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茨 | 前民主德国的缺陷综合症与情感堵塞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Hans-Joachim Maaz，1943- ），德国心理学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心理动力学疗法和深度心理学协会的创始人。自1980年起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教教会救济会的心理治疗诊所的首席医师。自1989年起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心理治疗、心身医学和医学心理学协会的董事。马茨凭借在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的很多演讲和讨论会的发言在整个德国的这一专科领域而闻名。[图源：cn.bing.com]
专题导言
情感史是历史学中近几十年的一大新兴热门领域，尤其近些年这方面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成为一大潮流。从社会学立场上看，为什么情感史研究值得关注呢？一方面是情感史对于情感与社会和历史之关系的理论洞见，对于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启迪；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也为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为情感社会学打开历史视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专题试图勾勒吕西安·费弗尔及诺伯特·埃利亚斯以来的情感史研究大致脉络并呈现少数有意思的研究案例，但非常遗憾的是，若干非常重要的学者的相关文献目前尚无中译本，因而只能略过了，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自行查找阅读原语言文献吧！
缺陷综合症与情感堵塞
此类畸形人格不易辨认，也很难一目了然。当畸形现象遍及整个社会时，反倒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正常”情况。本书中，我所要厘清的正是这种所谓“现实社会主义”中出现的各种关系。在这种体系之内，只有畸形人格才可以苟延残喘，而健康的行为模式必遭惩罚。这里所指的“健康”是：坦率、诚实、独立、批判性分析能力、肯定自我社会地位、创造性能力以及反对多数派的勇气——总之，凡是在民主德国被视为反动的、每个人都必须坚决戒除的那些品质。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体系能够正常运转，专制机构必须掌握在个别人手中：一种体现为主动形式，即自身掌握权力后去压制他人，或者体现为被动形式，即通过隐忍的方式，听任他人对自己施行压制。虽然涉及的个人会有程度上深浅的区别，但绝不可能存在第三种选择。我们现在清理历史中的人物时，很需要区分是刑事犯罪、道德过错还是简单的人性弱点。以何种标准来认定一个人是罪犯还是牺牲品，在刑法上关系重大。但是从心理治疗角度来看则无足轻重，因为在专制体系中，每一种社会身份都涉及桎梏、损失和错乱，所以每一种身份都应获得接受必要治疗的机会。
尽管确实有缺陷综合症患者来找心理治疗师治疗，但依然无法仅根据这些病例就推断绝大多数民众都有问题。如果我们借助于数据研究和心理医学知识，就可以看出诱发病症的诸多社会因素，即便在临床中，身体的病状仍然占最主要的位置。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业国家中的95%的居民在生活中患有各种功能性疾病。通过系统的思考和分析可以推断出，每个病人都身处致病的环境（配偶、家庭、同事和国家机构），而且涉及的人数在明显地增多。不过，我们可以将群体性的屈服行为联系起来诊断，如东德广泛宣传的危害健康的行为（滥用嗜好品、营养不良与营养过度、绩效压力），离婚率与自杀率，大众业余活动（缺乏运动、电视泛滥、交流的缺乏）以及破坏环境等行为，来绘制出群体性人格畸形的图景。
内在的缺陷状态
压制总是对满足自然的需求加以限制，并禁止情感对此作出反应。我们将就此更为精细地考察人的自然需求的结构，看看我们是如何从中获得心理疗法理论与实践的。我们把需求的结构按最佳比例划分成身体基本需求、精神基本需求、社会基本需求以及心灵基本需求，但这些需求的整体特征不在谈论之列。我想列举几项最基本的自然需求：
——身体的：呼吸、营养和排泄、温暖、张弛有度、性生活；
——精神的：自由自在的思考和感觉；
——社会的：爱与被爱、交流、被接受与被理解、被保护与安全感、归属感；
——心灵的：对事物的理解力、感受力和鉴赏力，对自我以及他人的感受。
将以上基本需求列表，再与我国提供的满足此类需求的途径及其可能性相比较，结果令人极度沮丧。因为从列表中足以清晰地看出家庭与国家压制的后果：
——呼吸：呼吸对健康生活至关重要。这里指的不仅是不含无害物质的清洁空气，而且是一种能否深度呼气与吸气的能力。吸气意味着你能否从生活中索取，呼气则意味着能否勇敢地自我放松并交出自己。
在民主德国，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呼吸漂浮着有毒物质的空气，这无疑是会损害健康的。而环境检测数据却被列入保密范畴，可以说，人民遭受健康损害一事国家完全知晓实情。空气污染的后果不仅是刺激过敏、频繁感染和中毒症状，尤为甚者，是机体在缺氧的状况下会影响获取能量的过程，致使身体与情绪的活力最终均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心理疗法中，我们也有针对躯体进行的呼吸训练，因为深度呼吸是一项疏通被阻滞和隔绝的情感的重要方法，与此相反，屏住呼吸或浅度呼吸，则是压制或控制不愉快情感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在诊断中，经常把浅度呼吸看作是克制情绪的一种病象。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呼吸总量是有限定的。能够平稳、深度呼吸的人，一般要比浅度且急促呼吸的人寿命更长。很遗憾，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传说确实有科学依据。强制性的、压制情绪的教育会迫使呼吸变浅，如果还加上含毒的空气，那我们的生命力不仅会被遏制，生命也会缩短。
——营养与排泄：正如过分讲究卫生会对婴儿产生不良影响一样，母乳喂养对心理健康发展的意义也鲜为人知。另外，食物热量普遍超标且不健康，用甜食作为“奖励”的作法也非常普遍。排泄物被认为是污浊之物。吐痰、打嗝、放屁也在禁忌之列。
——节奏：由于文化和习惯的束缚，父母对孩子的自然生理节奏不仅不予理解，甚至完全压制。
——性生活：与性为敌的性教育非常普遍。对此我必须强调一点，数据调查结果似乎非常乐观，但这些结果均经不起认真推敲。因为在这一敏感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真实感受，如禁忌、耻辱和羞怯。很多人愿意装出对自己的性生活心满意足的样子，就像他们称自己的童年很“幸福”，或者表白父母都是“一切为了自己好”一样。在我们调查的5000名病人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在性趣和性满足能力上存在障碍，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却在性事方面承受着羞耻、负罪感和恐惧之痛。明确的性功能障碍（如性无能、性冷漠）很常见，却很少人知道“性高潮”可以放松和满足自我身心。被称为“满意”的性经验其实指的是部分性器官达到的性高潮罢了。
加州2016年开始执行AB 329加州青少年健康法案。按照该法案要求编写的健康教育新大纲2019年5月起在加州各公立学校依法实施。很多家长纷纷到各郡教育委员会进行强烈抗议，表示无法接受学校给自己的子女讲授如此激进的性知识。[图源：aotubmw.blog.sohu.com]
公开场合避谈性事也是原因之一，它导致在公开场合无法真正讨论许多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性问题，比如性欲反常的行为，家庭暴力等等。
——自由自在的思维与感受：对此孩子不许有任何评论，因为只有“我们可以告诉你，应该想什么、感觉什么、说什么或做什么”，这是父母、老师、教育者、医生、牧师、党和国家干部合谋制定出的一致信条。“不许反抗”是普遍的警告，“思想正确”是永恒的要求，标语和口号充斥着日常生活并通过媒体强行灌输，还有所谓专家的意见被当作“真正信仰”的信条不容置疑。
——爱与被爱：提起这两种需求很让人心灰意冷。如果父母不是对情感心怀恐惧感，孩子也不会因为爱的缺乏而沮丧，更不会由此去追逐补偿性的爱，那么整个社会对孩子情感方面的压制也就会受到阻止。
在多数情况下，成人的爱都是有先决条件的：“如果你满足了我们的期待，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我们才会爱你！”，这也许是在人格塑造方面最持久最有效的方法，原因是孩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遵从父母的命令，为了讨来父母的欢心他们心甘情愿去做任何事情。父母经常性的外出，父母的紧张或不满情绪，都会使孩子恐惧，会误以为自己是造成父母痛苦的原因。因此，“让父母高兴”成了他们更加努力和顺从的目标。可以说，有很多父母就是完全依靠孩子的这种“奉献”而活着。这种经验会导致孩子产生一种错觉，即我应该而且也必须去为自己争取到“爱”。“通过真正的努力，把所有让父母高兴的事情做好，我便会获得他们的关注和肯定！”这就像加工车间的一道工序，如同所有工业社会不想放弃的那样，想把孩子统统加工成“工作狂”、士兵、干部和管理者的工序。
——交流、被理解及归属感：孩子通常不被成人理解，却必须去理解成人。孩子只有举止得体时，才会获得交流，而出于本能的童真行为则会遭到拒绝。只有接受并遵守家庭、集体和国家的既定规则时，他们才会被看作“其中一员”，否则便会被当作替罪羊、异己者、异见分子，或被当作政敌去孤立和管教。因此，很多孩子为了获得渴求已久的交流，只剩下忍受痛苦和患病这一条途径。
——心灵的需求：孩子对心灵的需求大多被深深冷冻，他们既无力体会，也无能体验。造成的原因是一系列的宣誓，对党的路线、对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空话和口号、对表里不一的献忠心，而且一直被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这些东西无坚不摧、无孔不入，导致孩子内心产生极大的反感，对情感体验变得麻木不仁。包括在“基督教”教育领域中，对宗教信条进行的权威性和道德化的传授，不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阻碍了心灵的发展。很多人都谈到，经常颂祷的经文和不离口的宽恕，事实上会约束他们对宗教的心灵体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些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实际上，孩子从出生到至关重要的早期阶段，他们的基本需求不仅没有获得满足，反而遭到多方面严重的阻碍，这个现象在东德十分普遍，因而给很多东德居民留下后遗症，表现为长期慢性的缺陷状态。无论从从症状、起因还是影响上我们均可确诊为缺陷综合症。我将这种缺陷综合症看作是最为普遍的致病性潜势，这种畸形发展的起因多种多样，或者形成于童年期，抑或是成年期。在所有工业社会中，或多或少都能发现此类缺陷综合症或其某些特征。但是我所指的缺陷综合症的特殊之处在于患病群体的广泛性。继而来看缺陷综合症在东德引发的起因，它的特殊之处一是源自国家与家庭的双重压制，二是我们国家本身同时存在的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缺陷。
当物质上对商品的需求、精神上对自我社会价值的渴望无法获得满足时，民主德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自恋情绪就不能小觑。实际上，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存在缺陷症状。民主德国居民面对特定的商品或服务时，从来都没有把握，最典型的问句总是：“您是否有……”，“我是否可以……”，他们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时刻准备着遭到拒绝并体验失望。对特定物品的持续渴望，必须听从组织安排，干什么都得拉关系走后门——所有这一切都在慢慢腐蚀着我们所有人。
“凭关系”［民间称为“维他命B”——因德语“关系”(Bezie-hung)一词以B开头］是一种基于依赖关系而形成的相互帮衬的形式。如果有人想利用熟人的职务或地位为自己获取一些好处，那他们也需要提供一些紧俏商品或服务。这样，一张私相贿赂、投机倒把、贪污腐败的特殊网络就形成了。而公司和建筑工地上中频发的顺手牵羊、小偷小摸也起源于这种关系。这种通过私相授受因而流通甚广的秘密商品及农产品交易，催生了一句描述该世态的民间俗语：市面上一无所有，家里应有尽有！
没人会对这种四处泛滥的现实感到羞愧、内疚，他们认为这是一项“运动”，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一种小小的反抗，借此来破坏一下国家秩序，并解决这种物资匮乏状态。在这种买卖中有一些能手，他们将全部雄心都放在这种交易中，尽管如此，大规模的投机倒把并不多见，这更多的是对这种匮乏状态所进行的集体的、沉默的补偿性反抗，这种反抗促成了社会心理基础结构的形成。谁手头有物资供应，谁就高人一等；谁投机倒把，谁就兴高采烈。因此，为了减轻日常生活中的压抑感，每个人都在拼命追逐蝇头小利。
顾客在国营商店购物时经常感受屈辱：不仅要排队、求人、耐心等待，还常常遭受责骂。售货员和服务员通常易怒、粗暴、不友好、经常拒绝他人。如果无货可卖，却又必须处理这种物资匮乏状态，也难怪他们情绪低落，于是顾客成了他们经常调侃和嘲笑的对象：“你想得倒美！”“我也巴不得这东西有货呢””你不要这个吗？不要拉到！”“往后站，等轮到你再说！”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等待和排队暗含着一种意义：即屈从就范。而屈从和忍让正是极权压制的目的之一。如果某人突然兴之所至，想出去喝杯咖啡，或吃一顿饭，当他看到餐馆门口大排长龙，而下一家饭馆又挂出“今天休息”的牌子，他内心的失望就会达到顶点。这种匮乏状态已经逐渐使人受到侮辱、遭受折磨，令听从本心的生活无以为继。
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不善而导致的外部物资匮乏与内在的心灵缺陷体验，这二者形成恶性循环并逐步升级，这是我国的一种特殊国情，这又使长期慢性的失落感、不满情绪、被侮辱被损害的情绪日益尖锐。但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正是这种内心与外界的相同体验将这种神经受遏的症状逐步稳固下来。抱怨国家的外部物资匮乏能够很好地、有效地将注意力从内心的痛苦上转移开。而人就身处物资匮乏和内心痛苦这种内外交困的氛围之中。罹患内心缺陷症的患者，是多么难以享受外在的自由以及幸福的人际关系，后文将着重讨论，此处不妨开宗明义：富足的外部物资状况必然趋使人更多关注自己内心的不幸，这和人们极力想避免不愉快的经验相互关联。
关于民主德国面临的外部缺陷，我们必须置放在联邦德国这个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在与联邦德国持续不断的比较中，民主德国居民才感到自己如此劣等，如此廉价，简言之，就如同是二等公民。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德国始终算是一个富足的国家。但是在民主德国，西德马克和它的购买力有着量化的标准，尤其是它在外在价值上的体现：工资、商品供应、休闲旅游、租金、商品和服务等等。很多来自西德的游客都有一种感受，不论是作为顾客还是游客都会受到更为礼貌更为友好的接待和服务，这更加剧了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不满。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东德人的境遇更加糟糕：一旦被认出是德国人，便会被征收额外的税款；当他透露东德的实际经济现状时，便引不起旁人的兴趣了。这种对自恋情结的持续打击，加上被周边国家隔离、禁止自由旅行及移居，还有被剥夺基本人权——所有这些事实强烈地冲击着民主德国居民的自我价值观。但其中的特点是，外在的社会缺陷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阐明、强化并突出了内在早已形成的病症。如此而来，就可以解释东德人为什么能够忍受和宽容一切本无法忍耐的现状。换句话说，外部状况没有为治愈早期内在的创伤提供有利于治疗的氛围，相反，它加剧了内在的伤痛，而内在的伤痛又反过来加速了外部的衰败。
图为20世纪60年代西德维尔茨堡市的Marienkapelle市场。[图源：k.sina.com.cn]
西方国家肯定也会出现缺陷综合症，但外部的富足可以发挥基本的补偿作用。但我对它的“治愈”作用心存疑虑，更确切地说是担忧，因为内在的问题可被外在的光环更为长久且巧妙地隐藏起来。时间会告诉我们，这种简单而更为充分的外部满足到底是恩赐，还是灾难。
缺陷综合症的后果
“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你！你的需求和感觉都有问题。你只有满足了我们（父母、老师、国家、党）的愿望，我们才能认可、接受、支持你”。若按照上述模式行事，孩子的基本需求是得不到充分的，或者哪怕是一般的满足。这种方式，只能迫使孩子背离自我的本性，放弃自己独特个性。这意味着，孩子不能在友好而有益的社会氛围中根据自己内心的准则自由成长，而只能根据既定准则和要求被扭曲着学会适应。
天性，首先意味着持续不断地放弃自我内心的指引，因为未被满足的需求和内在的紧张心理，是种太令人不舒服的体验和感觉了。当已有的需求未获满足，或只是有限地获得满足，都会导致自信缺失、恐惧、猜忌和怀疑，长此以往，便会使人得出一个结论，最好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内心的信号，因为遵循它的指引，结局总是失望。而比较好的办法反倒是掩盖内心世界，压制相应的冲动，接受并满足成人的要求和建议。所谓天性，就是从倾听内心的需要，转向遵从外在的指令，并接受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其结果就是适应和自控、遵守秩序和纪律、勤奋努力和做出成绩。疏离自我的恶果就是产生依赖。当个人不再相信自己和自身的需求，失去了身体与心灵的紧张与放松这一内在节奏，那么现在急需的就是一种外在的依靠：一项可供自己遵循的规定，一项对“正确”或“错误”进行表扬或斥责的奖惩规则。而自然天性的重要性恰恰是：满意，放松，兴趣。既然这些内在体验均已丧失，便不得不努力寻求预先设定的外在价值加以补偿：如消费、财产、权力和名誉，并转而遵循既定的道德或意识形态继续生活。人的基本需求获得的满足越少，寻求替代性需求和价值来填满的这一空白的压力和欲望就越强烈。
自然天性的永恒节奏：在疏离自我的状态下，紧张与放松（恐惧与渴望）这一自然节奏逐渐变成持续的紧张状态，而缓解这种紧张状态的方法只能是不断加大药量。而每一种替代性药物都可能导致成瘾，这点已被证实，因为使用替代性手段并不会使人真正放松，最后不得不持续重复地加大药量。
疏离自我永远不会达到一种稳定的终止状态，而是一个永久的压制过程。一旦这种压制变成由良知、自我道德和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内心过程，这就意味着，从前的那些外部的压制者（父母，国家，教会）成为了最后的赢家。适应和屈服、依赖和听天由命这些自我压制的手段一直活跃着，宝贵的生命力被自戕和自律所消耗，从而导致活力丧失、精神运动受限，出现情感障碍症和堵塞症。在这期间被禁止的愿望会渴求得到满足，并常会引发恐惧和负罪感，因为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做到符合外界的要求。为此他们会产生内疚，感到自己非常卑劣，是个失败者。这种心理状态会导致驯服和顺从行为，会饥不择食地抓住任何一个外部指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并获得替代性满足感。最后终于学会了适应，并举止得当地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同，之后，金钱、奖赏、嘉奖、勋章、礼物和事业的上升会带来一段短暂的轻松，但是这仍然没有实现身体所渴求的那种心灵上的真正放松。
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制涉及的范围越发广泛，以致大部分人无法意识到这其中真实的相互联系，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渴望到底是什么，能感觉到的只是不舒适、不满和沉闷，长期以往，最终会出现明显症状和疾病。为了缓解缺陷症带来的不满状态，人们通常采用吃、喝、吸烟、消费、工作、看电视、服用药物或毒品。所有具备麻醉和转移注意力的药物，都会被服用，并且被迫再三服用。但是，药物的这种镇静及转移注意力的作用一旦消失，紧张状态便会立刻再次浮现。因此没有人能够轻易摆脱这种疏离自我的状态。一旦放弃这种能够转移注意力的成瘾性药物，这种岌岌可危的平衡就会全部崩溃，剩下的只有恐惧和痛苦，这也正是疏离自我的悲哀之苦。
想要对此有进一步了解，就必须认识到，以前未被满足、被忽视的基本需求无论在现在或将来，都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或任何人获得迟来的满足或补偿。对于那些追名逐利、沉溺于物欲和占有欲之中的人来说，名誉、权力或富裕，都无法真正带给他们满足感。很少有人能自行停止这种错误行为，虽然大多数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但他们依然会继续疯狂地追名逐利。
想要认清这种替代性追求的特别困难之处在于，所有基本需求都被滥用：吃饭变成狼吞虎咽，喝酒变成酗酒，充满情爱的性爱成为暴力性交或淫乱，爱情异化为索取爱或爱的表白，上班变成工作狂，帮助变成“助人综合症”，交往变成纠缠。很多过着如此生活的人却误以为是一片健康和谐，他们感觉不到自我的疏离，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在所谓主流价值体系中可以获得很高的评价。
尤其常见的发生在性领域。在我们的治疗中，会有男人自吹说，自己能够连续多次地进行性交，或者坚信自己能够让配偶达到性高潮。当我们分析之后却发现，这类人通常显示出严重的性障碍。因为他们无法达到应有的放松程度，只好反复性交，从而又被误解为性能力超强的标志（把性能力作为成就的标志是典型的不自信标志，而自然的状态则恰恰相反，应该是顺其自然）。释放自我以及听从自我的性欲，是一个人能为配偶做的最重要的事，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感染配偶并与之共燃爱火。
在民主德国，这种替代性需求意义重大，因为它被当作渴求成功、有进取心的美德而获得社会的高度评价。但事实上，一个酒鬼和一名成功人士，区别仅仅是来自社会方面的评价不同。酒鬼的行为被社会唾弃，而一名成功人士的酗酒行为，则被众人当作成功的标志而争相效仿。但酗酒行为在缩短生命和自我毁灭方面对于二者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单是在寿命的缩短方面，我可以作个比较：如果酒徒原则上比他本能够活的时间早死了15年，如死于肝病，这样，高调人士和成功者也可能早死大约15年，如死于心肌梗塞。在我们的经验里，后者多为经济、科学、艺术和政治等行业内的高端人士。因为工作强度过大，太辛苦，他们无法享受生活，他们在放假时和业余时间也不停地想着工作，或者干脆把工作带回家。一堆成功的表象，如健康充沛、创造力十足，很可能掩盖了日后将会浮现出来的真正麻烦，即脏器衰竭、精神抑郁、高血压或者其他身心疾病。在社会形象的光环之下，真实的乏味的社会关系状况被掩盖。不停的会议，堆积如山的工作和责任，对外部麻烦的担忧和愤怒，使得他们无暇感受和顾及自己内心的焦躁和不满。类似“麻醉剂”效果的工作和成功可以遏制自我疏离的痛苦。
需求无法被满足，必然会引起情感起伏的过程。情感是人体本能的辅助能力，可以用来结束这种缺陷状态或者至少起到宣泄能量的作用。交流的第一途径就是情感。人们通过哭、喊、手抓脚踢、踩踏、扑打与周边的人进行交流，向对方索取想要的回应。真实的情感会相互感染。在情感上开放的人能够立刻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反应，即使有“虚假的”情感混杂其中（如，哭泣显示愤怒，愤怒显示受伤或悲哀，攻击性显示恐惧，歇斯底里显示心有所求），他也能及时分辨出来。因此，情感表达能够反映内心的状态，对周边环境作出反应，并宣泄掉因需求未获满足而淤积下来的能量。在自由无阻的情况下，人们会更清楚地表述自己的需求，即便需求未获满足，有所失落，他也仍旧可以保持心理平衡，能够适应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连情感表达都被禁止，那真可谓是雪上加霜。而这正是民主德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最高理想和目标。
在东德，基本的情感能力（满足感受阻时的恐惧，满足感受挫时的愤怒，满足感缺陷时的悲伤，以及获得满足感时的喜悦）全部被加以禁止。“消极的”情感要消除，快乐的情绪要控制——自由而不被束缚的生活之乐趣完全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控制和压抑本性的流露，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才叫获得了快乐。“让我们欢欣鼓舞地唱歌，飞舞，跳跃吧！”这是家庭、学校和教堂对儿童节日时发布的权威指令。淘气和好动也要被纳入训练，比如，参加大型的军事化青少年运动会。而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举办的各种联欢会更是为了迎合他人的口味，诸如周年纪念、游行队伍、火炬行列和文化消费。所谓自主性的活动大多也只局限于献礼游行、表忠心、暴饮暴食、跳迪斯科舞。而生活中真正的主题（爱、性、恐惧、困苦、思想问题及冲突的解决）却从来不曾涉及。用诚实和坦诚来关注内心情感的讨论会和团体干脆根本不复存在。
各种教育手段被用来阻止情感表达：用羞辱和命令来消除恐惧感，用道德威吓、专制暴力和惩罚来阻止发怒；用转移注意力和简单的安慰来对付伤痛和悲哀。在这方面，父母、学校和国家结为联盟，口径如此一致：孩子必须学会适应、听话、安静和顺从。每一个儿童游乐场、每一节火车车厢、每一个班级里都能找到压制情感的教育方式。成人对孩子们的真情流露诚惶诚恐，他们使用的手法有警告、哄骗、禁止或体罚威胁。对于大部分家长和教育者来说，从未听说过天方夜谭似的理论：“恐惧是正常的，愤怒是合理的，疼痛是必要的，性欲是有益的”，否则他们现有的世界观会被全部颠覆。通过这些方式，孩子的情感不仅被压制，同时也使他们陷入迷惘，因为他们曾经感受过真实的世界。为了克服这种迷惘，他们只得将已知的事物深藏于心，这种分裂的情感或许将来可能成为潜在的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我们的孩子被压制和分裂的情感牢牢地控制，使得他们苍白无力、受阻碍、受约束，看起来冷漠、焦躁、易怒，或者是安静颓丧、羞于交流。
关于情感，民众中普遍盛行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克制和压抑被推崇为一项衡量人的重要标准。那些能够最好地控制情感并学会压抑自我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党内、国家机关、军事部门、国家安全机构和高层职能部门的提升和推荐。自由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圈子盛行的情感教育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既遥远又断裂。艺术和文化，尽管也一直处于国家文艺审查的暴力统治之下，但在东德民众当中却享有很高的声誉。借助文艺，人们才可以放纵地享受一下这种远离现实生活和理想化的感情表达。常被纪律束缚的听众至少可以藉由最后的鼓掌来宣泄像音乐般奔涌而出的激动之情。除此之外，书籍、电影、戏剧和歌曲也起着不可超越的重要作用，在这些“纯精神”和形而上的领域里，人们至少可以释放一些自己的情感。
图为德国当代知名艺术家斯特凡·普伦克斯（Stefan Plenkers，1945－）的画。其绘画风格以东西德统一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东德时期，普伦克斯的画作偏于具象和写实。在东西德统一而普伦克斯本人也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之后，其画风大变，越来越偏向于几何抽象。[图源：cn.bing.com]
有些行业中，敏感而情感丰富的人居多，如服务行业、助人机构、家庭主妇等等。他们貌似情感丰富，常常被人误以为具备深刻的情感，实际上是戴着情感的面罩，拒绝表达真实的情感，可谓：“感觉”的目的就是为了毫无感觉！换句话说，为了不必感受自我内在的体验，为了逃避自我内省和自我感受，只好假装富有感情，假装对别人感同身受。
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压制自己情感的现象无处不在，患者的行为无不是被动、被控、拘束、受限，总之，退缩成了最有教养的戒律。一提到创伤性生活经历和负面体验，患者会明显地表现出肢体僵硬，脸色苍白、声音沮丧、眼睑低垂、身体蜷缩、头部下垂、肩部高耸，并伴以呼吸急促。如果情绪受到刺激而引发激动，则会立即停止对话，屏住呼吸——看得出在“勇敢”地和情感斗争：双手掩面，双唇紧闭，因颤抖而挥舞四肢，身体摆动，跺脚，双拳紧握，用尽全身力气进行自我控制。伴随情绪出现的身体病症也屡见不鲜：头疼、腹痛、背疼、心脏压迫感、咽喉紧锁、昏厥——他们宁愿忍受这一切，也不肯坦荡地表达情感。
情感的表达与内心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听到的是：“我现在很生气！”，看到的却是一张笑脸；说的是“这让我很伤心！”，可口气却似闲谈。人们不去感受情感，而是谈论情感。内心的真实和情感表达南辕北辙。这里所指的真实的感觉是，恐惧时的颤抖、心悸、面色发白、盗汗等；愤怒时的喊叫、咆哮、怒吼、肢体冲突等；高兴时的大笑、载歌载舞、蹦蹦跳跳、互相拥抱。大部分这些表现在民主德国或是被禁止或是需收敛，只有私下场合不大被限制。大部分人饱受情感堵塞之苦，当允许宣泄情感的机会再度出现时，可以想见他们第一次情感爆发时的强烈程度，甚至到了需要配备防护性措施的地步，否则便会伤及到他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任意抒发情感——虽然这种行为曾饱受贬斥，被人嗤之以鼻——会存在一点危险，应当看到，这也是数十年情感阻塞造成的一大恶果。在此之后，正常的、本能的情感表达会日渐清晰、单纯、放松、乐于交流——在每一方面都能增进健康。身为人类，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要去感觉，只能决定是否将体会到的情感表达出来还是压抑下去，也就是说，是选择彻底地流露情感还是选择淤积情感，前者有益健康，后者不仅会损害健康，还会导致社会冲突或社会畸形发展。当人在心理和言语上无法进行抵抗时，其神经质的防御机制便会紧急启动：逃跑、咆哮、呐喊、挑起争端、对人或事大动肝火——这是在试图通过最后的挣扎来阻止自身的感觉。连在大多数的心理治疗过程中，都很避讳自由的情感表达，至多允许作为内心的描述和想象进行一些叙述。心理治疗师为了不在患者面前暴露自己的情感，立即想法转移患者注意力或迅速提供一些解压方法，如建议或聊天。
总体情形是如此不堪地证明：我们是一个情感受压制的民族。我们冻结了自己的情感，任情感堵塞状况支配并决定着所有的生活。我们的情感被如此地封锁，就像是柏林墙封锁了我们的国家一样。
民主德国的一般普通居民，外表看上去，个个诚实正直、遵纪守法、友好礼貌、勤奋努力。虽然极少情况下也会怏怏不乐、愤怒生气，但多数时候行为内敛、自控，谨慎小心。殊不知，在这副做给人看的面具下面，涌动着一系列不为人知的情感潜势：恐惧、仇恨、危险的愤怒、深深的痛苦和酸楚的悲伤。正是这种情感上的分裂现象可以看作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独有特征，它对社会紊乱和畸形发展产生着巨大的负面作用。这就是民主德国的的基本生活，也是强制性压迫教育的必然结果。举国上下，人人明白：表现真正的情感，坦露内心的想法，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如此这般，戴着假面具的生存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直到演化为一种正常的自然状态。然而，没有人能在伪装之下长期地满意生活。作为心理疗法医师，我们十分了解这套心理机制：它首先迫使人们相信，这个外表的“自我”就是自己的“天性”，并愿意使用一切手段来捍卫它，甚至可以援引貌似无懈可击的论据为这个伪“自我”进行辩护——情感的分裂状况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简言之，人听从大脑的支配，而大脑再把每一个谎言加工整理成科学。
然而对于经验和世界观来说，在判断对错、真假、可靠与否的过程中，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利器。一旦情感分裂，就会丧失正确的引导。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心理学家为什么会参与，或者至少是纵容和忍受了那些悲剧在我国的发生，其实以上所述正是原因之一。可以说，我们当年是彻底地丧失了对所见所闻的感知能力，哪怕是身临其境也没有能力去感受。有许多现象虽然很令人费解，但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耳听长年累月的煽动宣传，目睹诸多理论与现实的互相矛盾，眼见一座城市日渐没落，行走在发臭的死水河边，穿行在砍伐殆尽的埃尔茨山间——我们对此有何感觉？我们哭过、喊过、咒骂过、呕吐过吗？我们用我们的情感去指导行动了吗？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平心静气地接受了客观的论调，我们旁顾左右而言他，心安理得地继续忙着自己的小事情。在“转折点”之前，我们曾批评过汽车尾气带来的严重污染吗？指责过无色嗅的有毒气体赋予我们国家独特的味道吗？没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人格分裂了。
只有在情感分裂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任何一种形式的压迫、不公、暴力、暗中侦查和告密。试想，如果一个人边境“叛逃”犯下的只是一种刑事违法，为什么还会被下达的射杀命令致死？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名边防战士因击毙叛逃者而被授予勋章。就在授勋的一瞬间，他绝望之极，呕吐了长官一身。那一刻，应该说是情感冲破了“围墙”，攻克了恐怖事件。
为什么人格分裂的治疗如此困难？深层次的原因来自我们的早期生活经历。每当我们要对眼前的社会弊病作出反应时，就必然会激发被我们长久竭力抑制住的那个原发情感——但这些被压抑的情感对我们的主观感受具有性命攸关的重要性。缺失的爱、孤独感、被排斥、不被接受和理解、甚至被虐待，所有这些都会在孩子身上引发致命的恐惧感。抑制消失之时，才是情感逐步复苏之日。因此，有不少人宁可选择去过那种非自由的补偿性生活，选择忍受该生活带来的痛苦后果。不过，当生活中出现真正有利的条件时，又会激发人们为了恢复原状，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有例为证：有效的治疗一般包括对患者的接纳、关照和认可，这在病人渴望得到的同时，也正是他们所恐惧的。因此，我们很规律地发现：我们对患者的接纳越深入，他们的抗拒却越强烈，不仅迷茫而执拗，而且会加重症状，违背医嘱，目的是为了重新找回之前习惯的不合作态度——然而他极力压制自己对别人关注的渴望是绝对不能提及的。为了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早早地变得麻木不仁。如果我们执意要体验眼下的痛苦，那么曾经的生存问题就又会浮出水面。如果我们想认真面对眼下的谎言和堕落，那又不得不解决此前堆积如山的无数谎言和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
若想让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那个“核”重新复苏，首先要逐步治愈分裂，重新与情感连接，并将之尽可能地表达出来，这是治疗中的三大要素。因为被压抑的人性是如此渴望爱、亲近、坦诚和真正的生存权利，即使深藏于心底，也是这样难于遏制，难获满足。
通常来说，这颗深藏心底的“核”恰好是被各种负面的情感所包围，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恐惧。在对每一位病人的分析当中，要明确地诊断出，该病人是怕亲近，怕爱情，还是怕自由和平静。
如果想让患者现在真正体会到爱、亲密、自由和宁静，那免不了会激起他对缺乏爱和被压制的个人经历的回忆，引来的后果必然是委屈，所以他并不会因为当下的满足感而享受快乐和轻松。也许有一种场景与此相类似：即一名胜利者在颁奖台上淌下“喜悦的泪水”时的感受。那突如其来的痛苦，在你取得最大胜利时而冒出，你内心从未停歇的对被肯定和被认可的渴望突然灰飞烟灭，但这渴望却曾让你甘愿承受一切非人的辛劳和困苦，只为了最终能够站在这最高的领奖台上。曾在民主德国畸形繁荣的竞技体育就是一种心理防御与平衡的手段，同时意味着一种想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赢得“被爱的”企盼，虽然这爱的体现最多也不过是一枚冰冷而高贵的奖牌。这种被关注的渴望会在胜利的一瞬间伴随着欢呼和掌声获得满足，之后转瞬即逝，但在这一刻中长期的痛苦会被抛在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