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 | 美国模式的强行及其影响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8.1-2002.1.23），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学术人》及《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与华康德合著）等。[图源：itfly]（点击查看往期推送：苦难的真相：政治营销与科学理性的博弈；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艺术的法则：权力场中的文学场；社会资本）

当今各欧洲国家所实行、各国际大机构（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给全世界的经济政策，都是援引自经济科学的权威。而事实上，这些政策都是基于今天由美利坚合众国所代表的独特历史传统及其一整套伦理—政治前提。（关于这一点，为预先尽可能避免误会，这里我要说明我没有任何反美主义的意思。我所说的反美主义，是指那种本质而先决的对某国人民或其某个代表的敌意。对美国的政治批评，实际上是反对一种统治关系，反对把这种统治关系永久化或强加于人的政策。这种批评能够并应该动员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实际上，反对“全球化”政策的斗争常常是美国人自己发起的。）

在那种最纯形式即最形式化的经济理论（从来都不像它自以为和让人以为的那样中性无偏），与借其名义或借其合法性实施的政策之间，有一些机构和人员。他们充满了各种预设。这些预设缘自人们沉浸在一个特定的、产生于一个独特社会史的经济世界。新自由主义舆论奉为模式的那种经济，它的某些所谓普世性特征，得自这样一个事实：它是沉浸（或嵌入[embedded]）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即植根于一种特定社会秩序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套信仰价值体系，一种道德世界观，总之，一种经济的共识。

《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生动地展现了美国模式下个人利益至上的经济共识，描绘了一段被金钱欲望裹挟的爱情故事。配图为2013年版《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海报。[图源：Skyminds.net]

所以第一，这个到处施行的经济政策模式，乃是将美国经济的特殊事例普遍化。这个模式因此给了美国经济一种巨大的实用、象征和竞争的便利，因为它是因其存在而为其存在辩护的。第二，人们要批评这个模式，不可能不批评美国（该模式的原型和范式），或其不可能不遭到先验的责难。尤其在德国，任何感觉上有涉“反美主义”的东西，都会遭更简洁责难。这个模式是基于一些公设（被宣称为理论上有根据、现实中有实效的假设）。第一个公设：经济是一个分离的领域，受一些自然和普世的规律主宰，政府不应阻挠。第二个公设：市场是民主社会有效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最理想手段。第三个公设：“全球化”要求缩减国家开支，尤其缩减社会权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认为这些开支既代价高昂又功能不良。

只要摆脱统治性观点所强加的象征影响，人们就会看到，这个模式并非出于经济理论的纯粹原则，而是出于一个特殊的社会传统——美利坚合众国社会传统的历史特征。我想简要提一下这个特殊的社会传统。第一，是国家的虚弱。已经缩于最小权威的国家，被极端自由主义的保守革命有步骤地削弱（这场保守革命由里根发起，克林顿延续，尤其是受到后者“福利改革”的推波助澜。所谓“福利改革”，是一个非凡的反义婉转说法，指取消对最贫乏者的帮助，比如单身母亲）。国家被削弱的后果，在美国这个悖反的社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这个国家在经济和科学上很先进，却在社会和政治上很落后。我想特别列举一系列趋同的事实。身体暴力独占世界榜首：由于公众拥有武器非常普遍，人身安全保障很糟糕（在美国有一个捍卫武器携带权的游说集团——全国来福枪协会[NRA]。持枪者人数达七千万，平均每年因枪击死亡三万人。这种制度化的对私人暴力的宽容，在其他发达国家无有其匹）；国家卸除其经济功能，出售国有企业，将公共资产（如卫生、住房、社会保险、教育和文化——图书、电影、电视和广播）变为商业资产，把使用者变为顾客，把“公共服务”转包给私人企业，放弃国家减少不平等的能力（在美国，不平等趋于超度增长），把社会功能下放到低层权力机构（地区、城市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自助”（self help）这个自由主义古老传统的名义（“自助”源自加尔文新教的信仰：上帝帮助那些自己救助自己的人）和保守地赞颂个人责任的名义。这种个人责任，让人把失业或经济上的失败首先归咎于个人本身，而不是问咎于社会秩序。另外，如弗朗茨·舒尔特斯（Franz Schultheis）指出的那样，这种个人责任通过“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的模棱概念，要求每个个体自己置身于市场，让自己成为某种他自己的承揽者，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结果，是使那些被市场抛弃的人的苦难上又增添了一种负罪感。“美国民主”，与各种赞歌让人相信的相反，充满了严重的功能失调，如极高的投票弃权率、资助党派、依赖媒体和金钱、游说压力集团过分的作用，等等。

第二，美国社会无疑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普及推到极致。马克斯·韦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身上找到了这种精神的典范体现：他狂热地寻求资本增长，将其变为“使命”（beruf, calling）。算计的心态无例外地渗透一切生活和实践领域。这种心态已内化在制度中（比如所谓“校园市场”)和日常交换中。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出生于美国麻省波士顿，美国博学家、开国元勋之一。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发明家，同时亦是出版商、印刷商、记者、作家、慈善家、共济会的成员。[图源：Wikipedia]

第三，崇拜个体和“个人主义”——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是美国社会科学诡论的支柱之一（根据多罗蒂·罗斯[Dorothy Ross]）。经济科学基于一种行动哲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行动哲学只愿、只能承认孤立的个体有意算计的行动，追求有意设定的个人自私的目的。至于集体的行动（比如政党、工会或协会这些代表制机构组织的行动，还有国家这个负责制定并确立集体意识和意志、促助增强社会团结的机构），经济科学不仅难以作出解释（“搭便车”的问题），反而将其归结到孤立个体行动的简单聚合（因为看不到这些集体是解决和转化冲突的方法，是发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原则）。正是这样，经济科学事实上排斥了政治，将政治归结为一群个体的行动。这些个体的行动，就像在隔离的秘密投票室完成的投票，与孤独地在超市购物的行为完全相等。经济学（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潜在哲学，乃是一种政治观念，在经济性与社会性之间设立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认为经济性受控于市场流动、高效的机制，而社会性则纠缠于传统、权力和不可预见的激情和任性。

第四，美国圣经另外一个根本论调（根据多罗蒂·罗斯），是大赞美国社会秩序的活力和灵活性（把僵化和害怕风险归到欧洲社会，衬为反论）。这种赞美把效率和高产与一种高度的灵活性相并联（其对立面是较高社会保障相联的束缚限制），甚至把社会的不安全作为集体组织的积极原则，认为这样的组织能够产生经济上更有效、更高产的个体。【原注：然而人们也可以看到一种高生产率，是与一种高灵活性与高社会保障相联。一些不同传统的社会的经济就是如此，比如丹麦经济】 美国的劳动关系是将社会不安全制度化（尤其是新型的劳动合同），并使工作时间和作息表、好处、晋升希望、评估形式、报酬类型、退休等日益专门化，以适应企业和工作的特殊要求。所有这些都带来了工薪劳动的非社会化和劳动者有步骤地分化。

最后，第五，一个不安全又赞美个人主义和“自助”的社会，是一种新达尔文主义观念的体现（某些经济学家，如加利·贝克尔，公开表达这种新达尔文主义，尤其在一篇题为De Gustibus non estdisputandum的文章）。这种观念与欧洲社会运动史在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中所铭刻的团结的观念截然相反。

为了弄清美国模式如何得以普世化，不应只看到金融市场、跨国大企业（尤其跨国银行）和诸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所强加的经济压力和制约，看到共产主义苏联崩溃后单极垄断的形势，而是应当重视那些“智囊”、“专家”，尤其是记者所产生的象征影响。记者由于新闻界的结构性限制，听命于统治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些人和机构，借助不同的形式，如思想的懒惰和消极、科学主义、时髦（显得悖论）或保守，在灌输新的思想规范。这一切，都带有欧洲人自己的同谋，其逻辑不能不令人想起“殖民化”。

（德国）洛居姆，1999年10月

*本文节选自（法）布迪厄《遏止野火》“美国模式的强行及其他”，河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大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著。

**封面图为面值100美元的纸钞。[图源：Wikipedia]

〇编辑：林岭    〇排版：烟波

〇审核：灵雎 / 孜然

〇专题策划人：二氧化龟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