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雷迪 | 情感表达：一种话语－行动
情感史是历史学中近几十年的一大新兴热门领域，尤其近些年这方面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成为一大潮流。从社会学立场上看，为什么情感史研究值得关注呢？一方面是情感史对于情感与社会和历史之关系的理论洞见，对于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启迪；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也为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为情感社会学打开历史视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专题试图勾勒吕西安·费弗尔及诺伯特·埃利亚斯以来的情感史研究大致脉络并呈现少数有意思的研究案例，但非常遗憾的是，若干非常重要的学者的相关文献目前尚无中译本，因而只能略过了，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自行查找阅读原语言文献吧！
无论是英语还是欧洲其他语言，其中的情感词汇都可被视为一种符号，用来描述以分裂的自我为特征的思维激活的符号。西方情感观念代表着一种讨论复杂的多途径激活的成熟方法，这些激活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如此广泛，完全超出了注意的能力范围。经检查，一些在既定时刻被激活的材料会把自己组织成可辨认的布尔逻辑链或因果推理链。其他材料可能象征着多感官输入或其他多维数组暂时的协调。其他材料可以建立隐喻联系（metaphorical or synecdochal links）、算术关系和行动场景。（我之所以略显随意地使用这些专业性表达，意在激起各种不同寻常的符号，它们可能包含在既定时间内所激活的内容中。）顺利理解行动环境的必要前提是，最低限度地对不同片段的内容进行连贯性转化。根据严格的规则，最严谨的数学家简单选择了这些激活链中的特定部分，而排除了其他。即便数学家们排除了激活链中的“其他”，他/她对摒弃的这部分仍然是有“感情”的，也就是说，大量超出注意力范围的新思想材料被持续激活着。他们带来了这样的认识：坚持数学分析规则需要一种“努力”——拒绝遵循激活打开的任何替代路径的努力——同时，遵循规则也会带来数学的乐趣、疑惑、敬畏、无聊及挫折。
但假设这个数学家在处理公式，其中的变量代表了这些操作产生的激活思维的状态（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公式或命题是关于被激活的（但并未全部参与的）思想，而不是由作者的阐述和思考所伴随或触发的思想，那么它们如何能够确保严谨或规则控制的秩序呢？这个困境使得许多科学家和数学家在谈论或思考自我时，会嘲笑“严谨性”。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更准确地描述这一困境的特殊结构，也许应该有一种最低程度的严谨性，比过去的更严谨。借我希望在借鉴奥斯汀“施为式”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实现这一要求。
作为语用学的先驱之一，奥斯汀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在1962年出版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该理论。并非所有的陈述都是描述性话语，是奥斯汀的核心观点。传统哲学只关注描述性陈述，或奥斯丁所称的记述性陈述的真实性条件和真实性价值。在奥斯汀看来，这（描述性陈述）只是话语的一种类型，还存在其他的、根本未被注意的话语类型。他称这种话语类型为“施为式”话语，因为人们用这类话语表达实施或完成某件事情，而不是描述某件事情。比如婚礼上新郎新娘说的“我愿意”，由此新娘成为妻子，新郎成为丈夫。比如在句子“我命令你把门关上”中，以这种方式使用“命令”这个动词使得该句成为一个命令。在奥斯汀看来，上述话语无真假之分，但是，除非满足一定条件，否则这类话语所表达的要实施的行为并不会得到实施。在舞台话剧中的婚礼上，一个演员说的“我愿意”并不真的会使其成为另一个人的配偶。只有在真正的婚礼上，“我愿意”这句话才能真正完成其要实施的意思。如果这句话“我命令你把门关上”是一个士兵同一个中士说的，这句话就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命令。依据“施为式”话语发生的交际环境是否是确保该话语实施的有效条件，奥斯汀把“施为式话语”分为“适当施为”与“不当施为”。
奥斯汀的观点很快为众多学者所接受，不仅包括哲学家，还有人类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因为他们发现“施为式话语”概念有趣且有力。
顺着这个概念，学者们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话语实际上都有一个“施为式”维度呢？即便最纯粹的描述性或记述式话语，都可以认为隐匿着表达言说者与话语所表达的事实之间的施为关系。比如“草是绿的”，其实是言说者在表达这样一个事实：我宣称草是绿色的，或我认为草是绿色。另外一些人看来，该观点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可能之盒，让观察者把一切可能施为意图都加置给言说者，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言说者有这些意图。奥斯汀确实区分了每一个话语的“言外之意”和“言后之意”。“言外之意”表达了该话语的“施为”，“言后之意”则是该话语的描述性或记述式维度所表达的意思。例如，“我命令你把门关上”这句话的“言后之意”，在于它暗示了旁边有一扇门是开着；该句的“言外之意”是强调这是一个命令。为了理清上文可能出现的困惑，奥斯汀最著名的门徒之一塞瑞勒（Searle）举例给予了说明，比如“关门”是一个“施为”，但如果加上“我命令你去”或者“我需要你去”，就不是“施为式话语”（Searle 1989）。
即使哲学家努力完善必要的定义与区别，以让我们理解“施为式话语”究竟是什么，人类学家、宗教专业学生、文学评论家认识到“施为式”概念为他们理解仪式、法律、小说及其他文字作品所提供的分析力——所有这些都包括产生于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文本、话语及施为，而正是特定制度赋予了它们一定的言外之意。但是，任何赋予一个话语、实践或文本以言外之意的交际语境，都只能是由其他话语、实践或文本构成的。因此，“施为式话语”存在于整个“言外之意”领域中，并在该领域衍生出其意义。比如，在传统基督教婚礼中，“我愿意”这句话是否“适当”，依据接下来的牧师的“施为式话语”：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牧师话语的“适当”与否，则又取决于国家法律及牧师所在的教堂赋予了牧师证婚的权力。而教堂的牧师之所以被认可具有证婚的权力，在于教堂神职官员宣布“我现在任命你为牧师”的神圣仪式，抑或类似的施为程序，以及立法机关和法院通过和支持的程序（“我敦促你支持……”“我们特此颁布……”“反对有效……”）。如上文所示，适当的施为话语构成的链条式连接，可以无限延伸，又可以翻转回来。
在一场颇有影响的、依据上文勾勒出的思路而进行的讨论中，马歇尔·萨尔斯（Marshall Sahlins）提出，文化只不过是一连串快乐的施为式话语实施的方法，这些话语的实施改变了言说者相对于彼此的及相对于宇宙的社会位置。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意在把那个过去僵化且不考虑历史变化的文化概念历史化。当文化被视为施为式话语实施的方法，文化也就成为了一系列言说者尽力遵循的指南。当历史场景发生变化，既有的文化无法发挥作用——比如萨尔斯提到的，首艘抵达夏威夷的英国船只的遭遇——言说者被迫创新改变、即兴发挥、争夺权力，随即而来的就是发生历史性变革。因为场景在恒变中，无论变化多么微小，历史总是持续以这种方式被引入文化解释中。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中，文学评论者山蒂·彭瑞（Sandy Petrey）提出了类似的观点（Petrey 1988），当他注意到这一事实时，即1789年6月法国的三级议会把自己变为“国会”并宣称主权的决议，是在没有任何预先确定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施为式话语。这个施为式话语是否能“适当”的问题，只能由接下来一个月里导致巴士底狱被攻陷、国王被迫投降的冲突结果来决定。（甚至这件事情的合法性至今仍为一些人否认。这些人坚持认为这个革命性决议的实施不是“适当的”。）
现在，施为式话语理论已被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广泛接受。在新近发表的关于历史方法论的回顾中，萨哈·马扎（Sarah Maza）谈到：正如文化史最新发展所表明的，文化产品及文化行为是反映式的，更是施为式的（一本小说或一项仪式不仅仅反映了社会，也建构了社会）（1996：1494）。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仪式、性、种族认同和现代化，人类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详细论述了施为式话语理论（参见Butler 1990；Schein 1999）。
但对言说者情感（因为这个词在说英语的人中使用）的表达是一种典型的既非记述式（描述式）话语，又非施为式话语的话语例子，它既不是“以言行事”，也不是表达单词外的象征之意。诸如“我感到害怕”“我很愤怒”等此类情绪表达的话语——我通常称为第一人称的现在时态的情感表达——在奥斯汀看来“仅仅是报告”（Austin 1962：78—79），类似于“我出汗了”。但奥斯汀及其追随者对话语的特点和性质着重关注。他们认识到“施为式话语”是否得以“适当”实施有赖于话语发生的社会及制度背景，但同后结构主义者一样，他们对心理学家们所研究的那种过渡的超语言现象（intermediate extralinguistic phenomena）漠不关心，包括前几章谈到的转化、激活及注意的关键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观察情感表达话语，会发现第一人称、现在时态的情感表述话语具有以下特点：1. 描述性话语的外观；2. 建立关系的意愿；3. 自我探究或自我改变的效果；（其他类型的情感表述话语，比如对他人或过去的关切，所具有的衍生效应，将在下文探讨）。
（1） 描述性话语的外观。之所以说第一人称、现在时态的情感话语具有描述性的外在，是指句子里的情感词是描写一个人的状态。“我难过”“我很悲伤”“我高兴”或者“我心情不好，但有些焦虑”——这些话语类型乍一看在语义层面上同“我是红头发”“我干净”“我感觉不舒服”等话语类型是一样——都是描述性或记述式的。另外，描述他人情绪的话语，比如“他感到很愤怒”“将军毫无畏惧”，也是描述性的（如同“她命令他把门关上”是一个记述式话语，而不是施为式话语）。第二人称情感话语表达的例子（比如，你感到不安）将在下文探讨。但描述性的情感话语并不能确认情绪真实存在。判断一个情感话语，比如“我很愤怒”的真实性的唯一方法是，留意同这个话语相关的其他情感表达话语、动作、行为等所有一切没人能看到、听到或感觉的东西。检测自主神经系统（ANS）及内分泌系统状态等这些手段，提供了更广泛的观察线索，但仍然不能直接观察情感（参见Ortony & Turner 1990：319）。
（2） 建立关系的意愿。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社会生活中的情感表达话语绝大多数表现为特定场景、特定关系、或行动导向的一部分。下面是特殊引用的例子：Averill (1994)；De Sousa (1987: 45); Lakoff (1987: 397—399); Lazarus (1994: 307); Lutz (1988: 211); Quinn (1992); M. Rosaldo (1984: 143); Sarbin (1986); Schieffelin (1985: 169); Wierzbicka (1994: 437)。部分学者甚至走得更远，认为情感就是情节。谈论一个人的感受，常常表现为一种含蓄的给予或赠送，表现为一种协商，表现为一种拒绝，表现为开始或终止一项计划，表现为建立一种连接或关系的期待。说“我害怕你”可能是一种拒绝合作的表达，也可能是希望转变关系的请求。说“我想去看电影”可能是提议出去玩；说“我爱你”可能意在提出或确定长期的性伴侣关系。
1983年，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指出，在美国，很多职业（比如空乘人员、服务员、教师等）要求从业者在工作中表现出特定的情绪。事实上，这种情绪的持续表达是职业合同的要求，如未能表现出这种情绪，将遭到解雇。家庭关系（美国社会中）则允许更多种的情感表达，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家庭关系对情感表达都强加了一套规范的期望。在很多文化中，微笑有多种含义，表示尴尬（Barrett 1993: 154），表达同意建立联系（Ekman 1980: 136；Fridlund 1992），甚至是表达对死亡或痛失的回应（Wikan 1989）——除了惯常作为高兴或同意的表达外。结合丧葬仪式，学者们研究了世界很多地方的哀悼。不同地方的哀悼都呈现出高度的标准化，通过死者的至亲及远房亲戚、朋友、同事或陌生人表达出来（参见Feld 1982，1995；Urban 1988；Good & Good 1988；R. Rosaldo 1989；Grima 1992等）。这类情感表达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困难，学者们对如何认识它们意见不一。仪式化的情感表达是不真诚的吗？或者仪式的目的在于创造、酝酿情绪吗？这些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学者们忘记了第一人称情感表达话语的第三个特征。
美国社会学家亚莉·罗素·霍克希尔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1940－）在她的著作《心灵的整饰 : 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提出了“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概念，并以20世纪美国航空服务业的工作经验为例，指出人类的真实情感在资本社会的商业化操作中受到了操纵和抑制。[图源：BBC]
（3） 自我探究或自我改变效应。无论如何定义情感，如前文提到的一般，心理学家都认为情感表达涉及思想材料的多方面激活——对此，有着不同的名词表达，如“评估”“认知”或“判断”——其中一些只是自动的、习惯性的、半意识的、不能完全看到的，另一些会以面部信号、大笑、羞赧、自主神经系统或内分泌系统的唤醒、声调、动作、姿势等这些词语的使用，参见Averill（1994），Ortony & Turner（1990），Solomon（1984），Greenspan（1988），Frijda（1994），Bornstein（1992）。表现出来。关于自动性的研究表明，特定时刻被激活的思想材料的范围与复杂性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完全超出了注意力所能转化的范围，因此，试图概括或描述这些思想材料的整体基调是不现实的。首先，这种失败是由转化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引起的。
因买一辆新车说“我很快乐”，与因去看望了妈妈说“我很快乐”，就像指着树林中的冬青说“冬青”与指着一个作为圣诞节装饰物的塑料冬青花环说“冬青”一样。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言说者很有必要与对话者分享同一种理论，以确保他/她能对这些话语作出恰当解释。但是，相对于把看到的冬青灌木景象转换为文字而言，把情感表述成文字的难度更大。正如韦尔茨贝克（Wierzbicka 1994：48）所说的，情绪不是“自然的”（同时参见Griffiths），作为一个复杂的、特殊的思维激活，每一种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话，第一章提到的把情感类比为自然的理论就不再成立了。简单的情感标签过于简单化。
试图用简短的一句或两句话描述情感的做法，最终表现为一种努力，在这一过程中，被激活的思想材料本身发挥了作用，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关系、目标、意图及实践也在其中有着重要意义。当然，这种做法会不可避免地对激活的思想材料产生影响，并且可能会激活或改变其他思想材料——它们当前尚处于不活跃的感觉输入、程序记忆与陈述记忆的广阔领域中。所以，即便原则上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出被激活的思想材料的全部特征，这样做依然会在这些思想材料完全形成之前，引发材料的变化。注意力把其形成中的及表达出的情感转化成情感符号的做法，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在注意力工作时，多元思维模式会兴奋起来或被抑制。一个人对自己的真实情感感到困惑时，他可能也会说“我爱你”，这是为了弄清楚这种情感的真假。这句话的真或假，有赖于它对言说者产生的影响。丹尼特（D.C. Dennett 1991：246）引用了克拉克（R.W.Clark）撰写的波特兰·罗素传记里的一段话：
很晚了，两位客人才离开，留下了罗素与奥黛丽夫人单独在一起。他们围坐在火炉旁，一直谈话到凌晨四点。几天后，在记录这件事时，罗素写道：“我不知道我爱你，直到我听到自己告诉你我爱你——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上帝呀上帝，我说了什么？’然后我知道了这就是事实。”
情感表达后可能会有一系列的结果。我们可以以非常简化的方式对这些结果进行分类，包括感情的确认、否认、强化、弱化等。就情感表达而言，作为一种自我探索，它对于个体的影响在于可能会证实或否定这种表达；作为一种自我改变，它对于个体的影响在于强化或弱化这种情感。上文所提到的罗素的例子表明，爱的告白不但是情感的确认，也是一种强化。这种现象非常常见(隐含在霍克希尔德（1993）或者维肯（1990）的研究发现中)。维格（Wegner）与他的同事在关于心理控制反讽效应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情感强化是情感表达的常见结果。“我不害怕”的情感表达同“不要去想你的前任”的命令，有着同样的不足，那就是两个表达都强化了不期待的那种情感（Wegner & Gold 1995；参见第一章对该研究的论述）。另一方面，积极的情感表达，尤其是个体有理由支持的积极的情感表达，开启了激活这种情感材料的搜索。
这类影响可能很常见，但没理由主导着每一次情感表达。反复的、持续的（几天或数周）的消极情绪表达，很有可能是被这种影响所主导的。经过研究，埃德雷伊（Erdelyi）在1992年和1994年发现，在经过指导后下，个体可以有意地忘记或记住一件事情，而且经过数天努力后，这件事情进入或退出注意力的可能性将依据指导的意图增减。但指导的效果并非完全可控，也并非完美。
另外，虽然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情感表达的结果概括为四种类型（确认、否认、强化、弱化），而事实上情感表达的结果仍然是复杂多样的，就像情感表达试图描述的多义激活一般，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很重大的改变。实际中，一个感到心烦意乱的空乘人员，可能会尝试快乐行为，试试这种做法是否有助于调节情绪，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刻。熟能生巧而已。
很多学者认识到了情感表达对情感的重要影响。正如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所说，“有充分证据表明，言语表达出一种情感或以认知的方式演练一种情感，会强化甚至创造这种情感的真实体验，如果压抑或对其视而不见，则会发生相反的结果”（1989：266）。在一篇发表于1984年的、经常被引用的关于情感发展的文章中，杰尔姆·卡根（Jerome Kagan）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关于内在变化的检测存在与否，对随后的情绪状态至关重要。我并不是说未检测到的生物变化不重要，而是紧随检测后的评估常常会改变体验过的情感。最近，弗贝·艾尔斯沃思（Phoebe Ellsworth）重申了这个观点：当一个人能够表达出自己正在经历的情绪时，毫无疑问，他/她也正在改变、简化及明确化这种情绪体验（1994：193）。另外，哲学家罗纳德·德苏泽（Ronald De Sousa）的“拔靴（bootstrapping）”概念同上文提到的任何方法都不一样，因为德苏泽认为个体情感表达的情感效果是自欺欺人的，或者至少偏离了事件的“真实”状态（Whisner 1989）。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因为苏泽曾试着用既有的描述性话语来获得这种区别性认识，在我看来，用描述性话语来认识情感表达是不充分的。维肯（1989：302）的报告显示巴厘岛人认为“情感表达塑造和调节情感”。第一章中谈到的人类学家布鲁斯·卡普费雷尔（Bruce Kapferer）对于仪式的评论，也可以用来作为证据。没有人，即便最富有激情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会认为光的波长会根据我们如何命名它们，而变宽或变窄。然而，情感词语却同它们被认为强调什么有直接关联。这个事实明确地把情感问题同知觉问题直接区别开来。试着把这种影响理论化为情感表达的最重要的方面，而不是简单地指出它的存在，这是本研究的初衷。
以第一人称现在时态出现的情感表达所具有的令人惊奇的特征，为将这类话语表达定义为既非描述式，也非施为式的言语行为提供了依据。我认为应该把这类话语称为“衔情式话语（emotives）”。通过它们提到自己的方式，施为式话语确实对这个世界做了一些事情。在“我接受你的任命”一句中，“接受”一词特指了或明确了这句话的意思——接受任命，而不是拒绝任命。作为言说者的一个动作，“接受”改变了这个世界，而这是描述式话语达不到的，因为描述性话语会使得言说者成为一个被动者。同施为式话语不一样，情感话语不是自我指认的。当一个人说：“我是愤怒的”。该句中的“愤怒的（angry）”并不是“愤怒（anger）”，同“我接受”一句中的动词“接受”一词与意味着名词性的“接受”并不相同。结果，就这个术语的原始意义来看，衔情式话语并非一种独特的言语表达方式，因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最初理论领域局限于话语表达，但未考究话语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表面看来，衔情式话语好像是对外部参照的真实反映，借用奥斯汀的话来讲，应该是描述式的或记述式的。仔细探究的话可以发现，衔情式话语指向的外部参照并不是被动存在于衔情式话语的形成中，在表达情感时并非被动存在，而是源于处于变化状态中的话语行为。衔情式表达是一种转化，既包括把进入注意的当前的任务转化为文字与“描述式”话语，也包括把超出注意纳入能力而处于排队等待进入注意的这类任务转化为文字与描述式话语。衔情式话语会直接被它强调的所影响，并且也会改变它所强调的。因此，衔情式话语同施为式话语类似，但不同于描述式话语，因为衔情式话语也会给世界带来改变。衔情式话语自身就是直接改变、构建、隐藏或强化情绪的工具，虽然其结果不定，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在分裂的自我中，衔情式话语是一种动态工具，在服务于不同的高水平目标的过程中引起注意。但衔情式话语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它对它期待实现的目标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正是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关于人的基本概念，一个与政治相关的关于人的基本概念，而不是在一些假定的基因编程的基本情感中的人的基本概念。
同衔情式话语相关的表达方式
有多种类型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具有第一人称现在时态的情感表达的特点。
（1） 第一人称过去时态的情感表达方式。“我曾对你很生气”“我让你失望过”等这类表达，是对一个人过去某种情感状态的表达。同时，他们也表达出了这个人的当下状态（过去提到的状态已经停止），并且通过暗示，获得了转换为第一人称现在时态的情感表达的全部的转化力。因此，他们也是上文所定义的完全意义上的“衔情式话语”。
（2） 第一人称长时段的情感表达。诸如“我一直爱着你”或者“我永远以你为荣”这类话语也属于衔情式话语。当强调一种从过去持续到现在的情感时，这些话语是对过去情感状态的解释，同时是对个人现在情感状态的一种明确告知。当这些话语是描述未来情感状态时，它既包括明确的承诺，也包括对现在的一种描述。结果，这类话语同样充分发挥着衔情式话语的作用。
（3） 表达情感的手势、面部表情、字词选择及语调。关于非语言情感信号，原则上有必要区分那些直接来自于当前注意行为的信号和那些无意识产生的信号，即受到“注意力短路”所激活的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信号（参见Argyle 1991：167；Niedenthal & Showers 1991：128—129；Hatfield等人1994）。前者同衔情式话语一样，具有自我转化能力。后者因为是注意之外的行为，所以并不能自我转化——但并不是说其毫无自我转化力。无意产生的情感线索并不具有相同的转化效果，除非其在产生后引起了有意注意。一个人可能在眼泪滚落至脸颊时，才发现自己的伤心难过。眼泪会把一系列被心理控制阻挡在外的或因疏忽而被隐藏的想法，纳入到有意注意的范围（参见Besnier 1990b关于非语言情感表达的有用探讨；参见McNeill 1992）。
（4） 其他关于言说者状态的表达。情感状态并不是人唯一的具有可描述性外观、关系意愿、自我探索或自我改变等特征的状态。“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我几乎没有任何想法”等这类表达，因为表述了人的一种无法被观察到的状态，同样具有衔情式话语的三大显著特点。表达对话者情感的话语同样具有这些特征，比如“我以为你爱我”——这是对言说者当前状态的解释，该句话如同衔情式话语一般，会对言说者的当前状态有强烈影响或改变。因此，作为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衔情式话语，只是不符合奥斯汀理论的更大的话语类别中的一个主要亚型。过分坚持把亚型衔情式话语从这个更大的话语类别中区别出来，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在这个更大的话语类别中，除去该亚型话语之外的其他话语，虽然不包含明确的情感诉求，但几乎总有对于言说者情感状态的有意流露。可以想象下，当“我以为你爱我”是以一种悲伤、沮丧的语调诉说并伴随着有意的情感流露时，这句话就成为了衔情式话语。关于什么是与思想表达、判断表达或态度表达相对的情感表达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是无稽之问，因为这个问题是基于惯常的英语语言的区别而产生的，而这种区别几乎不具有普遍性的。
（5） 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的情感表达。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的情感表达，比如“你看起来很生气”或“他很害怕”等，对于言说者来说，并不衔情，但它能够引起被谈论者以第一人称的现在时态的方式复述这种情感状态。当有人告诉我我看起来怎么样时，我会立即重复这种情感状态，在那一刻，这个情感表达具有了衔情式影响。因为这个表达并非基于我先前的情绪状态，也不是源自把情感状态文字化的努力，所以这种表达的自我探究力或自我改变力较弱。另一方面，言说者与被言说者之间的关系会强化这种情感表达所带来的影响。妈妈安慰孩子“不要害怕”，孩子会立即接纳，并认可“我在害怕”的情感状态。但如果两个争吵的伙伴，一个孩子对另外一个孩子说“不要害怕”，可能引起被言说者强烈的拒绝，比如回应说“我不害怕”。这种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情感表达对话语指向者所带来的衔情式影响，我称为“在场效应”。当然，指向不在场的第三人的情感表达，不是衔情式话语。如上文所谈，这类话语在形式上是描述性的或记述式的。但这类第三人称的情感表达，如果被第三个人得知的话，则会对其产生衔情式影响。任何情况下，这类情感表达的真实价值同衔情式话语的真实价值有着同样的局限性，因为只有在相同的衔情式话语对被描述者来说有效的情况下，这类情感表达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此，这类表达的运用，常常受到调控衔情式话语的管理策略和目标的影响。无论是“在场效应”，还是所有情感表达的有限真实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对此，我们将在第四章展开深入的探讨。
真诚与自我欺骗
如同奥斯汀所谈到的，施为式话语无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有效或无效之别(他用的是“适当”（happy）或“不适当”（unhappy）)，所以衔情式话语同样也无正确与错误之差。作为一种描述，衔情式话语很容易失败，因为首先它们所描述的个人的状态是复杂的，还因为它们在提及和表达这些状态时已对这些状态造成了影响。但它们有效或无效，有赖于它们产生的效果对它们表达的确认与否。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例子，比如一个人说“我对你特别生气”，然后他/她就会发现由于说了这番话，他/她的怒气消了。出现更常见的结果，就是对情绪的确认或强化（愤怒的想法被激活，然后迅速激活一系列强烈的、确认的相关思想材料的联结）。但是，在情感表达与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并不必然存在这类联系。可以预见更复杂的结果：例如，愤怒的情绪仍然很强烈，与此同时，对这个人的其他情绪同时涌至脑海，这些情绪引起言说者的矛盾或摇摆。
由于情感话语会对言说者产生强大而无法预测的影响，诚挚不应该被视为是个体要追求的最自然的、最好的或最明显的状态。相反，对衔情式话语力量最明显的取向也许应该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工具主义（fugitive instrumentalism）。有人试图用这个重要的工具以达成目标，可能是同情感表达的内容毫无关系的目标。例如，一个卖车的人会对潜在的买家说：“很高兴遇到你。”或者当一个人祈祷健康时会说：“尊敬的上帝，我爱你并完全服从你的意志。”上述两种情况中都没有虚伪的必要性，个体希望把期待说出来能帮助他/她实现这一期待，随后个体就会发现期待是否会实现。在这些例子中，衔情式话语的建立关系意愿及自我改变效应常常相伴而至。含蓄的承诺或拒绝的情感表达，常常能成功唤起实施相应行为的情感，比如履行承诺或坚持拒绝，但有时也会出现分歧。
当谈到这类工具性自我调控时，我使用“避重就轻（fugitive）”一词，因为它总是为一个或多个高优先级的目标服务，这些目标目前并不包含在被激活的思想材料中，而这些思想材料为这些目标做出了改变。当与情感相关的思想激活打破或改变了当前目标指向的平衡时，要保持对这种情感的工具性态度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例如，一名飞机空乘人员在被乘客攻击后，会产生强烈的换职业的念头，会突然觉得保持职业需要的愉悦状态很困难。我效仿维肯（1989，1990）和霍克斯希尔德，把这种“避重就轻”工具主义称为情绪管理。但由于工具主义经常不起作用，而激活的思想又很容易毫无征兆地毁掉正在组织管理的工作目标，所以我提出了“导航（navigation）”一词，特指情感生活的整体基调（第四章会再次讨论该问题）。
能很好容忍衔情式话语的自我改变与自我探索效应之间的分歧的人（众所周知的二手车推销员或舞男），会被认为是在撒谎，虽然这样的谎言同重婚者的描述性谎言或施为式谎言是不一样的。需要指出的是，习惯性地接受及管理建立关系意愿与自我改变影响之间的差异，将使得个体放弃衔情式话语的自我探索效应。个体将不再用它们发现自己的感受，因为他/她习惯于期待最坏结果：去面对与自己正在暗暗作出的承诺不匹配的情绪。这种情况可称为“自我欺骗”或“自我拒绝”——除非个体认识到任何关于个体的情感表达都不是坦率的真实价值。“自我欺骗”“自我拒绝”这些词语的使用既具有潜在的衔情话语影响，还具有规范化的政治效力。这些词语同其他情感的描述一样，都易于被作为工具性手段。
由于衔情话语的强有力效应及个体将发展出一套使用这些效应的“技能”的可能性，诚挚本身必须被视为一种专门技能，只在特定历史和政治场合中使用。同样地，不能把虚伪或彻头彻尾的欺骗视为忠诚的唯一替代品，相反，应该认识到它们处于衔情式话语的广泛的使用风格的另一端。尽管我们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没有人会因为认不清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而遭受指责，因为毕竟多种转化任务的内在不确定性一直存在着。社会生活容忍人们情感表达出现错误的余地很大，且允许不断校正。这就是一个人常常会发现社会规则（正式公开的文化模式）同社会实践（关系构建的策略与失误）之间的差异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这种差异，也就是布尔迪厄在自己著名的概念“惯习”中所揭示的分歧。这种分歧有时被一种得体原则所庇护，即允许或指导如何将不合乎规范的行为隐藏起来的原则——无论是在情感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社会生活允许个体通过表达个人状态的方式去自我探索和自我改变。人类实在太复杂了，注意力无法照顾到全范围的、被不同场景激活的想法。人类就像自动装置一样，我们只能完成分配给我们所扮演角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