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莉（Lily L. Tsai），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治理实验室创始人兼系主任，主要致力于公民参与和政府问责制方面的研究和创新。重点研究发展型国家（尤其是亚洲和东非）背景下的问责制、治理和政治参与问题。著有《没有民主的问责制：中国农村的连带群体和公共物品供应》并获得了比较研究协会颁发的2007-08年多甘奖，以表彰其在比较领域的最佳著作。曾在《美国政治学评论》《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研究》和《世界发展》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图源：polisci.mit.edu]
提要
威权和过渡体制下，正式的民主和官僚问责体制往往都软弱无力，那么政府官员为何会提供超出维持社会稳定所需最低水平的公共品呢？本文将深度个案研究和对中国农村316个村庄的调查相结合，结果表明即使正式问责不力，地方官员也会遵守非正式的规则规范，确定和执行其公共义务。这些非正式的问责机制可以通过包含和嵌入的团体来实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存在这类团体的村庄比没有这些团体的村庄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地方政府公共品供应。
在发展型国家，正式问责机制往往很薄弱（Bardhan，2002）。这些国家往往缺乏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腐败，并确保基层官员各尽其职。选举等民主机制使公民能够要求当地官员承担责任，发展型国家的这类机制软弱且不可靠，甚至不存在。然而部分国家一些地方官员的表现仍然优于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如何迫使政府官员开展和投资他们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呢？这个问题在实践、政治和理论上都很重要。切实地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需要他们的政府提供道路、教育、干净的水和其他公共品与服务，这些东西他们很难自己生产。提供基本公共品和服务对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从政治上来说，政府提供这些物品和服务的好坏影响着对其合法性的评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擅长提供基本公共产品，这些国家也难以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和维持政权稳定。
缺乏水资源设施的肯尼亚人民从淤泥中取水。[图源：how01.com]
这个问题从理论角度来说也很重要。目前关于政府行为以及政府公共品供应变化的解释主要侧重于强有力的民主和官僚机构的作用。制度设计理论认为，良好政府的关键要件是具备正式的民主体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各级，以便公民有效地监督官员（例如Dahl 1971；O’Donnell 1996；Rose-Ackerman 2005；Seabright 1996）。市民社会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自由结社、利益集团和共同行动可以改善政府在民主制度中的表现（Boix and Posner 1998；Edwards and Foley 1998；Ehrenberg 1999；Putnam 1993）。民主政体的正式制度可以确保将公民的需求纳入进决策过程之中，自治组织和利益集团可以帮助公民更有效地提出要求。其他研究认为，民主体制下的政府不一定就会提供良好的公共品。但这些主张仍然依赖于有效和连贯的正式国家机构。比如Peter Evans（1995）认为发展型国家在两个方面与掠夺型国家不同。首先，发展型国家产生了紧密团结的官僚制和强有力的能够内部问责的官僚机构。其次，发展型国家需要把国家与强大的商业利益建立起非正式联系。紧密的团结使国家能够避免成为社会利益的附庸。Wai Fung Lam（1997）发现，台湾的灌溉治理是有效的，因为强大的社区规范与正式的官僚管理共同起作用。但是，在缺乏强有力的民主和官僚问责制度的国家，政府公共品是如何提供的呢?在非民主或过渡体制的开发型国家，公共品的提供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制度中地方政府行为和公共品供给的差异？公共品供应总是与集体行动问题相关。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冲动。大多数公共品供应模型侧重于集体行动问题。Alesina，Baqir和Easterly（1999）认为，在种族多样化的地区，公共品的提供比较差，因为不同族裔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选择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很难作出集体决定。Elinor Ostrom（1990）发现，设计完好的社区组织可以帮助人们解决集体行动问题。Robert Putnam（1993，2000）认为，密集的社交网络和信任规范让人们更可能相互合作。但是，这些模型没有明确解决与政府公共品供应有关的连带问题，即政府在正式的民主和官僚机构薄弱、缺乏问责机制的情况下提供了公共品和服务。这些制度下公民不足以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保证政府承担起责任、提供公共品。一旦公共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公民如何确保官员用这些资金来铺路、建学校、投资地方公共项目？在没有强有力的正式机制的情况下，公民制约政府官员的行为？我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政府问责模型，即使正式的政府问责能力薄弱，当公民赋予他们道德地位时，地方官员仍可能有强烈的动机去提供公共品。像其他类型的威望。道德地位是“个人或集体对他们认为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为或品质给予的尊重或认可”（Goode 1979，7）。在道德地位方面，对被认为道德良好且表现超乎常人的行为给予尊重。具体的标准和行为因地而异。道德嘉奖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它不仅使人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可以促使经济、社会进步。道德声誉较好的地方官员可以更容易地让公民遵守国家政策。道德地位是完成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宝贵资源。人们何时更可能赋予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的官员以道德上的肯定？第一，公民和官员必须共享一套道德行为标准。至少，老生常谈的规则是，为群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值得道义上的认可。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群体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其次，必须有机会宣传符合这些标准的行为。公民相信官员承担了集体义务、满足了道德标准，并且知道官员确实依照这些标准行事，他们就更有可能给予官员道德称许。与各种形式的威望一样，道德地位取决于“流传于社区的口头信息，它们将新闻和个人活动联系起来”。（Riches 1984，235）。我认为，当地方上连带群体有共同的道德义务和共同的利益时，人们更可能给提供公共品的地方官员以道德称许。连带群体必须具备两个特定的结构特征以形成非正式机制，使公民能够让地方官员对公共品的提供负责。首先，他们必须向当地政府管辖下的所有人开放。在包含连带群体的地区，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重叠。包含连带群体的例子可能包括美国监督城镇制定决策的公民团体、19世纪英国的教区教堂（Morris 2001）和harambee村或肯尼亚的自助组织（Miguel 1999）。第二，连带群体必须是“嵌入式”的，能够吸收地方官员以作为他们团体的成员。不是所有的连带群体都是“嵌入式”的。英国教区教堂通常是嵌入式的，因为地方官员可以参加教会服务，并被接纳为教会成员。相比之下，美国旨在监督政府的公民监察组织可能包括某个特定的城镇或市政当局，但不太可能吸收官员成为其中一员。在具有连带群体的地方，公民和官员更有可能共享一套共同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责任。家族、教会、兄弟会和其他连带群体的成员对集体有强烈的义务感。在连带群体中，成员是根据团体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或好成员的。因此，当捐赠箱四处传递时，教会成员会感到必须捐献一些东西。氏族成员在外部纠纷中被要求与族内其他成员站在一起。团体活动和密集的社会网络也为个体成员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来宣扬典范。对那些拥有道德地位的个人来说，个人行为和对标准的接受都必须是“共同知识”（Chwe 2003）。教会在事工结束后会众还在聚会时，会立即要求志愿者来协助教会举办活动。在中国农村，家族成员被要求参加集体仪式，以参拜共同的祖先。这些集会有助于宣扬在社区中拥有道德地位的人。
中国彝族祭祖仪式。[图源：yunnanexplorer.com]
当一个连带群体的边界与当地政府的行政边界重合时，嵌入其中的官员就有了为团体利益服务的强烈责任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和公众是一样的，包含和嵌入连带群体的地方官员可以通过提供公共品来获得道德地位(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严厉的社会制裁)。因此，嵌入连带群体的地方官员有额外的动力在其管辖范围内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由于村与村之间表现的巨大差异，当代中国农村为检验影响地方治理质量的因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将提供基本公共品和服务的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在本研究期间（1999-2002年），中国的村官被要求利用村内可用资源投资和组织建设所有的道路、排水系统、灌溉工程、小学、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见Wong 1997），尽管这可能随着最近的农村税制改革和财政集权而改变。一些村官为其村民提供优质的公共品和服务，而另一些村则什么都不提供。考察同一国家内政府公共品提供的差异，也可以使我们把握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政策、制度类型等恒定的宏观条件，而现有理论认为治理和公共品提供的特定因素可以有所不同。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在2001年调查了中国的316个村庄，并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案例研究。我在全国7个省进行了两个月的预调查，并在福建的几个村庄进行了8个月的深度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考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本次调查选取了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个省份，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中国南北地形、制度史和社会组织的差异。山西和河北是北部的相邻省份，但山西靠近内陆、欠发达。江西和福建是南方的相邻省份，但江西更靠内陆，欠发达。在每个省各选择两个县，其中示范县进行了村级民主改革（示范县有更多的行政资源，也有更大的实施村级民主改革的压力），两县具有相似的经济和地理特征。这种选择策略能够把示范县作为工具以识别村庄民主改革的影响，它对模型来说可能是内生的。但在本文中村庄民主改革是作为控制变量而不是感兴趣的主要变量。为了进行这项调查，我访问了八个县，并向县政府提出请求。在获得开展研究的许可后，我通过随机分层抽样（按官方公布的人均收入分层）选择了8个乡镇。然后，一位县政府官员陪同我和我的中国大学生调查小组到每个乡镇，然后我通过类似程序在每个乡镇选择5个村庄(同样是按官方公布的人均收入分层)。在有不到5个村的乡镇，对所有的村庄都做了调查。5个村以下的乡镇有316个。然后，每个乡镇政府都与他们管辖的村联系，通知他们有几个学生将到他们那边做学术研究。当地政府的许可和我们的学生身份使得受访者愿意合作。在每个抽中的村庄中，调查员为了填写有关村庄状况的调查问卷，访谈了一名以上村官。在所有案例中，调查员还使用村里的文件来证实受访者的回答。受访者甚至坦诚地回答了一些敏感话题，如经济指标和农村民主改革。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学生调查员高度熟练的调查技巧。他们大多在农村长大，攻读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或其他相关学科。在我们进行定量研究之前，本节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包含和嵌入式的连带群体，如村庙和村庄世系，如何激励地方官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当连带群体既包含又嵌入时，向地方行政单位（如病房、城镇或村庄）提供公共服务的官员也在履行对连带群体的义务。遵守群体规范、履行义务使他们在所有成员中获得道德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边界与社会边界重合。想象一下，美国只有一个教堂的小镇镇长。教堂的晚餐和野餐是小镇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教堂大厅可能是人们唯一可以租来举行社交活动的地方。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定期去教堂，不是每个人都把教堂视为社区的代表。在这样的小镇，如果镇长能做些模范工作，比如通过加强警力来降低犯罪率，牧师很有可能在周日布道时在会众面前提到他的出色工作。在事工期间得到牧师表扬，会让镇长除了他作为公职人员或社会精英已经拥有的一些东西外，附加地得到道德和社会地位。镇长个人从这种地位的提高中获益。人们在街上遇到他时称赞他的工作，店主对他更加尊重，银行愿意给他更大份额的抵押贷款，他的孩子在学校得到更多的关注。道德地位的提高也可能使他的行政任务更容易执行。当他试图实施一项棘手的政策时——例如，一项新要求，不同种族的学生必须乘公交车进入镇上的学校——附加地位可以帮助他得到选民的服从。道德地位更可能让居民相信镇长是正确的，并在政策执行的问题上听从他的意见。一个有较高道德地位的地方官员也更有能力说服社区连带群体的领导人使用他们的道德权威来争取顽固的政策反对者。乡村寺庙。以沿海省份福建的西门村（West Gate）为例，那里有大约3900人。2000年和2001年有五个多月，我每周都去西门村同村民交谈，考察村里的政治。西门村有与上面假设的小镇教堂的等价物，也就是村庙社区理事会。寺庙理事会为村里组织许多宗教和社区活动。和其他许多村庄的寺庙团体一样，西门寺理事会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村民团体演变而来的，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解禁后决定重建在文革中被毁的村庄寺庙。与大型的官方佛寺不同，这些小村庙是中国民间宗教和土地神的一部分，人们认为土地神会守护他们所在的村庄。节假日村庙会组织游行、歌剧表演和其他仪式庆典。村民有明确义务资助和参与这些活动，因为这些集体活动表达了对村庄守护神的敬意。村民们被要求为这些活动捐款。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额被张贴在寺庙的墙上。村庙是村集体的重要象征。它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让每个成员对集体利益作贡献，并创造了许多机会来公示成员正反两方面的行为。西门村的12名村官——和中国大多数村官一样，都来自村子内部——努力成为村庙组织的好成员。在最近的一个寺庙重建项目中，孙书记是两个最大的金主之一，他捐赠了2000元，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1996年，当区政府指示所有的村庄建立老年人协会时，西门村的官员将寺庙理事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运作）改称为村老年人协会，从而赋予它另一重合法身份。由于共产党不鼓励“封建迷信”，村官不再担任庙里的领导职务，但还是其普通成员，他们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团体利益效力。承担的义务迫使西门的村官对村民公共品和服务的需求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作为回报，村庙让村官有个好名声，得到众人关注。理事会还帮助村官动员村民参加会议，说服村民们在修建公共排水设施征用土地上让步，并监控国家节假日烟花爆竹禁令的执行。西门的村庙理事会对地方政府公共品的供给有积极影响，因为它既是包含的也是嵌入的。如果不是包含的，官员们就只能在村民中获得道德地位。如果没有嵌入，官员将无法获得任何道德地位。村庙理事会赋予的道德地位激励官员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正规国家机构所不提供的。当我们将乡村寺庙与中国农村最常见的其他类型的团结团体——乡村教会和宗族——进行比较时，这两种结构特征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乡村教堂。如果我们把西门的寺庙团体和乡村教堂作对比，地方官员嵌入的必要性就更明朗了。拓展的案例研究和访谈表明，村庙团体通常将村官嵌入到它们的活动里，乡村教堂则不然。国家允许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存在，但与它对乡村寺庙的相对宽容相反，教堂被认为有颠覆政权的潜力，受到严格监管。因此，党员被禁止参加教会活动。乡村寺庙生发于本土，它内在地局限于村庄守护神监管的地方，有加强国家权威的历史。基督教会开始于十九世纪、由传教士引入，和外国政府联系密切，它建立治外法权并削弱国家，以寻求打开中国市场（Esherick 1987；Latourette 1929；Madsen 1998）。因此，国家将基督教与主权威胁联系起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基督教为动员各地民众反对国家政权提供了基础（Spence，1996）。因此，政府要求所有教会都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登记，各自将范围限制在当地社区。
中国山村教堂。[图源：j.17qq.com]
河北省南弯村（South Bend）的例子表明，乡村教堂在提供公共品方面，没有村庙那么强的积极作用。南弯教堂是数里内最大的建筑。国家核准的牧师在镇上时每天都会举行弥撒，牧师在全县巡回、为其他八个教会服务时，每周举行弥撒。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基督徒，任何一项事工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村民参加。牧师任命四个男性村民组成教堂管理委员会，负责教堂建筑的维护、教会活动服务以及会众的捐献，每年约三千元（约合375美元），金额超过了该村缴纳的税收。
南弯村的党委书记说，他信仰上帝但不是一个好门徒，因为他是党员，党员不允许信教。他抱怨说他在村民里缺乏权威，村民不信任他，因为他从来不去教堂。的确，教会管理委员会做出村里几乎所有重要决定。南弯村的党委书记无法从教会那里获得道德声誉，因为国家不允许他成为其中的一员。相比西门村的村官，南弯村党委书记组织公共工程的动力要小一些。村里的资金改为用于支付村官工资，不再投资或组织公共服务。村民不听党委书记的话，逃税现象很普遍。正如我们所见，南弯村教堂对村官表现没有产生积极作用。教会同样为评判行为和划定道德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让成员有机会表明他们遵守了这些标准，只是村官不能利用这些机会、也不能参与其中。虽然教会没有促使村官提供更多公共品，但它本身就在为村里提供公共品。1997年，教堂获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拨款，用于替换教堂屋顶。这笔钱通过村官流向了教堂。教会从这笔钱中拿出2万元购买混凝土，组织村民自愿参与，修缮村里的主路。包含但没有嵌入的连带群体，如南弯村教堂，也许能够在其成员中让集体义务与规范得到履行，但不能将它们扩展到地方官员。他们也许能够自己开展集体项目，但不能让政府官员负责执行。在其他所有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假设中的小镇镇长不属于教会，就不可能在事工中受到牧师赞赏，因此，他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也就比隶属教会的小镇镇长要小。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弯村看到的，包含但不嵌入的连带群体的成员确实可能对官员有低认同度。有人可能会说，在民主制度中，对政府官员不认同是健康的，可以刺激公民更好地监督官员。在这些制度中，更紧密的监督可以改善政府行为，因为选举等民主制度能够制裁表现不佳的官员。因此，包含但未嵌入的群体，也可以对民主体制下地方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缺乏民主体制的地方，自治的社会团体或没有嵌入的连带群体，对政府行为的直接影响要小得多。对官员的不认同可能会让他们更多地监督政府，但缺乏妥善执行的选举以及法律保障，公民即使发现不端行为，也无法惩罚或罢免官员。因此，这些团体不能提供非正式机制以使官员负责任地提供公共服务，尽管他们也许能够代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宗族团体。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第三种连带群体是以宗族团结为基础的。就像乡村寺庙团体和乡村教堂一样，宗族团体灌输了一种义务感，这里的义务是基于家庭概念和父系血统、而不是基于宗教信仰。对四个省村民和官员的访谈表明，和寺庙组织一样，宗族团体也总是将村官嵌入到它们里面。与教会不同，党对宗族活动态度暧昧。村官经常参与他们家族的活动。事实上，在那些已经存在宗族团体的地方，不参与其中就等同于被否认和拒斥。寺庙和教堂的边界通常与地方行政边界共同延展，宗族团体的规模差异很大、同行政边界重叠。当一个宗族团体包含了村子里的每个人，这个家族的成员同时也是这个村子的成员，宗族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寺庙团体。但当宗族群体的社会边界和村庄的行政边界不一致时，村民可能会被分割进几个小的区域（subvillage）。一个区域的宗族成员也感到对群体所负担的义务，但这种义务比对村庄共同体的公共义务更窄。区域宗族团体可以赋予他们的团体成员以道德地位，但这种地位可能只对内部团体成员有效，对村子其他成员没什么分量。嵌入区域宗族团体中村官仍可能尝试开展项目，但这些项目很可能只有利于他所属的团体，而不是整个村庄。通过比较李村（Li Settlement）和潘村（Pan Settlement）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包含式连带群体的重要性。位于江西的李村拥有活跃于全村的宗族群体，是全村道德权威。村官帮助将村礼堂改造成全村的祠堂，里面有一个集体牌位，代表所有村里已故先祖，而不是通常祠堂供奉的许多单独牌位。李村的村官通过参与宗族仪式和推进公共工程来表明他们对宗族和村庄的贡献。他们选择在家里工作，而不是使用公共资金建造办公楼。村官们利用与上级官员的私人关系获得9万元（约合1.1万美元）银行贷款，用来铺设村里的主路。他们表示愿意履行对宗族的义务、为将来的声誉和资源投资，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和地位；随后他们举办了一个宗族宴会，向宗族成员募集捐款。李村的村官们为自己对村子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似乎由衷地感到有义务为共同体的利益工作。潘村是河北的一个村庄，村里有三个不同的宗族，他们称之为“门”。据当地历史记载，潘村是由明代（1368-1644）帝国政府强制迁入的一批人建立的。定居者将村庄分成三个族群——东门、西门和中央门。几十年来，东门和西门的村民一直是竞争对手。毛时代东门占据了主导地位，村党委书记就是东门的成员。然而1990年代西门掌握了村子的控制权，现在三名村官都是西门的成员。1997年的选举东门也没能赢回控制权，他们在白色小卡片上写了“反对村官”的标语，并把小卡片发到全村。东门的村民指责来自西门的村官请客吃饭，出卖土地牟取钱财，并在出租土地和公共财产使用上非法偏袒西门村民。村子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村官不能开展与邻近村庄规模相同的公共项目。东门的村民公开指责来自西门村官的节育计划，虽然他们知道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当村官嵌入非包含式的连带群体时，例如潘村的西门宗族，他们可能仍有强烈动机为团体利益出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团体利益不会等同于公共利益，村官提供的服务可能仅仅有利于他们所属的特定团体。上述案例说明了包含式和嵌入式的连带群体（如村庙和村庄宗族）如何激励地方官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一些不包含和嵌入的连带群体，例如村庄教会和村内某个宗族，不能以相同力度激励村官提供公共品，尽管它们可以通过团体规范来组织没有村官参与的公共项目，使整个村庄共同体受益。这一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下节将通过分析316个村庄的调查数据来回答。本文的主要假设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包含和嵌入式连带群体的地方，比没有这些群体的地方公共品供应状况更好，它们代替薄弱的正式问责制度发挥作用。这一假设没有排除其他情况，在强有力的正式官僚机构和（或）民主体制之下，包含和嵌入式的团体也可能对地方政府公共品的提供产生积极影响，其他类型的团体可能通过其他机制产生积极影响。它同样不排除其他因素影响政府公共品供应的可能性，其他因素或社会群体也可能对非政府公共品供应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只是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这两个结构性特征的连带群体对地方政府公共品的供应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测量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我们既考察了村政府的投资，也考察了具体的基本公共品——道路、学校设施和自来水设施——的测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我选择这些指标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些指标在不同的地区都是相关和可比的。道路、小学、水利设施是村民需求最为迫切的公共品。第二，在本研究进行的时候，这些公共品通常都是由村政府全权负责的（不像电力设施，通常由县政府资助和建设）。第三，这些指标都反映了近年来政府公共品的供给。虽然大多数连带群体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开始有的，但公共品，如道路和自来水，直到改革开放后期才开始提供。例如，1985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村没有连通到公路系统，村里更不会有公路（Benziger 1993）。在村政府公共品的提供上，总共采用了六种指标：2000年村政府在公共项目上的人均支出、村路是否平整；村庄道路铺设的存在，村里雨天可用的教室比例、村庄校舍的老旧程度（这一指标是从校舍的使用时间转换而来的，数字越大表示建筑越新），以及是否有自来水。单看这些指标中的任意一个无法让我们比较不同村政府表现的优劣。如果我们只看学校设施的质量、作为村庄公共品供应的单一指标，我们会错误地认为，一个专注于投资自来水设施的村政府表现不佳。使用多个指标来反映政府公共品供给承认了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为了证明这一假设的合理性，本文考察它对中国农村最常见的四种连带群体的影响：乡村寺庙、乡村教堂、全村宗族或村内宗族群体。虽然调查数据没有直接测量嵌入性，但来自四个省和在预调查期间访问的另外三个省的数十个村庄的村民和村官的案例研究、访谈表明，村庙和宗族通常都是嵌入的。相比之下，在受访者之中从来没有遇到或听说过一个嵌入式的村庄教堂。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看到乡村寺庙和全村宗族对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应产生积极影响。相比之下，乡村教堂和村内宗族，它们不是既包含又嵌入的，不应产生这些积极影响。表2比较了这四个连带群体的结构特点及其对地方政府公共品供应应该产生的影响。
村庙团体采用两个指标：正式寺庙管理人是否存在（二分变量），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捐钱、投入物资或劳动力参与村庙重建项目的家庭比例。在一些村庄，寺庙活动是由一群临时招来村民即兴举办的。在另一些地方，寺庙管理人有时监管寺庙理事会、组织社区活动。寺庙重建是最常见的寺庙活动之一，动员参加这些项目的家庭所占的比例是衡量团体权威的一个很好的指标。14%的村庄报告说他们有村庄寺庙管理人。参与寺庙重建的家庭平均合样本（包括没有寺庙与没有进行寺庙重建的）的9%，但在58个报告进行了寺庙重建的村庄中，参与寺庙重建家庭的比例平均为58%。对乡村教会团体使用两个二分变量：是否有国家许可的新教牧师或天主教神父来组织教会事工与活动，是否有改革开放后翻修或重建的教堂。7%的村庄报告说，他们有一所教堂、牧师在其中组织事工与活动。4%的教堂在集体化时代结束后进行了重建。组织宗族团体活动最明显、最容易获取的指标是：是否存在一个祠堂以供奉祖先灵位。这些牌位被认为附着着死者的灵魂，也是节日仪式的焦点。调查显示14%的村庄有供奉灵位的祠堂。全村的宗族团体用一个二分变量来测量，当村庄有且只有一个供奉祖先灵位的祠堂，赋值为1。次级村落团体由一个二分变量测量，当村庄有多个祠堂供奉祖先灵位时，赋值为1。在这种测度下，7%的村庄有覆盖全村的宗族团体，另有7%的村有多个次级村落宗族团体。为了准确识别这些连带群体的影响，分析时控制了三组可能对村庄公共品供应产生影响的因素。地理和人口类控制变量。第一组是地理、人口控制变量。包括八个县的虚拟变量，正是从这八个县里面随机抽取村庄的。和县城的距离，村庄地形，自然村的数量（代表村民的空间分散的程度），2000年的村庄人口，来控制对特定公共品需求的变化以及可比物品成本的变化。人口更多和离城区较近的村庄，对公共品供应的需求应该更高。那些远离县城或山区的村庄，修建道路、学校和水利设施的成本应该更高。在拥有多个"自然村"或分散居住的地方，修建自来水设施的成本也应该更高。经济类控制变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似乎有理由认为，公共品和服务将得到改善，因为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公共品投资，或者因为公共品的需求量将随之增加。因此，本文还纳入了经济因素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政府可用资源量。这些指标包括1997年村人均收入、1997年村政府资产和1997年村人均税收收入。使用1997年的经济数据而不是2000年的数据，以避免同时性偏差。对道路、学校和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可能随着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本文还控制了1995年是否有乡镇企业和1995年是否有个体户。民主和官僚机构。本文还有第三组控制变量——正式的问责机制——现有理论认为这些问责机制是政府行为的核心。为了控制自上而下的机构，使上级官员能够监督下级官员，本文纳入了党和官僚机构的力量——一个虚拟变量，村领导是否是党员；村官中党员比例；一个虚拟变量，村官是否与上级官员达成协议（如公共工程目标）。除了正式的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外，本文还控制了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的影响。八十年代末以来，农村实施了基层民主改革。这些改革要求村官直选和建立村民代表大会。为了控制这些改革的效果，我纳入了一个说明预选程序执行情况的指数、一个投票程序执行情况的指数和一个描述村民代表大会执行情况的指数。三个指数各自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创建索引，问题见附录。我用以下模型估计不同种类村庄连带群体对公共品供应的影响：在此模型中，衡量公共品供应的结果。其中 k 表示村政府的投资、是否有铺设的公路、自来水或其他公共品供应。是一个向量，代指社会经济、地理、机构诸控制变量。表示特定连带群体的测量指标（比如是否有寺庙管理人、参与寺庙重建的家庭百分比、是否有组织教会活动的牧师、是否进行了教堂重建、是否有单一祠堂供奉祖先灵位，是否有多个祠堂供奉祖先灵位），i代表某个村庄。假设可以表示为进行，把所有k的结果整合起来。拒绝此假设意味着特定连带群体对公共品的提供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六个方程形成一个系统（六种公共品供应各自对应一个方程），并允许将不同方程中的误差项关联（参见Miguel 2004）。由于每个公共品供应的指标在回归时对应同一组解释变量，因此似不相关回归的系数和标准差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系数和标准误差相同。利用似不相关回归同时考察多个村庄公共品指标，与将这些指标整合为政府公共品供应的单一指数相比，有许多优势。像中国这样的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国民和官员不得不在使用公共资金上做出艰难选择。很少有村庄能够同时投资道路、校舍和水利设施。铺设道路的村庄往往不太可能有自来水。因此，公共品供应指标之间的关联较小，而且指标之间不能相互比较。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同时考察村政府公共品供应的多个指标，允许不同地方对公共品有不同侧重。软件可以产生不同方程估计量的协方差，使我们能够考察不同方程的参数、同时检验那些假设（Wooldridge 2002）。本文展示结果时使用King等人（2001）开发的EMis算法对缺失值进行乘法运算，这种方法使得不论按列表删除还是乘法计算结果都是相似的。本文以乘法运算处理缺失值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列表删除通常会导致更大的系数估计值和更显著的结果。因此，本文以乘法运算处理缺失值以使估计更加保守。但是，正如表3和表4展示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的，即使更保守的系数估计也能够支持本文的主要论点。第二，列表删除会导致大量信息丢失。表1说明，每个变量的缺失都少于10%。但是，当使用列表删除时，由于分析中控制变量较多，大约四分之一的观测值将被删除。对于每个缺失项，将计算五个值以创建五个完整的数据集。将所有变量都纳入计算模型（imputation model），以预测缺失值。从计算模型得到数值的方法与回归模拟的方法相同。缺失值较高的不确定性会在五个计算出的值中有更高的变异。表3列出了不同连带群体对乡政府公共品供应影响似不相关回归的估计结果，模型控制了地理、人口、经济和体制因素，缺失值用上面描述的乘法运算进行插补。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提出的假设，有包含和嵌入连带群体的村庄比没有这些群体的村庄、地方政府公共品供应状况更好。对于每个模型。似不相关回归估计了六个方程形成一个系统，表头所示的每个公共品对应一个方程。回归中六种公共品的供应采用了同样的连带群体指标、以及同样的控制变量。我们可以看到，村庙团体对村公共品的供应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表3中的模型1a显示，村庙团体指标（是否有寺庙管理人）对村公共物品供应的系数在六种公共品都为正，对道路和教室显著地不为0。此外，寺庙管理人对公路和水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有低水平的不确定性。这些积极影响的大小除了学校老旧程度之外都是可度量的。虽然个别估计量的标准误比较大，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寺庙管理人确实对村政府公共品的供应有积极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对村政府公共品的多个指标都是存在的。我们可以拒绝原假设，即在90%置信水平（p值=0.086，如表格最后一列所示）下认为村庙管理人的系数不等于零。这一发现得到了模型1b的支持，以参与寺庙重建的家庭所占百分比来测量村庙团体，结果各有不同。是否进行了寺庙重建的系数在四个公共品的供应（投资、道路、教室和自来水）为正，在教室统计上显著。寺庙群体团体的系数对两个公共品的供应（道路和学校建筑的老旧程度）为负，但这些估计量不确定性比较高，道路尤其如此。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我们可以拒绝这一假设：是否重建寺庙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公共品供应中都为零，置信度为90%（p值=0.083）。这些结果表明，村庙团体既包含又嵌入，对村政府公共品供应具有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何以知道这两种结构性特征都是必要的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乡村教会团体的影响，这些团体只有这些特征之一，它们包含、但没有嵌入。表3中模型2a和2b的结果表明乡村教堂对村政府公共品供应没有积极影响。模型2a说明了是否存在活跃的乡村牧师以组织教会事工及活动同村庄公共品供应之间的关系，与活跃教会之间的估计关系对三种结果，对投资、路径和教室是负向影响，对教室的影响统计上显著。道路、学校建筑老旧程度和自来水的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是否1970年代末解禁后进行过教堂重建，这一变量也有类似的结果。村庄公共品供应与该教会指标的关系，在三个公共品（投资、道路和教室）是负向的，教室的系数统计上显著。三个公共品（道路、学校老旧程度和自来水）是正向关系，道路在统计上显著。因为只有7%的村庄有在职牧师，根据这一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然而，估计结果表明，乡村教堂可能对村政府公共项目投资有负面影响，但对道路等公共品的供应有积极影响。因此，这些结果与我们在南弯村看到的情况一致，在南弯村，教会没有促使村官对公共品的供应负责，而是自己替代地方政府去修整道路。寺庙是既包含又嵌入的连带群体，对村政府公共品的供应有积极影响；而教会是仅包含的连带群体，就不会有这种作用。公共品供应学说把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作为焦点，认为社区规范、社会资本和种族同质化能够帮助达成这一目标；但这不能解释本文的发现，因为我们在案例研究已经看到，共同体规范和认同在教堂和寺庙都很强。但也许包含并不重要。寺庙团体有积极影响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嵌入，教会则不然。或者寺庙团体的特殊作用，不是来源于它们的结构特征，而是因为一些宗教信仰的内容或他们持有的特定价值观。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转向有不同基础的宗族团体。与强调对特定地域守护神负有宗教义务的乡村寺庙不同，中国农村的宗族团体基于的是对共同祖先的信仰，并因亲属关系而承担义务。宗族经常把村官嵌入其中，但它不一定包含整个村庄。宗族团体可以涵盖全村、与村庄行政边界重合，或者他们可以只在次级村落，把村民分成不同的宗族团体。如果结构性假设是正确的，即结构特征是必要的，依托于何种团体并不重要，村级宗族团体既包含又嵌入，应该对村庄公共品的供应产生积极影响，而次级村落宗族团体不应产生积极影响。表3中的模型3估计了村级宗族团体和次级村落宗族团体对村庄公共品供应的影响。似不相关回归的分析表明，村级宗族团体，与乡村寺庙团体相似，对村庄公共品的供应具有积极影响。个别系数估计的标准误较大，但六种公共品供应（投资、公路、道路、新建学校设施和水）中的五项系数为正，公路统计上显著。此外，村级宗族团体对投资和道路的影响虽然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有较低的不确定性。此外，对投资、公路和道路的正向作用幅度相对较大。雨中可用教室对应解释变量的系数是负的，但这一估计量的不确定性非常高，作用幅度不大。虽然按照传统统计标准，村级宗族团体对六种公共品供应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它仍然具有实际意义（p值=0.22）。另一似不相关回归使用聚类稳健标准差，以列表删除假定处理缺失值，结果显示村级宗族团体在95%置信水平（p值=0.04）上对公共品供应有显著影响。这样就容易理解，以是否存在多个供奉祖先灵位的祠堂来辨识的次级村落宗族团体对村政府公共品的供应没有正向影响。是否存在多个祠堂的系数为负，且在除道路外所有公共品供应上都不显著。村民经常说，修理和翻新祠堂后剩下的混凝土经常被用来铺设相邻的过道，这或许可以解释这种关系。被解释变量为道路的系数为正、接近显著，但政府人均公共项目投资一式的系数为负。对投资影响程度的估计存在不确定性，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论说，如果次级村落宗族团体确实对政府公共项目投资有影响，那也不是正向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虽然次级村落宗族团体对村道有积极影响，但并不能促进村政府公共品供应。总的来说，似不相关回归的结果与假设是一致的，既包含又嵌入的连带群体对村政府公共品供应有积极影响。乡村寺庙和村级宗族团体——中国环境下的两个连带群体，既包含又嵌入——都对政府公共品投资与供应有积极影响。双变量似不相关回归和logit模型【是否有铺设的公路，是否有铺设的道路，是否有自来水（二分的被解释变量）】和多变量似不相关回归估计结果相似，但在多个方面更强地支持了假设，具有包含且嵌入群体的地方可能比没有这些群体的地方有更好的村政府公共品供应。那有没有可能这些群体的存在是良好公共品供应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呢？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我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工具变量法来估计村庄寺庙和村级宗族团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变量只通过连带群体影响政府公共品的供应，就可以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出内生变量的影响。对于乡村寺庙，我用1949年前是否存在寺庙活动作为目前是否有寺庙管理人的工具变量。由于毛时代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寺庙活动（Madsen 1984；Ruf 1998），前共产主义时代寺庙活动的历史不太可能影响村政府目前的表现，只是为现在寺庙团体的活动提供一个熟悉的模板。如果不变的乡村特征既影响寺庙活动又影响公共品供应，那么前共产主义时代寺庙活动的历史将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为了减少这种可能性，本文纳入了尽可能多的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对于村级宗族团体，使用姓氏冗杂指数作为目前是否存在村级宗族团体的工具变量。在中国环境中，姓氏模式是当前是否存在村级宗族团体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前共产主义时期帝国土地定居政策和自然灾害决定的。毛时代国家对国内移民实行了严格的管制（Solinger 1999），这些模式就被冻结了。即使一个村庄绝大多数家庭姓氏相同也不一定建立一个活跃的村级宗族团体。但是，姓氏模式和村级宗族团体的存在可能相关，因为只有一个村庄由一个姓氏群体控制村级宗族团体才可能存在。篇幅有限，没有摆上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但工具变量法同样表明，村庄寺庙和村级宗族团体对村政府公共品的供应有正向影响。事实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系数比似不相关回归的系数要大。Hausman检验表明，用工具变量法不一定正确，因为工具变量法和普通线性回归之间差异不大，不足以说明OLS不一致以及村庄寺庙、村级宗族团体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官僚体制和民主体制、对特定公共品的偏好或者公共品的成本（由于地点、地理等因素发生变化），包含和嵌入的连带群体都对村政府公共品的供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包含和嵌入式群体的影响，我们可以对比有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与没有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公共品供应的差异（一个普通村庄是所有控制变量都处于平均水平的村庄）。一个有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平均人均投资为99元（约12美元），远远高于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61元）。这些估计量的不确定性较高，但道路、学校和供水设施的供应在有寺庙管理人的村庄也在增加，使我们更有把握推定村庙团体与村政府公共品供应之间的正向关系。举个例子，一个有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拥有公路的概率为59%，而没有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拥有公路的概率仅为49%。一个有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拥有自来水的概率为55%，而没有寺庙管理人的普通村庄拥有自来水的概率仅为46%。为了对村级宗族团体的实际影响有清晰的认识，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公共品在三种不同类型村庄之间的差别：有村级宗族团体的普通村庄（仅有一个实际运作的祠堂），有多个宗族团体的普通村庄，没有宗族团体的普通村庄。仅有一个实际运作祠堂的普通村庄平均人均投资为132元（约合17美元），是没有祠堂村庄的两倍，不过该估计的不确定性有点高。然而拥有公路概率的差异更为确定。仅有一个实际运作祠堂的普通村庄拥有公路的概率为75%，而没有单一实际运作祠堂的普通村庄只有49%。由于它们95%的置信区间不相重叠，我们可以认定有单一宗族团体的村庄和没有这些团体的村庄表现不同。拥有单一宗族团体的村庄配备自来水的概率为49%，而有多个宗族团体的普通村庄仅为47%。调查结果与假设一致，包含和嵌入的连带群体（村庙和村级宗族）对村政府公共品供应有实质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没有这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群体（村庄教堂和次级村落宗族）对地方政府公共品供应没有正向影响。即使用同一模型估计四种连带群体的影响，结果也保持不变。表4的模型4纳入了四种连带群体所有的控制变量和测量指标。即使控制了教堂和宗族团体，乡村寺庙团体（以是否存在寺庙管理人来度量）仍与所有种类的公共品供应有正向关系，道路和教室的对应系数统计上显著。对公路和水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些估计量的不确定性也相对较低。同样，村政府公共品供应与村级宗族团体（以是否存在单一祠堂来度量）之间对六种公共品中的五种有正向关系，公路的对应系数统计上显著。对投资和道路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这些估计量的不确定性相对较低，影响的幅度也相对较大。对教室的影响是负向的，但这一估计量的不确定性非常高，影响的幅度非常小。与我们所希望的相反，地方政府不一定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资源增加，大幅度改善公共品供应和服务水平。资源很重要，但其使用方式同样很重要。我们在表4中可以看到，在模型4中，五种村公共品（投资、公路、道路、学校使用年限和水）供应与1997年人均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公路在统计上显著。然而，投资和公路的影响幅度相对较小，道路、学校老旧程度和水则非常小。把所有其他变量控制在各自平均值，1997年人均收入从25%分位数增加至75%分位数，仅对应6元的投资增加、拥有公路概率增加4%和拥有道路概率增加2%。政府资产水平也对六项公共品的供应没有多大影响。人均税收越高农村公共项目投资反而越少，对其他公共品供应没有影响。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工业化与非农业化程度越高公共品供应状况越好，但同村政府公共项目投资无关。1995年是否存在乡镇企业对拥有道路和自来水的概率有正向影响，统计上显著或接近显著。1995年是否存在个体户对拥有公路和道路的概率有正向影响，统计上显著或接近显著。一般说来，自上而下控制的官僚机构和民主体制似乎对村政府公共品供应没有多大的正向影响，尽管一些证据表明，从上层获得更多补贴的村庄更可能有优质的村政府公共品供应。表4显示，上级补贴对投资、公路和水的影响是正向的，统计上显著或接近显著。然而，它对道路、教室和学校建筑的影响是负向的，道路和教室接近统计显著。表4中还可以看出，两个党组织指标都没有显著作用。村长是否为党员和村干部中党员比例的系数都不显著，绝对量也不大。以往对乡镇一级官僚表现合约（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contracts）的研究发现，合约对干部行为有重大影响(Bernstein and Lu 2003; Edin 2003)，但在村一级我们看到，官僚表现合约对政府公共品供应并不都是正向影响。合约对三项公共品供应指标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另外三项指标有负向影响。对投资的正向影响统计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合约对政府公共项目投资影响很大，但其他公共品和服务的供应并没有同等增加。为什么合约与较高的政府投资相关，而与更好的乡村公共品不相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合约依赖于投资额等简单的村政府绩效指标，没有进一步去看村官在增加支出之后是否真的改善了道路和学校。这些发现还表明，对教育设施的投资可能将资金从农村公路和水利设施中挤出。其他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官僚表现合约可能不利于地方治理，它鼓励投资形象工程，比如新建政府办公楼，也给地方官员提高税收提供借口(Bernstein and Lu 2003)。与民主理论的预测相反，民主制度的实施对村政府公共品供应的影响非常小，一般都是不显著。实施预选制度仅在雨天可用教室比例一种公共品是显著的，且影响的幅度非常小。实施预选制度从25%分位数增加到75%分位数，雨天平均可用教室比例仅增加了3%。执行选举程序（如无记名投票等）的系数不显著且在六种公共品供应的绝对量都非常小。实施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对六种公共品供应没有显著影响，投资、道路和教室的不确定性较低。这些系数的绝对量有些很小、有些适中。执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从25%分位数增加到75%分位数，人均公共项目投资增加20元，拥有道路的概率增加3%，雨天可用教室的比例增加4%。当用不同方式测量民主制度的实施时，结果仍然相似。在对预选制度、选举制度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执行用增加值（additive scores）进行回归时，民主制度对村政府投资和村政府公共品供应依然没有显著影响。把供应指标同单个增加值（将所有二分变量加总，即预选、投票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回归，民主制度还是对村政府公共品供应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一节的研究表明，即便没有民主制度支持，具有某些结构特征的连带群体也可以鼓励地方官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这些结果表明，实行选举并不能让政府有好的行为，在民主体制薄弱的地方尤其如此。问题是实行选举并没有增进公民对官员日常工作的了解。当村民们发现一个腐败官员私吞公共财产时，他们也许能够投票将他免职，但不一定能把钱拿回来。正如Dali Yang和Fubing Su（2001）所说，上级必须建立独立的会计机构和统计机构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另一个问题是，在许多地方村办事处的奖励减少了。在更发达地方，私营企业家可以获得更多回报。虽然担任公职可以扩展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和商业联系，但当了村官就很少会有大块时间规划公共项目。在较贫穷的地方，工资和奖金可能是重要的激励，但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足够资金来按时支付工资。本文的结果表明，当正规问责制度薄弱时，如果有适当形式的社会组织，公民仍然可以让政府官员组织和资助他们需要的公共品。结构上与政府机构重合的连带群体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公民要求的公共品和服务，即使民主和官僚机制不能有效运作。地方官员可以通过加入包含式连带群体、为群体利益服务，以获得这些群体道德上的肯定；在追求个人利益和执行国家任务的过程中，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不是包含且嵌入的连带群体仍可以动员其成员，独立提供一些公共品和服务，但它们不能让政府为提供这些公共品和服务尽职尽责。我们可以从中国农村的经验中学到什么？第一，经济发展不一定与政治或体制发展相联系。善政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但反过来就不一定正确了。不同地方（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制度的演变不只是变化速度不同，变化的速度变化不一；它们不都和制度发展同步变化。第二，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资本，在理论上探讨它们如何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结果相关。“正确”的社会群体取决于我们感兴趣的结果。研究表明，区分社会群体的类型揭示了，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群体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这也表明，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社会结构与国家结构之间的互动。第三，威权和过渡体制下对政府行为和公共品供应最有利的社会群体，不一定就能增加这个国家的信任与自治水平。没有正式制度支持、公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就不清楚这些帮助公民发声和发展组织技能的社会组织还能够走多远。在这种情况下，连带群体能够为公共品供应提供道德激励，以非正式问责机制代替国家组织发挥作用。总之，一些过渡体制的国家、正式机制薄弱，连带群体和非正式机制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助益。民主体制下，关于如何改变规则的明确规定赋予制度以灵活性。而在威权和过渡的体制下，非正式机构可以提供这种灵活性，有时它的成本比建立正式机构履行同样职能要低。也许非正式制度可以帮助我们稳定国家，而我们认为是“过渡”的那些制度并不真的只是过渡。但是，倚仗连带群体去提供非正式问责机制也有着严重缺陷。这种非正式制度难以延展其范围，只能在地方（小镇和村庄）起作用。至于城市与国家层面，包含和嵌入的连带群体很少与之关联，也不太可能存在。更重要的是，这种非正式制度帮助公民获得更多的公共品和服务，但如果正式问责制度就位，确保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也为提供地方公共品效力，公共品供应状况就能得到更大幅度的改善。这种非正式制度虽然短期内减轻了国家的压力，但可能阻止对正式制度的改革，而正式制度从长期看对公民和国家都更有利。*本文为Tsai, L. L.（2007）.“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2): 355-372.译者为会社编辑二氧化龟，如需转载，请与会社编辑部联系。**封面图为图为舒氏祠堂庆余堂，建于明万历年间，位于徽州屏山舒村。[图源：dili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