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斯·杨 | 月经衣柜与情绪化

艾莉斯·马利雍·杨（Iris Marion Young，1949.1.2 - 2006.8.1），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其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欧陆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等。著有《正义与差异政治》（1990）《交叉的声音：性别、政治哲学与政策的难题》（1997）等。[图源：Wikipedia]

在月经衣柜里

在世纪之交，置身于声称尊重女男平等地位的社会里，我们身为有月经者的社会位置显得很矛盾。在一方面，在讲求功绩成就的文化中，月经只是一种健康的生物过程，不该据此区别女人和男人的能力和行为。女人已证明没有所谓专属女人的本质，会让我们无法做到男人做得到的事。来经时，我们还是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工作、玩球、穿布料少少的泳装、和别人享受阴道性交。这样的女人自由与平等的程度，对波伏娃及其同代的人来说，还只是一种愿望而已。

在另一方面，从我们发现月经开始到结束的那天，我们都会谨慎执行藏好月经的命令。我们遵循一堆实践规则。不要跟任何人讨论你的月经，除了你妈妈、医生，和你最好的女性朋友；你或许会和男性伴侣讨论你的月经，但这都得看他对月经的感觉如何。藏好你的月经迹象——别让血渍染上地板、浴缸、床罩或椅子。确定你的血不曾渗出衣服、露出痕迹，也别让卫生棉的轮廓显现出来。月经肮脏、恶心不洁，因此必须藏好。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必须藏好月经的要求，为女人带来巨大的焦虑与现实难处，也是我们每月来潮的困扰的主要源头。

这是个悖论吗？身为女人，我们被告知且相信自己能够也应该像男人一样，从事社会和身体活动；月经根本不成问题，而且也无足惊怪。然而在这同时，强大的社会压力和我们自己内化的礼貌意识，又告诉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露出血迹，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和面对陌生人时。这两个讯息看似明显抵触，其实道理一致。女人来经纯属正常的这个讯息，要求她藏好月经的迹象。正常的身体、预设好的身体、每个理当如此的身体，都是不会从阴道中流出血来的身体。因此，要成为自然，就得被视为自然，来经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还得藏好一切证据。正是女人来经纯属正常的这个讯息，让她显得偏差，这种偏差让她每个月都与人们对失序的恐惧针锋相对，或是扮演对正确得体的回复。在这个据信是两性平等的常规阳刚社会，说来经的女人是怪胎（queer），似乎并无不妥之处。就像其他的怪胎（酷儿）一样，女人若想被认定为正常，得付出藏在“有月经者”衣柜里的代价。

赛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指出，偏离异性恋规范的衣柜经验，现已用以指涉更宽广且多样的常规化经验。

我要论道，在欧美地区，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围绕着同性恋议题的众多关注与分界的活力，是被同性恋与社会／坦露及公共／私人等更为广泛的划分之间那独具意义的关连所促成。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划分一直是异性恋主义文化整体的性／别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重大问题。此划分让面里不一致——其长久压缩于某些同性恋形貌中，具有压迫性——变得可能却也带有危险。现在，“衣柜（the closet）”和“出柜（coming out）”，都可说是用途广泛的片语，适用于几乎任何富政治意味的再现方式之有力的跨越与再跨越，也是同性态形貌中最沉重也最有魅力的。

虽然如此，赛菊寇适切地强调这种衣柜的意象“以一种不适用于其他压迫的方式，标示了恐同症（homophobia）”（Sedgwick，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75）。不像许多其他的压迫（包括种族压迫和许多人对肢体障碍者的压迫），“同性恋”不具任何身体标记，让他人无法藉以认为自己有贴标签的权利。更重要的也许是——正如赛菊寇在比较犹太身份的隐藏与揭露和性倾向的隐藏与揭露时所指出的——同性恋者的出柜，使其周遭人们的生活陷入一种独特的暧昧、不确定性与危险。之前隐藏、现在揭露的种族或宗教身份，通常不会像以同样方式显现的性经验那么可议。更甚地，很少有其他的出柜状况，会威胁到目击者的自我感，而同性恋出柜者往往让许多与其有关者的欲望及自我了解，都扑朔迷离起来。

我的分析之所以与酷儿理论并行，并非要将偏离常规异性恋的性存有及行为所具的污名和充满月经限制与耻辱的女人经验间的差异予以抹消。毕竟，月经的限制与耻辱对许多女人的尊严与自尊的伤害，可能不及于娘娘腔（fag）、歹客（dyke）或其他同性恋污名，对同性恋者（自然包括女同性恋者）的伤害。酷儿观点告诉我们，因为各种原因被认为可耻或怪异的人们，问题不该归咎于他们的存在或行为，而是“正常”这个概念本身。华纳（Michael Warner）详述想依据“干净得体的文化标准”来追求“常态”的同志运动所会陷入的困境。这里，我希望多探索一些这种紧张关系与个人的羞耻感，这让一心作为正常人类的女人，在“恐身症”（somatophobia）的文化中，觉得月经过程肮脏甚至恐怖。

藉着把月经藏在衣柜的隐喻，我的目的是凸显女人的月经污名与因为性而遭辱骂者所具的污名的关连。在这同时，有必要注意这两者各自特有的结构位置与经验。这两个群体的处境有很大的差异。很明显地，有月经者无法像挑战异性恋规范者那样天衣无缝地关在衣柜里。我们大多数人对所面对者来说，都是可见且具体的女人。因此，月经衣柜不像同志衣柜那么安全，但在出柜时，也不像同志出柜那样，有失业或遭暴的同等威胁。更甚地，由于同志衣柜让其隐藏的身份更不可见，比起只藏起月经的月经衣柜，它为互知身在其中者开启了更大的反叛文化（counter culture）发展空间。虽然有这些重要差异，月经衣柜仍与他柜服膺一种制造了羞耻感的规范性强迫。

我要从两方面来探究月经衣柜的压迫。首先，是知道自己是可耻的、是脏乱而惹厌的贱斥存在的经验。作为“有月经者”的女人，活在一种分裂的主体性中，因为我们既拥有常态的公共面貌，又带着暴露自身流动血肉的恐惧。由于主流的“去肉身化”规范要求清洁得体，我很难不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不洁且失控。

第二，来经的女人每月都须面对个人需求及公共体制间的扦格，这些公共体制是提供我们社会利益与肯认的主要管道。我的关注焦点将限于学校与职场。在据信两性平等的现代社会中，这些地方宣称女人和男人一样平等。然而，它们预设的公共规范，在身体和社会层面，一般说来都未能顾及来经女人的个殊需求。这种公共层面的拒绝，增加了女人的羞耻感，在利益分配方面对她也很不利。

存在本体论的问题

近来的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几种具可能性且非互不相容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可能与隐藏月经的命令有关的本体论与情绪议题。克莉丝蒂娃的贱斥理论是其中一种诠释框架。贱斥表示一种主体的相关物，存在于主体身份之边界的对立面，威胁要解消边界。从身体排放出来的物质，例如呕吐物、脓汁、屎尿，以及作为自我崩解之极限的尸体本身，最特别会引起憎厌或恶心的反应。这些源自体内的物质，挑战我们对身体边界是坚实且不可渗透的情感投入。

依据克莉丝蒂娃，对贱斥的恐惧有两种范例，分别是粪便与月经。

粪便及其等同物（溃烂、感染、疾病、尸体等），代表了来自身份认同之外的危险：自我受到非自我的威胁，社会受到外于社会者的威胁，生命受死亡的威胁。相反地，经血代表的是来自（社会或性别的）身份认同之内的危险；它在一个社会整体中，威胁着两性之间的关系，并且透过内化，威胁每一个面对着性差异的性别的身份认同。

经血的意义是多重决定的。经血作为性差异的主要标志，其符号学有助确保性化之自我的边界。经血提醒每个主体它来自一个女性的身体，并从阴道渠道流出：贱斥是对失去自我与他人边界的恐惧，这个边界我们从胎儿时期就在建立，奋力脱离温暖而滋养的母亲。经血是一种流动且味道强烈的物质，它本身就蔑视边界与固定。

因为这些理由，男人和女人都体验到月经是一种贱斥。如果此说法有其道理，那么要翻转月经的价值，把它解释成光辉灿烂、象征公众荣耀，可能就不太可行。然而，男女都能以一种没那么激动的方式来接受月经，把它当成身体生命事实的一部分，就像接受耳屎或鼻水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只是和对重新与母亲融合的恐惧——这恐惧始终缠绕着我们的自我——共处，无须拒绝它，或在我们易受伤的自我周遭建起坚固的墙。

然而，这中庸得体的文明，试图把这个包袱丢给女人独自承受。克莉丝蒂娃说现代社会倾向将阴性和母性混为一谈。就像奥利薇（Kelly Oliver）说的，“由于我们没有任何一种可将贱斥包含其中的母性神话的世俗论述，因此我们将贱斥错置在女人身上。尽管女人和母亲其实不同，但由于我们没有任何一种可让我们贱斥母亲并接受这种贱斥的构思母亲方式，因此我们贱斥所有女人”。

格罗丝根据此类解释，把月经诠释为渗透自我边界之身体流体的范例。西方本体论重视固体物，由此也重视主体既控制那些物体、也控制主体自己的位置，而作为他者的女人，则变成与失控的事物相连结。格罗丝指出，月经变成这种流动他者的地位的代表：“对女孩来说，月经实际上连结的是血，是损害与受伤，是不会隐没干涸的一团混乱，不管在何时，它都会不可控制地渗漏出来，而不只是在睡眠时、在入梦中。它指出一种失控地位的开始，她不得不信童年已然结束。”

在一种对此恐怖的变奏新诠中，贝特斯比将女性主体相对于主流主体建构的“怪物”（monstrous）位置加以理论化。就她的说法，社会制度和霸权论述给予男性身体和行为举止的阳刚风格一种规范性的地位。当女性身体及举止明显偏离这些规范，例如怀孕或来经，“女性主体就必须成为怪物、不一致和畸形的体现上。”贝特斯比的哲学计划，召唤着对一种女性身体即是规范的本体论范畴的想象。

以上乃是对稳固身份之文化建构的说法的三种变异，这种说法认为干净得体的身体即男性身体。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差异。最近几位女性主义作者参引例如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视纯洁为边界划定的概念化，以及克莉丝蒂娃对道格拉斯论述的看法，关心起月经的社会意义。”我在此就我的目的，摘要她们大致的观点。

作为有月经者，女人威胁到精神上的安全系统，因为女性过程挑战了内／外、固体／流体、自我同一／变化之区分。不论男女，都体会到月经是贱斥或怪物化，因为他们心中都潜藏着一种自我被解消、与母亲幽灵融合的焦虑。一种控制这种焦虑的方法，是将阴性和干净得体的阳刚性分开。这样，来经的女人要不然就是必须与他人——特别是男人——区分开，并另行隔绝于他处；要不然就是仍可身处男人堆，但必须藏好自己的月经迹象。不管是哪种情况，女人每个月都扛负着贱斥的包袱，她是怪物，承携着生与死的污名，这是一种实际且被强加其上的耻辱。她身处月经衣柜。如果女人想在来经时也走在男人堆中，如果她想要求固体自我所代表且拥有的权利与恩宠，那她就必须藏起个人的流体秘密。总之，她必须遵守洛丝（Sophie Laws）需称为月经礼仪（menstrual etiguette）的守则。

月经礼仪

洛丝用这个词表示一套指挥男女之间及女女之间互动的复杂规则，这套规则也协调出月经的物质显现与文化意义。月经礼仪关切的，是谁能跟谁谈月经，又能谈什么，以及什么样的语言是适当的，而什么则不该说。月经礼仪的规则建议该使用哪些设备和产品，它们又该怎样取得、携带、储存、放置，在言谈时又该怎样称呼。最重要的是，月经礼仪规则指挥来经女人的举止，好确保我们来经的事实每个月都能尽量不让任何人发现。

月经礼仪的概念，不同于较常被提及的与月经相关的禁忌的概念。洛丝虽然提及两者之间的差异，但她并未清楚説明。就我所理解，禁忌的概念，属于那些强烈区分神圣与凡俗的社会或社会实践。这是一种宗教或形上的区分，将人类行为及社会实践与宇宙区分及后果相结合。在这样一种宇宙论的系统，纯洁通常需要空间上与实践上的边界的维护，而禁忌则产生防止跨越边界的规则。

相比之下，礼仪规则出现于社会互动不再具有宇宙论重要性的社会系统。比起与神圣空间和事件相关的禁忌，礼仪规则可说更精密细琐；礼仪包括对行为的一种微管理（micromanagement），禁忌则只诉诸社会系统中的主要断层线。月经禁忌将来经女人监禁起来、关进衣柜，或与特定人们、过程或物质保持距离。月经礼仪系统则不禁止女人参与没月经者也在场的空间或活动。它比较在意女人在那些场合必须应用的一种自我规训。

月经礼仪给女孩和女人制造了一种情绪的包袱和规训的负担。透过这些礼仪规则的重复执行，女孩和女人知道我们是可耻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波伏娃认为，这种必须负起此羞耻包袱的震惊，会对青春期女孩的自信造成伤害。青春期的女孩常常在帮彼此隐藏月经踪迹中建立起连带感。“你看我裙子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把我的毛衣拿去绑在腰上，我会走在你后面。”“把卫生棉夹在代数课本里传给我好吗？”我们同在一个美妙空间，分享共同的秘密，保护对方不出糗。

但是，说这些规训是种压迫会不会太夸张？一个高尚的社会，本来就有赖其成员相当程度的身体端庄（bodily modesty）与自我规训，不是吗？何况，比起在公共场合要遮蔽身体的规范，或对于与其他排泄物相关的控制、隐藏、清洁的期待，月经礼仪的规则并不比较压迫人。我的意思难道是说我们该把自己身体的一切及其过程秀给所有人看吗？如果不是，那藏起月经到底有什么大不了？我和其他的女性主义者，又为何说这种规范显示了女人不平等的屈从地位？

我已大致回答了这些问题。关于月经的笑话及充满憎厌的评价，比起许多其他这类的表达，更加强烈地表现出贱斥的态度。期待女孩和女人该控制身体、藏好月经，似乎尤其不公平，因为这种排出是不可控制的。举例而言，女人无法像大多数人能够憋尿那样憋住或止住经血。确实，就像我引用格罗丝时所讨论的，女人之所以据有贱斥的位置，是因为我们被等同为失控。恐身症和厌女症的社会关系，继续在某些状况中威胁女人必须“出柜”为有月经者，这有时还严重损及她们的自尊或获利机会。就像我下面要详述的，所有这些小小的伤害和妨碍都被体制环境所扩大，而这些体制环境鲜能支援一个女人照顾自己并藏好月经过程的身体及社会需求。

体制的拒绝

我要以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来开始这一节：发达工业社会的主流规范，肯定女人应有机会去做任何男人能做的事，但同时又强迫女人藏好月经。我认为，要解决此悖论，我们，须认知到对女人平等的肯定，是在一种常规化的过程下进行：所有的机会都对女人开放，但她们若想真的得到这些机会，就得在公共生活中试图依循当初为男人设定的成就标准。

这种常规性的人本主义，从而必须压抑诸如月经的肉体和社会意涵等偏离常轨的事实。这种压抑会对女人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毕竟如我将论述的，月经使得公共体制（如学校、职场等）脉络中的女人有其特别的需求。学校、职场及其他科层式平等的公共体制，预设了一种有着标准需求的标准身体，而这样的身体是没有月经的。这种把平等当相同的预设，往往不公平地对来经的女人造成不安与不便，让我们蒙受困窘与羞耻的威胁。我发现这种不公平有三种形式。第一，学校和职场，往往未能配合来经女人的身体需求及社会需求。第二，它们对一些女人在经前或经期遭受的暂时不适，往往予以忽视或惩罚。第三，未考虑性别差异的体制规范，使公共环境中的女人，易于被他人以有损于我们在成就导向的体制中希望获得的尊重与报酬的方式强迫“出柜”。

一、在学校和公共职场中，想被看作正常的女孩和女人，必须展现自己和男孩、男人一样好，而这两种环境往往未能为女孩和女人提供必要的时间、空间和设备，好让她们处理月经，以保持自己舒适且不让人发现。身为有月经者，我们有特殊的需求，这些需求是身体过程和月经礼仪规则共同交织建构的。特别在量多的日子，我们需要常常去厕所换棉垫棉条。我们需要丢弃用过的棉垫的方法，也需要取得新棉垫的方法。我们需要不被注意地从工作地点前往更换棉垫之处。我们需要时间来处理月经相关事宜，而不因迟延遭惩处。月经来时，我们总耗费大量的情绪能量，担忧怎么因应相关需求。

学校和大多数职场都是规训机构，依照自己对秩序与效率的命令来规定如厕时间。规训机构几乎总是限制如厕时间，而且往往是自行设定学生或职员可以如厕的时间，而非依照不同身体的需求。加州奥克斯纳德城的纳比斯科（Nabisco）食品公司的生产线女工在法庭上控诉雇主性别歧视，说她们一天只有三次如厕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有两百个女人要抢十二间厕所。而男人——通常是非生产线员工——则任何时候都能上厕所。

就像上述案例题示的，雇主通常会以生产力作为这类限制的理由。如果这说得通，那它就揭示雇主对劳工那有辱人格的工具主义态度。许多学生和劳工认为，这类限制更重要的理由是让并保持劳工和学生屈从。体制希望尽可能地监督学生和劳工；厕所作为一个相对隐私之处，可以是个颠覆出现之地。这些规训压迫所有各有需求与状况的学生和劳工，他们每天需要超过规定的如厕时间。

部分问题也在于被当作标准的一套特殊规范，在这套标准下，所有个体都该整齐一致。当平等被理解为相同，只要所有劳工或学生都有同等的如厕时间或休假日，就符合了平等尊重和同等对待的要件。但连一些州议员都开始承认，面对身体的差异与需求，这种平等的说法实在太虚伪：他们已通过扩建女性厕所或延长女性如厕时间才是平等要件的法律。虽然法院已认识到这些以性别为基础的公厕立法符合反歧视原则，但整体说来，它们还是不支持女人法定生理假的立法努力。为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对女人的特殊待遇，而是平等对待之规范的转变。

月经突然到访而我们毫无准备，或某天流量大得超乎我们预期，对女人都可说是家常便饭。我们没预料到自己需要棉垫或棉条，搞得自己陷入困境。女人之间有个笑话是，公厕内贩卖机里面的商品，总是要不空荡荡要不卡住。在许多女厕里，要买保险套或梳子都比买卫生棉容易得多。这问题极为普遍，即使在资源充足的大学或工厂也一样，让人觉得体制罪在拒绝提供或轻率疏忽这些简单措施，这些措施可帮助女人舒适，并顺应藏好月经的社会期待。

图为新台湾捷运车站内的卫生棉贩卖机。[图源：imgur.com]

二、并非所有来经女人都会在经前或经期遭受身体不适或情绪不安。然而，许多人确实会如此，至少在生命中的某些年是这样。有些女人描述的身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腹绞痛和子宫颈痛。有些女人变得情绪和心境反复无常，而这干扰到她们的专注力。罕有雇主认知到月经的痛苦也是一种他们该配合的小小失能状况。有时他们还惩罚因为来经不适而抽空休息或要求减轻工作量的女人。举例来说，在一个个案中，连莫伊大都会交通局（Des Moines 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一名前雇员控诉该局及其工会性别歧视。这个女人有个状况让她经痛甚剧，无法离家工作。她被公司以旷职为由解雇，然而因为健康或个人问题违反出勤标准的男人，并未遭到类似待遇。

尽管身体和情绪症状让一些女人无法工作，大多数的女人还是会强忍压力与不适。一如往常地工作。虽然许多人认为女人因为月经比男人休更多天病假，研究却显示女性最常见的请假理由是孩子生病。我也就是说，大多数在经前或经期经验过身体和／或情绪不适的女人，极力试着以最佳的表现工作，并在同事和上司面前隐藏来经使工作变得较困难的事实。我认为期待我们这么做，是很不公平的。

公共领域预设的“具备男性身体的公共人规范”，为许多女人造成无数问题，但整体而言，公共体制却未能认知到此规范即为不便的来源。月经礼仪的规则要求我们藏起自己的状况，然而我们往往缺乏进入这些能护我们隐藏状况的隐私空间的管道。身为劳工和学生，在来经时，我们也被期待表现出不日的水准，并被拿来和男人相比，即使我们中有些人的能力在这段时期有所减损。更甚地，月经礼仪禁止抱怨感觉不适，尽管没来经的人以自由表示感冒让他们行动迟缓。大多数女人在艰难的状况中尽力符合期待：我们采取特别措施，来保证月经不被看到、闻到：我们沉默地忍受压力与不适，除非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我们期待因为我们的努力，能与那些受尊重的人平起平坐。

三、不管她再怎么努力隐藏月经这个女人特质的事实，其他人，尤其是男人，还是会拿此事实当作击打她的鞭子，当作一个用以标签她为偏差者的污名，一种用来骚扰、羞辱她的恐吓。当女人在职场互动中变得愤怒、没耐心或容易受伤，她有些同僚就会把其行为归因于荷尔蒙作祟，完全忽略她是否适逢经期。目前还没有什么记录男性对女性月经态度的研究。我认为洛丝的焦点群体中的男性所表达的态度应该很典型。她发现在月经玩笑很显著的地方，男人对男人之间互动的表达、纪录特别多。另一个在职场中的女人，在开玩笑或带有恶意的男人凝视下，很容易遭受各种侵犯：从温和的戏弄到严重的骚扰，或到贱斥的羞辱。这种冷酷心理的后果难以想象。正因为其女人特质永远清楚可见，女人永远很容易被迫“出柜”为有月经者。这里的伤害是他人制造的耻辱与污名，揭示了主流规范认为该被隐藏的。在一个女人的工作处留下一片明显可见血迹的卫生棉，可被视为一种极具威胁性的行动。我听过在一些女性劳工可享法定的月经特殊待遇（例如休假、特别的如厕时间）的国家，还是有些男性督导会要女人出示来经证明给他们看，或让男医生做深具羞辱意味的阴道检查。

去减少身为有月经者的女人在当代据信为两性平等的社会所面对的这些困境、不平等与耻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开接受月经是一种日常的、不足为奇的过程，虽然它仍是个麻烦的过程。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消费社会，关于性的许多事物都变得更公开且可讨论，公开接受月经仍是一个基进的目标，因为它意味着让女体摆脱贱斥或怪物化，变成仅仅是“不同”，而这表示我们认知到所有的身体都是流动、混乱的，需要公共来因应我们的需求。如果我们的公共与私人体制都不设定身体规范，就只是顺应个人的差异与需求，那么许多男人和大多数女人必将获益。假若一种能护我们专注于身体及其过程之外的议题的身体端庄之道终将可以出现，女性身体过程的显露，就不会再是耻辱的一种源头。

情绪化时光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心情周期，都似乎比较与工作的社会周期相关，而非与诸如月经等生理过程相关。许多人的情绪是在一周中期荡到谷底，在周末又雀跃起来：但也有对人的情绪低点倾向出现在休假日。然而，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些社会所引发的心情改变或周期；显示出这些情绪摆荡的，乃是期刊上对人们情绪经验的系统化纪录，以及研究者对大量这类反应的总结。

在另一方面，文化刻板印象与个人经验，都刻意将月经与情绪化相连结。大多数女人被问到相关问题时，都会表示有过经前紧张、易怒或骚动的经验，虽然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的只有一小部分人。然而，在这同时，大多数人都把这类经验与经前症候群的刻板印象区隔开，因为后者会把她们的症状归类为一种内体或情绪失序。她们既希望表达出经期前后心情改变与焦虑的经验，又希望把这种情绪状态理解为正常表现。

“来潮”女性如泼妇的刻板印象，伴随的是把女性建构为贱斥、失控、怪物。女人的形象，是女人的天性使得我们过度敏感、难以预测、言词惹厌，且我们在每个月此时最容易爆发。正如我前一节详述的，人们会且往往如此评断女人，不管我们在被批评的时刻是否来经。女人的愤怒或不耐可能会被同僚草草打发，认为只是她荷尔蒙的一种症状，不用严肃面对并处理。面对这种轻视，许多女人压抑起情感，试着保持平和冷静，好在公共互动中表现出得体的专业或开朗。我们试着顺应一种现代规范，它讲求的是不带感情的理性与得体的亲切，容许我们展现的情绪范围很有限。

在这个公共的理性且乐观的系统中，负面情绪被特别禁止；我们放弃表达愤怒、挫折、绝望、沮丧、恐惧、焦虑或忧郁。然而这些不适与不确定的模糊感觉，笼罩着我们大多人——不分男女——的日常生活，特别在我们试着完成困难任务或尽力赢得他人认可的时候。害怕失败或无能，这些自我加诸的威胁老是萦绕我们心头：我们有数不清的小理由可以感到悲伤或后悔。

既然他人往往强加给我们这种情绪化且失控的状态，又既然我们中有许多人在经期前后强烈意识到心情改变，我们有的是拥抱这些情感经验而非压抑它们的机会。有时我们可以让自己放任心情，感觉一种在经期大为提高的对自己的敏感度。我们可以暂时不管那种对圆滑互动及效率行事的僵硬要求，以好好沉思。我们每月自我封闭几天，用一种往往是忧思或愁虑的辨别力，来反思自己的生活。我们经验自己的情绪化，好似它从天而降，并感觉它的消逝同样亦非出自我们的意志或引导。

此处，我并非在普遍化女人在经期时的情绪状态，而是在指出此经验提供的一种可能，我们中有些人有时也确实采取了这种可能。此一女性身体经验，并无可能对商品化效率导向且理性至上之文化中的价值做一翻转。然而，如果我们倾听，它会告诉我们情绪化时的冥想所具的反思可能性。

情绪化能从一种本被避免或压抑的状况，蜕变成一种具有思考洞见的状态吗？比起活生生的身体，对情绪之意义的哲学思考恐怕来得更少。事实上，海德格的《存有与时间》（Being and Time）是极少以情绪作为存有分析重心的哲学著作之一。海德格本人无疑会惊讶自己高尚的文本，竟可为了揭示人类在难以启齿的月经经验之中的可能性而被如此挪用。形塑出这样的结合可能有点俏皮，对我来说，似乎会让此一主题更有趣味。

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9.26-1976.5.2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存有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图源：Wikipedia]

《存有与时间》的计划，是对描述存有之意义的范畴与辩证法做一阐述，此存有乃是事物与行动在一充满意义的世界中之可能性的基础。海德格称此计划为基本本体论（fundamental ontology）。他分析的基础在于对本体（the ontic）与本体论（the ontological）的区分。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时候都在本体的层次上经验自己、他人、事物与体制。个殊的事物和事件占据我们的关注，就好像嵌入我们从事的实际计划里。这些事物与事件预设着一个透过在世存有过程自我建构的意义与关系之历史与社会的背景，但我们却鲜少凸显此背景。在另一方面，本体论则存在于一种能够召唤出构成我们世界的这些背景结构的理解层次。

“处于一种情绪”（being in a mood）和“有一种感情”（having an emotion）截然不同。后者有对象，它们有目标、有方向。我很明确地对谁生气、为什么开心、因何事欢喜、在害怕什么。用海德格的话说，感情属于本体。它们伴随我投入的行动，也随它而改变。情绪则属于本体论。情绪会扩散，当我处于某种情绪，它影响我所经验的一切。

海德格说情绪是原初的。情绪既先于事物的知识，也先于我自己行动和目标的形成。情绪最先开展这个世界，但却是以一种闪避着的背离的方式。我们往往忽视或试着摆脱围绕著我们的情绪。我们把自己抛掷到自己计划的细节里，或借着参与我们觉得有趣或好玩的片刻经验，让自己摆脱情绪那富含揭示性的各种可能。

但有时我们容许自己沉浸在情绪中。于是我们便从日常性（everydayness）的非本真（inauthenticity） 转换至自己存有的本真经验。这种情绪攻击我们。它既不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动性，就像我们召唤来的一个意象，也非出自某种可感知的外在起因，例如拂过我们肌肤的微风。从它不知由何而来的意义说来，用海德格的话，情绪显示我们的“被抛掷”（thrown）。“有一种情绪把此有（Dasein）带到它的被抛掷状态面前，在此方式中，被抛掷状态不是作为它本身得到认识，而是在‘觉得如何’中远为源始地展开……我的情绪体现出一种方式，我在这种方式中原本一向是被抛掷的存有物（entity）。”（Heidegger，Being and Time，389）

存在，乃是体验我们这总是已被抛掷到世上的自己。早在存在于世者的特定知觉及随着这些知觉而成形之计划出现前，情绪就使得向世界开放变得可能。海德格说，对世界原本的揭示，留归“单纯情绪”（bare mood）（ibid，2）。依据海德格的此一文本，在世存有的本体论结构，即是时间。

情绪不只使得向世界开放成为可能，还揭示存在的时间性：此一自我存在于时间性的三种绽出（ecstasis），如同烦（Care）。在海德格并不完善的形构中，烦存在于“先行于自身已经在（世）的存有，此存有寓于其在世上照面的存有物”（ibid，237）。这种形构显示时间性包含未来、过去及现在，此三者又互相构成。我是向世界开放的，我有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显现，跟已被抛掷于世的我在世上所照面的存有物有关。情绪在存在上的基本特性，在于它带我们返回的这种曾在（having been）的已被抛掷状态，这并非属于过去，而是我的存在的行进中的过去，其未来犹不可知。

海德格认为本体论上的原初心情，在于恐惧或焦虑。这种心情带我们回到存在本身它绝对、偶然、有限，却又具各种可能性。情绪在这里设定好一切的基调，而它本身却不会被掌握或带到意识之前。它是我们所是，不是一种属性或事实，而是各种可能性。

就女人以月经情绪来唤醒自己，并更新了一种对世界的开放性来说，我们在这种对自身身体的转向中发现了一种冥想的可能，这种冥想是我们随时都可进行的，只是我们通常觉得自己太忙而无法投入，或是被眼前的痛苦、折磨、挣扎所阻挡。在得体边缘、在衣柜中的来经女人，有时可以隔个距离来思考最近过得如何。“情绪表明了‘某人状况如何，又过得如何’。”（ibid，173）这种本体论的功能运作，会使得“活在情绪中”具有一种特定的沉重性，我们用忧闷、悲伤或忧郁等名项称之。甚至焦虑也在边缘徘徊。处于这些月经情绪中，我们往往说自己“无缘无故”不安，“没什么事”就变这样。

月经和时间刻板的连结，可以增加反思的可能性。正因为月经每月到访，它提供一种经验上的不连锁性，提振一个人去回顾过往并看向未来。这每个月的流动，在现世组织起我们每日的成人回忆。无意之中，我发现自己能依据我上次月经，记得那之前发生的事。有时我们觉得自己该依照对自己月经的预测来排约，或更精确地说，依照没月经的日子来排约。我试着不在来经时和特别的爱人碰面。我安排自己在但愿不会来经的日子，去那些处理月经很麻烦的地方旅行。

波伏娃指出，与月经相关的事件，让女人的一生有种独特的时间轮廓。

女人个别的生命史——由于她仍困缚于其女性功能——比男人更甚地依赖其生理命运；而这命运的曲线，也远比阳刚性的曲线崎岖不连续。女人生命的每一时期都很单调一致；但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阶段时，则都险峻突然；这些都展现于危机中——它们远比男人遇到的危机更具决定性。（Beauvoir，The Second Sex，545）

一如往常，波伏娃这里也有所夸张；女人的一生在主要的生理变化间，并不单调一致。然而，波伏娃仍然捕捉了许多女人经验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因为来经时刻给了我们的生活一种节奏，它们很容易就定位了我们的自我叙事。许多女人清楚记得初经的情景，但未必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戏剧性，而是因为我们在此过程中，经验了自己从孩童到成人的重大转变。我们记得自己因为那些长大了、可以穿丝袜、能够发生性关系、得以扛起责任的念头而兴奋不已。同时，我们也带着一些失落感、一种现实世界太快扑向我们的感觉，无限追悔地看著那片流血的墙，它阻隔了我们与童年。

这大概能说明克莉丝蒂娃那晦涩且略显神祕的诉求：“女人的时间是不朽的。”“月经事件是重大的标记，区分开之前和之后的一切。我最先是因为月经没来，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懐孕了。就像我在本文一开始引用的个人生命教事，我在怀孕、生女、哺乳数月后的首次来经，标记了另一个新开始——一个女人可能会以熟稔与困恼夹杂的心情来迎接的新开始。

无论如何，更年期的岁月可能是最不朽的。我们称它为“生命的改变”（change of life）而言。另一扇向着过往的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那里只有在梦中才能回返。对我们多数人而言，它不是立刻关上的，而是门幅缓缓地吱嘎作响，有时还前后摇摆几下，让我们有机会踏进踏出，想想我们曾经所是和期盼所是。我们大多很高兴应付完这麻烦的身体事务。最重要地，我们不觉得自己像波伏娃在我曾引述的一个段落所说的，“没有未来，成年生涯却还有一半要过”（ibid，575）。我们经验到的，比较像是我引述的另个段落所说，是“一种（我们）以前所缺少的健康、平衡、活力”（ibid，31）。我们有大把未来，并且规划比我们以往所做都要来得大的计划。同时，这个转折点也让我们以过来人的角色，用一种长远的观点看我们的过去。

在波伏娃的另一部存在主义杰作《老之将至》（La Villse）中，她用沙特式的时间性说法——源于海德格——来讨论一些议题。在沙特式的说法中，存在为人，意味着未来永远同等开放。一个人的生命不管有多久，又负载了多少习性，都享有采取不同方向或态度的永远同等之自由。就一种意义来说，这当然正确，只有在一个人死后，他人才能斩钉截铁地评断这个人。

然而，从另一个观点来思考，这是一种怪异的、难以捉摸的人类生命意象。它并未适当思量肉身化的个人——其记忆和她的腰围一起与时俱长。这个变老的人，记得她年轻时的身体自我与能力以及生命中沉积的事件，并因而为自己的未来增添比年轻时更多层次的意义。何将月经的意涵从怪物化转变成平凡之事并揭示之，可强调此一对我们——不论男女——都适用的真实。

*本文节选自艾莉斯·杨（Iris Marion Young）《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第六章，何定照译，商周出版公司，2007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标题为会社自拟。

**封面图为漫画讽刺不合理的公厕设计。[图源：kknew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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