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中国工厂里的月经政治

潘毅，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相关阅读：任焰、潘毅 |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图源：sociology.hku.hk]

当然，工人身体疼痛的剧烈程度因人而异。没有一个「疼痛计」可以测量出疼痛的程度，而且疼痛体验往往与个人知觉，以及社会影响是密不可分的（Kleinman，1992，6）。一个工人的疼痛经验很容易影响到其他工人，尤其是与她一起工作或者居住的人。尽管头痛、背痛，以及经痛等在工人中普遍存在，可是这些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大多数女工将其视为个人问题，并对此保持缄默。然而一旦问题被提出来，几乎每个工人都能讲述出属于自己但同时又彼此非常相似的经历。由于慢性疼痛具有持续性，以及不可治愈等特点，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测量工厂中社会异化与支配程度的清晰指标。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Arthur Kleinman认为，慢性疼痛作为人类痛苦的具体呈现，也可将其视为个体抵抗真实日常经验的具体过程。因此他认为慢性疼痛是力量的源泉，它通过坚定不屈地拒绝被治愈之可能，向社会关系中的微观政治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92，174-187）。例如，疼痛不仅会拖慢工作节奏，而且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导致生产的中断或者完全瘫痪。晕倒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身体进行反抗的生动图例。另外眩晕和眼部疲劳虽然症状不特别明显，但也可能会影响锡焊工操作机器的精确度和效率。因此，疼痛的身体并不是失败的身体，相反它可以为自我构建出一面抵挡微观权力直接攻击的盾牌。因此，可以将女工们集体性的慢性疼痛视为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对工作、对充满异化与惩罚的工业劳动所进行的根本反抗。

女工痛经的事例便是对上述观点的最好证明。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潘毅著，任焰译，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图源：coolloud.org.cn]

一、月经政治：女性时间与工业时间

工厂里经常发生女工在工作中晕倒的现象。五月的一个炎热午后，A线上一个叫阿兰的女工又晕倒了。她的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冰冷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面对阿兰身体的冰冷和疼痛，大家都束手无策，生产线被迫停止了运转。「这是女人的事情、女人的周期，女人的命运。」线上的所有女工都很清楚阿兰晕倒的原因，每次看到有人晕倒她们只能不断地唉声叹气，并担心这种厄运迟早会落到自己身上。工厂里每个月都会有一、两名女工因为痛经而被送进医护室。工厂里的所有女工，无论其年龄（从初潮到绝经的年龄之间）、所属地方，以及族群，全都要面临这种威胁、这种疼痛，以及这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这种女性的普遍经验无可避免地将工业时间的僵化本质与女性生命之间的冲突暴露无遗。

Penelope Shuttle和Peter Redgrove（1978）认为，女性周期是「永远无法容纳谎言的真实时刻」。在中国工厂这个特殊情境中，我想将所谓的「真相」明确表达为规训时间的异化和专横跋扈，正是它侵入、割裂并且重组了女工们的生命。女性的时间感更接近于她们普遍的身体经验，它与工厂的规训时间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Julie Kristeva的洞见使我们知道，女性的时间是与众不同的，它永远不可能被社会时间所完全整合。由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女性的身体总是不断重复地发生变化，因此她们的时间感具有周期性或者循环性的特点。Kristeva认为，女性的时间模式与历史，以及社会的时间模式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

女性的主体性看起来似乎与循环的时间（重复性）和不朽的时间（永久性）联系在一起，至少从母亲角色，以及生育的角度所理解的时间是这样的。而历史的时间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线性时间：即类似计划、技术、出发、进步，以及到达等时间概念（1986，187）。

女性时间是母性的时间。月经周期、婚姻与生育周期、青春期，以及做母亲的周期等都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身体经验。女性的周期性时间感与男性化的、富有侵略性的线性累进式工业时间之间存在着必然冲突。Emily Martin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这一观点：

女人，无论她们喜欢与否，其身体经验都是周期性的，她们生活在两种时间之中，一种是工业社会的时间，而另外一种则是往往与前者背道而驰的时间（1987，198）。

晚上加班结束后，我去探望阿兰。她躺在床上，看上去仍然苍白而虚弱。年仅19岁的她经常要忍受痛经的折磨。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痛得我根本没法控制。身体好像被撕裂似的。而且血，血好像一直不停地在流。」阿兰告诉我说。

「护士怎么处理的？」我问她。

「护士给我打了一针，过了几个小时就不怎么痛了。但我感到很虚弱，而且头晕，后来躺在那里睡着了。醒来发现天都黑了，护士就叫我回来了。……但是我很害怕，我能感觉到血还在不停地流。裤子都弄脏了，真是太丢人了。」阿兰低声地说。

「你在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痛过？」阿兰来自江西省的一个农村。出来工厂打工之前，她在家中帮父母务农。

「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来月经）也会痛。来（月经）的时候，我妈有时候不让我到田里去干活。她说那个（经期）的时候身体虚弱，不应该泡在水里，否则就会肚子痛，但我一直没有痛过。」阿兰说。

工厂中有许多女工都饱尝痛经之苦，尽管疼痛的程度与时间因人而异。她们都说在农村的时候很少出现痛经。大多数女工在工厂工作一、两年之后便开始出现痛经，但也有些人说她们一离开农村马上就出现了痛经。痛经不仅令女性饱受疼痛的折磨，同时也给生产机器带来困扰。规训的时间是经过科学研究，以及精心编排的，然而女工们的身体却有其自己的时钟，根本不可能完全被工业生产的节奏所管制和吸纳（Martin 1987）。一个女工的晕倒经常会导致整条生产线被迫停止运转，一直要等到有人顶替她的工位后生产才能恢复正常。工人晕倒不可避免会给生产带来损失，而且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生产任务紧急的时候，女工晕倒经常被视为不祥的预兆，即预示着这批生产任务可能无法按时交货。环境的突然转变、工作时间长，以及压力大等都容易造成女工生理周期紊乱，出现各种经期异常现象。例如，有些女工的经期会推迟5至7天，有些女工的经期会持续一个月以上，还有些女工出现停经甚至绝经。月经紊乱既打乱了女性的时间，同时也令规训程序对女工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印度一家外卖送餐公司Zomato推行了月经假的政策。图为新京报的报道。[图源：henan.china.com]

女性身体经验的内部分裂所引发的后果是：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痛楚是由身体之外的社会暴力所造成的。Emily Martin断言，女性从部分自我的异化中所遭受到的痛苦远比男性要强烈得多。

仅就一件事来说，从性的意义上成为女人需要自我从内部分裂。一个女人要想成为性的身体，就必须将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肉体（187，21）。

女性的普遍经验是：将自我从身体中分裂出去，然后将身体作为一个与自我相对立的客体来对待。尤其是当她们正在忍受痛经之苦的时候。「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真讨厌它」，「我的身体好像被它撕裂了似的」。因此，身体不仅被自我视为客体，有时候甚至将其视为自我的敌人。面对极度痛苦的煎熬，女性不单只撕裂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同时更将自己变成了一张面具（personae）（Martin 1987）。如果女性想保持对自己生命与身体的权力意志，那么，分裂自我便是抵挡极度身体痛楚，以及避免自我完全崩溃的方法之一。否则，精神紧张、身体的极端痛楚将破坏自我的完整，并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分裂症状（Laing 1967，1969）。由于疼痛往往无法控制，因此饱受其苦者会将其视为与自己的身体相对立的存在，并尽量将其外化于身体之外。女性的身体与自我之间亦相互对立，疼痛袭击身体，身体忍受疼痛，然后反过来向自我进行报复。身体与自我的分裂是由于疼痛而导致的。或者可以说，自我为了抵抗无法忍受的身体疼痛而从身体中分裂出去，这个外化过程好像一个缓冲机制，有助于避免身体／自我的复合体全面崩溃。

因此，内部分裂是女性对抗身体疼痛并避免自我丧失的普遍经验。我所要阐明的是，女性身体的内部分裂是如何同社会暴力，以及异化联系在一起的？R.D.Laing曾经尖锐地指出：

内部矛盾将身体、思想与精神撕裂，并将它们拖至不同方向，人既与其思想分离，同时又与其身体分离——变成一个疯狂世界中的半疯癫的产物（1967，46-47）。

除了Laing之外，Deleuze和Guattari（1984）也认为，精神分裂，即自我分裂，并非一种只属于少数群体的症候群，它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普通人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下去而采取的一种日常生活策略。为了在疯狂的工业世界中生存下去，为了面对社会异化，人类所能做的只能是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统统撕裂。在Laing（1969）眼中，社会解构首先要经过自我解构。他认为，被自身与社会所放逐的分裂的自我，不可能再「真实」或「完整」地体验自己或他人。自我创造出一个虚假自我，借助它，一个人便可以对抗外部世界，以及自身的绝望。随着虚假自我中不真实部分的增加，真实的自我不断瓦解，一直到自我彻底崩溃，这种状态即精神分裂的极致。

二、资本的阴谋诡计

无论怎样，规训权力自有一套阴谋诡计来遏制女工们的身体反抗。在车间里，组长们的口袋里总会装着一些不知名的药片，一旦有女工出现经期不适的症状就会发给她们吃。女工们不能以痛经为由请假。有一次，组长白兰告诉我：「有这种毛病的女工太多啦！如果我们给了一个人假，其他人也都会同样要求请假。那我们怎么办？生产又不能停。我们给她们发药吃，帮她们止痛。如果有人晕倒，我们就把她送去医院。」

我猜测这些不知名的药片可能是止痛片和避孕药，这些药片是由人事部统一派发到车间的。

「我们平时都带在身上，有人肚子痛（痛经）的时候，我就给她水，让她把这药吃下去。有时候还真的很有效——一会儿就能止痛。」白兰向我解释说。

痛经的时候，女工们除了依靠这些药片之外别无选择，有些人甚至觉得它们是仙丹妙药，好像离开它们就没办法活下去。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反正每次肚子痛（痛经）的时候我都会吃，吃了就轻松多了。……有时候我怕组长不给我（药），所以还自己偷偷藏起了几颗哩！」有一次，B线一名叫福星的女工对我说。

工厂虽然鼓励女工在痛经的时候吃避孕药止痛，但同时也担心避孕药会被滥用，导致性行为的发生。因此管理人员经常警告女工只能在痛经时吃这种药。组长常常提醒女工们说：

「这些药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吃错了会出大问题的！」显而易见，工厂对这些药片的语焉不详造成了它们在女工中的神秘感，以及种种传言，而这正是生产机器为了控制女工身体及其性行为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因此可以说，提供「神秘」药片是工厂控制女性身体的一种尝试，它试图改变女性时间的流向，并将其导入规训时间的主流之中。众所周知，马克思所指的劳动是一种无性劳动，而他所提出的劳动异化也是所有工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共同经验。而在本章，我想强调男工与女工所经历的劳动异化在本质上存在着生理性别，以及社会性别的差异。我认为，由于女性的生理、身体，以及时间感等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工业化时间模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因此相比于男性，女性可能处于更加尖锐并且深刻的异化力量控制之下。征服女性时间并非易事，而控制女性身体更是难上加难。经前综合症、痛经、产假，以及各种妇科疾病都是令资本主义机器束手无策的女人问题。很明显，女性劳动者之所以遭到贬低和歧视，正是因为生产机器难以将女性时间导入工业时间的轨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主导的世界里，女性不仅作为性的主体居于次等地位，而且作为劳动主体也是同样。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们坦言：女性受到双重异化的压迫：一是作为女性，一是作为劳动者。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这双重异化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彼此强化的（Bartky 1990）？一方面，由于工业时间与女性时间相冲突，因此作为女性，工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被严重异化；另一方面，作为工人，女性与自身在家庭中的生物-文化生产相背离。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经期中的身体可以是抗争的身体，规训程序企图控制它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对身体动作的测量如何精确，无论对工作节奏精细至分秒的计算如何科学，女工的身体却总有其自身的时间节奏与痛苦。女工不是机器人，她们有血有肉身体可以被管制，却决不会完全被规训程序所改变或吸纳。尽管规训程序成功地控制了女性时间的大部分，但女性的经期确切时间、剧痛、沮丧，以及愤怒却是无法精确预见的。昏晕——身体疼痛的极端体验——被视为女工对规训程序所发起的根本挑战。昏晕不仅是一种病征，而且也是由于女性身体按其自身规律而存在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它揭示出工业时间的暴力及其试图将女性身体改造成为劳动机器的失败。

*本文节选自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第七章“工厂里的尖叫、梦魇与叛离”第1节与第2节，九州出版社，2011年。标题为会社自拟。

**封面图为1986年广州一个陶瓷厂里正在给陶瓷上色的女工人。[图源：k.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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