义的——由于它的地质深度和未成形状态——柔和的、阴森的场所。死亡谷一直令我震惊的，是它的温柔，它的色彩的清淡优美，它的化石面纱，它的矿物之歌雾一般的幻觉。没有任何阴郁或病态的东西：一种圣特蕾莎曾经历过的神秘恩宠，在其中，每样东西都是可感知的，空气的矿物的温柔，光线的矿物的本质，色彩的微粒的流动，高温中身体完全的外向性。另一个行星（无论如何比人类更早）的碎片，另一种更为深刻的时间性的承载者，你漂浮在这一时间性的表面，就像漂浮在含盐量很高的水中。令感官和思想麻痹的，令人感觉自己属于人类的，是看到面前这个纯粹的、在一亿八千万年里没有起任何变化的符号，也就是关于你自身存在的冷酷的迷。这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重生的地方，与色彩的物理光谱，与这先于我们而存在的非人类形变的幽灵同时重生，我们的历史形式依次是：矿物的，植物的，盐性沙漠，沙丘，岩石，矿石，光，热，土地曾拥有的一切状态，它曾经历过的一切非人类形式，后者在唯一一种编选视角下，被聚集了起来。沙漠是身体内部沉默的自然外延。如果说人类的语言、技术、机制是其建构能力的延伸，那么沙漠是其缺席能力的延伸，是其消失形式的理想图景。从莫哈韦（Mojave）出来，班海姆说，十五英里之内，很难调整自己。目光无法再停留在近处的物体上。准确地说，它无法再停留在任何物体上，一切阻断视线的人类建筑或自然构造对它来说都是令人厌烦的障碍，只会影响目光完美的延伸。从沙漠出来，无论走到哪里，眼睛都会重新在脑中描绘完美的虚空，它能做的，只是透过人类居住区，透过所有风景，想象它们背后水印一般存在的沙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掉这个习惯，而且永远无法根除。将一切实体都从我身旁移除……但是，沙漠和某个能够被移除一切实体的空间不是一回事。同样地，沉默和能够被去除一切噪音的东西不是一回事。无须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因为这也是时间的沉默。死亡谷甚至不缺少电影的透视缩短效果。因为这里神秘的地质状况也是一个电影剧本。美国的沙漠是一出非凡的戏剧，不像阿尔卑斯山的风景那么具有戏剧性，也不像森林或乡村那么多愁善感。也不像凡俗的澳大利亚沙漠那样受侵蚀又单调。也不像伊斯兰世界的沙漠那么神秘。它是纯粹的、地质学的戏剧性，把最尖锐的、最具延展性的形式和最柔和的、最淫荡的水下地貌形式结合在了一起——地壳的整个变质作用都在这里，以一种综合形式，以神奇的捷径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地球及其元素的所有智慧都被集中在这里，在一种无与伦比的景观中：这是一部地质学巨片。电影并不是将沙漠的电影化视角提供给我们的唯一手段，自然本身在人类登场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这里实现了它最美好的特技效果。死亡谷国家公园（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是美国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干旱的大盆地里内华达山脉东部的加州和内华达州。该公园包围着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的西北角，而且包括盐滩、沙丘、崎岖地、山谷、峡谷和群山等多样化的沙漠环境。[图源：visitcalifornia.com]试图将沙漠去电影化，令其保留原初本质，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两种形象已经完全叠加，而且叠加还在继续。印第安人，台地，峡谷，天空：电影已吸收了一切。但这是世界上最摄人心魄的景观。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喜欢“真实”的沙漠和茂密的绿洲？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的甚至超级现代的人来说，唯一摄人心魄的，是这样一种自然景观，它既呈现出最动人的深度，同时也呈现出对这一深度的彻底模拟，正如波德莱尔能够在人工痕迹中找到真正的现代性的秘密一样。就像在这里，时间的深度通过原野的（电影化的）深度显现出来。大碑谷是地球的地质学，是印第安人的陵墓，是约翰·福特的照相机。它是侵蚀，是灭绝，但同时也是移动摄影和视听影像。这三样东西混合在我们对沙漠的视觉中。每一阶段都以微妙的方式终止了前一个。对印第安人的灭绝结束了风景的自然的宇宙节奏，因为几千年来，他们神秘的存在一直同这些风景紧密相连。随着开拓者文明的到来，一种极为缓慢的进程被一种更快的进程所取代。但五十年后，这一更快的进程本身被电影移动摄影接替，后者令这一进程的速度变得更快，并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电影中的印第安人角色令他们复活，终止了他们的灭绝过程。因此，这一风景承载了所有地质学和人类学事件，连最新的一切事件也不例外。西部沙漠特别的舞台装置术由此而来，因为沙漠结合了最久远的象形文字，最强烈的光亮，和最彻底的表面性。色彩在这里似乎细微化了，与物质相分离，衍射入空气中，漂浮在事物的表面上。风景由此给人幽灵般、鬼怪般，同时又是朦胧、透明、平静和变化多端的印象。海市蜃楼的效果也由此产生，同时也是时间的海市蜃楼，极度接近彻底的幻觉。岩石、沙粒、水晶和仙人掌都是永恒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不真实的，失去本质的。植被已经少到不能再少，但却是不可毁灭的，每年春天花朵都会奇迹般绽放。相较而言，光线倒是一种实体，如粉末般散布在空气中，令所有色调带上了彩色蜡笔画的细腻，制造出灵魂脱壳、灵与肉分离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谈论沙漠的抽象性，谈论一种有机的解放，这一解放超越了身体向肉体不存在状态的可鄙过渡——死亡那干燥、明亮的阶段，身体在其间完成腐烂过程。沙漠则超越了这一受诅咒的腐化阶段，这一身体的潮湿阶段，这一自然的有机阶段。沙漠是一种崇高的形式，它远离了一切社会性，一切多愁善感状态，一切性征。话语，哪怕是赞同的话语，也始终是多余的。爱抚没有意义，除非女人本身就是沙漠化的，拥有一种即兴的、肤浅的动物性，此时肉体就与干燥和灵魂脱壳状态结合在一起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而且是在万籁俱寂的环境下，夜晚在死亡谷中的降临是无与伦比的，夜降临在阳台上，降临在沙丘前，降临在汽车旅馆疲惫不堪的、透明的扶手椅里。温度居高不下，只有夜幕降下，被几辆汽车的前灯戳出几个窟窿。这里的寂静是人所未听闻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全部的听觉。不是寒冷的寂静，也不是荒凉的寂静，也不是生命的缺席的寂静，而是全部高温落在我们面前绵延数百英里的矿物区时的寂静，是轻风拂过柏得瓦特（Badwater）的盐土，抚摸电报山的矿床时的寂静。是山谷内部的寂静，是水下侵蚀活动的寂静，这侵蚀既发生在时间的吃水线以下，也发生在海平面以下。没有动物活动，这里的一切都不做梦，都不在梦中说话，每个夜晚，地球都沉入完全宁静的黑暗之中，沉入其碱性妊娠的黑暗之中，沉入其诞生时刻幸福的抑郁之中。在离开之前很久，我已经只生活在对圣巴巴拉的回忆之中。圣巴巴拉只是一个梦，它拥有梦的所有过程：一切欲望的疲惫的满足，凝缩，置换，行动的便利……这一切很快变得不真实。快乐的时光！今天早上，一只鸟飞来死在我的阳台上，我给它拍了张照片。但没有人会对自己的生命无动于衷，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也具有某种动人的东西。在此之前，我就已在想象中来过这里，于是乎，这一次的逗留就变成了前世生命的逗留。在最后几个星期，时间仿佛翻倍增加了，因为觉得自己已经不在这里，感觉自己每天都将圣巴巴拉——有着致命的温柔和平淡气息的圣巴巴拉——当作是某个永恒回归的命定场所那样在生活。在记忆的反光镜中，一切都消失得越来越快。在大脑调整时差的当儿，两个半月的印记就消退了，甚至比重新调整精神以适应欧洲的生理时差还要快。我们很难永久地保留对事物的赞叹和随吃惊而来的欣喜，很难保留事物的完整倾向。它们持续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它们发生的时间。过去，人们常常会重温一部电影，这是个美好的习惯，现在，这个习惯正在消失。我怀疑从此以后，我们会在死亡时，于一瞬间内重新看到自己的一生。永恒回归的可能性本身变得不确定：这一美好的前景假设事物会被纳入一种必然的、命定的接替中，这种接替会超越它们。然而今天并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事物只是被纳入一种软弱无力的、没有未来的接替中。永恒回归是无比微小的事物的回归，是碎片的回归，是某个微生物和非人类级别的固执重复，这不是对某种意志的颂歌，不是对某个事件的权威肯定，也不是尼采寻求的通过某个永恒符号令事件成圣，而是微处理过程的病毒性循环，尽管不可避免，却没有哪个强有力的符号会令这一循环对想象力产生致命影响（不管是原子弹爆炸还是病毒的内部入侵都无法被想象力命名）。包围我们的就是此类事件：都是些微过程，一经产生即被抹去。从加州回来意味着回到一个曾经看到过、曾经生活过但却不具备前世魅力的世界。你将这个世界留在那里，希望它会在你不在时发生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你，它过得很好，你回来了，它适应得很好。人和事互相协调，一切看起来都好像你没有离开过。我自己离开时毫无遗憾，再看到它时也就没有激动之情。人们对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另一个世界的新奇的关注。因而，最好是低调着陆，礼貌地回到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屏住呼吸，并把一些还在闪闪发光的图景保留在记忆中。美国和欧洲的对比与其说拉近了两者的关系，不如说显现了一种扭曲，一种不可逾越的断裂。分开我们的，不仅仅是时差，而是现代性的整个深渊。人是生而为现代人，而不是成为现代人的。而我们从来没有成为现代人。在巴黎，跃入眼帘的，是十九世纪。从洛杉矶回来，在十九世纪着陆。每个国家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宿命，它几乎明确地标明了它的特性。对于我们来说，描绘我们的风景的轮廓的，是1789年的资产阶级模式，和这一模式无止尽的衰败。对于它，我们无可奈何：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梦想而旋转。
*本文节选自让·鲍德里亚《美国》第三章“星形的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著。
**封面图为飘扬的美国国旗。[图源：burrosa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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