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林友 | 毒品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高危行为的知识生产

兰林友，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7、2004年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2005-2006学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汉人社会研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代表作有《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再研究》。[图源：cuaes.org]

一、引言

目前毒品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日益严重。据《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统计，截至2015年6月份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已超300万，估计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尽管国家和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禁毒战争，建立缉毒警察队伍、强制隔离戒毒所、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等，2015年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有334家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近25万人；2015年底，全国设立了767个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在治吸毒人员18.7万余名，但禁毒效果并不理想。

当前毒品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除了传统毒品鸦片和海洛因之外，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类型日趋多样，如冰毒、麻古、摇头丸、K粉、甲卡西酮等。吸毒人数众多，阶层广泛，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依毒品来源而论，中国周边就有缅甸、阿富汗、老挝等世界最大几个罂粟种植国，海洛因走私非常严重，境内的海洛因大多数原产于缅甸，部分来自金新月的阿富汗。粤、川、桂则是境内冰毒晶体和氯胺酮的主要源头，新精神活性物质非法制造走私正在从长三角地区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展蔓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多发，土制海洛因等问题仍有存在，因滥用毒品导致暴力攻击、自杀自残、毒驾肇事等极端案件、事件也日渐增多。

美国士兵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的罂粟田中巡逻。阿富汗是全球最大的鸦片产区，赫尔曼德省约九成耕地种的不是农作物，而是罂粟。[图源：ekurd.net]

显然，如何应对日趋严峻的毒品与毒品问题，正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极大挑战。应该说，国内不同学科（如犯罪学、法学、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对此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探究的研究主题也相当广泛，如毒品犯罪（尤其是女性毒品犯罪）；吸毒原因；毒品问题、戒毒与禁毒模式、禁毒立法、美沙酮维持治疗、针具交换；复吸机理（特别是女性复吸的心理因素）；青少年吸毒问题、禁毒教育模式；新型毒品、使用行为与艾滋病的相关性以及吸毒者的社会救助、社会支持网络、监控救治。仅在2005年至2016年之间，就完成了与毒品问题相关的14篇博士学位论文和34篇硕士学位论文，可见毒品问题受到相当多青年学子的关切。其中，毒品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主要有夏国美、韩丹的著述。此外，亦有沈海梅主编的人类学研究毒品与艾滋病问题的论文集。

《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毒品、艾滋病与边疆社会》，沈海梅主编，201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图源：tl.zxhsd.com]

近年来，大陆和台湾还翻译出版了一批令人开阔视野的国外有关著作，其中有些作品呈现了毒品与恐怖式宣传不完全相同的另一面。如人类学的菲利普·布儒瓦（Philippe Bourgois）、周永明、刘绍华；社会学的苏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其他医学、历史学等的迈克·米勒（Mike Miller）、辛西娅·库恩（Cynthia Kuhn）等、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迈克尔·格索普（Michael Gossop）、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以及大卫·科特莱特（David T．Courtwright）等均有相关著述。

然而，我国从事毒品（包括原植物）及其毒品问题研究的人类学者极其有限，且研究主题局限于戒毒模式、青少年毒品问题与教育模式、公共卫生与艾滋病防治以及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在这其中，具有深度而聚焦于吸毒行为，尤其是在自然吸毒环境里做田野，由此撰写出像菲利普·布儒瓦（Philippe Bourgois）和杰夫·斯琼伯格（Jeff Schonberg）的《义气毒友》（RighteousDopefiend）那种具有穿透力的毒品民族志，尚不多见。毫无疑问，运用人类学的质性研究去获得应对毒品问题所需的数据与洞见（如新型毒品的流行趋势及其成瘾机制所隐含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为禁毒政策与公共卫生提出建言，正是人类学可以有所作为的一个努力方向。

自2006年开始，本人便在攀枝花进行公共卫生与吸毒人群的考察和田野调查，至2016年，转瞬之间10年。在这十年间，至少接触和访谈过200多个吸毒人员，不过，在吸毒人群中要想做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访谈，都极其艰难，更难以进行专业意义的证伪与测谎。最终，完整的深度访谈个案只有80个左右，不过，这些记录大多具备社会人口学特征、吸毒史、吸毒方式、吸毒药量、多药物滥用、毒资来源、违法犯罪行为与性行为学特征、戒毒史、复吸原因、美沙酮维持治疗、艾滋病防治的KAP调查等核心数据，有些还涉及敏感的乱伦、性侵或违法犯罪信息。当然，有些访谈对象因注射毒品过量或感染艾滋病，在尚未做完整个访谈，或访谈过后不久，便去世了。自然，也有一些关键报道人，如当年的项目同伴工作者始终保持着联系，可以动态追踪调查吸毒人群和毒品流行趋势，弥足珍贵。

本文主要探讨毒品人类学的民族志知识生产路径及其公共卫生意蕴。与生物医学、民族医学研究路径不同，疾病与健康的毒品人类学大致采取批判医学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视角，强调疾病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所以，注重深度理解社会与生物的连结，深刻剖析有关文化、行为、环境、社会结构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毒品民族志：高危行为的个案要素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介入毒品滥用研究之初，人类学就因其独特的主位视角研究而改变了人们有关毒品滥用者的认识。在毒品研究领域开创性的论文中，大多数毒品民族志研究聚焦于毒品使用以及如何维持毒品使用，进而探究毒品使用活动本身的社区意涵。这些研究指出，毒品使用并不一定认为是一种病理学，反而是被视为提高地位和声誉的活动。这些论文被许多人视为毒品民族志标志性篇章，促进了认知人类学的发展，拓展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至艾滋病爆发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在艾滋病流行病学的调查束手无策之际，运用民族志和质性调查研究则大显身手。毒品民族志的知识生产涉及众多方面与话题，如静脉注射吸毒人群、针头使用行为、不安全的性行为、非法毒品使用、青少年追逐新型毒品的动机和动力、艾滋病高发的原因等。这些民族志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流行病学调查所难得一见的细节。尤其是，在研究毒品滥用及其相关话题时，从隐秘人群中获得敏感的数据（如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趋势、新型毒品混合使用模式），民族志方法被证明尤其有效，具有很强的应用潜力，能够提出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策略。因此，民族志在确定主体和有效干预以遏制毒品成瘾者艾滋病病毒传播方面具有重要性，并成为毒品使用类型之关键监控工具。

2006年的秋天，我与攀枝花市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干预实践。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这才发现与平常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截然不同，最难做访谈的便是那些“以性养吸”或同时“以性养吸”与“以贩养吸”的吸毒小姐。有的访谈对象因生活奔波，忙于贩毒获取毒资，有的则是顾虑太多，根本不愿意敞开有太多隐痛的心扉，访谈仅能获得一点简单的记录而已。自然在美国同行的研究中，也发现同样情况，“在许多方面，对于外展工作者（outreach workers）和医疗人员（treatment personnel）来说，女性静脉注射吸毒人群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涉及性角色与成瘾的污名话题让这些女性成瘾者成为更难接近的高危人群之一。她们若是共用针头或从事卖淫的话，便是最难以干预的高危人群”。诚如毒品滥用民族志的权威菲利普·布儒瓦所言，“许多吸毒、贩毒的人都对从主流社会派来的代表抱有怀疑态度，不管调查者多么善解人意多么友好，他们都不愿向这些陌生人袒露自己滥用和非法生产毒品的内幕”。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被观察之后，那些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吸毒人员最终确认我并非是公安的卧底，对于他们并没有什么隐藏的危害，加上我们项目的同伴工作者所发挥的作用，田野工作的深度访谈才逐渐进行得比较顺利和深入，喝药后的吸毒人员甚至会主动找我问询喝美沙酮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之类的问题。在吸毒人群中有几个关键人物接受和认可我的调查工作之后，他们圈子里的吸毒人员也开始纷纷找我做心理咨询和反映问题。于是，访谈自然就比较透彻，像吸毒原因、使用毒品的模式、戒断症状、多药物滥用、戒毒史、不安全的性行为、危险认知、美沙酮维持治疗、复吸的原因以及艾滋病防治KAP框架下的测试，犹如竹筒倒豆子，往往都一一道来。

盐酸美沙酮（简称美沙酮）具有镇痛作用，并可产生呼吸抑制、缩瞳、镇静等作用，是二战期间德国合成的替代吗啡的麻醉性镇痛药。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现此药具有治疗海洛因依赖脱毒和替代维持治疗的药效作用，但是具有成瘾性，美沙酮导致的药物依赖属中度至重度，表现为突然停药后出现阿片戒断症状，需要因人而异确定用量。[图源：https://thedoctorweighsin.com]

为了探究隐秘人群的行为学特征，探索可靠的、关键的高危行为信息，通过分析行为数据，设计最具文化适切性的应对策略，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自然是比较理想的调查方法和工具。这一方法比仅仅依赖对强戒所的吸毒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更能获取接地气的、细微的洞见，而艾滋病流行病学的调查一再表明与人类学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因此，除了连续性的长期观察和追踪性的回访考察，深度访谈可以发掘许多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洞察，从个案的、个体性行为连接到普遍的、群体性的行为与实践，体现主位的、以小见大的数据品质。即使有时报道人的叙述非常简略，甚至语焉不详或语句不顺，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解读到最重要的社会文化信息与公共卫生意蕴。因此，只要能够进行哪怕是简略地访谈，透过许多地方性行话，还是能够呈现公共卫生框架下的艾滋病防治关键信息和要素。

例如，有的访谈对象是“以性养吸”、“以贩养吸”的典型，同时，在与男友同居之外，还被包养，以获取毒资及其他资源，涉毒很深。如访谈个案25，一位28岁的吸毒小姐就非常典范地例示了吸毒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后果。她最初走向吸毒的社会根源在于家庭破碎，过早被推向了社会，交友不慎，年少无知（当初吸毒时17岁）是直接的原因，具体的诱因则是牙疼，将海洛因作为替代药。另有位访谈对象是16岁开始吸毒，她吸毒的偶然因素是卵巢肿疼，吸毒止疼。这种因牙痛、感冒、肚子痛、胃痛、肾结石、拉肚子、哮喘、尿毒症而导致吸食海洛因，或作为减肥药，或当安眠药或性药使用等的例子不胜枚举，具有相当普遍性。

从吸毒史、吸毒方式、吸毒药量、多药物滥用的情况看，该访谈对象要完全走出毒品的诱惑，可以说相当困难。吸毒史长达10多年，由口吸转为静脉注射，静脉注射的药量为125的一半（即十六分之一克）/天，还将安定、异丙嗪（许多访谈对象还要加三唑仑）兑在一起打，吸毒药量最多时，打针二分五（即四分之一克）一针，一天三、五次，即使喝药（美沙酮）后，每天仍然打安定、异丙嗪8支，已经陷入非常有危害的“兴奋剂—安眠药”，即“兴奋—抑制”滥用循环。此外，还溜过冰，尝试过兵马俑（将冰毒、麻果、海洛因一起吸食的吸毒方式），吃过大麻。

从性实践的行为特征考察，不难看出，家庭破碎的女孩容易较早有性体验，希冀寻求男人的庇护，有位受访者15岁交友，16岁破处，正说明了这一点。她前后交友6个，但无论吸毒与否，只要与男友做爱，都是不戴安全套的。至于做小姐找钱，尽管年轻漂亮时，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客人戴安全套的多，但随着年龄增大，加之吸毒的毒资需求多，难免要失去这一能力，哪怕具有较多的特殊性技巧和性实践，并不都懂得辨别哪些是安全的性行为，如全套、口交、波推、推油、肛交，特别是对口交、肛交行为的认知，显然是令人担忧的。尽管幸运的是，她尚未检测出感染HIV，但生活没有着落，在与不同的男人、客人周旋过程中，还是具有很大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其最具风险认知危害之处在于看一看、摸一摸的性实践，尽管是很无奈的现实。事实上，人类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站街女同样会进行经验主义的性实践，当顾客不愿使用安全套时作为保护性策略，从事口交而非阴道性交或肛交细致检查客人的阳具有无感染之迹象。

从戒毒经历来看，上述个案中的女孩在参加市疾控中心的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喝药之前，分别在市三院、炳草岗门诊点，已经利用美沙酮治疗过10次左右，进过强戒所一个多月，但每次都出来，当天就复吸，“了了心愿”。几乎所有的访谈个案都表明，从戒毒所出来，差不多当天都要“了心愿”。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在强戒所学到更多的吸毒方法，更想感受不同的吸毒体验。

从服药剂量、偷嘴和脱失原因分析，个体的初始引入给药剂量40mg，这对于吸毒史、吸毒方式、吸毒药量、多药物滥用情况都非常复杂的吸毒人员来说，显然剂量太低，容易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海洛因戒断症状。当然，从服药的安全性和海洛因的耐受性考虑，恐怕这已经是最高初始引入剂量了。维持阶段的合适剂量，在不同喝药阶段分别是135mg和100mg，才能压住瘾，稳住。但即使这样的剂量，个体在喝药过程，还天天打安定、异丙嗪，一天共八支，白天两支，晚睡前六支，否则睡不着。这说明除了适量、个体化给药之外，重要的还需要心理、社会支持。不然，偷嘴情况在所难免。而偷嘴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看别人吸，经不住诱惑；有时，因偶然事件引发的心情烦；有时，原先吸毒的朋友突然相遇，很高兴，为了庆祝相聚；还有一个偷嘴的重要原因是无聊，空虚，寂寞；有时，帮朋友包嘴，结果自己压不住瘾，又容易偷嘴。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在美沙酮维持治疗过程中，偷吸毒品、包嘴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就艾滋病防治知识的KAP调查而言，近年来的艾滋病知识宣传、同伴教育模式、门诊点的开设，都被证明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是卓有成效的。最生动而形象的，还是受访者有关海洛因戒断症状的描述和形容，如一受访者所叙述，“流眼泪，打哈欠，怕冷，打冷颤，像猫抓，骨头疼，全身像蚂蚁爬，浑身无力，心慌，心想把心挖出来，扔了算了”。这一戒断症状的类似叙述其实挺多的，如“第一天喝40mg，不够，觉得全身不舒服，全身像蚂蚁爬，像在骨头上爬来爬去，怪不舒服的”（访谈个案47）。令人惊叹的是，有关海洛因戒断症状的描述，在用词方面，中外受访者几乎同出一辙，或有异曲同工之妙，听闻不由让人拍案称绝：“像上千万只蚂蚁在骨头上爬，就想赶紧甩掉它”、“就像蜘蛛全在骨头上爬来爬去”。

三、艾滋病感染途径的追踪溯源：高危行为的社会根源与风险认知

进行毒品、毒品使用模式、多药物滥用及新型毒品流行趋势的考察，进而分析“以性养吸”或同时“以性养吸”和“以贩养吸”的静脉注射吸毒小姐的性行为学特征，其目的仍然主要在于探测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卫生意义。因此，在田野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艾滋病感染途径的追踪溯源。经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最重要的感染途径是性交易过程中的高危性行为或与同居对象的不安全性行为，且多静脉注射吸毒共用针头的高危行为。

有的基本上男女双方同时感染艾滋病，同时具备毒性共生的两种感染途径。正如一位已经感染艾滋病的40岁吸毒小姐所叙述的：

与老公（同居男友）做爱从来不戴套，反正他在2004年已确诊感染了HIV，我们没有埋怨谁感染谁，都已经得了，（互相埋怨）只能徒增烦恼。2006年在戒毒所、劳教所，我都做过HIV检测，确诊感染了HIV，死的心都有了，不在乎告诉别人（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在我住的地方，老两口70多岁了，都已经感染了HIV，他们也在服抗病毒的药，和我服一样的药，肯定是男的先得，女的被传染了。（访谈个案41）

根据她的吸毒史与做小姐找钱和同居男友的性行为特征分析，显然，访谈对象同时具备两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途径：第一，2001年至2004年做小姐期间，10个客人只有一、二个戴安全套，而且做全套。虽然她没有承认其他（如三通小姐）高危性行为，但在小旅馆中的性行为，大多是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在做小姐的同时，与同居男友做爱，从来不戴套，但在2004年，同居男友就已检测出感染HIV。更震惊的是，与她同住一起的是70多岁的老两口，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第二，被关看守所期间，存在“人很多，不能口吸，用别人送进来的针管，所以大家3、4人一起共用”的情况。事实上，在看守所、劳教所等最容易发生共用针头的高危行为，正如另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吸毒小姐所反映的，“共用针具的情况，前后与两名好朋友共用过，仅仅用凉水冲洗针头，然后将海洛因压成面，放入针管，加水，任何水，溶解后，就注射。还有一次在收容所，用过别人带进来的针头，不明来历的，有许多共用，很脏。这几次都有可能感染HIV”（访谈个案20）。这种在较为严密的监管状态下，极易发生高危行为，诚如哈佛医学院的玛格丽特·康诺（Margaret M．Connors）所论，戒断症状之所以与感染艾滋病风险关联，是因为摆脱病痛的冲动比愿意忍受更强烈，病痛导致虚无，消减世界，通常连同艾滋病的现实。

一位44岁的吸毒小姐眼下除了每天独自注射海洛因四针（一针125，即八分之一克，价值50元）共半克之外，还与一帮毒友昼夜不停地溜冰，周旋于数个吸毒男性之间，其暂住处不仅是一个吸毒据点，也是一处贩毒窝点。瞄一眼她床边那整箱整箱的废弃针管，便会领会到何为触目惊心，更可深刻领悟海洛因生物成瘾性给人生造成的摧毁性打击。其实，从社会病因学而论，她早在5岁的童年便已被推入毁灭性的人生之路。那一年她被比她大13岁的亲叔叔乱伦强奸，后来又多次遭强奸，当然是利用辅导她学习的机会。初二即辍学，14岁外出做小姐，开始吸毒，偷窃，行骗，练就社会江湖。根据她目前的状况，可测来日无多，令人唏嘘不已。在2016年11月29日的访谈中，其自白心迹亦明示：

现在心都死了，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希望，注射完（海洛因）之后，就会有作用。根据自己的感觉扎针，有时扎针，也按照自己的心情，海洛因犯瘾，就会昏睡，有好几次差点就醒不过来。现在基本上七八天睡一次，最多的一次连续熬夜十七天，因为自己心里有事，不想睡觉。昨天晚上一夜没睡，但是正常的话，如果我有肉吃，有冰吃，我就不会犯困。我倒是不担心冰毒犯瘾，只是担心海洛因，因为有时候海洛因犯瘾，我就会醒不过来。（访谈个案72）

鉴于她当下的凄凉状况，我已无需询问她是否感染艾滋病或乙肝、丙肝，或其他传染性疾病，每次请她共餐，内心世界实在是一种剧烈的挑战。

然而，更多的访谈对象是在得知已经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下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的。如一位39岁的吸毒小姐（访谈个案50）就处于非常凄惨的境况，无家可归，寄居在渡口桥下的涵洞里。每次见到她，一身针眼，浑身脏兮兮，打得昏沉沉的，卷曲着身子，昏睡在脏乱、满地是痰和烟头的小亭子一角，偶尔睁开一眼，几乎随时不再醒来，惨不忍睹。从感染HIV的途径分析，均有可能是因共用针头的吸毒方式与做小姐的高危行为导致的。最初她因患有尿毒症，被毒贩欺骗，拿海洛因治尿毒症，上瘾后，又被毒贩诱使注射打针，与吸毒朋友共用过一次针头。2004年底，她开始在小旅馆做小姐找钱，10个客人中只有一两个会使用安全套。因此这两种高危行为都极有可能导致访谈对象感染HIV。

问题是，她的境况并非孤例，有的或许更具人世凄切、社会悲情与警示意义。像一位32岁的吸毒小姐（访谈个案56），已经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令人震撼之处在于，32岁已具有12年的吸毒史，尽管自称属于典型的海派，但也有常见的多药物（安定、异丙嗪、三唑仑、冰毒、K粉、杜冷丁）滥用行为。吸毒存在高危行为，如她本人所言，“耍得特别好的朋友，女的，我们也共用，一般我先打，别人后打，还比较注意的，基本上都是我先打的，但有一、两次有可能用混的，有时来不及去买，溶液也是共用的”。共用针具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如其他访谈对象所承认的，“10个注射的人，有9个会共用针头，认识的朋友也这样。共用的原因：没得钱买针头；有时买不到，如夜里太晚了；如三人一起吃药，买了药，都共用一个针头”（访谈个案38）。或如一位报道人所叙述的，“我们那边打针打死的多，共用针头，我害怕打针打死。怎么样共用针头？一般是一个人打完了，用矿泉水洗一洗，下一个接着打”（访谈个案39）。还有一位33岁的吸毒小姐，多药物滥用，长期做小姐找钱，存在多种高危行为，如吸毒有共用针头的经历，她的自述具有特别的群体性意义，“共用针头有几次，4次以内，主要是‘点瘾’，来不及买针头。知识上是知道的，就是懒得动”。虽说尚未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性实践上更多高危行为，如做全套、肛交、打青山、包夜，完全具有明显的两种艾滋病感染途径（访谈个案52）。

同时，访谈个案56的报道人还是最低层次的小姐——打街（在地方又叫碰电线杆，或打野战、打青山），自然更多高危行为。当然，客人与小姐都流行看一看、摸一摸的经验主义性实践。此外，她与同居的男友，从来不用，耍过7、8个，都不用。而目前的男友吸毒，又喝药，但性关系不戴安全套，要知道该吸毒小姐可已经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至于最初的吸毒原因，有的访谈对象竟然是为了爱情，因耍的男友又吸又贩，她要证明能够戒毒，不惜以身试毒，“我不相信就戒不掉，就自己试了”。结果，一个多月就上道了。其实，以身试毒的情况并不少见，如父亲为了给儿子示范可以戒毒而尝试，或当兵出身的人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有毅力而试验，更多的人只是简单认为自己就吃一次，试图证明自己绝对不会上瘾。当然，也有恨铁不成钢或我本将心照明月的情况，所爱的人不戒毒，干脆自己怄气也吸，从而付出沉重的青春代价，并赌上整个人生。她们赌气吸毒的经历，往往不堪回首。如一位29岁负气而吸毒的吸毒小姐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叙述吸毒经历时，她不停地伤心哭泣，真是泪如雨下：

96年，开始耍朋友，不满15岁，那时很漂亮，但男友不珍惜我，在他朋友的怂恿下，为了证明我是处女，就强奸了我。但那个男友吸毒，我帮他戒毒三年，当时，连续守了5天，结果发现男的还是吸毒，我都崩溃了，我生气了，干脆要吸毒。一年半以后才上瘾，口吸量7分药，半克多，三、四年后，开始静脉注射，第一次加半支安定。去年，加安定、异丙嗪、注射液。溜冰、扯麻果、吸K粉各一次。

2007年，我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结婚前的最后一个男朋友，云南文山人，相处大半年，但后来才知道，那个男的，又吸毒的，共用针头，我与他共用，他先用，我后用，发生性关系时，都不用套子。与老公结婚时，我告诉他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他不相信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以结婚后，一直没有用套子。不过，他没有感染，大概原因是他身体特别壮，免疫力强。（访谈个案53）

就我们调查的所有感染艾滋病的访谈对象来看，基本上兼备共用针头与不安全的性行为两种感染途径，甚至长期具有这两种高危行为，通常又存在多药物滥用、多性伴的情况。显而易见的是，娱乐场所的档次和身体条件决定了安全套的使用率，对危险行为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区别。然而，就是在某市最繁华的市中心的一个夜总会里，如小姐所反映，仍然大概10个客人里有2个不采取安全措施。在从事商业性交易的同时，与男友发生性关系，从来不戴安全套，这自然与分类学和危险行为认知有关，如访谈对象所说，“耍过三个朋友，都有性关系，都没有用过套子，当时，他们三个都是健康的，觉得离艾滋病很远的”。从她的艾滋病感染途径可以看出，即使在商业性交易行为中还比较注意安全行为，但依旧与仿婚对象实行区别对待的性实践，即客人与亲人的分类学。更致命的问题是，即使告知是感染者的情况下，婚恋对象尚且不相信是感染者，而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和安全行为。前述访谈个案56的艾滋病感染者也是如此。还有一位同样是艾滋病感染者，32岁，在最低档次的场所做小姐，又多共用针头的高危行为，但与她在当小姐时认识而同居的男友发生性行为，也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认为反正已经得了艾滋病，也就无所谓了（访谈个案3）。

这种情况与美国学者所探讨的安全套使用的根基与显著的察觉性传艾滋病病毒的个人风险之认知障碍，颇有相似之处。作为个人艾滋病风险感知与安全套使用的决定性力量，高危行为的社会意义与性传疾病的分析，指向性关系社会建构的重要性。对静脉注射人群的研究表明，这一人群少有安全性行为的改变（安全套使用率低或拒绝使用），尽管他们事实上拥有普遍的性传和垂直传播方式的知识与广泛而普遍的以及目标导向的减少高危行为的教育项目。然而，在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中，将难以获得增加个人风险察觉与安全性实践。

总之，如同我们的田野调查研究一再表明的，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大多存在知识与行为分离的社会事实。在亲密关系的表达中，性行为采取安全措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牵涉到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明知而不改变的情形还是挺多的：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途径，不存在共用针头的途径，肯定是性生活的途径。2005年底，在喝药的时候，同居的女友也在喝药，已经怀孕，到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点咨询喝美沙酮对孩子有没有影响，所以门诊才告知她已感染HIV，我马上到中英项目小组检测，2006年，我已经确诊感染。与女友同居期间，性生活过得多，不戴套。她告诉我只是坐台，不出台，没想那么多。事实上，女友吃药，共用过针头，做小姐肯定出台，但她不肯告诉我。我提出分手，我恨她（访谈个案42）。

36岁的访谈对象，身高1.70米，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夹克衫、一件条纹衬衣、一双黑色皮鞋，全身上下干净整洁，与其他吸毒者构成鲜明对照，清秀而斯文，根本无法想象他会与吸毒、HIV感染者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艾滋病防治知识的KAP调查中，我们经常要问：一个看起来健康的人，能看出会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吗？

从所有小姐的访谈个案来看，在做小姐期间，即使她与客人进行性交易时会使用安全套，可与老公或同居的男友做爱，通常都不使用。当然，有的出于避孕的考虑，也可能会吃避孕药，或采取其他措施，但不会考虑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之所以与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不使用安全套，其文化逻辑在于：如果主动提议用安全套，就是自我暗示了不健康、有病的怀疑。换言之，不用安全套是一种信任关系。正如男性访谈对象所言，“跟老婆，从来不戴套，老婆嘛”！这也起着分类学的作用，与客人进行区分，也是亲密关系的表达。当然，使用安全套的确感觉不舒服。如同地方歇后语形象而生动所传达的：戴套，就像穿袜子洗脚——不舒服。在访谈过程中，若问及客人为什么不愿意使用安全套，这是听得最多的一句经典台词。

四、结论与讨论

在毒品滥用、流行病学、公共卫生（HIV）预防领域，民族志研究路径的有效性得到普遍认可，对理解如何以及为何注射毒品可导致HIV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提供研究深度方面，尤其是当聚焦于详细记录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与辨识及描述行为所嵌入的背景方面，特别管用。因此，民族志已成为社会科学努力理解艾滋病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不断被视为是一种生产更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相关数据的实用方法。

像在毒品滥用领域，民族志分析性描述比卫生专业人员所描述的更接近毒品使用者的社会现实情况，提出的对策更能回应其社会文化背景。因此，民族志挑战了病因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实用的新概念，也因而证明了其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有效性。

就具体学术实践而言，我们在最具公共卫生意涵的天外天租房设立向日葵咨询点，作为田野工作站，采取多点民族志研究策略，展开多点调研路径，聚焦于关键报道人的社会网络和活动轨迹，深入吸毒和贩毒现场，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参与。不言而喻，在毒品滥用的公共卫生探究中，多点研究民族志是一种深入的、质性研究的策略，体现出在接近不同使用者群体与在特定背景中收集有意义的社会与公共卫生信息所急需的灵活性，很适合用来辨识和监控毒品新趋势，从而能够为在地方和更广泛的社会与地理背景里的亚群体设计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而提供关键信息。

其中，我们所探索的关键信息之一，便是高危行为的社会因素。我们能够敏锐地从有限的信息中解读到关键信息，主要依赖多年田野调查经验所提炼出来的个案要素分析法，将以小见大的策略发挥到极致。从许多深度访谈个案就能观察到这些明显的社会因素，大多数报道人都是声泪俱下地述说着苦难的过往旧事与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择要而言，童年遭性侵或乱伦，父母离异，失恋，凡有这些挫折的女人一旦遇人不淑而涉毒（特别是静脉注射海洛因），几乎都是毁灭性的。就我接触和做过深度访谈的一些个体最终都因感染艾滋病或因注射毒品（往往多药物滥用）过量，而草草离世。国外相关研究同样说明这些社会因素对产生高危行为具有致命的影响，注射速度球或海洛因，或使用摇头丸，绝大多数是遭忽视或家庭暴力，或性虐待的家庭“弃儿”。一项有关迈阿密女性街头性工作者的童年创伤、毒品使用与暴力伤害之间的关联研究也揭示出，当聚焦于毒品与艾滋病相关的性风险，考察性工作、暴力、童年创伤与健康状况时，也发现童年有过身体和性虐待的女性，更容易走向毁灭性的人生不归路。

我们关切的另一个关键信息是毒品市场与毒品使用模式。在攀枝花，因吸食毒品的种类不同，吸毒人群存在非正式的自我分类：海派、冰派、麻派。这一类型学划分暗示了多药物滥用的种类、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消费时尚与品味差异。目前，吸毒人群仍然以海派为主，但多药物滥用是一个趋势。大多数是吸食海洛因时，加兑安定、异丙嗪、三唑仑，个别的吸毒人员吸食过杜冷丁、大麻、卡苦（卡古）、鸦片、大麻花，但大麻不甚流行。当然，近年来许多吸毒人员抱着赶时髦的心态尝试新型毒品，包括冰毒、麻果、K粉、摇头丸、神仙水等，认为消费新型毒品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一种象征。其中，比较流行“兵马俑”的混合吸法，大多认为其味道特别香，因为麻果能够减少冰毒的味道，麻果比较燥热，冰毒比较冷一些，于是一热一冷就会产生对冲，所以吸食时非常舒服。这与美国毒品滥用者喜欢速度球颇为相似。最新的田野调查（2016年12月2日）说明，年轻人大多以吸食冰毒和麻果为主，因其被宣称为不上瘾，甚至有的还尝试自己制毒。如一位吸毒女子所说，“如今90后对毒品接受特别快，大部分是冰毒和麻果，很多人都是开个包房，酒后开始溜冰或者吃麻果。有钱的人才吃得起麻果，一颗50元，一晚上得吃差不多20多颗。我现在一个月溜冰要花个五六千，我也曾用一克冰和95无水酒精制作过神仙水，结果都失败了”（访谈个案73）。

可见，就追逐新型毒品的动机和动力而言，我的田野发现与医学人类学家在哈特福德（Hartford）的研究结果并无二致，主要有：没有挣钱门道的人，这是有可能一夜暴富的途径；贩卖和使用新型毒品，乃是在同伴中获得地位、声望和流行的重要方式，其个人消费与拥有财物则证明个人成功；稀缺品两极化（如难以获得的毒品）、找感觉、自我成就的预言能力以及认知不和谐，均是重要因素；容易从流行刊物有关毒品使用的夸大宣传获得毒品知识；新型毒品使用总是与流行文化现象关联，如艺人涉毒就具有不良的示范作用。喜欢毒品混用，以强化“嗨”的感觉，这些毒品趋势的流行病学掌控，民族志成为吸毒者宣称的毒品使用类型之关键监控工具。

不过，在攀枝花调查多年，从未发现有人吸食过可卡因。目前尚未发现有第三代新型毒品甲卡西酮等。这与攀枝花的独特地理环境有关，由于处于西南贩毒大通道，地近凉山州，毒品的供货渠道相对稳定，海洛因来自云南，冰毒则源自成都。因此，访谈对象大多反映此地比别的地方更容易购买到毒品，且便宜。许多访谈对象都有20多年的吸毒史，如果不能隔绝毒品环境与毒友圈子，很难戒毒。如他们所说，一见攀枝花，心就开始慌！这种情况也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发现吻合，“当海洛因成瘾者戒治成功回家，往往只要回到过去使用药物的场所，就会唤醒过去用药的感受，因而重新唤起对药物的渴求。这会形成一股非常强烈的冲动，因此许多戒治计划都会鼓励成瘾者大幅改变生活方式，并避免接触与用药经验相关的人物与场所”。

几乎所有访谈个案都表明，绝大多数吸毒人员最终都从口吸方式转为静脉注射方式吸毒。当然，少数几个吸毒人员还会腹股沟注射。之所以要从口吸改为注射，主要是因为注射药量少，省钱，又方便，注射见效快，感觉好（即快感强烈）。然而，问题是这些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共用针具率高，并具有毒品网络与性交易网络重叠度高以及小姐“以性养吸”、“以贩养吸”等特征，艾滋病性传播与吸毒传播相互交织，无疑是HIV/AIDS感染的易感人群。不过，从最新的田野考察来看，经过多年的高危行为宣传与干预，且一次性针头的易得性，基本不会出现共用针头的情况，但如前所述，在遭羁押或拘捕的特别时刻，或溜冰之后，若是应急，依然会有这样的风险。至少在吸毒现场的观察发现，4、5人一起溜冰或飘麻，冰壶、吸管等则是完全共用的。

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合作研究毒品市场与毒品使用模式时，发现有艾滋病高危行为减少的情况，如有个体从注射改为口吸海洛因，但大多数变迁涉及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增加，诸如从吸食可卡因改为注射，或从注射速度球（speedball）改为混合使用海洛因与块状可卡因，或注射行为的不安全性以及以性交换快克（sex-for-crack）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变迁无疑会增加性传疾病包括艾滋病及乙肝和丙肝的传播风险。毒品使用模式的变迁是由个体选择与更广泛的社区力量（如个体选择、地方动力与国内外力量之间的复杂动力学）所驱使的。特定毒品流行趋势与使用模式的研究，有的强调海洛因的经济层面，或侧重使用者的个体选择，有些则探索毒品市场分合进程的重要性。就快克可卡因的不断流行的原因而言，其可能的解释就包括快克可卡因岩石（crack cocaine rock）的相对便宜、全身电流般传导的快感（the quick rush）以及易得性。故而，毒品使用者民族志可充当探测新出现毒品使用模式的“早期预警系统”。

在复吸原因的探究中，我们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分别为：（医学的）心瘾，占79%；（环境学的）毒品的易得性和经济性，占32%；（心理学的）空虚，占32%；（社会学的）毒友交往、家庭冷落、社会歧视，占47%。

就艾滋病防治的公共卫生而言，艾滋病感染途径的溯源研究警示性指向两种主要途径：不安全性行为与静脉注射吸毒的共用针头。这和迈阿密大学流行病学家重点与人类学家合作所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不谋而合。这一研究主要在迈阿密的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进行针头使用行为的流行病学溯源研究，且同样发现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是毒品与性。

图为针管注射吸毒，选自《义气毒友》（Righteous Dopefiend）中的摄影作品。[图源：thefix.com]

许多访谈个案已经清楚表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途径，也证实风险最大的人群、场所与行为。持久而深入地关注艾滋病KAP调查、性行为学特征、吸毒史、吸毒行为、多药物滥用、新型毒品流行趋势，其目的在于获取具有公共卫生意义的各种信息和细节，如关切静脉注射吸毒女性依附男人（如同居、包养）的以性交换毒品或以性换取毒资以及在住处所发生的性行为学特征，借以洞察那些对艾滋病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的细微之处。要想捕获这些关键细节，就得收集和分析在地方性背景下表述高危行为的地方词汇、地方文化、语言以及有关的文化价值、社会准则和特定目标人群的行话。

这些表述高危行为的地方词汇或特定目标人群的行话，无疑有着特定或特别的危险或健康行为所潜藏的社会文化根源及意涵，自然具有特殊的公共卫生意义。这些细节的辨识有助于确立精确的小姐人群与吸毒人群的分类，从而助益于毒品监控与艾滋病防治。像有些个案一再呈现的那样，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发生的许多高危行为，如共用针头，或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但仍然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放任发生如此令人震惊的高危行为，就在于艾滋病防治知识与实际性行为的分离，在于止瘾渴求所导致的觅药冲动。自然，有些吸毒者已经处在人生的绝望境地，根本无视这样的危险，甚至有的还想故意吸毒过量结束生命，或以此作为对抗家庭或社会的可悲可叹之手段。自然这与纽约内城的情况如出一辙，困扰城市贫困区的暴力、犯罪和毒品滥用可以理解为“抵制文化”对主流、白人种族主义、经济排斥社会的展示。然而，这一“抵制文化”导致更大的压迫和自我毁灭，从而将毒品视为社会苦难的解忧神药，如凉山所习见的，“甚至觉得吃了就和神仙一样，这让很多离乡在外吃尽苦头的年轻人藉它来舒缓压力、止痛与助眠”。

这些接地气的洞见，亦见之于迈阿密大学流行病学家与人类学家合作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他们深有体会地指出，若非运用民族志方法，如对高危人群的观察与长时间访谈，其从事的高危行为的流行与类型就不能完全解释。在考察毒品使用、性行为与血清反应阳性时，艾滋病高发的核心因素有多性伴（平均男7.9，女11），安全套使用率低（55.4%从不使用，经常使用的只有12.9%），以性换钱。对可卡因成瘾者的社会、性与经济层面的考察说明，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因素主要是性活动与非法毒品的使用，其研究样本中57%以性换毒品，78%以性换钱，而一旦嗑药，就往往不计后果地发生高危行为，如不注意卫生，甚至即使告知是艾滋病感染者，仍然不采用预防措施。女性吸毒者除了傍男人、盗窃与贩毒之外，最可能的就是从事色情行业，从而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这一研究的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教育在于关注高危行为及其关联本身，而不是仅仅认定某一高危群体，如早些时期认定的同性恋群体与静脉注射吸毒人群。

我们的田野研究发现，许多有20多年吸毒史的访谈对象都反映，其实，他们没什么瘾，之所以还吸，主要是无聊。然而，其毒瘾消减机制尚未洞察，如同美国学者所议，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历程令人惊讶的地方是，药瘾通常结束，许多阿片类药物使用者有10~15年的时间都遵循这样的用药模式，然后完全戒除，而且往往没有进行长期治疗。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其中原因，但那可能包括许多社会及生理因素。

这一田野所识见的与药物学的生物成瘾性建构完全不同，至少说明人类学毒品研究需要加强理论驱动与宏观分析，不能太多拘泥于其他非社会科学框架所提出的概念与议程，即依据社会决定的毒品使用的类别（合法对非法）进行研究，而应在社会进程中洞察所探讨的话题。若不以人类学独特的整合论模式去描述和分析社会生活中的摄取物质，而继续采用药物学的、心理学的或生理学的简约论模式对待精神活性物质，那么人类学毒品研究终究还是沦为其他强势学科的副产品。可见，若想与其他学科如流行病学研究进行理论对话，那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撰写出如《义气毒友》这样的毒品摄影民族志，对形塑成瘾者生活的强大结构力量进行具有冲击力的描述与分析，揭示其公共卫生意涵。正如人类学者所指出的，流行病学研究者经常记录一些行为、人口学特征及血清状态之间的怪异联系。从务实而实际的视角，流行病学家本可更有效地收集和咀嚼数据，若是他们试图收集的围绕成瘾和感染的那些社会禁忌行为的设计及其分析不排除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文化意义以及解释动力的话。在瑞士的调查就有惊奇的发现，除了已经进入海洛因处方项目的长期成瘾者之外，并没有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成瘾者要求进入海洛因处方的项目，大多数成瘾者仍然选择美沙酮维持治疗项目而不是海洛因。

显然，毒品民族志不应仅仅聚焦毒品趋势行为本身，还要关切更为广泛的社会场景和进程。就生物成瘾的社会因素而论，批判医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领军人物辛格（Merrill C．Singer）就倡导运用获得性疾病综合征理论（syndemics theory）研究城市贫困人口的艾滋病传染的高感染率问题。他指出社会条件对特定人群的疾病苦难有着特别的影响，如物质滥用、暴力与艾滋病综合征（SAVA，Substance Abuse，Violence and AIDS）在不平等与不佳健康之间施加了生态社会与心理社会因素。因此，必须深入考察风险行为背后的一系列社会、心理、经济因素，即在社会不公和苦难的社会背景之下，考虑获得性疾病所映衬的社会状况，并进而宣告批判医学人类学时代的到来，对医学人类学的微型层次限制、忽略社会关系、医学化以及生态简化论提出批判，倡导健康政治经济学转向。

*本文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Eaters of Opium，Vasily Vereshchagin于1868年创作。[图源：sartle.com]

〇编辑：景弎 〇排版：咖喱格

〇审核：栗子 / 凉皮

鸣谢

专题策划人：Mikasa（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