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红升 | 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男性研究中的两个易混概念辨析

隋红升（1972.3 - ），山东诸城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硕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和性别诗学。[图源：person.zju.edu.cn]

引言

男性研究（men’s studies）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的是男性身份、男性特质等一切与男性有关的话题。

其中，“男性气质”与“男性气概”是该领域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探究诸多男性问题的突破口和出发点。与西方学界相比，国内学界在男性研究领域起步较晚，仅从21世纪初开始才有零星的论作发表和出版。但近年来，国内男性研究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在内，每年都有20多篇论文发表。截止到2015年7月，分别以男性气概和男性气质为主题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已经出版，而且单独对男性气质和男性气概两个关键词进行探究的论文也已经发表。但由于缺乏对两个概念正面、深入的比较和辨析，国内学界在这两个概念的译介和批评实践过程中经常出现不够准确的情况。

作为两个学术概念，男性气质和男性气概主要由masculinity、manliness和manhood三个英文概念译介而来。在西方学界，分别以这三个概念为主题词的论文和著作各有发表和出版，大有三分天下之势；而且无论在书名还是正文中，其中两个或三个概念同时出现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说明它们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是不能随意相互替代的。作为与之对等的中文概念，男性气质与男性气概也必然有所不同，更何况“气质”与“气概”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内学界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微妙区别，把它们当成仅在表达习惯和话语方式上有所区别的概念，经常用一个概念替代或覆盖另一个概念，要么一律使用男性气质，要么一律使用男性气概。随着男性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这种现状在近两年来有所改变。在龚静博士以“男性气质”为主题词的专著《销售边缘男性气质——彼得·凯里小说性别与民族身份研究》（2015）中，“男子汉气概”这一概念被使用了40多次；詹俊峰博士在其专著《性别之路：瑞文·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探索》（2015）中也多次用到“男子气概”这一概念，说明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两个概念的区别。但总体来看，两个概念各自为政、不可通约的局面依然存在。

针对这种情况，结合文化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在男性气概和男性气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两个概念的词源史与文化史、定义范围和评判标准、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建构方向与实践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男性气概的人文重构议题，以期在纠正人们对男性气概的某些错误认知以及超越现代男性气质困境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词源史与文化史的差异

从词源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看，男性气质（masculinity）是传统男性气概（manliness或manhood）在现代性侵扰下的文化变体，是在消费主义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示范效应的关于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一系列特质的描述”（刘岩 106）。从一定意义上讲，男性气质是现代人用来表征男性气概的术语，甚至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男性气概的误读。

这一点首先从两个概念出现的先后就可看出。男性气概（manliness或manhood）在西方是十九世纪末之前人们用来评价、描述和激励男性的用语，而男性气质（masculinity）则主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表述男性特质和确证男性身份的概念。在康奈尔看来，“男性气质并非自古有之，而是与欧洲近代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两性差异观念息息相关，因而是一个较为新近的历史产物”（詹俊峰75）。起先，masculinity在绝大多数辞典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词条列出。根据贝德曼（Gail Bederman）的考察，“在整个19世纪，名词manliness被广泛使用。而在1890之前，《韦氏大词典》（Merriam and Webster’s Dictionary）一直把masculinity认定为‘罕见’词汇。在很多情况下，早期的词典完全省略了masculinity这一词条”（Bederman 19）。Masculinity的出现与它的形容词形式masculine作为男性描述语的流行有关。随着masculine一词的普遍使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名词也就成了时代之所需。因此，“在19世纪中期，从法语引入的一个新名词——masculinity——开始逐渐流行了起来”（Bederman 19）。从那以后，“每当男人们想唤起人们对一种不同类型的雄性力量的想象时，他们就会更多地使用‘有男性气质的’（masculine）和‘男性气质’（masculinity）”（Bederman 18）。这一点在基默尔（Michael Kimme 1）那里也得到呼应，后者同样认为“在20世纪开始之际，男性气概（manhood）逐渐被男性气质（masculinity）代替，后者指的是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相对的一套行为特征和态度。男性气质是需要不断展示的东西，个体要不断质问自己是否拥有男性气质——以免因给人太女性化的印象而让自己名声扫地”（Kimmel 81）。

在两个概念辨析方面做出相当贡献的另一个重要学者是萨默斯（Martin Summers）。他不仅注意到了二十世纪初以来美国人在男性气概认识和概念使用方面发生的变迁，而且还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反观这种变迁的社会动因，认为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是造成男性气概定义变迁的主要原因：

随着美国由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在二十世纪初的三十年中，美国人在按照主流文化标准怎样才能算得上一个男人这一问题上表达了不同的理解。一种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现代思潮代替了十九世纪早期的男性气概（manliness）观念，而该男性气概观念曾经一度是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主导下社会的主要特征。男性气概不再受生产活动（或从事市场营销活动）、品格、正派体面以及勤劳、节俭、按规律办事、节制等生产主义价值观所定义。相反，美国中产阶级逐渐把男性气概与市场活动割裂开来，至少不再单纯以生产主义价值取向来界定，并且开始从消费的角度对之进行定义。（Summers 8）

萨默斯进一步总结道：“这是一种代际变化，是关于男性气概（manhood）定义的变迁——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变，从品格和正派体面（characterand respectability）到身体和性格（personality）的转变，从男性气概（manliness）到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转变”（Summers 9）。从生产主义价值观到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蜕变，正是现代性的一大主要特征。现代性精于算计、看重利益和效率、追求消费和享乐，而对传统人格与道德是不太在意的，对于勇敢、血性、荣誉等“非理性”诉求更是不屑一顾。可以说，现代性有多幅面孔，没有一幅具有男性气概，有的只是男性气质。

二、定义范围与评判标准的不同

在男性气概这一概念的命名之作《男性气概》（Manliness，2006）中，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发现在希腊文里，“男性气概（andreia）这个词被用来指勇气或勇敢（courage），是与控制恐惧有关的一种德性”（曼斯菲尔德 29）。与之相反，“在希腊语中表示怯懦的一个词是‘anandreia’，它的字面意识就是‘没有男子气概的’”（布劳迪 44-45）。龚静认为，“在道德层面，‘男子汉气概’也更重视果敢、勇气、坚韧等品质”（龚静 100）。可见，从定义范围和评判标准来看，传统男性气概（manliness）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德性（virtue），强调男性个体的内在人格与意志品质。

相比之下，男性气质的定义则比较宽泛，这一点从两个概念的形容词形式就可看出。根据贝德曼的考察，“在19世纪早期，‘有男性气质的’（masculine）频繁地被用来区分男人所拥有的不同于女人的东西——比如，‘男性服饰’‘男性步伐’‘男性职业’等等。因此，在跨越阶级或种族界限之时，‘有男性气质的’（masculine）比‘有男性气概的’（manly）使用得更频繁，因为根据定义，只要是男人，就会有男性气质”（Bederman 18）。在贝德曼看来，男性气质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缺乏道德价值判断：“当1890年代的文化变迁削弱了男性气概的力量时，‘有男性气质的’就作为一个较为空洞的、富于变通的形容词——没有道德和情感意义——而存在了。恰恰是这种变通性和情感上的中性色彩让‘有男性气质的’（masculine）一词对于那些想方设法地为雄性力量拟造新的解释和描述的人们更具吸引力”（Bederman 18-19）。可以看出，人们之所以对“男性气质”这一空洞、缺乏道德和情感内涵却富于变通的概念如此青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男性内在人格与道德因素的淡化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等外在因素的看重，体现了现代人类文化价值观的蜕变。

根据道格拉斯（Malti-Douglas）的描述，男性气质的内涵包括“比较理性、无动于衷、有进取心、争强好胜、坚强自信、精通科学和数学并且以事业为中心”（Malti-Douglas 622）。人们甚至会把“独立、自主、理性、意志、谨慎、等级、统治、超越、生产、苦修、战争和死亡”等因素看作是“与男人相联系的价值和美德”（汪民安 221），或者认为男性应当“感情深沉、精确无误、富有理性、善于克制、坚忍不拔、精明实际、头脑灵活、能赚大钱、意志坚定，是个十足的幻想家”（王先霈、王又平 654）。类似的描述和定义还有很多，其定义范围也可以无限扩展下去。比如，男性养家糊口的能力以及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甚至发肤体貌和性能力，都在男性气质的定义范围之内，而“男人需要不断依据这些规范检视自己的行为，从而在心理上实现同这一性别的身份认同”（刘岩 114）。不能否认，这些因素包含了传统男性气概理想的一些品质和诉求，有利于男性社会价值的实现；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多负面的刻板印象和流俗观念，很容易给男性的思想和行为带来误导。而且在这些宽泛、芜杂的评判标准中，有很多标准是自相矛盾、充满悖论的。甚至在很多时候，一种空间或情景中男性气质的获得是以另一空间或情景中男性气质的丧失为代价的，正如基默尔分析的那样：

男人怎能保证自己在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养家糊口者的同时不会变成一个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苦工呢？男人怎么能够在成为积极主动、富有献身精神的父亲——确保他们的儿子不变成娘娘腔——的同时自身不会成为懦弱的人呢？男人在有妻子和子女需要供养的情况下又怎能让自己的心灵获得自由呢？（Kimmel 156-57）

按照男性气质规范，男人对其“养家糊口”（breadwinner）角色的履行是其男性气质确证的一项重要标准，是确保其在家庭中权威地位的条件。然而，对这一男性气质规范的片面强调不仅会让男性因格外看重其在公共空间中的表现而忽略了其在家庭中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和责任，造成父性的缺失和夫妻关系的冷淡，而且还会让男性因担心失去工作因而在职场上变得唯唯诺诺，缺乏自尊与独立人格。在这些宽泛、芜杂、自相矛盾并且有着相当功利性倾向的男性气质规范评判之下，男性个体的存在价值被分割成对不同角色的履行，其作为人的存在被严重忽略，很容易造成人格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气质不再像传统男性气概那样赋予人一种面对压力、困难和艰险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反而成为男性压力、焦虑和人格异化的一大根源。

图为家庭中养家糊口的父亲形象。[图源：www.telegraph.co.uk]

三、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

从人们对两个概念的价值判断上看，男性气概是褒义概念，而男性气质则比较中性，而且很多时候是个贬义词，这与两个概念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关联。

根据贝德曼的考察，“在1890之前，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维多利亚人很少用‘有男性气质的’（masculine）一词来指涉男性个体。相反，受人钦佩的男人被称之为‘有男性气概的’（manly）”（Bederman 17-18）。在此基础上，贝德曼进一步指出，“与表达男性气概‘最高理想’的‘有男性气概的’（manly）一词有所不同的是，形容词‘有男性气质的’（masculine）被用来表达男人们具有的任何特性，可以是好的，可以是坏的”（Bederman 18）。可见，男性气概是一个有着明显价值取向、更具褒义意味的概念。相比之下，现代男性气质概念则不具备这样的褒奖意味，比较中性，甚至因其包含的一些负面因素倍受社会学家们质疑和批判。

在《男性气概》的第一章中，曼斯菲尔德向读者披露了一个小插曲。当他的大学校友杂志社打电话让他描述一下他尊敬的一个大学老师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让我们所有人对他颇为赞赏的是他的男性气概（manliness）”（Mansfield 1）。电话另一端的女采访者沉默了半天之后问他是否能够换一个描述词。曼斯菲尔德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知道对方希望他用“男性气质”（masculinity）来描述这位老师，但他坚持用“男性气概”，因为他想表达对那位老师的赞美，而“‘男性气质’则不具备赞美意味”（Mansfield 15）。更为甚者，男性气质还被一些社会学家们认为是当代社会种种社会问题的源头，是种种道德失范行为背后的罪魁祸首。利泽尔（Todd W. Reeser）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各种要素所导致的结果：暴力、战争、性别歧视、强奸和同性恋恐惧症，所有这些都与男性气质有着某种关联（Reeser 7）。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男性气质，但现代男性气质对权力、性能力、甚至施暴能力等因素的崇尚是导致这些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人们之所以对这两个概念有着如此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主要还是因为两者在自身的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男性气概具有内在导向性，比较强调男性的人格与道德品质；而男性气质则具有外在性，非常关注男性外在的表现与他者的评价。社会学家大卫·莱斯曼（David Riesman）认为十九世纪的男性在身份认同与伦理道德方面是内在导向（inner-directed）的，他们是在内在道德感的驱动下具有的强大人格品质的男人，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固定的原则性基础上的男人，这种男人我行我素，能够遗世独立，按照内心的律令行事（Kimmel 81）。而二十世纪的男性则是他者导向（other-directed）的，这种男性性格敏感，竭力让自己适应社会，讨人欢喜，他们“不停地在自己脑际的雷达屏幕上扫描，密切关注公众和他人对自己态度和看法的变化。对于他者导向的男人来讲，有一个好的个性是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途径”（Kimmel 81）。在特里林（Lionel Triling）看来，这种随波逐流的人时刻关注着他的同伴或文化机构所发出的信号，甚至到了根本没有自我的地步，成了一个复制品和冒牌货（Triling 66）。基默尔同样明确地指出，男性气概的内在体验是由道德高尚的自我向外散发出来的一种男性自信（Kimmel 82）。显然，男性气概是一种“内在力量”（inner strength），是一种品格或品德（character），讲求内在德性和品质，正如萨默斯所说的那样，“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品格包括诚实、虔诚、自我控制和对诸如勤劳、节俭和守时等生产价值观的信奉”（Summers 1）。

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期，男性气概的这种内在性开始发生蜕变，“逐渐习染了越来越多的肉体性，以至于在19世纪70年代‘内在力量’的观念被肉体与身体的信条所取代”（Kimmel 82）。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气质在十九世纪开始成为某种可以觉察到的东西：外在的言行举止代表了男人的内在。因此，男性身体突然成为理想男性的重中之重（Jefers 14）。相应地，男性气概也被男性气质所取代。此时的男性气质不再是一种品格或品德，而是一种性格或个性（personality），“它指的是一种可塑性手段，能够用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目的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同和提拔”（Kimmel 133）。奉行这种现代男性气质的人士主要通过张扬身体的健壮和性功能的强大、消费能力、自我满足以及不受资产阶级限定的个性化自我表达来建构和践行他们的性别主体身份（Summers 152）。这种倾向愈演愈烈，以至于在20世纪初期，很多美国男性“开始迫切希望通过塑造一个颇具男性气质的体魄来证明他们是拥有男性气概的内在品德的”（Kimmel 82）。根据吉尔默（David D. Gilmore）的人类学考察，对于西方人，尤其美国人来说，把形体的高大作为衡量男人的标准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Gilmore 87）。这种身体或肉体转向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男性气质对内在人格与道德品质的放逐，其外在、庸俗、功利的思想意识和评判标准不仅无法成为让男性直面压力的精神力量，反而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焦虑，让他们的人性与人格遭受异化和扭曲，这也是导致现代男性气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建构方向与实践方式的不同

从建构方向与实践方式上来看，男性气概和男性气质都有文化建构性，但两者在建构方向与实践方式方面有着显著差别。虽然男性气概建构方式多种多样，但都比较强调男性在勇敢、坚定、刚毅、自信等内在人格与道德品质上的培养和提高。

比如，桑比亚等地对男孩子进行的教育和成人训练时，就反复强调责任心、节俭、坚韧刚毅和勤劳等价值观的重要性（Gilmore 164）。另外，由于男性气概建构讲求的是内在人格与道德品质的提升，因此不大需要以表演的方式向他人证明。其外在表现往往是由内而发，是其内在人格与道德的展现，这一点也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儒家文化非常强调的。根据基尔默的考察，世界很多地方男性的成长仪式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分离、转变和融入”（Gilmore 124）。比如，在新几内亚男性的成年礼实施过程中，男孩子要与母亲分离，要“经受无数考验和粗暴的欺辱，其中包括肉体上的殴打或痛苦的放血仪式”（Gilmore 156）。他们之所以如此苦心孤诣地在男孩子成长过程中加入这么一段苦难历程，就是因为他们清楚，“男人的身份不是天生的，一个人生理上是个男人并不能说明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布劳迪 389），而男性气概则是一种需要通过努力奋斗、痛苦的成长历程或漫长的（有时也是充满耻辱的）学徒才能获得的东西（Gilmore 108）。因此，要具有男性气概就要付出努力，就像泰迪·罗斯福说的那样，想要成就更大的男性气概，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曼斯菲尔德 132）。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气概建构的逻辑前提不谋而合。中国文化在男性气概建构方面虽然没有那么显著的仪式性，但同样强调逆境、苦难、劳顿、磨砺等经历对男性气概建构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孟子有一段经典的诠释：“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陈戍国 126）。可以看出，虽然男性气概建构方式各异，但其宗旨则是一致的，都注重的是男性内在勇气和意志品质的提高，致其良知，增其良能。

图为巴布新几内亚塞皮克河卡宁格拉部落中男性成人礼所留下的痕迹。部落中年满18岁的男孩，需要用刀片在身上切割出成百上千条宛如鳄鱼鳞片造成的伤口，以获得鳄鱼的精神力量如勇敢、智慧、凶猛等。[图源：zhuanlan.zhihu.com]

相比之下，由于对外在因素的看重以及对内在道德品质的淡化，男性气质的建构与实践则主要体现在对权力、财富、性能力、甚至施暴能力等外在因素的拥有和追逐。另外，现代男性气质的他者导向也不可避免地使其具有表演性和虚伪性，而且经常以对他者的征服和压制的方式进行。比如在美国，男性气质也总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排斥基础之上，遏制他人平等的就业、读书、选举等机会，拒绝做任何有利于让他人与其平等竞争的事情（Kimmel 30）。

从性别的角度看，由于男性气质这一概念一开始就建立在性别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上，作为与女性气质相对立的概念而存在，因而往往把女性气质看作是排斥和抵制的对象，正如基默尔所说的那样，美国男性气质定义的一部分则是对女子气的拒斥以及对母亲和妻子教化男人行为的抵抗（Kimmel 41）。这一点也被康奈尔等社会学家反复强调。从这一层意义上讲，男性气质成了维护性别等级秩序的东西，其建构与实践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女性的排斥、征服和压制。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气质就成了父权制、性别歧视、男子沙文主义、厌女症等不良现象的同谋。另外，从性取向的角度看，以异性恋为标准的男性气质的证明和建构还建立在对同性恋的贬斥和压制的基础之上。

图为反妇女参政宣传明信片（Anti-Woman Suffrage Postcard），1910年11月。[图源：americanhistory.si.edu]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一个阶层的男性气质的建构与证明往往建立在对其他阶层男性气质的贬低和压制的基础之上。比如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被看作是理想的男性气质，也是该社会的支配性或霸权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其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对劳工阶层的他者化的基础之上。

从种族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白人男性气质的证明和建构往往建立在对有色人种男性气质的贬低、否定、剥夺、压制的基础之上。在这一意义上，现代男性气质与种族主义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互动，这一点在美国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基默尔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直以来，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新教徒的男性气质是在对他者（黑人、犹太人、男同性恋和其他非白人移民）男性气质的非人性化的压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人要么被描述得男性气质过剩（野兽般的暴掠、狡猾、贪吃），要么缺乏男性气质（女性化、依赖性、柔弱乏力）。种族歧视，反犹主义，本土主义，和对同性恋的憎恶，这些力量合在一起，都释放在对他者男性气质的贬低上。（Kimmel 230）

这也是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英美文学和影视界如此热衷于塑造和传播傅满洲和陈查理等在西方人看来缺乏男性气质的华人男性形象的动机所在。他们显然是以贬低和污蔑华人的同时，衬托和证明他们的男性气质。同样，在美国等有着悠久种族歧视历史的国家，黑人也往往成为白人污蔑和丑化的对象，“黑人男性气质一般被描绘为对性和社会的威胁”（康奈尔 276）。白人之所以对黑人实施旷日持久的种族歧视制度以及对黑人男性进行惨无人道的打压，除了维护白人优越论神话、捍卫白人各个方面的地位和利益之外，同时也是为了彰显白人的男性气质，因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有着强烈的性别印记，似乎把‘他们’描述得没有男性气质就能够让‘我们’感觉更有男性气质似的”（Kimmel 129）。除此之外，由于性能力是西方男性气质的一个核心要素，性征服或强奸也是西方现代男性气质的一种证明和建构手段。同时，由于“实施暴力的能力是真正男性气质的标志，是男性气质的检验标准”（Kimmel 242），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也就成为很多现代男性证明和建构其男性气质的重要策略。

结论：当代男性气概的人文重构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偏离男性气概传统轨道、在种种现代男性气质规范中挣扎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男性，终于意识到了该神话的虚假和荒谬，开始对男性气质诸多错误导向展开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这也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从事男性气质研究（Masculinity Studies）的学者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社会学起步最早，获取的学术成果最多，在这一领域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以至于社会学家们不无骄傲地说：“虽然有关男性和男性特质的研究已经延伸到人文学科，并且在自然和技术科学中也有一定的进展，但在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方面成果最为丰硕的则是社会学科”（Michael S. Kimmel，Jef Hearn，R. W. Connel，“Introduction” 3）。然而我们发现，受女性主义思维和权力关系研究范式的影响，社会学家们对男性气质这一问题化（problematic）的概念几乎一边倒地进行诟病和批判，而且在对其口诛笔伐的同时，也不做区分地把男性气概打入了冷宫。这不仅不利于深入剖析现代男性气质诸多弊病的根源，而且在面对现代男性气质危机、解决现代男性气质困境方面，丧失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策略。针对男性研究中的这一薄弱环节，在之前对两个概念的辨析基础上，本文在此正式提出当代男性气概的人文重构议题，关注人文学者在男性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彰显人文学科在弥补这一学术漏洞方面潜在的学科优势和肩负的学科使命。

首先，要追本溯源，弄清楚男性气概在早期人类文明中的初始定义和思想内涵。在后结构主义思潮弥漫、相对主义盛行、多元主义泛滥的当今学术界，追寻一个概念的本源很容易被贴上本质主义的标签，但一个概念最初的定义和思想内涵应当是我们理解该概念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这也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关键词》（Keywords，1976）一书中几乎对每个文化和社会概念都进行词源学考察的原因。在这方面，贝德曼的《男性气概与文明》和曼斯菲尔德的《男性气概》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让我们从词源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了解男性气概的概念属性、基本文化和思想内涵，而且让我们从历时的角度明晰了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一定意义上讲，男性气质是男性气概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变体，是生产主义价值观向消费主义价值观蜕变的产物。就此而言，现代男性气质也可以看作是现代人心目中的男性气概，实际上是对传统男性气概的误读。在这种情况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男性研究中的两个易混概念辨析下，正本清源、重新定义男性特质、实现对传统男性气概诸多优良品质的回归也许是超越现代男性气质种种弊端的一条重要途径。

其次，要去伪存真，把真正的男性气概与众多男性气概的流俗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s of manliness）区分开来。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定义，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一群人的一种固定的、不易改变的特征”（吉登斯 846）。在男性研究领域，较早对男性气概刻板印象予以关注的是默塞（George  L. Mosse）。他首先看到了男性气概刻板印象与传统男性气概内涵之间的关联，认为“过去的男性气概理念在现代男性气概刻板印象形成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是不能被忽略的”（Mosse 17），同时还看到了男性气概刻板印象与传统男性气概之间的不同，认为前者不仅具有政治性和集体性，而且“作为一种模式化形象，它不可避免地约束着个体自由”，因为“刻板形象不是按照个人进行分类的，而是按照群体进行分类的”（Mosse 8）。也就是说，与传统男性气概这种内在的德性相比，男性气概刻板印象则具有外在性、压抑性或强迫性。它们一方面是造成男性压力和焦虑的一种源泉，另一方面这些刻板印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很容易发生扭曲和变形，给他者带来伤害。可见，大众文化和社会习俗中的众多男子气概版本其实更多地是男性气概的流俗或刻板印象。在这些流俗和刻板印象的误导下，很多人把好勇斗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酗酒和性征服等行为当成具有男性气概的表现，甚至做出很多道德失范之事而不自知。因此，把男性气概与男性气概的刻板印象划清界限是实现对男性气概正确认知的重要环节。

再次，要因势利导，用更高的道德原则对男性气概进行约束和引导。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人类的身体具有性别特征，男性气质就永远不会消亡”（刘岩 114）。同样，“只要有仗要打，有战争要赢取，有高度需要跨越，有艰苦工作需要完成，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必须‘像男子汉那样行动’”（Gilmore 231）。尽管这个社会日趋中性化，但男性气概在现实生活中一直都是描述男性形象、确证男性身份的重要参照标准，而且男性气概也一直都是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和文学当中的重要主题。因此，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等学者所宣言的男性特质终结说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既然如此，我们能做的就是因势利导，发扬传统男性气概中的勇敢坚强等优良品质，同时加强对这些品质可能出现的扭曲和蜕变的防范意识，用更高的道德原则对之进行必要的约束和引导，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抵御压力、焦虑和恐惧、促成善行善举的精神力量。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著名的男性研究专家基默尔。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美国男子气概的文化史》（Manhood in America：A Cultural History，2006）第二版中，通过对“自造男人”（self-made man）这一美国主流文化男性特质的历时性考察和反思，基默尔提出重构一种“民主性男性气概”（democratic manhood）的倡议：

我个人认为，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男性气概，一种“民主性男性气概”。未来的男性气概不能再建立在过度的自我控制、排除异己或者仓皇逃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在新世纪为男性气概确定新的定义，这种定义更多地关注男性的精神品格和灵魂的深度，而不是他们的二头肌、钱夹和阴茎有多大；这种男性气概能够接受男性间的差异，能让其他男性感到安全和自信，而不是感到被边缘化和受到排挤；这种男性气概能够让那些不在一起做事或没有相同的消费审美的人也能成为朋友；这种男性气概提倡为了正义和平等而挺身而出，而不是在奉献和付出面前望风而逃。（Kimmel 254）

这段话在反思现代男性气质的种种缺陷、重构男性气概理想方面有着深刻启示。首先，这种新型男性气概不再像现代男性气质那样片面强调“自我控制”等意志品质，也不再把体貌、金钱和性能力等外在因素看作其评判标准，而是实现向传统男性气概的内在性回归，把男性气概与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性体验联系起来，更多地关注男性的“精神品格”和“灵魂的深度”。其次，这种新型男性气概不再建立在对他者或“异己”的排斥和压制基础之上，而是强调一种博爱与宽容之心，一种达己达人的仁慈与友善。再次，这种新型男性气概的勇敢与坚强更体现在捍卫正义和平等的行为之中，体现为一种奉献和付出的精神。可见，基默尔在重构男性气概定义过程中，撇掉了男性气概流俗或现代男性气质定义中的许多外在的东西，重新回归男性气概的本质，强调男性气概的内在导向性，正如他接下来所谈的那样，“我们需要的男人能够拥抱传统男性美德，比如力量、使命感、做事讲求道德而不在代价、积极进取而又有所节制、自力更生、可靠、可信赖、责任感——这些品质对男人而言，不是时髦的点缀，而是来自内心深处”（Kimmel 255）。显然，这是一种更具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界定和建构。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大理石雕塑《大卫》。该雕像展现了一个年轻有力的裸体男子形象，体态健美、神情坚定、肌肉饱满、有生命力。[图源：www.coinde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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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审核：连翘 / 谨行

〇专题策划人：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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