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之慧（Sarah Swider），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博士，现任美国韦恩（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不稳定和非正式工作、劳工与劳工运动、发展社会学、移民与社会不平等，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与区域不平等问题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非正规就业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著有Building China: The Rise of Informal Work and the New Precariat（2015）等。[图源：wayne.edu]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是否应对全球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工作负责？与日俱增的非正式和不稳定工作是否在西方世界是一个新兴的现象，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却是一个长存已久的事实？本文通过中国的案例介绍了关于不稳定和非正式工作的讨论，此做法也挑战了“我们西方”与“剩余世界”的二分法。它展示了中国的非正式工作并非一种新现象，而是在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从1898年到1949年）的范式。甚至在毛泽东时期，在单位制系统下的全职的标准式雇佣制是为城市工人保存的特权，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依靠农村人口作为灵活劳动力的来源。在后毛泽东时期的当代，不仅非正式工作蓬勃发展，还产生了其他新形式的不稳定工作。虽然中国劳动和劳动政治学者已经详细论述了不稳定工人的兴起及其对劳工政治的影响，但是大量的非正式工人不为人们所知，在大多数的文献研究中也缺乏对此的论述。在分析当中，以包括而非剔除这些工人的方式去扩展研究框架对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历史时刻意义深远。本文表明了工人阶级的日趋碎片化，挑战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崛起的中国经济能产生具有统一阶级意识并能像西方工人阶级那样挑战资本的新的广泛的工人阶级。 这篇文章通过对中国例子的探索，参与了关于不稳定的工作的讨论：不稳定工作是否是一个新的现象，它是如何塑造阶级政治的，以及不稳定工作与非正式工作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不稳定工作的增长（Kalleberg，2009；Standing，2011）；另一些学者认为这在第三世界国家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模式（Breman，2013），甚至在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女性和移民当中，不稳定工作也是常见的模式（Vosko，2009；Munck，2013）。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在欧洲以及西方的其他国家，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福特制及与之相伴随的标准化雇佣关系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中代表着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而不稳定工作却是在各地可见的长存的模式（Neilson and Rositter，2008；Mosoetsa，Stillerman，and Tilly，2016）。把“中国例子”带入到不稳定工作的讨论，促使我们脱离“我们西方其他世界”以及“全球北部全球南部”的二分法中。在本文中，我提出非正式工作是不稳定工作的一种，非正式工不应该划归为稳定工作。这里并非否认对非正式工作概念的长期讨论的重要性，而仅仅是指出随着不稳定工作的上升而引起的讨论的复杂性。同时，我也认为虽然全球化资本主义对于理解不稳定工作在中国的增长十分重要，但是这个问题要更复杂。本文将说明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中该如何理解不稳定工作，但同时非正式不稳定工作又是如何由条件与区域决定，并随着时间（及地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正式工作有脆弱性和独特空间的抵制的具体来源。本文探索了关于中国劳工政治持续增长的非正式和不稳定工人的隐藏含义。当代中国劳工及劳工政治研究的学者已经把目光聚焦在当代工业工人身上，这样已将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从分析中排除。本文通过展示工人阶级是如何被碎片化来拓展分析。这些碎片化的工人阶级包括以下三个重要部分：（1）大量的非正式工人，（2）相对较少的正式却不稳定的工人，（3）更小的一群劳工贵族。对于细分中国的工人阶级的重要暗含意义在于它质疑了一种观点，即中国经济腾飞已经创造了新的广泛的工业工人阶级，此阶级被认为会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并能像西方工人阶级一样挑战资本。在下一部分中，我会提供关于非正式和不稳定工作概念的简短的历史回顾，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上的讨论。紧接着，本文会回顾这些概念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中是如何被翻译为中文的。最后，我将呈现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轮廓以及对建筑工业在当代史中三个不同时期的分析：现代化早期，毛泽东时期，及后毛泽东时期。这种探索不同时期的变化致力于解释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是如何影响（或不影响）中国的劳动资本关系的，以及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政治和工人反抗的含义。非正式工作非正式工作一词是由Hart（1973）在其对加纳的自我雇佣制的研究中提出的。自此，关于非正式经济、非正式部门、非正式雇佣的研究，且大多数集中在欠发达地区，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理论上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关于如何概念化和如何定义非正式工作形成了相对的共识。大致的描述包括：临时的而非规律的工作，有时候是雇佣计件制，恶劣的工作环境，长工时和低工资。学者们基本上同意非正式工作不同于正式工作在于缺乏一份正式的合同，而这份合同受集体代表制保护，或者被社会福利涵盖（Chen，2012；Hussmanns，2004）。在2003年以前，国际劳工组织与劳工领域的活动者和学者一起对非正式工作做了一般性的定义：非正式雇佣包括自我雇佣和工资雇佣当中所有不被法律与（或）法规所认可、规定或保护的工作，也包括在盈利机构中的非付薪工作（Chen，2007）。该定义确认了非正式工作存在于正式和（或）非正式经济中，且可以采取自我雇佣、付薪工作或非付薪工作的形式。印度工厂车间一隅，南亚非正式劳工的恶劣工作环境可见一斑。[图源：sourcing journal]一般来说，非正式部门已经被概念化为经济领域中与正式部门对应的较小的且常常收缩的部分（Harris and Todaro，1970）。在这个传统下，非正式经济被理论化为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形式中的残余部分，作为正式经济中企业的廉价替代品，以及作为在正式经济中被规则所抑制的企业和所有者的其他选择（Williams and Round，2008：369-371）。每一种取向都与如何看待国家通过规章制度影响非正式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大小和范围息息相关。然而，经验数据显示，非正式经济在大部分国家中是增长而非缩小（ILO，2002；Schneider and Enste，2000），这更让我们质疑主流的理论框架。一些学者已经从巩固我们对非正式经济和国家的理解转移到将非正式经济与市场和劳资关系相联系上。严格意义上来说，非正式工作和非正式经济的增长是由较晚期的近代资本主义所引起的，这种资本主义通常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逐步去规则化的全球经济中，资本通过外包和分包的方式来降低劳动成本，通过非正式性来增加弹性（Castells and Portes，1989；Sassen，1997；Williams，2010）。最后，已经有理由让我们去认识市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个相互关系是如何塑造非正式性的。例如，Breman（2013）认为非正式经济是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并概括非正式经济为“为提高资本利润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体制”。同时，他也认为这种劳动体制的存在或出现是由于国家的不能或不愿管理资本。虽然对非正式经济和非正式工作的理论化和理解已经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洞察力，然而争论仍在继续。学者的争论集中在对非正式经济的本质、非正式经济如何被定义、如何解释它的持续存在及增长，以及它是否会引起问题或者可以代表一种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潜在方法。争论中这些一直持续的观点，以及西方世界中不稳定工作的增长已经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具体来说，学者们正致力于回答如何将非正式工作和不稳定工作这两个概念融合这样一个新问题。下文将回顾不稳定工作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并探索学者们处理该问题的不同方式。增长的不稳定性和随后的讨论尽管不稳定工作一词的使用不断普遍，并且有用其替换非正式工作的呼声，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定义它的困难度，当试图找出它的起源、解决方案和特征的时候，也依旧存在争论。不稳定工作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是源于对不稳定性一词的更广泛的讨论。不稳定性，指的是缺乏安全网络且逐渐增长的生存与工作的不稳定（Kalleberg and Hewison，2013；Munck，2013）。关于不稳定性，有三个新出现的定义被应用于工人上（Mosoetsa，Stillerman，and Tilly，2016）。第一个定义是由Standing（2011）提出的，他用“无产阶级”来描述一种社会类别，这种类别基于劳动（无）保障的不同形式，这是他的不稳定工作定义的关键。Standing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级，被如下定义：（1）基于不稳定劳动的独特的生产关系；（2）独特的分配关系，因为不稳定工人缺乏获得社会保障和社会资助的渠道；（3）与国家独特的关系，缺乏完整的公民权利（Standing，2014：969）。第二个常常被引用的不稳定工作的定义是指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不安全的工作会增大工人的风险，这些工人仅能获得极其有限的社会保障救助金和应得权益（Kalleberg and Hewison，2013）。第三种也是以非常不同的路径拓展了不稳定性的定义，将其扩展到了工作场所之外，认为不稳定工作所代表的关系已超越标准雇佣关系的对立面，这种不稳定工作具有低收入、低福利和短期雇佣的特征。不稳定工作通常包括缺乏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缺乏社会保护（通常指通过规章制度上的保护），以及扩展到工作场所之外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与贫困和（或者）不稳定的社会包容性相联系（Rodgers，1989；Vosko，2009）。总的来说，这种对寻求不稳定工作的定义和确认的争论并没有比早期对非正式工作的争论少。另一些争论集中在引起不稳定工作迅猛增加的原因上。是单一的全球的力量还是多股力量推动不稳定化呢？它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结果呢（Arnold and Bongiovi，2012），还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Munck，2013）？很多学者将原因归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认为公司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劳工和民族国家的力量，而两者已经无法再约束前者（Arnold and Bongiovi，2012；Standing，2011）。全球资本主义已经瓦解了发达国家的福特制，紧随而来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家不稳定性的肆意扩张（Standing，20ll）。另一些试图将不稳定工作这一概念“全球化”的学者指出，不稳定工作总是存在的，但让不稳定工作在今天如此不同的原因正是由于它如此迅速地将标准雇佣关系取代，并能扩张到全球的范围（Kalleberg and Hewison，2013）。Kalleberg与Hewison（2013）也指出，“认识到不稳定工作不是仅仅由工作的性质或者全球化的进程来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它是由与其相关联的其他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因素所塑造的”（第274页）。然而，上述这些解释遭到了持不稳定工作先于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批评。在这些持批评意见的学者的框架中，不稳定工作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已经占了支配地位，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兴起把发达地区也推向这个方向。Neilson和Rossiter（2008：54）指出，“不稳定性的话语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基础上翻译为当代劳工的符号”，因为它是一个分析性的、政治的概念，本质上与福特制的衰落相关。与该观点相似，在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不稳定性已被殖民主义所塑造，在一些地方是被发展型国家所塑造（Munck，2013）。这些争论留给我们大量的问题，包括如何协调区别这两个概念，即非正式工作和不稳定工作的用法。我们使用不稳定工作这一概念的时候要怎样获得分析上的优势呢？一方面，总是有若干强烈的呼唤用不稳定工作去替换非正式工作的概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Standing（2014），他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正式非正式的词汇用法，而设计二元化的概念”（第979页）。他认为非正式工作和不稳定工作之间没有重要的不同点。Kalleberg和Hewison（2013）也持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不稳定工作”一词在学术领域变得流行是因为它像网一样将非标准的工作的多样化的类别捕捉到，尽管这些类别不是新的，但却是雇主减少劳动力成本、削弱工人组织能力的新方法。但更重要的是，Kalleber和Hewison建议用不稳定工作的概念替换充满争议的非标准标准和非正式正式工作的二分法，因为不稳定工作能更好地捕捉逐步多样化的工作安排的复杂性（第273页）。有些学者认为不稳定工作和非正式工作的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的。Mosoetsa等（2016）学者认为“非正式”的概念是“不稳定”这一概念的最强的潜在对手，但同时也认为这两个概念在分析上都十分重要。其他一部分学者试图调和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之处，由于各地的劳动市场都被新自由主义指导原则所控制着，这些学者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下这两个概念有共通之处（Siegmann and Schiphorst，2016）。然而，学者们发现了连接这两个相关概念的局限性，指出了三处不稳定性“超越”非正式性之处：首先，不稳定性集中在工人的尊严上；其次，它超越了工作场所的范围并扩展到社会地点；第三，它代表着与国家和市场的迥然不同的互动。在本文中，我提出我们不应该用不稳定工作来替换非正式工作的概念，也不应该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到一起或者将其相互替换。非正式工作是一种不稳定工作，但并非所有不稳定工作都是非正式的。严格来说，非正式工作有些独有的特征还没有被认知。例如，Standing（2014）指出，很多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工人像非正式工人一样，是没有劳动保护、拿很低的或者临时的工资，没有救济金或者得不到社会福利。然而，一个重要不同点是正式的不稳定工人被承认为是工人，因此他们能用此认可来争取劳动保护、要求现有法律的实施，以及（或者）争取组织为工人的权利。在大量的案例中，非正式的不稳定工人不被承认为工人，或者被认为是视线之外的工人，因此这些工人争取的重点集中在获得关注、承认和法律地位（Agarwala，2016；Swider，2015）。另外一个不同点是非正式工人不仅缺乏法律下的承认、保护和通过再分配获得福利保障，他们也缺乏通过工会获得的承认、代表和再分配。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当看到正式与非正式工作如何在本质上互通。要理解其中一个概念，我们就必须理解另外一个。非正式工作不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产品。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全球资本主义，一个外在于国家的宏观力量，给我们呈现一个对不稳定性过程线性的、自然主义的概念化。我认为我们应该将不稳定性概念化，将其作为跨越地点和时间的多种力量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殖民主义、奴隶制、产权剥夺和全球化。这强调了一个重要点，即不稳定性是相对的且不能简单地在不同国家间比较。只有在国家框架内先厘清非正式工作和不稳定工作的两个历史轨迹，我们才能进行比较性的探索。在中国，非正式工作随着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迅猛增长，它有很长的历史，并非是新生的事物。相反地，不稳定工作的新形式已经发展为后毛泽东时期中国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非正式工作在中国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存在着如何定义、确认以及计算非正式工人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是用于统计的分类并不轻易地与实际工作中的定义对应。其他的问题还包括工种分类的改变，多种非正式工作的隐藏属性，以及缺乏对非正式工人的认识。在这些定义的一端是官方的定义，官方定义低估了非正式工人的数量，且在统计数据中排除了全部或绝大部分非正式工人；在这些定义的另一端则是学者们的定义，这个定义尝试将非正式工人带回到工人类别中，它将非正式工人与不稳定工人合并到一起并高估了工人总数。这个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真实规模应该介于前面这两者的估计值之间。中国对工人的官方定义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最初正式的定义是根据中国劳动法（1933年劳动法），明确包括非正式工人和不稳定工人，如兼职和临时工人、合同工人、季节性工人、工匠和家庭劳务工人（Huang，2013）。相反，1995年的劳动法（以及后来的2008年劳动法）重新将劳动关系定义为发生在有法律资质的雇佣单位和工人之间，含蓄地将非正式工作排除在外，从而将其从我们的视野中去除。所以，官方发布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仅仅记录了不同类型企业的正式雇员。尽管有这个困难，学者们已经着手去识别、定义和计算非正式工人了。一些学者采用了非正式工人的常用定义，即包括工人当中所有的从事没有雇用安全保障、很少或没有社会福利，以及那些没有法律法规保障的工作的人（Cooke，2006；Zhou，2012）。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把非正式工作和不稳定工作混合到一起了，而后者还包括很多非标准的但正式的雇佣安排，这种非标准的正式雇佣是低薪、几乎没有福利且通常在被人瞧不起的环境中工作。非正式工作也有这些特征，但是通常来说，非正式工作没有正式的雇佣合同且工作者并不被认为是工人，因此常常被国家和工会的保护排除在外。在这个意义上说，非正式工作是独特的，它经常被隐藏、不被识别，因此也没有受到法律法规所管理或者保护。大量的学者采用了这种基本的定义，但他们的统计数据有细微的变化。一名印尼女佣杀死沙特雇主并被处以极刑之后，印尼民众在街头抗议本国劳工在沙特遭虐待。[图源：sohu.com]Huang（2013）一文指出，工人包括那些在没有法人资质的私企工作的工人，没有登记注册的工人，以及那些自雇的人员，但是他没有解释那些非正式雇佣的，并在国企、城镇集体企业或者合伙制企业中没有签订合同的工人。另一些学者的概念则包括了在私企工作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自雇工和那些被正式企业雇佣但没有签订合同的蓝领工人（Cai，Du and Wang，2009），有些学者也在努力将那些自雇工但却在家庭式企业和微型企业工作的人列入，Park和Cai（2011）定义非正式工人为“消失的工人”或者非注册工人，这些人数是由在国家机关登记注册的劳动力人口和十年人口普查所得真实数据之间的差所得。尽管非正式工作的统计定义是变化的，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城市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非正式的。2004年非正式劳动力预计规模为1.16亿到1.55亿人左右（Zhou，2012；Wu and Cai，2006；Hu and Zhao，2006）。非正式劳动力规模的最大值是按2009年城镇雇佣总人数的60%估计得出（Huang，2013；Zhou，2012）。而最小值是按2005年城镇雇佣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估算得出（Peng，2009）。有些学者认为，在上述两个极值中间的某处还包括了自雇工，他们认为非正式工人占了城镇雇佣总人数的大约一半（Park and Cai，2011）。关于中国非正式经济的准确定义和规模的争论还在继续，但通常认为非正式的雇佣在毛泽东时期是不存在的，它真正爆发性地增长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因此，中国的不稳定工作和非正式工作的增加通常被归结于全球资本主义（Hu and Zhao，2006；Park and Cai，2011）。为了厘清非正式工作和不稳定工作的不同轨迹，我扩展了时间段来回顾雇佣结构在三个历史时期是如何变化的：早期的现代化时期，毛泽东时期以及改革时期。具体来说，我回顾了非正式工作和雇佣的盛行，以及雇佣的其他可替换形式。这种拓展的历史观点抓住了中国的非正式雇佣漫长的历史，并且说明它并不仅仅是中国进入全球经济的产物。同时，本文也展示了中国进入全球市场是如何增加非正式工作并导致新形式的不稳定工作的，并且碎片化了工人阶级、重塑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现代化早期中国工业工人的出现发生在中国劳动史的现代化时期，后者是以1895年《马关条约》为起点至1949年毛泽东时期的开始为结束（Shaffer，1981）。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历史时期与我们今天的情形很是相似。同样也是只有一小部分是从事固定工作的工人，而其他大部分的工业工人和非工业工人是从事不稳定或者非正式的工作。大多数非正式工人是移民，或者是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农民工”。这样的工人阶级结构把工人阶级政治塑造成了加入行业协会的技术工人，而非正式工人，包括没有技术的无产者和非工业工人，则被帮派团体组织加入了劳工组织（Perry，1993）.学者中关于分析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的争论则是谁应该被包括到工人阶级当中。在1919年，中国的人口大约有3亿人，其中仅有20%的人生活在城镇或者城市中。一些学者用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定义，仅包括了正式的工业工人，因此估计工人阶级的人数为150万或者2.5%的城市人口数（Chesneaux，1968）。与之相反，Shaffer（1983）则用了广义的工人的概念，包括了例如手工艺者和行会成员（例如建筑工人），她认为工人阶级不少于400万，或者说占了城市人口的6%。然而，正如Shaffer（1983）所说，这个数字有可能更大，因为她的概念并没有包括自雇工和作坊所有者、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和船工、矿工以及那些在小作坊里工作的人。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工业和非工业工人被非正式地雇佣，他们在恶劣至令人生畏的环境中工作：极长的工作时间、危险的条件、低工资、恶劣的食宿。因此大多数工人被雇佣为自由劳动力，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是像其他工人一样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处在被工头或监工武力解散的持续威胁当中，而且没有诉求。仅仅是工人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因为高超的技术或者是因为个人的联系，可以有份较有安全感的工作。这些工人叫“长工”（“固定工”），或者在矿井里他们叫“理工”，以与“临时工”相对。他们有更高的薪资，也享受着多种多样的福利，例如医药保险和工伤赔偿（Chesneaux，1968：64）。这些不同反映在工人的日常工资上，制造业工厂的工人（包括的工业行业如棉花、印刷、装配和皮革等）能得到40美分一天，大约相当于技术工人（例如砌砖工人、管道设备工、玻璃切割工等）一半的工资，后者的工资大约是68美分一天（Tawney，1932：149）。 虽然学界对于谁可以被认为是新兴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是大多数学者表示工人阶级是碎片化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精确地将工人置于某种分析性的分类中，而这些分类来源于西方。Chesneaux（1968）将现代工业工人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劳动工人区分开来，但Honig（1983）认为，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的劳工史，我们必须将上述两种工人纳入分析。Perry（1993）强调了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无技术工人的区别，认为基于技术的碎片化可以与由于教育、职业、来源地（城市／农村）、家乡和性别所产生的差异相提并论。工人阶级的碎片化反映在劳工政治的争论中。一些研究中国劳工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与西方十分不同。在西方，工会起于高技术的工匠组成的组织或者协会，这些组织或协会会保障技术工人；而在中国，工会似乎是起源于无技术的工人、无产阶级和非正式工人（Chesneaux，1968；Tawney，1932）没有技术的工人主要是通过劳动合同来雇佣且组成工人帮派，这些团体常常通过地域联系而得到加强。相反的是，技术工匠所在的行业协会有很漫长的历史，他们通过协会得到雇佣、培训和保护。Shaffer（1981）认为，在上述两种组织中，无论是帮派控制的以无技术或半技术合同工人为主的劳工组织，还是由技术工匠组成的协会，在早期行业协会创立和劳动工人兴起的时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相似的思路上，Perry（1993）认为由协会组织的技术工人倾向于支持共产党，而半技术工人则由国民党管理的“保守的”工会来组织。Perry（1993）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据是这些工人与他们各自的组织和（或者）领导者在这个时期的不同时间点通常会集中到一起，组织大规模的劳动罢工并塑造历史，尽管在大多数时候，这并不是出于能团结他们反抗的阶级利益。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时期始于1949年10月1日，也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到1978年。在这一时段，我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共产党领导下，非正式的、临时的以及（或者）不稳定工作都被消除或者几乎不存在（Kalleberg and Hewison，2013；Zhou，2012）。在这个时期，大部分的城市工人通过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与经济连接。然而，农村工人是通过户口系统和农村公社与土地连接，农村工人是灵活的劳动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方会出现。在毛泽东时期，只有2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大多数人，即剩下的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被土地所束缚。城市农村的二元社会分界线在那时被创立，并由我们所知的户口登记制维持至今。户口登记制决定了人们从出生起就被划分为农民或非农民。那些在农村出生或者被分配到农村户口的人被组织为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农村人口被排除在福利保障之外，例如住房、医疗福利和退休金（Cai，Park，and Zhao，2008），还得面对经济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将更多更好的资源留给城市地区的一贯以来的分配政策的结果（Cheng and Selden，1994）。城市居民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学校、医疗福利、工作和食物。他们也能享受到更好的基础设施例如公共交通、道路、运动和娱乐设施、机场、供水和管道系统以及电力资源。总的来说，在户口政策下人们出生即决定了自己的“阶级”，该政策将人和公民权利与地点紧紧相连（Naughton，2007）。居民户口簿内页，户别一栏记录了每个人是否农业家庭户口。户口制人与土地捆绑，限制了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图源：politics.ox.ac.uk]与前述同等重要的是户口制有着将人与土地绑在一起并限制其流动性的权力，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不能流动。在1958年之前，新规定要求迁移必须得到户口迁出地和迁入地两地政府的批准。这样消除了长期的和永久的迁移，将移动限制在三个月以下的停留，而这种停留通常是为了临时工作。户口制和相关的政策有效地限制了人口流动和迁移，即使在由“大跃进”导致的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也没有放松户口制，大饥荒覆盖了广大的农村地区（Thaxton，1997）。与此相反，城市居民则被分配到由国企和集体企业创立的相对平均主义的单位中。单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系统，工人和雇佣者在单位中紧密连接不可分离（Walder，1988）。国家将工人分配到单位，工人在这里获得工作、职业路径、维持生存的工资和广泛的福利，包括住房、教育、育儿和医疗保障。这些工业工人和政府工人被工业和地缘两条线组织到由政府控制的工会中，即中华全国总工会。即使在农村的临时工人中，替代的劳工组织例如行会和以老乡为纽带的帮派也几近消除了。在这个时期，尽管有大量的劳工反抗，中华全国总工会还是被塑造成一个“缓冲带”，在党和城市工人之间建立单向的纽带（Pringleand Clark，2011）。80％的人口通过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可他们有时候也当临时工或者民工。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毛泽东时期，农村工人也组成了有弹性的、有时是非正式的劳动力以备需要时动员。我们从建筑业中可对此过程略见一斑，一组人数较少的特权（城市）工人是被人数众多的临时工和非正式工人支撑的。建筑工人在1950-1958年间迅猛增长，从40万增至300多万，一直到1961年由于建筑工业支出缩减才有轻微下降。在这个时期，工业劳动力由城市固定工人、农村临时工和民工组成。在1953年，临时工占了建筑业工人人数的44%（Chao，1968）。这些临时工是从当地或者附近的农村劳动力中雇来的，有活干的时候才支付工资。统计数据中没有列出的是工业极其依赖的民工。这些民工主要来自附近公社的“工作大队”，但也包括很多军队的劳动力、监狱劳动力和学生“志愿者”。把上述都计算在内，在1958年，估计有超过350万工作的苦役用在建筑业上（Chao，1968）。在民工系统下工作的农民，能有食物和庇护的地方，但所能拿到的补偿非常少（Chao，1968；Zhao，1974）。总的来说，社会机构例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单位、农民公社、民工苦役（corvee labor）以及户口制度，对于分化劳动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将劳动力划分为小部分的城市特权工业劳动力和人数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后者则是弹性的、灵活的。这些生活机构也代替了早期的劳动组织，例如协会、老乡会和行业同盟。正如我们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上述两个时期的社会组织的历史遗产已经塑造了非正式劳动的起源，这与不稳定劳动的兴起是截然不同的。不稳定劳动集中于出口型制造业中，后者将中国与全球经济相连接。后毛泽东时期：改革与劳工政治后毛泽东时期通常指的是自1978年至今的时期。这个时期保存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产生了城乡劳动力的二元分化，且由于中国进入全球经济导致了非正式工作的激增以及不稳定工作新形式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极大地增长且变得碎片化，这碎片化是大量经济改革的结果。针对农村地区的早期改革创造了剩余劳动力，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虽然农民依旧与土地关联着）。农民迁移到城市后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工作，从1980年至2009年，农村工人的人数已减少一半。在接下来的30年间迁移到城市的人数从70年代末期的几千人，猛增至超过2亿人（Meng，2010）。改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城市的工人，通过大量的工人下岗重新塑造了国有企业。在1995年至2001年之间，国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从1.13亿人下降至6700万人（Giles，Park， and Cai，2006），将大量的工人推至非正式的领域（Solinger，2002）不断增加的农民工和下岗国企工人组成了中国新的、大量的、不稳定的城市不稳定劳动力群体。国家在塑造劳动力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农民工方面，户口制依然是一个制度性的障碍，创造了次级公民并促使其从事不稳定和非正式的劳动。在下岗工人方面，地方政府发展了再就业项目涵盖了非正式就业，例如为下岗女工提供的社区服务工作（Cooke，2006）。将非正式的不稳定工作从其他种类的不稳定工作当中区分出来，解释了每一种不稳定工作的历史发展路径，也反映了法律上的变化模糊了非正式不稳定工作与正式的不稳定工作之间的异同。在后毛泽东时期，两种最常见的不稳定工作则是短期的定期合同工作与派遣工作。这两种工作是被国家承认的且有书面合同，因此他们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并能获得福利，尽管能得到的保护和福利十分有限。同时，短期合同造成了工作与收入的不稳定，削弱了工人自身的权利，这使工人很难依照法律来给雇佣者施压。这意味着这些工人与那些全职的、稳定的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工人相比，得到更少的薪水以及更长的工作时间，后者是一些例如在国企中拿铁饭碗工作的工人。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已经为雇佣定期合同工人铺平了道路。在过去的30年，已通过社会网络和国家机构雇佣了以年轻的女农民工为主的工人，且主要以定期合同制工人为主（Chan and Pun，2009；Lee，1998；Pun，2005）。这些工人已签订了合同，享有有限的福利，并在劳动法的保护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非正式的工人。另一方面，他们工作的权利是不稳定的，他们为低工资艰难地工作，工作时间很长，工作环境很差，这些使得他们处在中国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工人的中心。不稳定工作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是派遣工作和临时工作，它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工厂中，也体现在服务业和家政行业中。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在2010年，3亿城市工人中超过五分之一从事临时工作或者劳务派遣工作（Lui，2014），这些临时工人是劳动力二元化的核心。这种二元化在汽车工业中已经发展起来，例如，影响工人如何在工厂里和劳动过程及劳工政治中被规训（Zhang，2014）。这些短期合同工法律上的雇佣者也只是雇佣中介，而非他们所在的公司，故让雇用单位承担责任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复杂的雇佣安排模糊了非正式和正式工人之间的界限，提出了关于法律和工作之间关系已改变的问题。 与这些不稳定工人相反，大量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也进入了城市的非正式经济（Cai，Yang， and Ma，2003；Huang，2009）中。非正式工作，虽然通常也是不稳定的，被认为非正式是由于工人没有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因此，他们不被认为是工人，也不能受到现有劳动法的保护或者能被任何一种社会福利所涵盖，并且他们也不属于独立工会的一部分。非正式工作在建筑业（Guang，2005；Swider，2015）、服务业（Hanser，2006；Otis，2012）、社区和家庭服务业（Cooke，2006）、以家庭为基础的制造业（Hu，2009；Huang，2009）中是十分普遍的。有一些新的部门和工作正变得非正式化，例如清洁卫生工作、出租车行业以及快递行业，这些工人是现代生活的搬运工。在大型制造业中，非正式工作常常采取学生实习项目的形式，这是一种极具剥削性的当代学徒制形式。他们在汽车行业（Zhang，2014）、电子行业（Pun and Chan，2013）和汽车零配件行业（Chan and Hui，2014）中被雇佣为非正式的不稳定工人。不管招聘机制如何，雇佣关系已经无法通过法律来调整，所以在收入和工作任期方面，非正式工人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少，以及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且更可能在困难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环境下工作（Hu and Zhao，2006；Huang，2009；Meng and Zhang，2001；Zhang and Fang，2011）。虽然非正式的不稳定工作和其他形式的不稳定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但是大多数学者已经把目光限制在现代工业工人以及工业工作的不稳定性上。例如，中国劳工政治的研究已经记载了国企工人的挣扎，他们在国企改制的威胁下面临着不稳定性（Cai，2002；Chen，2003；Hurst and O'Brien，2002）。当这些工人反抗的时候，他们参与了“绝望的反抗”，提出了社会学理论的话语并将其带到街头抗议中，尽管他们的行动基本上都在可接受的抗议行动界限内（Huang，2013；Lee，2007）。其他学者探索了不稳定工作新形式的兴起，有的研究了在汽车行业中的短期的定期合同工及临时的和派遣的工人（Zhang，2014），有的研究的是技术公司（Chan，Pun， and Selden，2013），有的研究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制造业（Friedman，2014；Lee，2007）。然而，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城市的非正式（不稳定）工人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记载了他们抗议和组织的研究，分析他们在中国劳工政治中的角色的研究也很少。快递工人成为后毛泽东时期新类型的非正式工人。[图源：yndq.spb.gov.cn]在关于中国工人和劳工政治的研究中忽略非正式工人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代表了数量庞大且日渐增长的中国工人阶级。有人可能会对此有异议，认为非正式工人因障碍而没有参与抗议，这些障碍包括工人没有清晰地定义雇佣者、工人们频繁地换工作、他们缺乏经济的或者结构上的权力（Jhabvala，2013；Roberts，2002）。亦或者有人认为非正式工人的反抗绝大多数采用的是个人化的日常反抗的形式，没有集体行动（Scott，2008）。然而，我们确信非正式工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参与反抗和组织的，有时候在其他劳工运动受困之际，非正式工人却代表着生机活力（Agarwala，2013；Mather，2012；Milkman，2011），且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也的确发生着。例如在2012年，有超过20万起关于工资拖欠的劳工事件，这些事件中超过80%的与建筑工人有关（Swider，2015）。同时，根据一直关注中国劳工抗议的中国劳工通讯的资料，在建筑业中，抗议的数量代表着2015年抗议总数中增长最快速的部分。大规模群体事件（超过500人以上的抗议）的分析显示，截至2009年，大规模抗议出现最频繁的种类是“骚乱／暴乱”，非正式工人的反抗往往被划归于这一类（Tong and Lei，2010）中。新类型的非正式工人的罢工也在逐渐增长，例如卫生清洁工（He，2016）和出租车司机（Chi，2015；Lu and Li，2016），以及新形式的非正式工人，例如快递工人（China Labor Bulletin，2016）。最后，这些非正式工人并没有像工业工人或者技术和半技术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劳工研究者要超越典型的组织和反抗去思考。总的来说，鉴别不稳定工作和非正式工作的不同，将他们放于历史背景中，可以解释非正式工人在当今的学界中受到忽视。已有过多的研究关注了工业工人在抵抗国企“铁饭碗”终结时的工作条件、组织和抗议。我们也有大量的文献探索了在各种类型企业中新出现的不稳定工人，他们作为短期的定期合同工人，或派遣工人，或临时工人，在挣扎中前行。然而，我们却错过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另一半，那些在城市非正式经济中工作的工人，如街头小贩、建筑工人、零售业中的工人、饭店服务业、服务业中的从业者、家政服务人员等，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仅仅讲述了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劳工政治和中国社会变革中一半的故事。结论：非正式和不稳定工作与阶级政治非正式工作是一种确保在分析上有差异的不稳定工作。此外，非正式工作与不稳定工作形成的原因，和他们各自的历史轨迹一样，随着时间地点而变化。认识到不稳定工作和非正式工作的多样性与他们不同的历史轨迹对于让非正式工人变得可见是极其重要的，对于理解这些工人是如何及为什么参与反抗、塑造政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用简短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工人阶级政治，我们必须将非正式和不稳定工人纳入我们的框架中。消除非正式工作这一概念或者只把非正式的工作归入不稳定工作一类是一种曲解，这种曲解是由继续无视这些工人，以及让这些工人为得到承认的抗争变得更困难所导致的。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鉴于非正式工人已代表着全世界劳动力市场最大的一部分（Agarwala，2009）。发达国家，非正式雇佣代表着所有雇佣人数的20%~40%。而在这个范围的另一侧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国家，在那里，非正式雇佣占了所有雇佣人数的近90%（Chen，2009）。正如这些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尽管非正式工作随着地区不同而有变化，但非正式经济和非正式工作已经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这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矛盾的任务，即扩展我们的定义和框架去包括非正式的和不稳定的工人（Agarwala，2016）的同时，也承认他们的差异（Breman and van der Linden，2014）。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容易纳入我们分析框架的例子，迫使我们跳出二元划分的框架去思考。中国是一个无法将其十分契合地归入西方或者剩余世界的国家。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不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国家制度和管理的结果。国家塑造了长期的，尽管被中断的，城市非正式雇佣的历史，非正式雇佣己作为主要的雇佣模式重新出现。同时，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福利契约的消失，后者被兴起的不稳定雇佣迅速替代了。由于中国劳工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工人的不稳定性上，非正式工人仍然被忽视，并被排除在劳工政治分析之外。如果历史是一位指导者的话，将工人阶级的定义扩展到原来的仅仅包括“现代”工厂的工人之外是十分明智的，无论是国有企业逐渐缩减的劳动力还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中逐步增加的农民工。我们应当扩展我们的定义和分析，将以家庭为基础的制造业中的工人，以及那些在建筑业、矿业、零售业、家政业、交通运输业和城市服务业的从业者纳入进来。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是碎片化的，包含了大量的非正式城市劳动力和不稳定性逐步增加的制造业和工业工人，以及一个正缩减的但仍在社会主义契约里受到保护的劳动贵族。这个碎片化的说法被很多学者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已经创造了新的广泛的工业工人阶级，后者被认为应该像西方工人阶级那样挑战资本。考虑到已有的条件，希冀中国工人积极在例如工会那样的组织下去团结起来是不现实的。我们宁愿想象不同类型的工人及他们的组织走到一起来改变历史，尽管他们可能不在阶级意识的这把伞下汇合到一起。正如Perry（1993）指出的那样，尽管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利益，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会有一些历史时刻他们会走到一起去改变历史。 *本文原载于《中国乡村研究》2017年第1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中通快递员工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场景。改革开放之后，快递工人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类型的新兴非正式劳工群体。[图源：china.com.cn]〇编辑：zyy 〇排版：孤星〇审核：连翘 / 谨行〇专题策划人：松鼠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