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6.22 -1990.8.1），德国社会学家，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代表作有《文明的进程》（O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个体的社会》（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圈内人与圈外人》（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等。[图源：sipc2020english.wordpress.com]
专题导言
情感史是历史学中近几十年的一大新兴热门领域，尤其近些年这方面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成为一大潮流。从社会学立场上看，为什么情感史研究值得关注呢？一方面是情感史对于情感与社会和历史之关系的理论洞见，对于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启迪；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也为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为情感社会学打开历史视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专题试图勾勒吕西安·费弗尔及诺伯特·埃利亚斯以来的情感史研究大致脉络并呈现少数有意思的研究案例，但非常遗憾的是，若干非常重要的学者的相关文献目前尚无中译本，因而只能略过了，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自行查找阅读原语言文献吧！
我们通常称之为的“羞耻感”和“难堪感”的本能的独特规范，像行为的“合理化”那样，也是文明的进程的特色。理性化的强大浪潮和同样强大的羞耻与难堪感的浪潮，特别是从16世纪起，在西方人的表征中愈益感受到它们的冲击：它们是相同的心理变异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羞耻感是一种特殊的冲动，是一种恐惧，在某种诱因之下会自动地、习惯性地再生产出来。表面看来，是一种对社会境况下降的恐惧，抑或如一般所说，是对他人优越的恐惧；不过究其实，它也是不快或恐惧的形式，是在以下的情况下制造出来和表现出来：对自己弱小低下感到恐惧之人，对于这样的危险既不可以膂力的攻击，亦不可以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攻击来直接防止。这种面对他人优越的无可奈何，这种完全受人摆布的状态，并非直接来自此时此地他人的体力优势的威胁，尽管面对教导者，孩子的无可奈何来自体罚的强制和其体力的弱小。成年人之所以处于这种无可奈何的境地是因为，其优越性表情令人生畏者处于与无可奈何者和惊惧者自身超我相一致的地位，与其自我强制相一致的地位，这种机制是通过他所受其制约的、对其有着某种权力和优越性的他人而逐渐培养形成的。与此相应的是，这种我们称之为“羞耻感”的畏惧在别人看来是在很高的程度上被抑制着，不管它有多么强烈，都不会直接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其身上产生羞耻感的人做了或者打算做的事情，同时与那些现在或以前有某种形式联系的人，与自己，以其进行自我监控的意识区一旦发生了矛盾，这种羞耻感就会有了某种色彩。表现于羞耻—恐惧的冲突，不仅仅是个人与社会舆情的冲突，而且也是个人使其行为与部分自我的冲突，那种代表社会舆情的自我。这还是一种自我心灵的冲突；冲突是对自我劣势的承认。个人怕丧失了他人的爱与尊重，而他又很在乎这种爱与尊重。这些他人的态度已经在其身上形成了定势，面对本人他会自动采纳这种定势。这就是面对他人优势性表情使其处于无可奈何境地的情势；他人在某一方面使得在其自身的那种自动化机制现实地激发起来。
因之也可以这样解释：外来强制越是强烈地通过社会结构转化为自我强制，包罗着人的行为自我强制的环圈越是包罗得多，越是细密复杂，对于违犯社会禁律的惧怕就越是强烈而鲜明地具有羞耻感的性质。如果一个人总是觉得在哪一点上突破了环圈，抑或真的突破了它，那么内在的张力，所出现的激动情绪随着禁律的严重程度和自我强制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所出现的激动情绪只是在一定的关系下，达至一定的强度，才称之为羞耻感。这同一现象，按其结构来说有许多种类，有不同的强度。如同自我强制一样，在社会发展的简单阶段也有这种现象出现，只是其形式不那么均衡，不那么稳定，有某些片面。也如同自我强制一样，随着每次的文明浪潮，这样一种结构的张力和畏惧愈益鲜明地显现出来；最后，这种畏惧较之其他类型的畏惧——特别是比对他人躯体威胁与暴力强制的畏惧——，在以下情况下就越是占有主导地位：和平生活的人群地区越大，膂力暴力居于边缘地位，更为均衡的强制占了主导地位，它们对人的影响所具有的意义越大；一句话，行为的文明越是向前推进。只有在与理性化浪潮相联系的情况下，与要求长远眼光和抑制的功能的形成相联系的情况下，才可说起理性；同理，也只有在与社会发生学、与冲击波相联系的情况下才可谈到羞耻感；就是在这种冲击波中羞耻感才被推向前进；在这些冲击波中，自我强制的结构和模式才会朝着某种方向改变，以便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再加以复制出来。不论是理性化，还是感到难堪的界限向前推进，它们都在同样程度上是对他人威胁或强制的直接畏惧减少的表现，是自动的、内在的畏惧与强制加强的表现，后者是个人施加于自身的强制。无论是羞耻感的向前推进，还是理性化的发展，都在同样程度上是更细致更广远的预见和长远眼光的表现。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密，对于越来越多的人群来说为维护其社会存在也愈益需要一种长远眼光。由此不难解释，那些表面上相异的心理形态的演变何以相互间又有联系。羞耻畏惧的强化和理性化的加强，这两者都是在功能分工不断细密的情况下出现的个人心灵分裂的不同方面，是本能功能与本能监督功能的分工日益细密的不同方面，亦即在“本我”和“自我”或“超我”之间分工愈益细密的不同方面。心理自控愈是细致完善，心理调控的那种区域，广义上为“自我”，狭义上为“超我”，就愈是鲜明地具有双重功能：这一区域一方面构成了这样的中心，从这一中心出发个人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调节自己；另一方面又构成了这样的中心，从这一中心出发，个人部分是有意识，部分是自动抑或无意识地控制或调节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能冲动。心理功能的层级在所描写的社会变革中愈益从本能的冲动中凸显出来；换言之，自我或超我功能在心灵内部具有双重的任务：内政与外交兼而有之，两者并非总是一致，而常常是处于矛盾之中。因之就可解释，在同一历史一社会时期，理性化明显向前推进的同时，何以羞耻和难堪的界限也在向前推进。因之也可解释，这与社会发生学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至今还可在每一个孩子的生活中观察到一种相应的过程：行为的合理化是同一种超我结构的外交的表现，其内政则表现于羞耻感的向前的推进。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 - 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代表作为《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在他提出的人格学说中，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图源：Wikipedia]说到这里，使人思绪万千。还是来说说整体心灵日益细密的分工是如何表现于各个本能冲动的形态演变之中的。首先要谈的乃是，这种整体心灵的日益细密的分工是如何导致在男女关系中的性冲动的改造，羞耻感愈益发展的。而在这里也只能将总的联系轨迹，从上面所描述的社会进程到羞耻与难堪感的轨迹揭示出来。在西方近代史中，也并非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将羞耻感纳入整体的心灵中。进入心灵的方式——这里只提差异——在等级社会中就不同于在后来的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上面所举的例子，首先是有关裸露羞耻发展中的差异的例子，能使人们对这样的变化有个生动的印象。在宫廷社会中，某种躯体裸露的羞耻感，与这一社会的结构相一致，也是受到等级抑或级别的制约。社会地位高的人在社会地位低者的面前的裸露，比如说国王在其大臣面前的裸露，可以理解的是，尚未受制于严格的社会禁律；在更为先前的阶段，男子在社会地位低下，因之社会级别亦低的妇女面前裸露，也是同样如此。这种裸露在这些人心中，与其对地位低下者的依赖微弱相一致，并没有引起处于劣势的感觉，没有引起羞耻之感。这种裸露甚至，如德拉·卡萨所说，可看成是对地位低下者恩宠有加的表示。而级别低者在地位高者面前的裸露，抑或在同级面前的裸露则愈益被视为大不敬的表示而从社交中被禁除。这样的裸露被看成是犯规，因之也令人觉得可畏。只是在等级的壁垒坍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功能性的依赖愈益加强，社会中所有人的价值逐步趋同之时，这种在任何他人面前的裸露，除却在某些亲密的飞地而外，全都变为犯规。于是这样的行为在个人身上从小便被蒙上了一层畏惧，以致禁律的品格完全从其意识中消失，羞耻感对他就如同是自己内心的戒律。难堪的感觉也是同样如此。难堪构成了羞耻感的不可分离的对应物。羞耻感的产生是由于违犯了自我和社会的禁律，而当个人之外的某种东西处于危险的区域，触及到早先由其周围所布满恐惧的行为方式，事物，爱好，直至这种恐惧——按照“条件反射”的方式——在相类似的情景中重又产生。难堪的感觉是一种不快的情绪抑或恐惧，一旦他人就要突破或正在突破由超我所代表的社会禁律的量级，它们就会出现。危险区越大越复杂，行为的文明越是向前发展，这种难堪的感觉也就会变得愈是多种多样，愈是广泛；个人的行为是通过危险区调节并规范的。上面一系列的例子表明，自16世纪起羞耻和难堪阈限是如何愈益迅速地向前推进的。在这里，思想的链条也开始在慢慢收拢。这种推进是和上层愈益加速的宫廷化同步进行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在个人身上相互交叉的依赖链条愈来愈密，愈来愈长；越来越多的人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监督的强制在逐步发展。正如相互的依赖不断发展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观察也在加强。善感性和与此相应的禁律变得愈益精密，由于共同生活的不同方式而使人感到羞耻的事物，在他人身上使人感到难堪的事物也愈益精细，愈益广泛，愈益多样。前面业已指出，随着职能分工的发展，人的整合愈益加强，不同阶层和国家的巨大的反差也在减少；而在文明框架内的对其进行规范的种类与方式却是日见其多。在这里，在个人行为与感觉的发展中遇到了一种完全相对应的现象。个人行为巨大反差愈是削弱，喜怒无常的情绪爆发愈是受到克制，受到抑制，并使其转化，行为种类或色彩的敏感性就会愈强，人对小表情小动作和形式就愈是敏感，人自身和其层级的世界的经历就愈是复杂；这些层级通过尚未被抑制的情绪的面纱先前没有进入意识之中。试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原始人”在相对狭小的区域经历着人和自然空间，这个区域对其生死攸关，——说其狭小，是因其依赖的链条较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又比“文明人”精细得多。其精细之处是多种多样，这要看其是为农，为猎，还是从事饲养。然而不管情况如何，一般可以这样说，只要是事关集体生死攸关，原始人便会开发出比“文明人”更强的能力：在树林和田野中辨别树木的种类、声响、传闻或动作。不过在原始人那里，自然空间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危险区域；它充满危险，而文明化的人对此已不再认为是什么危险了。在原始人那里，什么更精细，什么较粗放，都是与此种情况相对应。“自然界”逐步在中世纪盛期，继而从16世纪起愈益加速为人所经验的方式有着以下的特点：越来越大的人群空间愈益分明地过上了和平的生活。因之森林、草地和山岳也逐渐不再是第一量级的危险之地，不再是从中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与不安的头号的危险之地。而今道路四通八达，以劫掠为生的骑士，还有那凶猛的野兽渐渐绝迹，森林和田野不再是肆无忌惮的动粗之地，不再是猎逐人和兽的用武之地，不再是撒野和令人谈之变色的场所，而是愈益成为进行和平活动的场地，为产品的生产，为商业，为交通所规范。因之可说，相对和平的自然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展现在和平生活的人的面前。大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愈益得以抑制的情绪作为中介对人的眼福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人们享受眼福的对象；人，首先是久居城市的人，不再能常常领略田野和树林的风光；而今林野成了他们的休养之地。城里人变得更加敏感了，他们以先前为危险和野性所掩盖的层次来欣赏广阔的田野，其细微之处也都尽收眼底。色彩和线条之和谐令他们赏心悦目，他们尽情领略大自然之美；天空白云苍狗的变幻，地上阳光对树叶的戏谑，怎不使人们心旷神怡。在逐渐平和化的过程中，人对于相互交际行为的敏感性也在改变。外在恐惧愈益减少，而内在恐惧，亦即人的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恐惧却在成反比例地增加。基于这种内在的张力，人开始在相互交往中以一种在那些地方所没有的方式相互体验着；在那些地方所能料到的仅只是来自外部的、挥之不去的威胁。以往很大一部分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直接通过武斗来裁决的，而今却化为内在的张力而要进行自我斗争。社会交际不再呈现出一片险象环生的景象：先前筵饮，舞会和笑语喧哗，常常是转瞬之间就转化为狂怒，斗殴和凶杀，于是这种交际便成为一种危险区，个人克制不够，触及到敏感部位，触及到自己的羞耻阈限抑或他人的难堪阈限。而今危险区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于所有个人的心灵。也正因为如此，人在这一范畴里对于区分也敏感起来，而在先前，这些区分几乎进入不到人的意识之中。较之先前，大自然在很高的程度上成为由眼睛为中介的乐趣的源泉；而今天，人相互间同样在很高的程度上成为一饱眼福的源泉，抑或相反，成为由眼睛为中介的令人厌恶的源泉，成为程度不同的难堪感觉的引发者。人对人造成的直接的畏惧在减少，与此成反比的是，由视觉和超我为中介的畏惧，内心的恐惧却在增加。约15世纪的欧洲贵族宴饮绘画。[图源：getit01.com]如果可以随便动武，动武成为家常便饭，——顺便提一下上面所举例证之一——那么在餐桌上向人递上餐刀的小小的表情就无关乎紧要。而当使用武器愈益受到限制，而当外来强制和自我强制同时使得个人以躯体攻击发泄其情感冲动和狂怒愈益困难，那么人对于使其联想到攻击的一切就会变得极为敏感。只要作出攻击典型表情，即会触及到危险区；当一人向另外一人递上餐刀，刀刃朝着该人时，那他就会有种难堪的感觉。宫廷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可谓最为敏感，对其来说，敏感同时也是其体面价值，是使自己有别于其他阶层的手段，因之他们对此也精心加以养护而形成禁律。而这种禁律从宫廷上层慢慢渗透到整个文明化的社会。从禁律中可看出，武士时代的影响，来自与恐惧相联系的本能层次的一系列的联想。前面一系列的例子表明，刀枪武器的使用如何一步步受到限制的，动武的危险区如何通过大大小小的禁令加以护持的。不过在宫廷贵族中体力暴力的放弃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是外来的强制，又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自我强制的，这还是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尽管有种种限制，最初使用餐刀如同使用刀剑的作法还是流行甚广。就像行猎和在餐桌上杀死野味是可以允许的、日常所见的男人的乐趣一样，在餐桌上切割死去的动物也是处于难堪阈限之内的可以许可的范围。后来随着市民阶层的慢慢崛起，终于使切割死去动物的工作推移至社会生活的后台。这是因为市民阶层通过其社会职能的整体架构而达至的和平化与自我强制的整体转化愈益完善、愈益确实的结果，尽管在个别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还保留着这古老的习俗。不过操刀切割，甚至空手持刀，虽未禁止，几乎到处为人所避免。在这一方向敏感性增强了。这就是整体心灵结构演变的某些方面许多例证中的一个；心灵结构的演变我们简称为“文明”：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地方对外界力量的畏惧是零起点的，也没有任何地方自动内在的恐惧是零起点的。两种恐惧对于个人来说是有所不同的，然而两者归根结底也是不可分割的。在文明的进程中，并非一种兴起，一种沉寂。所发生改变的仅仅是外来和内在恐惧的比例及其整个的结构；人对外界势力的恐惧——没有完全消失——减少，而从未缺席的、潜在或现实的恐惧，产生本能与自我之间的张力的恐惧在比例上越来越大，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经常。读者诸君在第一卷中所看到的有关羞耻和难堪阈限向前推进的证据，事实上不过是对心灵演变的结构与方向的简单而又形象的凭据；这种演变也可从许多其他的方面加以揭示。从中世纪天主教的超我的形成向新教的超我结构的过渡，显示出一种相类似的结构。这种过渡也表现出一种恐惧内心化的巨大冲击波。只有一点是不容忽略的：无论是先前，还是今天，成年人内在恐惧的种种形式都与在与他人关系上恐惧，对外在势力的恐惧是密不可分的。*本文节选自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第二卷：社会变迁 文明论纲》，袁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9年，标题为会社君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罗马时代的贵族半裸半卧着进餐，食物由奴隶细心切割处理完毕再端到贵族面前。[图源：daginiktopu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