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君（Ching Kwan Lee，1965 - ），旅美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工研究、全球化、政治社会学等。李静君于198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后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著作有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1998），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Reform China（2007），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Politics，Labor，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2017）。[图源：Ucla Sociology]
许多研究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劳工问题的文献至今仅仅聚焦于劳动力的一个狭小分支，即正规经济中的全职从业者。这种集体的智力偏见部分源于卡尔·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现代工厂中的变革性和革命性作用的理论阐释带来的巨大影响（van der Linden，2008：1737）。但同时，这种偏见的存在也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思想有关，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命运是发展中国家工人命运的先驱。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往往将20世纪中期“标准化雇佣”模式在发达工业国家的盛行误认作一种普适的准则而非一种历史的异常。如今，当发达国家的非标准化劳动回归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时，学术焦点终于转向全球范围内的非正规和不稳定劳工。在此情境下，贡献于这一新兴且重要的研究领域的文章是受到欢迎的。而中国非正规劳工研究的价值远不止于填补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缓慢增长和产能过剩的新常态时期，其8亿规模的劳动力大军正在经受一种渐进的但不断加剧的就业非正规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生活不稳定化。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大众创业”（也即自雇佣）和“灵活就业”（也即临时工作）的大力推进展现了其操控劳动人口就业期望的企图。特别是针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中国政府正在将他们的就业期望由稳定的受雇工作引导向风险重重的创业。从政治上来讲，非正规劳工也给国家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因为他们相对难以被诸如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机构所吸纳和控制。不稳定劳工的政治活动更有潜在的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例如中东一位默默无闻的突尼斯水果小贩的自焚引爆了横扫整个地区的革命暴动，借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非正规劳工政治活动的无常。茉莉花革命（Révolution de jasmin）指发生于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斯反政府示威活动，因茉莉花是其国花而得名。革命的导火索是26岁青年因摆摊受滥用职权之欺侮而自焚的事件，最终导致时任总统的本·阿里政权倒台。图为示威者聚集于突尼斯的卡斯巴广场。[图源：Wikipedia]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六篇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来构建一个研究非正规/不稳定劳工的分析框架。相比于将不稳定性或非正规性定义为具有若干特征的事物性的现象（例如Guy Standing对劳工不稳定性形式的列举），或者将不稳定劳工作为特定雇用条件下的特定工人群体（例如没有书面合同和社会保险的工人），以“关系性斗争”来概念化“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可能更富有成效。这一定义包含两方面。第一，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的内容和涵义并不固定于某些客观的普适的指标，而总是关系的、相对的、依赖于文化和情境的。在美国被认为是不稳定或非正规的工作很有可能在非洲或中国被认为是稳定或正规的。正如阶级并非某种结构，而是一种在工人之中以及在工人、雇主和国家之间产生并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明确不稳定劳工的含义也就是要明确工人、雇主和国家（以及其他可能的社会行动者）之间建立的关系。第二，这些关系常常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而产生的斗争所对应的对象和产物。研究“斗争”问题则要求分析工人、资本、国家三方的利益和能力，及其嵌入于其中的过程和制度。这里的六篇文章阐释了三个主要的争议性议题，充分展现了以“关系性斗争”来定义中国不稳定劳工的有效性。这三个议题分别涉及劳工在承认、规制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斗争。本文将基于这一概念框架对这六篇文章的发现和论点进行评论，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建议。类似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其他作品，Sarah Swider的文章始于对“非正规”和“不稳定”劳动的界定，以及对于这两个概念是否可以互换的讨论（Swider，2017）。对于不熟悉相关文献的读者来说，Swider对这些术语现有定义的回顾既是有用的，同时又是令人困惑的。虽然她没有明确地界定这两个概念，但据我理解，她认为正规与非正规的区分是由国家是否在法律上承认来确定的，然而不稳定性涉及雇佣的稳固性、工作条件、工作期限、工资水平等方面，它是“相对的，不能跨国比较的”。她认为，这两个概念应该被加以区分，因为“非正规劳动是一种不稳定劳动，但并不是所有不稳定的工作都是非正规的”。正规的不稳定劳工拥有法律地位，并且至少被法律认定为工人身份；然而非正规的不稳定劳工则没有得到法律承认，这使得其在争取保护的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随后，她将这种区分应用于中国，阐明非正规劳工并非新事物（它们在中国的革命前期和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它仅仅是改革时期出现的“正规化”的不稳定劳工的新形式（例如派遣工人）。最后，她呼吁进行更多有关非正规和不稳定劳工集体抗争的研究。提出承认性斗争这一概念为理清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不稳定劳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起点。但是Swider不必要地将“承认”局限于工人的法律分类，并将其作为不稳定性和工人政治能力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关于“承认”的关系性斗争引发至少两个更为宽泛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行动者及其利益：谁来界定劳工的分类？谁的利益决定了某种分类模式的形成？第二个问题涉及与某一特定分类模式相关的符号力量：在某一具体情境下的某种分类模式使得何种道德的、物质的、意识形态的权利界定成为可能？同许多作者一样，Swider指出了国家在承认某些工人群体和某类雇佣关系上的核心作用。但是国家关于劳工的分类和立法是竞争的结果，从而需要分析国家行动者和资本的类别，及其在制定不同分类模式背后的利益和能力。工人是如何、为什么以及被谁划分为“工人”（直接被法人实体雇佣）和“受雇人员”（例如派遣工），两类被赋予不同权利和所得的主体？回答这些问题将解释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工人分类，并明确何种权力格局造成了部分工人比其他工人更不稳定的状况。承认性斗争这一概念中隐含的第二组问题是社会和法律承认的分类方式使得何种道德和物质诉求成为可能。Swider的确提醒了当代读者一系列非正规劳工在革命前和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存在，但是她忽略了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的非正规劳工政治在改革之前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White，1976；Perry，1996），即边缘化的非正规无产者（如学徒、临时工、农民工和“社会青年”）曾经处于工人阶级抗争的前沿阵地。这一点与如今非正规劳工在政治上的顺从截然不同。为什么？这与工人的符号力量有关。在毛泽东时期，意识形态统治占据着中心地位；同时，主张平等和保护所有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充满歧视和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这两点激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另一方面，在去意识形态化的改革时期，市场竞争和个人责任至上的霸权剥夺了工人（特别是非正规劳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争取的意识形态上的和物质的上承认。我将Jieh-min Wu研究移民公民政体的文章理解为他对关于分类的斗争，及其给农民工这一被广泛认为处于从属且不稳定地位的劳动群体所带来的物质后果的分析。Wu指出，市场改革时期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地方政府相对于资本的利益与能力结构存在差异，在地方公民权体制方面也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他证明了农民工公民权分类在国家内部的差异是地方政府响应国家的农民工政策的结果。珠三角地区的隔离排斥体制使得该地区的农民工比工作生活在层级分割体制下的上海和北京农民工更不稳定。而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及教育机会方面，这两种体制都要逊色于苏南和浙北的多孔融合体制。这一分析的优点在于，它对Swider和其他作者所强调的形塑劳动者不稳定性的强大国家力量进行了分解。只不过他把对于国家不同地区间不平衡的财政能力和不一致的利益的解析建立在了地方经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的张力一直是中国研究的一个突出议题，Wu也将这种视角应用于分析不稳定劳工的层级的构建机制。如同国家一样，资本也分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这两种类型的资本在面对财政能力迥异的地方政府时，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议价能力。
2014年，广东东莞裕元鞋厂工人罢工事件引发关注。据央视报道，东莞最大鞋厂——裕元鞋厂几千名员工因质疑厂方以临时工标准为工作十多年的员工购买社保，与员工签订无效劳动合同等欺瞒行为进行抗议。[图源：wyzxwk]
然而，Wu对承认的政治的描绘是自上而下的，而忽略了自下而上的工人集体抗争。事实上，在Wu的研究所跨越的十二年内（自2003年到2015年），工人的抗议和罢工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对工人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Swider也提到了非正规劳工曾参与到骚乱和暴动之中。但是承认性斗争这一概念将引导研究者不仅仅注意抗争本身，更要去探究抗争是如何形成的，也即社会和法律如何建构和割裂工人群体，如何划定和消解边界，以及如何推动和压制维权。最后，承认的政治不仅仅关乎抗争，也关乎顺从。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理解符号支配何以盛行并先于集体抗争，何以使得不稳定劳工将不稳定性误认为是常态，从而产生更深层的不稳定。
国家对工作场所中生产关系的规制一直是世界劳工研究的焦点，这对于中国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政治”概念既涵盖雇主或管理者与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包括在生产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形塑着双方力量的国家规制（例如劳动法）。Jenny Chan、范璐璐和薛红的两篇文章就带我们进入了非正规劳工关系的抗争的这一“隐藏领域”。这两篇文章所研究的劳工正处于劳动技能的两极——无技术的实习学生和高技能的承包工人，从而展现了非正规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的出人意料的缘由。除了国家和法律，还有什么其他行为者和因素操控着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中非正规劳工所身处的阶级关系呢？Chan的文章讨论了一个全球现象在中国的实例，即实习生作为廉价且脆弱的劳动力来源，逐渐为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所利用（Chan，2017）。职业学校的学生，甚至包括14岁以下的儿童，被要求在工厂（例如富士康、本田，以及许多小型车间和办公室）承担正式工人的部分劳动内容，且工作时间长达每天10-12小时、每周6-7天，工作周期长达3个月至1年。这些工作被学校作为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不管实习工作是否与他们的专业学习有关。更令人惊讶的是，地方政府、职业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以及地方教育部门达成共识，以私人劳动机构为中介，合伙为当地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工厂提供实习生劳动力。这就揭示了一些文献中普遍存在的概念错误，即以国家监管的缺位来定义非正规劳工。正如Irene Pang在他的作品中充满洞见地指出，“事实上，国家通过法律和监管机构对不稳定工作条件的构建和再生产非常重要”（Pang，2016：1）。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劳动法正式界定了谁是临时工，从而使临时工作合法化，但同时赋予了他们较低等的权利。中国教育部曾尝试改变地方教育部门剥削学生实习生的现状，但它没有禁止学生工的使用，反而通过发布管理条例使得学生实习工的低待遇得以正式化。例如，这些条例有规定“在试用期内，实习生的工资应至少为正式员工的80%”，以及“在任何情况下，实习生占全体员工的比例不得超过10%”。这篇文章有待进一步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实习工在生产过程中的政治。Chan在文中提到，职业学校教师在整个实习期间陪同学生。那么雇主是否会利用教师的权威来控制和规训车间工人？当非正规工人与正规工人一同工作时，他们如何互动？通过制造细分的劳动力市场来分割和规范工人是雇主打破劳工团结的一个常用手段，但是日常工作中的明显的不平等同样会引发实习工主动地或被动地反抗，从而阻碍生产的进行。这一点是如何在中国的工厂中得以体现的？在什么情况下，学生实习工在罢工期间会与正式工人联合行动，正如文章中引用的2010年本田工人罢工的例子？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实习工扮演着削弱正式工人力量的罢工破坏者的角色？
2010年5月17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员工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待遇差而罢工，此次罢工前后持续了19天。图为罢工期间工厂要求实习生签订的继续实习确认书。[图源：wiki.mbalib]
非正规劳工在工作场所的议价能力是范和薛的文章（Fan & Xue，2017）的主题。她们的研究表明，在长三角地区，经验丰富的服装业临时女工由于技术工人的短缺而具有主动权。高技术的女工们通常六至八人组成合作生产团队，承包一个生产线，或者作为“紧急订单工作组”参与到服装工厂的生产当中。这种独立的劳动团队是处于国家劳动监管范围之外的，且不受到工厂管理者的严格规制。因此她们可以仰仗高效率与高技能与雇主进行谈判，从而获取更高的报酬，并且更自主地控制劳动过程、工作时长和工期。根据范和薛的调查，这些工人合作团体是基于性别（仅限女性）组织的，因为男性的志向和资源是面向创业或手工艺（裁缝）的。同时，合作团体也依赖于亲属及属地带来的联系，这有利于她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团结和互助。范和薛谨慎地指出了这类工人力量的局限性。首先，她们注意到，当多个合作团队在同一个工厂并肩工作时，他们不会与彼此合作或分享有关报酬的信息。第二，只有来自欠发达村庄的女工才不得不以自治合作团体的形式工作来获取收入。在居民可以通过重建和租赁房屋来获取租金收入的村庄中，女工合作团体是不存在的。第三，随着国民经济减速、市场需求收缩，非正规工人的合作团体也失去了他们在市场中的位置。读者可能会质疑，范和薛这篇文章所描述的现象是否能够构成如二位作者所说的非正规劳工的“联合力量”，或者我提出的“市场议价”的权力。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非正规的程度如何，劳动力总是被需要的，而且灵活的劳动力对于某些经济部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非正规劳工的力量既是难以预期的也是不稳定的，它是生产过程中资本组织和需求的衍生物，受到资本的分割和控制策略的支配。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非正规劳工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将市场议价能力与结社能力相结合。其次，我们需要对在国家缺位情况下的工作中的监管机制进行更精细的研究。在法律或公共权力缺位的情况下，什么机制或何种参与者形塑着阶级关系？其他研究指出了雇主或者其雇佣的打手的暴力行为、工人和雇主之间的信任、性别规范、职业规范等问题。工人如何利用这些非国家的机制和资源来增强自身能力？最后，范和薛比较了拥有或没有这些非正式工人合作团体的村庄，这就引出了第三个有关非正规劳动的争议性议题——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也就是工作之外塑造非正规劳工的生计、利益、能力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今，劳动的非正规化和不稳定化不仅发生在工作或生产场域，更是与照料及生活供给（“社会再生产”）密不可分。第三个有关不稳定性的本质与条件的议题由此产生。围绕这一议题，Ellen Judd、Huang Jialiang、Wang Yongsheng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社会再生产”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它涵盖了发生在私人住宅、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亲属和社会网络、公民组织和公共机构（例如学校和医院）的各类维持人类基本生计和后代发展的活动。社会再生产如何组织直接影响到劳动者（无论正规或非正规）的利益和能力。二战后的二十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政府和大公司为其公民和雇员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福利，帮助他们缓冲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挫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新自由主义改革，国家和公司对社会福利的投入逐渐减少。正如Nancy Fraser所说，“将看护工作的负担转移给了家庭和社区”，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引发了“社会再生产的二元化：对于具有支付能力的人商品化，对于无支付能力的人私有化”（Fraser，2016：104）。尽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社会再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变化还是大体上反映了全世界的变化趋势，即从国家管理、集休提供到个人化的、基于贡献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变。那些没有能力（无论是自付还是雇主支付）购买医疗服务或医疗保险的人，在生病或年老之后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亲属或社会网络提供的无偿情感劳动。Ellen Judd的文章强调了Nancy Fraser所谓的“照料危机”及其给女性带来的尤其严重的危害。她通过几个悲切的个人故事突出了对移民家政工的多重和矛盾的需求。她们既需要在家里进行无偿劳动来补足政府提供的微薄的社会保障，又要在城市中从事收入极低的、不稳定的护理工作，以此来维持家庭经济开支。针对这一问题，Judd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文化——运用人类学思想中的毛斯传统重新思考和并重建看护工作和社会性的价值，使护理工作者将工作看待为自身在某种关系中的贡献（Judd，2017）。但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的思维模式转变才能在国家、企业部门和劳动人群中发生？更根本的是，既然政策和实践是对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反应，那么思想的转变是政策和实践的原因还是结果呢？在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化、集体福利制度淡出之后，中国政府自21世纪初开始对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以及最低收入保障进行制度化改革。我认为这一转变为我们研究社会再生产的政治提供了重要窗口。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种转变？这并不是一种启蒙性质的理论思维的转变，而是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以及广泛的（虽然大多是不协同的）农民反抗的压力下国家作出的不得已的变革。这些经济和社会压力迫使国家将其一直以来对农村社会福利的故意忽视转变为一种最低程度但是广泛覆盖的福利制度。对福利政策制定和医疗保障改革的政治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探究在国家主导的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再生产斗争的动态过程。
除了医疗保障，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它一直以来塑造着中国廉价且脆弱的农民工劳动力。那就是农村的自给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民工在出生地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家庭自给经济以及由亲属提供的无偿照料使得雇主和国家不必承担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费用。但是Huang和Wang对于中国衣村的描绘显示出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这使得这种农民工体制更加不稳定（Huang & Wang，2017）。首先，他们表明，河北农村居民赖以生计的主要非正规就业类型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即非农经济）波动的影响。以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和长时间为主要特征的非正规劳动主要有四种类型：寻求非农业工作的长距离移民农民工（例如建筑和制造业），农村作坊中的农民工（如服装和箱包业），兼做衣业和非农工作的兼职农民（例如树木收获），以及个体经营的低端服务业工作（例如早餐摊位、理发店和餐馆）。近年来，当“外部”国民经济下滑时，农村非正规经济也受到波及，表现为建筑业工作岗位的减少和返乡农民的增多。然而，他们一笔带过的“内部”农村经济的转型却是实质上影响农村劳动不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这一“内部”经济的变化即土地权属的变化。政府以提高效率为名建立大型合作社的行为导致农民土地被大量占用。“转向大规模生产后，大多数人都处于无土地状态”。中国发展模式中一个逐渐深化的矛盾正是不断加剧的农村不稳定。一方面，失地扩大了农村居民在城市中找工作的压力和诉求；但另一方面，“新常态”下增长缓慢的国民经济又迫使他们不得不返回农村。总而言之，这些文章提出的关于不稳定劳工的丰富的经验材料提示我们，中国劳工研究需要摒弃其近乎单一的对工厂全职工人的关注，而要将全方位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纳入研究视野。我提出将不稳定性和非正规性概念化，不要将其作为一个静态的具有特定属性的事物，而要将其作为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承认、规制、再生产之中的关系性斗争。同样，非正规或不稳定劳工不构成具有固定边界、身份和利益的客观身份群体。这些“属性”应该被作为在前文所述的三个劳工政治领域进行的关系性斗争的及时产物。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放缓、危机和停滞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为研究者追踪和比较全球及国家政治经济的结构转型给各类工人的劳工政治带来的多维影响提供了大量的机遇。*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研究》2018年第1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管虎、康宁执导的《生存之民工》剧照。电视剧以讨薪为线索，讲述了农民工走进城市后的遭遇。[图源：so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