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韦伯特别纪念专题回顾】韦伯思想的一个指引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4.21-1920.6.14） [图源：Wikipedia]

再没有什么比阅读文字和激活思想，能够更好地纪念一个思想家了。我们之所以策划本次“百年韦伯特别纪念专题”，最终的目标是向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献上真诚的纪念。因此，本次专题的文献选取和编排标准，是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韦伯逝世后一百年间的思想传承、争论与发展。但众所周知，经典社会思想家的关注点始终是总体性的，他们的学术影响涉及各个层面，跨越整个世界，后世的研究和讨论更是汗牛充栋。在这种处境下，如何有条理有脉络地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尽可能完整的韦伯思想的“世界图景”，便是困难所在。

本次专题的入手点是首先回到韦伯思想本身。这既是纪念韦伯的题中之义，更可以为整个专题奠定地基。所以我们在专题最初推送了韦伯的三篇经典文本，让韦伯本人的思想从其文字中生发出来。这三篇经典文献的选取，不求全面呈现出韦伯整体的思想主题，而是尝试锚定基本的视角，进而探寻出韦伯思想的几个重要脉络。我们选取的第一篇文章是韦伯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写的导言：“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在这篇文章中，韦伯提出了“理性化”问题。简要来说，就是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着普遍理性化的命运，这不仅是西方特有的文明特质，更是现代世界的普遍进程。第二篇文献选取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韦伯的代表作，其中形成的“新教伦理命题”不可简单理解为新教导致了资本主义，更需要被把握的是这样一个行动模式：作为宗教价值的观念如何通过对现代个体行动的影响，塑造出一个独特的现代文化。第三篇文献则选自《中国的宗教》，彰显了韦伯的“中国命题”：中国文明何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我们想以此来打开韦伯“中西文明比较”的理论视野。通过清教徒人格与儒家人格的具体比照，韦伯将文明理想落实到价值个体或历史个体之上。这三篇基础文献，为整个专题开拓出了三条有所交织的思想路径，让我们拥有了探寻韦伯思想世界的可能。所以，接下来的二、三和四、五部分的文献，将大致对应着理性化、新教伦理和中西文明比较这三个韦伯思想主题。更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三个主题分别集中表现在德国、美国和中国这三个文明形态的韦伯研究中。这当然不代表三个国家的韦伯研究像瓜分蛋糕一样瓜分韦伯的思想，但这个现象至少表明，即便是共同吸收着韦伯的思想遗产，不同的文明形态却在这个吸收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

【No.1】营利或追求利润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无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指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在于合理的自由劳动力组织以及合理的技术、司法和行政机构，是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形态。

【No.2】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举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勒紧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相反在心理效果上，将财货的取得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解开利得追求的枷锁，使之合法化，并且（在上述意味下）直接视其为神的旨意。

【No.3】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清教徒与儒教徒都是“清醒的”。但是清教徒理性的“清醒”建立在一种强力的激情上，这是儒教所完全没有的；同样的激情也曾鼓舞着西方的修道士。

马克斯·韦伯首先是德国人。无论我们多么强调韦伯理论的普遍性，也无法忽视德国思想对他的滋养。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首先选取了洛维特、马尔库塞和施路赫特这三个德国学者的韦伯研究文献，以表明德国学界对于韦伯思想的传承。这三个学者代表了韦伯之后的德国三代学人，他们讨论韦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集中在“理性化”问题上。洛维特不仅开创性地将韦伯与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对比，更从德国思想史变迁的角度，凸显出韦伯思想的时代意义。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两个社会思想家的差异，更是两人共同的德国思想源流和时代关怀。理性化与自由伦理之间的张力，也在他的解读中首次凸显出来。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融合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全面批判。因此，马尔库塞极大推进了韦伯理性化主题，在他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中，理性化问题甚至得到了最激进的表达。当然，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或许片面理解了韦伯“理性化”命题。所以到了施路赫特这一代，德国学者选择重新整理韦伯的经典文本，并在整理的过程中重新建构和解读韦伯的思想。施路赫特的研究，不仅揭示出了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为重新理解韦伯和西方现代文明进程打开了新的空间。

【No.4】对韦伯来说属于“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东西，对马克思来说无非是人性的一种“史前时期”；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历史所开始的地方，在韦伯看来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念”之伦理开始的地方。

【No.5】韦伯关于技术理性与资本主义理性的同一性认识使他难以看出，建立了“奴役外壳”的是统治理性，而极端技术理性能成为人的解放工具。就其把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放入对形式合理性的定义中来说，韦伯的分析并不完全摆脱价值。

【No.6】在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

相对于德国过于浓重的思想特色，美国的社会理论家们在继承韦伯的思想遗产时，似乎更为“轻快”一些。我们在这部分选取了帕森斯、舒茨与卡尔伯格的相关文献。严格来说，这三人并不构成三代人，但却可以呈现出韦伯研究在美国社会理论界的主要趋势。帕森斯毫无疑问是一个必须被提及到“韦伯门徒”。作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第一个英译者，帕森斯带着传教式的热情将韦伯思想的火种带到了北美新大陆。他以自己构建的一般行动理论来解读韦伯，特别强调以宗教观念为表征的终极理想价值对于个体行动的影响。除此之外，帕森斯对于韦伯还有葆有师徒般的崇敬之情，读来尤其让人感动。与帕森斯追求系统化理论的抱负相比，舒茨似乎更倾向于从微观的社会行动入手，追问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但舒茨与帕森斯的差异或许被过分夸大。在舒茨对韦伯“理解社会学”的“重构”中，我们看到了他极富天才地吸纳伯格森和胡塞尔的思想。就像帕森斯综合了各大经典思想家一样，舒茨也力图通过行动分析来揭示社会世界的文化底蕴。两人对于韦伯的创造性解读共同构成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丰沃土壤。卡尔伯格可算是当代美国社会学界的另类，他特别反对美国流行的诸多理论，比如说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等等。在重新解读韦伯文本的过程中，他发现当代美国社会学特别忽视观念的重要性。卡尔伯格在韦伯的宗教研究中发现观念具有自主性，而由观念形成的世界观，构成了一个社会中共同的文化信念或终极理想。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新英文版的译者，卡尔伯格不仅延续了帕森斯和舒茨对于宗教观念和文化意义的重视，更将韦伯的世界观研究应用于分析美国特殊的文明构造。因此，卡尔伯格在世界观研究基础上强调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便是一种“文明社会学”研究。

【No.7】尽管有这些方法论上的局限，却已经有可能通过分析韦伯的理论当中那些带有全局意义的地方，得出一种一般化行动体系的结构的明确图式。

【No.8】韦伯是最早挺身捍卫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对抗政治或道德－意识形态的人。唯有明白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周遭世界的独特结构乃社会科学的唯一对象之后，我们才能着手处理方法学的问题。

【No.9】直至今日，禁欲新教各教派和教会，对美国的政治文化所施加的影响，仍举足轻重。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很多关键要素，追根溯源，都和占主导地位的新教传统本身，以及教堂会众本身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有关。

身处于不断变动和遭受冲击的文明传统中，中国的学者很早就认识和体会到韦伯思想对于反思和激活本身文明的重要意义。社会学“祖师爷”费孝通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新近发现的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不仅表明费老很早就关注于到了韦伯的学说，更体现出中国学者如何以健壮的文化之“胃”，来吸收外来之思想与文明。费老在解读韦伯理论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生活系统”和“人格形态”，这既是韦伯思想的要害，更与中国人对于学问与世界的理解密切相关。苏国勋老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是中国学者研究韦伯的第一本专著，奠定了国内韦伯研究的基调。他在书中以中国学者特有的敏锐，提出了“以行动化解紧张”的主题，准确地抓住了韦伯的人格和思想特质，生动地描绘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在具体而微地推进理解韦伯思想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基于本身的文明语境，以自信的态度反思韦伯对于中国的判断乃至整体思想学说。刘小枫老师就以雄健而具有穿透力的文字，为我们简要梳理了中国学者对于韦伯“中国命题”的反思与回应。他在思想史的纵横捭阖中，号召我们跳出解读韦伯的既定框架，将韦伯为一个思想突破点，以更加深入地进入到中西方的文明传统中。“重新阅读西方，重新理解中国”。这一精神气魄深深影响了随后几代的韦伯学者。

【No.10】十五六世纪，欧洲社会正值中古和近代交替之际，新教缘是产生。提倡天职论的路德是中古封建社会的忠臣，想维持传统组织。提倡现世克己论的加尔文则认为新的经济生活并不和宗教精神冲突，其教义中包涵了资本主义精神。

【No.11】行动能化解精神紧张，但内心的冲突和压力感能被化解吗？对这个问题，韦伯的一生做了存在主义的回答：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其行动之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他本人是否能驾驭他的各种角色之间和他的“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冲突。

【No.12】在西欧出现的现代世界的独特之处究竟何在？由韦伯的论点——现代世界只能由西方基督教世界观促动出发，由此可以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不能提供这种酵素？

按理说，第五部分选取的文献也属于中国范围，应该视为第四部分的延展才对。之所以要单拎出来，是为了特别强调当下中国的韦伯研究进入了或者应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五部分的中国学者相较于第四部分，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上一代的国内韦伯研究传统，一方面又以宽广的视野吸收第二、三部分表现出的国外研究传统，同时结合了细致的文本阅读和真切的时代感悟，打开了韦伯研究的新视域。韦伯的思想不再是异己的传统，而是融入到了中国人的血脉中。李猛老师在《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一文中，综合梳理了德国的韦伯研究传统和美国的韦伯研究传统。通过借鉴施路赫特等人重构文本和卡尔伯格价值理性化的思路，李猛老师从切身的存在经验中提出了“伦理理性化”的观点，翻新了既往的韦伯研究“范式”。这一观点对当前的韦伯研究影响极大，不同学者随后分别从学术、政治、经济等各个维度扩展和深化“伦理理性化”的复杂面向。渠敬东老师的访谈则表露了一个自信的立场，韦伯无论多么伟大，思想多么深邃，他最终要回应的是自身文明面临的时代问题。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做一个尾随者，真正吸收了韦伯精神的人，绝非言听计从的门徒，而是像韦伯一样挺立、勇敢地认识自己、传承和激活自身文明传统的人。韦伯的思想让我们认识了现代社会的命运，但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探索未来的可能性。在这部分的最后，我们以李猛老师一篇非常关键的采访稿来结束整个专题。在这个采访中，李猛老师概括总结了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和思想界对于韦伯遗产的接受和吸纳。从现代化理论到理性化命题再到文明比较研究，中国学人在一步步地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认真对待韦伯思想的，不仅仅是社会学这门学科，而是涵盖了整个人文社科界。中国人纪念韦伯的最好方式，是将其人格和精神内化到自身的生命和思想里，通过韦伯这座桥梁，去思考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去承担眼下的责任。

【No.13】要理解韦伯的问题，就需要做韦伯的同伴。需要和韦伯一起，甚至走得更远，站得更高，在腾布鲁克、洛维特—亨尼斯与施路赫特的基础上，考察韦伯留给现代社会的，无论思想和实践中都始终难以逃避的问题：理性化与自由。

【No.14】对中国人而言，科学工作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而处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是一件更艰难的事情，我们不仅要理解韦伯的“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之间的复杂性，而且要理解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No.15】韦伯在中国学界发挥的作用超出了他在英语甚至德语学界的作用，他带动了一个整体性的事业，使人们从文明的角度去思考他提出的问题。现代制度与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人关心和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角度。

总之，本次专题的文献选取，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以韦伯经典文本作为原点，不断朝向世界诸文明打开的过程。各个文明形态中的韦伯研究也有着脉络与传承，有自己的推进和发展。但这个不断打开的过程最终不是走向多元，而是最后弥合在我们自身的学术脉络和文明传统中。一百年是一个周期，一个轮回，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韦伯的研究，势必要从文明比较这个视野继续展开。当然，我们的专题策划也有明显的缺点，限于规模和篇幅，我们只集中选取了德国、美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的相关文献。不仅三国之内还有着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而且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乏优秀的韦伯研究者，比如法国的雷蒙·阿隆，英国的吉登斯，甚至台湾地区也有规模不小的韦伯研究群体，比如顾中华和林端等等。但为了结构的完整和问题意识的集中，本次专题都没有选取。这必然是一个遗憾。感兴趣的读者们可以自己找来阅读。

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来纪念韦伯。瘟疫的蔓延造成了社会的隔离。一方面，隔离似乎增加了我们与许多事物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科技的发达似乎又消除了这一距离。这种真实距离感的丢失，未必就有利于生命和思想的成长。我们也许会加速陷入到一种普遍无间距和千篇一律的状态中。在这个迷失了距离感和分寸感的年代，如何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激发切身的感受，建立起实质的思想关联，变得越发的困难了。纪念一个思想家更是如此。我们希望这次的专题策划和文献选编，可以充当一个学术指引，为读者指引出一个略微清晰但未至整全的韦伯思想世界。文献中列举的前辈与老师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对韦伯始终保持着既亲切又有距离感的温情与敬意。也唯有如此，韦伯的人格特质和思想魅力才可能在跨越时空的交往中真切显现出来。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便是这个道理。

〇编辑：长木     〇排版：盆栽

〇审核：一叶/兰也

鸣谢

专题策划人：新阳（社会学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