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斯·齐卡 | 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概念与理论

查理斯·齐卡（Charles Zika），墨尔本大学文学院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教授，西澳大学情感史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文化史、宗教史和影像史。[图源：fremantlepress.com.au]

专题导言情感史是历史学中近几十年的一大新兴热门领域，尤其近些年这方面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成为一大潮流。从社会学立场上看，为什么情感史研究值得关注呢？一方面是情感史对于情感与社会和历史之关系的理论洞见，对于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启迪；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也为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为情感社会学打开历史视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专题试图勾勒吕西安·费弗尔及诺伯特·埃利亚斯以来的情感史研究大致脉络并呈现少数有意思的研究案例，但非常遗憾的是，若干非常重要的学者的相关文献目前尚无中译本，因而只能略过了，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自行查找阅读原语言文献吧！

最近几十年，“情感”（emotions）问题吸引了民众的热切关注。人们或是探讨情感素养（emotional literacy）对社会交往产生的重要作用，或是留意情感与制定广告营销策略的关系，或是关注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大型自助产业的前景，或是评估政治人格和政策方针的作用。与此同时，有关“情感”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并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新方向。人们通过传统的学术中心和史学杂志的“学术论坛”以及新兴的网络和博客等渠道，陆续谈及“情感转向”（an emotional turn）问题，并积极探讨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历史化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正是此次大会的四大议题之一。此举表明，国际学界已就“情感”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

有鉴于此，本文将概述20世纪“情感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情感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和发展阶段，揭示其跨学科研究的动向和成因，展现西方学界对传统观点的修正，讨论“情感史”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借以深化各国学界对“情感史”研究的理解，推动“情感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吕西安·费夫尔与情感史研究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类的情感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备受亚里士多德、阿奎奈和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关注。19世纪末。“情感”逐渐成为一个特定概念，出现在心理学家的笔下。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代表作《情感是什么》（What is an Emotion?）中，就提到了“情感”一词。同时，人类的情感也受到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知识分子的关注，“情感”一词逐渐在历史著作中崭露头角。

然而，从真正意义上提出“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这一概念的，当属“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由于深感不同时代道德情操的巨大差异，1941年费夫尔便在其《历史中的情感》（Sensibility of History）一文中，倡导“深入研究人类的基本情感及其表达形式”。然而，费夫尔并未提出历史的“进步模型”（progressive model），这或许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他曾目睹战争对世界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他眼中，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忍的历史和爱情的历史并非空谈，它们均有可能“终将世界变成掩埋尸体的臭坑”。此外，有些学者往往依据当下的情况，推测过去社会的情感生活。早在1938年，费夫尔便在其为《法兰西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caise）撰写的条目中，直指这一做法不合时宜，认为其未曾考虑“情感观念”的变化，忽视了“现在”与“过去”的差异性。费夫尔一直强调人类情感的“矛盾性”与“差异性”，根源在于人类情感状态本就千差万别。

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rve，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图源：francearchives.fr]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深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氛围，因而在其著作中认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感；人类宣泄情感的方式十分直接，极易冲动不安、喜怒无常，甚至即刻就由憎恨变为宽恕、由野蛮和残忍变为同情和怜悯。他将这种混乱的情感状态喻为“鸦飞雀乱”（utter disorder）。费夫尔则视上述“喜怒无常”的情感状态为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认为其由当时不同的生活条件所致。同时密切关注人类的行为模式，一直思考在某些特殊时期，人类行为模式发生转变和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并试图揭示人类心理活动对情感状态的深刻影响。

费夫尔的其他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主张“情感可以蔓延”，试图建立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主体之间的联系；强烈呼吁对恐惧、爱情、欢乐和厌恶等情感开展研究；分析“情感变化”问题研究的内容、局限和所面临的窘境；提倡关注当时社会有关战争的恐怖情感，以明确战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等等。

二、费夫尔同时期及其之后的情感史研究

在费夫尔之前，一位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样曾呼吁情感史研究。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当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伊里亚思从法兰克福先后逃往巴黎和伦敦，安定后便着手著作的撰写工作。1939年该书德文版出版，但直到德文版再版（1969年）以及英文版（1978年第1卷、1982年第2卷）陆续出版后才声名鹊起。

该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中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并充分借鉴赫伊津哈、韦伯和弗洛伊德（Freud）的早期成果。伊里亚思在研究人类情感对行为（包括体姿礼仪、暴力行为和餐桌礼仪等）的影响时，尝试将社会的发展（社会发生，sociogenesis）与个人的变化（心理发生，psychogenesis）相结合，构建出一个“演化模型”（evolutionary model）。伊里亚思认为，在国家颁布一系列禁令后，中世纪时期自由、不受束缚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所收敛。这些禁令内化为“羞耻感”，较为有效地控制了人类的情感、促进了个人自律行为的形成。伊里亚思既是“本质主义者”，同时也是“建构主义者”。他经常兼用“形成”（affect formation）和“结构”（affect structure）等术语，研究处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情感史。伊里亚思的成果影响深远，同时也饱受非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他采用直线和渐进的现代性历史叙述模式；第二，他采用错误的“水力模式”（hydraulic model）理解情感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在《文明的进程》英文版第1卷（1978年）出版的同时，史学领域发生了研究方法的“革命”，历史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底层人民身上。政治史研究不再一家独大，农民史、城市史、家庭史、心理历史学、女性史和性别史等学科充分借鉴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在家庭史和儿童史研究过程中，情感成为考察家庭发展进程的重要窗口。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世纪以前，爱情和家庭间的其他情感均“微不足道”。另一些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通过各种实例，展现早期家庭关系中存在的深厚感情，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指出“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和“无私情感”（disinterested emotion）并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新兴的心理历史学同样研究情感问题。学者通过研究个人的内心状态，分析这些状态对个人思想的形成和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通过考察子女抚养问题，探讨其与普遍的社会焦虑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女巫审判”，展现女巫将个人情感（憎恨、嫉妒、痛苦、欲望等）和经历编造为“恶魔之语”的情形。彼得·盖伊是最负盛名的心理历史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盖伊的《启蒙时代》呈现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弗洛伊德传》完整地再现了弗洛伊德的一生及其对德国文化的影响。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描述了法国大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内心世界；探究了18-19世纪布尔乔亚阶层观念（经验、思想、信仰、价值观和文化等）的形成过程，涉及爱情、感情、攻击、厌恶、快乐等诸多情感。

尽管上述著作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却始终没能将其视为研究的焦点。情感常被等同于思想成为叙述的内容，而不是被视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直到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的作品出现后，这一研究情况才有所好转。德吕莫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长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历史研究，在20世纪70-90年代出版了有关“恐惧”（fear）和“愧疚”（guilt）情感的专著。德吕莫依托大量资料论证恐惧的消极性质，指出恐惧源于人类对世界的蔑视，源于人类因原罪而产生的愧疚，源于人类脑海中固有的暴力、复仇和严厉的上帝形象。他认为，从14世纪开始，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和暴力行为在西方盛行，而恐惧正是受困心态和暴力行为的核心。恐惧的积极影响虽同被提及，却鲜有人关注。德吕莫采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 framework）解读恐惧。正如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所言，德吕莫是在“探讨变化的、与恐惧有关的主语和宾语，换言之就是研究‘谁在害怕什么’（who was afraid of what）”。此外，德吕莫还认为恐惧情感是确定的，和特定的人和事有关，却并没有讨论恐惧与焦虑、恐慌、攻击、社区团结和共同目标等概念的区别。实际上，恐惧情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表现为愤怒、嫉妒，有时可表现为不安、绝望、惊恐甚至是敬畏。因此，从事情感史研究的学者应重点关注愤怒情感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的方式。

20世纪70-80年代，史学研究开始朝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不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挖掘新的文献与资料，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应运而生。“情感史”研究便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彼得·斯特恩斯是《社会史研究》（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杂志的创始主编（1967年）。1985年，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充分探讨情感史研究对于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并号召学界深入开展有关情感史和“情感学”术语的研究工作。该文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社会史同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紧密相连，“弥补了心理历史学无法研究以往群体情况的缺憾”，反映出情感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靠拢的趋势；同时，还为社会史学者同文化史、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学者创造了新的交流契机，推动了家庭史、儿童史、人口统计学、婚姻史等分支学科向前发展。

斯特恩斯主张严格区分“情感”和“情感学”的概念，认为“情感学”研究“社会或社会内部有关基本感情的标准以及人类对待社会行为规范的态度”。斯特恩斯十分关注社会学家常常提到的规范，阿利·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则将这些规范称为“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两者认为，情感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情感规则”产生、发展、维持和变化的时间和方式；个人处理“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与“情感规则”（emotional norms）关系的方式。斯特恩斯等学者还探讨了美国社会控制愤怒情感的方式、20世纪“嫉妒”情感由象征父权和荣誉变为女性、占有欲和竞争“代名词”的原因以及向来十分拘谨的“冷静”（cool）情感在20世纪初期成为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准则的原因和经过。斯特恩斯为情感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引进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创造和提出新的术语和概念、丰富情感史的研究内容等方面。然而，正如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所言，斯特恩斯对情感标准和“情感学”术语的理解较为狭隘，研究往往以偏概全，忽视了前现代欧洲社会和多数非欧洲社会的情感史发展进程。

近年来，扬·普兰佩尔十分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情感史研究的巨大影响。他认为，“9·11”事件准确地诠释了“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催化作用”，与费夫尔曾提及的“二战的惨状和1941年纳粹统治对情感的影响”如出一辙。“9·11”事件孕育了“网络情感”（e-motion），催生出大量的负面情感。比如，普通民众认为恐怖分子出于“憎恨”而开展恐怖行动，（逝者）家人和好友悲恸不已，现场目击者和电视观众极为震惊。“9·11”事件在全美引发了巨大的焦虑与不安（情感），促使人们积极解读这次恐怖袭击，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人们认为这群暴徒并非情绪混乱或有心理障碍的狂热分子，其恐怖行为似乎另有其因，从而推动了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学科的兴起。学者逐渐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或将其视为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将其视为“思想材料”（thought material），打破了“情感”与“理性”（rationality）的二元对立，从而为情感史研究注入了精神动力，有利于深入研究情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三、情感史研究理论

1.威廉·瑞迪与“情感表达”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瑞迪是首位将生命科学理论引入情感史研究的学者。瑞迪专长于法国史研究，曾师从人类学大师克利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和著名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分别取得人类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心理学（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学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迪尝试将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全新的视角研究情感史。

瑞迪在其《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一书中，借鉴认知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情感史。在该书的后半部分，瑞迪将法国的历史进程同情感联系在一起，认为18-19世纪先是法国“贵族式”荣誉准则（aristocratic code of honor）盛行，而后在大革命和恐怖时期极端“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兴起；随着革命后伪善、怀疑和恐惧情感的蔓延，拿破仑独裁统治时期新的“民主式”荣誉准则（democratized code of honor）最终占据上风。瑞迪将情感理论引入18-19世纪法国史研究当中，展现出学者在情感史研究方面的初步尝试和有益探索。

《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图源：amazon.co.uk]

瑞迪以研究18-19世纪法国和欧洲的劳动史见长，其有关机器制造业发展史的著述颇丰。当他着手研究1804年《拿破仑法典》（Napoleon's Civil Code）中的婚姻契约时，注意到情感对婚姻契约和两性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历史化”这些情感的必要性，希望借此“为个体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和有效的基础”。瑞迪充分借鉴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兼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constative）和“社会结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或performative），提出了一种社会语言学的情感理论即“情感表达”（emotives）。他认为，每一次的情感表达都是调动情感的过程，涉及个人的情感状态和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可能奏效，也可能失效，结果使得人类表达的情感和内心的想法无法匹配。

瑞迪对情感做出如下定义：“情感是松散连接着、有共同目标的思想材料。这些‘思想材料’拥有不同的编码，具有化合价和强度。它们常常同时被激活（activated），却因为人类注意力的局限，无法在短时间内被转化为行动或语言。”换言之，情感是思想材料，也是一种认知反应（cognitive responses），它往往超越语言且不易被转化。人类常常通过“情感表达”控制这些情感，以达到同他人交流和沟通的目的。瑞迪应用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情感”和“思想”（thought）并非相互对立，情感和个人的目标、动机和认知能力均有关联。后来，瑞迪又借鉴了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研究方法，在其他文章中深入探讨了“理智”（reason）与“情感”的关系，认为这两种大脑活动紧密相连：同时受大脑指挥，但与分配注意力和记忆力、应对刺激感的方式不同。

在研究情感史时，瑞迪使用“情感规则”（emotional regimes）的概念，来解释“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s）的变化方式和过程。瑞迪将情感视为“努力范围”（domains of effort），认为人类通过“努力”使自身的情感风格与“情感规则”相符。如果多数人发觉“情感规则”过于专横，他们便会为自己争取“情感自由”（emotional liberty），一边抵制旧的规则，一边建立新的情感规范和情感管理结构、制定新的情感策略。“情感规则”（emotional regimes or feeling rules）大体等同于“情感学”（由斯特恩斯提出）和情感规范。不过，瑞迪提出的这一概念，后来饱受其他学者非议。学者多认为瑞迪提出的基本原则以理性为中心，且“情感规则”与政治制度关系不大。瑞迪主张“情感规则”与政治环境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诉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民族国家是典型的政治制度，常由“情感规则”维系。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数阶段，权力常是分散的，很少存在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权控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情况，也不存在单一的、用以维系政权的仪礼表现（performance of rituals）和象征实践（symbolic practices）。个人在表达情感时，往往视所从属群体和参与活动的情况，决定究竟遵循哪种“规则”。

2.芭芭拉·罗森宛恩与“情感团体”

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专长于中世纪史研究，在研究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后，逐渐步入情感史研究的阵营。她辨析了情感史的术语并考察了情感的控制与变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1945- ），美国历史学家，目前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名誉教授。[图源：luc.academia.edu]

早在1995年，罗森宛恩受邀参加美国历史学会举办的年会。在小组讨论环节，她就“中世纪愤怒情感的社会构建”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而后，她着手研究愤怒情感，并出版一本论文集，探讨了有关情感史的若干问题。

在论文集中，罗森宛恩集中批判了伊里亚思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伊里亚思曾经指出，中世纪的情感表达方式直接又粗糙，农民的愤怒情感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情感秩序的失控。罗森宛恩却认为，这种描述不过是贵族精英的杰作，并借鉴德国学者格尔德·阿尔特霍夫（Gerd Althof）的研究成果，将农民的愤怒情感视为其象征通意（symbolic communication）的策略和形式。罗森宛恩还指出，考察复杂社会的愤怒情感时，不应寻找情感行为（emotional behaviour）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s），因为社会内部“存在许多情感行为可供人们选择”。第二，伊里亚思等学者在研究情感史时，提出了一种“水力模型”，认为人类情感位于身体内部，常在“恒定压强”下不断聚集，最终会通过一种不受控制的方式“喷发”或“爆发”，进而导致“剧烈的反应”。罗森宛恩在这本论文集中初步分析了这一模型的起源，并在4年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此前，在情感史研究过程中，存在一种“宏大叙述模式”（grand historical schema），被众多学者广泛接受和应用。根据这一模式，整个西方的历史就是人类情感逐渐被抑制的过程。罗森宛恩批判了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认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将其推翻。一方面，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另一方面，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将情感视为时代文化的产物。因此，伊里亚思有关情感转向的阐述（从中世纪至16世纪，情感束缚和情感自律越来越严格、社会规训逐渐内化）是站不住脚的。

罗森宛恩还提出了著名的“情感团体”（emotional communities）概念，关注人类在家庭、议会、行会、修道院等场所的情感表现。试图分析这些团体的情感准则、情感联系、情感评价和情感表达。2006年，罗森宛恩在其《中世纪的情感团体》一书中，考察了6-8世纪不同情感团体的情况。她认为，这些团体处于若干重叠的大同心圆和小同心圆之中。大的同心圆内是主导的团体，里面包含若干“次要”的情感团体。“情感语言”（emotion words）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媒介，并构成“情感脚本”（emotion scripts）。因此，她围绕人类的“情感语言”和“情感脚本”做了大量研究。她指出，“情感脚本”是多元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情感脚本”，这主要与前现代化社会分散的社会状况有关。当时一个社会内部往往存在多个政权，个人从属于不同的情感团体，受到“情感体系”（systems of feeling）和共享式“情感模式”的深刻影响。相比瑞迪，她眼中的情感更为多变，且可以跨域时间和文化。然而，学界尚未厘清情感团体的变化方式、“情感体系”兴起和衰落的原因。近年来，罗森宛恩虽强调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还是没能详细阐述这些因素在众多社会中的运作模式。

3.莫妮可·希尔与“情感实践”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历史人类学家莫妮可·希尔（Monique Scheer），在情感史理论研究方面同样做出很大贡献。2009年，她同帕斯科·埃特乐（Pascal Eitler）合撰一篇论文，指出情感是身体和大脑的真实体现，受社会条件和行为习惯的深刻影响。因此，情感是思想，是语言，更是行动。几年后，希尔发表了另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她广泛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瑞迪的“努力范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概念”（concept of habitus）和有关大脑可塑性的“延展认知理论”（Extended Mind Theory）等，进而将情感视为以社会为基础的体化实践。希尔认为，人类的行为由精神性的身体支配，身体依据“社会脚本”训练和控制情感，与音乐家练习演奏曲目如出一辙。情感（如羞愧、屈辱、焦虑、愧疚、爱慕、尊重等）是人类经过重复实践而熟练和自发的行为。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人类逐渐掌握。

“情感实践”是人类通过控制身体和大脑而激发情感的过程，主要包括动员（mobilizing）、记录（naming）、倾诉（communicating）和管理（regulating）情感4方面内容。具体包括：通过确立目标和动机、训练和调节情感、疏导负面情感等渠道，动员个人和群体；允许个人记录和理解情感，保证动员工作的进行；促进彼此互相交流内心状态；遵循特殊的情感规则（“情感风格”或“情感脚本”），管理、控制和塑造情感。在“管理情感”的过程中，人类可以通过重新认知自我和世界形成新的情感，并判断这种情感的适切性和重要性。希尔针对情感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主要认为：情感源于体化实践和认知实践，同历史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情感唤醒”（emotional arousals）是生理性和社会性的行为，由精神性的身体主导。希尔提议，在研究情感史时，学者不仅要关注处于变化中的情感模式、语言和实践，还要留意体现这些模式、语言和实践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人类本身。

总体而言，目前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为：更新情感史研究的理论；采用这些理论研究特殊时期、特殊事件和特殊情感；开展跨学科研究，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文学、哲学、艺术史、心理学和地理学，等等。

四、有关情感史的其他代表性成果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有关情感史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成果汗牛充栋，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枚举，在此只对相关著述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类成果有关情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情感问题。比如，本诺·加梅尔（Benno Gammerl）和马克·西摩（Mark Seymour）分别提出了“情感风格”（emotional styles）和“情感舞台”（emotional arenas）的概念，将情感史研究置于空间、制度和文化语境之下；乌特·弗雷沃特（Ute Frevert）同来自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成员，共同考察了18-20世纪德语研究和德语字典中有关情感问题的核心术语；苏珊·布鲁姆霍尔（Susan Broomhall）为其学生编写了一部学术史著作，介绍情感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内容等。第二类成果从长时段研究情感史。比如，芭芭拉·罗森宛恩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7世纪情感的延续与变迁；皮罗什卡·纳吉（Piroska Nagy）和达米安·博凯（Damien Boucquet）梳理了近一千年的中世纪情感史；苏珊·卡兰特—纳恩（Susan Karant-Nunn）关注了中世纪晚期至宗教改革期间的宗教情感史；乌特·弗雷沃特撰写了大量颇有见地的文章，考察了近代史上情感的概念及其运用；威廉·瑞迪总结了15世纪以来，欧洲和北美地区有关“自我”和“情感”的研究状况。许多学者同样研究视角新 颖，比如布鲁姆霍尔（Broomhall）和芬恩（Finn）、尚皮翁（Champion）和兰什（Lynch）、莱明斯（Lemmings）和布鲁克斯（Brooks）、利耶奎斯特（Lilliequist）、马特（Matt）和斯特恩斯（Stearns）、斯平克斯（Spinks）和齐卡（Zika）。此外，还有一些著作重点研究某种情感。比如，瑞迪关注“爱情”，马特关注“嫉妒”，泊克（Bourke）、拉芬（Laffan）和韦斯（Weiss）关注“恐惧”，等等。

衷心希望从事情感史研究的学者能继续更新理论、拓宽研究视野，将情感史发展成为更有影响的历史学科。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张广翔、周嘉滢译。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图源：Vanity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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