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1956— ），曾任《新文学史》主编，弗吉利亚大学英文系教授；美学、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杰出学者。1979年获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莫纳什大学博士学位。2010年，获古根海姆奖。2000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颁发的威廉·帕克·赖利奖。著有《批评的极限》《女性主义之后的文学》《创制时间：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文化》《现代性的性别》《文学之用》《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迁》等。[图源：sdu.dk]
我更喜欢去研究……日常生活，即所谓平淡庸常、被认为无实验性或非实验性的东西，不问“为什么它不够现代主义？”，而是问“为什么关于现代主义的经典学说对女性的现代性问题关注不够？”。
——梅根·莫里斯《购物中心风云》
即使只是对关于现代的众多作品做一番最粗浅的阅读，也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诸多不和谐和相互抵牾的地方。现代性兴起于一种讲求“稳定、统一、规训和控制世界”的文化中；与之相反，它又指向了“对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不连贯体验，将之视为过渡的、转瞬即逝的和偶然的”。对一些作家而言，现代是“一种断裂的文化”，其标志就是历史相对主义和含混性；对另一些人而言，现代性意味着一个“理性、自主的主体”和“对真理的绝对论、一元论”。成为现代，就要站在进步、理性和民主一边；或者，恰恰相反，把自己跟“混乱、绝望和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的确，一个悖论是，成为现代往往就意味着反现代，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所处时代那些流行的规范和价值观。
显然，现代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造成了这一语义上的混乱，并没有什么良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弄清导致这种混乱的一些关键因素。例如，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对现代这个概念会有不同理解，这使得文本在全球思想市场上流通时产生翻译上的潜在困难。对尤尔根·哈贝马斯而言，“现代”（die Moderne）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既包含了官僚与资本统治的各种压迫性力量，又滋生了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的伦理，该伦理能够自我批判，因而具有潜在的解放性。这里，黑格尔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哲学首次系统地表达了现代性的理论自觉。相反，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则对哈贝马斯提出责难，认为他不加辨察地就把现代性和唯心主义哲学画上了等号，认为他的做法根植于德国文化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学中，而受过法国思想训练的人就“不可能”提出这种论断。对于德贡布而言，法语中的“现代”（modernité）是诗学的，而不是哲学的范畴，它的特征是含混、非连续和模糊，而不是艺术与生活的分隔，其最重要的定义者正是波德莱尔。在这个术语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例证，说明现代概念的含混是决定性的，而且会反复出现：一些作家或多或少会将现代等同于启蒙传统，而其他人则认为两者恰好相反。
这让我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特定的学科传统对理论概念的建构和传播会有何种影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知识的结构会决定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因此，对政治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只是随意举几个领域）而言，现代性的内涵会各不相同。这种含混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现代概念的性质和价值看法迥异，而且因为我们对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也充满了争议。政治理论家可能将现代性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认为它来自霍布斯的论著，而文学评论家很可能会认为现代诞生于19世纪中晚期。现代性并没有精确的历史分期，所以它的时间坐标轴也总是在变化。如劳伦斯·卡洪（Lawrence Cahoone）所言：“现代性的历史起点是不可能被确定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任何一个世纪都可能或已被命名为第一个‘现代’世纪。例如，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哥白尼学说可追溯到16世纪，而可被称为现代政治基础的民主政府，直到最近才成为西方主流的政体形式。”1911年弗吉尼亚拉鲁斯兄弟烟草公司的装配女工们。[图源：virginiahistory.org]卡洪的观点让我们认识到，现代性并不是一个诞生于特定历史时刻的同质化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而是由各种相互关联的体制、文化和政治所共同构成的，这些东西形成于不同时代，通常在事后才被我们定义为“现代”。为了区分这些不同的要素，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关于现代的“词群”（family of terms）。现代化（modernization）通常指一些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群集，它发轫于西方发展的语境中，但自那以后就在全球范围都有各式各样的体现：如科学和技术的创新、生产的工业化、快速的城市化、不断扩张的资本市场、民族国家的发展，等等。现代主义（modernism）恰恰相反，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生产形式，是一系列艺术流派和风格的总称，首先兴起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和美国。现代主义文本的特点是审美的自我意识、风格的碎片化和对再现的质疑，它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具有高度的矛盾性，常常也具有批判性。法语中的“现代”（modernité）一词，虽然也鲜明地传达了错位和含混的现代感，但更具一般性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比如在追求时尚、消费主义和不断创新的影响下，都市文化具有易逝性、短暂性。最后，现代性（modernity）通常被用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分期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涵盖上述任何一个或全部的特征。这一术语的时代含义主要包括两种社会的一般性哲学区分，前者是传统社会，以无处不在的神圣权威为基础，而后者是一个现代的世俗世界，其基础是个体化的、自我感知的主体性。然而，现代这个概念既具有隐含的事实模糊性，又具有鲜明的修辞性力量。与其他历史分期不同，现代性同时具有规范性（normative）和描述性（descriptive）——比如，我们可以“支持”或“反对”现代性，却不能“支持”或“反对”文艺复兴。这个词的象征力在于它清楚表明了一个分化的过程，一种与过去决裂的行动。因此，17世纪晚期欧洲出现的著名“古今争论”（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挑战了古典文本作为文化的终极参考系和真理持有者的权威。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发现，虽然辩论两方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加质疑地坚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但正是在此时此刻，现代的概念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论争优势，因为它主张摈弃陈腐的历史和传统。“现代”愈发成为摈弃过去、勇于变革、追求未来价值观的代名词。不难看出，这种理想的政治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挑战传统、旧俗和现状，追求现代的吁求为我们合法地反叛社会等级制度和现行的思想模式提供了一种路径。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就通常被认为是对自治、平等这些现代概念的彰显时刻，其思想根基就是认为在批判性和自我批判性的人类理性之外，没有任何权威的存在。另一方面，现代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卷入了某种统治的计划，这个计划认为那些缺乏反思性推理的人都应该被支配。比如，在殖民主义的话语中，作为现代的当下和原始的过去的历史区分，被绘入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空间关系中。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技术进步成了其推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正当理由，而当地人的传统和习俗则被无情地毁坏，为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让路。类似地，现代所宣扬的平等理念是以兄弟友爱（fraternity）为基础的，这实际上是将女人排除在任何形式的政治生活之外。因此，琼·兰德斯（Joan Landes）评论道：“从女人的视角和利益出发，启蒙看起来颇像是反启蒙，革命看起来颇像是反革命。”兰德斯追溯了女人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她由此指出，现代权利和共和制美德的话语不断地将人等同于男性，这实际上是让女人无法发声。然而，异见人士和被褫夺了政治权利的群体也试图以新的方式来挪用和阐释对于现代和革新的吁求，借此来反抗现状。因此，在20世纪早期，新女性（New Woman）形象成了解放的重要象征，她们所代表的现代性不是对现在的背书，而是对另一种未来的大胆想象。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运动的方式颇为不同，它们试图打破那些想当然的假定和充满教条的自以为是，重新塑造现代的概念，让它去意指含混性、不确定性和危机，而不是归结于对西方进步的目的论和理想化理性的盲从。主流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伪新”（old new）不断遭到各个群体的挑战，后者认为自己才是“真新”（authentically new），他们利用并重新激活了革新的希望，使解放性的变革成为现代概念的题中之意，寻求塑造各种批判性和反对性的身份。换言之，对现代性的吁求已经被用来推动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文化利益。“现代”没有固定的所指或属性，它只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分类范畴，用以让各种不同而且时常互相矛盾的观念获得结构性、合法化和稳定价值。因此，我的分析有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现代性包括一系列多维度的历史现象，它们无法被草率地整合为某种统一的时代精神。所以，我对一些文章颇不以为然，它们将整个现代时期等同于某个特定并狭隘的思想史传统，从康德一直延伸到马克思（仿佛几个世纪的历史能够被简化为少数哲学家的作品！），目的就是庆颂后现代的含混和差异如何在现代的同质性和理性之后登场。这种所谓的对总体化的批判，其本身就是高度总体化的，它用一种阐释的暴力遮蔽了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其实这种现代文化根本不能被简化为对某种单一世界观的代表。以19世纪晚期的欧洲为例，人们对科学、理性和物质进步的吁求，是与浪漫主义谈论的情感、直觉和真实性相互并存的，同时人们还有意识地探究身份的表演性和人为性，以及语言无法逃避的隐喻性。现代性话语并没有写入一种同质化的文化共识，而是向我们揭示了对于社会变革进程的百家争鸣。异装（cross-dressing），指涉一种身着异性服装的着装方式。图为一群身着女装的男性异装者。[图源：economist.com]这里，我并不是要说现代和后现代不过是可以互换的能指；显然，我们的世纪末与之前的世纪末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在很多重要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所以，很多被认为纯粹属于后现代的主题词和流行语——如拟真［simulation］、拼贴［pastiche］、消费、怀旧、赛博格［cyborgs］、异装［cross-dressing］——其实在很多19世纪的文本中有所预示。）但是，女性主义理论当然应该挑战，而非不加质疑地接受那种将压迫性的现代性和颠覆性的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做法，这种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在当代理论界十分流行。正如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所强调的，这种后现代的观念实际上效法了现代的一个核心，那就是希望超越旧物，着眼未来，这一做法其实是天真地重演了它所声称要去批判的历史进步论。我研究的初衷，就是去质疑现有的文学和文化史理论，由此说明它们对性别问题的无视。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女性主义评论家意见一致，认为现代和后现代理论都是在男性化规范下展开的，它们对女性生活和经验的特殊性关注不够。然而，我的研究不是证明现代的虚妄性，从而将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关注点排除在现代性逻辑之外。这些试图去魅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没有承认一点，即自己会不可避免地与试图超越的范畴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希望能阐明两点：（1）尽管女性主义对现代概念充满了批判，却也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2）女性追求解放的斗争与现代化进程复杂地勾连在一起。如果女性利益与现代的主流观念无法不加批判地摆在一起，那么它们也无法被排除在现代性的话语之外。作者：[美] 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 著第五章 爱情、上帝和东方：解读大众化的崇高 / 155第六章 新视野：关于进化和革命的女性主义话语 / 195第七章 性变态的艺术：女性受虐狂和男性赛博格 / 233*本文节选自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现代性的性别》，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篇译者为陈琳、但汉松。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本文已得到出版方授权，如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方联系。***封面图为男性凝视（male gaze）主题插图。从身体到面庞，女性敞露于男性凝视之下，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