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理查德·斯科特（图左，W. Richard Scott，1932.12.18 - ），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商学研究生院、教育学院与医学院名誉教授。作为组织社会学家，斯科特的研究与著作主要围绕组织间关系与组织环境等主题而展开，代表作为《组织理论》（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ing）。[图源：sociology.stanford.edu]（相关阅读：斯科特 | 控制系统、权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观点）杰拉尔德·F. 戴维斯（图右，Gerald F. Davis，1961 - ），斯坦福大学博士，密歇根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战略、金融市场、公司治理、社会网络和社会运动等。[图源：lsa.umich.edu]
组织可能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虽然在中国、希腊和印度的古代文明中就已经有组织的存在，但是直到现代工业化社会，我们才发现有这么多的组织在我们周围，而且几乎所有社会运转功能都离不开它们。从自古以来的军队、行政和税收，到当今的发明与发现（研发机构）、儿童与成人的社会化（学校和大学）、再社会化（精神病医院和监狱）、商品的生产与分销（工业企业、批发商和零售商）、各种服务（洗衣、修鞋、医疗、金融咨询）、人身及财产安全（警察局、保险公司、银行及信托公司）、文化保护（博物馆、画廊、大学、图书馆）、通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话公司、邮政局）、娱乐休闲（保龄球馆、游泳馆、国家公园、职业足球队），各种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包。那么，组织的数量到底有多大呢？即使在像美国这样非常发达的社会，长期以来也没有关于组织数量的精确记录。我们很早就开始关心人口及货币流通状况，但却忽略了对组织的统计。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统计局才开始发布《标准企业名录》，并按经营体（在同一地运营的经济单位）和公司（在同一所有权属下的一个或多个国内经营体组成的企业）将统计对象分为两大类。2002年，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当年美国有经营体720万个，隶属于570万家公司。这个惊人的数字还不包括公共机构和志愿者组织，估计其数量也在这一水平。根据税务记录，美国大约有200万个免税非营利组织，其中近40万个具有相当的规模，需要在联邦税务局（IRS）登记。这些非营利机构包括慈善机构、基金会、政治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NGO）。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研究小组对美国的雇佣机构进行了首次全国范围的调查（Kalleberg et al.，1996）。为了开展这项“全国范围的组织研究”，卡莱伯格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种巧妙的采样方法。由于没有组织的普查资料，他们首先采用随机抽样法在美国的成年人中选取样本，询问他们的主要雇主，然后通过电话访问那些被称为雇主的组织，了解它们的主要特征，特别是人力资源方面。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小组获得了一个随机的雇佣组织（经营体）样本及其规模分布（Kalleberg et al.，1996）。研究结果显示，在1991年的这次调查中，61%的被访者受雇于私营机构，27%在公共机构工作，7%服务于非营利组织（1996：47）。
虽然现在组织无处不在，但是其发展相当平缓且不为人们注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它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身边。公共行政机构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家族企业被法人公司的取代，对社会结构而言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但是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人鼓动，也没有人抵抗，甚至连战旗都没有，一场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它在几十年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却毫无察觉。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关心和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奴隶解放、教权主义、宪章运动以及殖民主义。组织记录了人们期待和设计的世界与他们实际构建的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Lindblom，1977：95）。
我们现今所熟知的组织形式产生于17-18世纪间的欧洲和美国，当时正值欧美政治和经济扩张时期和启蒙运动过程中。在此期间，不仅组织的数量和应用领域激增，而且发生了结构的转变，从先前的基于亲属纽带和个人关系的“公社”形式，转变为基于除了对目标和利益的共同追求外无其他联系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安排的“合伙”形式（Starr，1982：148）。
《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是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著作。米尔斯在书中将美国社会层级分为权力精英、权力中层和大众社会，认为工业、军事和政治三个领域的精英占据统治地位。图为此书第一版（1956年）封面。[图源：Wikipedia]（相关阅读：米尔斯 | 权力精英）遍布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是组织重要性的体现之一。组织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的意味却大不相同，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将困扰当代社会的许多痼疾归咎于组织。早在1956年，米尔斯就对“权力精英”阶层的出现提出警告，指出这些人占据了国家机构、军队和大型企业三类相互交织的组织的高层位置（Mills，1956）。几乎同一时期，致力于修正和更新马克思学说的德国人达伦多夫则坚持认为，阶级结构的基础已不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对掌控组织权力的职位的占据（Dahrendorf，1959 trans.）。这些尚存争议的观点关注的核心是组织对社会分层体系的影响，他们看到了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所导致的权力和地位基础的变化。与此相关的还有对公共组织权力增长愈发激烈的批评。德国两位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罗伯特·米歇尔斯很早就认定，（非选举产生的）公共行政官员——官僚阶层对表面上的政治领导人的影响是所有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核心政治问题（Weber，1968 trans.；Michels，1949 trans.）。为协助领导人行使治理职能而设立的行政官员往往变成具有自己利益诉求的独立群体（Skocpol，1985）。组织发展对社会所有方面的负面影响几乎都有批评家关注。他们大多借用并引申贯穿韦伯思想的一个主题，即对现代生活理性化的谴责，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失望”（Weber，1946 trans.：51）。组织被认为是系统地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理性化的工具——被计划、被系统化、被科学化、使其更加有效和有序及接受“专家”的管理（见Mannheim，1950 trans.；Ellul，1964 trans.；Goodman，1968；Gilbraith，1967；Ritzer，1993；Schlosser，2001）。
快餐连锁店在全世界范围的成功就是一个乏味却有力的例子——一个“麦当劳化的社会”（Ritzer，1993）：理性化的食物配制、非个性化的员工顾客关系以及批量化农产品加工技术的蔓延。这种快餐业的基本指导思想已经成为当今零售业的操作系统，消灭了小商店，消除了地域差异，在各地自我复制面孔一样的店铺。必胜客和Taco Bells、盖普和Banana Republics、星巴克和Jiffy Lubes、Foot Lockers、Snip N' Clips、Sunglass Huts，以及Hobbytown USA，在美国各地的大街上和购物中心里无处不在。
特许经营和连锁商店已经深入到美国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哥伦比亚/HCA旗下医院的产房到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所属的尸体整容室……一个人可以不在任何独立经营的店铺花一分钱就能走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旅程（Schlosser，2001：5）。
这些批评的声音是有更多的人参加的一个大合唱的组成部分，他们指责组织在许多方面损害其成员的个性和精神。异化、强制统一和压制正常人格发展等现象不仅在监狱或劳改营这样的特殊组织中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普通组织里也屡见不鲜（见Argyris，1957；Maslow，1954；Whyte，1956）。伴随着服务经济主导地位的到来，一些工作中出现了“商业化的人类情感”（如航空乘务员或推销员），要求员工不论内心真实感受如何都要面带微笑，而另外一些工作（如收账员和刑侦审讯员），则要佯装严厉（Rafaeli and Sutton，1991）。2018年，南京某段高速公路收费站员工的微笑服务在网络走红。站长表示，为提升服务质量，公司曾对员工的工作模式进行过规范化培训。[图源：kuaibao.qq.com]
长期以来，大型组织一直受到批评，或是针对其墨守成规、繁文缛节和低效率，或是针对其滥用自己的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仗势欺人（Mises，1944；Parinson，1957）。佩鲁认为大型组织正在“吸收”社会，将原本由社区和社会能更好地承担的功能内化为自己的职能（Perrow，1991）。还有一些批评家则提醒人们关注跨国公司运用它们越来越强大的势力剥削劳动力、损害环境和打扰原本稳定的社区（Korten，2001）。在本书后面的适当地方，我们会再回到这些批评。此处列举这些对组织负面作用的广泛关注和指责，只是想进一步强调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除了作为实现各种各样目标的机制，组织对社会的集体生活还有另一方面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实现目标机制的必然后果，也是许多当前难题的源头。虽然人们对这种更为微妙的作用还缺乏广泛的认识，但其作用也许最为深刻。我们借用一句名言开始对它的介绍：“媒介本身就是讯息”。麦克卢汉的这句话被视做20世纪的格言，提醒人们关注大众媒介——印刷品、收音机、电影、电视自身的特点，而不是仅限于它们所传递的内容。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定义推广为“我们自身任何形式的外延”，并进一步解释说：“媒介带给人类事务范围、空间和模式的改变就是它的讯息”（McLuhan，1964：23，24）。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 - 1980）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思想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中首创“媒介”术语并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右图为此书第一版（1964年）封面。[图源：Wikipedia]（相关阅读：麦克卢汉 | 媒介即讯息）非常明显，麦克卢汉的观点尤其适用于我们的讨论对象——组织，甚至超过任何特定的沟通媒介。首先，同其他媒介一样，组织是我们自身的延伸。组织能够实现的目标远远超出任何个人的能力从建造摩天大厦到超级水坝，更不用说将人送到月球上去。但是，只关注组织所做到的事情会掩盖它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机制，即媒介，所产生的更为根本和深远的作用。下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超出预期却往往不被认识的组织的影响。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北美空间防卫司令部（NORAD）共同制定了一个处理劫机事件的协议，但是却没有充分考虑被劫持的飞机往往不是很快就能够被识别、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往往不允许两个机构使用正常的指挥链，以及劫机者有可能不采取将人质带往第三地的传统做法而是把飞机变成一枚导弹。“9•11”事件的悲剧就来自这样的意外（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2003）。•大多数人到医院或诊所的目的是求得“健康”，但得到的却是“医疗”。患者受到引导和鼓励视二者为同义，尽管它们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什么关系。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是逆向的，有时候一些病会越治越重（Illich，1976）。•尽管大多数人相信设立学校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但是其主要功能却可能体现在使学生变成组织化的社会里的顺从角色的间接影响上：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可靠的雇员（Bowles and Gintis，1977）。•组织可能并不直接干涉其参与者的活动，但却通过倡导有意义的和负责任的行动影响其所处情境。组织通过对理性含义的界定，为其使用资源和推行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释（Meyer and Rowan，1977）。组织本身也是一种工具，往往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塑造其产品和服务，某些情形下甚至以结果替代“目的”，这些均表明组织对个人活动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然而，即使这些扩展的观点仍未能揭示组织的全部意义。组织不仅提供制约个人活动的清境，它们还以自己的名义行动。作为集体行动者，组织采取行动、使用资源、签署协议并拥有自己的财产。科尔曼详细地记述了自中世纪以来这些权利是如何逐渐发展和强化的（Coleman，1974）。现在，可以完全精确地区分两种人：如你我一样的自然人和集体人，即法人（例如红十字会或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尽管法人公司被认为是一个法律虚构体，但在许多方面它与非虚构的自然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有些情况下甚至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仅仅通过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精确描述现代的社会结构，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必须扩展到自然人与集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或多个集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的变化发生在组成社会的这些基本结构要素的改变上”（Coleman，1974：13）。至此，我们已从多个方面论证了组织值得关注。列举的所有论点都源于组织的社会意义：它们的广泛性、对权势和地位的影响以及对个性和业绩的作用。组织研究价值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它的社会学意义：对组织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组织是许多基本社会过程的基础，例如社会化、沟通、等级化、行为准则的形成、权力的运用以及目标的设定与实现。如果这些基本的社会过程发生在组织之内，那么通过组织研究所获得的有关规律和知识就会帮助我们认识其他类型的社会系统。一般而言，发生在组织内部的这些过程——沟通、社会化、决策等，正式化的程度更高。我们相信，组织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这些一般社会过程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认识，从而对社会学作出基础性的贡献。此外，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集合，其中有的过程延续现有的行为模式，有的则挑战、颠覆、抵触或者改造当前的常规。个人行动者既受制于现存结构，也利用和修改它。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一书中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在社会结构中的传记与历史的交叉处寻求意义和解释（Mills，1959）。当组织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结构时，了解组织如何运转无疑会极大地帮助我们解释其参与者的行为与经历。比如对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及其原因。对于为什么有的人年薪千万而另一些人却失业，为什么有的人享受医疗和子女抚养保险而另一些人却享受不到，为什么有的人能晋升到高层管理职位而另一些人却被“玻璃天花板”阻挡等现象的解释，都离不开对组织的雇佣、薪酬和晋升政策的考察。底特律、芝加哥等地的汽车厂和其他制造业的雇佣政策，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黑人开始从南部乡村向北方工业城市的大规模移民。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及联邦平等雇佣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有色人种进入企业高管层。组织高层中的美国黑人则影响着其所在组织的雇佣政策以及对待艾滋病蔓延等社会事务的态度。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组织的雇佣实践，就无法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群体移动。从更广泛的层面上，可以说当代的历史发生在组织中，通过组织而演进。经济发展是政府政策（公共组织）与创建并运行私人组织的行动结合的结果。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从世界银行到江河之友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途径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历史学家仍在通过伟大的男人和伟大的女人的传记讲述历史，但也许那些伟大的（或不怎么伟大的）组织之间发生的故事能告诉我们更多。如何定义“组织”反映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什么是最本质的，什么可以忽略或毫不相关。没有人会否认丰田公司或大赦国际是组织，说到斯坦福大学或《纽约时报》也问题不大，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超国家实体会议期间组织抗议活动的“全球公正”运动可以称为组织吗？还有，自由无线电——一个只有4个成员和6项专利的注册公司，主要的收入来自起诉移动电话公司侵害了它们的专利，算不算一个组织呢？再比如，一对老年夫妇在蒙大拿州成立了一家公司，目的只是免税购买休闲用车和逃避在常住州的车辆登记费，这是不是组织呢？类比在科学理论的创建中往往发挥重要的作用，莫顿指出：吉尔伯特从地球可以看做一块磁铁这一简单的想法出发开创了电磁学的研究；波尔最开始的想法则是大气层可以看做“空气的海洋”；达尔文认为可以把环礁看做在很久以前沉入海底的岛屿上向上和向外生长的珊瑚。所有这些理论都提出了可以进一步类比推演的想象。例如，帕斯卡就是从大气层可以看做空气之海的比喻出发，推论山顶的气压应该比山底低。因此，初始想象隐含着特定假设，而对这些假设的检验则是看它们的推论是否能得到经验的验证（Merton，1968：40）。
由于同样的原因，关于组织的理论也大多始于一些类比想象：一部实现目标的机器、具有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小社会、在资源环境中求生存的生物等（Morgan，1986）。每种比喻都强调了组织的不同侧面，引导我们观察其不同的关系模式。不同的比喻导致分析组织的不同范式。根据本书的目的，我们将介绍三种而不是一种关于组织的定义。这些定义是以下三章讨论内容的出发点，那里我们将介绍和评价20世纪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三种主要理解组织的视角。关于这些不同定义的隐含意义将在后续各章进一步展开。这里提请读者特别注意第一种定义，因为它代表目前组织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视角，不仅引导着多数组织理论学者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现实世界中大多数管理者和其他实践者接受。此外，这个定义发挥着使组织学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作用，并支撑起关于组织的理性系统视角。对于与自然系统视角和开放系统视角相关的另外两个定义，此处只作简要介绍，详细讨论将放在后面的章节中。由于定义的作用是帮助区分一种现象与其他现象，因此大多数关于组织的定义都强调其独有特征——那些能将它们与其他社会形式区分开的属性。很多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努力，结果也大致相同，比如下面这三个非常有影响的定义。正式组织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经过协商和有目的的协作（Barnard，1938：4）。
组织是互动的人群集合，是一种具有集中协作功能的系统，而且是这类系统中的最大的。……与非组织人员之间和组织之间的松散且常变关系不同，组织内部具有高度专门化和高度协作的结构，使得组织成为一种社会学单元，就像生物学中有机体的个体一样（March and Simon，1958：4）。
由于……组织的区辨性特征是它们都直言不讳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正式建立的，因此应称之为“正式组织”（Blau and Scott，1962：5）。
所有上述定义都强调了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集体的两个结构特征：1. 组织是拥有相对具体目标追求的集体。在参与者的活动和他们之间的协调都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这个意义下，组织是“有目的的”。组织目标的具体化要达到能够明确表述、清晰界定，能够为不同行动的选择提供明确的准则的程度。2. 组织还是一种相对而言高度正式化的集体。参与者之间的协作是“有意识的”和“经过协商的”；关系结构被“直言表述”。结构的正式化程度需要达到能够精确定义和明确表述约束行为的规则，使得角色之间关系的规定不因具体占据这些位置的人的不同而不同。作者在本书第2章提到，“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理性系统视角的主要思路之一……劳动力个人层面的合理化改造无疑导致了整个工作组织结构的变化。”图为卡尔·巴特（Carl G. Barth）帮助泰勒（Taylor）开发的计算速度和进给量的计算尺，促进了工作内容的标准化。[图源：Wikipedia]
正是这种高度的具体化目标与高度的正式化结构的结合，将组织与其他类型的社会集体区别开来。需要注意，目标具体化和结构正式化在这里都是变量：组织可以沿着这两个维度变化。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结构类型，组织在正式化水平和目标具体化程度上要高于初级团组、家庭、社区以及社会运动等其他类型的集体。虽然不排除个别的例外，一般而言，家庭和血缘结构具有正式化程度高但目标具体化程度低的特点；社会运动则是低水平正式化与高度具体化目标的结合，尽管不同的运动和不同时代的运动目标具体化程度会有很大区别；而社区的结构正式化和目标具体化程度都比较低（Litwak and Meyer，1966；Gusfield，1968；Hillery，1968：145-152）。至此，我们得到从理性视角出发的定义：组织是意在寻求特定目标且具有高度正式化社会结构的集体。这个定义不仅强调组织的独特性，同时也关注它们的规范结构。我们将在第2章展开讨论这一视角对组织研究的意义及其发展历史。古尔德纳曾提醒人们，一个现象的区辨特征并不是其全部属性，甚至可能不是其最重要的属性（Gouldner，1959）。尽管组织通常主张特定的目标，但是其参与者的行为往往并不考虑这些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也不总是能够正确地预测组织的行动。与此类似，尽管组织里可能制定了正式的角色定义和书面规则，但是这些定义和规则对成员行为毫无影响或影响甚微的情形屡见不鲜。因此，如果考虑的是行为结构而不是规范结构，即如果关注点是参与者的实际行为而不是对他们行为的期待，那么对组织的定义就会大不相同。
将关注焦点转向行为结构导致一种与理性系统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组织追求的目标变得更加复杂、发散、不同和易变；参与者更多的是受其个人利益的激励，并总是试图将个人利益置于组织之上。人们发现，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获取的重要资产和宝贵资源。组织不仅仅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或手段，对组织的维护和加固本身也变成一种目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结构的重要性可能远远高于正式结构，后者往往是一种用于掩盖“真实”议程和结构的装饰。权力来自多种渠道，而不仅仅是靠正式职位来获得。因此，把组织看做一种自然系统，可以得到关于组织的第二种定义：组织是这样一种集体，其参与者追求多重利益，既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但他们共同认识到组织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以及保持其永续长存的价值。
作者在本书第3章指出，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印证了成员能为维护组织本身而“不惜牺牲组织建立时所设定的目标”。图为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1911年版影印封面。[图源：Wikipedia]
自然系统观强调组织与其他社会集体的共同属性。组织无法与其他社会系统分离，因此，也受影响这些社会系统的所有力量的制约。特别是，这里又一次呈现社会学文献中两种对立的关于社会秩序基础的总体看法：一种强调社会共识，另一种强调社会矛盾。代表前一种观点的社会共识论认为，社会集体由拥有大体共同目标的个人组成。这个观点的基本设定是社会秩序（包括任何形式的秩序）是参与者之间深层共识的反映；组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反映了协作行为与共同规范和价值的存在。这种对于社会秩序基础的普遍观点出自涂尔干和帕森斯等人，在组织学领域则见于巴纳德和梅奥等人的著作（Durkheim，1961 trans.；Parsons，1951；Barnard，1938；Mayo，1945）。与此相反的社会冲突论则认为，社会秩序是某些利益压倒另外一些利益的结果。秩序来自强制而不是共识，是强势群体对弱小者的压制。分析的着眼点不是表面的一致而是背后的冲突，为理解不稳定性和变革提供基础。社会学中持这种观点的前辈包括马克思和科赛等人，在组织学中的应用则可见古尔德纳、本迪克斯和科林斯等人的著作（Marx，1954 trans.；Coser，1956；Gouldner，1954；Bendix，1956；Collins，1975）。在第3章，我们将回顾自然系统视角基本设定的形成，并考察共识论和冲突论这两种对立的模型。前面的两个定义将组织看做一个与环境隔离的封闭系统，由一系列稳定且容易辨识的参与者组成。但是，组织并不是这样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依赖于同外界的人员、资源和信息的交流。从开放系统的角度看，环境决定、支撑和渗透着组织。与“外部”环境因素的联系可能比那些“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更重要。事实上，人们发现就许多功能而言，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可转变、模糊和任意的。三种视角都认为，组织要存活，必须获得各种参与者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但是，开放系统理论家强调个体拥有多重归属和身份。他们根据讨价还价的结果决定是加入还是离开，决定是否保持与组织现有的交换保持这种关系还是中止这种关系更有好处。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能说参与者拥有共同的目标，包括对组织的生存贡献力量的意愿。因此，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谈判和“驯马”，联络感情和创造共同的解释体系，以便应对参与者不断地组建和重组临时同盟的问题。开放系统视角不大关心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的区别，相反，它把组织看做相互依赖的活动系统。其中，有些活动之间高度关联，有些十分松散。但是，组织要想生存，这些关联都必须得到持续的激励，使之不断地产生和再生。这种观点的提出引发了分析层面的细化和提升。单一的组织已经不再是首选的分析单位，分析家开始认识到，把组织个体看做某种结构类型的代表，或更大的关系系统的组成要素，可能更有利于理解和解释许多组织现象。开放系统视角推动了组织集、组织群和组织域的研究这些论题将在后续章节进一步探讨。此外，开放系统观还强调文化认知因素在组织构建中的重要性。没有什么比观念更容易随人而行了——包括概念、模型、意图、蓝本等。组织就是要在这种文化大汤中游泳，不断地有意或被迫接受和适应这些样板。最后，我们给出根据开放系统视角的第三种定义：组织是相互依赖的活动与人员、资源和信息流的汇聚，这种汇聚将不断变迁的参与者同盟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同盟则根植于更广泛的物质资源与制度环境。毫无疑问，这么早就面对三种不同的视角可能使人感到疑惑。但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坏的情况并不是坏事！这些定义差别很大，不仅是各定义涉及了不同的集体，而且它们分别强调了组织的不同方面。但这也恰恰就是这些定义的有用之处。定义无所谓对与错，但在指引对研究对象特定方面的关注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这些定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视角的帮助和指引下，我们能够比只从单一观点出发更为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组织的方方面面。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列举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学者为组织描绘的极其不同的画像。每一幅画像都既有独特的魅力，也带着各自的不足，每种描述都不乏真知灼见，也不缺少某些偏见。我们称理性系统观、自然系统观和开放系统观为三种视角，或三种范式，因为每种情况所针对的都是一组类似的分析途径，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关心的是三种不同的途径，或者说三个学派的思想。视角这个术语是一个概念保护伞，大旗之下聚集着许多相关的观点。三种视角之间既有冲突，又有重叠，也有互补，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理解这些视角的意义在于这几个方面。首先，如果不知道组织研究受到不同视角的引导，就很难充分理解和有效运用大量的组织研究文献。比如，为什么有的研究人员假设组织目标是首要的和显然的，而另一些人却认为它可有可无，而且不能从其表面意义上去理解？为什么有的分析者坚持认为组织结构难以改变，而另外一些人却认定变化始终存在，变革不难推动？这些都是典型的如果不了解研究工作背后的视角就无法理解的问题。此外，我们不仅需要对理解过去研究成果的帮助，更需要对当前研究的指导。尽管这些视角出现于不同的时期，但是后来者并没有成功地取代其前辈。目前，所有三种视角都仍然指导着组织研究工作。应该从两个意义上理解视角。一方面，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实践与观念体系。要把它们彻底地从其历史情境中剥离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它们的许多意义离不开历史。另一方面，这些视角也不仅仅具有历史价值。它们都展现出了巨大的反弹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被重新提出，从而始终保待着独立可辨的地位。我们的分析将充分考虑两个方面：历史上的各种版本和蕴涵其中的持久特征。在纯粹意义下，我们的视角与库恩在其关于科学革命的名著中引入的范式概念有许多共同之处。库恩认为范式是“催生特定连贯性科学研究传统的模型”（Kuhn，1962：10）。在这个意义下，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视角都是组织学的范式。组织受到关注并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们是现代社会追求集体目标至关重要的机制。由于对其产出具有影响，它们不是中性的工具；作为集体行动者，它们独立地拥有一定的权利和权力。不论作为工具还是行动者，它们被认为是当代社会许多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它们具有社会过程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独特的结构安排下运行。尽管对组织形式和组织过程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组织的一般知识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检验才形成一个学术领域。这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是对组织的技术与理性特征和人性与社会特征的承认。因此，从一开始，组织研究就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基于许多不同出发点，组织研究具有许多不同的目的。重要的区别包括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的类型、研究者不同的学科背景、研究目的的差异——解决近期的直接应用问题还是寻求解答长期的基础性问题，以及分析的层次定位等。有三个主要的分析层面：社会心理层面、组织结构层面、生态层面。各种组织既有共同特性，又有作为一类社会结构的独特能力。三种不同的组织定义分别对应三个组织研究的视角：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观。第一种定义将组织视为追求特定目标的高度正式化集体；第二种定义将组织视为受冲突或共识推进的自寻生存的社会系统；第三种定义将组织视为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关于组织的三种定义基于不同的本体论概念。三种定义，或者它们的某种组合，将继续指导和引领我们对组织和组织工作的思考。
*本文节选自W. 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 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高俊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本文节选了该书第1章中组织的重要性、组织的概念及小结三个部分，小标题则沿用了200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工人在流水线上装配发动机与飞轮。福特创立了全世界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这种标准化的流水作业法后来被称为“福特制”并成为在全世界广泛推广的生产组织形式。[图源：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