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1944-2014），曾任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Lincoln）的人类服务发展教授，蒂赛德大学（Teesside University）社会工作教授、健康与社会护理学院名誉教授。他撰写和编辑了100多部有关社会政策、刑事司法、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出版物。在实务方面，他曾工作于英国的司法刑事部门，受雇于彭顿维尔监狱，随后又在一家青少年监管机构担任主管，因此他的著作充满了对于社会工作实务的思考与一线观察。[图源：wordpress.com]
有些针对参与和赋权进行论述的文献，所反映出的是西方民主的价值，而不是全球的多样性。Payne（1991：227）指出，赋权是理性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与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关，就此而言，它强调自觉（self-knowledge）和自制（self-control）。相信人们能够通过理性的方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认为环境能满足服务使用者的要求而直接被改变。以理性主义为本的赋权方法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无法让人们生活受限的种种条件获得立刻的改变，而可能使人们失望，并对赋权失望。Parsloe（1996：XVII）提醒我们，“社会工作的赋权是一个西方概念”，也就是说，它起源于西方对于个人主义与自我提升的见解。提到赋权就联想到民主以及个体的选择与自由这种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接受这些想法是关于特殊文化的背景而不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可以判定，只有从个体的思想与计划出发的赋权才是理性主义的。如果是从国家、社区和家庭的维系为最高原则的传统价值观出发，就不是理性主义的。对力量的诉求很可能是有价值导向的区别的，它反映出人们所信仰的各种原则，而不是理性的辩论与思想的结果。在东方社会比如日本，自助似乎就缺乏民主多元主义以及注重组织管理有所突破（Oka，1994）。在中国内陆和香港地区及其他中国以外的华人社群中，对于赋权所做的理论性辩论（Yip，2004），以及在特定领域中的实践，例如离婚妇女的赋权团体（Chan et al.，2002），虽然都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研究文献就显得相对匮乏（Mok et al.，2006），要对普遍的社会工作概念取得共识有些困难（Hutchings & Taylor，2007），为了避免不同形式的赋权错误，还必须发展适当的文化敏感度（Yip，2004）。这所反映出来的，一部分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政治差异，一部分则是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宗教与哲学的不同（Ng & Chan，2005）。
在西方，赋权和个人主义以及个体的权利有关，但在许多发展中的社会里，互助以及家庭生活和社区的传统却是重要的。但是，在不同的信念与地域之间并没有清楚地区分。解放的想法并不受限于地域性疆界，有越来越多在社会上自由度高、在财力上富裕的人们可以出去旅行，再加上网络的普及，都加速了全世界对现存趋势的可及性。赋权与人们为了反对区分和不平等对待所做的奋斗有关系，残疾人、精神病患者、老年人以及特殊群体都已经成立各种团体和组织，以促进目标的实现。许多妇女也对法律、政策和社会所具有的父权压迫性质疑和挑战。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赋权的历史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发生，并且通过这些解放的妇女，让社区中的许多其他部分获得解放。
图为Annie Kenney和Christabel Pankhurst宣传女性投票权，争取投票权是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标志。[图源：Wikipedia]病患的“软”目标（“softer” end）与介入健康照顾以及病患的赋权之间存在着一种性质不同但具有连续性的关系。政府当局也许会采用一些咨询方式——焦点团体或公民陪审团，由随机抽取的成员或由政府选取的成员来参与，案主代表或他们的照料者代表应邀参加一个工作团队或一个指导委员会，让他们象征性地代表消费者。在许多西方国家，病患和社会大众被鼓励要多参与健康议题，这些国家包括德国、丹麦、挪威（Heikkilä & Julkunen，2003）、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Simces，2003）。病患在介入自己的健康照顾中，和公开参与健康服务政策组织的策略性决定，当然是非常不同的两回事（Florin & Dixon，2004）；后者相对而言是不常见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赋权和参与式的积极行动之间存在着连贯性（Steeves & Melkote，2001）。Mohan和Stokke（2000）认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聚焦在工作任务达成上，其焦点被放在当地参与式发展方案和赋权方案上。太狭隘地将重点放在与受服务者的伙伴关系和倾听他们的声音，会有一些危险，就像Stewart（2003）所指出的，会错失对一些重要因素的察觉。例如，如何结构性地改善最受到排斥的人和穷人的境况，如何对付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权力行使，以及在一国之内和跨国的经济型与社会性影响如何。赋权应该越来越多地和全球性的挑战交手，有时候赋权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贫穷、饥饿、受压迫和疾病中受苦的人们一起努力，例如一些非洲国家（Botchway，2001）。这符合Lee（2001：401）所描绘的赋权。他认为，赋权应该是一种普世的概念，而不是种族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赋权的概念与实践并不专属于发达国家，它们跨越区域和国家的疆界，并且提供各种策略来处理由全球不平等所造成的问题。对这些不平等的回应，不仅需要与个体交涉，还必须涉及团体、组织、法律和政策等层面。让人赋权，意味着要去处理各种个体的问题和结构性的（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区域不平等。世界银行（在其184个会员国中，美国持有最多股份）提供资金赞助1800多个方案，它的合作伙伴包括各国政府以及其他公共团体与私人商业组织。尽管世界银行在50多个国家向超过60000名的贫穷男女咨询意见，以提供方案策略所需之资讯。但就如同Waring（2004：5）所严厉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定方案的宗旨，目标、参数或者受方案直接影响的那些人想要的结果"方面，是否有任何“名副其实的草根性参与”。
图为GEM (Global Empowerment Mission)宣传图。[图源：globalempowermentmission.org]
美国对西欧的影响，已经不再像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所得知的那么有深远意义。在美国与英国的健康和社会照顾中，有关成人、儿童和青少年赋权和参与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表示两个国家对此有很高的关注。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比较是因为生产过剩与消费过度产生的。相反，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生产不足和无力消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自助和互助通常不只能弥补健康与社会服务的核心问题，也能补足经济性和社会性结构本身的主要缺陷。其应用的范围，从农业生产到教育，从住房供给到能源供应，都可以看得到。自从远古开始，在大部分地区的多数人，一直以来都必须亲手为自己准备各种工具、建筑、技能和其他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冒着损失和死亡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穷人的赋权行动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非常政治性的话题。例如，从事以社区为基础、本土化、非专业化的改造。或者试图以新的计划来改变生活方式、降低对环境的危害，或有效地处理个人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这些都可能要面对社会中的剥削势力，而这些势力对于意图改变他们的政策或作为的任何行动，不是无动于衷，就是积极展现敌意（Afshar，1998）。在许多国家中，自助和自我照顾取代不存在的健康服务和社会服务，而不是弥补现有服务的不足。
图为纽约穷人赋权的政治运动。[图源：ivn.us]
Oka（1994）指出，在日本的政治性阻碍，例如多元主义的缺乏以及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如何与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妨碍个人主义的自助。另外，在其他国家，自助基本上是另一种非主流形式的社会工作，或者甚至取代了社会工作。很多自助活动都是使用者导向的，特别是以团体形式进行的自助活动。各种使用者导向的团体对于社会工作的立场有别，可能是支持，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也可能是批判的。对社会工作持批判立场的使用者导向团体，无论他们存在的时间是相当长久还是有一定寿命，只要是在的一天，其在助人服务的领域中就会倾向于以批判的姿态现身，发挥功能。也就是说，他们的存在一般就意味着对现有服务提出批判，批判所针对的可能包括个别社会工作者的实务作为、机构的做法、整体服务，甚至是好几个服务的运作模式等。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式的研究（见第九章）与社会的发展（见第八章）相连，在这一点上，发展的参与式取向的运作就有许多形式。最著名的形式之一就是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参与式乡村评估；Participatory Relaxed Appraisal，参与式宽松评估；Participatory Reflection and Action，参与式的反思与行动）（Holland & Blackburn，1998），由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出版（103－5 Southampton Row，London WCIB 4HH，England）。Mohan与Stokke（2000）谈论到一种比较属于本土化的参与和赋权方法的趋势，他们强调这种聚焦于当地条件和当地积极行动的危险，可能会使应该关注不平等和结构性权力关系的注意力转移。尽管有人对于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当地实践多样性所呈现出来的分裂化提出这样的警告，赋权的积极行动仍有其意义，包括：消除一些重大障碍，让人们免于饥荒和贫困，克服不公平等，以及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自由。*本文节选自罗伯特·亚当斯《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第二章，汪冬冬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标题为会社君自拟。**封面图为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图源：pintere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