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兴灿（图左），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4级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图源：www.sohu.com]
王曦影（图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研究领域为女性主义，妇女研究，质性研究方法，家庭暴力，恋爱暴力，儿童性侵犯等。[图源：baike.baidu.com]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促进了进步男性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男性气质研究也由此转向亲女性主义（pro-feminism）之路。男性气质研究立足于男性视角，反思父权制对男性气质的刻板定义及其对男女双方造成的歧视与伤害，进而挑战男性特权，改变传统性别秩序，鼓励男性主动参与性别平等实践，构建和谐平等的性别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男性气质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然而较之西方，中国男性气质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均未形成一定的规模体系，不足以捕捉中国性别关系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男性气质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总结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指明未来研究的方向。“男性气质”由英文“masculinities”翻译而来，其复数形式表明男性气质是多样的，受到种族、阶级、宗教、年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前，男性气质概念主要基于性角色理论（sex role theory），即男性试图获得符合他们生物同一性（biological identity）的特征以使自己表现得更加成熟，男性气质是一种单一且连贯性的建构，理想的男性形象被认为是“积极、理性、强壮和社区导向的”。这一定义建立在生理性别二元划分的基础上，忽略了社会性别的多元性及男女性别差异中的权力关系，是一种静态、描述性的性别身份理解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理论界逐渐认为男性气质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到性别、阶级、种族、宗教和性属等多种因素的交叉影响。康奈尔从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将男性气质定义为性别关系系统内部的态度和行为结构，提倡动态地审视男性气质，以便考察性别身份的多元性和变化性。该定义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为真正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男性气质研究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多元男性气质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一）女性主义推动，国际呼吁：男性气质研究产生的社会背景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等地蓬勃兴起，女性主义学者对妇女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通过社会性别框架分析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并逐渐超越“妇女”范畴。许多男性也意识到传统性别规范、性别歧视及性别角色偏见既伤害女性也伤害男性，因此，他们积极投身于女性主义研究和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一次进步男性运动，试图通过质疑、挑战父权制和男权至上，来推动个人和制度两个层面的社会性别权力变化，男性气质研究由此作为一个批判性领域而产生发展起来。进步男性运动采取支持女性主义的态度，全面反思父权制和性别刻板印象，有效地推动了亲女性主义男性气质研究的发展。但同时，反对女性主义（anti-feminist）的男性运动也很活跃，20世纪80年代，它们在美国社会掀起了大规模的“男权反挫”（backlash）活动，其极端观点是批判女性主义是导致美国各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根源。因此，美国社会出现了大量重塑传统性别秩序和阳刚男性形象的言论与行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进步男性运动和亲女性主义男性气质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男性参与对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意义，在制定和执行与性别平等相关政策的过程中，大力呼吁男性参与推动和实现性别平等，男性参与成为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关键策略之一，男性气质研究由此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进步男性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亲女性主义主义男性运动（pro-feminist men's movements）受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反战运动以及20世纪60、70年代的LGBT运动的影响，通常拥护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女权主义。[图源：overland.org.au]男性气质研究先后吸收了精神分析、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逐渐发展成一门新兴的、独立的、有关男性经验、角色和身份的跨学科研究。纵向来看男性气质研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男性气质研究侧重于性角色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性角色理论强调男性的性角色首先是基于其生理性别，同时也受到社会塑造的影响，男性气质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一系列属性和特征。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探讨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本质以及男性气质对社会化、性角色获得和社会控制的依赖过程，并分析这些过程对男性造成的伤害以及男性为遵守社会期望角色所付出的代价。性角色理论建立在生理性别二元划分的基础上，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模型，它考虑了社会化过程，但未能将这种过程视为历史、实践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男性气质研究发展承上启下的时期。一方面，性角色理论因其自身局限性而遭到强烈批判，另一方面，多元男性气质理论逐渐形成。金梅尔和普拉克认为性角色理论是一个僵死的模型，社会要求男女按照各自的生理性别进入这个模型，而不管其在行为和态度上是否与之相符，他们进一步指出性角色理论存在三大缺陷：一是对社会性别多元的忽视；二是对“行为”和“规范”等术语的模糊使用；三是在解释“权力”时的困难。这表明性角色理论不再是支撑男性气质研究的有效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和性别动力学的兴起，进一步动摇了性角色理论，尤其是1982年霸权男性气质概念（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提出，使人们对男性气质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元，性角色理论至此被彻底抛弃，男性气质研究拉开多元化序幕。第三阶段：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多元男性气质研究全面兴起。男性气质社会建构论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理论支撑的作用，相关研究着重探讨阶级、族裔、种族、年龄、宗教等社会属性如何相互交叉建构男性气质。金梅尔和梅斯纳总结了男性气质社会建构论所包含的三个特征：社会建构观、多元观和生命史观。社会建构观强调男性气质没有跨越历史和文化的普遍性，其呈现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及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差异性；多元观体现了受不同阶级、种族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男性气质的内涵和表达是不同的；生命史观则表明男性气质会随男性个体生命历程和成长的变化而改变。这三个特征概括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男性气质研究发展的整个脉络。中国男性气质研究产生于这一阶段，深受西方多元男性气质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学者们积极引介西方男性气质理论，试图为中国男性气质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积极尝试建构本土化的男性气质理论。笔者使用关键词“男性气质”（男性气概/男子气概/男性研究）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只能检索到2002年以后的中文文献，且数量不足200篇。笔者还利用SAGE、Taylor＆Francis、EBSCO、JSTOR、SpringerLink等外文数据库搜索到50余篇有关中国（包括华裔）男性气质研究的英文文献。通过梳理发现，目前中国男性气质研究的文献存在如下特点：一是综述和引介类，主要通过介绍引进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试图为中国男性气质研究指明方向。二是运用西方理论探索和解释中国男性气质相关议题，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华裔男性气质研究领域。三是尝试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总体来看，现有中国男性气质研究文献以文化研究为主，多以文学作品、影视广告及时尚杂志等流行文化文本为分析资料，重点考察“历史中”、“文本中”或“被创作”的静态男性形象，较难反映当今现实社会中的动态男性气质特征。男性气质社会学经验研究十分有限，在搜集到的200余篇文献中，此类研究总量不足20篇，主要关注现实中的男性以及多元男性气质的内涵与特征。总之，中国男性气质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兴盛，而在社会学经验研究领域不足。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包括：一是性别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男性气质研究作为性别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备受“冷遇”。徐俊和风笑天统计了近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其中未见任何有关性别研究的议题。二是国内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男性气质研究的期刊，学者只能通过著书或以书代刊等方式发表成果，国内多数期刊文献分散在文学或新闻传播类刊物上，而西方学界早有一批专门针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的学术期刊。综上，笔者认为中国男性气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男性气质研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康奈尔多元男性气质理论、本土化阴阳理论和文武理论是影响中国男性气质研究发展的三大理论。康奈尔多元男性气质理论包括霸权男性气质概念和男性气质四分法。霸权男性气质概念由康奈尔和凯斯勒等人在1982年提出，康奈尔等人将其定义为：确定父权制的合法性在当前社会被广泛接受，从而保证男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性别实践模式。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等级，因此，她将男性气质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霸权性：霸权男性气质在各种男性气质中占支配地位，是男性气质最理想的表达，它要求所有男性据此对自己进行定位，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为女性从属于男性提供正当依据。二是从属性：霸权性与整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有关，在这个总框架中，不同男性群体之间存在着统治与从属的性别关系，如在当代欧美社会中，异性恋男性多处于统治地位，而同性恋男性多处于从属地位。三是共谋性：现实社会中，能在各方面严格践行霸权男性气质的男性很少，但多数男性都能通过“女性对男性的整体依附”而获益，这些男性在获益过程中，还能成功避开父权制维护者所经历的风险，他们体现的是共谋性男性气质，如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一些男性经常向女性作出妥协。四是边缘性：边缘性男性气质是性别与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一些男性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而处于边缘地位，在整体上表现出边缘性男性气质，如美国社会中的有色人种、移民、劳工阶层男性。男性气质是被社会建构的、不断展开的、并随历史和时代而变化的性别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四种男性气质类型之间并非孤立静止，而是相互联系的动态存在。多元男性气质理论为研究父权制社会中各种男性气质类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中国男性气质研究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学者通过介绍和引进西方男性气质理论，试图为中国男性气质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如方刚先后发表过一部专著和两篇期刊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男性气质理论。此外，舒奇志、刘传霞等人也对西方男性气质理论进行了引介，这些努力对促进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的传播及中西方男性气质研究的接轨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学者们以西方男性气质理论尤其是康奈尔多元男性气质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和解释中国男性气质相关议题。这类研究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类：（1）追溯历史中男性气质的内涵和建构方式；（2）揭示新时期男性气质的建构路径和变化特点；（3）分析霸权男性气质产生的代价。第一类研究聚焦于追溯历史中男性气质的内涵和建构方式，将男性气质置于国际情境中，探讨中国男性气质建构所面临的冲击和压力。如科拉瑞诺考察了19世纪后期美国“排华运动”中的华裔男性劳工形象，美国社会把“勤劳节俭”视为新教徒优秀品质来推崇，但拥有这种品质的华裔男性并不受尊重，反而被认为是“无欲望的、不消费的机器”，这与在消费经济中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男性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在西方霸权男性气质的冲击下，中国男性经历着严重的“男性气质危机”（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因此，他们试图寻找各种替代性路径来重构男性气质。周耀辉指出在“崇尚身体力量和性征服”的西方霸权男性气质范式下，中国男性被视为“中性、女性甚至无性的”，功夫电影则为他们塑造理想的男性形象提供了可能，电影里的中国男性形象通过淡化男性气质的性欲、多情等特征，强调自我约束力，试图建构一种替代性的理想男性气质。运动可以塑造青年男性的勇气、骑士精神、道德力量和军事爱国主义等性格特征，同时也是男性学习竞争性、培养成就感和塑造霸权意识的场域。郑田田在考察殖民主义时期日军统治下的大连男性时发现，在日本军国主义霸权男性气质影响下，他们热爱踢足球，足球运动的本质包含了主动性、创造性和攻击性，建构了他们反抗、顽强和无畏的男性气质特征。第二类研究关注新时期男性气质的建构路径和变化特点，运用经验性研究方法考察现实中的动态男性气质特征。肖索未基于康奈尔提出的男性气质研究需引入“关系化取向”的观点，借助“性别劳动”概念，分析婚外包养关系与不同阶层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指出“二奶”通过承担家务、情感和身体劳动等方式，使其伴侣感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地位，进而修复阶层化的男性危机或彰显新贵身份。该研究从女性视角探讨女性对男性气质建构的作用，相反，郑田田的民族志研究则从男性视角分析了女性对男性气质建构的作用。她考察了涉及酒吧消费的男性企业家，发现市场经济中的男性气质不再通过出生地位和受教育水平来证明，而通过商业活动和竞争力来体现，拥有和消费女性成为检验男性企业家能力的手段，为“小姐”（hostess）花费大量金钱可以证明其财富实力，提高他们在同辈中的身份和地位，但其行为如果被认为是由过度欲望所驱使，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成功的男性必须既能在情感和身体上任意控制女性，又能随意抛弃她们”。这两项研究均探讨了性别关系对霸权男性气质建构的作用，展现了在市场经济改革新时期的性别话语中，中国霸权男性气质呈现出的新特征，包括追求成功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以及性和欲望的显性化。然而性别关系是不同性别之间的互动，选择其中一个视角，较难全面理解性别关系中的男性气质建构过程。王曦影等人综合了男女两性视角，分别对“施虐男”、“性别平等男”和“受虐妇女”进行了生命史研究，引入霸权男性气质概念对两组男性的男性气质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关注女性遭受性别暴力的体验，以此来理解性别关系在性别气质建构过程中的互动作用，遗憾的是，此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层面，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第三类研究分析了霸权男性气质产生的代价，这些代价不仅伤害男性，还伤害女性和其他男性。梅斯纳认为“公共地位和男性特权的承诺附带着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健康受损、寿命缩短、感情生活匮乏、歧视、暴力甚至犯罪等。李天娜以220个香港男性为样本，通过量化路径，试图探索男性年龄、符合男性规范（conformity to masculine norms）等因素与男性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年长者比年轻人更易卷入健康受损行为，现代年轻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更多地接触到合理膳食和预防性护理行为，从而使他们远离“花花公子行为”（playboy behavior），该行为是物质滥用行为的前兆，与传统霸权男性气质表现一致。该研究表明教育手段可以促使男性气质变得更加健康，这对通过教育干预手段来促进男孩建构健康的男性气质具有重要启示。江绍祺通过质性方法，访谈了18位香港男性性工作者，利用霸权男性气质概念和污名（stigma）理论分析了男性性工作者面临的歧视境遇，即工作被污名化，身体被视为商品化对象，没有任何能力，只能扮演被奴役的角色，其男性气质被排斥在霸权男性气质圈之外。工作是证明男性气质的重要方式，它能够让男性积累声望，履行家庭供养者角色的责任，但是男性性工作者却因污名化的工作而遭遇“男性气质危机”。为了重构男性气质，他们试图通过易名、与女性性工作者保持距离等策略来重获尊重。由此可见，多元男性气质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男性气质研究的发展，同时中国男性气质研究也是对该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学者在批判西方男性气质理论不符合中国情境的基础上，试图以传统哲学和文化观念为根基，建构本土化的男性气质理论，其中阴阳理论和文武理论最具代表性。20世纪末以前，阴阳理论是中国男性气质研究常见的本土化理论；进入21世纪以后，阴阳理论在宋耕等人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华裔学者雷金庆又提出了文武理论，这两种理论逐渐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男性气质研究的两大本土化理论流派。阴阳理论作为中国性别身份建构的主要理论之一，为现代性别平等思想提供了启发。它将男女置于一组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从群体外部看，阴为女而阳为男；从个体身体内部看，男女又同时兼具阴阳之气，无论从群体还是个体角度，理想状态都是“阴阳互补”，以达到“阴阳平衡”。阴阳理论主要关注中国古代社会的男性气质，相关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哲学和文学领域，其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气质表现进行分析，探讨这种男性气质存在的哲学和文化基础。如范扬分析了“阳刚之气”在中国“隳沉”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人所能奉行的最高准则不只是阳刚，法家、道家、儒家等传统文化要义也共同构成了中国男性社会的心理定势，它们共同形成了民族男性气质的主体。杨雨剖析了古代士大夫阶层的“柔化”性格及其社会根源，“柔化”即性格中“阴柔之气”的体现，士大夫性格的“柔化”尤其体现在古代文学中“温柔敦厚”男性气质的形成，以及男性文人常以“女性”自拟的现象上，这一表现的社会根源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的结构，奠定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依靠严密等级秩序维持的宗法制度。对于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结构，李修建通过分析魏晋时期的主流男性气质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那时“士人”崇尚“清”的审美观，推崇“肤清”和“神清”，表征为瘦和白，“士人”的榜样最终促成了中国社会乃至文化中“柔化”男性气质的形成。阴阳理论强调中国古代社会的男性气质是基于权力而不是性别，它通过同性社交圈而非异性恋关系来建构，这一点与通过异性恋性别模式来建构的西方男性气质模式截然不同。雷金庆批判阴阳理论的结构太过于流动，这种流动性可能会限制其对男性气质进行深入的理论化尝试，因为它造成的后果是任何关于男性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女性。雷金庆将“阴阳”视为两个相对的身体属性，宋耕则依据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来理解它们。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建立在男性同性社交圈的基础上，这种同性社交圈依靠“君臣”、“父子”、“兄弟手足”等同性情谊来维系，女性则被排斥在外。在夫妻关系中，夫为“阳”妻为“阴”，但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男性面对其上司，他的角色则被转变为“阴”。宋耕认为正是这种政治权力关系中的角色变化，才导致男性形象的女性化，因为男性在君王面前的地位等同于女性在其丈夫面前的地位。菲斯特质疑宋耕的观点存在“忽略女性声音”的嫌疑。依据宋耕对“阴阳”的论断，女性因自身属“阴”而在性别关系中从属于“阳”的男性，而男性如果在政治和社会权力关系中处于较低地位，也会被转变为“阴”，“阴”似乎只是“从属性”和“地位低下”的代名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阴”其实是对女性气质的刻板化和污名化。雷金庆认为男性气质西方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情境，由于无法通过西方模式的检验，将其直接应用到中国男性身上，只能证明他们女性化和中性化。因此，他在质疑西方男性气质模式和批判阴阳理论过于流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武理论。在《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一书中，雷金庆系统地阐述了文武理论，他指出“文武”的核心意义围绕着“文华”和“武英”，“文”指精湛的文学素养、有教养的举止和教育水平等属性，“武”指强壮的体魄、无畏的精神和精湛的格斗技能等特质，但“文”优于“武”；“文武双全”是中国男性气质的最理想类型，即“文”、“武”两方面都要达到一定的成就，但现实中的男性在任意一方面获得较高成就都是令人满意的男性气质。他特别着重强调了文武理论仅能用来解释男性气质，这一点与男女都包含的阴阳理论不同。运用文武理论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研究领域，已有文献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探讨“文武”男性气质的建构路径；二是分析流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特征。“文武”男性气质可以通过习得、训练和掌握与“文”、“武”相关的技能来建构。如默斯科唯茨指出，在中国当代与道德和文化相关的中产阶级男性气质建构过程中，围棋作为与“君子”形象相关的四种艺术（琴棋书画）之一，其历史地位正在被重构，拥有精湛的棋艺表明男性气质在“文”的方面受到认可。雷金庆通过对“武圣”关羽的分析，指出“武”的男性气质与男性的身体尺寸、格斗技能和暴力等特质有关，但这些特质并不能充分建构出真正的英雄形象，要成为英雄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能够抵御女色诱惑。文武理论源于文化研究，因此，常被用于分析流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特征。“都市美型男”是中国男性气质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他们对外表和生活享受的重视反映在日常生活上，如去美容院、健身房、关注时尚保养等，完全颠覆了传统男性形象，代表着新时期的中国男性气质取向。雷金庆认为“都市美型男”是一种比大男子主义更加温柔的男性形象，他们与“文武”男性气质的“文”紧密结合，但还包含了一种坚强和富有竞争力的内涵。姜青山通过分析台湾时尚杂志中男性形象，发现广告商试图把男性身体力量与“武”联系起来，倡导一种崇尚运动和男子情谊但又温柔时尚的“都市美型男”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正是台湾社会追求的理想类型。这些研究表明“都市美型男”的男性气质既与“文”相联系，也与“武”相关联，展现了新时期多元化男性气质的丰富内涵与特征。文武理论主要关注文化偶像及官方和民间文本中的文化符号，较少关注与男性气质相关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社会因素。宋耕指出当涉及具体的社会性别因素时，文武理论便会失去效用，多情的“才子”和自我克制的“君子”都是“文”所提倡的男性形象，但文武理论难以区分他们。文武理论在概念上也比较模糊，我们无法判断在“文武”两方面需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被认为获得了这种男性气质。此外，建构“文武”男性气质需经过特定的训练，如接受教育、习得技能，那些未能成功受训的男性很可能被排斥在“文武”男性气质圈之外。因此，文武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多元的中国男性形象及其男性气质内涵与特征。（三）中西合璧：霸权男性气质理论与文武理论的综合运用多元男性气质理论与阴阳理论、文武理论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我们从社会情境、立论基础、文化根源、影响因素、理想表达模式等方面，分别对三种理论进行梳理（如表1所示）。多元男性气质理论立足于社会建构，重点考察历史或现实中的男性，种族、阶级、年龄、职业、性取向、宗教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是其重要考虑因素。阴阳理论和文武理论根源于文化研究，受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主要关注文学、影视广告、杂志等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形象。我们通过比较，发现三种理论之间存在一些共性，如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都包括父权制，影响因素都包含传统文化观念等。从理想表达类型上看，多元男性气质的理想表达是霸权男性气质，阴阳理论和文武理论的理想表达分别是“阴阳平衡”和“文武双全”。霸权男性气质是在特定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气质，其具体内涵会随着社会文化情境的改变而不同。因此，“阴阳”和“文武”男性气质可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霸权男性气质。这也许是三种理论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契合点。一些学者也在尝试综合运用霸权男性气质概念和文武理论解释中国男性面临的“男性气质危机”及其应对策略。尤其在西方社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男性在男性气质建构过程中面临着双重境遇，即与西方霸权男性气质相比，他们被认为是“柔弱的”、“女性化的”，但是“文武”作为中国社会的霸权男性气质，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应对“男性气质危机”的策略。日本学者平本通过对李小龙电影形象的分析，指出在西方霸权男性气质的压力下，“文武”对中国男性气质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文武双全”被视为功夫电影中最理想的男性形象，李小龙在电影中表现出的“沉默”既属于“文”的特征，也属于西方霸权男性气质所包含的特征。由此看来，“文武”不仅可以应对西方霸权男性气质造成的“危机”，其在特征上还与西方霸权男性气质存在一致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男性气质的发展和变化逐渐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未来男性气质研究将不再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区域，而是全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因此，男性气质理论之间互相交融、综合运用的趋势也将日趋明显。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男性气质的内涵和特征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理想的男性形象越来越多地趋向于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男性形象，如商业精英阶层男性，他们正建构和体验着一种被称作“酷”的男性气质（cool masculinity），即男性的成功通常依据其拥有的财富数量以及占有女性（如“二奶”和女性性工作者）的数量来衡量。现有的男性气质理论对新时期多元男性气质内涵和特征的解释力已明显不足，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建构新的本土化男性气质理论。男性气质的内涵和特征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它始终未能摆脱父权制的陷阱，理想的传统霸权男性气质仍然持续维护男性的支配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男性群体内部也因其而产生强者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压迫，传统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依然牢固存在。因此，中国男性气质研究未来的前进方向应继续以反思父权制文化为己任，正视父权制对男女双方及性少数群体造成的歧视与伤害，挑战传统性别秩序，构建平等和谐多元的性别文化。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未来中国男性气质研究需迫切关注的议题包括：（1）大力开展男性气质社会学经验性研究，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男性气质的多元性，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2）关注男性参与、男性运动与性别平等实践之间的关系，探索更多鼓励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的方法。（3）重视男性气质与预防性别暴力之间的关系。目前，针对女性的暴力、性骚扰、性侵犯等性别暴力事件呈上升态势，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就是不健康的传统霸权男性气质。因此，从男性气质视角探索预防和干预性别暴力的方法迫在眉睫。（4）关注与男性健康相关的议题，如由不良生活习惯（如抽烟和酗酒等）、毒品滥用、冒险性行为等导致的健康受损、寿命缩短等问题。（5）探究性少数群体的男性气质建构，以促进多元男性气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推动性别平等进程。（6）将男性气质纳入青少年性教育体系，倡导和尊重多元男性气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
*本文原载于《青年研究》2017年2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Helen Haoyi Yu所作网络插画。[图源：radiichina.com]
〇编辑：景弎 〇排版：咖喱格
〇审核：栗子 / 凉皮
〇专题策划人：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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